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府还是人民对宗教设下更多限制？

Jayson Casper

皮尤研究年度报告对1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级，其中每10个国家和地区就有9个会骚扰信仰群体。中国和奈及利亚的得分最糟。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进入主日礼拜堂

Spencer Platt / Getty / Edits by CT

今天，在世界各地，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然而民间对宗教的敌意却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其对198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当地民众）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限制的程度进行的第14次年度分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除了八个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对宗教团体某种程度上的骚扰纪录。

本月稍早发布的《2024年报告》主要从联合国、美国、欧洲和民间社会共十多个资料来源汲取信息，主要反映2021年世界各国的情况，这是有完整数据可查的最近期的一年。

在皮尤研究里，“政府限制”项目的10分制中，全球中位数首次达到3.0分，自2007年1.8的基线分以来持续稳定上升。整体而言，有55个国家（占整体28%）政府对宗教限制的程度被标记为“非常高”或“高”，仅比去年的57个国家少一点。

尼加拉瓜因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干预而受到关注。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得分为5.9，高于其4.7的基线分。亚太地区从3.2分上升到4.2分。欧洲从1.7分上升到3.1分。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7分上升到2.6分。美洲从1.0上升到2.1。

皮尤研究中心评量的20项政府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特定信仰、禁止皈依、限制传教或给予一个或多个宗教群体优惠待遇。”

其中一些限制涉及COVID-19期间的政策，如加拿大对仍开放聚会的教会罚款。

另有13项来自个人或团体对宗教展现敌意行为的评量，包括“与宗教有关的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群众滋事/宗派暴力、因宗教原因骚扰他人衣装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与宗教有关的恐吓或侵害。”

各国民间社会对宗教的敌意自2018年达到2.0的高点后持续呈现下降的趋势，降至1.6分，是自2009年1.2以来的最低分。但仍有43个国家（22%）评分达到“非常高”或“高”，尽管比2012年共有65个国家得到高分要少得多。

奈及利亚因穆斯林牧民和基督教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被特别提及。

民间社会敌意的地区差异顺序与政府限制的顺序一致。中东和北非地区得分为 3.6，在2012-2014年达到高峰后，回到3.7的基线附近。亚太地区从1.7分上升到 1.9分。欧洲从1.2分上升至1.9分。撒哈拉以南非洲从0.4分上升到1.3分。美洲从0.3分上升到0.8分。

只有四个国家在两个类别中都达到“非常高”的评分：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和叙利亚。

中国（得分最高，9.1分）、阿尔及利亚、亚塞拜然、印尼、伊朗、哈萨克、马来西亚、马尔地夫、缅甸、俄罗斯、沙乌地阿拉伯、新加坡、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也是在政府限制得高分的常客。今年，巴基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一同上榜，汶莱和厄利垂亚则退出榜单。

在民间社会敌意方面被评为“非常高”的国家较少，但屡犯者也包括印度、以色列和奈及利亚，其中奈及利亚的得分最高，为8.9分。今年没有新的国家上榜，伊拉克、利比亚、马利和索马利亚则退出了榜单。

皮尤研究的评分采用等级制。每项指数中排名前5%的国家被评为“非常高”，接下来的15%为“高”。之后的20%被归类为“中等”，其余60%为“低”。（虽然皮尤认为北韩在宗教限制上明显高分，但由于独立观察员无法定期进入北韩，因此未将其纳入报告）。

多数国家在这两项指数的得分几乎没有变化。只有16个国家的综合得分略有上升，达到1.0-1.9或更高，只有9个国家的综合得分出现下降。只有苏丹一个国家的政府限制指数下降了2.0或更多，因为该国的新宪法将叛教行为非刑罪化。

在民间社会敌意方面，只有土耳其和玻利维亚出现下降，其中玻利维亚与往年一样，没有关于新来的宣教士被驱逐出土著地区的报导。相反的，乌干达和黑山共和国的得分上升了2.0，后者是因为清真寺遭到破坏，基督教传教过程受到骚扰。

根据皮尤的调查，各国境内最常见的骚扰来自政府。每10个国家中就有超过9个国家（共183个国家）至少发生过一起骚扰事件。每10个国家中就有8个以上（共160个）发生来自民间的骚扰事件，有157个国家同时有这两种骚扰事件。

皮尤也统计了世界各地的武力或暴力类型。因宗教信仰而有财产上的损失在105个国家中最为常见，其中欧洲的发生率最高，达71%。中东和北非地区在所有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全球共有91个国家曾发生人身攻击事件，77个国家曾发生拘留事件，38个国家曾发生流离失所事件，45个国家曾发生杀戮事件。

衣索比亚在内战期间有78名牧师死亡。

基督徒和穆斯林仍然是受到骚扰最广泛的宗教群体。骚扰基督徒的国家数量从155个增加到160个，高于基线总数（107个）。骚扰穆斯林的国家从145个减少至141个，但仍高于96的基线数字。骚扰犹太人的国家也从94个减少到91个，但2007年只有51个国家记录在案。

其次是巴哈伊教徒、锡克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等“其他宗教”在64个国家受到骚扰，然后是民间宗教，在40个国家受到骚扰。针对佛教徒（共28个国家）、印度教徒（24个国家）以及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人文主义者等“无宗教信仰”类别（27个国家）的干扰行为并不普遍。

皮尤报告的一个新特点是追踪“向宗教团体提供福利”的国家。共有161个国家符合条件，其中127个国家支持宗教教育，107个国家为宗教建筑的建设或维护提供资金，67个国家为神职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在后者之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36个国家）给予某些宗教优惠待遇。然而，这之中同时有149个国家的政府会骚扰信徒或干涉他们的宗教活动。

皮尤指出，沙乌地阿拉伯会向伊玛目发放津贴，但限制他们讲道的内容。

除了对国家进行统计外，皮尤还整理了数据，以衡量宗教限制和敌意行径对人类广泛范围的影响。在25个影响范围最大的国家中，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和奈及利亚的整体平均影响最高，这些国家占2021年全球78亿人口中的58亿。日本、美国、南非、义大利和巴西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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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死亡的看法改变了我

Osvaldo Padilla

哥林多教会需要上帝大能的提醒。我们也一样。

Illustration by Duncan Robertson

有一句拉丁语如今已成为《公祷书》的一部分：“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 意思是，“在生命旅程中，我们在死亡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生活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现实是，有越来越多的“坏消息”电话或电子邮件以“我很遗憾地说⋯⋯”开头。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葬礼占据了我行程表上空着的位置。这点倒是不让人惊讶。我们都在老化。而衰老，总是毫无例外地领着我们走向死亡——我们在死亡之中。

而我一直有意识地逃避这个现实。或者说，我总是下意识地逃避它，让自己忙碌于思考、阅读、演讲、写作、照顾家人等等。也许身为一种为了让自己持续前进而对自己说谎的例子，我总是世界上最乐观的那种人，告诉自己死亡并不适用于我——或至少我活得好像死亡并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当然，死亡在我的小圈子里并不陌生。我曾嗅到那可怕的气息，哪怕只是短暂的。它的气味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你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用她父亲的猎枪自杀了，然后被她的哥哥发现。在她的葬礼上，在加勒比海岛无情的烈日下，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它的邪恶和力量让我止步不前。

几年后，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表弟——基本上就像亲弟弟那样——因为服用过量的吗啡，被他的兄弟发现时已经逝去。那股味道再次袭来，甚至透过电话传来，但在葬礼上最为真实：死亡的味道，它的力量，以及我们在它面前的无能为力感。自那时起，我双方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了，死亡的气息一次又一次地从我身边飘过。

但直到现在，当我步入中年，在等待自己身体（而非他人身体）的检测结果时感到一阵恐惧，我才意识到，除非耶稣很快再来，否则我将死去。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让我明白，即使我的生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现实是，死亡正朝着我走来。

和我相比，使徒保罗更接近（也更快经历）死亡。首先，他活在一个没有抗生素、疫苗或现代医学的世界。一个简单的感染都可能是生命进入终结阶段的开始。

身为使徒，他给了我们几份他所受的苦难的清单，其中一份出现在哥林多后书：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哥林多后书4:8-12）

保罗在传道期间也曾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林后11:23-30）。在耶路撒冷，他差点被一群危险的暴徒杀死（徒21:27-36）。后来，在前往罗马接受审判的途中，他在地中海一次不明智的旅行中差点淹死（徒27）。

保罗不只是使徒，也是个牧师。这意味着他可能很常与那些即将死去的人坐在一起祷告（腓2:25-27）。他可能经历过许多主内弟兄姊妹的葬礼。根据使徒行传20:9-10，保罗使一个听讲道时昏睡摔死的年轻人复活。这个年轻人从窗户上摔下来，很可能当场死亡。保罗像古代先知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年轻人身上，使他起死回生。

保罗对自己死亡的看法在腓立比书展露无遗，他甚至写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腓立比书1:21-22）”

虽然保罗从他人的死亡和自己濒临死亡的经验中闻到死亡的恶臭，但可以说，让保罗反思最深刻的死亡是耶稣的死亡。保罗着迷于基督的死亡。

透过阅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圣灵的帮助下，试图弄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为什么祂必须死？为什么祂要死在被诅咒的十字架上？这种可耻的死法对耶稣的身分有什么启示性的意义？祂的死告诉了我们耶稣与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事实与以色列、世界和保罗本人有什么关系？

保罗是位十字架神学家。他不断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罗马文化中，这种宣扬很愚蠢，但对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却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荣耀地复活了，死亡在永恒里被击败了。

新约里充满关于耶稣复活的表述。有时，耶稣复活的教导蕴含在比喻中；有时，耶稣的复活又以世界末日的形象所表述。然而，哥林多前书第15 章对祂的复活进行了最详细的分析解释。

