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rch Life

杨苡:忘不了教会学校的女翻译家

“中西十年”一直是她内心所珍藏的美好回忆。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7,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杨苡(1919—2023),本名杨静如,中国女性翻译家、作家。她最有名的译著Wuthering Heights至今仍以她命名的《呼啸山庄》最为盛行传神。

杨苡出生于天津的书香世家,祖辈有四位曾在晚清时考入翰林。杨苡兄长杨宪益和丈夫赵瑞蕻也是著名文学家或翻译家。杨苡的家族是一个书香世家。祖母是四川总督吴棠的女儿,叫吴述仙。传说因吴棠有恩于掌权前的慈禧,后慈禧格外照顾吴家,杨家也跟着沾光。杨苡的父亲杨毓璋曾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是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他因病死于1920年之后,庶出的二奶杨苡的母亲徐燕若坚定地要求一子两女不要放弃读书,即除杨苡与杨苡的哥哥杨宪益之外,还有后来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杨苡的姐姐杨敏如。

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杨苡就读于天津中西女校。这所民国时期的教会女校,全称“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美以美会在中国办了不少教会学校,包括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还有金陵女子大学等。

中西女校虽然校址设在贫民区,但校园里都是洋派的漂亮建筑,设施齐全,中英文图书藏书丰富,不过学费也贵,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学生大都来自有头有脸的人家(如顾维钧大使的女儿)。中西女校具体的目标是培养淑女,规矩严格,特别注意学生的仪表举止、礼貌等,吃饭前也要唱基督教的谢饭歌曲。但整个学校的气氛又是宽松的,老师对学生很友善。学校里宗教色彩的课和活动,对女学生们来说也有游戏的意味。朝会唱基督教歌曲,圣经课讲故事。中西的教育中,音乐是重头戏,杨苡说学生们是在“歌声中成长”。杨苡晚年回忆说在中西女校的十年,她是“玩过来”的,那个学校简直是给她最多快乐的一个乐园。

中西女校虽是教会学校,但似乎并不直接向学生传福音,校内并没有布道,学生们听布道要去附近的教堂,而且为了不影响上课,出去听布道都是在晚上。而杨苡在校外竟然听到当年著名的布道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尚节博士(“Dr.宋”)的布道,并且因此“被说动”而信主。

杨苡在晚年追述自己的“重生”经历:

Dr.宋布道极煽情,有一次……说着说着他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棺材,挺精致的,里面有很多纸条,上面写着基督教定义的各种罪。他抽开挡板,把纸条一张一张拿出来念:仇恨、忌妒、偷窃……听完后谁要是要求悔改了,就走到前头去。我的好朋友、同班的,一个个都往前走……说服了就登记,先悔改,然后是要求“重生”。“重生”就是一对一的约谈,当面向牧师说出你的“罪”,悔过了,你就“重生”了……我犯了什么罪呢?我觉着我没说过谎,没打过人,没骂过人,没偷吃过东西。贪婪、偷窃、仇恨……我都没有,甚至考试做小抄我也没有。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宋牧师就启发我:嫉妒过没有?我说嫉妒过,嫉妒我姐姐,因为我母亲爱她,不爱我。好,总算有个罪了。他就把一只手放在我头顶,另一只手竖起来指天,让我“重生”——这就通圣灵了……

宋尚节布道用小棺材当道具多半是真的,但杨苡对基督教信仰中的罪、重生和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显然是非常肤浅和不确的。尽管她自己认为“这就算信上帝了”,其后有段时间甚至还跟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布道团”去向其他人传福音,但她对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可能还相当糊涂。所以当她后来再思想自己由宋尚节带领“重生”的经历时,会“越想越觉得像气功”。

