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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联手,全球协力——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的国际合作

教会历史学者追叙当初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学者如何协力合作翻译圣经,最终以在多元中合一的精神达至《和合本》的完成。

丁韪良(中)与中国合作者

丁韪良(中)与中国合作者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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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作者说过,《和合本》圣经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圣经,大家都叫它‘中文圣经’,而不用《和合本》这名称”。另一位则称赞《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是“无数中西学者的心血结晶,其中许多字词是由马礼逊的翻译而来的……”。近年虽然出现了多个不同的高质素中文译本,《和合本》也进行过大小修订,但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早年历史,的确清楚见证着这个“中西联手,全球协力”的特点,奠定了日后不同中译本的基础。

《巴设译本》与第一代翻译本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达广州时,中国仍在实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对外国人在经商期间于中国的活动也有诸多限制。在马礼逊边学习边翻译的日子中,经由他和他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所抄录的《大英博物馆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这个新约圣经中译本的抄本,后来被证实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t,又译白日升)与中国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译的。由于巴设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译到《希伯来书》第1章便停下来,未能完成整部新约。

这份抄本大大影响了马礼逊的翻译,一大原因是,当时在印度东北部的丹麦管治港口塞兰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尝试以中文翻译圣经,这造成双方竞争的局面。

塞兰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创办,在印度当地有很大贡献。除宣教之外,他们还负担起扶贫、教育,和把圣经翻译成多种印度语言及印刷圣经的工作。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认识了一位懂中文的亚美尼亚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于是扩展出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工。

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产生的人物:他父亲是商人,早期带同家人到中国经商。但由于当时广州十三行只容许洋商以及与商务有关的人员居留(例如翻译员,这也是马礼逊为了留在中国而需兼任的职务),拉撒的父亲要把他留在澳门生活,并为他聘请了华人的中文老师。后来拉撒自己经商失败,到了印度生活,辗转被塞兰坡的信徒邀请教授中文,并开始和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译中文圣经。

马礼逊WikiMedia Commons
马礼逊

当马礼逊还处于圣经翻译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马殊曼已于1811年印行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中译本。马礼逊在极大的竞争压力下,希望加快翻译速度,最终大量使用了巴设的抄本,并成功在两年后(1813)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后来,在塞兰坡的浸信会译者得悉这个《巴设译本》的存在,也用来修订及完成他们的译本。结果,由于这两个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即马礼逊、米怜译本和马殊曼、拉撒译本——都受到《巴设译本》的影响,在用词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虽说巴设的版本止于《希伯来书》第1章,因此马礼逊和马殊曼等要自行翻译新约后面的部分和旧约全书,但当中很多重要字词一直沿用至今,见证着《巴设译本》的影响力。这些字词包括:福音、使徒、义、恩、得救、天国、祈祷,等等,还有影响深远的“神”字。

南洋宣教经验与圣经本土化翻译

由于二马译本的主要翻译过程,分别在不甚开放的广州外商范围和印度塞兰坡进行,所以少有机会让华人读者参与和给予意见。这种情况在二马译本完成之前已开始转变,因为同属伦敦差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礼逊的建议下,于1815年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宣教基地,逐渐发现南洋当地的多个华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场,有利于当地及中国福音工作的发展。

随后到达南洋开展事工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这些传教士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后来更用上多种书写媒体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仰,包括小说、月刊、福音小读本等等。为求能扩大读者群,这些阅读材料多以较简单易读的明、清章回小说书面语(后称浅文理)写成。作为翻译员,他们体会到初代圣经中译的语句过于直译,华人读者读起很不通顺。虽然马礼逊的新旧约译本《神天圣书》是他和米怜合力完成的,但米怜在翻译旧约时才加入,难以对译本的翻译语言和风格作出太大改变。

郭实猎WikiMedia Commons
郭实猎

在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和郭实猎有机会以较本土化的语言和用词去重新翻译圣经。所完成的新约版本通称为《四人小组译本》,由麦都思和郭实猎,再加上首位到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马礼逊在澳门出生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为首的麦都思除了用上较通俗的小说书面语,还尝试将一些《神天圣书》中较为音译的词汇改为更地道的意译表达,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为“逾越节”,“啦吡”变为“夫子”。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改动是,把《约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为“道”,把中国已有的“道”的观念引入为基督教所用。相信这种较本色化的翻译和书写方法,跟那一代译者具备在东南亚各地宣教和接触华人的经验不无关系。《四人小组译本》最终没有获得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但郭实猎自行以同样风格把旧约全书翻译完成。这个新旧约版本日后被洪秀全选上,成为太平天国圣经的基本底本。