保罗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之后，他去到其他地方继续宣教。显然地，保罗的离开严重削弱了曾经生气勃勃的哥林多教会。在他离开不久后，他们就被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吞噬，这种方式与保罗教导他们的内容大相径庭。他们的行为其实与不信主的人没有太大差别。他们之间充满分裂、骄傲、性欲的罪恶表现、自私和属灵恩赐的滥用。这一切都表明，哥林多教会的会众缺乏基督徒的本质——基督在十字架上表达的爱。

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保罗必须回到基础：福音本身。因此，他在第15章开头提醒哥林多教会福音的内容及其可信性。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林前15:2）。

然后他详细阐述了福音：“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15:3-4），因为哥林多的基督徒发展出充满问题的对福音的看法。在第1-4章中，保罗纠正了他们对耶稣受难的看法，然后在第15章中，保罗纠正了他们对耶稣复活的看法。

哥林多人对复活的质疑似乎有两种层面。首先，有些人声称复活是不可能的（15:12-19）。保罗反驳了这种说法，提醒他们基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圣经所应许的，也是使徒们（包括保罗）和许多其他人所见证的。既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声称“复活是不可能的”就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部份是，我们要注意保罗是如何论证复活的真实性的。我们尤其要注意，保罗没有使用形而上学的论点。他没有像某些宗教哲学家那样，认为复活是现实本质的一部分，死后总会有新生。

诚然，保罗使用自然世界来解释复活是如何发生的，但这并不是他论证的基础。相反的，套用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话，保罗使用自然界作为“真理的世俗比喻”。

例如，保罗不认为我们能透过观察一年四季来证明复活存在。冬天的死亡总是伴随着春天的生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从死亡到复活的运作也体现在现实结构中，以此证明复活存在。如果是这种方式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仅仅只是更大现实里的一小部分。

相反的，保罗的论证是从具体的例子延伸至一般人的例子。复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非反之亦然。对保罗而言，现实世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对基督徒来说，喜乐总是在苦难之后发生，星期五之后总是星期天，因为耶稣就是这样。

哥林多信徒对复活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是关于“如何发生的”。在脆弱的躯体腐烂后，我们如何可能得到荣耀的、不可朽坏的躯体？我们怎么可能不是以某种模糊的属灵方式复活，而是以“物质实体”的方式复活且不再朽坏？这确实是个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而保罗并没有照着这样的思路回答。

我自己也会第一个承认，当我不明白某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时候，我很难相信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起作用。就像我无法明白一架巨大的飞机是如何起飞、降落和在天空中飞行的。但飞机确实能做到！

为了帮助哥林多人克服他们的不信，保罗举了个例子：当一粒种子入土时，它看起来像是种子的样子。然后，经过腐烂之后，它再冒出来的样子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个不同的身体。保罗说，与此类似，人的身体也会经历腐败和腐烂，但在神的大能下，它会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新的物质、荣耀的身体复活。

如果要总结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你相信上帝的大能吗？因为保罗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这位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他以胜利的心态结束这一章：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53-57）

这是不可能理解的，但保罗相信。他相信这个真理，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大能在耶稣的复活中彰显出来。奥古斯丁谈到这段经文时说：“人们惊奇地发现，从无到有创造万物的上帝，竟然用人的肉体创造了天国的身体。⋯⋯难道在你尚且不存在的时候就能创造你的神，不能再次创造出你曾经的样貌吗？”

死亡是真实的。我们的身体在分解，在腐烂。无论我们多努力，自然生命的高速公路只有一个方向：从出生到死亡。有时，即使在我们身体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死亡也能以意外事故、意外的疾病和暴力等剥夺生命的方式出现。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在生命旅程中，我们在死亡之中。

我的盼望是，我这具每天都在衰弱的躯体有朝一日能像耶稣一样不朽地复活。祂身为初熟的果实走在了我的前面。我将跟随祂，因为祂的爱透过复活的礼物传递给我们，甚至比死亡更强大。

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知识中：耶稣基督的复活包含着比死亡本身更伟大的现实。我们因信与祂连结，即使在怀疑和遭遇苦难的时候，也知道这必朽坏的身躯终将披上不能朽坏的外衣。

奥斯瓦尔多·帕迪利亚（Osvaldo Padilla）是桑福德大学比森神学院的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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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足够拯救我们吗？

Kelly M. Kapic

福音的真理需要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Illustration by Sarah Gordon

坐在我对面的朋友拿起一张皱巴巴的餐巾纸。在我们热烈的交谈中，我的朋友——他是一位牧师——解释着他都是如何准备讲道。他才华洋溢，很有创意，非常在乎圣经本身以及为何圣经对他的会众而言很重要。他把餐巾纸铺平，在一角写上一个“X”，代表圣经文本，然后，他在正方形的纸巾中间画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最后，他再加上一个从X到十字架并穿过十字架的箭头。他解释说，无论是关于传道书或腓利门书的讲道，“每当我坐下来思考一段经文后，我总是会自问，十字架与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

餐巾十字架是一种有成效的讲道方法。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所有内容都指向基督，而基督作为圣经的焦点，为我们提供理解圣经内容的最佳视角。更具体地说，如果十字架是基督生命和工作的焦点，那么透过这个焦点来解释经文似乎是个很好的方式。十字架使我们看到天父的爱真实的作用：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祂和好。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只传讲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林前2:1-2），也清楚地表明，除了十字架，他绝不以其他事物夸口（加拉太书6:14）。所以，我们一无所缺了，是吗？如果我们有十字架，还怕缺少什么呢？

这种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观点向我们展示了很多事情。但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它们还远远不够。新约并没有以耶稣被埋葬的故事来结束祂的事工。相反的，新约花费大量篇幅描述耶稣的复活。把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局限在十字架上，就像高尔夫球挥杆后，球没有接续的动作一样：没有到达它要去的地方。

容我解释一下：我并非要降低人们对十字架的关注，而是要求更多的关注。餐巾纸上需要有第二个图像。我不希望十字架被抹去，但我希望加上一个空的坟墓。

显然的，北美福音派基督徒并没有停止相信基督真实复活了，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基督的复活在永恒里的意义。复活不只是为着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也是为着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当我们淡化，甚至无法理解复活的意义时，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对保罗而言，若我们想理解福音的美好之处，十字架和复活两者绝对密不可分（林前15:14）。

若除去空坟墓不谈，我们对十字架本身的理解就会被扭曲。若仅仅只看十字架，就好比打开了一扇们门，让我们视个人罪恶的饶恕为福音的唯一内容。这让我们潜意识里相信，消灭个人的罪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任务。这种没有加上对复活的理解所创造的故事太狭小了，我们不能活在其中。这种狭隘的理解把耶稣留在了过去，留在十字架上，留在数千英里和足足20个世纪外的距离。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原本有个大问题。耶稣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就看我们如何摆正自己的生命了。”这种视角将恩典留在过去，好似耶稣两千年前在药箱里准备好了药，而现在我们必须为自己最新的疾病找到合适的药瓶。

在餐巾画上一个空的坟墓不仅仅是为了提醒我们第二个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提醒我们今日的真实样貌：复活的基督是天地的主宰。祂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重塑我们的生命。基督使我们与祂自己合一，使我们与祂一同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歌罗西书3:1）。正是这种与基督的连结，这种融入祂的生命的新状态，使我们能寻求与上帝相关的一切。对上帝感恩——虽然是必要的、美好的——但这还不够。基督徒“罪孽被饶恕”本身并不足以增强基督徒生命的力量。信实地跟随耶稣需要“祂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做工，而这也是我们如今确实拥有的。基督的复活证实祂至今依然真实的存在，祂是我们的王。

罪

但是，难道对复活的关注不会分散我们对罪的严重性的关注吗？不会的。基督的死既将我们包含在内，也同样将我们包含在祂复活的生命中（林后5:14-17）。新约圣经里的“metanoia”一词，通常翻译为“悔改”，与其被理解为为过去的行为感到悲伤，不如说是透过离弃罪恶、转向基督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正如17世纪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的悔改是“向着生命”的悔改。这意味着，我们ㄧ生将持续不断地从“死亡的事物”转向在基督里“与新生命相关的事物”。

因此，基督为我们做的工作并不仅仅只在我们的脑海里完成，也并非只是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我们必须借着圣灵与基督合一，在今世就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即使我们最完美的样式无法在今世达成（约翰一书3:2）。基督徒的委身必须始终以基督的复活为基础，即使我们不习惯用“复活”一词或相关的概念；但“基督复活了！”确实提醒着我们，上帝并非只在过去做了一些事，而是如今仍在我们个人和教会的生活中积极工作。

对使徒保罗来说，复活不仅关乎我们死后的生活，更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生活。祂离开空空的坟墓，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6:4）。保罗还说，上帝的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同样的灵如今也住在我们里面（罗8:11）。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活”（弗2:5-6），现在，祂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使我们能够分担祂的苦难，在祂的死里变得与祂一样（腓3:10）。借着基督所赐的生命的灵，我们得到了自由，可以效法他，不仅为着自己，也为着他人的利益而活出祂复活的生命。

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歌罗西书3:1）。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两种生活模式：我们要么看到“上面的事”，要么看到“地上的事”（歌罗西书3:2）。但这并非把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对立起来。 “属地的事”指的是那些悖逆上帝和邻舍的行径，如不道德的性行为、邪恶的欲望、贪婪和拜偶像（西3:5）。上帝的律法反映了我们与上帝、彼此、以及全地之间最初应有的和平（shalom）的关系。我们如今虽仍与罪搏斗，但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并非迷失的士兵，只能尽自己所能，仅靠十字架上曾经的胜利来武装自己。我们如今活在基督的生命里，活在祂的能力中。基督差遣自己的灵来到我们里面，不是来代替祂，而是作为祂同在的力量和方式。

