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家暴的配偶离婚并不是罪

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但有时耶稣也让我们学习到：人不应该把上帝拆散的强行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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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周里，我收到了很多关于家暴案中离婚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起因于近期一则关于某间教会惩处一个与据称有家暴行为的丈夫离婚的妇女的新闻。如果你或你所爱的人正处于这种情况，让我先直接的告诉你我的结论：选择与施暴于你的配偶离婚，或者在离婚后再婚，这些都不是罪。

这类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基督徒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教导上帝憎恨离婚。在圣经里，婚姻是一种盟约——主要在体现基督和祂的教会之间的结合。耶稣非常强烈地反对离婚，甚至解释摩西法律中允许离婚的条例是对着硬心之人的暂时让步，而不是上帝对婚姻的心意（马太福音5:31-32；马可福音10:2-12；路加福音16:18）。

当牧师在传统的婚礼上宣布这对夫妇正式结为连理时会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牧师引用的就是耶稣说过的话。

即使是教会里一些喜欢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法的议题上大力抨击世俗世界的人，对于离婚的话题都会选择缄默不语（讽刺的是圣经对离婚问题有明确的教导）。某种程度而言，这只是教会另一种为了自身存亡而有的政治性双重标准的表现：因为（美国福音派）教会内离婚并再婚的夫妻比纠结于其他种问题的人还多。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即便如此，我相信圣经在家暴所导致的离婚问题上，并没有将这类的离婚视为无辜配偶的罪。

有些人，例如在罗马天主教之中，认为离婚从来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正当理由。然而，即便如此，他们所争议的点也在于是否有任何机构有权力宣布婚姻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争议之处并不在于配偶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家暴的处境里。

我不知道有哪位对主信实的天主教神父或主教会说某个人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他们会建议把这个人（或他/她的孩子）带走，如果虐待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会将他们远远的隔开，即使这意味着终生的分离。

正如你们多数人所知，我不认为离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罪。与多数福音派新教教徒一样，我相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配偶所犯的罪会造成婚姻盟约的解除。而在这些情况下的离婚是合理的。几乎所有持有这种神学观点的人，会把不愿悔改的通奸行为视为其中一种能打破盟约的情况。我们之中的多数人也会把被配偶遗弃视为另一种打破盟约的情况。

使徒保罗在第一世纪时劝告刚入教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离开不信神的配偶的借口（林前7：10-16）。他们的婚姻不会因配偶崇拜其他神而成为不圣洁；反而是因着敬拜永生神的人而使婚姻变得圣洁。

虽然神呼召我们追求和平，与所有人和解，但保罗写道，在配偶离家出走，放弃婚姻的情况下，留下的配偶应“顺其自然”，不要认为自己被“束缚住” ，这里强烈的意味着他们有再婚的自由。

会家暴的配偶，事实上已自行抛弃了婚姻。家暴比抛弃更糟糕，它涉及利用神圣的关系（婚姻）来达到撒旦邪恶的目的。虐待配偶或孩子是上帝在圣经多处都谴责的——即利用自身权力来伤害弱势群体的行为（诗篇 9:18；以赛亚 3:14-15；以西结 18:12；阿摩司 2:7；马可 9:42等）。虐待比遗弃更糟糕，其伤害程度不亚于遗弃。

圣经表示，如果配偶一方抛弃了家庭，这不是无辜的那一方的错。如果配偶使家庭成为对其配偶（或他们的孩子）而言的危险场所，这也不是无辜受害者的错。

若认定“对婚姻的忠诚”意味着受害者必须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遭受虐待，等同于引用《罗马书13章》里关于顺服政府的经文教导，来控诉耶稣在大迫害时期敦促在犹太地区处于危险的人“逃到山上去”是不道德的（马太福音24:15-19）。你真的要这样控诉耶稣不道德吗？

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新教牧师都会说，在家暴的情况下离婚在道德上是合法的。然而，我更进一步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就像通奸或其他形式的遗弃一样，离婚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保护受虐者免受进一步伤害所必需采取的行动。

确保施暴者无法再欺负受害者，是教会和国家的责任。这往往这是透过剥夺施虐者的收入或住处来实现。离婚通常涉及整个社会宣判这段婚姻已经结束，并帮助划分资源、为受虐者提供持续性的保护（透过限制令或前科案底）。

如果你是一名传道人，你几乎可以确定在你的会众中或你所处的社区里有人正在经历家暴。有时，受害者会将施暴者的言语暴力内化，并责怪是自己给她/他的孩子带来这样的虐待。

有时，被虐待的一方会认为，除了继续留在这段婚姻里，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觉得自己被困在婚姻里。在家暴的情况下，教会不仅有责任通报相关的政府或民间部门，并应透过安排安全的避难所及关怀补足受害者的其他需求等等，来与受虐者一同面对所处的困境。

或者，我们对教会最低的期待是，至少是受害者不会因为逃离危险处境而被教会谴责为罪人。

我们也要认识到，家暴者经常以属灵话语作为武器来掩盖他们的家暴行为。他们可能会暗示受虐的配偶，如果他们离开自己，就是犯了“拒绝饶恕”的罪；或者如果他们决心离婚，就犯了违反耶稣教导的罪——这是在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经文。身为上帝话语的管家，教会有责任谴责这种滥用圣经的行为：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一个人能妄称主名的最糟糕的方式。

因为家暴而离婚并不是一种罪。这当中的确有罪——施暴者的罪，而不是决定离婚的受虐者的罪。我们教会和社区里的受虐者需要看到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应用圣经，他们需要看到道成肉身体的耶稣体现在教会保护弱势群体的努力上。

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是的，阿门。但有时耶稣也让我们学习到：人不应该把上帝拆散的强行放在一起。

有时，通往离婚法庭的路，不是条通往毁灭的路，而是条通往耶利哥的路（路加福音10:25-37）。我们应该看看这条路上有谁被打得遍体鳞伤，并成为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的人。

翻译：Harry Chou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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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只有神迹无法拯救灵魂

John Coleman

正如《The Chosen》影集所提醒我们的：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但仍然有人不相信祂。

Jesus and Simon the Zealot feed the hungry crowd.

Image: Angel Studios

近期，因着美剧《上帝所拣选的人》（The Chosen）第三季的播出，与神迹有关的话题再次吸引了许多基督徒。

在第六集的一个场景里，耶稣开始在一个公共广场上行神迹——治愈盲人、哑巴和瘸子。祂很快就遇到一个愤怒的法利赛人，他似乎把耶稣的行为看作是恶意的小把戏，而不是神的作为。这个宗教领袖差点阻止了耶稣去使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而即使在目睹了不可否认的神迹后，他仍然坚持对耶稣和耶稣所代表的一切表示厌恶。

我和妻子、儿子一直都一起看这个节目，每当思想着耶稣和祂的使徒们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而行使神迹奇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亲眼目睹耶稣行神迹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使徒们本身被授予同样的超自然权力，那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我更惊奇的是，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带来“所有人都相信耶稣”这样的结果。罗马人和法利赛人看着耶稣医好几十个人——他们不但没有相信祂是神的儿子，反而从一个城市追捕着祂到另一个城市，批评祂、并最终把祂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一样的事发生在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吗？

理论上而言，美国社会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奇迹的可能性。根据最近期的盖洛普调查，81%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尽管比几年前的87%有所下降），其中有42%的人（包括了多数的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听祷告并有所回应。

作家李·史特博（Lee Strobel，他写了一本与神迹有关的杰出书籍）在他的调查中发现，约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圣经》中的神迹真实发生，三分之二的人相信神迹在今天依然发生（相较于之前皮尤调查显示多达80%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奇迹，他的估计更为保守）。令人更印象深刻的是，根据史特博的调查，有38%的人说奇迹曾发生在他们个人身上。

从奇闻轶事角度来看，许多人或机构说话的方式或日常作为会让人感觉，在生活里遇到上帝亲自的介入似乎是真实的。天主教会会有条有理地调查超自然活动的证据，以此作为被封为圣人的资格。

五旬节教会和其他灵恩派教会经常声称在他们的会众里见证医治和其他上帝的神奇工作。甚至是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也说他相信奇迹的发生。

对神迹和奇事的信仰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普遍——然而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这种相信是有其限度的。

一般的基督徒似乎对某些类型的神迹较有信心（例如：为亲人治病，或恢复破碎的婚姻）。但若有人提及发生了戏剧性的、公开性的超自然事件——例如，揭示了未来的梦境、视力恢复，或麻风病痊愈，我们往往会不可置信。我们较为不愿接受这些既明显且无法否认的事件，即使它们在整个圣经里都有发生。

也许在现代，我们犹豫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像这样的神迹会留下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证据或遗迹。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理性的问道，为什么神迹奇事没有每天都在网上疯传——尤其在这个属于智慧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想知道，如果这些事真的发生了，那证据不就会无处不在、所有人都会被迫相信不是吗？

然而，今天确实有压倒性的证据来证明奇迹的发生。

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也许是现代世界研究神迹的重要权威学者，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共1100多页，记录着神迹的历史证据，并在2021年补充了一本新（更容易理解的）书，名为《今日神迹》（Miracles Today.）。

基纳博士的作品之所以独特——除了他对所发生的神迹类型、神学原因，甚至与我们现代科学的理解相一致的精彩阐述之外，还有他记录这些事件既细致又广泛的方式。他将《新约》中目击者的描述与我们今日能如何记录类似的事件进行了比对。

这些并非幻想而来的或神秘不可告人的事件，而是根据于多个目击者的详细记录，基纳博士甚至说自己至少见证了两个他称之为“特殊的神圣行动”事件。他劝告我们对神迹的描述要有鉴别力，并告诫我们，即使有些所谓的神迹是假的，也不要以怀疑不信的态度对待所有神迹事件。

