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之一，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无法阻止的灾难发生。就像车子即将撞毁前一刻的感受，又或是你能诊断出病因，却无法治愈的病人，又或是观看着即将雪崩的山头，和当新闻说有个五级飓风正向你袭来，带着无法估算的毁灭力量时。
有越来越多人觉得，经历着气候变迁就像上面这种感觉。随着每隔几年就会被打破的新高温记录（2023年更创下过去十万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的新高），地球气候的变化有如慢动作看着一场火车出轨事故的发生。
创纪录的洪水、野火和飓风不断打脸政府在决策上的迟疑、政治上的冷漠（或否认）如何伤害人们的权益。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巨型飓风海伦和米尔顿肆虐美国南方各州，使社区满目疮痍。面对如此庞大的挑战，普通人的力量是如此微小。这种对比不免让人感到绝望和焦虑。人们对大规模的灾难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许多人选择否认、忽视或冷漠（“我无能为力，为何还要尝试改变什么？”）——面对这些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努力不懈地唤醒人们的意识及教育。
而在那些相信气候警告讯号的人之中，有两种常见的反应方式。比较乐观的人想要相信最佳的情况，相信有触手可及的解决方案，而且是可行的——只要大伙抗瀣一气努力协调，我们就能扭转局势，甚至也许能在一两个世代内改变世界。而比较悲观的人则希望听到最坏的情况，以便谨慎分配自己的精力和心力，以长远的路径来面对挑战——他们知道在马拉松的起点就全力冲刺是不明智的。
在牛津大学刚开始COVID-19的封锁时，我便注意到这两种反应的出现。有些人自信地告诉我们，“三个月后一切都会结束，九月就会恢复正常了！”我却像个爱吐槽的朋友回应：“嗯，历史数据显示，至少需要一年，甚至两年，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我们最好习惯这种状况。”
我真心认为，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可以帮助他们，以避免每次以为灾难快要结束时，却发现离终点又更远了的那种感受——这几乎是我最讨厌的感受。但许多比较乐观的朋友觉得我是在打击他们的希望。最终，我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让我得到了“末日先知”的昵称。
关于气候变迁，以下是我作为“末日先知”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焦虑确实已被残酷的事实所证实。这个世界正经历着快速且大范围的变化，并将造成数亿乃至数十亿人深重的痛苦。
选举日及我们对“希望鸦片”的依赖
我们正深陷全球性的对化石燃料的成瘾中。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是，我们所燃烧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已多到让气候进入新的常态。我们燃烧化石燃料的时间越长——尤其是以我们如今习惯的速度继续燃烧，情况可能只会更糟。
化石燃料为我们带来许多好处。更长寿且更富足的生活、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快速且便宜的旅行。我们不希望失去化石燃料带来的众多益处，但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未来因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或未经思虑的贪婪而被摧毁。
和任何严重的成瘾一样，戒断的过程既痛苦且代价高昂，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为了遏制我们对化石燃料的成瘾所需做出的剧烈改变，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
想想看：我们已建立ㄧ整个依赖大规模农业、快速有效率的食物及商品运输系统，以及依赖高耗能供暖和制冷系统的发达世界。如果切断这些系统赖以为生的“血液”——石油，人们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随着气候变暖，极端的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而降低死亡人数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能源来创造凉爽的环境。这是个恶性循环，但不只温度变化有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们的主食来自没有永续力的农业体系。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有17.8亿人依赖直接使用化石燃料所制造的化肥种植作物而活，而过度使用化肥会污染下水道并长时间损害土壤的生产力。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气候变迁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科学上来看，它涉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水和空气污染、海洋酸化、生物化学循环以及生态系统崩溃。从社会层面来看，它牵涉科技应用、永续发展目标、文化习俗、人口增长、经济与政治体系、宗教信仰，以及心理与身体的局限性。
气候变迁之所以难以讨论，是因为提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像在拉扯蜘蛛网中的一根线，其他每条线都会随之震动。每ㄧ天，当仅仅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都和登山一样难时，我们对想见到的改革感到软弱无力。因此，焦虑不断地积累，直到焦虑本身也成了那场可能会倾泻而下的雪崩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任何盼望吗？