国度

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耶稣是我们的王（因此凯撒/地上政权，无论其政治形式如何，都不是我们终极的王），祂是前来拯救子民的救世主，祂掌管着天地（使徒行传2:32-36）。我们的王和祂的王国就在这里。若我们对这个好消息的理解仅限于宣称祂除去了我们的罪孽（当然这是个荣耀的事实），那我们就有可能把耶稣简化为一种对付罪的公式和方法。但耶稣不仅仅是“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祂就是生命的源头！

另一方面，若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以耶稣为中心，那么祂就会使基督徒生活的各个层面与祂保持一致。耶稣引导我们在喜乐中赞美他，在相信祂已经消灭了我们的罪的信心中承认我们的罪，在聆听祂的话语被人宣讲的时候，盼望祂引导我们过信实的生活，然后，在知道祂既是安息日的主，也是“我们周ㄧ至周六的主”的认识中喜乐地度过每一天。

以基督为中心的基督教所宣扬的福音，使我们从简单地从“避免罪恶”转变为“真实地爱上帝和我们的邻舍”。这并不是所谓的“自助心态”所成就的心理把戏。基督徒感兴趣的不仅是不再做坏事，而是在圣灵的指导和帮助下，经历结满果实的生命。是的，我们被呼召向罪死，但好消息不只是负面的，也是正面的：我们因着爱而活。这是一种新的爱，它解放了我们，使我们能与造物主、我们的邻舍以及祂所创造的世界重新建立关系。

清教徒约翰·欧文（John Owen）有时会提到“福音式的圣洁”，他把其他人倾向分开来看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好消息”和“基督徒的顺服”。每当我们听到“顺服”这个词时，往往会感到恐惧。对我们来说，这个词听起来很像律法主义，甚至是种压迫，但这暴露了我们对上帝和福音的看法已经变得多么扭曲。上帝不喜欢为了考验我们的忍耐力或委身而任意制定一系列让我们遵守的规则。基督徒顺服是因着爱：上帝的诫命给了我们一个大纲，一个如何爱上帝和邻舍的框架。我们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必须始终以爱为出发点和归宿。

福音派基督徒顺服不是为了赢得上帝的眷顾，而是正因着上帝的眷顾，能在此生将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出来。基督徒的生命被塑造成十字架的形状，并像空坟一样得着释放。这样的生命不仅会认真对待罪的危险和扭曲，也会认真对待恩典和宽恕。这样的生命以上帝恩典的爱为动力，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上帝那能改变人心之爱的管道。

我们并非在创造、建造甚至是建立上帝的国度，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事实上，那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路12:32）。而我们以上帝自由的儿女和使者的身份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透过圣灵，我们与复活的国王联合，为孤儿和寡妇谋福利，关心囚犯或在忧郁中挣扎的孤独灵魂。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捆绑中被解救出来，被释放进入新生命及有建设性的、圣灵所驱动的爱之中。

自由

如果我们以忽视复活的方式大力宣扬十字架，我们很容易忘记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很容易将福音简化为“罪恶管理疗程”，专注于外在行为的矫正和内在心理的改变。我们感觉自己陷入犯罪、悔改、寻求宽恕，然后再寻找处理内疚和羞耻感的方法的循环之中。

复活的基督的存在至少在两个方面让我们走出大脑认知上的困境。首先，仰望祂的习惯成为祂恩典的一种方式，能改变我们思想和生活的模式。其次，祂带领我们服事身边的人，赐给我们恩典的话语，让我们向他们的生命说话，安慰哀伤的人，为受伤的邻舍谋福利。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往往不是透过提醒自己一万次“我们已得到上帝的饶恕”才能真正相信这一点——而是当我们借助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力量，饶恕曾经深深伤害我们的人时，我们才能真的相信这一点。确实很难想像，我们竟然能在饶恕他人时，真正相信并经历到上帝的饶恕！但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力量。

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这种自由既是一种“摆脱”的自由（摆脱过去束缚我们的罪和死亡的自由），也是一种“进入”的自由——在今天和明天不断更新的进入基督生命的自由。罪奴役着我们，但基督拯救了我们，解放我们。我们被耶稣的爱解放，而这样的爱解放我们能去爱我们的上帝和邻舍，这就是自由！这正是耶稣的敌人所不具备的自由。他们以为自己的血统足以证明他们是自由的，但耶稣说得很清楚：真正的自由是爱父所差来的儿子的自由。当我们不爱天父或邻舍时，我们难道真能感受到自由吗？（约翰福音8:42；约翰一书4:19-21）。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这两个事实ㄧ同提醒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救赎工作为我们带来丰盛的自由，将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可憎现实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获得生命和盼望的美好。

一些基督徒说，空的十字架就是故事的全部，但十字架之所以是空的，是因为基督的跟随者将祂的尸体带到黑暗的洞穴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正是十字架和荣耀的空坟墓，指向基督最后的升天展现了我们信仰的全部历程。因着基督的工作，上帝确立基督为天地之王，我们因此拥有盎然生命所需的根基、力量和自由。祂赐下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因为祂已经把自己给了我们，无论是当时、现在或永远。

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基督将会再次到来。

凯利·M·卡皮克（Kelly M. Kapic）是圣约学院的神学研究教授，最近的著作是《成为完整的人：为什么贫穷的对立面不是美国梦》（Becoming Whole：Why the Opposite of Poverty Isn 't the American Dream），与布莱恩·菲克特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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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美国偶像：当政治取代了灵命塑造

Michael Wear

基督徒的灵命塑造才是公民社会复兴的核心。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有许多选民是出于“觉得另一个阵营会欺负自己”的想法而出来投票。

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University of Chicago's Institute of Politics）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几乎有相同比例的民主党（74%）和共和党（73%）支持者认为，另一个党的支持者“普遍都是霸凌加害者，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强加在不同意见的人身上”。

同样的，两党中都有很高比例的美国人认为对方阵营“通常不会说真话，并且喜欢散播假信息。”

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些社会科学家所称呼的“政治宗派主义”——也就是一种由“厌恶感、道德主义、将人们‘他者化’的想法”所组成的有毒鸡尾酒，而这种心态对民主制度会构成重大威胁。

宗派主义之所以对民主构成威胁，是因为只有在一个“公民关心并思考关于自己以外的人的文化中”，民主体制下的自治才有意义。然而，根据皮尤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美国选民认为公职人员是为了增进自己的个人利益才寻求公职的。

更深层的危险在此：政治宗派主义及其所倡导的文化助长了一种破坏性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想像。有毒的政治能完全改变一个人，连带影响他们与人的关系和生活实践。有毒的政治甚至会带来灵命的伤害。我们的公民文化不仅会影响国家的管理，还会不断扩大对社会和人们情感领域的影响。

我们也会面对我们的公民文化对我们的神学所提出的要求及影响。

在2017年拉斯维加斯枪击大屠杀惨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主日，我的牧师大卫·汉克（David Hanke）在布道中分享了巴纳研究（Barna）的以下两个统计数据：第一，有57%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有权利透过暴力的方式保护自己。第二，11%的基督徒认为耶稣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千百年来，基督徒不断在争论第一点。然而，第二点才是问题的主要所在。

那天早上，汉克对我们说：“这不仅是关于暴力的问题，也是关于任何事的问题。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却认为耶稣不会同意你的观点，那么就有问题了。如果我们都能承认我们有多爱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的文化就不会变得如此暴力。事实上，我们现在很难分辨究竟暴力在哪些方面有必要之处，因为我们太喜欢它、已经爱上它了。”

提出“政治宗派主义”概念的社会科学家也有类似的担忧。

他们写道：“过去几十年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越来越蔑视对方的党派，而且蔑视的程度差不多。然而，直到最近，这种厌恶感才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支持的党派的喜爱⋯⋯‘更讨厌哪ㄧ党’如今已比‘更喜欢哪ㄧ党’成为更好预测投票结果的指标。”

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这点。

对其他政党的仇恨已变得比对某个党的热爱更强大了。如今有许多选民宁愿放弃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意味着他们会错过伤害对手的机会。我们失去了以助人为乐的政治的想像力，转而相信一种能合理地伤害他人的政治逻辑。我们告诉自己，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对待他们，他们也会这样对我们。

但，耶稣会同意吗？

尽管我们过去曾犯错及失望，我仍坚信我们拥有能书写一个不同的故事所需要的一切。

首先，尽管政治宗派主义正在兴起，许多美国人（包括基督徒）也正在与这种反社会的思想模式搏斗。他们主要是透过地方参与，而不是透过国家政治。他们透过行动来改变，而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手段。他们这样做是为着具体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抽象的文化变革。我们需要将这些实际的基督教行动（及其背后的资源）与那些主宰我们政治生活的扭曲的叙事连结在一起。

其次，基督教信仰为打击政治宗派主义和其他许多困扰我们的政治问题提供丰富的资源，但我们必须将这些资源与我们的公共生活和政治联系起来——基督徒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要“仁慈、温柔和喜乐”。但确实还有许多人需要被说服，使他们相信选择走耶稣的道路也能胜任政治任务。这些基督徒需要相信，公共领域也是基督徒展现信实地爱邻舍、爱仇敌的领域。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每项政策都变成宗教教条。恰恰相反！基督徒能为我们的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关心政治，但不把它当作偶像，然后提醒我们周围的人，政治决策很少是单一简单的教条问题——视我们的法规为若不属基督教，就是属世界的——更多的时候，公民法律关乎的是需谨慎处理的问题。