除了基纳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纪录，包括医学杂志上有完整记录的案例——例如那个从失明中恢复的女性，或从胃肠道疾病中康复的男性，都是发生在祷告之后。 YouTube上也有许多所谓的神迹影片。

世界各地的人们透过影片和目击者的证词记录着让人惊奇的超自然事件。无数的教会都为无法解释的事情作证。其中一些故事甚至被李·史特博（Lee Strobel）和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等畅销书作者发扬光大。

然而有许多人，包括基督徒，继续忽视或不相信这些见证。确实也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宁愿选择怀疑和不相信所带来的（相较之下）舒服的感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 “后真相”的世界里，似乎一切事物都值得被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也许今天比两千年前更加如此。

当我开始写我的新小说《奇迹》时，我开始着迷于这个话题。我试图想像，如果一系列无法忽视的超自然事件在我们眼前发生，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之一是，这种事件至少会激发出与崇拜之情同样多的愤怒情绪，以及与合一同样多的分裂。

正如那些在耶稣时代目睹神迹的人对它们抱持不同的意见，也正如法老忽视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同样有可能对神的神奇工作不屑一顾，而不是拥抱它——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我们自己。

事实上，超自然的干预可以将我们指向神，但这些神迹无法使我们信任或接受祂。神迹能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在我们能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但神迹无法使我们信实地追求其背后的真理。

我儿子在看最新一季的《上帝所拣选的人》时，一直在问我，怎么会有人看着耶稣行神迹和奇事而仍然不相信祂。也许这个问题以及它所揭示的关于我们人类本性的事实，在如今与在第一世纪时一样重要。

我们真的相信神迹存在吗？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相信吗？

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名作家。他最新的小说《奇迹》探讨了现代世界的奇迹等话题。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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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及温柔的力量

David Neff

这位去到中国的宣教士是如何回应他所带领的宣教士被谋杀的事件。

在百年多前一个广大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4岁的男孩成为了皇帝。一开始，他的继母以太后身份听政。但当他18岁亲政后，他急于改变许多政务。他仿效其他国家，创办了一所大学。他精简了政府官员，裁减冗员。他希望成立议会，行君主立宪。他甚至颁布了一项保护基督徒公民的法令。

但皇帝并未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太后与其亲信不愿见到如此多的改变。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重掌大权。

在那时，地方上发生了极大的旱灾。人民饥饿难以度日。太后将一切怪罪于那些辅佐年轻皇帝的外国人。太后下懿旨昭告天下，认定是诸神在阻止降雨，除非把所有外国人及信奉外国宗教的人都逐出中华境外，干旱才会好转。

一群受过功夫训练的农民也把他们的麻烦归咎于洋人。这些农民恳求神灵附体，使他们对洋人的枪炮可以刀枪不入。太后下诏，凡袭击杀害外国人的人，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他们起而摧毁了外国人建造的铁路和电报线，并极尽可能地杀害他们见到的所有外国人及基督徒。

这些外国人所来自的国家非常愤怒，派出军队来恢复秩序。他们要求赔偿损失的财产和人员。太后只好逃离京城避难。仇外主义（Xenophobia）——惧怕及对外国人的仇视——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策略。

在19世纪末，有八个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商人和外交官。他们的现代化铁路和电报线大大增进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部通讯。他们的宣教士、教育家及医疗人员服务了中国人民好几个世纪。许多中国人也成为基督徒。

义和团事件（1899-1901）是一次清除外国影响的尝试。义和团或拳匪的成员围攻北京的外国区域55天。一位总督以答应给予外国人安全作为诱饵，引诱44名新教宣教士——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来到北京，然后对他们进行屠杀。整个事件最终死亡人数为：136名新教宣教士和53名儿童， 2000名中国新教徒；还有超过200名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三万名中国天主教徒。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反击。大约两万名八国联军士兵入侵中国并镇压了义和团的动乱。许多外国人——主要为士兵和商人，但也有一些宣教士——趁动乱抢劫。八国联军的政府以及失去人员和财产的公司和宣教机构要求巨额的赔偿。他们的要求使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并引起更进一步的仇恨。

中国内地宣教团（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却与众不同。内地会损失的人数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多：58名成人和21名儿童。即便如此，戴德生拒绝为该组织的损失收取任何赔款。他要以此来显示“基督的柔和谦卑”。这举动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美国报纸作家关注的是贪婪的西方外国人。在大众的想像中，基督教宣教运动和西方帝国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

五十年后，中国基督教领袖仍然活在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和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共产主义革命后，许多人切断了与西方教会的联系，承诺中国教会将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不幸的是，这些承诺助长了其政治主人的仇外心理。

如今，中国领导人决心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官方承认的中国三自教会不再采取仇外心理。这些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教会领袖的继承人感谢宣教士的贡献。他们认识到，教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在1900年代献出生命的人，及许多其他在之后加入服事中国人的人，包括《今日基督教》的联合创始人L. Nelson Bell。

然而，对外国人的仇恨心理正在全球各处重新回归。仇外心理在19世纪的中国是糟糕的政治决策，在如今同样也是糟糕的政治决策。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如果当年所有基督教宣教士都如戴德生一样以柔克刚、以德报怨，中国的历史会如何改变？

大卫·内夫（David Neff）是《今日基督教》的前主编。

翻译：T.N. Ho/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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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贾立克：服事藏族的医疗宣教士

宣济仁

Rupert Clarke在甘肃、青海一代为藏族人提供医疗服务，并呼吁汉族基督徒关爱藏族人的灵魂。

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二十世纪初，西藏的门仍然紧紧向基督教宣教士关闭。

散居青藏高原上的藏民笃信藏传佛教，每四个成年男性藏民就有一个是喇嘛。同时，他们中间传染病流行，梅毒、痲疯、天花、鼠疫与白喉等常为患，由于缺乏医疗服务，唯一的防治方法就是把病人隔离，甚至将他们终生摒弃于社群之外。

好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希望向藏民传福音，却无法踏足西藏，只能在邻近省份接触藏民。早在1918年，宣教士胡立礼（Harry French Ridley）与连福川（Frank D. Learner）就开始在青海传福音。到1940年代末，据估计青海东部约有200个信徒，但其中没有一个藏民。

1940年代，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甘肃和青海的藏民中从事医疗宣教。他就是英国宣教士贾立克（Rupert Clarke）。

贾立克少年时代，常常住在祖母家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中，一家人每日数次在一起祷告主日更少不了一起上教会。然而，年轻的贾立克虽然满脑子圣经知识，行事为人也循规蹈矩，内心却缺乏得救的确据。

这种情况直至他念大学时，参加基督徒团契，认识了学兄皮存德（Robert A. Pearce）与林贝德（James Cecil Pedley ），才有改变。皮、林二人感觉到贾立克只有基督徒的外貌，却未尝救恩之乐，就常常为他祷告。贾立克读到学兄们借给他的一本书，终于明白，得救的确据是基于神的应许，而不是靠人的努力，他所要作的就是信靠耶稣。他跪在床边，以启示录3章20节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后来贾立克进入医学院学习，三年级暑假期间，他染上腮腺炎，卧病祖母家。这段时间他读到《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一书，书中详述宣教士盖落洼（A. E. Glover）一家如何在义和团事件中，由山西被押解往上海的惊险跋涉。贾立克深受感动，也开始关心中国的宣教需要。

兰州医院

皮存德和林贝德先后在1931年和1935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在甘肃省兰州医院和附属的痲疯病院事奉。痲疯病院里有不少藏民归信耶稣。他们一直写信鼓励贾立克，使得贾立克对藏民的负担日益加深，最后，贾立克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藏区医疗宣教，前往甘肃兰州服事。

1941年，贾立克在兰州医院的工作渐上轨道。同年，他应邀前往邻省宁夏，走五天路程到中卫参与医疗福音队的工作。贾立克抵达中卫后却病倒了，患上严重的肝炎，全身发黄。内地会总部立刻调派护士巴葆真（ Jeannette Barbour）到中卫照顾贾立克。

巴葆真在罗德西亚（津巴布韦）出生，曾在英国爱丁堡接受护理训练，那时刚加入内地会不久。贾立克经巴葆真悉心照料，病情迅速好转，但继续留在中卫养病，一个月后才骑自行车回兰州。当其时，他已静悄悄地跟巴葆真订了婚，只待巴葆真按内地会规定，事奉满两年，通过语文考核才完婚。1943年一月14日，两人在兰州冰封的黄河边上举行了婚礼。

1944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内地会在兰州市内开设诊所，由贾立克主理。1946年底，贾立克夫妇回英国和南非述职，内地会调派海恒博前往兰州承担医疗工作。

许多藏民到兰州医院和痲疯病院求诊，其中不少要走上数周甚至数月的路程。汉人不大愿意与藏民住在同一个病房，所以医院专门设立了藏民病房。1947 年的记录显示，至少有80名藏人留医，一些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病人，会入住普通病房，其中有些人要住上好几个月。被接纳、得医治的藏民都满怀感恩，可惜没有懂藏语的宣教士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化隆医疗站

多年来，内地会计划在青海省开设一间小型医院，让散居在青海一带的藏民得闻福音。1948年，贾立克向英国家乡的支持者发出呼吁：青海医院的计划因医疗人员短缺而被迫搁置，正努力祷告筹划，求神从东方和西方差派同工来服侍藏民。

1948年初，贾立克述职后回到中国，人手和物资依然缺乏，看来在青海建医院的计划仍无法落实。就在这时，圣光学校的监委会从“中华救援团”获得资助，把一大批美军留下的医疗物资赠送给兰州医院，其中三吨物资给分配到青海化隆。内地会重新调配人力，派一名本土医生和四名护士投入青海省的医疗工作。贾立克建立化隆医疗站的多年夙愿终于实现。

