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所有关于无法解释的空中现象（英文为UFO/UAP，不明飞行物体）的故事只会出现在夸张或专门吸引流量的网站上，或是杂志架最底层不知名报社的报导里。但如今情况不同了，连主流新闻媒体都在报导外星生命存在的证据。
和过去一样的是，标题依然很吸引人：美国政府找到载有“非人类生物”的坠毁太空船。甚至还有一本新出版的书，如同《时代》杂志一篇文章标题所暗示的，该书详细描述了“政府正在研究外星人，以及他们为何有可能存在”。
也许现在是基督徒开始提出一些严肃的“假设性”问题的时候了，例如“如果明天报纸头版刊登找到另一个星球存在生命的证据，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把我带入了我所探索过的一些最迷人的神学领域——我在我近期出版的《天体生物学与基督教教义：探索宇宙中生命的意义》书中探讨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我也是受邀参加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资助的普林斯顿神学研究中心天体生物学社会影响研究计划的二十多位神学家之一。在研究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基督教思想家对地球以外生命的思索已有些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有一套独特的先验假设（prior assumptions），这可能让我们更愿意（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更不愿意）相信外星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让我们以人们对这个不明飞行物的反应为例（主要是科学家最兴奋）：2017年9月9日，“'Oumuamua”（夏威夷语，意为“远方的信使首先到达”）进入太阳系，一度非常靠近太阳（离地球也不远），时速接近20万英里。这是我们在太阳系观测到的第一个“星际物体”——它是在恒星之间旅行的天体，与彗星等其他会受到太阳引力束缚的天体不同。
这已经足够引人注目了，但‘Oumuamua还有其他一些不寻常的特性。我们无法准确地确定它的形状，但它似乎是个奇特的细长物体，像一根拉长的雪茄，也可能是个圆盘（甚至是个飞碟，如在许多科幻电影中常见的那样）。当它靠近太阳时，它的轨迹也很不寻常。
我们该如何看待‘Oumuamua呢？这些不寻常的特性是否暗示它并非一般的物体，而可能是另一个文明所造的东西呢？
哈佛大学天文物理学家阿维·勒布（Avi Loeb）认为‘Oumuamua奇特到若我们将它视为外星加工品/文物才是最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哲学家克里斯托弗·考伊（Christopher Cowie）认为，即使银河系中存在其他生命，外星文物也实在太罕见，不足以成为‘Oumuamua的合理解释。
勒布和批评他的人的分歧点不在于‘Oumuamua是否奇特，而在于这是否算得上其他文明的证据。批评者认为，这种文明不太可能出现，所以解释它“虽然以自然物体来看待很奇怪，但它仍是自然的”会更合理。相较之下，勒布认为这种文明可能很普遍，所以'Oumuamua'更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而不是什么怪异的自然物体。
天体物理学家查尔斯·莱恩韦弗（Charles H. Lineweaver）用贝式定理对'Oumuamua进行研究：证据的合理解释取决于我们先前的假设。也就是说，这是一艘外星飞船是否有可信性，取决于我们的其他假设——例如我们认为外星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
贝式定理逻辑学的始祖，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是17世纪英国长老会的牧师，他的开创性工作可能是由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对奇迹的攻击引起的。休谟认为，我们不应该接受关于奇迹的叙事，因为——在他看来——对所有非同寻常的事件，总是会有个可能性更高、奇迹以外的解释。我们的解释取决于我们的假设，而休谟的假设并没有往上帝的方向延伸。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贝叶斯是否真的受到休谟著作的启发，但他的朋友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将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普莱斯是一位神学博士，在贝叶斯去世后，普莱斯将他的统计学著作带到公众视野里。贝叶斯针对休谟对奇迹的质疑所写的论文也在几年后发表（《论基督教的重要性、历史证据的性质和奇迹》）。贝叶斯认识到，我们会根据自己的预设将事件解释为可能或不可能，而普莱斯将这一逻辑应用在奇迹上——据我们所知，这是“贝氏定理”的首次应用。