即使无法将公民法律归结为我们自己持守的教义，我们也应追求对上帝、对邻舍的信实服事。

第三，这种信实可以以服事我们的社区和国家来展现。多数的美国人都不喜欢政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他们已筋疲力尽，无法反击或建立新的东西。但我们的人民其实比我们以为的更愿意接受那些能做出真正贡献的公共领袖，而不是那些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并攫取权力的领袖。正是在像如今这样的时刻——当一切似乎充满争议的时候——如果我们基督徒能有什么可以为美国公众补上的，投身于此就是最值得我们去做的事了。而我们确实拥有我们能为世俗社会添加的事。

这些信念正是基督教与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成立的基础，该中心是我与我们的董事会和员工本周在美国首都成立的一个新的无党派机构。我们的使命是为基督教资源在公共领域的可信度和为着公共利益奋斗。我们透过两项并行的工作来推进这项使命：公民影响力和灵命塑造。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领袖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失调的问题没有灵丹妙药，我们应该对那些所谓“快速的”解决方案持警醒态度（例如：xxx选上总统就能马上彻底改变美国/我们生活的现状）。我们需要许多不同的领袖、机构、教会和基督徒之间相互鼓励、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信实于上帝、以爱来服事大众的基本愿景。这个愿景不仅仅是我们机构愿景的关键，也是基督身体的关键。

当我们审视我们的公共生活，看到帕克·帕尔默（Parker J. Palmer）所说的“服事心碎者的政治”时，我们需要有同理心。我们的社会里有太多人感到人生被干扰且无助。是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太9:37）。

我渴望能有更多的工人。

魏乐德（Dallas Willard）将喜乐定义为“普遍而持续的幸福感。”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说，我们的政治充满普遍且持续的幸福感？有多少人会说，我们为自己的政治带来喜乐的精神？

如今，我们社会上最大声的声音是敦促人们分裂和相互排斥的声音。他们告诉我们，政治就是充满冲突，政治是我们发泄怨气和仇恨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大声喧哗，是因为他们感到被威胁、感到脆弱。他们认为自己的福祉始终处于危险不安的状态。他们的愤怒反映的是信心和信念的缺乏，而不是信心和信念的丰盈。

但政治需要的是充满喜乐且有自信的人，这些人并不从政治——而是从耶稣里面寻求安全感。我们可以打破政治的恶性循环。我们有一种更好的故事能说。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生命讲述这样的故事。

麦可·维尔（Michael Wear）是基督教与公共生活中心（Center for Christianity and Public Life）的总裁兼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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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自由正在缩减，一位基督教媒体编辑解释他为何留下

Lo Man Wai

在香港政府通过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后，基督教新闻报导变得更加重要。

《时代论坛》的报导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Newspaper Courtesy of Lo Man Wai

编按：香港官员于本周二一致通过香港版本的国家安全法，该法规可能会将犯下政治罪（如叛国罪或境外势力干涉）的人终身监禁。

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必须制定国家安全法，但由于担心该法会限制自由，香港人过去曾对此法提出抗议。 现在，由于香港议会支持北京的意见，该法案以创纪录的速度通过。

香港最高领导人李家超（John Lee）表示，香港需要新的法规来弥补北京在2020年强加给香港的现行国家安全法中的漏洞。 他称赞该法的通过是“香港人等待了26年的历史性时刻。”

包括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和美国参议员马可罗·鲁比奥（Marco Rubio）在内的77位来自各国的议员和公众人物联合发表声明，谴责第23条立法，称其“公然违反 ”香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国际人权法。

虽然已有许多香港人离开这座城市，但也有一些人决定留下来，例如《时代论坛》总编辑罗民威。 在香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刻，他在《时代论坛》写下他在香港的工作经历。

自首部国家安全法实施四年以来，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几十年来为这座城市奉献的市民，包括著名的民主运动家、记者、舆论领袖、社会工作者和政治家，都从公共领域消失了。有些人被拘留，有些人流亡海外。还有一些人留在香港，但被禁止公开发言。

曾经以自由著称的香港，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新闻自由排名已跌至末端。公民社会里弥漫着的恐惧感导致公民开始自我审查。支持民主的报纸和网站纷纷关闭，支持民主的报纸和网站纷纷关闭，记者在社群媒体上开设自己的新闻频道。尽管政府不愿承认，但这座城市目前正经历严重的人才流失。

所以，我还在香港经营基督教新闻平台做什么呢？

《时代论坛》创刊于1987年，是一份小型的周报。透过新闻报导、特写、观点和灵修文章，我们以基督徒的视角回应社会议题，并展现不同宗派和神学背景的基督徒之间的讨论。《时代论坛》与香港其他基督教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注重新闻报导。

今天，我们认为我们的使命更加有必要性，因为威权政府很容易忽视弱者和容易受到伤害的人，再加上，基督徒需要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感受到香港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多作者和消息来源宁愿匿名发表文章。由于人们需要自我审查，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们的读者分享心底观点的基督徒。

教会同样面临独特的挑战。香港有许多教会与中国大陆的教会有着历史上、教派上和社会上的连结。大陆迫害基督徒的故事——从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逮捕与暴力，至2014年拆除十字架——让香港教会了解到未来自身的宗教自由状况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随着会友和教牧人员离开香港，前往英国和其他国家，香港的地方教会也经历到人才流失。由于会众人数减少，加上香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危机，教会面临资金日益短缺的问题。这些都是《时代论坛》持续报导的重要趋势和故事。

虽然我们的读者继续透过订阅和捐款来支持我们，但我们的广告收入却有所波动。基督教机构、教会和基督教地方社区成员是我们的主要广告客户。在政治变化后的几年里，由于许多教会和机构需要填补移居国外者留下的空缺，招聘广告的数量激增。2023年下半年，共有222间教会在我们的网站和宗派网站上发布职缺广告。

但最近几个月，招聘广告的数量正在下降。我们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尽管香港目前正面临股价、房价和出口下滑的经济颓势。

为我们自己的媒体网站招募工作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我们发布招聘资讯时，只有少数人应征。而在过去，许多人愿意以实习生、志工记者或摄影记者的身分为我们工作。虽然《时代论坛》还没有像一些地方教会那样，出现多达一半的会众离开的大规模外流现象，但要找到能够承担我们目前繁重工作量的员工仍然很困难。

我不会怪那些离开香港的人，尤其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正在崩溃。离开是一个理性的决定。然而，人可以走，教会却不能走。香港仍有人需要听到福音，需要知道福音能满足他们灵命上、情感上和物质上的需要。香港的基督徒群体仍需要能了解当前实况的讯息，并做出明智的判断。确实，基督教媒体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一个越趋威权的社会里，弱者和没有权力的人的声音越来越被轻视、忽视或压制。像我们这样的独立媒体可以为这些声音提供一个平台，即使我们自己也要承担风险。为了能继续出版，我们必须确保不触及政府的“红线”，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这条红线在哪里。即使是简单的编辑决定，我们也需要认真计算是否值得冒险。然后，我们凭着信心发表。

例如，2021年，也就是上一部国家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香港政府计划要求所有市民在手机上安装COVID-19联络人追踪app，每次进入公共场所都必须出示该app。但对于买不起智慧型手机的穷人或街友来说，这样的措施可能会使他们无法进入厕所、医院和市场等必要的公共设施。

服务这类人群的机构对法规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但他们担心，根据新法律，他们可能会因为讨论公共事务而受到惩罚。公开批评政府的措施会触及红线吗？尽管如此，一家基督教非营利组织还是决定采访一些会受到该措施影响的人，并将录音上传到社群媒体上。

《时代论坛》和其他几家地方媒体决定报导此事，即使要面对风险。不久之后，政府修改了这项措施。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可以向社工申请函件，让他们能以手写方式在公共场所入口登记个人资料。香港政府并未提及他们是否因为公众的反对而做出改变，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报导是否有效。但我们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编辑部曾多次面临像这样的讨论。有时我们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当我们决定冒险时，有时我们能看到因着我们的报导而带来的变化，但更常是看不到任何变化。

身为香港的基督徒记者，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识别力。我们希望更多人关心穷人、弱者、病人、无家可归者和监狱中的人，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5:31-46告诉我们要做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做到这一切，但我们盼望主能使用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微小工作来实现祂的心意。

香港的处境愈来愈收紧。政府刚通过禁止叛国、煽动叛乱、叛乱、间谍和与境外势力合作的法律，该法律将于3月23日生效。 2003年，一项类似的提案曾引发50 万人的和平示威，导致该法的立法进程中止。

但这一次，由于自四年前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对抗议活动的严厉惩罚，没有发生抗议活动。政府如今声称，有99%对新法提出意见的人都表示认同。

最近有一项调查发现，香港人认为香港的宗教自由度高于平均水平，但同时认为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略低于平均水平（示威自由最低）。然而，宗教自由并不独立于其他自由。我们不确定第23条法规生效后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宗教自由度会维持不变吗？地方教会还能与海外教会共建团契吗？新闻媒体是否还有坚持新闻价值的空间？红线会在哪里？

请为香港祷告。我们也需要您为《时代论坛》祷告，使我们能继续忠心地服事这里的基督徒群体，为他们提供真相，并以文字记录我们深爱的城市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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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 (不) 谈论“基督教民族主义”

Brad East

这个词越来越无用处——既对普通基督徒不公平，却又太柔弱，不足以谴责我们之中传扬着的“另一种福音”。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几年前，改革宗哲学家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为“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下了一个实用的定义。他指出，在学术环境中，原教旨主义者基本上是个污辱人的词，有点类似⋯⋯（普兰丁格用了一个我不能写在这里的词）我举个例子吧，类似“蠢蛋”。

当然，除了羞辱人的意思外，普兰丁格认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意思是，“从神学角度来说，我和我的开明朋友们相当偏右”。因此，学者、记者和许多基督徒开始用这个词来形容所有“神学观点跟自己相较之下，相当偏右的蠢蛋”。但由于总是有人比自己更靠右边，所以“蠢蛋、原教旨主义者”这个词的定义基本上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参考物，但反正说的绝对不是我自己。