化隆位于西宁南边，靠近青海和甘肃的交界，海拔一万呎，空气稀薄，一年里只有八月份不下雪，有四个月土地不被冰封，交通运输非常困难。贾立克豁达开朗、随机应变、处变不惊，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到他。有一回，车子的油泵坏了，贾立克从医药包中找出听诊器，扶着放在车顶上的汽油罐子，让汽油通过听诊器的管子流到发动机，车子得以继续前行。

1948年7月5日，化隆诊所正式开幕。在化隆镇上，住有显贵的喇嘛僧侣，也有在百姓中具影响力的穆斯林教长，贾立克和同工在城内派发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福音单张。

1949年，贾立克和正怀着第一胎的葆真迁到化隆定居。贾立克夫妇二人同心，不怕艰辛，只为服侍他们生命的主和祂所关爱的藏民。他们把诊所发展成为医院，取名“圣光医院”，设有二十张病床。同年，门诊人数高达3590人，进行了160个手术。葆真一手抱着初生的亨福（ Humphrey），一手进行护理工作。

医院和贾立克的名声愈传愈广，人们说“这个外国医生对待藏民很亲切，就像他对汉人一样。”藏民和喇嘛骑马、骑牦牛或徒步长途跋涉、成群结队地来求医。他们走四个礼拜的路来医院就诊，在医院第一次听闻福音，经手术治疗和休养后，又带着新约圣经或福音书单行本，欢欢喜喜地回家。

床位常满，有时病人还未康复，就要出院，因有更多重症涌入。病床不敷，二、三十个病人挤在给亲属住的炕上。但贾立克觉得为藏民诊病很“上算”，因为他们生命力强，又心怀感恩。贾立克特别希望汉族基督徒也来参与。他在1950年的内地会《亿万华民》杂志中写道：

“不少汉人基督徒蒙主呼召，要向藏民传福音，可惜未肯下苦工学语言。在这一带有一些会说西藏语的汉人，若他们蒙主光照，必能为主作工。这里生活艰苦，但他们可以一边当医生糊口（藏民当中还没有医生），一边向藏民传福音。”

更让贾立克兴奋的，是在西藏崇山中的一个部族派人专程到访，邀请贾立克到他们中间开办医院，还承诺提供房子和一切所需。贾立克自然愿意立时上路，可惜时不与我。

撤离中国

1950年十二月，在形恪势禁之下，内地会领袖决定全面撤离中国。1952年一月，内地会620名宣教士之中，仍有33名滞留中国，其中就包括贾立克一家。

1951年六月，贾立克被带到化隆法院，控告他多项罪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西方国家作间谍。贾立克当然矢口否认，结果，妻儿获准离境，而他自己却被收在监里，袋里的圣经被缴去，他却低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牢里有40多个囚犯，只能席地而坐，其中许多是回民。

后来贾立克获释，但被软禁在化隆医院里，与外界隔绝。他坚持每天在院子内步行三英里，每周一次步行十英里，保持身心灵健壮，以备有一天获释时还有力气走路去西宁。其后，贾立克被转送到西宁，关在内地会设于西宁的宣教站里。

1953年七月20日下午，贾立克与马良箴（Robert Arthur Mathews，另一位在蒙古族当中服事的内地会宣教士）乘火车抵达香港，他们是最后两位离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内地会海外事工主任李亚农（Harold Arnold J. Lea）在1951年的《亿万华民》中写下结语：

“撤离的过程比我们预期的长得多,然而……主把同工们都带出来了。虽然历尽险阻，承受重压，同工们都丝毫无损，精神旺盛。经此炼历，我们在信心和忍耐上都成长了。”

1950年，化隆医院被政府关闭，标志着一个向甘肃和青海的藏族人传福音的宣教时代的结束。然而，在同一年，两对已婚的内地会宣教士夫妇（来自加拿大的George and Dorothy Bell以及来自新西兰的Norman and Amy McIntosh）为两名“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西藏妇女施洗，然后有住在印度的藏族人报告了一个喜讯：一些汉族基督徒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跟藏族人分享了福音，“结果有20人归信”。

在今天的中国，向藏族人传福音仍然非常困难。但是有更多的汉族基督徒参与向散居在西藏以外的一些中国省份的藏族人传福音。我们祈祷，当年激励贾立克的灵加倍激励今天的中国汉族基督徒，接过宣教的接力棒，向藏族人分享基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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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巴比伦，而非以色列

Marvin Olasky

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务是把人们带进福音里，而不是把圣经原则及律法强加在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去年我在Twitter上问道：“我们是住在古代的以色列，还是现代的巴比伦之中？”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圣经对于在应许之地上生活的规范及指引，对我们这些身为宗教少数族群的基督徒——生活在非基督徒统治之下“不圣洁”的土地上——有着有哪些程度的应用（或关联性）？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古以色列国，在那里，生活的重点是维持圣洁，而不是宣教——上帝把以实玛利和以扫送至旷野、告诉约书亚要消灭迦南人，并且指示以斯拉要坚持让以色列人与外邦妻子分离。为了使应许之地圣洁，上帝下了一道零容忍政策：你们当中不可有耶和华所憎恶之事。

古以色列所住的应许之地，是人类最接近能生活在新伊甸园的一次机会，在这里，神拣选了一个独特的民族作为居民。祂给予指引，让他们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在应许之地生活（申命记28章），并应许他们，如果他们遵守诫命，一切都会顺利。

上帝建立古老的以色列国，以作为这个世界的模范国家——这是一场完美的试验，测试良好的典章是否能造就出良善的民族。

神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学此地其他民族去行“可憎恶的事”（申命记18:9）。但神的典章和律例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而立，而是同样应用在其他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外族人（利未记18:26, 28）。

这样看来，旧约圣经的要求高度取决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古代以色列人典章的律例旨在保护神赐给他们的土地的圣洁。他们的任务是洁净这块地，使其免于污秽的行为，维持着他的圣洁。

信仰的传播并非当时优先考虑的重点。当某些以色列男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领袖们并不会因新来者的归依使以色列人数增加而欢欣庆祝。相反的，他们对与外族通婚感到恐惧。

当以色列人离弃他们的半-伊甸园时，先知们相当的愤怒。先知耶利米基于敬虔的义怒让我们造出了悲叹（jeremiad）一词（衍生自耶利米的名字 Jeremiah）。耶利米写道：“耶和华如此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耶利米书2:5, 7）

然而，对于那些不但住在半-伊甸园之外，而且还是住在反对伊甸园的巴比伦城内的以色列人，耶利米说话的语气却非常不同：

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万主之主；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利米书29:4-5, 7）。”

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表明，住在以色列境外的以色列人，应该有着与境内以色列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策略。例如，上帝禁止古代以色列境内的占卜术（申命记18:10-12），然而，但以理被任命掌管巴比伦内行法术的、占卜的及其他哲士（但以理书2:48）。

虽然但以理可以不受这些不敬虔的人们影响，独立思考及行事，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有任何计划或渴望想要剪除这些人。身为在外地寄居的人，他必须与他们共存——因此，但以理成为了我们可以借镜的楷模。从西元前605至539年，但以理在至少66年的时间里，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生活及工作，他总是试着服事一群与他截然不同的外族人，同时仍忠于上帝。

在这个过程里，但以理及他的三个朋友曾面临过死亡威胁。当尼布甲尼撒王设立了一个90英尺高的金像，并命令所有官员拜金像时，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并没有对着这群异教徒发表慷慨激昂地演说。他们仅仅拒绝屈身下拜，便足以让他们被捕及被扔进火窑中。然而神在火窑中存留了他们的性命。

这几个以色列人在公开场合里虽然包容着与他们不同的族群，但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家庭里却遵守神的命令。但以理在自己的家中祷告，但没有要求巴比伦的学校也公开地祷告或读经。我们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看到，其他犹太人是如何生活在波斯地——这个帝国境内有127个省，国内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和语言——以色列人在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法律统治下与其他民族和平的生活在一起。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土上所有偶像都要被摧毁。然而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从未试图移除雅典城街道上的异教祭坛和偶像（使徒行传17:17-31）。他和其他福音书作者都强调，要使用任何能宣扬基督好消息的机会，却从未说基督徒应强制将圣经律法套用在异教徒身上。

再一次，圣经的应用取决于地点：在某个地方合适的应用，并不适合应用于另一个地方。

我们在耶稣的身上也能见到同样的作为。他把兑换货币的犹太人从圣殿——这个全世界最神圣地方——赶出，但耶稣却没有把罗马人从其他任何地方赶出。当罗马士兵于西元70年摧毁这座圣殿后，以色列已成为最不圣洁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块土地比其他土地更为圣洁。

古以色列最大的悲剧是，在全世界所有土地里最不会吸引罪恶的这块地上，神的百姓依然犯罪了。如果连生活在神的律法所孕育出的最良善的社会环境里，都无法让古以色列人忠诚于上帝，那么上帝圣洁良善的律法在其他更不利的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旧约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可骄傲的以为自己有能力在地上建立并维持住一个乌托邦国度。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是：罪来自我们自身，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神教导人类：即使在最好的环境里——无论是在原始的伊甸园，还是在以色列的半-伊甸园里——罪仍潜伏在我们的门前。神让我们看到自己对基督的迫切需求，并且除祂以外，再无拯救。

当初代基督徒逐渐理解以色列历史的含意，他们也就理解在新约时代（及之后）传福音的重要之处。“我的邻舍是谁？” 犹太人對这个问题原本的回答是“我的犹大弟兄”，但耶稣说：任何有需求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包括所有妇女、撒玛利亚人，甚至是神百姓敌人的罗马士兵。

耶稣对他人的全然接纳，坚固了早期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根据上帝的指示，将福音带入万国，而不是专注于捍卫自己的国度。因此基督徒能自由地传福音，并接纳任何相信基督的人——不论其血统、过去犯过的罪、种族或文化为何——至教会的团契中。