结合中西的文言译本

到了19世纪中叶,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中国陆续对外开放多个港口和内陆地区。基于这个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新教圣经翻译工作朝向两个崭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数目增多,制作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译本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这个崇高的理念易说难行:1843年,在香港举行了在华传教士会议,会中决定委派不同地区的传教士(delegates,即委办)去共同翻译出一个联合的《委办译本》。后来却因为伦敦差会,包括麦都思在内的几位传教士较为强势,引发译者与译者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出现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词的译法,最严重的分歧莫过于“上帝”和“神”之间的选择,也就是日后延续多年的译名问题的导火线。

另一个争议点是翻译文字所用的书面语:麦都思认为一个用上文言文(后称“文理”)的合一译本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但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却喜欢较口语化和易明的小说书面语(即后来的“浅文理”)。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终只完成了新约部分的《委办译本》,之后英国传教士退出了委员会,自行把旧约部分翻译完成。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则另行以他们认为合适的译名和书面语去翻译圣经,这个《裨治文、克陛存译本》在中国没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却备受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垂青,还影响了日后完成的日文圣经翻译。

在《委办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也遇上难题,他们要使用艰涩的文言文翻译出被华人知识分子接受的译本。可幸的是,麦都思团队不久就得到儒学学者王昌桂和王韬父子的帮助,顺利完成《委办译本》的翻译。麦都思称赞王昌桂“因学识广博,赢得‘活字典’之誉”,而王韬“虽不如父亲之广博,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允当”。日后著名史学家及教育家罗香林,更以“辞句渊雅,富文辞气息”去形容《委办译本》的文字。麦都思的文言文译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韬两位华人译者功不可没。

口语化译本的出现

中文圣经翻译上的另一个发展,可说是跟文言文译本朝相反的方向走:当传教士可以踏足中国多个地方,他们越发明白中国语言的多样化,和人民识字率偏低的情况。当时很多福音对象,如妇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圣经读给他们听,他们也是听不明白。传教士便开始探讨以口语(白话)去翻译圣经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加明白。传教士也发现中国各地语言差异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话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话,江南一带要用上苏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则需要福州话和广东话译本等。

施约瑟WikiMedia Commons
施约瑟

这些都是以汉字译成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些是以罗马字母拼音译成的,例如早期德国礼贤会传教士吕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译的罗马字拼音版广东话《路加传福音书本地俗话》,以及瑞士巴色会(现称崇真会)以拼音翻译的客家话圣经。这一类译本主要是为方便传教士诵读而制作的。

首个最有名的官话译本是《北京译本》新约圣经,由几位在北京工作和传道的传教士合力翻译完成,当中包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犹太裔的美国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由于施约瑟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家庭,自小入读拉比学校,因此深谙希伯来文。在《北京译本》推出后,他分别以官话和浅文理书面语去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而他的官话旧约译本和《北京译本》对日后的官话《和合本》有很大影响。《和合本》中不少既优美又准确的翻译都有施约瑟的翻译痕迹,例如《诗篇》23篇,他译成“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异的共同译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多国的传教士和英、美、苏格兰三大圣经公会,共同决定成立三个翻译委员会,去完成新的一个共同译本。这译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个译本但多个版本,去解决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重大争议:例如同时接纳“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译名问题,容许“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会与其他宗派的翻译分歧,以及同时以文言文(文理)、小说文(浅文理)和白话文(官话)进行翻译,以解决多方对书面语选用的异见。

《和合本》在推出后短期内获得教会广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后这种求同存异、愿意妥协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中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美、英两国的传教士,但华人成员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张《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合照中可以见到华人译者的踪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不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师”,在《和合本》翻译完成后,他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畅方面的“拮据”情况,更独自重译新约,并在1933年发行他的《新约全书》。虽然这个译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见证了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中西联合的特点。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和合本》圣经,绝对是一个多国传教士和译者合力完成的结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圣经研究及原文讲师,加拿大卑诗大学及昆兰理工大学中国及东亚历史讲师。

本文是英国圣经公会与CT合作纪念马礼逊《神天圣书》全译本出版20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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