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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对全球福音派的意义

来自各国基督教领袖对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看法

Donald Trump in front of a world map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8,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当美国选民周二前往投票站时,全球其他地区都在关注谁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的当选会在外交政策、对外援助、宗教自由和文化趋势等方面影响全球的福音派群体。然而,一些国家的基督教领袖指出,对他们来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没有太大差别。

本刊采访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中东共22位福音派领袖对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看法,以及这对他们国家福音派的实际影响。

非洲

尼日利亚

奈及利亚福音派联盟秘书长James Akinyele

由于奈及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今年美国选举的讨论热度远不及之前的两次。对我们这里的福音派而言,两位候选人都不是我们能轻易支持的选项。人们认为贺锦丽较为理性,但她对堕胎和LGBTQ权益的强烈支持让许多人感到不安。特朗普的道德立场与福音派的核心信念相呼应,但他道德缺失的行径及人们认为他支持的白人至上主义引发了一些担忧。我们希望他能更开放地看待移民问题。

一些奈及利亚的基督教领袖认为,特朗普的胜利是我们祷告的应验,即我们希望美国总统能捍卫奈及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仰。另一些人则表示应接受这是神的意念,无需作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不过,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在言辞和个人行为上不再那么具争议性。

南非

南非福音派联盟秘书长Moss Ntlha

特朗普的胜选对全球福音派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美国著名的福音派人士全面支持特朗普,让人们误认为相信圣经的人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人。他们的支持给人一种印象,即神学上的保守主义必然会导致右派政治观,这种观点否认气候变迁、默许在圣地(以色列)发生的种族灭绝,并支持美国2021年1月6日发生的暴动事件。

许多在南非经历过种族隔离恐怖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一种只关注狭隘的公共道德的民粹政治会如何伤害被边缘化的群体。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就曾称呼非洲国家为“屎坑国家(shithole countries)”。他近期明确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他会确保以色列拥有“完成工作”的所有必要条件,许多人理解这是指消灭巴勒斯坦的存在。

我们担心,有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在白宫,会使基督徒很难向人们宣扬“神爱世人”的福音,尤其是对我们的穆斯林邻舍。我们担心他会利用美国政府的强大权力来惩罚那些与他采取不同外交政策的国家,例如南非就曾向国际法院申请裁定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是否构成种族灭绝。

亚洲

孟加拉

孟加拉福音派联盟主席菲利普·阿德卡里Philip Adhikary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我们这里引发复杂的反应。虽然特朗普政府一般对宗教自由持强硬立场,但他的对外政策对于像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来说,往往较为务实,他并没有特别关注特定的宗教少数群体(这里的基督徒)的问题。他的“美国优先”方针和对宗教自由的支持可能对孟加拉的福音派既有正面影响,也会带来挑战。

美国的对外援助虽然往往附带改善人权条件,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可能会让他不优先考量人权问题,尤其当他的政府更关注美国利益而非国际人权时。

实际上而言,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为非营利宗教机构提供更多援助机会。然而,随着他任内一些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反移民言论的兴起,可能会加剧美国人对福音派的反对、增加社会压力甚至迫害。

中国

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

特朗普担任总统可能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基督徒。他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会导致签证管控更严,减少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学习的机会。这对中国一些基督教家庭特别有挑战性,因为他们通常选择在家教育或在未注册的基督教学校上学,而出国留学往往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途径,这些家庭可能因此面临困难的选择。

另一方面,那些在美国信主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因美国的就业机会有限而更可能回国,这或许能坚固在中国的地方基督教群体。

特朗普在美国福音派群体内的支持度,加上他对民主和自由的争议性言论,可能加深中国基督徒群体内部的分歧。他的言辞和重视国家利益的立场可能会为中国官媒提供批判西方民主的口实,或导致国内对宗教自由的进一步限制。

如果特朗普对中国加征更多关税或施加经济压力,可能导致许多家庭的财务困难,进而影响中国基督徒支持教会的能力。不过,经济困难也可能促使人们寻求精神慰藉,或许会增加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兴趣。

印度

印度福音派联盟总书记Vijayesh Lal

我不认为特朗普新带领的政府会改变美国整体(对印度)外交政策方向,因为印度是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关键战略伙伴。

在改善印度少数族裔权利和宗教自由的问题上,可以预期特朗普不会像民主党总统那样对印度施加太多压力。事实上,特朗普在他上个任期访问印度时,还曾公开称赞总理莫迪在宗教自由上的处理。虽然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聚焦全球性的宗教自由,但可能不会评论印度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逼迫。

在印度和南亚,一些偏向共和党的基督徒可能会欢迎特朗普的再次就任,但对印度教会来说,不会有显著的增益。印度教会并不寄希望于美国或印度的政治领袖。

尼泊尔

尼泊尔国家教会联盟秘书长Sher Bahadur A. C.

特朗普的当选为尼泊尔基督徒带来一波乐观情绪。对许多人来说,特朗普的胜利不仅对美国是好消息,对全球基督教群体而言都是好消息。

特朗普对宗教自由的支持和全球基督教事业的政策使他在尼泊尔基督徒中颇受欢迎。我们希望他能继续支持全球基督徒,并在我们努力自由地实践信仰的过程中与我们站在一起。

虽然我们不期待尼泊尔境内会有显著变化,但美国政府的全球影响力以及美国可能对我国针对基督徒的行为施加的外交压力,可能会成为宗教少数群体的保障。

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动态。特朗普政府对共产主义政府持批评立场,而尼泊尔目前由共产党总理卡德加领导。特朗普与印度关系密切,而尼泊尔更倾向于与中国结盟。如果尼泊尔加深与北京的关系,有可能造成尼泊尔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菲律宾

菲律宾福音派教会理事会国家主任Noel Pantoja

我们满怀喜悦地庆祝特朗普在这场选举中的胜利,我们认为这是上帝选定来带领美国的领袖。这个时刻为我们带来希望,表明了对宗教自由的重新承诺,让人们能无所畏惧地表达信仰。

菲律宾教会目前正在反对菲律宾参议院和国会关于性取向、性别认同与表达、同性婚姻以及堕胎的法案。如果这些法案通过,将会对教会、学校和企业造成伤害。所有的游说团体都得到美国和西方LGBTQ倡导者的支持,因此特朗普在这些议题上的立场和选举胜利鼓舞了美国和及菲律宾的教会。

我们对美国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将产生的积极影响抱有希望,认为他们将促进和平并加强与共享民主价值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敬畏上帝之人的胜利,尤其是在亚洲,上帝的光能透过祂的神圣领导更明亮地照耀。

台湾

台湾双语社区教会牧师江慕理

我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不会对台湾的宗教自由产生短期影响。特朗普对保守福音派的支持不会影响台湾民众,因此不太可能引发世俗社会的反弹。就援助和外交政策而言,特朗普和拜登都推行围堵中国的政策,这对台湾有利,但前提是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以致引发战争。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会对文化和宗教趋势产生更大影响。阴谋论、末日论恐慌和虚假预言自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以来便在美国盛行,这些言论也传播到台湾。像这样的情况在他第二个任期内可能会持续。台湾福音派教会的反应难以预测,但在某些圈子里,他的当选促使人们更多地思考公共神学和政治神学。由于目睹太平洋彼岸的混乱,台湾的福音派教会或许能逐渐形成独立于美国福音派的声音。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福音联盟总书记Vitaly Vlasenko

特朗普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我对特朗普的胜选感到高兴。然而,关于特朗普和普丁关系密切的说法被过度夸大了。尽管俄罗斯人对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抱有欢迎态度,但许多人后来感到失望,现在变得有所怀疑。不过,然而,他的当选让我们重新看到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的希望。

我希望特朗普能支持国际间的对话、和平与宗教自由。他曾承诺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特朗普不是神,但如果这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我会非常高兴。不过,因为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的卫星国,所以在特朗普组建完整的总统内阁前,预测我们会受到何种影响是很困难的。目前我是很受鼓舞的。

我很难预测特朗普将如何影响俄罗斯的福音派群体。美国和俄罗斯教会间的互相支持主要取决于个人和教会间的关系,而非美国总统是谁。历史上,美国当局并未反对我们之间的对话,反而对此有正面贡献。由于大多数美国福音派支持特朗普,我希望他的团队能延续这一良好传统。

土耳其

土耳其基督教会协会前主席Ali Kalkandelen

美国在土耳其的政策已让我们国家接纳大量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乌克兰的难民。如果以色列将战火蔓延至伊朗,可能会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美国也对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的冲突持忽视态度,而库德族人则持续寻求区域自治,自信美国会支持他们。

这些危机在政治和经济上对我们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必须为所有世界领袖祈求神的怜悯与智慧。但特朗普承诺改变方向,追求这个地区的和平,这对所有人来说会更好且更公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称特朗普为“我的朋友”,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加强我们两国在北约的合作关系。

尽管教会成员在这些危机中受到了冲击,但也因此开启了新的事工之门。许多难民在土耳其归信基督,我们的会众中包括来自库德族、波斯和阿拉伯背景的信徒。

这种灵性的转变将会继续下去,并会使教会更强大。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对此产生负面影响。

英国

英国福音联盟首席执行官Gavin Calver

我们将再次需要回应那些认为英国福音派信徒与美国福音派信徒一样“将政治与信仰绑在一起”的人的指责。政治与信仰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但英国福音派并不认同美国福音派的政治模式。在美国,“福音派”一词经常被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同义词,美国福音派这种信仰及政治倾向共生的关系为我们英国福音派带来巨大的困扰。

相比之下,英国福音派基督徒绝不依附于任何政治派别。基督徒需要为领袖祷告并支持他们,但对错误的行为也要坚定立场。我们首先忠诚的对象必须是耶稣,而非任何国家领袖。

我希望特朗普总统在新的任期可能会有所不同,并且英国福音派基督徒不再被人误解为与政治或民族主义挂钩的一群人,我们能继续成为传递“好消息”的人。

乌克兰

学者暨领袖交流主任Taras M. Dyatlik

我深切担忧美国选举结果对我们国家抵抗俄罗斯无端侵略的潜在影响。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援助及外交政策决策,我担心领导权的改变可能会影响这种至关重要的支持。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看到一些西方福音派领袖接受了某些弱化或为俄罗斯侵略辩护的论述,这些观点往往源于俄罗斯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认为“当乌克兰停止自卫或西方停止支持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而不是“战争应由当俄罗斯撤出乌克兰领土来结束”,显示出这些人对现实的严重误解。

在俄罗斯和美国,基督教价值被政治力量利用的情况也让我深感忧虑。当基督教价值与政治权力过于接近时,基督教价值往往会被扭曲,被用来为伤害弱势群体的行为辩护。

我的祷告是,无论美国的领袖和政策为何,国际社会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为生存、民主价值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抗争。

拉丁美洲

巴西

巴西福音联盟执行董事卡Cassiano Luz

特朗普的再度当选对巴西福音派基督徒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认为特朗普是波索纳洛(巴西前总统)的盟友和朋友,波索纳洛曾得到广泛的巴西福音派支持。然而,波索纳洛因滥权及不当操作媒体被判罪,目前无法在2026年重新竞选总统,并面临洗钱、造假疫苗记录并煽动2022年针对巴西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叛乱等调查。波索纳洛和他的支持者欢庆特朗普的再度当选,认为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可能可以改变波索纳洛在巴西的选举资格。