虽然不再拥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国土”去捍卫，却被赋予将“天国”分享至地极的使命，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务是把人们带进福音里，而不是把圣经原则及律法强加到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今日，虽然“基督教民族主义”已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遍地开花，我们仍可以跟初代基督徒前辈学习：我们不再需要保卫任何圣地或圣殿，但众教会应该学习成为神国度里的模范城市——在这个城里的每一个人，不但可以，而且也能，因着祂的奇异恩典，从内到外的被改变，成为新造的人。

作者奥拉斯基博士（Dr. Olasky）隶属于 Discovery 和 Acton 这两个机构。他是美洲长老会（PCA）的长老，是30多本书的作者及共同作者，其中包括《美国的堕胎故事》（The Story of Abortion in America）。

翻译：荣怿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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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奶茶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Isabel Ong and Sean Cheng

芝加哥的“活水茶堂”是华人教会利用奶茶店有创意地向年轻一代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传福音的一个例子。

Abigail Erickson

每月一次，康科利（Nick Konkoli）会到位于芝加哥“小意大利”的“活水茶堂”去主持免费的中国茶品茗活动。在两个小时的“社区茶会” （Communitea）中，康科利和其他参与品茶的人会将不同的热茶倒入精致的茶杯中，然后解释每一种茶的起源和成分。

这家茶屋的创办人名叫姜少龙（很多认识他的人称他为“沙龙牧师”）。2020年茶屋开张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来举办这样的对外开放的活动。作为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沙龙希望提供一个社交空间，来接触芝加哥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活水茶堂最早是在2015年从沙龙服事的教会的一间改装的储藏室开始的。很快，这个茶屋就成为一个类似社区中心的地方，沙龙和他的同工们意识到茶屋需要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场所。

一年多前，沙龙认识了康科利，两人因着对茶、音乐和摄影的共同兴趣建立了友谊。康科利不是基督徒，但他并不介意在一个被教会用来做福音外展的地方举办社区品茶活动。

“当沙龙告诉我他是一名牧师时，我并不觉得震惊，”康科利说。“任何想成为牧师的人都理当希望创造一些社区空间。”

尽管康科利的品茶会是品鉴热茶，但活水茶屋的主打饮料是冰的珍珠奶茶。沙龙把这家店作为他的教会的一个延伸空间来经营（甚至是可以让使用Instagram的年轻人来打卡的地方）。这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属灵对话场所的奶茶店。沙龙设计的茶屋，跟其他近年逐渐在有较多亚裔人口的美国城市流行的奶茶店相似。茶屋内有温暖的灯光，简约的装饰，还有一面画廊墙，展示着精致的手工茶具。茶屋提供各种口味的奶茶和热茶，例如桂花乌龙奶茶和菊花普洱茶。

在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奶茶店来传福音的并非只有沙龙他们这一间教会。从多伦多到芝加哥再到纽约，都有亚裔教会的牧长、领袖与年轻人坐在一起，喝着各色奶茶，聊着基督教信仰。

茶文化与基督福音

珍珠奶茶于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台湾，其名称来自于加到奶茶中的黑色粉圆。奶茶可能是果味的，例如芒果或桃子味的红茶，也可能是巧克力或榛子味道的。近年奶茶在世界各地迅速流行起来。据联合市场研究公司预测，到2027年，奶茶销售将成为一个40亿美元产值的庞大产业。

在北美讲英文的教会中，“喝杯咖啡”几乎是坐下来交谈属灵的事情的同义词，而亚裔教会的事工领袖说他们的社区需要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一杯茶——不同世代的亚裔人士可能有不同的喜好，传统的热茶可能对老一代人更有吸引力，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则更喜欢香甜的奶茶。

沙龙毕业于北园（North Park）神学院并在芝加哥桥港（Bridgeport）新生命社区教会（NLCC）带领华人会众。他本人更喜欢不加糖或牛奶的传统中国热茶。去年6月一个明媚的主日下午，新生命社区教会的英文和中文会众在一个公园里举行了联合崇拜。沙龙和教会的英文牧师杜登霍夫（Luke Dudenhofer）一起（对话式）讲道，他俩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摆着两杯清香扑鼻的中国热茶。 “茶能把人连结起来，”杜登霍夫牧师说。

而沙龙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为教会周围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服务。他对加入“第三波教会咖啡店运动”（即教会开设时髦的咖啡店作为分享福音的地方）不感兴趣。他想做的是奶茶。

学做奶茶对沙龙来说不是太难的事情。沙龙的母亲曾经在中国开过高档酒店，她遗传给沙龙烹调、茶文化和接待客人方面的天赋。活水茶屋的每种饮品都是沙龙自己设计的。

沙龙也热衷于茶文化的历史。他喜欢跟人分享古代日本茶文化与天主教相遇的故事：16世纪日本最著名的茶道宗师千利休曾经受到耶稣会传教士引入日本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他发展出来的日本茶道的美学和哲学都受到天主教圣礼的启发。千利休的七个弟子继续发扬光大了他开创的茶道，其中两位与千利休的妻子和女儿最后都信了天主教。

很多个世纪以来，茶一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茶饮已被联合国指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的咖啡店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多的今天，中国仍然把传统的茶饮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来推广。（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中诞生的一个在线民主运动则以“奶茶联盟”自称。）

“有些人可能认为喝茶是过时的老派做法，但在中国和海外，很多人仍然喜欢喝茶。”沙龙说。在中国，人们每天都在茶馆见面、谈天、交流信息。

作为老百姓居家必需品，茶是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遍布着老式茶馆，退休老人在这里摆龙门阵，听说书，打麻将，商人们在这里吃着点心、品着香茶谈生意。虽然珍珠奶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占主导地位，但一些老式茶馆也努力想让传统的茗茶重新成为时尚。

从王怡牧师喝茶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对茶在中国人（包括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有更深的了解。二十年前，王还是一名法律学者和知名网络作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美国华人基督徒，那位弟兄回国出差时，他们在成都的一家茶馆一起喝茶、见面。王怡后来成为基督徒，再后来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牧师。王怡牧会以后，曾经邀请那位美国华人基督徒在成都做信仰讲座，演讲的地方也是在一家茶馆里。

王怡带领的秋雨圣约教会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国保经常请王怡“喝茶“——在中国这是被警察叫去问话（通常都会受到警察的恐吓和警告）的隐晦说法。2019年底，王怡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政府在前一年强制关闭了秋雨圣约教会。2022年8月14日，一些秋雨教会成员试图在成都一家茶馆聚会（主日崇拜），遭到警察冲击，茶馆也被骚扰。

生命活水的供应

除了“活水”的名字之外，沙龙设计的茶屋很少有明显的基督教元素。尽管如此，沙龙说“活水”的意涵“也是连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桥梁”。

“活水”不仅是圣经中耶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时所用的比喻。宋代（12世纪）哲学家和诗人朱熹曾在一首诗中用“活水”来比喻艺术灵感与心灵的更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沙龙毫不避讳他开茶店就是为了传福音。他的目的是为那些可能不愿意去教堂的年轻中国学生和移民创造一个“中间地带”。这也是为什么他把茶堂的地址选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附近。（今年年初，因为要安装做奶茶的新设备，紧邻大学校区的这家店暂时关闭。）

活水茶堂经常举办适合Z世代的活动，如读书会和现场音乐表演。沙龙牧养的教会有一个每周YouTube直播的“凡事茶屋”节目，有时也会在奶茶店录制。在这个直播节目中，年轻的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会就很多时下热议的话题进行对话——从中国的妇女权利到华人教会中的大男子主义，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到美国的枪支暴力，凡事都可以在茶桌前畅所欲言。

来自北京、现在芝加哥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Lucy Liu是沙龙带领的新生命社区教会中文堂的成员。她说，与许多华人教会偏向守旧的文化相比，网络直播和读书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福音外展方式。虽然讨论诸如“妇女权利”的议题可能会被一些华人视为 “左派”的做法，但是Lucy发现这些活动中的对话对她思考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基督徒的身份问题特别有帮助。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华人（包括华人教会）的文化期望为我的家庭做出牺牲，把我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她说。“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活出我的信仰，不要失去自己。我很快就要结婚了，但我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希望在看重家庭的同时也尊重上帝。”

“凡事茶屋”每次直播大约有200-300人收看，如果是热点话题，收视率可能超过1000人。但沙龙并不在乎观众的人数。“与其说我们想办一个成功的、广受好评的节目，不如说我们想为真实的生活打开一扇窗。我们不怕暴露我们的伤口和挑战，因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并且记住上帝的恩典。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个直播成为一个在网上爆红的节目。我们的对话一直都是没有事先写好稿子的，也一直会聊一些敏感、艰难甚至尴尬的话题，但这就是生活，包括基督徒真实的信仰生活。”

新生命教会的杜登霍夫牧师说，沙龙采用的富于活力的网络宣教方法对来自中国的年轻的慕道友更具吸引力，是教会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接纳的。他说：“大多数华人教会都很在乎等级和长辈的权威，因此不容易尝试新生事物。但是对沙龙来说，为了适应下一代，教会应该更加灵活。我欣赏他出于事奉热心的探索。”

“奶茶耶稣”与茶馆主日聚会

沙龙和杜登霍夫是宣教上的好伙伴。还有不少北美各地的其他事工领袖也在利用奶茶文化和中国茶文化来传福音。

校际基督教团契（InterVarsity）的校园牧师Stephan Teng在2019年创作了“奶茶耶稣”的卡通形象，为在校园里讨论信仰和生活提供空间。卡通图上画着留着胡子、穿着长袍、拿着一杯奶茶的的耶稣，其灵感来自康奈尔大学的一次T恤比赛。Teng牧师希望借此开发出一种福音外展的资源，向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亚裔学生传达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他在校园设立“奶茶耶稣”展台，免费赠送贴纸和珍珠奶茶，并问那些他接触到的人：“如果耶稣想和你喝杯奶茶，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Teng告诉CT，除了吸引亚裔学生，他的事工还藉着“奶茶耶稣”与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国际学生对话。