到杨苡初中快毕业时,中西女校发生了一个变化。原先教会学校都是自我管理的,现在国民党政府出台了新政策,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在教育部立案,教会学校也要纳入国民教育系统。首先,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汇文中学的刘校长兼任了中西的校长,原来任校长的范爱德教士改任教务长。其次明显的变化是周一的朝会不唱圣歌了,改唱《中国国民党党歌》,还增加了教党义的课,杨苡觉得“没意思极了”。后来共产党作为地下党也渗透到中西女校。好在中西的心理课杨苡很受益,给他们上心理课的范教士(范爱德)对文学的兴趣也感染了杨苡。初中毕业后,杨苡的“中西十年”像她毕业歌所唱的“像一道光”远去了,却也长久地在她心里发酵,照亮她后面的岁月。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杨苡开始给流行小说《家》的作者巴金写信,从此杨苡与巴金一生中多次互寄书信。后来她又认识了巴金哥哥李尧林,两人发展了一份友谊之上、爱情未满的情谊。

1937年,杨苡在教会学校毕业后,保送至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但受七七事变的影响,天津沦陷。1938年7月7日杨苡离开天津,经香港转程越南后到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她认识了沈从文,舍友有萧珊(后为巴金妻子)与王树藏(萧乾女友)等。杨苡还参加了校内穆旦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参加了全国抗战文艺协会云南分会的活动,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其译自英国诗人拜伦所著的叙事长诗《栖龙的囚徒》在《现代文艺》杂志上发表。

1940年,杨苡与同学赵瑞蕻登报结婚。婚后,杨苡转至金陵女子大学就读,但因生育导致课程被耽误。1942年杨苡随赵瑞蕻到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苡在南京的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担任翻译工作,参与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马可波罗游记》的翻译工作。1954年,杨苡开始了翻译《呼啸山庄》的工作。杨苡不满意此前梁实秋的中译本将此书名译为《咆哮山庄》。1955年,杨苡译著《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反右运动中,杨苡译著《呼啸山庄》、赵瑞蕻译著《红与黑》都遭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期间,杨苡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杨苡也被批斗,参加劳动改造。1980年后《呼啸山庄》得以再版。1987年,范用出版《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一书,该书收集了巴金寄给杨苡的67封书信,杨苡为此书中的书信做注。1990年,杨苡译著《呼啸山庄》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故居博物馆收藏。2023年1月27日,杨苡在南京去世,享年104岁。

杨苡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期有“信上帝”的经历,但是她的信心非常肤浅。她在自述中也讲到,那段时间她经常祷告。有一次家里东西丢了,她虔诚地跪在垫子上祷告,结果东西找到了,她感觉“上帝显灵了,就接着信”。但“初中会考时,我又试了一下: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心里特别紧张,于是祷告上帝让我过关,结果数学还是没及格。我觉得我那么虔诚,花了那么多时间,上帝没帮我什么忙,后来就不信了。”

杨苡离开中西女校后,不但逐渐远离了基督教信仰,她的文学生涯在后来时代的左翼浪潮中也开始左转,令人扼腕叹息。

但一直到晚年,在教会学校的“中西十年”都一直是她内心所珍藏的美好回忆。她后来唯一一部口述自传,主要只写到抗战胜利她三十岁之前的经历,就停在那里了。不知道她是否觉得后面的年岁不堪回首?在她的文学生涯中,她能够坚守内心的一份宁静淡泊,是否与她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关呢?20世纪八十年代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充满对诗人弥尔顿所述的人的堕落的反思,对纯真的心灵的向往,对仁爱的上帝的颂赞,是否也代表她自己在信仰上的重新感悟与反思?

但愿杨苡沧桑的一生,如她早年在教会学校所唱的《渡死海歌》(Crossing the Bar)所述:“……让那无量深处所涌现的,重返家乡黄昏与晚钟声过后,便是黑暗,但愿毫无痛苦,这番辞行,我好扬帆,我虽必须辞别时间空间,这远随了潮头,我却希望与我舵工会面,当我入海时候。阿门”。

张蕴艳,独立学者,爱荷华大学等多间欧美大学访问学者,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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