我认为我们作为巴西福音派教会的一个重要优先事项,是了解哪些因素塑造了我们意识形态的选择和立场。尽管许多巴西福音派基督徒让为特朗普的当选与福音原则一致,我更愿意引用长老会牧师Ronaldo Lidório的话:福音既不属于民主党,也不属于共和党;既不与贺锦丽站在一起,也不与特朗普站在一起。福音就是耶稣本身。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彼前2:11)。

墨西哥

墨西哥福音联合会秘书Rubén Enriquez Navarrete

特朗普再次赢了美国总统选举。尽管他并非无可挑剔,但他是一个认同美国的起源和原则植根于圣经的人。我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的发生有两个原因:“让教会有更多机会传播福音,并鼓励那些远离神的人重新反思。”

移民问题是墨西哥教会最关注的议题,选举结果无疑会对此产生影响。墨西哥教会正组织支援移民的事工,尤其是在边境。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个问题,而是个机会。虽然许多人来到这里时并非基督徒,但他们通常会归信基督,并在返回家乡时传扬福音或支持当地教会。

对墨西哥基督徒来说,这次选举不会有太显著的影响——但我们因知道在美国,福音派牧师的意见受到重视而感到自豪。

北美

加拿大

加拿大福音联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David Guretzki

由于加拿大的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美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有更大的影响。例如,当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时,堕胎问题再次成为加拿大的热点话题,并引发我们政府保证加拿大不会走上相同道路的承诺。

尽管我们的法律处境完全没有改变,但堕胎辩论的双方都非常愤怒。罗诉韦德案的推翻激发了反堕胎人士希望看到新法案的决心,而支持堕胎者则希望保障不受限制的堕胎选择权利。

尽管美加两国的政治处境经常被做比较,我们仍希望提醒福音派基督徒,加拿大的历史、宗教、社会和政治处境是独特的。

EFC(加拿大福音联盟)为这次美国大选能和平进行感恩,没有暴力事件或人命损失。圣经敦促我们为所有掌权者祷告,无论其政治立场为何。基于此,我们请求所有耶稣的跟随者遵守这一劝诫,对和自己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展现爱的忍耐。

中东地区

埃及

洛桑运动中东和北非区域主任Michael El Daba

在全球等待美国选举结果的过程中,许多埃及基督徒为和平祷告。我们的边境周围充满战争——在加沙、利比亚和苏丹;而我们政府的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进一步加剧这种情况。观光客害怕来访埃及,但难民却在此找到避风港。

无论是对埃及本地人权,还是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的拜登政府都几乎未提供帮助。我们不认为特朗普会有太大不同——至少对埃及人民来说。他将对包括埃及在内的区域盟友采取高度交易性的方式,强调军售、商业交易和安全合作,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特朗普甚至可能会忽略最温和的关于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劝告。

从较正面的角度来看,美国福音派对特朗普的强力支持,可能有助于埃及福音派在本地拥有更强的声音。如果特朗普推行国际宗教自由的议程,我们可以为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运动做出贡献。这可能会进一步打开公共参与的空间,促进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帮助我们克服在教会建筑许可方面的行政障碍。

以色列

以色列福音联盟主席Danny Kopp

许多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的福音派人士在美国对本区域的政策上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却讽刺地一致希望特朗普当选总统会比拜登政府有所改善。然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就是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他既可能支持对以色列的敌人大幅升级使用武力,也可能会要求迅速停止敌对行动——这在一些人看来是种屈服。

一般来说,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并不期待特朗普会特别关注他们作为以色列公民的内部问题。对特朗普而言,我们(犹太基督徒)的人口规模过小,不足以让他制定特定政策。与其他公民一样,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在当前七面战线上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可能会继续扩展人们想见到的《以阿和平协议》(Abraham Accords),试图让沙乌地阿拉伯,将沙乌地阿拉伯甚至巴勒斯坦也纳入其中,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协议。然而,如果美国放弃其在乌克兰和东南亚的盟友,任由俄罗斯和中国侵略他国,那这只会鼓舞轴心势力们——主要透过伊朗及其代理人——在以色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叶门和伊拉克煽动暴力事件。

黎巴嫩

21Wilberforce全球自由中心主席Wissam al-Saliby

我国民众通常对共和党及民主党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策上的差异没什么感觉。然而,许多在黎巴嫩和在美国的黎巴嫩人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们更愿意选择特朗普“未知的”政策,而不是美国现行的政策——毕竟目前看来是允许中东的战争持续并扩大。

无论如何,战争让这个区域的基督徒人口逐渐消失——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如今再到黎巴嫩。我的许多朋友和家人都已离开。此外,西岸的巴勒斯坦裔基督徒持续因以色列定居者的扩张而失去土地和生计。

我们急需一个能真正解决矛盾和不公义根源的和平计画,我们至今未曾见过这样个计划。

此外,加沙的毁灭和如今大部分黎巴嫩区域的破坏,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公信力。如果美国政府向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提出关于当地基督徒受迫害的指控,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应:“请你们美国先停止在加沙的战争,然后才有资格质问我们。”

巴勒斯坦

伯利恒圣经学院院长Jack Sara

美国的政策在本地带来复杂且经常充满争议的影响,白宫的决策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

特朗普支持有利于以色列扩张的政策,无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引发我们的担忧。他的当选可能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进一步被边缘化,并为努力在这个动荡环境中实践信仰的基督徒带来更艰难的挑战。

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似乎违背圣经要求我们坚持的核心价值——公义、怜悯和谦卑,许多美国福音派基督徒仍大量地支持他。我怀疑这种支持大多根源于一种错误的神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基督教锡安主义(Christian Zionism),这种意识形态认为对以色列国的无条件支持是圣经的命令。许多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可能视特朗普为以色列的保护者,或许他们忽视了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时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漠视,以及他对中东和平造成的广泛后果。

然而,我仍会抱持盼望并持续祷告。我盼望特朗普政府能努力停止加沙地区的种族灭绝战争,停止地面入侵和在黎巴嫩的广泛轰炸行动。我盼望特朗普能努力实现真正尊重圣地和这个区域所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真和平。

大洋洲

澳洲

公共基督教中心执行长Simon Smart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特朗普总统的新任期对澳洲的福音派基督徒影响不大,因为澳洲的宗教背景与美国非常不同。然而,若这样的政治趋势促使基督徒渴望利用政治权力达成自己的目的,长远来看可能并不利于基督教。历史表明,基督信仰与政治权力往往——但并非总是——难以兼容。这似乎是人们难以学到的教训。

澳洲是个比美国更世俗化的国家。对我们这些致力提升基督信仰在公共领域的理解的人来说,“福音派”一词与某种政治品牌长期挂钩,而这种形象在多数澳洲人眼中非常负面,这种挂钩对我们在澳洲的事工没什么帮助。我们需要解决一些观念上的阻碍,才能开展更有建设性的信仰对话。

Angela Lu Fulton, Bruce Barron, Franco Iacomini, Isabel Ong, Jayson Casper, and Surinder Kaur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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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跟随耶稣的人将会遭遇逼迫

关于逼迫,基督徒皆需了解的九个要点。让我们为受苦的基督身体代祷。

Jesus' hand and his feet with holes from the nails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7,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我最近与一位奈及利亚教会领袖见面,他给我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这段视频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博科圣地(Boko Haram)是一个恐怖组织,多年来在该地区残酷地攻击教会。他们拍摄自己站在一小群基督徒面前的画面,宣称他们要杀死所有基督徒,直到所有人屈服于伊斯兰教。随后,他们就将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斩首。

这样的恐怖事件驱使我多年来不断为那些因信仰受苦的人祷告并付出行动。作为我在《Radical》事工的一部分,我有机会与那些因传福音、植堂或仅因坚守信仰而面临暴力、社会压力或入狱的基督徒交谈。

同时,我也了解到,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与迫害相关的事件可能感觉很遥远、抽象、无法理解,甚至令人不知所措。许多受逼迫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从未到访的国家,甚至是我们可能无法读出名字的地方。我们同时还生活在一个24小时新闻循环播放的时代,充斥着战争和恐怖的报导,让我们对我们在全球各地的教会家人们因跟随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感到麻木。

11月的前两个主日是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定为为全球受逼迫教会祷告的主日,我想邀请您加入全球基督徒的行列,为那些因信基督而受苦的人代祷。我也想澄清一些有关逼迫的迷思,帮助您理解逼迫的含义及其在世上的实际情况。根据上帝的命令,让我们纪念并为那些受逼迫的人祷告,如同我们身体上与他们同在一样(希伯来书13:3),希望透过对逼迫更多的了解,使我们成为上帝呼召我们成为的全球基督身体。

逼迫的定义是“因为跟随耶稣而被骚扰或反对”。在登山宝训中,耶稣使用的“受逼迫”一词意指“被充满敌意的追赶”。祂接着描述这可能意味着的种种情况,从人们嘲笑、羞辱、排挤或造谣/诬蔑,到被逮捕、监禁、驱逐或性命遭到伤害(太5:10–12;10:16–33;路6:22–23)。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某人正在跟随耶稣而以上面这些不同方式抵制某人,才能算是逼迫。在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告诉我们,这种敌意会因“公义”或“耶稣的名”的缘故而发生。

不能将基督徒经历到的任何困难都视为逼迫。耶稣的跟随者在世上会面临各种患难,正如耶稣所预言的那样(约翰福音16:33)。这种痛苦往往也是非基督徒的共同经历。无论是否信仰基督,大家都可能罹患癌症;无论是否信仰基督,大家都可能因冲突或战争而受苦;无论是否信仰基督,人们都会经历情绪上的压力和人际关系的紧张。

然而,困难的处境并不等于逼迫。仅仅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受到这个堕落世界的影响,并不代表你因公义的缘故受到骚扰或反对。

逼迫可能发生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发生在公开场合。许多基督徒会想像我们受逼迫的主内家人正在秘密的家庭教会中聚会。多年前,《Radical》发起一项活动,名为“秘密教会”,灵感来自我与亚洲基督徒的经历。那时我被偷偷带到一些地点,因为若在场的基督徒被别人发现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几乎都会面临被监禁的风险。

但许多基督徒并未意识到,在一些国家,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会在公开(甚至是大型)教堂中聚会,并由受过神学训练的牧师带领。我刚认识的一位西非牧师的教会经常挤满超过500名来参加礼拜的人。但有一天聚会时,他们突然遭到武装分子袭击,教会建筑物、汽车和人员都被烧毁及伤害。仅仅因为基督徒能在公开场所聚会,并不意味着他们毫无危险。

逼迫的实际情况在各国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以印度和印尼为例,在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基督徒可能可以安然地在星期天早晨聚会。然而,在东部的曼尼普尔邦,去年却有超过200座教堂被焚毁。在印尼东南部数百英里外,基督徒可能在一个岛上受到保护,但在另一个岛上却受到欺压。正如你所居住的国家,各区域的安全性和保障程度可能皆不同。

逼迫可能来自上层,也可能来自下层,或两方面同时进行。世上有些政府会禁止公民信奉耶稣或聚集成为教会,但逼迫并不总是由政权发起的。当我的朋友扎米尔成为基督徒后,他的兄弟几乎要将他打死,他的父亲则将他逐出家门。我还有一些朋友,姑且称他们为萨米尔和安雅,他们因信仰耶稣被家人断绝关系。多年后,这对夫妻回去尝试向家人传福音时,安雅的父亲甚至毒死了她。在一些国家,政治力量和家人、朋友会共同逼迫基督徒。例如,北韩政权禁止基督信仰,并透过家人、朋友或邻居来举报基督徒的活动。