如今，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评价“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实质内容，变成相对性的词。几乎在所有谈话中，这个词跟“原教旨主义者”一样，除了指那些“政见与我大相径庭的蠢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意思了。 “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几乎可以贴在任何事上：也许它指控的人是个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许它指的是ㄧ个非常关心堕胎及税收议题、终身支持共和党的人。

最近，一些有想法、有善意的人努力以一种有用的方式来定义“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汇。但我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淘汰它，再也不提到它。虽然它曾经对特定群体和思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了；这个词汇剩下的只有面红耳赤的争论，没有光。甚至多数时候，这个词汇都是被用于诽谤他人，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人们使用这个词来与人划清界限。

确实，有时我们需要的正是界线。我不会给优生论者或否认犹太大屠杀真实存在的人一个公平的听证会。但这些都是边缘极端的情况，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中，公共讨论的本质是粗暴的、多元的，偶尔会令人不舒服。我们需要倾听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尤其当我们不同的程度很深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致力于热情待人和爱敌人的基督徒，我们倾听的意愿应该要更强烈。

此外，所有有责任感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反对者”——那些没有鲁莽地把这标签贴在所有比自己右边一点的蠢蛋身上的人——对这个词汇都有合理的担忧。我认为有至少五点担忧。

首先，基督教民族主义往往带有一个修饰词：白人。

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抨击，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如此。但请注意它令人担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是基督教的，也不是因为它是民族主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种族主义。任何透过社会地位提升或透过政治特权使一个种族凌驾于其他种族之上来作为其定义的政治运动，都值得我们谴责，无可辩驳。

其次，反对者对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径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2021 年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典型例子。

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不愿意遵守规则。有时，不受法律约束意味着拒绝接受政治上的失败。有时，它意味着诉诸暴力。除了基督徒出于公义的理由而参与的无暴力的公民不服从外，基督教民族主义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展现形式应被所有基督徒谴责（罗马书第12-13章皆与此有关）。在美国首都发动宗教政变的想法应在萌生之际就被基督徒斩断。

第三，批评者通常担心的不是民族主义本身，而是阴谋论和煽动恐惧。

小说家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认为，恐惧“不是基督徒的思考习惯”。她说得没错。基督徒可以合理地辩论这个世界和我们国家的现状，但我们无法合理地辩论基督在这个国家的主权或再临的盼望（提多书2:11-15）。即使我们最恐惧的事情成真了——我们被某个禁止我们敬拜上帝的政权征服，和教会历史上以及今日许多基督徒的处境一样——我们的呼召也是一样的：数算代价，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至髑髅地。

第四，ㄧ些倡导要“把美国基督教化”的人似乎为非基督徒预设了一种次等公民的地位。

此时，那些恐惧被穆斯林或世俗世界“奴役”的基督徒试图扭转局势，反身让基督徒身份成为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有时，他们会把圣经包装成一种管理文件，与宪法同等地位，或什至取代宪法。我承认，我怀疑是否真有大量的美国人真心希望这种事成真，就像我尚未遇到一个真的支持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人一样。如果反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学者将他们的抨击范围局限在这类支持神权统治的人身上，他们的目标便是正确的——只是我怀疑这样的目标会小很多。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批评者非常正确地反对将上述几点——种族主义、不守法规、制造恐惧、不公义的行为——披上基督教信仰的语言和符号的外衣（宣称这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教教义”）。

这种将基督降低至自己在世俗生活得到益处的手段非常普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腓1:15-18）。这种做法是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基督的名；这种做法宣称基督是所有人必须服从的主，同时却把祂的生命样式和教导放在一边。它将圣灵所结的果子视为软弱无能，却将肉体的作为——敌意、纷争、忿怒、不和、放荡和党派纷争——视为策略资产（加5:19-23）。

如果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内容仅仅包含以上这五个问题——成为“对福音的罪恶扭曲”这种行为的代名词，我可能不会建议我们取消这个词。但还有一些与上述无关、不应该被归类在基督教民族主义之下的正当政治参与。

以下是应该与“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标签脱钩的六种信仰实践。

1. 将上帝带入政治之中。 这一点我们能容易做到。在美国，我们欢迎所有信仰或无信仰的人将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带入公共领域。没有人需要假装。无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穆斯林，将信仰带入民主辩论及对话的舞台上，在道德上、神学上或宪法上都没有错。

2. 将政治带入教会里。 这一点比较棘手，但也是不可避免的。福音所公开宣称的内容与圣所围墙外的世界有关。这些主张涉及基督对万国的主权统治，以及祂对穷人、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爱及关怀（路加福音6:20-26；马太福音25:31-46）。对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敬拜永远不可能真正与政治脱离——即使是艾美许派的分离主义和其他和平派教会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行动。

3. 支持基督徒候选人竞选公职。 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比渴望在民主集会中拥有代表权更自然的事了。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希望投票给与我们信仰相同的人的人，这种倾向并不值得担心。有些基督徒只投票给基督徒同胞，这可能是不明智的——若这已经变成不容商量的标准，我觉得很不明智——但这还不至于上升到政治病态的程度。

4. 相信上帝带领着美国。 从微观的意义上讲，所有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上帝的权柄超越世上所有君王），而当无特定宗教背景的媒体对“天意”等相关的词汇反应过度时，单纯只是他们反应过度。但确实有许多基督徒赞同一种更强烈的说法：他们说美国是世界之光，是那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在上帝对世界的计画中扮演特殊的角色。

但我希望基督徒同胞放弃这种信念。这个信念所宣称的内容实在太多了，这种宣称忽视了教会的存在、忘记了以色列的教训（罗11:1-2, 28-29）、过度将目光聚集在一个国家身上，而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终有一天会消逝（赛40:15；马太福音24:35）。然而，实在没有什么比美国例外论还更美国的想法了。从建国开始，这种信念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往往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意见相左的基督徒通常不是激进的右派分子，而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人（尤其以老一辈和移民的标准来看），即使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他们也不应被以如此贬义的方式贴上标签。

5. 相信美国“是”或“应该是”基督教国家。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诺尔（Mark Noll）所记录的，与美国例外论一样，不正式的形容“属于基督教的美国”的概念也深深根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之中。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最近在《第一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基督教文化一直是美国的共识基础”，而这一基础在今天既可以恢复，也应该恢复。

霍利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的论点并非在呼吁基督教神权统治，甚至不是呼吁建立像英国那样的国家教会，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主张“属于基督教的美国”是合理的公共讨论范围。它与主张“美国应是世俗的”的论点一样，都是美国式的。这两种公共讨论的意见都值得一听。两者都不荒谬，也不应被轻视。

6. 怀疑自由主义、民主或美国秩序。 好了，这一点是极大的症结所在。也许特别有爱心的读者可以接受前五点，认为这是美国基督徒可以接受的、不极端的观点。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公开表示不支持自由，对民主持怀疑态度，或对整个美国联邦共和国的架构持不确定的态度。难道他们这种想法没有太越界吗？这种人不危险吗？难道我们不应用特殊的词汇来形容“这类人”，并且这个词应该要能强烈地表达我们的不赞同吗？

也许吧。但请听我分享我的理由。

基督徒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往往是以一种近视的“历史终结”的心态来进行的。它无视基督教大部分的历史，并视自由民主为人类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最终形式”。在这种观点看来，我们正处于漫长进步过程的最后阶段。我们无处可去，无事可做，只能保持自己的卓越。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对的。教会能够并且将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存活，历史的终结不是21世纪初的美国，而是基督的再来。政治更迭、政府兴衰、地图重绘，在耶稣再次显现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历史已经终结。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值得珍惜或保护的东西。但是，把现在的情况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或最好被冻结在琥珀中，这在神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的结果是什么？基督徒可以质疑任何事。我们可以自由地对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有时，这种怀疑是没有道理的。但通常情况下，对既定秩序持怀疑态度的基督徒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错过的东西。多萝西·戴（Dorothy Day）、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康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都曾对一些现代思潮打上问号：自由主义、民主、人权、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核心家庭、数位科技、美国帝国——无论哪一个，他们都曾将其置于被告席上，对其进行质疑。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这些人不再支持我们了。但有时，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因此，“怀疑民主”也不应被诋毁为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至于我在最前面所形容的五种病态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我们有理由反对，也有理由为它们贴上其他贬义的标签，但“基督教民族主义”并不是最好的标签。

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个词过于强烈。而是它太软弱了。使徒保罗有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基督教民族主义”：“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而这个更改过的“假福音”在政治上的展现只是这种精神疾病的症状。但这类福音确实以现在进行式出现在基督的身体里，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在我们振奋对抗假福音的同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除了圣灵的大能，没有什么足以医治这样的假福音。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 他着有四本书，包括《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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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身体无法被木乃伊化

Russell Moore

圣经中一具常被遗忘的木乃伊告诉我们，偶像崇拜会使人死亡，但耶稣能唤醒人。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过去几周，我与《今日基督教》的几个组员一起，在埃及尼罗河上下游讲授《出埃及记》。一路上，我们参访了一些庙宇和坟墓——多数都收藏着古埃及国王和王后的尸体。

参访这些庙宇和坟墓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美国的教会。在所有关于要“出埃及”——离开基督教——的讨论中，有些很合理，有些则不太合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错失重点。也许美国教会并没有死。也许它甚至尚未在“消亡中”。也许我们面对的困境比这更糟：也许美国教会已经木乃伊化了。

