约翰（化名）在奈洛比大学的第一堂中文课，是他在大学里上过最有趣的一堂课。老师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活泼女性，当他们努力发音说“你好”、“请”和“谢谢”时，老师总是面带笑容地纠正他们。约翰整堂课都开心地笑着。
他只隐约知道这门课是由中国政府透过“孔子学院”资助的，这是北京推动其“文化软实力”政策的一部分，目的是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
老师在课堂上播放的影片是为了让学生对中国的富强及先进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约翰观看这些影片时，心里想的是：这些人真的很需要福音。
那一年是2018年，就在几个月前，约翰从广播中听到中国政府正在迫害基督徒，于是他开始为他们祷告。他知道在肯亚的中国人数量越来越多，尽管多数当地人不太容易见到他们。
因此，他也祷告说：“主啊，我想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但他们在哪里呢？”
在过去的十年里，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移居至肯亚。他们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公寓和商场；开设超市和餐馆，销售麻辣的四川猪肉和烤羊肉串；并在奈洛比（Nairobi）最大的露天市场之一摆卖玩具和电子产品。
肯亚并没有对其境内中国人口进行官方统计，但估计数字从2万到4万、甚至5万不等。根据《约书亚计画》的数据，约有4%在肯亚的中国人自称是基督徒，这使他们成为在这个约85%人口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中，最难以触及的群体之一。
另一位学生菲比（化名）也感觉自己很难遇到中国人，即使她曾专门在大学校园里搜寻他们的身影。 2016年，菲比曾在笔记本上写下：我想以福音触及亚洲人，并利用语言教学作为媒介。当时，她正参与为期一年的实习，与《宣教运动网络》（Mission Campaign Network）在当地的机构合作，该机构旨在动员非洲人参与宣教。菲比曾一心想成为越南的宣教士。但在其中一堂课上，一位讲师提到，肯亚境内也可能有尚未被福音触及的人群，甚至可能就在她的邻居中。
这让菲比的观点发生了转变。她开始祷告：“上帝，越南真的是祢放在我心里的吗？还是我只是想出国？”
同时，她阅读了有关中国在非洲的大型建设项目的新闻，并惊讶地看到中国公司竟然在她祖母的乡村建造水坝。她还看到了关于中国人的网络迷因（或称“梗图”）。有个笑话说：狗狗不见了，暗示中国人吃狗肉。菲比对这些刻板印象并不在意。她的祷告转向了肯亚境内的中国人群体。
约翰和菲比觉得自己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情感，这一点对他们而言毫无逻辑可循。他们不懂中文，也不了解中国文化。他们甚至没有半个中国朋友。许多肯亚人与中国公司做生意，或在中国工厂里上班，但这两个群体很少有所互动。无论在工作场所还是公共场合，双方总是分桌吃饭。 2023年我来肯亚时，很多人告诉我一个广为接受的事实——肯亚人和中国人不是朋友。
Photograph by KC Cheng for Christianity Today据多方估计，中国已经向非洲大陆输出超过ㄧ百万个公民，这些贸易商、经理、农民、医生和餐馆老板遍布莫桑比克、塞内加尔和赖比瑞亚等地。中国人的想法是：如果你想快速赚大钱，就启航去非洲。
中国宣传自己及其人民是非洲更好的合作伙伴，优于带有施恩态度的西方国家及其单向的慈善行为。中国政府声称，与美国人及欧洲人试图征服和掠夺非洲不同，中国追求的是基于“平等和互利”的“伙伴关系”及“合作”。
尽管如此，许多非洲人依然记得殖民时期的日子，对大量涌入的淘金者感到不安。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明显掌握了主导权，许多非洲国家已深陷对中国的债务危机。 （肯亚如今有超过一半的国家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其中大部分是欠中国的。）自从习近平于2013年推出其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画以来，中国在几乎每个非洲国家的影响力都在扩大。
尽管肯亚的中国人群体规模不大，但中国在肯亚的影响力无处不在。肯亚从初期便参与一带一路计画。一家中国公司建造了备受争议的蒙巴萨-奈洛比标准轨铁路，该项目耗资47亿美元，且处于亏损状态；同时还建造了耗资7.64亿美元的奈洛比高速公路，该公路于2022年5月开通，然而大部分当地人无法负担公路的使用费，因此几乎空荡荡的。