身为一个公认的不可知论者，休谟对上帝持怀疑态度。因此，他认为以奇迹来解释突发事件，不如以自然来解释合理，即使他尚且不知道自然的解释是什么。但是，像贝叶斯或普莱斯这样的基督徒，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故事。如果你相信上帝，相信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那么，认为基督可以化水为酒或平息风暴似乎一点也不牵强。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有可能相信地球之外存在生命的可能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有一种常见的（但错误的）假设认为，与科学相比，宗教缺乏想像力，宗教需要科学的新发现来激发他们思考地球之外的生命。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就曾提出这样的指控，他问道：
为什么几乎没有一个主要宗教在研究科学后得出结论：“这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宇宙比我们的先知所说的要大得多，更宏伟、更微妙、更优雅。上帝一定比我们梦想的还要伟大？”相反的是，他们总说：“不，不，不！我的神是个小神，我希望他一直这么小。”一个强调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宇宙之伟大的宗教，无论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宗教，或许都能唤起人们在传统信仰里难以激起的崇敬和敬畏之情。
然而，自15世纪中叶以来，基督教神学家就一直在思考地球之外的生命问题（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思索历史则更长）。如果说基督教对这主题的论述有什么令人沮丧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的篇幅往往不是很长——作者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提到这种可能性，然后就继续讨论信仰。看来，这些思想家并没有担心到要对这主题大谈特论。
在15世纪，我们有方济会修士，纪尧姆·德·沃鲁永（Guillaume de Vaurouillon），还有库萨的尼各老（Nicholas of Cusa），他可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 17世纪则有道明会修士托马索·康帕内拉（他曾为伽利略辩护）。我们也可以加上英国清教徒神学家理察·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和英国圣公会教徒约翰·雷（John Ray），他们曾写道，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有可能像地球一样，拥有种类繁多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实体物质，而且它们的性质皆与地球不同。”
十九世纪布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曾说，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个“宏大的交响乐团”，里面有来自“不同世界的居民，也许数不胜数，在一首和谐的乐曲中各就各位”。他相信，“可能有数以万计的生物种族都顺服于祂，并受同一永恒不变的权利和正义法则的支配。”
20世纪的鲁益师（C.S. Lewis）也对外太空非常着迷，他曾就这一主题写过一篇文章（《宗教与火箭》）和三部小说（《空间三部曲》）。鲁益师并不认为在其他星球上发现生命会对基督教构成威胁，尽管这肯定会使我们思索一些耐人寻味的神学问题。
一位著名作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切斯特主教，英国最负盛名的科学组织皇家学会的创始人）认为他有月球上存在生命的证据，但多数神学家都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推测。尽管如此，令人吃惊的是，有许多神学家基于神学理由，坚信地球之外存在生命——他们视此为一种肯定性，而不仅仅是种可能性。
如前面所述，你认为什么是可信的取决于你先前的假设。许多基督教神学家的假设是，上帝创造可居住的地方是为了让这些地方有人居住。因此，我们看到神学家们不仅没有拒绝宇宙中可能存在其他生命的观点，反而认为地球之外普遍存在生命。事实上，他们假定，几乎所有生命可以生存的地方都会有生命。
如果你的假设是生命是最重要的事，尤其是对上帝而言——因此，宜居之地是为了被居住而存在——你就会发现，宜居之地若仍然光秃秃，很让人难以置信。因此，从历史上看来，基督教神学家往往可能高估了宇宙中可能存在的生命数量。这似乎源于这样的假设：上帝会让人居住在有生命的地方，而有生命的地方才是有价值的。
我对宇宙是否充满生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我会说上一段提到的一些假设是错的。宇宙中各种不同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光彩，无论是否有人居住，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见证着上帝的荣耀。
20世纪法国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吉恩·圭顿（Jean Guitton）曾写道，地球之外存在无人居住的浩瀚宇宙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那会使“雕塑的基座太大”。换句话说，宇宙就像一个画框，大到压倒了画框中心的画作（地球）。