木乃伊不仅仅是处理尸体的一种方式，它也代表了古埃及人对生死的一种特殊看法。毕竟，将尸体木乃伊化并不容易。只有像古埃及这样技术先进的社会才能完成尸体的防腐处理，将其保存数千年。将尸体木乃伊化反映了当权者的某种稳定性。那些被制成木乃伊的人——法老和他旗下的统治者，以及他们选择与之来往的人——反映出一种假设：未来（即使千年之后）关于权力的定义仍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那在前的仍然在前，在后的仍然在后。如俗话所说，不愿意面对真相不过是埃及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徒常常忘记圣经中最著名的木乃伊的故事——发生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是以色列12个孩子中最不受欢迎的一位，并被当成奴隶卖掉。大家以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在埃及崛起掌权。他完全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他的亲兄弟们见到他时，都认不出他来。在创世纪最后几章里，约瑟原谅了他的哥哥们，请求他们在上帝将他们送回应许之地的那天，带着他的尸骨一起回去。

这卷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头的书，最终以“人用香料将他薰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结束。乍听之下，创世纪的故事似乎很虎头蛇尾，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叙事上的悬念手法。这样的铺陈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出埃及——而“应许里所说的出埃及”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而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掌权。

在描述约瑟的信仰时，希伯来书并没有以我们以为的方式赞扬他：约瑟的解梦、拒绝性上的罪、从牢房兴起至掌权，或他用谷物储存技术拯救世界免于饥荒。希伯来书甚至没有提到约瑟饶恕了那些对不起他的人。相反的，希伯来书写道：“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来11:22）。

在他人生故事的结尾，约瑟是个埃及人：在法老的土地上成为一具经防腐处理的木乃伊。约瑟的信心在于，他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约瑟的骸骨是出埃及记中反覆出现的主题。圣经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出13:19）。当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时，约书亚记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约书亚记24:32）。

约瑟并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摆脱埃及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影响的人。以色列人围着金牛犊跳舞，称金牛犊为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如此崇拜偶像的关键原因，如基督教殉道者司提反所说，是因为“（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以色列人离开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度，他们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偶像，一个他们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偶像，一个能团结他们群体的源泉，毕竟，“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徒7:39；出32:1）

先知以赛亚谴责以色列人埃及化的情感，因为以色列人试图透过埃及的力量寻求保护，免遭敌人的伤害。身为盟友的埃及和身为压迫者的埃及一样糟糕，甚至可能更糟。“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以赛亚书30:3）。无论是选择相信埃及人的雕像，还是相信埃及人领导的军队，以色列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转向偶像寻求保护和未来，而不是走神的道路——根据法老或凯撒的说法，神的道路看起来肯定会失败。

先知们警告道，制造偶像——那些取代我们终极忠诚度的物品、观念或隶属关系——充满破坏性。但此时此刻，这些偶像似乎并没有杀死我们。它们似乎在帮助我们成功。但实际上，这比杀死我们更糟糕——它们使我们变成行尸走肉。

偶像是有用的。它们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它们给人们一种意义感，一种能为之出生入死的事业。没有什么比如“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这类的歌声更能调动民族主义的认同感了（使徒行传19:28）。然而，圣经说它们毫无益处，正是因为它们能起作用。

偶像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它们是自我创造的，也是死的。那位与聊天机器人“坠入爱河”的人，可以拥有所有看似爱情产生的感觉。但最终，他终将知道，他“爱上的”的是他自己——演算法重复展示给他的东西，是他一开始先放在那里面的。圣经警告我们，偶像是死的。更糟的是，“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诗115:8）。

在通往偶像之路的尽头，你最终会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但一部分的你知道，控制你的是你自己所建造的机制。此外，你最终会越来越深的死去——对自己生命和存在的根源麻木不仁。然后，为了解决这种行尸走肉的感觉，你又建造一些其他的偶像来让自己感受到生命的脉动。

几年前，当有人警告美国教会的根本问题在于“真理无处容身”——对基督教教义浅薄的理解正在掏空我们时，我会深表赞同。但我如今想知道，是否从当时直到现在，我们更深层危险的问题其实是“生命无处容身”。

没有祷告、一成不变的麻木生活使基督徒厌倦，他们失去了冒险精神，试图在政治偶像崇拜、公共领域、以及沈溺于网络视觉上的性爱或网络语言暴力中寻找冒险精神。由于缺乏在圣灵中的真正生命所带来的信心，我们陷入对法老的饥渴中——渴望教会或国家的强人将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而我们的代价是对他们说：国度、 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没有了生命，我们试图透过选择正确的论点、逮捕“正确的异端”、打一场正确的文化战争来证明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科技未曾如此先进，我们却也未曾如此死气沉沉。耶稣曾警告我们（启 3:1），但在如何扭转这个局面的问题上，耶稣没有给我们所谓的“十个策略”。祂告诉我们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启3:2）。

约瑟的防腐工程是一件很埃及的事。然而，他的信仰让他明白，他所掌握的一切不过是将一具尸体保存起来，而“生命”有更深远的意涵——取决于一个能把他从迷失的地方带回来的民族，取决于一个能数清他所有骨头的上帝。

也许美国宗教也需要这样的生命。你不能既有法老又有天父。你不能既服事上帝又服事木乃伊。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带领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我曾以为领养是美好而珍贵的呼召

Kristin T. Lee

对领养简单粗浅的期待会伤害领养过程中的每个人，包括我的养子。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COVID疫情开始后的几个月，一天晚上，我把三个孩子哄睡后，一边观看国家剧院制作的《简·爱》，一边挤出时间在健身车上运动。当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同理简爱的感受，反而共情她刻薄的阿姨时，一股寒意悄悄袭来。

简爱的阿姨里德太太在不情愿中成了她的养母，我惊恐的发现自己竟然与里德太太对简爱的怨恨产生共鸣。里德太太认为简爱是个外人、入侵者、问题的制造者。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对我们五岁的养子有着同样的情绪。我们一年多前才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家庭。看着自己的情绪在银幕上的里德太太——剧中的反派角色——身上呈现，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道德准则已然塌陷。

从小，身为一个总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孩子，我总是记得从初代教会直到现代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照顾孤儿的重视。在我所听过的讲道及读过的基督教书籍中，人们对领养的描述都是正面的：圣经用“领养”的概念比喻上帝如何接纳我们进入祂的家庭（罗8:14-17，弗1:5）；领养满足了一个孩子最重要的生存需求；领养是一种美好的爱的行为。做一名热情洋溢的传道人或跪地祷告的勇士可能不是我最擅长的事，但至少我能做到欢迎一个孩子加入我的家庭。

当我开始和我未来的丈夫约会时，我刚从在中国一间孤儿院服事残疾儿童的暑期义工回来。在我们的愿景中，领养一直是我们建立家庭并将上帝宽广的爱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计画一部分。

在结婚并有了两个亲生孩子后，我的医学训练终于结束了，我们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阅读有关领养子女的书籍。我参加网路上与领养相关的论坛。我们也认识了其他曾领养孩子的家庭。

当时，与领养议题相关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已经成年的被领养者以及其他倡议者合理地强调美国国内和跨国领养流程里的系统性缺陷。其中包括从腐败到胁迫、跨种族家庭关系到诉讼纠纷。领养孩子的过程比我在教会里被灌输的简单画面要复杂得多。

然而，我仍然坚信，对家庭的需求仍然存在，尤其是那些患有病症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因此我们继续透过一个有信誉的海外机构寻求领养。那时我们认为，我们是心胸宽广的人，是有爱心的父母。爱任何一个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简单，尤其是爱一个和我们有相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孩子。

然而，当我们把从台湾领养的孩子——我们家的老三带回我们家时，实际的感受却像一颗炸弹在我们原本平静的家中爆炸。

我们没有预料到，要向我们新来的四岁孩子自然轻松地展示如我们对待我们两个孩子那样的爱有多困难，尤其当他似乎已决心拒绝我们的爱和温柔，好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样——被迫与他原先的照顾者、国家和熟悉的环境分离。虽然这在领养过程中很常见，但情绪的云霄飞车还是让我们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我不断提醒自己，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而我们带回家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选择权。

更具挑战性的是，我们五岁和七岁的孩子也很难适应。他们并没有这样要求，但突然之间，他们有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会弄坏他们的玩具，偷吃他们的万圣节糖果，还会故意挑衅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反应。他们和老三之间没有经历过甜蜜的婴儿期来培养对彼此的依恋。就像一道闪电，突然之间，他们原本的生活、家庭和家里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我的保护天性在我心里相互矛盾：我最年幼、最新、最脆弱的孩子需要我无条件的爱、大量的正面肯定和一对一的关注。同时，我原本平静而快乐的老大却反覆地用头撞地板，把痛苦发泄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该打弟弟（虽然这确实发生了，是的，我们尝试过多种形式的治疗）。

这样的家庭氛围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远超过我们被告知的“最初几个月”的适应期。四年过去了，我仍常常感到绝望。

我们很幸运拥有一个理解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主任牧师和他妻子领养了11个孩子。他们成立一个每月相聚一次的领养小组，在这个小组里，我们看到大家暴露自己的脆弱，彼此坦诚敞开。听到其他在领养路上走得更远但仍在应对巨大挑战的父母的故事，既令人生畏又带来安慰。

但是，即使有这个宝贵的空间和其他支持着我们的友情，身为养父母的挣扎所带来的深深的羞耻感还是让我感到崩溃。从小到大，我一直被教导领养是美丽的、珍贵的、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我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需要解释ㄧ下引领我至这一步的神学。在教会里，领养孩子常常被用来与上帝“领养”我们进入祂的属灵家庭相比较。但当人们使用这种比喻时，经常忽略领养的概念在过去两千年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至于非常不幸地，养父母在这种类比下常被视为“拯救了”孩子的人。

