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莫伊（David Moe）1983年出生于缅甸钦邦山区一个偏远的村庄，如今这个村庄已不复存在。这个由70户基督徒家庭组成的村庄已迁徙过两次，不断迁至更高更深的山区里。
莫伊想要成为牧师，这个愿望促使他离开缅甸，追求高等教育。如今他是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和讲师。
然而，他并未忘记养育他的那个社区。他在新书《超越学术：亚洲宗教的公共神学实践》（Beyond the Academy: Lived Asian Public Theology of Religions）里主张受过高等教育的神学家应该与象牙塔外的人对话，接纳基层基督徒的观点—那些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基督徒。为了这本书，莫伊采访了来自缅甸钦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社群的15位基层基督教领袖。
这些基督教少数民族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背景：佛教是缅甸的国教，佛教徒占人口的90%。国内大部分精英阶层，包括实质统治全国的军政府，皆来自信奉佛教的缅族（巴马族）。
缅甸于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后，新的佛教民族主义领袖主张，非佛教徒或非缅族人并非真正的缅甸人，导致少数民族遭受数十年的歧视和压迫。 2021年的军事政变加剧了武装的少数民族团体与军政府间的冲突，但也重新调整了各方的忠诚关系，跨种族及多民族群体携手共同抵抗政变。
本刊就缅甸基层信徒的信仰与学术公共神学间的差距、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与身份交织导致钦族难民在美国大力支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等问题，采访了莫伊。为求清晰度和篇幅限制，以下回应内容已经编辑。
可以谈谈您从钦邦小村庄到常春藤盟校的经历吗？
我出生并成长于钦邦一个名叫Khin Phong的村庄。我在那里上学，并在村庄教会担任主日学老师。
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位从村里学校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我们学校于1946年创立，比缅甸从英国独立早了两年。我已故的母亲从未上过学，但她是耶稣基督敬虔的跟随者。她总是鼓励我信实于基督并服事上帝。我视母亲为我基督信仰的榜样。
我在缅甸一所神学院开始了我的神学之旅，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牧师。之后，我有机会去马来西亚攻读道学硕士。在马来西亚，我又得到了去美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完成神学博士学位后，我并没有马上找份工作。 2021年军事政变爆发，我因此无法回到缅甸。
我曾申请担任美国两间非常小的缅甸教会的牧师，但都被拒绝了。随后我得到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机会，专注于东南亚研究、宗教研究、政治和民族认同研究。
我的学术工作涉及四个不同的群体：学术界、缅甸基督教群体、公共社会及国家政治。我感觉自己正处在合适的岗位。
“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
念神学院时，你开始阅读台湾黄彰辉牧师（Shoki Coe）和印度M.M.汤玛斯（M. M. Thomas）等亚洲解放神学家的著作。他们的观点与你成长过程中在教会里看到的基层信仰有何不同？
我热爱学术工作，这是我待在学术界的原因。但尤其是在公共神学领域，学者只与其他学者互动，与现实生活不完全有连结。如果我们关心公共生活，就需要学者与基层群众交流。
当然，我们并非认同基层基督徒做的所有事。他们也有局限性，但如果我们想理解公共生活——即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就需要接触那些每日为耶稣作见证但不懂神学的基层教会。他们只是那样每天过着自己的生活。
由于我的背景，我视自己为一位连结学术界及基层教会的神学家。
您在学术界和基层基督徒之间发现哪些差距？
学术界的神学家过于关注政治和政治权力，有时忽略了灵性的力量。这种差距在非洲和亚洲尤其明显，这些地方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关注的是灵性力量。
每当谈到救赎时，一些学者会过于关注人们身体实际上的解放/解救，而这些基层基督徒则更多地谈论死后的生命和灵命的救赎。
另一个差距是：学术神学家过度强调耶稣基督的先知性角色，却没有足够看重祂作为祭司的生活及教牧工作。缅甸的少数民族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他们信奉耶稣前（原文化）的祭祀仪式联系在一起，这与《利未记》中以色列的实践相似。
我曾询问一位基层教会长老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他回答《希伯来书》，因为“它专注于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牺牲角色”。
您能稍微解释一下缅甸的宗教结构吗？为什么大多数缅族是佛教徒，而少数民族则多是基督徒？
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如我刚才提到的，少数民族在基督教传入前就有的祭礼文化为福音铺路。其次，少数民族的信仰基于口耳相传的灵魂崇拜，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当西方宣教士到来时，他们帮助发展当地的文字、翻译圣经至地方母语，创建缅英词典，并设立学校和医疗诊所。这是少数民族喜爱基督教宣教士的原因。另一方面，缅族佛教徒原本已有自身文字，因为佛教是一种有系统的宗教，有一套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因此西方宣教士难能使他们归信基督教。
对我们钦族人来说，我们住在靠近印度西北部的高山上，因此很少有缅族佛教传教士到达我们这里。而在较低的地区，缅族和克伦族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城市，一些人可能曾听闻福音的宣讲。
佛教如何与缅族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佛教民族主义？