中国驻肯亚大使馆自豪地宣称，在肯亚营运的400多家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了13万个工作机会。但这并未消除当地人对中国移民不公平竞争的恐惧，因为中国移民拥有更多资金和更好的进口网路。肯亚人抱怨，中国雇主只聘请他们做卑微的工作，并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给他们远低于中国员工的薪水。
2023年3月，数百名肯亚商人在奈洛比游行，高举标语，呼吁政府“停止中国的入侵！”并高喊“中国人必须离开！”这样的恐惧和怨恨与在网路上疯传的中国员工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导混杂在一起。
然而，在这种紧张的国际和社会局势中，约翰却显得与众不同。每当他听到有人说中文时，他的眼睛都会亮起。他说：“我就是忍不住，我心想，‘哇！我迫不及待想和他们聊天。’”
尽管中国人和肯亚人通常倾向各过各的，但菲比不一样，她如今花在中国人身上的时间比肯亚人还多。五年前，她不吃海鲜，现在她能用筷子挑开整条姜味清蒸鱼，并从胡须翘起的炒锅虾中吮吸粉红色的肉。
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宣教士夫妇韦恩和艾琳称约翰和菲比为“黑珍珠”。
“珍珠是宝贵的，但黑珍珠更稀有，”艾琳说，这不是在指他们的肤色，而是在指珍稀的珠宝。约翰和菲比“是那种在任何教会都难以找到的黑珍珠。”
他们深知这一点。自韦恩和艾琳于2014年搬到奈洛比后，一直致力于让肯亚基督徒与中国移民建立连结。 2016年2月，他们创立了国际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这是个有着多元文化的群体，提供中文事工培训和双语主日崇拜，他们希望这能成为其他肯亚教会的榜样。为了推广这个事工，他们走访十几个教会，并协助组织了80小时的中文语言和文化培训。人们因好奇而出席，但当要真正做出委身的承诺时，“他们就消失了，”艾琳说。
有一次，韦恩在一间教会主持完研讨会后，一位年轻人走近他，说：“哇，我从来没想过中国人也需要福音！”
韦恩问他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那人回答：“因为中国人很有钱！他们制造我们的手表、电脑和耳机。”
“宣教的概念仍被局限在富人传给穷人，从城市传往乡村，从有的人到无的人这种模板中，”韦恩说。许多当地人认为在非洲的中国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权势，甚至可能更“蒙福”。
许多中国侨民并不打算长期留在肯亚，这也加深了文化鸿沟。他们工作的时间很长，经常包括周末。一位来自福建省的中年火锅店老板告诉我，他和妻子一周工作七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我问他们是否与当地人有任何互动，他只是耸耸肩，“我们除了工作外没有其他时间，”他说，并补充道，他们最终希望能回到中国，所以为什么要交朋友呢？
2018年8月，菲比参加了国际团契的主日崇拜。 25岁的她迟到了，于是悄悄地坐在后排。
菲比性格内向，面容友善，曾不断寻找与中国人互动的途径，直到有人告诉她这个团契。大约有30名肯亚人和中国人聚集在这个温暖的小房间里，菲比惊奇地观察着他们。
礼拜结束时，一位中国女士站起来用中文分享她的见证，韦恩用英文翻译。这位女士说她即将回到中国，感谢会众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爱护——她说，若没有他们的陪伴，自己在肯亚的生活会是多么孤单。
那段时期，菲比刚好正在以诗篇146:9灵修：“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当她环顾在场的中国基督徒时，她看到的不是其他肯亚人眼里所见的“特权”，而是脆弱与孤立。菲比感觉到上帝在对她低语：“是的，我一直在看顾他们，我一直在照顾他们。”
参加第一次主日崇拜后，菲比便加入国际团契的祷告会，每周四早上他们会在一个中国家庭的家中聚会。菲比心想，就是这样没错，她越来越开心，这里就是家。
翌年，当韦恩和艾琳前往一间大教会推广华人侨民事工时，约翰也在场。这位戴着飞行员墨镜的瘦高23岁青年，听着演讲时感到心跳加速。结束后，他直奔宣教士们，“我也想以福音接触中国人！我不知道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
就这样，韦恩和艾琳找到了他们的两颗黑珍珠。艾琳说：“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的，与我们无关。”
菲比身高仅140公分，娇小得什至得把牛仔裤的裤脚卷起来。她可以轻易地融入背景中——直到她开口说出一口流利的中文，且音调精确无误。