逼迫可能意味着死亡,也可能意味着歧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奈及利亚的逼迫情况令人心惊。数十年来,武装分子绑架、强奸并杀害了许多我们的弟兄姊妹。然而,教会的逼迫并非总是如此严重。根据我与世界各地弟兄姊妹的交谈,一位在中东国家的基督徒企业家可能会失去经营业务的权利,或失去客源;而一位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新信徒可能会失去在村庄内用水或用电的权利;一间在东南亚城市的教会可能被迫支付额外(有时高昂的)费用来租用或拥有一栋建筑物。

在欧洲和美洲,基督徒提到自己生活中的逼迫时,通常会说:“我们的逼迫没有世界各地的主内弟兄姊妹遭受的那么严重。”这无疑是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基督徒因在堕胎诊所外默祷而被捕,或美国基督徒因表达对圣经性观念的看法而被解雇,就不算是一种逼迫。

逼迫通常伴随着身份认同和福音的宣讲。从教会在《使徒行传》成立以来,逼迫便伴随人们宣扬或传播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发生。 《使徒行传》1:8中的“见证”一词的希腊文为martus,也就是英文的“殉道者(martyr)”词汇字根来源。只要我在索马利亚的朋友哈丽玛保持低调,不公开她的信仰,她就可以避免逼迫。然而,一旦她表明自己已放弃伊斯兰信仰转而跟随耶稣,她很可能会被杀害。在印度的某些邦,向他人分享福音可能会让你入狱,而带领他人信主并为其施洗,甚至可能面临十年监禁。

逼迫的目的是为了让见证沉默。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教会首次遭受逼迫时,犹太领袖命令基督徒“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和约翰回应:“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18-20)。初代基督徒聚集一起祷告后,“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4:31)。

当生活在自由地区的基督徒将“我透过做个好人或行善事为耶稣做见证”挂在嘴边时,我们都需要谨记这一点。这句话听起来很棒,但这并非圣经对“做见证”的定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如果只是做个好人、行善事,通常不会遇到太大危险。然而,当他们开始讲述所看见和听见的事情时,他们就会遭受逼迫。

逼迫不仅仅是其他基督徒的经历,也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事。考量到上述一切,我们必须顺服上帝,为我们身处逼迫最严重地区的弟兄姊妹祷告(希伯来书13:3)。我实在不能再更多地强调这一点:我们有根据圣经的并家庭的责任,要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并付出行动,特别是对在北韩、索马利亚、利比亚、厄利垂亚(Eritrea) 、叶门、奈及利亚、巴基斯坦、苏丹、伊朗和阿富汗等国的基督徒。与此同时,上帝的话语也明确表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请注意“凡”和“都”这两个词,逼迫并非“或许”只会发生在“某些”基督徒身上。

如果你没有在某种程度上经历逼迫,你就需要问自己:“我是否公开承认并传播对耶稣的信仰?”换句话说,你是否清楚而坚定地认同耶稣;谦卑而勇敢地宣告耶稣;向人们讲述祂的生、死和复活;并呼召他人悔改、信靠耶稣,因为他们今生和永恒的生命取决于他们如何回应耶稣?

如果我们没有如此这般地宣告对耶稣的信仰,那么在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时,我们的生活样式其实在同情那些逼迫者。我这样说或许听起来过于激进,但请考虑这一点:如果逼迫的目的是让基督徒的见证沉默,而你或我让自己的见证沉默,那么我们的行为便更像逼迫者,而非更像受逼迫者。

但如果我们勇敢地认同我们与耶稣一体并为祂作见证,我们祷告时便与受逼迫的教会一同站立。根据《提摩太后书》第3章,我们可以确定逼迫终将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越多地将自己的生命献于跟随耶稣,并在我们的社区和全球各地,特别是那些尚未听闻福音的地方,领他人认识耶稣,我们就越会经历逼迫。让我们为全球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上帝坚固他们的信心能忠心到底,因为每一位基督徒都同样需要代祷者来为我们能坚持住信仰而求告天父。

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是麦克莱恩圣经教会的主任牧师,着有《Radical》和《Don’t Hold Back》等书。他也是《Radical》机构的创办人,该机构帮助人们跟随耶稣,在他们的社区和各国宣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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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佛教民族主义下生活的基督徒

基督教在全球南方的少数民族和穷人间特别蓬勃发展的现象,展示了一种社会经济的变迁——朝向穷人、被边缘化的人。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praying in a temporary church at a camp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in Myanmar.

在缅甸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临时教堂中,孩子们和父母一起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7, 2024

大卫·莫伊(David Moe)1983年出生于缅甸钦邦山区一个偏远的村庄,如今这个村庄已不复存在。这个由70户基督徒家庭组成的村庄已迁徙过两次,不断迁至更高更深的山区里。

莫伊想要成为牧师,这个愿望促使他离开缅甸,追求高等教育。如今他是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博士后研究员和讲师。

然而,他并未忘记养育他的那个社区。他在新书《超越学术:亚洲宗教的公共神学实践》(Beyond the Academy: Lived Asian Public Theology of Religions)里主张受过高等教育的神学家应该与象牙塔外的人对话,接纳基层基督徒的观点—那些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基督徒。为了这本书,莫伊采访了来自缅甸钦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社群的15位基层基督教领袖。

这些基督教少数民族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背景:佛教是缅甸的国教,佛教徒占人口的90%。国内大部分精英阶层,包括实质统治全国的军政府,皆来自信奉佛教的缅族(巴马族)。

缅甸于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后,新的佛教民族主义领袖主张,非佛教徒或非缅族人并非真正的缅甸人,导致少数民族遭受数十年的歧视和压迫。 2021年的军事政变加剧了武装的少数民族团体与军政府间的冲突,但也重新调整了各方的忠诚关系,跨种族及多民族群体携手共同抵抗政变。

本刊就缅甸基层信徒的信仰与学术公共神学间的差距、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扮演的角色、以及宗教与身份交织导致钦族难民在美国大力支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等问题,采访了莫伊。为求清晰度和篇幅限制,以下回应内容已经编辑。

可以谈谈您从钦邦小村庄到常春藤盟校的经历吗?

我出生并成长于钦邦一个名叫Khin Phong的村庄。我在那里上学,并在村庄教会担任主日学老师。

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位从村里学校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我们学校于1946年创立,比缅甸从英国独立早了两年。我已故的母亲从未上过学,但她是耶稣基督敬虔的跟随者。她总是鼓励我信实于基督并服事上帝。我视母亲为我基督信仰的榜样。

我在缅甸一所神学院开始了我的神学之旅,因为我想成为一名牧师。之后,我有机会去马来西亚攻读道学硕士。在马来西亚,我又得到了去美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完成神学博士学位后,我并没有马上找份工作。 2021年军事政变爆发,我因此无法回到缅甸。

我曾申请担任美国两间非常小的缅甸教会的牧师,但都被拒绝了。随后我得到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机会,专注于东南亚研究、宗教研究、政治和民族认同研究。

我的学术工作涉及四个不同的群体:学术界、缅甸基督教群体、公共社会及国家政治。我感觉自己正处在合适的岗位。

念神学院时,你开始阅读台湾黄彰辉牧师(Shoki Coe)和印度M.M.汤玛斯(M. M. Thomas)等亚洲解放神学家的著作。他们的观点与你成长过程中在教会里看到的基层信仰有何不同?

我热爱学术工作,这是我待在学术界的原因。但尤其是在公共神学领域,学者只与其他学者互动,与现实生活不完全有连结。如果我们关心公共生活,就需要学者与基层群众交流。

当然,我们并非认同基层基督徒做的所有事。他们也有局限性,但如果我们想理解公共生活——即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就需要接触那些每日为耶稣作见证但不懂神学的基层教会。他们只是那样每天过着自己的生活。

由于我的背景,我视自己为一位连结学术界及基层教会的神学家。

您在学术界和基层基督徒之间发现哪些差距?

学术界的神学家过于关注政治和政治权力,有时忽略了灵性的力量。这种差距在非洲和亚洲尤其明显,这些地方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关注的是灵性力量。

每当谈到救赎时,一些学者会过于关注人们身体实际上的解放/解救,而这些基层基督徒则更多地谈论死后的生命和灵命的救赎。

另一个差距是:学术神学家过度强调耶稣基督的先知性角色,却没有足够看重祂作为祭司的生活及教牧工作。缅甸的少数民族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他们信奉耶稣前(原文化)的祭祀仪式联系在一起,这与《利未记》中以色列的实践相似。

我曾询问一位基层教会长老最喜欢的圣经书卷,他回答《希伯来书》,因为“它专注于耶稣基督作为祭司的牺牲角色”。

您能稍微解释一下缅甸的宗教结构吗?为什么大多数缅族是佛教徒,而少数民族则多是基督徒?

有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如我刚才提到的,少数民族在基督教传入前就有的祭礼文化为福音铺路。其次,少数民族的信仰基于口耳相传的灵魂崇拜,没有任何书面文献。当西方宣教士到来时,他们帮助发展当地的文字、翻译圣经至地方母语,创建缅英词典,并设立学校和医疗诊所。这是少数民族喜爱基督教宣教士的原因。另一方面,缅族佛教徒原本已有自身文字,因为佛教是一种有系统的宗教,有一套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因此西方宣教士难能使他们归信基督教。

对我们钦族人来说,我们住在靠近印度西北部的高山上,因此很少有缅族佛教传教士到达我们这里。而在较低的地区,缅族和克伦族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同一城市,一些人可能曾听闻福音的宣讲。

佛教如何与缅族身份交织在一起,形成佛教民族主义?

这始于英国殖民时期(1824-1948年),当时佛教民族主义首先作为反殖民运动出现。那时,西方宣教士同时来到缅甸,但对佛教民族主义者来说,西方宣教士和英国殖民者并无太大区别。 1948年缅甸从英国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转变为“反少数民族运动”。许多佛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少数民族更容易接受西方基督教,因此歧视他们。

在村里成长的时候,您曾听过“佛教民族主义”这个词吗?

没有。我在进入学术界后才听到这个词。不过我确实经历过这种现象。我们将佛教民族主义理解为“lumyo-gyi wada”,意思是“多数民族的主导地位”。我们国家领导人推广缅语为国家语言、牺牲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佛教国教化并优待缅族佛教徒。

在村里时,我们觉得多数人控制少数人是自然的事。我知道少数民族因身份被歧视。人们的观念是,要成为缅族人就是要成为佛教徒,成为钦族就是成为基督徒。即使少数民族改信佛教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仍会受到歧视。

当您询问基层基督徒对佛教民族主义的看法时,有些人认为这并非事实,因为他们与佛教徒的互动都很正面,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实际状况。您对这些不同的回答感到惊讶吗?

我有点惊讶,但我理解他们的回答是基于他们所遇到的人。这是公平的说法,因为当我们说“佛教民族主义”时,意思并不是缅甸所有佛教徒都是坏人。我以矛盾的方式看待佛教:佛教中有道德的规则,也有与道德无关的规则。

在西方,人们通常理解佛教为达赖喇嘛版本的佛教,充满和平与同理心。但他们并未看到佛教的丑陋面——当佛教被政治利用,成为暴力、基于身份的歧视和民族主义的工具时。这种行径在像缅甸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更加明显。我们需要看到佛教美丽和丑陋的两面,才能公平地与那些也痛恨佛教民族主义的道德佛教徒对话。

由于军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的持续战斗,目前有七万名钦族难民生活在美国。这些难民是如何把这种“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的思想带到美国的?

许多钦族难民憎恨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但来到美国后,他们却很爱基督教民族主义。有些人在教会和家里展示美国国旗。我问他们:“你们说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是个大问题,但为什么你们不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是个问题?”

