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能抛弃意见相左的朋友?

爱让我们能待在一起,即使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9, 2024
图片:Mallory Rentsch的插图/来源图片:Josue Escoto / Unsplash / Khoa Vo / Pexels / MirageC / Getty Images

我和先生搬来明尼苏达时,才刚新婚不久,我们在那里没有半个朋友。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关系。我的神学院课程还没有开始,而且我们都在家里工作,所以没有同事或同学会关心我们。那几个月很孤独。我天性比较内向,“明尼苏达式友善”(Minnesota Nice)并不等同于 “明尼苏达州的人实际上想和你成为闺蜜”。

但后来我们找到新的教会,并透过教会交到许多好朋友,简直情谊满溢。这些朋友为我们铲过人行道的雪、为我们的孩子织过毛衣,以各种宴会招待我们。

他们同样也是与我们在神学和政治上有很大分歧的朋友,我们对这些分歧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有时充满愤怒,有时充满泪水。 “理论上而言,我们的距离非常遥远,”正如一位朋友在我们一系列道别活动中评论的那样。然而,我们曾在同个社区买房子,好让我们能一直在彼此附近。

我提及这些友情不是为了夸耀。毕竟,我只是他们众多朋友里面的一个。但这里仍有值得庆祝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人际关系是否能维持,往往取决于报纸上的内容。友情总是自愿的,但我们美国人越来越倾向视我们的友情为意识形态的联盟、有条件的连结关系,是能互相认可我们的选择和想法的空间,是自我受益的机会。

例如,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有争议的文章里,作者以赞许的口气解释如何“摆脱让人不满意、没用处的关系”,并在那些“让你对世界、对自己感觉更好”的朋友身上花最多的精力。

更鲜明的例子是,反对凌乱的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在她的网站上提供一份“整理关系”的指南。她建议,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后,“你确定某个人的价值观与你在根本上不一样,或是有冲突,你应该考虑放弃这段关系”。

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并非新鲜事,然而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交圈子变得越来越小。家庭正在萎缩;地方的各种组织正处于长期衰退中。社交生活收缩到只有“我”和那些“我选择”和我一起消磨时间的少数人。并且,如果这种联盟不再对双方有利,它可能仅限于“目前”这段时间而已。

在这种模式下,友情是种浅薄的东西,如果它带来的麻烦超过它的价值,就可能被抛弃,像约拿一样被扔到海里,好以平息风暴。如果你的朋友做错事或持有错误的价值观——那些你认为错误、无礼、有害或让人烦躁的——特别是如果涉及到与道德相关的事、与神学或政治有关的事— —也许你该和他们切割,或什至在公共场合谴责他们的无知、不正当性或错误,这样其他人才会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容忍这种行为。不巧的是,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回报自己曾刻意与亲密的家庭成员疏离。

我能理解这种心态。如果对重大议题存在严重分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很紧张,毕竟,在“这个世界应是什么样子、应做好哪些事”等大问题上,若有与自己想法一样的朋友,是件很好的事。在这种简单的关系中,你不需要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履行身为一个“好的朋友”的责任,这种关系让人感到轻松,也有必要性。

但拥有一个在大事上与你想法不一样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事,因为你们会帮助对方成熟(箴27:17)。有时这种关系也许很困难,让你在道德上感到混乱。但是,如果我们在急于寻找政治盟友的过程中排除这种类型的友情,我们最终会走向何方?

可能会和我们现今社会的情况差不多。人们普遍认同孤独病在我们的社会里盛行,我们纠结于和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约有五分之四的美国人回报,他们在过去一年里很少,或什至没有与人进行过关于信仰的对话,许多人之所以不进行这种对话,是希望避免“紧张的氛围或争论”以及担心冒犯他人。

我们对其他实质性的对话也有类似的防备心,例如关于政治的话题。 “美国人平均只有四个亲密的社会关系,”尼古拉斯·A·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和詹姆斯·H·法勒(James H. Fowler)在他们2011年的著作《连结》中如此写道。 “可悲的是,有12%的美国人说,他们没有可以一同讨论重要议题或共度自由时光的对象。在另一个极端里,有5%的美国人回报自己的生命里有至少八个能与自己这样互动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想我属于极端的那一边。)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拒绝,这种沉默是有道理的,但这不是友情应该有的样子,特别是基督徒的友情。基督徒的友情应该更加持久(传4:9-12),经得起意见分歧的压力,甚至是争论及冒犯(彼前4:8-10)。

我最近重温了鲁益师(C. S. Lewis)在《四种爱》里对友情的反思。他承认,友情确实是自愿的,不受其他亲密关系天然有的义务约束。鲁益师写道:“我没有义务成为任何人的朋友,这世上也没有人有义务成为我的朋友。就像哲学、艺术、及宇宙本身(上帝没有创造宇宙的需求),友情是不必要的。它没有生存价值;然而,它是赋予生存得以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但后来我转向他所写的另一种类型的爱,鲁益师称之为“亲爱”(affection)。他说,这种爱与熟悉有关。亲爱(affection)并非由人们特别“选择”,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种爱“可以进入其他的爱中,并使它们全面着色,成为其他爱日复一日运作的媒介。如果没有亲爱,其他爱或许无法持续得很好,”他写道。 “结交朋友并不等于对他充满浓烈的情感。但当你的朋友逐渐成为老朋友时,他身上所有那些原本与友情无关的东西,都会因为相识已久而变得熟悉和亲切。”

我逐渐开始觉得,“亲爱”(affection)正是我们在许多关系里缺少的东西。因为它的缺失,这些关系维持得不是很好,在政治两极化、神学分歧或其他意识形态差异的压力下变得难以忍受。或许我们在这个变幻、暴躁、相互隔绝的时代缺少亲爱之情,正是因为我们不愿紧紧抓住它,直到我们之间的亲爱之情慢慢积累。总是有另一个人、地方或职位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

正是这样的认知,让我如今在离开之际,十分感激我们在明尼苏达州所建立的友情。我认为它建立得足够牢固,当我们谈及我们的“老朋友”时,我们指的不是“曾经的”,而是“熟悉的”朋友。

翻译:吴京宁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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