2022年，Teng搬家到印第安纳大学附近。他说其他学校的校园牧师也希望借用“奶茶耶稣”来开展福音事工。他还开了一家网店，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以喝着奶茶的（棕色皮肤的）耶稣为主题的T恤和连帽衫。

还有一个茶文化事工是加拿大多伦多的“红茶馆”（Crimson Teas）。这是位于多伦多繁华的唐人街区的一家茶馆。创始人Phillip Chan曾读到一些文章，说某些类型的茶，如普洱茶和红茶，有助于降低肾衰竭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他在2016年开设了这家茶馆。为了养生的目的，他的茶馆不在热茶中放糖，也不卖奶茶。

但Chan开茶馆更重要的目的是将茶馆作为一种福音事工的形式来经营。从2016年到2020年，红茶馆每周都举办教会聚会（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聚会不得不暂停）。每周日上午9点和11点，多伦多英国圣公会基督教会的成员会在红茶馆聚会，他们唱敬拜歌曲，领圣餐，从茶馆外走过的人们会好奇地透过茶馆的前窗窥探里面的聚会。

当时担任教会执事的柯玛丽（Marion Karasiuk）说：“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对我们的茶馆主日敬拜感兴趣。”据她估计，当时的会众中约有一半是亚裔，其中许多是附近多伦多大学的留学生。

在搬离多伦多之前曾在红茶馆参加教会活动的新加坡华人Kee Hua Soo说，茶是吸引其他亚裔人士到茶馆探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他们来说，茶是一种家的味道。它提供了一种舒适感。它就像一个远离故乡的家一样。”

Soo将红茶馆这种吸引人的气氛归功于茶馆老板。“Philip没有隐藏他的信仰。他会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都有教会的主日敬拜。这本身就是一种福音外展。”

Soo说，在茶馆见面谈论上帝，比起去教堂来，会显得不那么可怕。“Philip并不强行推销福音，但这是一个让人们感到可以自由询问有关福音的问题的空间。总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有足够开放的态度，他们会来参加一两次礼拜。”

奶茶飘出基督的香气

对于像沙龙这样的传道人来说，通过奶茶来传福音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在美国，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的世界观与前几代华人移民有明显的不同。在沙龙看来，传福音的工作必须因应新一代的文化。

“我们如何向现代人介绍教会？”沙龙说。“上帝的道是一样的。但如何向年轻一代传讲这道，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事情。”

华人教会曾经摸索出一些方法，向“天安门一代”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那一代人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带着破碎的心和政治上的幻灭来到美国。他们大多是需要依靠研究生奖学金和在中国餐馆工作才能生存下来的穷学生。他们对华人教会的帮助（如在查经聚会前或主日崇拜后提供免费中国饭食）心存感激。他们大多曾经受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科学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常常会就“进化论与创造论”之类的话题与基督徒辩论。

但是今天的年轻一代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不需要教会的基督徒用车载他们他们去买菜办事，或者为他们提供二手家具。他们不差钱，可以在中国餐馆、超市和卡拉OK酒吧里潇洒地消费，而且周五晚上他们多半会选择与朋友一起去唱K、喝酒，而不是到教会查经。他们很可能更加后现代，对“基督教是否与科学冲突”这类的争论不感兴趣。

沙龙说，今天许多在散布于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中做领袖的基督徒都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人。他们能感受到与年轻人之间的代沟，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不知道如何弥合这种代沟而把Z世代带到基督面前。

近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也使向年轻一代中国人传福音变得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民族主义灌输，让他们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入侵的工具，”沙龙说。“这也是为什么邀请这些年轻人去教会这么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沙龙同时也看到Z世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匮乏和对信仰的需求：“他们对物质主义、民族主义和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感到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遇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他们的精神需求变得更加深刻和明显。“

活水茶堂希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需求。沙龙将奶茶店和教会的对话直播称为“多维度的福音事工”。他想让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对艺术、美和音乐的共同欣赏，以及通过在一个他们感到安全和温暖的空间里追求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来体验属灵的觉醒。

“在活水茶堂，人们可以找到可以交谈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会对基督徒不敬、不能问的问题，”杜登霍夫观察到。“他们可以坦白地说，‘我不相信上帝’。对年轻一代来说，建立关系是关键。他们不想成为你的传教事业的目标受众。他们不希望你让他们改变信仰。他们想要交一个朋友。”

Lucy Liu也同意。她说：“年轻人对收看直播对话的兴趣肯定比参加教会礼拜要大。我认识一个朋友，她对去教堂不感兴趣，但当她听说我们将在直播中讨论关于共产主义和妇女权利的话题时，她就很想参加。”

沙龙开奶茶店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基督徒分享信仰的环境。他希望有一天能将活水茶堂的事工模式带到其他美国的大学校园，也希望毕业后离开芝加哥的中国学生基督徒们把这种通过一起喝奶茶与非基督徒谈论信仰的做法带到其他城市。

沙龙说：“我们的茶堂就像一座圣殿。上帝的事工不是只能在教堂里做，基督徒可以把任何地方变成传福音的殿堂。我们只需要与上帝同工，走进社区经历圣灵的工作。”

对沙龙来说，事奉上帝也包括做好奶茶，成为一个熟练的茶艺师。他认为，基督徒应该追求专业性：如果上帝呼召他们创作歌曲（那是沙龙自己的另一个呼召），他们就应该尽力写出动人的歌曲；如果上帝呼召他们做奶茶，他们就应该尽力做出美味的奶茶。

“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好像是一盏灯，”他说。“让基督的香气在你的产品、服务和环境中散发出来，人们自然就会对耶稣产生兴趣。”

Isabel Ong是CT亚洲副编辑，Sean Cheng是CT亚洲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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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的孤单并非因为他“单身”

Danielle Treweek

圣经指出了更深层次的真理——我们与社区隔绝是不好的。

WikiMedia Commons

我最近正在看历史频道的电视系列节目《孤独》。

在这个节目里，有十个参赛者分别被带到非常偏远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只有有限的物资，然后他们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生存下去——整段过程必须独自一人。

那些地方没有部落、没有训练有素的主持人，也没有一直存在的摄影组。每个参赛者都是完全的、无限期的孤独。

如果在任何时间点他们无法承受了，可以自由退出，节目组不会问任何问题。有些人退出是因为环境或天敌太危险了。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几乎快饿死了。还有一些是因为受伤或生病了。但也有许多人退出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这种令人心碎的孤独。

在早期赛季的一个特别凄惨的例子中，一位参赛者对在野外生存的部分有着万全的准备。他显然有能在荒野中生存下去的技能和知识。

但在几个星期后，他发现自己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挣扎。 “我知道孤独一人很不容易，”参赛者说，“但我不知道会有这么难。”

最后，这样的与世隔绝对他来说太艰难了，他因此被淘汰了。

当他独自站在那里，凝视着水面，等待制作组赶来救他他时，他简单的说：“我渴望人类的陪伴，如同渴望水那样。”

当我看着这一幕时，我不禁被亚当在伊甸园里独自一人的形象所震撼。创世纪2:18的话对我们今天而言是非常熟悉的。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或者至少，这节经文对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我是一个未婚的女基督徒。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写关于基督徒生活和社群（教会）里的单身议题。当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浸泡在当代基督徒对单身议题的讨论里时，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节经文。

确实，这节经文是个很常见的说法，我们可能很容易把它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它的“正确解释”）视为理所当然。这节经文也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毕竟，这句简短的话改变了一切。

在前一章里，《创世纪》的作者已详细叙述了上帝的创造行为，每一步都非凡精心。但是，只有在祂创造了第一个人以后，上帝才看了看，发现祂的创造物里有些不对劲。

我们经常把这段文字解读为：这个人孤独是不好的，所以上帝为他造了一个妻子。哇，多么充满祝福的决定——我们可以继续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了。

但我想挑战你，不要急于对这句话的含义下结论，而是要反思一下，上帝究竟认为亚当的情况“不好”在哪里？

想像一下你自己是亚当，或《孤独》节目里的那个参赛者。你沉浸在一个宏伟的花园里，一个由郁郁葱葱的植物组成的华丽的创作——头顶是蓝天，脚旁是海洋，背后是山脉。你的周围有各式各样充满异国情调的鱼、鸟和动物。然而，就人类同伴而言，你是完全的、彻底的、充满渴望的孤独。

你感觉到了吗？这就是你的孤独的“不好”之处。

亚当是唯一一个按照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所造的生物。当时，在所有的被造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和亚当（人）长得一样；他是唯一一个在地球上行走的人类。这就是他是孤独的意思。这就是在上帝看来不好的地方。

上帝之所以知道“人独处不好”，是因为祂在创造亚当时，为他设计了对同伴的渴望。请想想这一点。一个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选择创造人类这个生物，使其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但祂没有这样做。

相反，祂创造的亚当需要像自己一样的“其他人”。

因此，上帝创造了另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与原本这个人类极其相似，但也在有意义的方面与他有着奇妙的区别。上帝创造了女人。

在创造同伴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一个将成为亚当妻子的人——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本身并不是这个创造行为的唯一目的。正如克里斯托弗·阿什（Christopher Ash）所说，男人最主要的需求“不仅仅是一个伴侣或情人（尽管女人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而是一个‘帮手’，与他一起看守和耕种这个花园。”

然而，在创造了夏娃之后，上帝并没有对他们说：“去吧，伙计们。亚当，你有了妻子。夏娃，妳有了丈夫。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一切。现在继续工作吧。”同样，一个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这样做。但祂并没有。

相反的，祂祝福这对夫妇，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1:28）。你懂这里的意思吗？上帝对亚当的孤独的回应——祂对全人类的神圣供应——是丰富的社区。