我认为他们的理由是“基督教高于所有其他宗教”。他们还认为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上的国家。他们认为民主党总统反基督教。

所以,有许多钦族人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吗?

肯定的。他们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能让美国经济再次繁荣,并会保护基督徒的身份。他们还认为特朗普很强大,可以兑现他承诺要做的事。

在您的书中,您提到克钦族基督徒经常引用圣经经文为他们与缅军的战斗辩护。能请您更多阐述这一点吗?

政变发生后,我访问了一些基督徒活动家,他们说他们喜欢旧约,因为旧约明确提到邪恶以及上帝的选民如何对抗敌人。他们认为政变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喜欢诗篇,例如《诗篇》1:1-2呼吁上帝的子民对抗并抵制邪恶。摩西是他们的榜样。

您在书中引用一些克钦族基督徒的话,他们说:“如果天堂里有缅族人,我们宁愿不去天堂。”

即使在政变之前,克钦基督徒也面临很多歧视。对他们来说,缅族、佛教徒和军政府是不可分割的。他们不喜欢缅族人。好似对佛教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已然变成对整个缅族的反对。

这是一种极端的观点,显示出克钦人对缅族佛教民族主义的强烈厌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如果天堂里有缅族人,他们会选择去另一个地方。他们不愿意未来与他们共处一处。当然,这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正确的观点,因为我们应该爱缅族人,即便我们讨厌一些政策或佛教民族主义。

您在2021年政变开始前做过一轮访问,然后在政变后近一年又做了一轮访问。您是否发现受访者的答案有所变化?

我访问的基督教领袖仍然认为军政府是邪恶的。

然而,某些基督徒少数民族对佛教徒的看法在政变后变得更为正面,因为他们在抵抗政变的过程中曾有机会与佛教徒进行宗教间的合作。

正如我之前所说,佛教民族主义最早是作为反殖民运动出现的,而后成为反少数民族运动。但在这次政变后,佛教民族主义变成了“反民主运动”,这为一些少数民族和缅族人共同抵抗政变提供了机会。

您是否看到更多来自基层背景的人进入学术界,帮助学术界与基层实际情况建立连结?

我认为这种趋势在增长,尤其在我的群体中。年轻一代正在经历一种范式转变。但我们需要推远处境神学(contextual theology)的边界,与基层群众交流。和基层基督徒交流并将他们纳入学术写作是非常困难的。与另一本学术文献交流要比与群众交流容易。我认为许多人知道这是必要的事,但我认为许多人也懒得这样做。

全球基督教里有许多人赞扬基督教的中心正从西方转移至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但我认为他们没有足够关注基督教在全球南方的少数民族和穷人间特别蓬勃发展的现象。这不仅仅是基督教人口的变动,更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变迁,朝向穷人、被边缘化的人——就像第一世纪耶稣的门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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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Review

教会是世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

正式的教会成员数量也许会起伏不定,但上帝对祂子民的渴望却未曾动摇。

A collage made of paper with a bride and a paper over her head that shows a church steeple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人们会为了爱做出疯狂的事。

在古代,雅各为了娶拉班的女儿拉结,辛勤工作了七年。在拉班骗他先娶了利亚后,雅各为了拉结又再工作了七年。在现代,人们会为了爱而上《单身汉》这个恋爱节目。

然而,上帝的爱并不疯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道(logos)”一词也可译作“理性(reason)”,祂的爱可说是极度理性的)。但上帝的爱是嫉妒的:自始至终热烈且忠实地属于一个子民,也就是以色列。

上帝对以色列坚定不移的爱,是贯穿神学家伊斯特(Brad East)新书《教会:上帝子民的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的亮光。从开篇到结尾的祝祷,伊斯特向我们展示,教会之所以属于上帝,是因为教会属于亚伯拉罕的家族。他引用孩子们在主日学唱的歌词:“亚伯拉罕有许多子孙 / 许多子孙属于亚伯拉罕 / 我是其中之一,你也是。”

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伊斯特将这个故事分成十二个章节,涵盖各种神学主题,勾勒出一个完整且易懂的上帝的形象、祂的计划,以及祂子民在其中的核心角色。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揭示的伟大奥秘:基督爱教会如同新郎爱新娘(弗5:32)。这本书阐述的内容正是我们时代所需的良药。如同许多人听闻的关于美国教会的近况,我们的教会充满失落的爱。在《大离教运动》一书里,戴维斯(Jim Davis)和麦克(Michael Graham)记录了过去25年内,四千万名美国人告别教会——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且最快速的宗教转变纪录。如果有所谓的最适合提出“为什么要去教会?”这个问题的时刻,那便是现在。

然而,伊斯特的回答中没有任何为此焦虑的迹象。他从教会超越一切的神秘计画开始,巧妙地将目光带到教会之母身上:马利亚。他写道,透过神圣的领养,我们如今成为拿撒勒人耶稣的兄弟姐妹(弗1:5)。换句话说,我们是马利亚的孩子,是教会的子民。对今日失去和教会连结的人,伊斯特给出经典传统的建议:“打通电话给你母亲吧。”

《教会:上帝子民的指南》一书以对马利亚的反思开头及结尾,其中有些令人惊叹的神学反思。上帝的子民长期以来视马利亚为“神之母”,因耶稣的人类肉身完全来自她。伊斯特说:“这世上没有人比马利亚,这位曾怀抱救主的女子,更亲密地认识基督”。身为一名新教徒,伊斯特以这样深刻且尊敬的方式描绘马利亚,着实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在坚实的新教精神中,这本书更加专注于圣经整体的教导。伊斯特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教会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在这本关于教会的书中充满圣经的引用,几乎每ㄧ页都能看到对经文的注解。从本书的经文索引里能看到他引用了圣经66卷书中的46卷。

但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引用:这些引用表明了上帝的话语和以色列的关系,因为“整本圣经的任务就是呼召一群子民”,两者密不可分,伊斯特想确保我们不会忽视这一点。

但伊斯特提醒读者,圣经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正如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他的《教会教义学》中所说:“全人类,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实际上都站在圣经叙事中。”若上帝与祂子民的爱情故事是宇宙的中心情节,我们每个人都应殷切关注故事的结局。幸运的是,以色列的生命直直地指向耶稣,而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以色列的生命。伊斯特写道:“上帝为了基督创造这个世界,在这意义上,也是为了以色列创造这个世界。因此,上帝为了教会创造这个世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个常常让人感到迷失的世界里,基督的身体将我们引回故事的根本。

因为以色列的故事包含了教会,我们可在圣经的每一页见到教会的存在。或许这就是为何伊斯特并不急着在书里提及《使徒行传》的故事。就像圣经本身一样,《教会:上帝子民的指南》直到故事进行了80%后才提及五旬节。这是刻意反常的安排,因为思考关于教会的神学常是从教会“诞生”那日开始(五旬节)。但伊斯特表示:“我们(教会)并非在故事快结束时才出现,而是从故事一开始就存在。”

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醒来,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看到完整的真理。在这个许多人只渴望基督,却不愿与教会有关系、想要耶稣却拒绝马利亚、渴望亚伯拉罕的神却不接受亚伯拉罕的家庭的时代,伊斯特揭示这些选择是错误的选择。这本书是伊斯特阐明我们为何不可分割以上这些关系的宣言。用弗莱明·卢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在《十字架》一书中的话来说,这就像试图做一个火腿起司三明治,却缺少火腿或起司。你要么完整地做出这个三明治,要么根本做不出来。也如保罗所言:“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

在结尾章节前(在短短的祝祷前),伊斯特优雅地将我们引向回家之路。他更加鲜明地勾勒教会当前的特质及使命。教会是基督和祂救恩的先驱;教会传讲福音;教会是普世的(即大公的)并传承自使徒;教会教授真理并履行圣礼;教会是个致力于公义及怜悯却易于失败的群体/共同体;教会的生活是种以敬拜及祷告为使命的群体——向圣父、圣子、圣灵献上爱与敬拜。所有这些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良好铺陈并有所预期,但在最后一章关于教义的高峰上,这些核心音符响得更加清晰。

伊斯特为Lexham出版社的《基督教要义系列》增添了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这个精心设计的系列既适合在讲台上的牧师,也适合坐在教会长椅上的信徒。 《教会:上帝子民的指南》并不像希尔(Wesley Hill)所著的《The Lord’s Prayer》中的牧养插曲,也不像迈尔斯(Ben Myers)的《The Apostle’s Creed》那样节奏明快、令人饱餐一顿,但它在这些佳作中找到自己独特的韵律。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有点像奥古斯丁的巨作《上帝之城》的缩影:它紧凑且色彩丰富地呈现上帝与祂子民的整体叙事——有如奥古斯丁的交响曲在Brian Wilson的单曲中浓缩展现。

那么,我们再问一遍,“为什么要去教会?”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答案很简单:爱。 《申命记》7:8说,上帝拣选以色列并非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民族,而仅仅因为祂爱他们。支撑所有空间与时间的逻辑正是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当我们在教会的洗礼中沐浴,在她的桌上用餐,我们便以宇宙的奥秘来安排我们的生命。这奥秘就是三一上帝对祂子民的爱,再没有比这更根本的真理了。伊斯特明确指出:“爱本身就是它自己的解释,是它终极的根基。”

每晚,当我哄孩子上床睡觉时,最后一件事就是唱歌。许多夜晚,我选的歌是一首以《雅歌》6:3为基础的摇篮曲:“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祂的旗帜便是爱。”伊斯特在本书第一章的结尾引用这节经文,并加上一段评论和一个邀请:“这节经文就是整本圣经故事的奥秘,”他写道。 “前来一探这个故事吧。”

布雷特·范德泽(Brett Vanderzee)是位于奥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泉水基督教会的音乐和讲道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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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不再为选举结果忧虑

在任何一位总统或世上君王的权力下,我们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忠实跟随耶稣的人。

A ballot box with voting papers falling all around it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4,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如果你查看上次总统选举结果的分布图,我在德州西部的家乡呈现的是一片鲜红色(支持共和党)。 2020年,在我居住的米德兰选区,前总统川普以72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现任总统乔·拜登——而这已让我们这区成为德州西部政治多样性相对较高的地区之一。

在我附近的选区,川普的支持率优势高达92个百分点。在某个乡村选区,36个选民都选择了川普。我必须开车超过五小时才能找到一个显著支持拜登的地方,而且一路上,只需一只手就能数出偏向拜登的选区。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是因为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选举带来的焦虑已无处不在、全国满是张力。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心跳都在加速,许多美国人对像我这样鲜红的社区充满恐惧。这也不奇怪—毕竟头条新闻喧嚷着选举结果可能会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崩溃,特别是在川普落败的情况下,因为他已在为扭转落选结果的行动铺路

“有些人已准备好参与内战了,”一篇近期的文章这样警告社会。鉴于我的居住地鲜红一片的情况,你或许会以为我认识不少像这样的人。

事实却不是这样。我认为在这样充满恐惧和分裂的日子里,公开说出这一点很重要。

我并不否认发生政治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包括我那些充满激情的邻居。事实上,我们镇上确实有少数本地人参加了2021年1月6日的暴乱。其中一位参与暴乱的人士当时在我们镇上经营一间花店,这样的画面异常而奇特,甚至登上了《大西洋月刊》的专题报导

但她并未被我们这里的人视为本地英雄。她曾在2019年竞选市长,但仅获得16%的选票,多数米德兰选民视她过于“异类”且脑袋充满阴谋论。事实上,1月6日事件以后,她在本地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最终卖掉花店并搬离了小镇。这种结局或许难以成为什么吸睛的新闻,但这确实能为我们目前危言耸听的集体叙事泼洒一些冷水。