当菲比第一次告诉父母她想成为一名专门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全职宣教士时，父母并不高兴。她的父亲是牧师，母亲是长老和主日学老师。他们曾经很支持女儿在大学时期参与事工，但当菲比开始谈论要成为越南的宣教士时，他们很是担心。他们对越南的了解仅限于血腥的美国战争电影。而且，难道她不去找份正式的工作吗？他们的女儿很聪明，拥有语言学学位，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他们恳求她：“别去。”
然而，突然之间，菲比不再谈论越南，而是开始谈论成为肯亚中国社区的宣教士。
这让她的父母产生了新的焦虑。她要如何筹集资金来支持自己在肯亚作为宣教士的生活？他们担心她会陷入“乞讨的生活”。
但自从第一次接触国际团契后，菲比便深深被吸引住了。 “我想成为这个事工的一份子”，她那天下定决心。
为了学习中文，她参加了一个名为“探索中国文化”的培训中心，该中心由一位与国际团契合作的女性肯亚基督徒经营。菲比于2019年开始在那里学习了两年，随后转为自学。正如她父母所担心的，她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为她延长学费缴交期限。
同时，菲比也开始每周二教一群中国女士英文。这里更像个社交聚会，而不是正式的英文课。菲比教她们一些基本的词汇——“这是巴士，这是汽车”——女士们跟着学了几分钟后便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随即回到用中文闲聊。
这一切并没有让菲比感到困扰。对她来说，能够聆听她们悦耳的中文，观察她们的表情，并感受她们自由表达时所展现的个性，反而能帮助到她。她不知道这些女士是否学到了英文，但她自己的中文进步了不少。韦恩说，菲比是他在肯亚遇过的中文程度最好的肯亚人。
朋友们开始介绍其他朋友来请菲比做私人家教。接着，一些中国商人也雇她来教他们英文和斯华西里语（Swahili）。她没有做任何广告，就积攒了足够的学生，并租了一个小小的教学空间来维持生计。
有时，菲比会翻看她几年前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她希望以福音触及亚洲人并教书的渴望。 “上帝真是良善”，她说。
她的父母不再问她什么时候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他们看到她在工作，也看到上帝的作工。
Photograph by KC Cheng for Christianity Today2023年6月，三位为一家卖石材切割机公司工作的中国访客雇用了菲比。她为他们在展览会上做口译，并陪他们参加喂长颈鹿的野生动物园之旅。在旅程尾声，他们来到一间使用该公司机器的工厂。
工厂的老板，一位激动的印度男子，抱怨机器运作不正常，要求中国团队解决问题。但双方互不理解，于是菲比站在中间，试图将复杂的技术词汇在英语和中文之间进行翻译，所有人的耐心都在逐渐耗尽。
同时，直接操作机器的肯亚工人用斯华西里语告诉菲比，他们的老板搞错了机型。 “我们早就告诉过他了”，他们说。 “但他就是不听我们的。”
菲比感觉这个误会本可以在十分钟内解决，但她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向老板和中国团队解释清楚状况。她回忆说，这就像“两头牛在打架”，而“肯亚人是草”。中国人和印度人就像“在上面”的——她将一只手举到头部的高度，然后再降到腹部——“而肯亚人在下面这里”。
菲比和约翰作为宣教士所做的事看似简单：他们与中国人见面，与他们建立友情，寻找机会分享福音。这是最基础的关系型布道，有时也称为道成肉身布道或友谊布道。但是，如何跟一个可能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的人当朋友呢？
约翰记得他拜访中国人家时，曾收到一些带有歧视的言语。他们没意识到约翰听得懂，便低声咕哝：“这个人是谁啊？”有些人甚至叫他待在外面。一次，约翰陪几位中国朋友到一户中国人家中吃饭，有人用中文吼道：“不要给他用我们的餐具！”约翰的朋友不得不向邻居借一副盘子和汤匙给他。
但肯亚人也会歧视中国人。肯亚官员以针对中国移民并骚扰他们索取贿赂而闻名。韦恩说，他经常被警察拦下并罚款，理由是车牌脏了等小事。
当菲比和约翰有意地打破这些障碍与人成为朋友时，就是福音真实的体现。韦恩说：“我们相信福音能带来和解。中国人和肯亚人并不是朋友，但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发展友情的可能。”
2021年，一个中国家庭邀请约翰搬到肯亚西部的小镇与他们同住。他们的老板雇用约翰帮忙管理金属板工厂。