你看，第一个人类不仅仅只是“需要配偶”。他需要“其他的人”。亚当一个人无法实现上帝创造他的目的。因此，对亚当的孤独感的答案不是单一婚姻关系这样微薄的供给，而是在多种人际关系里才能实践的整体解决方案。

造物者的解决方案是，使亚当不仅仅成为一个丈夫——而且还要成为一个父亲、祖父、家庭成员、邻居、工作伙伴和朋友。上帝使用一个真正孤独的人，透过他产生了整个人类社会。

是的，婚姻关系是人类社区的核心。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服务（透过生产）整个社区，且最终是为了神圣的人类社区（属灵社区）而服务，其自身并非终点。这一点可以从耶稣的教导中看出。虽然人类的婚姻不会延续到新天新地里（马太福音22:30），但人类社区会。

换句话说，上帝对人类孤独的“不好”的回答是（且如今依然是）——神称之为“非常好”的丰富的人际关系。上帝这样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神承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将在终末到来的新世界里享受关系上的丰盛，又是何等的美丽。

当我们重新思考创世记2:18的含义时，我们对上帝是如何解决亚当的孤独问题能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上帝创造女性之所以美好，“与其说是为了婚姻，不如说是为了成就人类（对社区的需求）”。

丹妮尔·特雷维克（Danielle Treweek）是一位神学作家、讲师，也是“Single Minded”机构的创办人。她关于单身的博士论文研究将于2023年由InterVarsity出版社出版。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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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奇怪的性行为是怎么回事？

Dru Johnson

为何我们不该跳过《创世纪》里18禁的部分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你今年的读经计划打算从《创世纪》开始吗？是的话，请系好安全带，因为《创世纪》可能是旧约里记载各种狂野性行为的一卷书。当然，每当我们想到创世纪时，不会自然的联想起这个特点，但性爱场景依然存在于创世纪。从稍微令人厌恶的性爱场景，到令人极其不安的，都有。被记载在以色列的起源故事里的性行为，有些很含蓄，有些则完全不是这回事。

我仍然记得我刚成为基督徒，第一次读《创世纪》时的情形。除了一些关于洪水和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的模糊概念外，我对创世纪的了解不多，完全是个新手。我从未料到会见到如电视上阖家观赏时段时不可能会出现的画面——那种HBO影集的前几集才会有的淫秽场景。但当然，创世纪的这些场景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留下的色情场景。而是以一种更怪异的方式共存着。我们从圣经的第一本书中了解到，“性”是我们参与神的工作里的核心部分。

与性有关的话题在《创世纪》的前几章就出现了。创世记一、二章里的两份创造纪录都以人类的性行为结束。我们读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27）”上帝的男性及女性形像已包含着性的潜力，而这两种性至少有着一个目的：生育。创世记第二章结束时，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2:24）。

在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后，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儿子。但创世纪的作者不仅仅单纯记载他们有三个儿子。《创世记》第4章里对性行为的公式化描述为其点睛之笔。那人认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然后，那人认识了他的妻子，她怀孕并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一样的情境又再发生一次，最终以夏娃痛苦的庆祝塞特的出生结束：“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4:25）。

这样的叙事已超出一班正常对性的关注，但《创世纪》才刚要开始。这本书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围绕着隐含着性活动的叙述而展开，因我们没有深入思想而被忽略掉。但作者告诉我们关于一个叫撒莱的不孕妇女（16:1），然后是一个叫利百加的不孕妇女（25:21），一个叫拉结的不孕妇女（30:1-2），以及一个叫利亚的不孕妇女（30:9）。除了这些主角外，还有更多在主线叙事中较不重要的角色，例如，神使示剑的妇女不能生育（20：18）。

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些叙事，因为直至现代医疗出现之前，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一个女人不孕：定期与男人有生育性性行为。当然也可能是男人不孕，但《创世纪》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明确的指出，是上帝导致不孕，而这一点只有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知道。隐喻着的性行为对于创世纪想要讲述的故事很重要。

今天读圣经的人可能会想跳过跟性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看起来很粗鲁不妥，或至少对我们早晨的灵修时光来说没有灵性上的启发。但我想证明我们应该好好的读圣经的每个片段，并认真对待它，即使是18禁的部分。当你读《创世纪》时，应注意与性有关的细节。这些内容在试图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处的群体在上帝面前的本质。

性让我们崩塌的时候

想一想《创世纪》里的性行为是如何使人和群体崩溃的。即使在今天，在无法律制约的地方和在战区生存的人们都知道，性暴力使人、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失去尊严。正如Jacob Wenyi（雅各·文怡）在《成堆的死者，成堆的尸体》中所述：“创伤性的事件不仅使一个人破碎，它们也使社会信仰和习俗破碎，改变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的情况。当外地人进入所多玛镇时，“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他们来到罗得家，对外地人实施性暴力，在他们的族群记忆和身份上留下伤痕（创19:4）。这种暴力让每个人都受到创伤，包括施暴者。罗得恳求镇上所有的人不要侵犯他住处的神圣性。在一个奇怪的转折中，罗得试图透过提供他的两个女儿让暴徒侵犯来拯救在他家寄住的外地人。当《创世纪》进入恐怖故事的文体时，它将被武器化的性暴力及弱势群体的困境纠缠在一起——如同在所多玛发生的事。

我们读到另一个被武器化的性行为使整个群体崩解的案例：雅各以发生在他女儿身上性暴力悲剧作为政治谈判的工具。示剑的王子强暴了底拿，导致王子的父亲与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商谈政治条约。对方要求的筹码是底拿的身体。《创世纪》的作者并未叙述底拿的忧伤，但她的兄弟们对王子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们表示王子的行为破坏了他们的习俗、集体记忆和群体身份（34:1-31）。为了报复妹妹的身体所受的伤害，底拿的兄弟姐妹试图用大屠杀来赎回她（他们认为这样就能赎回）。

即使在性行为不暴力的场景，《创世纪》也向我们展示了性能破坏社会的稳定性并伤害到接下来好几代的人们。身为圣经常见的规则，当一个男人与同时在世的多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时，因这些关系而生的孩子们会表现出在群体及个人身份认同上的分裂迹象。作者虽没有评论这些性行为的道德性，但我们看到上帝介入其中，照顾那些被破碎的家庭关系所伤害的孩子，从以实玛利到约瑟皆是。

有时候，性行为的后果是微小的，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的。想想看，虽然只有短短一节经文提及吕便与他的继母辟拉发生关系（35:22），这个细节来得快也去得快，但雅各注意到了这样的背叛，并在临终前回忆起它。他对儿子说：“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49:4）。

性，似乎可以使一个族群陷入困境。圣经里还有更多的例子，例如拿非利人（又称伟人，Nephilim）及俄南，在在展示了一系列以性为武器的歪斜路，同时伤害了受害者以外的人。

性爱中的索取和给予

但《创世纪》中还有另一类奇怪的性行为，细心的读者应该会注意到。也就是描述着女性如何为了看似崇高的目的，在性方面引导男人或指挥位于她们权力之下的女性的行为。作者带有同理心的方式描绘她们的行为，即使这样的行为逾越了后来《圣经》里规范的各种道德界限。

撒拉为丈夫亚伯兰策划了生子计划。她恳求她的丈夫。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创16:2）。身为奴仆的婢女对这个提议有何感受我们却不得而知。撒拉有权力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把夏甲交给亚伯兰，我们从叙事里得知，亚伯兰“听了撒莱的话”。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创世纪里第一次有妻子拿东西给丈夫，并且丈夫听从妻子的话。这段叙事里明显有夏娃的影子（创3:6, 17）。

这也不是性被“赠与”的最后一次纪录。两代人以后，拉结和利亚相信上帝使她们无法生育，就雇用她们的仆人作为代孕者。这是四个女人（拉结、她的婢女辟拉、及利亚和她的婢女悉帕）为了一个男人（雅各）所进行的“生孩子比赛”。这样混乱的状态，很明显是后来利未记所下达的禁令背后的主因：“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她的姐妹做对头，露她的下体”（利未记18:18）。但是，若把这条法律视为对雅各和这四个女人之间混乱性关系的解套，依然得注意，利未记并没有谴责他们将奴仆作为性代理人的行为，甚至也没有谴责相互竞争的姐妹。被命令不得嫁娶妻子的姊妹的是男人。

对我来说最诡异的，是这样的“五人行”创造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利亚的儿子吕便，也就是后来与继母发生性关系的那个，种植风茄——一种夜来香科的植物。因为拉结想要一些风茄，具有创业精神的利亚与她达成了一个交易：用与雅各的性行为换取吕便的风茄。拉结同意了。 “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雇下了。’那一夜，雅各就与她同寝。”（30:16）。雅各同意了。他们一起生下了以萨迦，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可被翻译为“妓女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创世纪毫不隐晦地暗示这里的“妓女”是谁（是雅各）。

最后，我们读到一个复杂的故事，其中包涵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安排强迫发生的性行为。上帝杀了犹大的儿子厄尔，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恶行。但对厄尔的神圣处决使他玛成为一个被放逐的寡妇，渴望透过她的孩子繁衍犹大的支派（创38:6）。犹大派他的二儿子俄南与他玛发生代孕关系，也许是遵循后来纪录在申命记25:5-10里的娶寡嫂制。俄南与他玛发生了性关系，但遗精在地上。上帝认为这是对他玛和犹大家族的犯罪，非常恶劣，所以上帝杀了俄南（创38:10）。可以理解的是，犹大在派他的下一个儿子为他玛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现在，犹大是对他自己后代犯下的罪行的同谋。。

