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解释 “正在发生什么事？”算是相对容易的事。只要提出一个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例如： “生菜的价格随着时间有何变化？”、“人们结婚的年龄是否变晚了？”——要得到答案通常不会太难。只要下载正确的资料，写几行程式码，再以具资讯性又吸引人的方式呈现结果即可。
但一旦你描述了 “正在发生什么事？”，自然会开始想问 “为什么会这样？”。
我常对研究生说，在社会世界里，没有什么事能被简单解释。网路上充斥着标题诱饵文章——声称只要三个小诀窍就能提高收入，或只要一个小撇步就能睡得更好。但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并不存在这种捷径。
以美国的宗教情况为例，过去几十年来，最关键的趋势其实可以用一条简单的折线图表示：“无特定宗教信仰” 的成年人比例正在上升。五十年前，这类无信仰者占总人口的比例5%。今天，这个数字已是当时的六倍左右。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无信仰者的比例会在短时间内如此急遽地上升？
这正是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 在其著作《为什么宗教变得过时》(Why Religion Went Obsolete) 中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这本书分析了四组焦点团体的回应、超过200次访谈，以及寄发给两千多位成年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史密斯得出的结论明确而简洁：对越来越多年轻的美国人而言，宗教已失去了实用价值。
那些惯于思索宗教衰退现象的人早已察觉，当今的年轻人对信仰似乎漠不关心，无论支持或反对。然而，这种感受过去从未被发展为成熟、可检验的理论。史密斯引用一个术语——zeitgeist (常被定义为 “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来表达那种 “我们都能隐约感受到、却难以清楚说明的巨大转变”。史密斯对这种感受进行了严谨的学术建构，并称之为 “千禧世代的时代精神” (Millennial zeitgeist)，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编按：千禧世代为在1981~1996年出生的人)
进一步说明，史密斯认为，千禧世代所认同的新 “时代精神” 具有四大特征：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迅速的科技变迁、强调自主及自我表达的 “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以及对权威的深度怀疑。身为一位较年长的千禧世代，我可以说，这四个因素确实与我自己的经验不谋而合。尽管如此，若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我仍无法完全相信千禧世代的生活方式真是建立在一种与过去美国世代根本不同的哲学架构上。
举例来说，史密斯向受访者提出这样一种陈述：“我更关心此时此地的美好人生，而非死后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千禧世代真的是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中长大的，那我们会预期他们的回答与婴儿潮世代 (1946~1964年出生的人) 有明显的差异。但事实上，数据显示的结果惊人地相似：在1946至1954年间出生的人中，有51%表示 “非常同意” 或 “有点同意” 这句话，而千禧世代的比例则是54%。也就是说，出生时间相差三、四十年的人，对于 “现在就拥有美好的人生” 这个价值观的看法几乎一致。
如何衡量 “繁盛的人生” ？
史密斯还呈现一些可能看似显示了世代差异的调查结果，但实际上其背后的解释可能更平凡。例如在问卷中他问到：“我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人生。” 53%的千禧世代表示同意，而早期的婴儿潮世代中仅有33%表示同意。这是否显示出一种巨大的时代精神转变？还是只是证实了人们随着年龄增长，会较少进行自我反思？由于我们无法得知婴儿潮世代的人在年轻时对这类问题的看法，因此也就无法确定答案。
无论起始概念多么严谨、统计方法多么复杂，社会科学模型中总会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变异。我还记得读研究所时，有位教授半开玩笑地说，面对这类无解难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耸耸肩，说一句 “文化使然” ，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们都明白，文化会随时代不断变动，尤其受时尚流行及思想潮流的影响，即便我们难以完全解释这些变迁的原因。史密斯的书试图掌握美国年轻人如何看待宗教这一明显的文化转变，他善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工具，技巧令人赞叹，可说是方法论上的一大壮举。然而，我仍不禁怀疑，这样的努力是否仍未能完全掌握整体现象的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 “无宗教信仰者” 的比例持续上升的趋势似乎也已停止。多项独立调查指出，美国人当中，自称无特定宗教信仰的比例在2020年就已停滞。根据我查阅的《合作选举研究》(Cooperative Election Study) 数据，宗教在千禧世代及Z世代(1997~2012年出生的人) 之中甚至可能正在回升。
尽管如此，我大致上同意史密斯的结论。美国宗教 (尤其主要为基督教) 的衰退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来自内部的伤害，例如那些贪腐或滥权的宗教领袖所造成的创伤。 (在书中某一章，史密斯甚至用了四页半的篇幅，列出保守派基督新教领袖所涉丑闻的统整表。)
但教会人数减少的原因，并不全都能归咎于牧者的不当行为。美国文化本身早已朝着一个对宗教群体不利的方向发展。举例来说，史密斯指出，数位革命加剧了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加深的个人主义趋势，侵蚀了社群聚会的基础。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安坐家中、自得其乐。尽管教会有时试图以华丽的敬拜乐团、精致的活动制作，或浅白易懂的讲道来回应这一潮流，但这些手法并不总能让人愿意放下沙发上舒服的滑手机时光。
总的来说，史密斯这本书为当前有关宗教衰退的讨论作出值得肯定的贡献。他致力描述、界定并量化我们文化时代精神的变迁，这种努力应能激励研究美国宗教的学者跳脱既有思维，重新构思美国宗教现况的理论基础。然而，我认为对我们所有关心此议题的人来说，仍应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9-10中的话：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但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
瑞安·P·伯奇 (Ryan P. Burge) 是东伊利诺大学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政治学副教授，着有《美国宗教与政治的20个迷思》(20 Myths abou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