我无法预测明天的投票结果会如何,但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大多数美国人会感到不满、心声无法被听见、被忽视。我指的是那些投票给落选的候选人的人、投给第三党派的选民,以及那些对所有选项太过失望而干脆放弃投票的人。

即便是数百万名投票给胜选者的人也不会感到欣喜。调查显示,每四位美国人中就有三位属于“精疲力竭的多数”,这些人政策立场不一,但也认为“我们的分歧还没有大到我们不能合作。”筋疲力竭的多数并非狂热的单一党派支持者,且每个州都有相当大比例的选民是如此。我们应谨记这一点。

去年,我认识了一位偏左的政治活动组织者,她当时正造访米德兰选区。午餐时,她坦言她对我们小镇的友善和舒适感到惊讶。我觉得有些好笑,甚至暗自嘲笑她这么轻易就接受了刻板印象——直到几个月后我去了加州,也同样惊讶于那里的人看起来多么普通。五十步笑百步,我揶揄自己。我意识到我也在无意中形成了刻板印象。自那以来,我常常思考为什么那位政治组织者和我会有那些想法——以及这种模式如何在我们国家每天的对话中重演。我们都上了那些声音最响亮的人的当,这些声音将对方阵营中最边缘极端的成员描绘为那个阵营的实际样貌。

这种叙事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很受欢迎,点击率很高,也会给人一种自我膨胀的满足感,就像那位自夸的法利赛人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路加福音18:11)。但也欺骗了我们对政治形势的认识,毫无必要地加剧张力,将我们分裂,并蒙蔽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

几年前,一间被AllSides评为“最自由派”的左倾杂志的编辑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为他们撰写文章。这位编辑真心希望为他的刊物寻找更多多元的观点。他邀请我提一些文章构想给他。

我们透过email讨论了数个月,话题涵盖从干净的能源发展到移民、到福音派的投票行为。虽然我们的交流过程很和谐,但我们始终无法就文章的切入角度达成共识。我提出的叙事无法印证他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无法满足他们订阅者的需求。我认为,从根本上,他想要的是一位以不同口吻说出他和他的读者早已认为是事实的作者。

而这并非左派独有的问题。上周,《大西洋月刊》的作者艾莲娜(Elaina Plott Calabro)讲述关于她成长地附近ㄧ个小镇的故事——阿拉巴马州的西拉考加镇(Sylacauga)——这个小镇今年秋天短暂吸引了全国媒体的注意,原因是有大批海地移民涌入这里。

然而,当她亲自去寻找那些移民时,却找不到他们,其他人也找不到。这些“成群结队”的移民原来只是一小群在汽车工厂合法工作的安静的居民。 “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坚持认为移民入侵潮已经开始了—编造故事的诱惑比面对现实更具吸引力,”艾莲娜写道。右倾媒体几乎是凭空捏造了一场危机。

面对现实显然比沉溺于我们不公平的刻板印象要少了许多刺激,也确实不符合选举宣传想要见到的效果。但对今日的基督徒,这正是我们在这场选举中必须走的路,无论谁胜谁负。

事实上,“面对现实”是一种深刻的灵命操练。 “面对现实”需要我们拥有分辨/查验的能力(罗12:2),需要我们认真看待自己在哪些方面因恐惧而缺少爱(约壹4:18)。 “面对现实”需要我们彻底的、激进的诚实——坦承我们的恐惧,以及我们如何将对上帝的信实的信任与选举结果紧紧绑在一起。

一位辅导员曾教我一种检视思维的方式,用来帮助我面对那些可怕的“假如⋯”情境。他会问我:“如果最糟的情况确实发生了呢?那又如何?”

所以让我问问各位,如果开票后最糟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呢?如果_____赢了选举呢?

也许会有不少人不信任选举结果,甚至可能暴动或有暴力事件。可能会比上次更糟。但即便如此,美国陷入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那种混乱的可能性还是极低。

然而,假设更糟的情况真的发生了,那又如何?

我们可能会失去自由。我的孩子们可能无法享有我一直拥有的那种对未来的希望。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强大。我们的国家可能会在文化或治理方式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不认为我们会走向那一步。但圣经告诉我们,列邦兴旺而又毁灭(约伯记12:23),但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8)。所以,即便最糟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又如何呢?

历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包括今日,上帝的子民都曾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中生活。这种日子毫无疑问会很辛苦,也并不是我期望见到的美国的未来。

但对基督徒来说,无论我们在这个思想实验中将自己的恐惧延伸得多远,我们总会发现自己始终被上帝温柔的同在所围绕,因祂应许会在我们需要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诗篇46:1)。正如大卫所写:

我若升到天上,祢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祢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祢的手必引导我,祢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祢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在祢看都是一样。

如今这个时刻需要我们有正确的视角,而不是冷漠的疏离。无论如何,依你的良知去投票吧。按你感觉被呼召的方式为选举结果具体地祷告。然而,作为首先效忠万王之王的我们,也必须求上帝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是否在某些方面已将政治对手视为灵性上的敌人而不是邻舍;将那位无法被人控制、无法被人全然知晓心意的上帝换成一个小小的、能塞进口袋、跟我们非常像的木雕护身符。

我们必须求上帝在我们最深的恐惧之中与我们相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去到何处,都无法超出祂的存在,也没有哪位世上的统治者能削弱祂的权柄。即便我们活在不公义的权势之下,上帝的叙事依然会持续下去。

在公元30年使徒时代至公元337年君士坦丁时代之间,一段基督徒遭受重大迫害的期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写给狄奥涅图斯(Diognetus)的一封古老简短的信中描述了基督徒的独特性。他说:“在衣着、饮食和一般生活方式上,他们遵循所居住城市的习俗,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异国城市,”基督徒与一般人无异。然而,作者接着说:

他们在地上生活,但他们是天国的公民。虽然服从法律,但生活在超越法律的层次上。基督徒爱所有人,但所有人都迫害他们。他们因不被理解而被定罪,虽被杀害却能复活。他们生活贫困,但使许多人富足;他们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他们被羞辱,却以此为荣。他们被诽谤,却能自证清白。他们以祝福回应苛待,以谦逊回应辱骂。

作为生活在美国的耶稣跟随者,实践分辨力及彻底的诚实应促使我们集体的悔改。我们与这幅描绘初代教会的画面相距甚远。我们不应像法利赛人那样祷告,而应像捶胸哭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税吏(路加福音18:13)。

无论我们的政治立场为何,作为生活在相互蔑视并绝望的时代中的耶稣跟随者,上帝或许正在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我不认为最坏的情况会发生,但即便发生了,上帝对我们的命令仍不改变(约翰二书1:5)。

几周前,我与住在纽约市的一位记者朋友透过短讯聊天。在许多方面,我们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时常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我们的对话始终根基于对彼此的好奇心,并总是有礼貌地衍伸至更深层的想法。那一天,我对潜在的动荡感到恐惧。他回覆:“世界很少会瞬间崩塌。情况通常是慢慢恶化,直到我们不再相互认同或感到声音被人听见为止。”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我们也许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我所认识并深爱的许多人感觉自己被抛弃和遗忘。这固然让人悲伤,但也带来一股奇妙的安慰。

无论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我们的婴儿依然会学习走路。我们依然会为生活艰辛的朋友送餐。我们依然会在灾难性的洪水发生后组队清理满是瓦砾的道路。我们依然会站在大峡谷边,为之惊叹不已。也许这种感觉像是上帝正在让我们屈膝祷告——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更忠心的门徒——但我们还是能继续生活。

我不知道开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从我红州的邻居和蓝州的朋友身上,我感觉最坏的情况远比恐怖的新闻标题想让我们相信的可能性还低得多。但我也知道,在任何一位总统或世上君王的权力下,我们都可以成为忠实跟随耶稣的人。

在与记者朋友对话后的隔天,我醒来时对他的话有了另一种思考。我们是否一直在思考ㄧ种错误的“最坏的情况”?是否也许对基督徒而言,最坏的情况不是政治暴力事件,而是当教会再也无法呈现自己身为基督的使者的身份呢?如果我们选择以追求世俗的权力/力量为代价,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呢?如果慢慢恶化的是我们的见证,以致于我们再也无法代表那位我们宣称传扬的君王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事情的严重性再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了。

Carrie McKean是一位来自德州西部的作家,作品曾刊登于《纽约时报》、《大西洋 月刊》和《德州月刊》杂志。可在carriemckean.com更多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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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末日时代中“激进的盼望”

全球环境及气候危机正快速且猛烈地严重化。我们该如何不陷入绝望中呢?

A picture of a forest fire being peeled away revealing a green forest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世上最糟糕的感觉之一,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无法阻止的灾难发生。就像车子即将撞毁前一刻的感受,又或是你能诊断出病因,却无法治愈的病人,又或是观看着即将雪崩的山头,和当新闻说有个五级飓风正向你袭来,带着无法估算的毁灭力量时。

有越来越多人觉得,经历着气候变迁就像上面这种感觉。随着每隔几年就会被打破的新高温记录(2023年更创下过去十万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的新高),地球气候的变化有如慢动作看着一场火车出轨事故的发生。

创纪录的洪水、野火和飓风不断打脸政府在决策上的迟疑、政治上的冷漠(或否认)如何伤害人们的权益。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巨型飓风海伦和米尔顿肆虐美国南方各州,使社区满目疮痍。面对如此庞大的挑战,普通人的力量是如此微小。这种对比不免让人感到绝望和焦虑。人们对大规模的灾难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许多人选择否认、忽视或冷漠(“我无能为力,为何还要尝试改变什么?”)——面对这些人,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努力不懈地唤醒人们的意识及教育。

而在那些相信气候警告讯号的人之中,有两种常见的反应方式。比较乐观的人想要相信最佳的情况,相信有触手可及的解决方案,而且是可行的——只要大伙抗瀣一气努力协调,我们就能扭转局势,甚至也许能在一两个世代内改变世界。而比较悲观的人则希望听到最坏的情况,以便谨慎分配自己的精力和心力,以长远的路径来面对挑战——他们知道在马拉松的起点就全力冲刺是不明智的。

在牛津大学刚开始COVID-19的封锁时,我便注意到这两种反应的出现。有些人自信地告诉我们,“三个月后一切都会结束,九月就会恢复正常了!”我却像个爱吐槽的朋友回应:“嗯,历史数据显示,至少需要一年,甚至两年,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我们最好习惯这种状况。”

我真心认为,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可以帮助他们,以避免每次以为灾难快要结束时,却发现离终点又更远了的那种感受——这几乎是我最讨厌的感受。但许多比较乐观的朋友觉得我是在打击他们的希望。最终,我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让我得到了“末日先知”的昵称。

关于气候变迁,以下是我作为“末日先知”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人们的焦虑确实已被残酷的事实所证实。这个世界正经历着快速且大范围的变化,并将造成数亿乃至数十亿人深重的痛苦。

我们正深陷全球性的对化石燃料的成瘾中。让人难以面对的事实是,我们所燃烧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已多到让气候进入新的常态。我们燃烧化石燃料的时间越长——尤其是以我们如今习惯的速度继续燃烧,情况可能只会更糟。

化石燃料为我们带来许多好处。更长寿且更富足的生活、更低的婴儿死亡率、快速且便宜的旅行。我们不希望失去化石燃料带来的众多益处,但我们也不希望自己的未来因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或未经思虑的贪婪而被摧毁。

和任何严重的成瘾一样,戒断的过程既痛苦且代价高昂,若处理不当,甚至可能是致命的。事实上,为了遏制我们对化石燃料的成瘾所需做出的剧烈改变,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

想想看:我们已建立ㄧ整个依赖大规模农业、快速有效率的食物及商品运输系统,以及依赖高耗能供暖和制冷系统的发达世界。如果切断这些系统赖以为生的“血液”——石油,人们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

随着气候变暖,极端的热浪将变得更加频繁,而降低死亡人数的最有效方法是使用更多的能源来创造凉爽的环境。这是个恶性循环,但不只温度变化有这样的恶性循环。

我们的主食来自没有永续力的农业体系。一项研究发现,全球有17.8亿人依赖直接使用化石燃料所制造的化肥种植作物而活,而过度使用化肥会污染下水道并长时间损害土壤的生产力。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气候变迁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科学上来看,它涉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水和空气污染、海洋酸化、生物化学循环以及生态系统崩溃。从社会层面来看,它牵涉科技应用、永续发展目标、文化习俗、人口增长、经济与政治体系、宗教信仰,以及心理与身体的局限性。

气候变迁之所以难以讨论,是因为提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像在拉扯蜘蛛网中的一根线,其他每条线都会随之震动。每ㄧ天,当仅仅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都和登山一样难时,我们对想见到的改革感到软弱无力。因此,焦虑不断地积累,直到焦虑本身也成了那场可能会倾泻而下的雪崩的一部分。我们还有任何盼望吗?