他玛也变得很有创意。她打扮成邪教妓女，等待着她的公公犹大（假定他会来，并与自己发生关系）。犹大也确实这样做了。《创世纪》的作者似乎随意地描述了犹大与一个（他以为是）妓女的人发生性行为。随后，作者似乎开心地叙述犹大的罪被层层揭开的一幕（有如拿单对大卫的启示，即在随意描述的性行为中产下的婴儿，最终以谋杀和灾难落幕，见《撒母耳记下》12:1-15）。

讨论“性话题”的重要性

所有这些性行为的纪录都有点令人费解，有些地方甚至很怪异。身为基督徒，我们没必要对经文锱铢计较。我们该问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在一些情况下，如所多玛、俄南及吕便的故事里，叙事中带有明确的谴责。但更多的时候，关于道德的问题没有被提及，这意味着，当其他圣经叙事将性犯罪作为处理的核心目标时，《创世记》想处理的是别种问题。

从直接提及生育的故事到不孕的故事、不同形式的暴力、性代理、甚至性否认的描述，《创世纪》是一部发展着关于身体、剥削、生育以及性在家庭和帝国里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的叙事文。

当你阅读《创世纪》时，你会注意到许多交织在一起的故事线、客串，以及对上帝的行为和知识的好奇描述。不要害怕思考这些场面。虽然这些场景可能很怪，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上帝在其中工作。《创世纪》在为身体、家庭以及救赎和恢复的叙事奠定基本且连贯的神学。圣经的其余部分，包括耶稣对人的身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导，都取决于这个性话题。

德鲁・约翰逊（Dru Johnson）是纽约市国王学院（The King’s College）的圣经及神学研究教授、希伯来思想中心的主任、《圣经思想》的编辑，以及《圣经思想》播客的主持人。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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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拒绝成功神学的同时，是否错过了上帝的供应？

Jared C. Wilson

身为教会领袖，对于上帝所赐的物质祝福，我们能为他人树立健康心态的榜样。

Image: Photo by ZenShui Odilon Dimier

我知道去脸书上问别人的建议可能是件冒险的事。

我和我的妻子已经有太多修车的帐单，所以我们想买一辆新（或二手）的车。事实证明，在我们的预算范围内，在网上很难找到低里程数且保养很好的车，而我以为我找到一笔很好的交易——那辆车大约开了15年，但车主似乎很少开它。它的状态很好，看起来非常价廉物美。

唯一的问题是，这是一辆BMW。

我像是会开BMW的人吗？我暗自思考。我承认，我首先在乎的是别人会怎么想。所以我到脸书上问：“大家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开这样的车是有问题的吗？”很担心，如果看到一个神学院教授或传道人开这样的汽车，是不是会显得不合宜，甚至是虚伪。

我在脸书上尽可能地提到能让我解脱于这种罪恶感的细节 ——这台车不是新的、很便宜⋯⋯等等。多数的朋友都说我开这样的车是不会有问题。有趣的是，一位评论者说，光是看到我问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买这种车的行为）已违背了我的良心。另一位评论者补充说，看到我开BMW到我教（教牧学）的学校，会“绊倒”他。

最后，我和妻子选择继续找其他车子，但主要是因为我们收到了关于旧型BMW车会有高昂维修费的警告，而这正是我们最初试图避免的事。但这段经历让我想起基督徒对金钱的看法，以及对奢侈和成功的看法，无论是对的或错的。

我们与“成功”的复杂关系

每当提及“成功”时，福音派内部有不少冲突对立的声音。一方面，美国郊区的超大型教会（并非以节俭或精简的建筑设计而闻名）不断地成长及扩大规模，而我们也借着支持他们的电视频道、让他们的书畅销以及让他们创立的品牌大卖来推广我们自己（基督教）版本的网红和心灵大师。

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嘲笑这些人对自我形象的痴迷和毫不掩饰的奢华、炫富行为。其中一个例子是Instagram帐户PreachersNSneakers——里面刊登着知名基督教人物穿着昂贵球鞋的照片，直白地揭露他们不适当的奢侈生活方式。不少福音派人士发现，“健康与财富运动（或称，成功神学运动）”里的知名人物能为他们带来源源不绝的反讽及批评素材。

美国人痴迷于金钱，但他们也同样痴迷于那些被认为拥有过多金钱的人。而美国基督徒也不例外。也许这是一种伪善的双重标准。

更确切一点的说，成功神学 —— 一种基督教次文化的神学，主要由（但不限于）五旬节派和灵恩派信徒为主。他们认为金钱物质上的祝福和身体健康是上帝对基督徒的旨意—— 确实是已遍及全球的特别有害的瘟疫，是对真实的基督教的侮辱。成功神学的问题不仅仅是神学上的。成功神学运动以各种隐晦或明确的方式践踏着穷人和其他许多人，甚至进入了属灵虐待的范畴。

当我们把这种真实存在的宗教流行病与社会正义、收入差距、经济劣势等更广泛的（但也是非常真实的）议题结合起来时，福音派对金钱问题的质疑声就完全有其存在的道理了。成功神学 ——“健康和财富（health and wealth）、祷告就必得着（name it and claim it）”之类的口号 —— 把上帝的命令变成公式，把忠心的顺服变成一种魔法。成功神学将圣经真理扭曲成迷信和实用主义的混合体。这种异端神学应该被彻底拒绝。

但是，在我们对成功神学的正当的关注里，以及在我们热诚的讨伐它的同时，是否也可能创造一种对于金钱及物质祝福的焦土政策、同样也是有问题的神学应用呢？

圣经中关于财富的平衡

难道上帝的供应只能从纯粹的属灵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拒该绝任何物质上的繁荣，认为这不是上帝的祝福之一？我们对成功神学的错误所做出的反应，是否会导致我们错过圣经真理里关于上帝的供应的叙述？

当然，圣经有不少关于金钱和物质财富的教导，但现代基督徒对这个主题的思考似乎总带有选择性。例如，我们都知道爱钱是一种偶像崇拜，会带来毁灭（传5:10；太6:24；提前6:10：来13:5）。保罗把贪爱金钱并列在包括虐待和残暴等可耻不道德行为的清单里（提后3:2-5）。耶稣也经常警告财富的危险。富人似乎在认知到上帝的荣耀及国度里永恒的财富这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马可福音10:25）。

但圣经也有很多关于财富的正面评价 —— 当然不是关于对财富的热爱或从中获得满足感，而是单纯对“富有”的实际描述。特别是在旧约里，我们能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表明，金钱和物质供应被视为是上帝祝福的一部分。智慧文学里似乎特别认为财富（时常）能代表某人良好的管理能力、勤恳工作和忠心的结果。箴言12:27就是一个例子：“懒惰的人不烤打猎所得的，殷勤劳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财富也经常被比喻为神对人信实行为的奖赏（诗篇112：3; 箴言14：24; 赛60：5）。

约伯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他被认为是义人（约伯记1:1-3）。在他经历了无法言喻的痛苦以后，神对他的恢复包括他曾拥有的财富的两倍。这实实在在是出自主的手（42:10）。

在新约里，对财富的警告则似乎更为急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见到在经济上支持着基督和门徒事工的富人。亚利马太的约瑟拥有家族坟墓事业，他提出用来埋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尸体，并在马太福音27:57中被提及为“财主”，这还只是一个例子。另有一群妇女因其经济上的富裕支持着基督的事工（路加福音8:3）。吕底亚和其他富有的信徒支助了初代教会使徒的宣教工作。

因此，成功神学的问题似乎与成功本身无关。这种神学属灵上的错误在于现实主义，它将圣经原则变成暧昧可疑的财富积累公式。将金钱和物质财富视为上帝的祝福是一回事，将它们视为上帝对我们信实的信靠祂的回应（或将缺乏财富视为“不够信实”的指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当然，圣经里“奖赏”这个词的使用方式可能会让与这议题有关的讨论更复杂。当我们遇到关于祈求和接受的经文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它们误解为关于个人自我的满足感，或将它们从属灵层面和神国度的上下文里移除。同样的，关于播种和收获，或投资回报等的经文往往会被人立即应用在财务或个人生活里，但它们的主要动机往往与属灵上的投资、天堂的奖赏或身为灵魂的管家有关。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财务、经济不是对于我们在信仰上的信实的奖赏，因为圣经里有太多信实忠于神的穷人！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去拒绝任何认为物质财富是上帝亏欠/应该给我们的之类的神学。我们可以（并且应该）拒绝任何宣扬贪婪、嫉妒、虚荣和不合宜的物质财富异象，更遑论对穷人吝啬或剥削了。罪的浅在性不在于金钱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

思想的贫困如何影响我们的教会

身为教会领袖，我们对金钱的看法 —— 尤其是我们如何谈论金钱 —— 对我们个人的门徒训练和教会的门徒训练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拒绝成功神学，但却在无意中制造了对「接受财富」的羞耻感，我们会失去些什么？

我们可能会无意中低估/轻视了那些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人的慷慨行为。如果维持财富本身被视为贪婪或有罪的，我们似乎在告诉我们中间比较富有的人：教会及福传不是你投资金钱的地方，你应该把钱用在别的地方。

想想看：当我们为了财富自创一个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罪的类别时，我们当中较为富有的会众会怎么想？他们是否会感到不受欢迎、羞愧，或什至远离教会的价值观吗？如果我们对财富产生一种不健康的污名，我们较富有的成员可能会重新考虑对教会财政的支援，转为支持那些乐于接受他们的慷慨的福利机构和组织。

或者他们甚至可能完全脱离教会。如果一个教会的核心文化让人对钱财感到羞耻，可能会反向的刺激较富裕的会众干脆自我放纵跟满足，对宣教在财务及捐赠上的需求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同样，也想想住在低收入地区的人们。成功的企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产生社会水平提升等其他连锁效应。因着羞辱财富，教会可能会让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感到困惑，降低了他们长期而言能为社会带来所需的系统性改变的热诚。