简短的答案是：有。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有着“激进的盼望（radical hope）”的时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是在乔纳森·利尔（Jonathan Lear）杰出的著作《激进的盼望：面对文化崩解的伦理》。利尔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克劳族如何应对西方殖民者在蒙大拿州的定居对他们领地的侵犯。
书中的核心人物是克劳族的酋长普伦帝（Plenty Coups）。普伦帝一生都在引领他的族人度过这些时常充满创伤的生活变迁，他对族人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是：追逐野牛的旧式游牧生活正无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在充满意义的克劳族式生活被摧毁时，族人该如何怀抱希望？答案是，他们必须学会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他们的核心价值，例如如何定义“勇敢”——也必须在一个传统战士的勇敢行径会被视为违法的文化中被重新定义。
因此，激进的盼望在这里指的是，在所有旧有的盼望消失之际所形成的盼望。这种激进的盼望正是上帝在巴比伦为以色列流亡者所提供的盼望，祂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耶利米书29:5-8）
这段经文出现在众所熟知的11节之前：“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然而，上帝的美好计划并非让那一代人重返旧时日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盼望及未来，是在流亡地上建立新生活。和克劳族一样，他们接受了旧生活已然消逝的现实，重新建立生活。
同样地，对我们而言，激进的盼望意味着在我们的“流亡”中扎根，等待上帝的应许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外实现。
我们正刚开始见证一场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形塑世界的危机的后果，并逐渐认识到我们所有的善意——包括做回收、改用纸吸管和竹牙刷——都无法阻挡气候变迁这头巨兽。经济和政治的巨轮实在过于强大，我们小小的行动难以产生显著的影响。
2016年，有195个国家加入《巴黎协定》，试图将气候变迁上升的幅度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今天，将世界控制在1.5度以内的希望已经破灭，但我们仍有激进盼望的空间。
但这种激进的盼望在日常生活里，是什么样貌？
对我来说，这种盼望很像古老的《宁静祷文》：“主啊，求祢赐我宁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在实际生活里，这意味着我会规划自己的精力，透过自己的选择和现有工具，尽力发挥我最大的影响力。
有个叫做《汤匙理论》的思维方式有效地帮助我分配我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我从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那里学到的。它是一种衡量努力的方式，用于当疾病使你无法完成一天中所有想做的事情时。简而言之，汤匙理论让你把日常精力想像成一定数量的汤匙，然后根据每项任务的耗能来分配：起床和穿衣服需要两个汤匙，购物需要六个汤匙，做饭需要三个汤匙，依此类推。
我在环保志业上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我通常把一半的环保精力用于倡导、改变制度和政治机构，例如投票、写信给政治领袖、动员及教育人们；而另一半我会用在对心理更有满足感但影响较小的工作上，例如恢复河岸（捡拾垃圾）、研究并使用品质更好的产品、逛二手商店等。
将我的些微民主影响力投入到追求系统性的改变，而不是追求完美、丝毫不伤害环境的私人生活，意味着我的牙刷依然是塑胶做的，偶尔开的车还是燃油车，但这种努力比起将所有精力放在追求完美的私人生活，更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改变。
当各类文化模式要么否认气候变迁的事实，要么完全放弃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正义凛然地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地生活在有机农场时，我发现汤匙理论帮助我管理这种可能使人不堪重负的完美环保主义，并在自己能力无法实现所有目标的现实中，避免过度内疚。
西方文化倾向回避现实生活里的一些元素，如疾病、痛苦、死亡。有些人甚至试图用化石燃料技术逃避这些现实，例如低温冷冻技术。
拒绝健康及长寿福音
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终极的“激进的盼望”来自复活节的故事：耶稣并没有逃避强烈的痛苦和死亡，而是接受它们、承受它们，并战胜它们。因着祂走上这条路，祂为复活的生命这个激进的盼望开辟一条道路。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避免或逃避死亡和痛苦，而是怀着勇气和盼望的美德走过这些挑战，同时期待复活及在上帝的新创造中有着永恒的生命。
当自然灾害来袭、食安问题加剧、人类移民潮愈演愈烈时，我们谨记耶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因着祂的胜利，我们可以在艰难的时刻透过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来实践我们激进的盼望（弥迦书6:8）。
Bethany Sollereder是爱丁堡大学科学与宗教的讲师，专攻痛苦神学，着有《Why Is There Suffering?: Pick Your Own Theological Expedition》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