有时，双方的关系有些紧张。这家人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话，还希望他在节日工作。 “他们把我当工具一样对待”，约翰说。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们给他的薪水没有高到足够让他们这样对待他，而是说：“各位，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和你们一起工作。但你们不能把我当成叉子来用。”
约翰坚持自己的立场，但也对这个中国家庭抱有同情。他们来到肯亚后一直过得不太容易。丈夫因为一些所谓的移民手续问题被关了10个小时（后来透过付钱解决了）。一位房东骗了他们近5000美元。
“所以当我认识这个家庭时，他们内心充满了伤痕”，约翰回忆道。 “他们不再信任任何人。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他们传着同样的话：不要相信肯亚人。”虽然这个家庭对约翰很友善，他还是感觉得到潜在的紧张气氛。他觉得中国人往往视人际关系为一种交易关系。但如果一个肯亚人能像基督在十字架上展示的那样，无条件地展示恩典，不期待回报地爱他们呢？
约翰提议帮助这个家庭从房东那里追回5000美元。他们很谨慎，不想惹麻烦，但约翰很坚持。 “谁说因为这不是你的国家，你就无法讨回公道？”他联系了一名律师，最终这家人拿回了他们的钱。
这打破了第一道障碍。
第二道障碍的打破发生在家里。这个家庭当时8岁的儿子晓东被诊断患有过动症（ADHD）。当他的行为不受控制时，父母就会打他。他们忙于工作，几乎没注意到晓东和那些说脏话、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孩子混在一起。但约翰与晓东建立了关系，晓东会喊他“叔叔”。约翰对疲惫不堪的父母说，“让我来负责管教他吧”。他们同意了。
约翰像他母亲当年管教他一样：用爱和祷告来管教晓东。他设立了严格的规矩，并为每ㄧ种后果解释原因。每次管教后，他都与晓东一起祷告。 “我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约翰说。
在小镇待了一年多后，约翰感到有使命要回到奈洛比，作为全职宣教士服事中国社区。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曾试图劝阻他。父亲告诉约翰，许多肯亚年轻人都渴望像他在那个小镇那样有份稳定的工作，或许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
“我感觉上帝在呼召我去做这件事，”约翰说。
他的母亲告诉他：“无论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去做吧。”
Photograph by KC Cheng for Christianity Today
约翰很会弹吉他。 2023年3月，他回到奈洛比两个月后，一间中国餐厅聘请他周六晚上进行现场音乐表演。约翰视这为一次令人兴奋的传福音机会。他打了几通电话给有才华的朋友，包括一位能唱中文流行歌的歌手。
每个周末，在户外烧烤架旁堆满焦糖肉串的小庭院里，他们演奏中国传统民歌和基督教诗歌。餐厅的顾客们兴奋不已，纷纷用手机录影，慷慨打赏，还提出雇用乐队进行其他演出。
有一次，他们演奏了一首关于祷告的斯华西里语圣诗后，一名男子把手放在胸口，用中文感叹道：“这首歌！太让我感动了。能再演奏一次吗？”
但约翰与他的乐队成员产生了分歧。他们之中一些人想透过演奏带有情欲内容的流行歌来吸引更多观众，约翰认为很不合适。
“这就像是一边传讲要人喝水，自己却一边喝酒”，约翰引用一句肯亚俚语说。不到六个月，约翰就解散了乐队。显然地，他的朋友们视音乐事工为赚钱的工作，而如果他们会不断地发生冲突，倒不如结束它。
“这不容易”，约翰对我说。 “要找到有相同渴望的人一起工作，真的很难。”
“非洲人长期以来都是外国援助和宣教的对象，因此许多非洲人认为‘宣教是外国人的事。’”约翰说。一个本地的宣教士如果感觉上帝呼召自己去传福音给中国人，往往需要努力争取肯亚教会的关注，而肯亚教会的注意力已被许多不同需求分散。
两年来，约翰不断地烦扰他的牧师们，询问能如何以福音接触到中国社区。他在青桐山教会实习，这是一间拥有超过1000名成员的无宗派教会，主会堂位于奈洛比大学附近，而这里也是中国政府在非洲开设的第一间孔子学院所在地。多数孔子学院的老师都住在一间离教会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公寓。
约翰对牧师们说：来自世上最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之一的人，飞了5千英里，住在一间教会旁边，而这间教会的使命宣言是“建立能为基督影响各国的敬虔群体”。难道教会看不到这是上帝赐予的机会吗？
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和约翰及其他几位青桐山教会领袖一起坐在一位牧师的办公室，享用香米饭和鸡腿。