此外，将金钱或物质财富视为罪恶的想法，几乎近于一种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与圣经关于现实世界的属灵层面的教导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将金钱视为工具则更为贴切。工具可以带来帮助或伤害。世界上有许多人都因对这个工具畸形的思维和邪恶的使用方式而受到伤害。但也有不少人因此得到帮助。借用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我们在矫枉过正时要格外小心，不要从马背的另一边摔下来。

福音派在财富问题上的纠结，可以透过谨慎且符合圣经教导的呼吁，提醒人们要警醒及有所平衡、有恩典及透明度。牧师应提醒他们的会众 —— 以及他们自己 —— 财富的危险性，以及那些比其他人享受更多物质供应的人较容易有的脆弱性。贩卖自身利益及一种实用的律法主义的成功神学，时时刻刻就在我们心门外等待，所以我们务要在这些事情上教导圣经真理，并在一切事上鼓励寻求圣经的智慧。

但我们也不该持续的（现已沦为陈腔滥调的）错误引用提摩太前书6:10，即“金钱是万恶之源”这节经文。除了鼓励有清醒的灵命，也应鼓励真心的慷慨。呼吁拥有不少物质财富的人，试着在不同层面惦记那些拥有很少的人。事实上，惦记着穷人也是我们忠于福音的一部分（加2:10）。所有美善的事物都来自上帝，如果以感恩的心接受，就没有什么是应该拒绝的。让我们不要羞辱给予者，认为来自他的祝福都是不应接受的。

贾里德·威尔逊（Jared C. Wilson）是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牧灵事工助理教授，自由浸信会（Liberty Baptist Church）牧者培训中心主任，以及《今日基督教》牧养之艺术播客的联合主持人。

翻译：T.N. Ho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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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华人教会的牧师很少在讲道中提及时事？

Morgan Lee and Sean Cheng

即使在上个月的农历新年枪击案后，会众也倾向于在周日早晨关注于圣经教导而不是时事议题。

加州蒙特利公园市一家舞蹈室发生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男子跪在现场外临时纪念花坛前。

Mario Tama / Getty

在上个月的农历新年期间，一名名字是越南拼法的华裔枪手在一个以华人为主的郊区大规模枪杀了11人。不少新闻和评论员都在讨论这场悲剧对美国亚裔社区的影响，但美国华人教会很少有在讲道中提起这场悲剧。

时事新闻很少出现在华人教会的主日讲道或公开声明里，这样的现象让华人教会显得与普遍爱谈时事的美国教会有很大的不同。

黄嘉生是一名现已退休的牧师和事工领袖，在他位于南加州的华人教会里，牧师只在主日报告里提及发生在该地区的枪击案，建议会友们为受这起悲剧影响的人祷告。

“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好像也没有谈论（这个事件），”黄牧师说。

在美国的多数华人教会对于时事常常避而不谈。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刻意而为的决定，在讲台上避免提及政治主要是为了会友之间的合一。他们担心对时事的讨论会使会友注意力分散或造成分裂。他们认为，周日的聚会应该将焦点放在敬拜、神的话语和宣讲福音上，把这些事放在优先顺序的首位很重要，教会外发生的事是相对次要的。

“无论什么时候，耶稣想聚焦的总是福音，”在密歇根州兰辛（Lansing）一间华人教会担任长老的王星然说。“祂不想为了谈时事、神学、政治问题而模糊了福音焦点。”

他说：“我不反对在教会谈时事，但我觉得我们在回应时事的时候，需要特别小心注意失焦的负作用。”

身为移民的经历

统计数据表明，多数的美国教会会在讲坛上谈论时事。在2020年，有41%的福音派会众回报他们的牧师在讲道中提到种族主义等问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会众在主日听到牧师提及选举（71%）及新冠肺炎（82%）。

研究人员分析了5,000多名具有代表性的牧师在15年内所讲的共10万篇讲章。 2020年的报告发现，虽然只有1%的讲道提到了选举，但有超过70%的牧师曾在讲台上提及政治话题。

根据2022年Lifeway机构的报告，多数的（55%）新教教徒强烈同意或同意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同一教会的其他会众一致。

而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情形却有很大不同。

学者杨凤岗在为其1999年出版的《美国的华人基督徒：皈依、同化及认同感》一书做研究时，采访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移民基督徒。他发现其中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希望台湾与中国统一的人与希望台湾成为独立国家的人之间有尖锐的分歧。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是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不能谈论它，”杨说，他也是普渡大学宗教及环球东方研究中心的主任。 “当他们讨论这个议题时，可能会导致激烈的辩论，而且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杨说，华人教会的牧师们通常会用呼吁“为和平祷告”但不提及任何具体细节的方式，来维护教会的和谐，不得罪任何一方。

杨教授的书出版于25年前。如今很多美国华人教会的会友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但政治多样性在教会中仍然存在，一些基督徒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另一些则支持由共产党领导的现任政府。

在一个教会里，曾经“有人为香港的局势祷告，结果就有其他会友在礼拜结束后马上抱怨，”杨说。

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美国华人福音派的湾区牧师Andrew Ong说，除了与中国政治形势有关的分歧，无论是由于语言障碍、教育代沟，或是由于自媒体的流行，华人移民都不太可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那样关注美国主流新闻。

Ong牧师说：“住在华人社区的华人移民认为是重要的新闻，可能与《纽约时报》头版的新闻非常不同。”

“移民自身有非常不同的视角，”杨凤岗说。 “是的，他们已经把美国看作是自己的家，但他们在中国或大中华地区有关系亲密的家人和亲戚，所以他们对世界的那一部分有更多的情感投入。”

亚裔移民往往是（那些以他们的母语来宣传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的）假新闻的目标受众，而微信用户绝大部分可能只会从中国的新闻网站来获取资讯。中国移民也许会在无意中加入怀有恶意的微信群，例如在2020年大选期间，试图吓唬中国移民不要去投票的群组。

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华人基督徒在一些网路空间中讨论美国选举或与文化战争有关的议题，但，“我倾向把这些政治性的声音归类为非主流的小众。”Ong牧师说。

随着近年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事件的增加，不少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亚裔美国人基督徒越来越能快速地做出反应及发表意见。但许多华裔移民基督徒领袖都没有加入这样的发声。

华人教会和讲英文的美国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悲剧性事件的悲伤程度之不同，显示了这两个群体间不同的事工重点。一些在移民教会长大的人已经改去其他更在乎此类事件的教会聚会。

Ong牧师说：“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因教会对时事不关心）感到最沮丧的人已经离开他们原先的教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地方。”

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敬虔诚主义的塑造，因此强调“拯救灵魂”是首要任务，并将其他一切视为对传福音的干扰。杨凤岗认为这种神学与佛教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佛教徒会说：‘救赎与你自身的心灵平静有关。不要被你周围的社会、政治或文化问题所影响。当你表达意见时，即是对这个世界的依恋，这将成为你达到开悟的境界的障碍’。我认为华人基督教受到这类精神遗产的影响，即‘一旦你成为一名宗教信徒，你就得远离世上一切’的想法，”杨教授说。

与文化连结

不少华人移民教会领袖仍然认为，牧师的信息与美国时事连结，对自身的会众来说是有价值的。

“在讲台上谈论时事，可以给弟兄姐妹们一个符合圣经或基督教信仰的引导，并且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社会和文化相联结。”印城（Indianapolis）华人教会西北堂的秦路传道说，“与此同时，如果讲台过多谈论时事，则不免将讲台与新闻联播、时事评论相混淆。”

住在洛杉矶的美南浸信会牧师陈道德说，在牧养方面，教会领袖可以透过以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为例，指出他们情感及属灵上的需要，并将人们指引至上帝的道。

“某些时事事件可能带来会友在信仰上的困惑，所以有牧师在讲台上用圣经的视角进行解读，是有意义的。”陈牧师说。 “从讲道法的角度来说，最新发生的、而且会众都知晓的公众事件，在沟通效果上是最有效的，即使作为例证来引用某个公共时事事件，对讲台而言也是祝福。”

同时，陈牧师担心，若教会丝毫不讨论时事，会对会众释放出什么样的神学信息。

“牧师不谈时事，会将二元论的观念带入教会之中，将神的道限制在教会领域，”他说。

位于新泽西州的若歌教会是少数多次明确提及加州舞厅抢击事件的华人教会之一，他们在教会祷告信中提到此事件，并安排时间以祷告来纪念事发社区。

该教会的张儒民长老认为，时事议题能促使教会认真对待他们的门徒训练责任。

“主耶稣提醒我们，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太福音24:12）。在重大社会焦点事件发生后，教会有责任带领弟兄姐妹不失去起初的爱心，多关心周围被霸凌的人，关注心理健康，为主多得人，劝人与神和好，也彼此和好，让主的赦免与宽容替代人际关系中的各种仇恨与结怨。”

在华人教会当中讲授公共神学并在美国服事华人职青的陆尊恩传道说，牧师发言应该谨慎，不要发表超出其专业知识的言论，特别是当关于某一特定新闻的事实还不清楚时。

陆说：“在教会中每个人都对该时事有基本了解时，牧师可以善用大家共同关注的时事，去带领会众深度反思信仰。”

“但对于大部分人不了解的时事议题，牧师谈及时事会有带风向的风险，除非牧者本身是该议题的专家，不然还是不要谈论自己不够了解的事情为宜。”

黄嘉生牧师是住在加州的事工领袖，曾在远东广播公司担任中文福音事工主任。他说，虽然他很少听到华人传道人提及时事，“但当他们提及时事时，即使只是为着需求祷告，我也能感受到牧师实际上是很在乎人们的。”

他还看到，基督徒根据圣经教导来思考时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卡尔·巴特（Karl Barth）有句名言：“拿着你的圣经，拿着你的报纸，两者都读。但要根据圣经来解读报纸。”

黄牧师说：“如果不了解并提及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讲道就会变得与这个世界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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