这种思维忽略了孩子曾经历“被抛弃”的打击。我们领养的孩子，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里已经历过太多的失去和悲伤，而这可能以依恋障碍、信任受阻和创伤等形式展现出来。我们不是上帝，无法奇迹般地治愈这些伤痕。

然而，当教会将领养过度简单化——仅仅视其为上帝计划的荣耀体现、解决堕胎议题的答案，或宣教的一种形式——我们扭曲了这种复杂的关系，让养父母从一开始就陷入失败的境地，因为这种思维使我们扮演一个从来就不属于我们的角色。领养不是万能解药；相反的，它是一段漫长旅程的开始。

教会应该对领养有更细致、更现实的描述。有些领养家庭从一开始就能茁壮成长，有些则经历多年的辛劳。

透过重塑我们谈论领养的方式，认识到领养源于人性的破碎，让人们聆听各式各样的领养故事，而不仅仅只有那些简单或已度过难关的案例，我们可以让未来的父母更好地做好准备，并将领养家庭可能面临的困难正常化。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否定领养，而是确保领养是在现实的期望下进行的。

教会不应视领养为照顾弱势儿童的唯一（甚至是最佳）方式，而应认真对待保护原生家庭的努力。我们可以努力对抗那些迫使原生家庭放弃孩子的系统性不平等，并给予单亲家庭相应的支持。当一位孕妇为如何抚养她的孩子焦虑不安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应是主动提出领养，而是作为一间教会团结起来，分享资源，使她能负担住房、托儿所、衣服和食物的费用，并承诺成为她的支持性社会网——某种意义上更大的大家庭。

对于已领养孩子的家庭来说，提供他们实际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每当有人对我说一次“哦，我也一直想收养孩子！”时，我就能得到一顿饭，我大概已经累积够我吃ㄧ辈子的饭了。

临时照护——由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照顾被领养儿童几小时或几天，给养父母一个充电恢复的机会——可以成为不堪重负的父母的救命绳。在领养前和领养后，以创伤为基础的教牧关怀可以帮助调整人们的期望。这样的机制应成为一种标准，就像人们期望（甚至要求）要有婚前辅导那样。

在这段领养旅程中，最让我痛苦的是，我为自己没能成为孩子们应得的那种母亲而经历极深的羞愧感。我不想承认，我在电视萤幕上看到的这个尖叫、愤怒、哭泣、苦毒的人就是我自己——我不想承认我已经变成里德夫人了。

甚至，这个动词——“变成（里德夫人）”都算是对事实的掩盖。我的自私一直都在，只是在领养孩子后才暴露出来。也许这正是领养给我的最大的考验：在我作为一个耐心、无私的父母的外壳被打碎后，我被迫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真貌。一旦外壳出现裂痕，我的自我谴责就会无情地对我叫嚣，使我臆测熟人和网友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论：我不应该为人父母，其他更好的人能有更多恩典来处理领养所面对的困难。

的确，我所缺乏的正是恩典——无论是对待我自己还是我的孩子们。但上帝未曾停止供应恩典。每当我感觉自己如自由落体般坠落时，祂的回应总是无止尽的恩典，一次又一次地接住我。

我们都是普通而破碎的人，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正如我一位同为养母的朋友所说，当领养之旅很顺利时，养父母不应该被视为圣人；当我们暴露自己的挣扎时，我们也不应被视为异类而被边缘化。上帝既在和谐中，也同样在失序中与我们同在，而我们的家庭可能永远无法弹奏出完美的和弦。

在我们领养孩子的第六年，我们经历到喜乐的瞬间，建立了真实的纽带关系，并开始愈合，但也许我们永远都会有尚未化解的悲伤和伤害——不仅仅是来自我家老三痛苦的身世，也来自我养育他和他的手足的不完美的方式。

当我遇到其他和我一样的领养父母时，我感到不再那么孤单，也不再被羞耻感吞噬。我想向其他在领养之旅早期阶段的父母提供这种安慰和智慧，并敦劝其他基督徒弟兄姊妹也这样做。当教会把领养形容得太简单，没有认识到孩子和原生家庭曾经历过的悲伤和失去，以及领养父母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时，我们不经意地导致这些未来的父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领养之旅，并让那些正在挣扎的养父母沉默，不敢分享他们的辛苦。

上帝呼召我们照顾孤儿，但上帝并没有承诺这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也不应如此。

克里斯汀·T·李（Kristin T. Lee）在《余烬》（The Embers）上撰文探讨信仰、归属和团结的交会点。 她也在Instagram上发表关于各类书籍的评论。 她住在麻萨诸塞州剑桥市，正在撰写她第一本关于亚裔美国人基督信仰的书。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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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教育不应专属于传道人

Maria Baer

我们是否能在教会内、在我们身处的社区、甚至在餐桌上向人们提供神学宝藏？

Illustration by Paige Vickers

多年以来，巴泰尔（Caleb Bartel）一直希望加深自己对圣经和神学的理解。

“单单从主日讲道或主日学得到的东西根本不够，”在德州大学站中央教会（Central Church in College Station, Texas）聚会的巴泰尔说：“当然你可以透过自学来成长，但是你的学习远远达不到神学院的水准。”

巴泰尔未曾有感动被呼召成为传道人。他是一名房屋装修工，也是一名已婚有五个孩子的父亲，所以念神学院对他来说是不现实的想法。但由于他所在的教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位33岁的基督徒现在也有机会接受神学装备。

事实上，全美国各地的教会都陆续展开内部的神学训练计划，目的在吸引像巴泰尔这样不追求全职服事，但仍想更深入地学习神学、教会历史和圣经的基督徒。有些课程，如中央教会所提供的课程，努力复制正规神学院的训练，仅仅只缺少正规神学院的学习环境，以及没有每年高达1万6千美元（约50万台币）的学费。另外一些教会提供神学教育的目的在于让更多人能接受神学装备。

在凤凰城救赎教会（Redemption Church in Phoenix）服事的泰勒·强森（Tyler Johnson）20年前就已开始这样的工作。他想让那些可能从未读过希腊文圣经或不知道什么是“释经学”的人，也能更深理解福音并将福音实践出来。他与教会其他建堂牧师一起发起为期一年的神学训练计画，命名为“激涌（Surge）”。任何愿意每周上课，参与长达一学年神学装备课程的人都可以报名。

“我们常常觉得，有很多更深入的神学宝藏都藏在教会外的圣经学校中，”泰勒表示。身为一名建堂牧师，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在教会内、在我们身处的社区、甚至在餐桌上向人们提供这些宝藏？”

这些建堂牧师首先列出一份包含书籍和文章的清单。他们认为这些书和文章大致概括了他们教会的愿景──“生命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他们将这份书单扩充成一门课程，书单中的基本核心教材包括Craig Bartholomew 和Michael Goheen 所著的《圣经戏剧》和 Christopher J. H. Wright 所著的《救赎源于我们的神》。

在每次的Surge聚会中，参与者以小组为单位坐在一起，聆听牧师、客座讲师和所读的书的作者演讲。每年之中有几次，所有来自其他教会加入Surge课程的学员会一同参与称为“Surge Table（激涌之桌）”的密集训练课程。

在20年的经验之后，Surge计画已经扩展到亚利桑那州的几十间教会里，每个教会都采用相同的核心课程内容。

现任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Storyline教会主任牧师的J. T. 英格里许（J. T. English）也有类似的信念──教会应该重新找回其教育上帝子民的角色与责任。

“有太多教会把门徒训练的责任交给非营利组织、神学院、一般大学或其他机构，”英格里许表示。他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深度门徒训练》（Deep Discipleship）中提出在地方教会的层面提供平信徒神学装备的理由──“基督徒不应该需要离开地方教会才能成为更深入学习神学的门徒。 ”

2015年，英格里许在德州创办了乡村教会学院（Village Church Institute ）。第一年就有近500人申请，这让英格里许感到惊讶，“因为这个培训计画的要求非常严格。”

教会内部提供的课程与神学院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都包含阅读大量书籍的要求。该课程刻意强调学术标准。学生的任务除了背诵经文外，也包括阅读如亚他那修（Athanasius）、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和赫尔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在内的神学家的书籍与文章。

乡村教会学院与 Surge类似，是个为期一年的课程，每周上两小时的课，包括讲座和小组讨论。学生需要撰写并缴交他们的神学教义声明，并在20分钟内撰写并讲述“圣经故事”。

中央教会的执行牧师丹尼尔·帕特森（Daniel Patterson）说，无论平信徒是否学到艰深的神学词汇，理解基督教教义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帕特森说，尽管教会在布道、主日学和查经班中都有神学教导的成份，但不一定能提供更深入的神学学习，而这通常也不是教会生活的优先事项。

“对教会每周共同的敬拜聚会来说，我们的优先事项就是一起敬拜，”帕特森说。

中央教会的成员也会在周间生活小组里一起读经，但小组的重点是建立关系。因此，在教会于九月开展的神学课程中，神学教育将会是优先事项。

中央教会将该课程对所有人开放，包括固定在该教会聚会的三千名会友之外的人。有些人视该课程为教会长老教育训练的一部分，但也有不少人单纯视这为增长信仰知识的一种方式。

今年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包括文章最前面提到的房屋装修工巴泰尔。

“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并不知道除了进入神学院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在信仰上继续成长，”巴泰尔说。 “我只是想把信仰应用在我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中，例如在工作之中，以及与我周围的人的相处中。”

森林公园教会（Forest Park Church）是马里兰州一间隶属于Acts 29机构的小型聚会点。今年是该教会实施核心课程计画的第二年。该计画与整个学年同步开始，这间教会的培训计画也更加密集，书目繁多。尼尔·郭柏乐（Neil Grobler ）牧师指出，正是英格里许提出的深度门徒训练（Deep Discipleship）的概念，促使他在这间约有200名会友的聚会点开设这些课程。