简短的答案是:有。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正是我们有着“激进的盼望(radical hope)”的时机。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是在乔纳森·利尔(Jonathan Lear)杰出的著作《激进的盼望:面对文化崩解的伦理》。利尔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克劳族如何应对西方殖民者在蒙大拿州的定居对他们领地的侵犯。

书中的核心人物是克劳族的酋长普伦帝(Plenty Coups)。普伦帝一生都在引领他的族人度过这些时常充满创伤的生活变迁,他对族人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是:追逐野牛的旧式游牧生活正无可避免地、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在充满意义的克劳族式生活被摧毁时,族人该如何怀抱希望?答案是,他们必须学会新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他们的核心价值,例如如何定义“勇敢”——也必须在一个传统战士的勇敢行径会被视为违法的文化中被重新定义。

因此,激进的盼望在这里指的是,在所有旧有的盼望消失之际所形成的盼望。这种激进的盼望正是上帝在巴比伦为以色列流亡者所提供的盼望,祂说:

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耶利米书29:5-8)

这段经文出现在众所熟知的11节之前:“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然而,上帝的美好计划并非让那一代人重返旧时日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盼望及未来,是在流亡地上建立新生活。和克劳族一样,他们接受了旧生活已然消逝的现实,重新建立生活。

同样地,对我们而言,激进的盼望意味着在我们的“流亡”中扎根,等待上帝的应许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外实现。

我们正刚开始见证一场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形塑世界的危机的后果,并逐渐认识到我们所有的善意——包括做回收、改用纸吸管和竹牙刷——都无法阻挡气候变迁这头巨兽。经济和政治的巨轮实在过于强大,我们小小的行动难以产生显著的影响。

2016年,有195个国家加入《巴黎协定》,试图将气候变迁上升的幅度控制在摄氏1.5度以内。今天,将世界控制在1.5度以内的希望已经破灭,但我们仍有激进盼望的空间。

但这种激进的盼望在日常生活里,是什么样貌?

对我来说,这种盼望很像古老的《宁静祷文》:“主啊,求祢赐我宁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在实际生活里,这意味着我会规划自己的精力,透过自己的选择和现有工具,尽力发挥我最大的影响力。

有个叫做《汤匙理论》的思维方式有效地帮助我分配我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我从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朋友那里学到的。它是一种衡量努力的方式,用于当疾病使你无法完成一天中所有想做的事情时。简而言之,汤匙理论让你把日常精力想像成一定数量的汤匙,然后根据每项任务的耗能来分配:起床和穿衣服需要两个汤匙,购物需要六个汤匙,做饭需要三个汤匙,依此类推。

我在环保志业上也会采用类似的方式。我通常把一半的环保精力用于倡导、改变制度和政治机构,例如投票、写信给政治领袖、动员及教育人们;而另一半我会用在对心理更有满足感但影响较小的工作上,例如恢复河岸(捡拾垃圾)、研究并使用品质更好的产品、逛二手商店等。

将我的些微民主影响力投入到追求系统性的改变,而不是追求完美、丝毫不伤害环境的私人生活,意味着我的牙刷依然是塑胶做的,偶尔开的车还是燃油车,但这种努力比起将所有精力放在追求完美的私人生活,更有可能带来大规模的改变。

当各类文化模式要么否认气候变迁的事实,要么完全放弃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正义凛然地离群索居,自给自足地生活在有机农场时,我发现汤匙理论帮助我管理这种可能使人不堪重负的完美环保主义,并在自己能力无法实现所有目标的现实中,避免过度内疚。

西方文化倾向回避现实生活里的一些元素,如疾病、痛苦、死亡。有些人甚至试图用化石燃料技术逃避这些现实,例如低温冷冻技术

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终极的“激进的盼望”来自复活节的故事:耶稣并没有逃避强烈的痛苦和死亡,而是接受它们、承受它们,并战胜它们。因着祂走上这条路,祂为复活的生命这个激进的盼望开辟一条道路。基督徒的盼望不在于避免或逃避死亡和痛苦,而是怀着勇气和盼望的美德走过这些挑战,同时期待复活及在上帝的新创造中有着永恒的生命。

当自然灾害来袭、食安问题加剧、人类移民潮愈演愈烈时,我们谨记耶稣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因着祂的胜利,我们可以在艰难的时刻透过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来实践我们激进的盼望(弥迦书6:8)。

Bethany Sollereder是爱丁堡大学科学与宗教的讲师,专攻痛苦神学,着有《Why Is There Suffering?: Pick Your Own Theological Expedition》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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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选举日及我们对“希望鸦片”的依赖

Editor in Chief

真實的盼望並非一種理論、心靈鴉片或絕望的偽裝,而是個名叫耶穌的人。

A man walking next to a row of voting booths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9,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无论政治立场为何,我们这些关心美国的人在选举日临近之际,往往会坐立不安。我们面临着社会与日俱增的分裂,甚至是可能出现的暴力事件。

我的一位公共政策专家朋友最近提到,经常接收不同的选举结果预测和相互矛盾的民调结果,让她感到焦虑不安。 “也许我该找些人们所说的‘希望鸦片’来安慰自己,”她说。我能感同身受。

她所谓的“希望鸦片(hopium)”指的是那些能提供安慰、让人相信一切都会好转的好消息。这个比喻很贴切——尤其是在被鸦片类药物困扰的美国——因为这里确实有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希望”正在麻痹我们,让我们不去思考可能更惨淡的未来。

选举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我们对更深层次的恐惧及担忧的替代品——疫情、世界大战、生态灾难、人工智慧灾难——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关于选举或其他事件,我往往倾向想像最糟糕的情况——比如选举结果持平,269对269票,将已经愤怒且疲惫的公众推向崩溃边缘。但这种倾向也是一种反向的希望鸦片,试图透过想像最坏的结局来阻止坏事发生,这样一来,任何一种比这更好的结局都能带来惊喜。

很多基督徒询问我关于选举的余波(无论结果是什么)时,会说:“能不能讲一些有希望的部分?”通常,这些基督徒想听到的其实是一种希望鸦片——希望在经历过去十年所有的分裂和教会丑闻后,某种能修复一切的事会发生。无论是他们的教会、家庭或国家,他们都想回到2010或2015年的状态。

某种意义上,在选举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所能说的最有希望的话,或许就是鼓励你放弃希望。

许多人熟悉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所说的“廉价的恩典”这一概念。我们首先要理解的是,廉价的恩典并非“过多的恩典”。恩典是无止尽的、无法量化的。廉价的恩典本身就不是种恩典。

不呼召人们忏悔或改变的恩典,最终无法实现安慰的目的。我们的良知知道——无论我们将这种意识埋得多深——我们最需要的,不仅仅是表面上见到的事。我们需要的是那种真正了解我们所有罪孽后,依然对我们说“你被赦免了”的恩典。

“廉价的希望”也是一样的道理。它其实并非希望,而是一种“希望鸦片”。

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警告人们,在一个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文化中引入基督教,最初会让人觉得有人正在“夺去基督教”。同样地,向人们介绍“比绝望再阳光一点点”的那种盼望,一开始时也会让人觉得失去了盼望/希望。

“盼望”当然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林前13:13)。然而,就像恩典一样,圣经透过与其相反的事物来定义盼望。使徒保罗写道:“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8:24–25)。当保罗呼召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时,指出盼望是透过一种鲜少人会认为“充满盼望”的方式产生的:在痛苦之中产生了忍耐,进而塑造品格,并最终带来盼望(罗5:2–4)。

某些基督徒喜欢用印有耶利米书29:11的咖啡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很好。还有些基督徒会引用更前几节的经文:“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这也很好。

然而,这两节经文(一个为我们的信心带来希望,另一个为我们的服事带来希望)——都无法单独脱离经文上一章的语境来理解。在28章,我们看到两位先知展开一场对决。哈拿尼雅传递了“盼望的消息”:两年内,上帝会打破巴比伦侵略者的统治,恢复所有被掳走的圣殿器皿。而耶利米似乎是那个“没有希望”的人,他说:

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争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耶28:6–9)

哈拿尼雅提供了希望鸦片。而耶利米提供的是唯一来自上帝的盼望——那种行经死荫幽谷、十字架之路的漫长盼望。哈拿尼雅的希望是:“坚持住,一切就快结束了,你们会恢复正常生活。”耶利米提供的是另一种未来、另一种盼望: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耶29:13–14)。

这一种盼望才是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信任上帝,甚至喜乐的盼望——因为这种盼望向我们诉说真理。无论是从伊甸园到现在的任何时代,我们的处境实际上都比表面看起来更糟糕。然而,我们有耶稣。耶稣正是基督徒对未来的看法、基督徒的盼望的核心。我们的“未来”有个名字:拿撒勒人耶稣。 “盼望”并非一种论点,而是一个人。祂就是盼望。

真正的盼望往往让我们指向眼前,说:“我不确切知道我要去向何方,但上帝知道,而我与祂同在。”若由我们来定义,我们渴望的信心不过是眼目可见之事,我们渴望的爱也仅仅是肯定与认同,而我们想要的盼望则是我们所认为的最好的事能成真。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自我安慰,希望鸦片都只不过是另一种绝望。让我们放下它吧,我们并不需要它。

我们可以望向过去——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和殉道者向我们诉说的真理。我们也可以望向很远很远的前方——眼泪将被拭去的那天(启21:4)。我们只是看不见眼前的道路。但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就像在遥远的过去和未来那样,祂永恒的膀臂始终会托住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那些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先丧失生命;那些想要找到盼望的,也必先放下盼望。这在选举日、审判日,以及在这之间的所有日子里,都是真理。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总编辑,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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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当选举标语可能伤到我的邻舍时

Guest Writer

和邻居建立的情谊让圣经教导及政治不再那么抽象。

An American flag campaign sign on a blue background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9,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多年前,我的父亲教了我一些关于经营邻里感情的事,这些道理在我的生活中慢慢扎根。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正在参选地方公职,代表的是我家从来不会投的政党。因此,有天回家时看到朋友父亲的竞选标志插在我家院子里时,我很惊讶。后来我才知道,是朋友的父亲询问我父亲是否可以在我们的院子里插上他的竞选标志,而我父亲同意了。对我父亲来说,作为一个友好的邻居比党派政治或一个竞选标志更重要。