青桐山教会的主任牧师伊提加告诉我，他们教会并非对跨文化宣教不感兴趣。青桐山教会最近刚差派一支由27名肯亚人组成的团队前往德国，还派了一对夫妇去纽西兰。 “但我们未曾想过向中国人传福音。”他说。
“为什么呢？”我问。中国社群至少已存在十年了，不是吗？
牧师们点了点头。他们之中许多人与中国人有业务往来。一位牧师住在Ngong Road，那里有好几个中国城。他说，事实上，他经常在夜里被隔壁喝醉的中国人唱的卡拉OK吵醒。他开完笑说，他们甚至连唱好歌的礼貌都没有。伊提加说，他的足球队里有个友善的中国人，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很渴望交朋友。
“中国人是个非常独特的事工族群，”副主教理查德·穆纳拉说。 “我们希望教会能接触到中国人，但我们需要有人教我们怎么做。”
“我对中国人唯一的了解来自功夫电影。”一位牧师插话道，大家都笑了。
“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新鲜的事，”伊提加说。 “我们需要一个‘斗士’来帮助我们其他人看到，嘿，看！这里有这样的机会。”
当约翰开始谈着他对中国人的负担时，牧师们的反应是“哇，祝你好运，”伊提加回忆道。 “但后来他不断来找我们，告诉我们，’我不会接受任何工作。上帝在告诉我要更认真对待这件事。’这时我们才觉得，哇哦，有点吓人了。”牧师开玩笑地说：“你在做什么？去找份工作吧！”
后来，约翰带来他在国际团契的朋友。当牧师们看到约翰有后盾，有像韦恩、艾琳和菲比这样的伙伴支持时，他们开始更加认真对待他的愿景。伊提加说，这一切成了“毋庸置疑的选择”。青桐山教会教会正式差派约翰为他们全职服事中国社群的宣教士。
Photograph by KC Cheng for Christianity Today2023年7月9日，在他的差派仪式当天早上，约翰早已知道自己要穿什么。
大约五年前，当他为自己的中国邻舍祷告时，他在二手市场看见一件衬衫。这是一件黑色套头长袍，西式领口，长袖合身，衣摆长到膝盖。它不像肯亚的长袍，也不像印度传统服饰库尔塔，但它让他联想到中国1900年代早期男性穿的长衫。因此买下这件衬衫。
自那时起，约翰了解到现代人不会穿黑色长衫，因为那通常是葬礼服。但在那个差派日，他从衣柜里拿出这件衬衫。他觉得那天早上穿这件衣服象征了他对中国人的爱，特别有意义。
在差派典礼上，伊提加牧师宣布青桐山教会将探索这个新的宣教领域。 “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做的事是，祂将中国人送到我们这里，让我们能与他们建立友情，促进彼此的了解，盼望我们能够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仰，”他对教会说。 “上帝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摩西。”
约翰带着紧张的笑容走上台。
“你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对吧？”伊提加对约翰说，开始了台上的对话。那么，他是怎么对中国人产生负担的呢？
但约翰回应道，他确实去过中国。 “我去过唐人街、基利马尼的中国城⋯⋯”他列举奈洛比所有热闹的中国人聚集地，会众哄笑起来。大家都知道这些地方，即使很少有人真正踏足过。
“一个伟大教会的标志，就是一个正在履行大使命的教会。”穆纳拉准备膏抹约翰时说道。 “上帝兴起约翰作为我们接触肯亚中国人群体的‘斗士」，不是为了让我们感觉良好，觉得，哦，我们之中已经有人在向中国人宣教了，而是他将成为我们的门——所有的人，包括你和我，”他拿着圣经指向会众和自己，“他是我们参与中国事工的门。”
随后，牧师用手指蘸了圣油，在约翰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并为他祷告。
当约翰神情严肃时的跪下时，他的父母站在他旁边，表情同样凝重。他的父亲是个寡言的人，话不多。他的母亲代表父亲对儿子说，“我们以你为荣。”
站在台上的还有来自国际团契的整个核心团队，他们代表了来自六个不同国家的成员：马来西亚、中国、德国、瑞士、美国和肯亚。韦恩和艾琳笑容满面。约翰为了让教会接受他的使命，等待了整整两年，并在旁人都劝他放弃时坚持了下来。
“多么美丽的画面啊，”伊提加看着台上的人们感叹道。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站在这里，说着‘我们想为上帝的国度服事中国人。’我喜欢这个画面，它就像末日时，我们站在那里，来自各族各邦的人一起赞美主的名。”
“而我们肯亚，也不会被落下，”他补充道。
Sophia Lee是本刊Global部门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