我认为这种说法错了两次。首先，即使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有生命，一个大得难以想像的宇宙也不会成为地球上的生命（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与上帝有关系的人类）过分辉煌的背景或画框。
其次，仅仅视宇宙的其他部分为地球生命的舞台，这种想法有任何益处吗？宇宙有它自己的荣耀和尊严，我们不能只根据它与我们的关系来评断它。毕竟，我们并不是唯一有使命去赞美上帝的生物；天空也是（诗篇148:3-6）。天空本身是陌生的、不可捉摸的，以至于上帝在责备约伯质疑祂的主权时提到了天空（约伯记38:31-33）。
每当谈及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普遍性时，我会让科学来告诉我各种新的数据及资讯。无论我们发现宇宙里有很多其他种生命还是根本没有生命，我都不会感到不安。
不过，如果地球是唯一有生命的地方，我会有点惊讶。毕竟，我们直到20世纪末才知道其他恒星周围是否存在行星，而事实证明它们无所不在。找到外星生命的证据可能是一项相当大的壮举。并且，随着韦伯太空望远镜（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于2021年发射升空，我们探测其他行星周围生命迹象的能力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能感知红外线，是测量其他行星大气中气体平衡的理想工具，能确认生命存在的蛛丝马迹。
基督教神学家曾对如何定义“活物”以及什么算是“生命”进行大量的思考。例如，天使是《圣经》中提及的地球之外有生命的一个例子，也是基督教想像力中的一个特色——无论它们与其他生物的生命是否有极大的不同。
圣经里没有提到宇宙中的外星生命——这个事实很重要吗？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圣经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
在圣经中，上帝以人类的方式对我们说话。这是否使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变得如此人性化，以至于其他生物不会像我们一样思考上帝？许多神学家，如加尔文，都谈到了上帝的“适应性（accommodation）”——上帝以受造物能理解的方式和他们说话。关于上帝的知识和上帝的启示肯定会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不同的受造物，使他们能够理解祂，而所启示的和认识的是同一个上帝。
圣经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是上帝照着祂的形像所造的。如果其他生物也能认识上帝、爱上帝，并成为上帝的朋友，那这个前提是否就被破坏了呢？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被创造得如此奇妙，上帝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其他生物也有着爱和奇妙的样貌（可能是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奇妙）而有所减少。我认为，越多奇妙的受造物越好。
但是，与罪和救恩有关的议题呢？如果还有其他生命体的存在，他们的堕落是否也是不可避免的？道成肉身和救赎呢？基督的死和复活能否救赎整个宇宙？这些问题在所难免，问题是，上帝会局限自己于一次性的道成肉身吗？这也许是这个领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正如亚伦·厄尔斯（Aaron Earls）在《今日基督教》的文章所指出的，即使是鲁益师也认为至少值得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耶稣可能“在地球之外的其他世界道成肉身，从而拯救了我们之外的其他种族。”
就我而言，我相信一次道成肉身就“足够”，但谁说上帝必须只做最基础的事呢？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上帝以人类的身分与我们面对面。但我也能理解其他生命体在自己的血肉之躯中认识上帝的美妙之处。
20世纪初，英国诗人爱丽丝·梅内尔（Alice Meynell）写道，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的故事，上帝在别处所做的一切属于别处：
没有行星知晓，
我们这个路旁的星球，拥有陆地与波浪，
爱与生命倍增，痛苦与喜悦倍增，
负扛着一处被遗弃的墓地。
在我们短暂的日子里，
祂的企图无法被诸天猜测，
祂的朝圣者在银河上穿梭，
或许祂的赏赐在那里显现。
在这首题为《宇宙中的基督》的诗的结尾，她提出一个吸引人的想法：我们可以期待在将来的世界生活时认识宇宙故事的其余部分：
哦，准备好吧，我的灵魂！
阅读不可思议的事物，扫描
那些星辰展开的上帝的无数形态，
当轮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向它们展示
神所造之人的奇妙。
最终，无论地球之外有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可以确信：上帝终是满有恩典的神，祂所做之事皆为荣耀。
安德鲁·戴维森（Andrew Davison）是《天体生物学与基督教教义：探索宇宙中生命的意义》一书的作者。他非常感谢杜伦大学的Cat Gillen从贝叶斯的角度对'Oumuamua进行的讨论。
翻译：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