现在,好多年过去了,这段关于邻里情谊的教训也在我的生活中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有了应用。

通常,当我们谈到爱邻舍时,我们想到的是抽象的意义。又或许我们想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去爱邻舍——那些生活在远方的人,那些我们可能在短宣/旅游时认识,又或是圣诞节举办为困苦地区送礼物时的对象,以及在教会的宣教主日透过特别奉献帮助的人。而爱邻舍确实可以包含这些含义。但正如“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某种意义上,爱邻舍也是地方性的。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过数场竞选集会,为候选人逐门逐户拜访,在自己车子贴上选举标语、衣服别上选举徽章,甚至还曾参选过。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我也会在自家院子里插上选举标志。

当我和丈夫25年前搬到我们现在的家时,每到秋天,我总会在前院插上选举标志。然而,过了很久我才发现,我的邻居们并没有插上选举标志。

我们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是我们搬来前就已在这的老住户。多年的相处累积了许多历史、传统和文化。

但我们邻里成员的背景并不单一。我们的房子是这片区域里最老的建筑。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其他各式各样的房子相继在这里出现,有些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有些还在建造中。我们的邻里包含了大型新屋、小型活动式房屋,以及很多不起眼的砖造小房子。就像他们的房子一样,住在这里的人也几乎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社会群体。事实上,我们这个乡村角落里的多元性可以媲美最时髦的都市社区。

那个时期,我还是个觉得政治就是黑白分明之事的人,我真的相信某个政党代表着法律、秩序及道德,另一个政党则不是。所以,当时的我并不会流心那插在我院子里的选举标志正面对着我的邻居们,而他们的生活——随着岁月流逝,我逐渐意识到——因着我所支持的政党的政策而受到深刻的伤害。

然而,随着我们与邻居们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多参与在彼此的生活里,我最终慢慢了解到这些事。我们ㄧ家起初与邻居们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除了住在同个社区里。我们各有各的作息,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

但随着时间推移,信箱旁的简单聊天渐渐延伸至参加彼此的家庭活动和共享节日餐点。当我赞美一位邻居信箱上的藤蔓时,她在我家旁也种了类似的植物。另一位邻居喜欢我的百合花,我便邀请她挖一些带回家种。当一位邻居生病时,其他人会去关心他的配偶。当一位邻居去世后,我丈夫主动帮他的遗孀整理草坪。当我们的一颗老树倒下时,我们邀请一位邻居来砍下木头,用在他家取暖的火炉里。

这些年来,随着这些邻居间的互助交流,我逐渐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祖先的故事。我听着我们社区的历史——有些人曾面临不公义和邪恶的待遇,以及另一些人如何以善胜恶。

于是我不禁想知道,我插上的这些选举标志是否曾让我的邻居们感到难受。如果有,他们也未曾表现出来。

但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想法:我并非在讨论是否应插上选举标志。只要走到我们这条长长的乡村道路的两端,你会看到ㄧ些选举标语的。 (在我们这一区,通常只有一个政党会被代表。而这也没什么不对。)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并无不妥或违背邻里精神。

事实上,我的反思更多是关于我如何在这个独特的社区中,学会成为一个更好的邻舍。这里生活着与我并无太多共同点的几个家庭——除了我们一起生活在这片区域里,每天相遇时互相打招呼,或一起拿信件、洗车、拔除花坛里的杂草,偶尔因看到救护车停在谁家门口而不安,又或者分享最近有熊出没或流浪狗的消息。

每个社区都有其不同的特质。每个邻居都有其不同的人生故事和经历。当我最终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社区的事迹,并观察邻居们的生活方式时,我希望自己能以不插上选举标志等可能造成隔阂的方式来成为他们更好的邻舍。

但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更大的层面上成为他们更好的邻舍——就像他们对我那样。

选举标志可以传递很多信息,但与和邻居的日常互动及友情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想让一块印刷的聚丙烯材料成为我与这些日渐熟悉并逐渐爱上的邻居之间的障碍。我很感激我的父亲很久以前教会了我这个道理。

Karen Swallow Prior是《福音派的想像:故事、图像与隐喻如何创造危机文化》一书的作者,她是《宗教新闻服务》的专栏作家,定期在Substack的《The Priory》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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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耶稣教导我们要优先照顾自己人吗?

耶稣与迦南妇人的故事引人深思,但原因或许和我们想像的不同。

Jesus speaking to the Canaanite woman who is pointing to a dog

基督与迦南妇人,由安尼巴莱·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于1590年代绘制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9, 2024
WikiMedia Commons

现在是选举季,在美国,移民相关问题自然成为公共话题焦点之一,从美墨边境危机到对俄亥俄州的海地移民的评论皆是。而这也是两方基督徒的讨论议题,尤其是最近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视移民为威胁和经济负担。

作为一名圣经学者,我关注的是基督徒如何解释(或错误地解释)圣经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近期,我在社交媒体上注意到,有些人声称耶稣鼓励祂的跟随者专注于照顾“自己人”(也就是基督徒),而不是像穷人移民这样的弱势群体。

其中一种特别的论点引用了耶稣对迦南妇人说的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太15:26),声称耶稣优先照顾“以色列家”(太15:24)而不是外国人。这成为了某些人主张美国联邦资源应优先用于帮助“自己人”而不是移民的依据。

但这种解释真的忠实于耶稣的本意吗?耶稣的话是否真如这些论点充满民族中心思想?简单的答案是,当然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将探讨马太福音的故事背景,并考察另一卷福音书对同个故事更详细的记载(马可福音第7章)。

显而易见地,耶稣是个住在中东的犹太人。祂的民族数世纪以来受制于希腊和罗马的压迫统治。祂的使命是帮助犹太人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认识到上帝的统治。

在加利利长大的耶稣生活在犹太人圈子的边缘地带。因为离耶路撒冷很远,祂的家庭得长途跋涉参加宗教节日。祂生活在犹太、希腊、撒马利亚和罗马文化以及多种语言——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和拉丁文——的交汇处。

在世上传道期间,耶稣主要专注于祂的民族——犹太人。然而,祂对犹太人的优先关注是为了更广泛的目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有意藉由他们祝福全世界。上帝曾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12:1-3)。在许多方面,耶稣都在预备祂的跟随者将这个祝福带给非犹太人。

但如果我们将这个计画视为“犹太菁英”向他们的非犹太弱势邻舍提供帮助,我们就搞错方向了。犹太人在这个处境里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事实上,若要犹太人向非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首先得饶恕那些让他们难以维生的压迫者。

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到以色列边境外的外邦区域,使人一窥祂对犹太信仰圈外人士的态度。马可对这趟旅程的纪录正紧接在耶稣与犹太领袖针对不洁问题的讨论后(可7:1-23)。耶稣才刚说了这句话:“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可7:15)。

当时,食物经常成为区分族群的明显标志。犹太人的食物律法将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包括猪肉、虾和含血的肉)区分开来,这让犹太人视食用“不洁净的食物”的人为“不洁净的人”。当耶稣强调食物不会污秽人时,动摇了“外邦人是不洁的”这一观念,有效地拆除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文化隔阂。

然后,为了进一步阐述祂的观点,耶稣带着门徒直赴外邦区域——毫无疑问会遇到食用非犹太食物的人。祂首先到了“推罗境内”,然后经过“西顿”来到“低加波利境内”(可7:24, 31)。虽然耶稣当时并未为门徒点一份猪肉起司汉堡——犹太洁食律依然有效——但祂明显希望门徒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与食物的关系,因为这会影响他们与外邦人的关系。

推罗是腓尼基的首都,是一个膜拜巴力、梅尔卡特等神明的海岸地区。耶稣在那里时,一位二代移民来到祂面前。这名妇人是希腊裔,但“出生在叙利亚腓尼基”。即便在以色列境外,关于来自加利利的行神迹人士的消息也已传了开来。这位妇人在推罗“就来俯伏在祂脚前⋯⋯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马可形容这个鬼为“污鬼”,将此事件与耶稣先前对污秽的教导联系在一起(可3:7-8;7:25-26)。

然而,接下来的情节令人震惊。耶稣,这位善良的牧者,对她却显得异常严厉:“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7:27)。

作为读者,我们自然会对这样的对话感到不安,因为耶稣似乎侮辱了这位妇人,把她比作狗。在新约时代,犹太人通常用“狗”来形容外邦人,因为他们不遵守犹太律法,被视为“不洁的”。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忽视这段经文的文学脉络。耶稣才刚挑战了犹太人的纯洁观,而这观念正是犹太人民族中心主义的核心,在人与人之间设下牢固的界限,透过区别“神圣空间”来保护“我们”不被“他们”影响。耶稣似乎有意向祂的门徒证明,祂并不害怕走出以色列边界或与外邦人接触。

Pic caption: 基督與迦南婦人,由安尼巴萊·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於1590年代繪製
基督与迦南妇人,由安尼巴莱·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于1590年代绘制

然而,进入外邦地并不意味着耶稣要展开对外邦人的事工——时机尚未成熟。祂稍后将会吩咐门徒将福音传遍各地,但首先,祂需要帮助祂的民族重新思考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毕竟,我们不可能有效地向那些被我们鄙视/认为不洁的人传福音。

耶稣这番看似对妇人冷酷的回应具有双重目的:祂讲出了门徒内心固有的偏见。马太福音15:23记载了门徒的反感态度:“请打发她走吧!”与此同时,耶稣也在向这位妇人提供一个考验她信心的机会。

她是否能认出耶稣的身份,并克服表面上带有民族中心主义和偏见的侮辱?她是否会同意,自己的祝福需要透过犹太人——这个本身被边缘化的民族?在本质上,耶稣采取了一种街头剧的方式来强调祂的观点。

然而,这位叙利腓尼基妇人立即看穿其中的缝隙,察觉到耶稣暗示她坚持下去的邀请——耶稣可能已预见她会如此反应。毕竟,耶稣使用了“先”这个词,暗示有朝一日,外邦人将直接受益于祂的事工。那么,为何不是现在呢?