“我们教会需要四位长老，但教会负担不起四位牧师。所以这些学员都将成为平信徒领袖，”郭柏乐说。 “但我确实认为神学训练对他们很重要。”

郭柏乐本身拥有圣经研究学士学位，但他还没有念过神学院。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去神学院深造，但身为一名牧师，他认为教会的职责是向所有基督徒提供坚实的基础神学装备。

他说，在去年森林公园教会首届核心课程开学之初，他惊讶地发现新生中“存在严重的圣经和神学知识上的匮乏。”

“他们知道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多是来自他们从小在儿童主日学里听到的故事，”郭柏乐说。 “但他们很难看见这些故事如何连结到贯穿着整本圣经的上帝的救赎叙事。”

某些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和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观念，对一些人来说什至是全新的概念。

实际执行这些神学训练计划的牧师们坚持道，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神学院，为有神职呼召的人提供教育。虽然有些教会甚至会与经过认证的神学院合作，提供课程学分或学位。几年前，亚利桑那州的 Surge建立一个名为 “宣教培训中心”的合作事工，该中心提供圣路易斯圣约神学院认可的学位。德州乡村教会学院（The Village Church Institute）的学生也可以修得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美南浸信会神学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学分。

虽然这些课程大多偏向改革宗神学，但强森和 Surge 的其他领袖已将课程推广至各个教派。今年，参与Surge 计划的成员包括长老教会、圣公会、五旬宗和浸信会教会的会众。这些教会举办自己的Surge Table聚会，但偶尔也会聚集在一处进行密集训练。

这样的模式凸显了强森及其团队创立 Surge 的最初动机。 Surge计划的命名，某种程度而言是源自 2007 年美军向伊拉克发起增兵行动的代号：Surge。

如今，强森虽不愿强调该名称背后充满的军事意涵背景，但这个训练计画以及全国各地教会中类似计划的核心使命依然相同──装备教导平信徒关于上帝创造世界、耶稣前来拯救这个世界，并且这个真理应成为所有基督徒生命的标志──包括牧师、水管工，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基督徒。

玛丽亚·贝尔（Maria Baer）是本刊的特约撰稿人，现居俄亥俄州哥伦布市（Columbus, Ohio）。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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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梅米：献身中国东北的爱尔兰女宣教士

书拉密

她经历了土匪、侵华日军和红色政权的骚扰，但服事中国的心依旧勇敢无畏。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1923年，爱尔兰女宣教士梅米·约翰斯顿（Mamie Johnston，中文名“韩悦恩”）受爱尔兰长老会差派，由妇女传教会（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赞助，前往中国东北法库县，时年26岁。她在中国生活了28年，经历了土匪侵扰、日本侵华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1949年被转派至昆明，1951年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1981年，她以残疾之躯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往事如昨：中国记忆1923年-1951年》（I Remember it Well: Memories of China 1923-1951），记录了当年的宣教经历、东北的乡村生活、中国文化中诸多温暖与残酷的细节、她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以及被迫离开中国的惨淡记忆。

不变的约定

梅米8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爱尔兰长老会的女医疗宣教士伊莎贝尔·米切尔（Isabel “Ida” Deane Mitchell）医生正预备启程前往中国东北，她邀请小梅米长大以后走出家门，走出英国，到中国去帮助她。梅米始终记着这个约定。

1905年，伊莎贝尔踏上赴东北医学宣教之路，进驻法库，成为当地第一位西医大夫，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优雅的中国名字“齐幽兰”。1917年，她在救治一位白喉患者时被感染去世，时年38岁。

梅米在陆续完成学业后，发现走出英国、追随伊莎贝尔到中国去帮助她的愿望已经破灭。但她还是向教会递交了做海外宣教士的申请，目标地区是印度或中国。最终，爱尔兰长老会派遣她前往中国东北做教育宣教士。

1923年，梅米坐船到达上海港，再转道北京，去语言学校学汉语，之后赴沈阳一家师范学院工作。1924年，她雇骡车前往此行目的地法库。途中，在大车店过夜，老板娘看她没带随身被褥，特意安排她住进主人的卧室。她在那间弥漫着鸦片气息的房子里朦胧睡去，听见老板娘用怜悯的语气说：“这姑娘连个铺盖都没有，真可怜。虽然她是个外国人，也和我们一样，知道辛苦。”然后，就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像照顾孩子一样把被子掖实。她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的心深感温暖。这里就是我的国，我的民。”

当她辗转到达法库，安顿下来之后，发现安排给她的宿舍正是伊莎贝尔医生住过的房子。显然，那位掌管时间的主也记着那个最初的约定。

与土匪打交道

法库地处偏远，常有土匪出没，闯入人家绑架勒索。一天，晚饭前，梅米和室友听见墙头有声音，便赶紧召集女子学校的老师，有人敲钟，有人弹琴，有人吹笛，梅米则和室友一人拿一根长棍，冲出房门，朝黑暗处挥舞棍棒，大声吹哨，扮演凶恶的“洋鬼子”。幸运的是，那伙土匪一时被吓住了，迅速退走，学校算是躲过一劫。

梅米和其他宣教士在来中国之前，都了解一项“潜规则”：因为绑架宣教士非常容易，所以教会绝不会向绑匪付赎金。否则每周都会有新的绑架发生，教会根本付不起。这让梅米在宣教途中随时做好被绑架撕票的心理准备。

30年代末，她与中国女助手同赴汉蒙边界探访先前建立的教会。晚上，在一处客栈休息时，闯进来一伙到此歇脚的土匪。面对这群粗鲁的东北蛮汉，两位女基督徒以谦逊大方的态度和对圣经的通俗讲解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信任。这群土匪的头目名叫“大家好”，他甚至传令让梅米所经之地的匪帮暗中保护她们顺利到达终点。土匪中唯一有文化的师爷还教梅米和助手学了一套行走江湖必不可缺的“春典”（黑话）。

后来，梅米从报纸上知道“大家好”在与日本人的战役中战死，她为自己失去了一位中国朋友深深地悲痛。

与日本人周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政府。日本军人把宣教士当作竞争对手，他们要基督徒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天皇，如果拒绝，中国信徒和宣教士就会受到迫害，甚至送命。宣教士宣讲福音的布道词必须先提交给警察，来往信件都会受到审查，外出需获得通行证，并详细说明行程目的。

1937-1944年正值爱尔兰长老会总会财政困难，无力承担过多海外宣教开支。有35位宣教士陆续离开东北，没有新人被派遣补充进来。法库的宣教工作和教育事工全部落在梅米身上。她在编写教材的同时，还要随时应对日军突袭式检查。凡是封面写有“中国”二字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都会被销毁。她和同事偷偷把书打包藏到教会一处靠窗座位下面的活动空间里。当天，她在这里接待两位搜查的日本官员，他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听她报告学校图书馆清理后的书单。

她也曾被密切监视，课堂上总有警察出现。在火车上，一个人伪装成同行者，接连几个小时问她各种问题。车一到站，马上把她带到车站派出所审问。幸好她一直保持警觉，没有留下任何破绽和口实。后来，一位中国朋友看到警察局在她的名字边标记着“完全无害”的字样。

梅米有着雅亿的智慧和果敢。一次，一位中国牧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被关在铁岭的军事监狱。她很想帮助他，但无法拿到开给外国人的通行证，便乔装成中国妇女，戴一顶皮帽盖住金色的头发，穿一件当地老年妇女的破烂外套，把高鼻梁埋在褐色的厚围巾里，悄悄坐上凌晨从法库开往铁岭的公共汽车，去向一位参与审讯牧师的朝鲜族翻译尚先生传递信息，激励牧师坚持下去。回程时近黄昏，警察会细查入城通行证，梅米便在法库附近下车，穿过冬天的田野，爬过电网下面的沟渠，带着一身泥土，在夜半时分回到住处。这件事，她持续做了多次，直到那位牧师被释放。

从东北到西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米与其他遭日本人驱逐的宣教士被迫离开东北，先去加拿大，半年后回到爱尔兰，然后赴印度，从那里重返中国。

1945年，东北已经由红色政权掌管，她随即被派往云南，为当地教会建立主日学，负责幼儿园和教师培训。1949年底，昆明被红色政府接管，教会开始宣扬接受来自国外的帮助都是叛国的论调，并认为宣教士极可能是间谍。梅米注意到，作为服事的环节之一，牧师必须呼喊反对外国人的口号，不然就可能带来会众的分裂；但她是教会里唯一的外国人，牧师喊完口号，会特意用赞美诗来安慰她——“耶稣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在基督里，我们不分东与西！”她意识到自己成了教会的一个负担，但她已经不能说走就走了。去留不再取决于她的意愿，而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几经周折终于被允许离开时，梅米由各类军人看管着，从军用飞机到轮船到临时监狱再到宾馆，从重庆到武汉到汉口到广州到香港，她从衣冠整洁到衣冠褴褛，从能自由用餐到被限制进食，从与人共处一室到与鼠共处一室，直至被迫目睹军人枪毙一车囚犯。在中国的最后行程，她可谓经历了人间炼狱。

当警卫故意在夜半冲进监牢用火把晃她的脸，高喊：“你们现在落在共产党手里了！”梅米突然意识到一股奇异的喜悦力量充满全身，她没有了恐惧，反而代之以深深的平安和笃定——“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这种认为自己配得上“为耶稣受苦”的意念，让她由衷地产生爱和怜悯，让她愿意喜乐且忍耐地与周围人相处，并生出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坦然和自由。

她回到故乡，写下在中国的见闻。在一次访谈中，她满怀深情地说：“中国，那是我们的献身之地。”

苏拉密，基督徒作家、编辑，曾在东北某大学文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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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国度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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