这始于英国殖民时期（1824-1948年），当时佛教民族主义首先作为反殖民运动出现。那时，西方宣教士同时来到缅甸，但对佛教民族主义者来说，西方宣教士和英国殖民者并无太大区别。 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转变为“反少数民族运动”。许多佛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西方基督教，因此歧视他们。
在村里成长的时候，您曾听过“佛教民族主义”这个词吗？
没有。我在进入学术界后才听到这个词。不过我确实经历过这种现象。我们将佛教民族主义理解为“lumyo-gyi wada”，意思是“多数民族的主导地位”。我们国家领导人推广缅语为国家语言、牺牲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佛教国教化并优待缅族佛教徒。
在村里时，我们觉得多数人控制少数人是自然的事。我知道少数民族因身份被歧视。人们的观念是，要成为缅族人就是要成为佛教徒，成为钦族就是成为基督徒。即使少数民族改信佛教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仍会受到歧视。
当您询问基层基督徒对佛教民族主义的看法时，有些人认为这并非事实，因为他们与佛教徒的互动都很正面，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实际状况。您对这些不同的回答感到惊讶吗？
我有点惊讶，但我理解他们的回答是基于他们所遇到的人。这是公平的说法，因为当我们说“佛教民族主义”时，意思并不是缅甸所有佛教徒都是坏人。我以矛盾的方式看待佛教：佛教中有道德的规则，也有与道德无关的规则。
在西方，人们通常理解佛教为达赖喇嘛版本的佛教，充满和平与同理心。但他们并未看到佛教的丑陋面——当佛教被政治利用，成为暴力、基于身份的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工具时。这种行径在像缅甸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更加明显。我们需要看到佛教美丽和丑陋的两面，才能公平地与那些也痛恨佛教民族主义的道德佛教徒对话。
由于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持续战斗，目前有七万名钦族难民生活在美国。这些难民是如何把这种“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带到美国的？
许多钦族难民憎恨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但来到美国后，他们却很爱基督教民族主义。有些人在教会和家里展示美国国旗。我问他们：“你们说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是个大问题，但为什么你们不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个问题？”
我认为他们的理由是“基督教高于所有其他宗教”。他们还认为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的国家。他们认为民主党总统反基督教。
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
所以，有许多钦族人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吗？
肯定的。他们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能让美国经济再次繁荣，并会保护基督徒的身份。他们还认为特朗普很强大，可以兑现他承诺要做的事。
在您的书中，您提到克钦族基督徒经常引用圣经经文为他们与缅军的战斗辩护。能请您更多阐述这一点吗？
政变发生后，我访问了一些基督徒活动家，他们说他们喜欢旧约，因为旧约明确提到邪恶以及上帝的选民如何对抗敌人。他们认为政变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喜欢诗篇，例如《诗篇》1:1-2呼吁上帝的子民对抗并抵制邪恶。摩西是他们的榜样。
您在书中引用一些克钦族基督徒的话，他们说：“如果天堂里有缅族人，我们宁愿不去天堂。”
即使在政变之前，克钦基督徒也面临很多歧视。对他们来说，缅族、佛教徒和军政府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不喜欢缅族人。好似对佛教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已然变成对整个缅族的反对。
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显示出克钦人对缅族佛教民族主义的强烈厌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天堂里有缅族人，他们会选择去另一个地方。他们不愿意未来与他们共处一处。当然，这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正确的观点，因为我们应该爱缅族人，即便我们讨厌一些政策或佛教民族主义。
您在2021年政变开始前做过一轮访问，然后在政变后近一年又做了一轮访问。您是否发现受访者的答案有所变化？
我访问的基督教领袖仍然认为军政府是邪恶的。
然而，某些基督徒少数民族对佛教徒的看法在政变后变得更为正面，因为他们在抵抗政变的过程中曾有机会与佛教徒进行宗教间的合作。
正如我之前所说，佛教民族主义最早是作为反殖民运动出现的，而后成为反少数民族运动。但在这次政变后，佛教民族主义变成了“反民主运动”，这为一些少数民族和缅族人共同抵抗政变提供了机会。
您是否看到更多来自基层背景的人进入学术界，帮助学术界与基层实际情况建立连结？
我认为这种趋势在增长，尤其在我的群体中。年轻一代正在经历一种范式转变。但我们需要推远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的边界，与基层群众交流。和基层基督徒交流并将他们纳入学术写作是非常困难的。与另一本学术文献交流要比与群众交流容易。我认为许多人知道这是必要的事，但我认为许多人也懒得这样做。
全球基督教里有许多人赞扬基督教的中心正从西方转移至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但我认为他们没有足够关注基督教在全球南方的少数民族和穷人间特别蓬勃发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基督教人口的变动，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变迁，朝向穷人、被边缘化的人——就像第一世纪耶稣的门徒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