“主啊,”她回应道,“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马可福音7:28)。

这位妇人顺利通过耶稣的考验!她巧妙地利用祂的比喻,重申她的请求。她看出了门徒当时无法理解的事——即外邦人也在耶稣的国度中,即使在当时的处境也有一席之地。

马太在他的版本中称这位妇人为“迦南人”以强调耶稣与她的互动展现的正是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之间的陈年偏见怨恨,但祂终结了这种仇恨(马太福音15:22)。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并非福音书首次提到迦南女性。在马太福音的耶稣家谱中也有两位迦南人——他玛和喇合——这是早期的暗示,告诉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位迦南妇人(太1:3, 5)。

当然,门徒当时尚未拥有马太或马可写的福音书,因为他们正目睹耶稣的言行在他们面前展开。而我愿意相信马太在推罗与耶稣的经历影响了他在家谱中提及迦南妇人的决定——马太想明确告诉我们,这些妇人应被纳入耶稣的故事中。

我们必须记住,这次前往外邦地的行程是耶稣为了教导门徒的示范课,因他们未能理解耶稣关于洁净的教导(可7:17-18)。耶稣带门徒去户外教学,以展现祂话语更深远的含义,并揭露门徒心中需要改变的错误思想。

在肯尼斯·贝利(Kenneth Bailey)的著作《透过耶稣的中东视角》里,他强而有力地总结这个故事的要点:

耶稣对门徒关于女性和外邦人的态度感到不满。这位妇人对她女儿的爱以及对耶稣的信任让耶稣印象深刻。祂决定利用这个场合帮助她,并挑战门徒内心深处的偏见。在过程中,祂给了这位妇人机会去展示她的勇气及信心的深度。

身为一个加利利难民,耶稣为门徒树立了看待其他“外人”的榜样。透过与这位希腊移民的对话,耶稣给了她犹太拉比绝不会给予的东西:辩论的尊严。拉比们喜欢与人辩论神学细节,但犹太男性从不会与女性进行这种级别的互动,更别说与外邦女子了。

透过充满挑衅的言辞,耶稣邀请她发言,而非让她沉默。表面上看似侮辱的话语,实际上是邀请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最终,他们达成了既尊重耶稣对以色列家的使命,又满足妇人请求的解决方案。在为门徒上了这一堂课后,耶稣医治了这位妇人的女儿,使她脱离恶魔的束缚(可7:29-30)。

简而言之,将耶稣对以色列家使命的言论概括为“照顾自己人”的教导并不成立。这种论述忽视了耶稣教导里的讽刺,也忽略了剩余故事的要义。同样地,若我们利用这个故事来主张美国应开放边界给移民,也是在另一方向上误解了迦南妇人的故事。

无论如何,美国并非上帝的国度。因此,无论我们的政策为何,我们都应谨慎地避免不加批判、未经独立思考地利用圣经故事来支持我们的政治议程。

然而,若我们能从这段看似难解的经文中学到一件事,那就是耶稣的国度是个所有信靠祂的人终将同坐一桌,一同分享食物的地方。每一位在祂里面摆上信心的人都被平等地接纳——“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

Carmen Joy Imes是美国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 )旧约教授,是《Bearing God’s Name》、《Being God’s Image》以及即将出版的《Becoming God’s Family》(IVP出版社)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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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接受福音派影响力消退的事实

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市场,福音派基督徒应如何回应这种多样性?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美国基督教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在不断衰退。1937年,有70%的美国人表示自己隶属于某个教会。这个数字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都相对稳定。但在过去25年内,估计约有4千万名美国人已不再去教会。如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对“破产”的形容:首先是逐渐发生的,然后在顷刻之间爆发。

美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向来以白人和新教基督徒占多数,但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竞争市场。基督教曾是毫无悬念的主导力量,现在却逐渐成为只是众多道德主张中的一种。

福音派又是如何回应基督教在文化及政治力量上的衰退呢?

与媒体冷嘲热讽的描绘相反,福音派其实并非高同质性的一块铁板。福音派内许多人正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回应这种衰退。众所周知中的“悲伤五阶段”的框架可以作为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工具,让我们了解福音派如何处理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衰退。(悲伤五阶段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

在悲伤的任一阶段都可能看到福音派人士的身影。当然,这个五阶段框架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有些福音派人士一点也不感到悲伤。他们实际上很高兴见到“所谓的基督教”丧失影响力。这些人认为,基督徒暂时停止与政治纠葛,从根本上来说是好的、健康的发展,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对美国及教会都有益处。

虽然我能同理他们的感受,但我必须提出我的反对意见。我相信上帝呼召基督徒参与政治生活。我们必须主动寻求公共事务中的公义及怜悯。我们必须积极地为邻舍的蒙福及生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而这需要我们参与政治,并为了这些目标发挥某种程度的政治力量及影响力。身处优势社会地位的基督徒若想与政治生活脱钩,就是抛弃了上帝要求他们要保护、服事及爱护邻舍的命令。

所以,不,我相信福音派对自己失去文化及政治影响力感到哀伤是完全适当的。尽管如此,任何一位咨商辅导人员都会告诉你,哀伤有其有果效的形式,也有其无果效的形式。失去亲人的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否认、愤怒、沮丧或讨价还价之中。同样的,他们也不该在哀痛的过程中因自己的哀痛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以下是福音派在悲伤的不同阶段呈现的样貌。悲伤的第一阶段是否认。虽然有些福音派基督徒仍在否认基督教的衰落,但这类人的数量已与日俱减。要忽视基督教在媒体、学术界、市场、艺术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景况已越来越难了。对那些仍在否认阶段的人,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二个阶段是愤怒。福音派的愤怒是电视节目喜欢呈现的重点──幼稚的福音派领袖看起来精神失常的表现往往可以吸引大量的点击率。因此,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音派对美国进入后基督教时代(post-Christian)所展现的愤怒、受害者情绪和哀痛上,并不令人意外。

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许多文章和书籍都探讨了福音派领袖为了一些政治上极小的权力和机会,越来越愿意与魔鬼讨价还价的灾难性手段

虽然已有许多人花费不少篇幅书写关于福音派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沮丧的阶段,但最后一个阶段却很少受到关注。对美国福音派而言,如果进入了“接受”的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算ㄧ个中立、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我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我相信美国基督教应该采取一种非被动性的接受姿态。我必须清楚地指出,接受并不等同于默许/默认。我说的非被动性指的是我强烈支持基督徒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接受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并不等同于退出、不再参与美国的公共生活。身为福音派基督徒,我仍然想提倡以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国家内的公义、和平及繁荣。

认识到这一点后,让我们回到眼前的问题: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在哀伤的过程中前进,从各种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沮丧的状态中走出来?就我所知,至少必须做五件事。

首先是神学上的改变。所有的政治哲学都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是谁在掌权?学术上称这为统治权/主权(sovereignty)问题。对基督教政治哲学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耶稣。唯有基督是最终的掌权者,不是任何君王、政治家或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宝座,而它属于基督。

不幸的是,许多美国福音派基督徒谈论政治时,常陷在薄弱的基督论的后果中。他们似乎认为耶稣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不是“不存在”就是软弱无力,祂不够有力、不够强大,以至于祂无法“夺回”美国。由于基督似乎有这种明显的弱点,一些福音派人士便开始寻找一位强而有力的政治人物来完成基督的工作。毕竟,如果耶稣无法完成任务,我们需要找个人来替祂完成。

凯莉·安德伍(Carrie Underwood)的音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美好,但福音派人士尤其应该把“耶稣掌握方向盘(Jesus Take the Wheel)”这首歌放回自己的音乐播放清单里。有太多美国福音派人士试图在恐惧中紧紧抓住那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个他们既没有、也不能、更不应该控制的政治方向盘。如果基督坐在驾驶座上,基督徒就不该占领驾驶座。我们必须学习相信耶稣在政治上的主权。

第二个改变则是战术性的。当福音派接受他们作为政治少数族群的地位时,他们需要学会如何与其他人合作。他们需要与其他“道德上的弱势文化”建立策略性的伙伴关系。与其将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穆斯林妖魔化,福音派需要学会就共同认同的政治目标来进行合作。从战术上来说,福音派领袖自己单打独斗的力量太弱。若想要成功,我们需要结交朋友。

在这方面,荷兰的福音派基督徒为我们提供一条有趣的前进道路。过去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政治上的少数声音。在近期一次为了减少荷兰的性交易所做的努力中,当地的福音派人士与左翼女权团体组成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合作力量。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很深的分歧,但他们在三件事上达成共识:女性本身具有深刻的价值、她们的身体不该被商品化、她们值得被保护,免受性交易市场道德败坏的剥削。

荷兰福音派领袖并没有为了达成这项政治交易而放弃他们的基督教原则。更重要的是,福音派基督徒并没有因他们的领袖与左翼女权主义合作而攻击他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已经接受,如果他们想要在荷兰寻求公共的公义,他们需要与不同团体合作。

第三个改变是姿态(posture)的改变。有些福音派基督徒喜欢像殉道者那样,陷在失去权力的阴郁状态。另一些人则死命抓着他们还能抓住的一点点权力,深怕权力从指间溜走。我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处在愤怒状态下,我们至少还能维持着战斗的姿态——缩紧下巴,握着拳头。如果我们还处在讨价还价的阶段,我们就会降伏在那些承诺会以政治的残羹剩饭回报我们的政客面前。但以上这些姿态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

就像只会从右边运球过人的篮球球员那样,福音派选民已变得很好被人预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使他们容易被操纵、拉拢、利用和忽视──他们是政客最理想的支持者。无论是蹲下、卑躬屈膝还是战斗的姿态,福音派都缺乏适应并回应多变且多元的政治格局所需要的姿态。

篮球选手最先学到的一门课,就是三重威胁姿势的力量。只要保持一脚向前,球在胸前,球员就能呈现“三重威胁”的姿态,可以在ㄧ瞬间选择传球、投篮或运球过人。防守者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所以进攻者有空间做选择。三重威胁的准备姿势让球员能运用创造力、想像力和技巧来即兴发挥、调整并克服挑战。

福音派基督徒也需要一种新的姿态,让他们能够进行合作及竞争、战斗及饶恕、说服及聆听。我们参与的游戏急需我们采取一些新的方式。

因着这个需要,引领我们走向第四个改变。福音派政治参与的未来需要福音派的想像力被深刻地更新。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告诉你,创意和灵感是非常难得的要素。就像个善变的朋友,今天还在这里,明天就消失了。要变得“更有政治上的想像力”并没有现成的步骤可依循。但某些做法肯定有所帮助。

福音派基督徒需要从消费政治的生活转向文化创意(cultural creativity)的生活。与其每天接受有线新闻、政论广播和社交媒体上无止尽的政治谩骂,我们需要专注于──直白地说──成为更有趣的人。这似乎是个不寻常的政治处方笺,但福音派基督徒需要举办更多晚餐派对、参加更多吟诗班、做木工、开办读书会或组织保龄球联盟。我们应该着手服事难民家庭,或学习一门新语言、学习烹饪或举办社区的野餐聚会。

无意识地接收政治上的愤怒,永远不会让我们产生具有创造力、想像力或智慧的福音派政治见证。充满乐趣、美感、学习和爱的生活,能为更健康的政治文化提供肥沃的土壤。

把自己从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的新闻喧嚣中抽离出来,将自己的双手和心思投入在赋予生命力的日常行动中,对我们的政治姿态和实践会有很大的帮助。政治上愤怒、忧郁和苦毒的铁笼必须被打破。具体的日常行动可以解放福音派基督徒,让他们以全新的、敞开心胸的想像力应对这个严重分歧的两极化世界。

美国福音派最后一个可以做出的改变,是回到福音的核心。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罗马书5:8)。福音派政治的中心必须是福音的好消息。

如果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我们的政治应该会是以感恩为标志的政治,而不是悲伤。全球的福音派运动,无论文化或背景如何,一直以来共同认同福音是我们的核心。福音派的生命始于恩典与感恩的经历,而不是恐惧、愤怒或怨恨。对自称“跟随基督”的福音派来说,这种在基督里经历到的恩典,具有公共层面的影响。我们在基督里“被祂接待”的经历,必须展现在观看着我们如何接待他人的世界面前。

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充满各种宗教、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福音派基督徒应如何在政治上回应这种多样性?我们何时应倾听和学习?我们何时应站稳并战斗?我们何时应与人合作?何时应竞争?

动态的政治环境需要动态的政治姿态及实践。在永恒的这一端,这些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楚。但只要我们清晰地坚守福音身为好消息的核心,这就不应成为我们整日忧虑之事。

马修·凯明克(Matthew Kaemingk)是富勒神学院毛瑞祺( Richard John Mouw)信仰与公共生活副教授。他关于信仰与政治的播客为《门口的狂热者」(Zealots at the Gate)。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改革宗公共神学》(Reformed Public Theology)和《工作与敬拜》(Work and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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