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校任教的经历当中,常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要‘相信科学’。”就连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那样,以为自然科学能够带来”确定的知识”(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学是人类用理性范畴解释经验归纳的活动。自然科学在神学、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持有一套科学方法无从证成,亦无可证伪的信念,因而它自身并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据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为信念的对象,更无权号召人们来相信它。
因果与“偶像”
譬如,自然科学用理论模型来诠释、描述自然现实时,预设一切的现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没有任何现象能够无中生有。当年物理学家无法解释“双缝隙实验”(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观测到的现象,这导致一些科学家怀疑,是否并非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规律发生的,但这并未令科学界放弃用科学理论解释一切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当霍金(Stephen Hawking)阐释大爆炸理论时,他非常坚持,严格说来,宇宙并非从绝对的虚无生成的,而是有某种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点(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够无中生有,那么自然现象也能够无中生有,这样一来,科学理论就等同于无的放矢了,因为一切的理论模型,都假设了理性可解释的因果规律。
“因果”并非感官经验的对象。我们并非用感官经验观察到因果,因此相信这世间的一切皆有因果。当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们在数不清的经验事件当中,观察到许多现象之间的常规对应性(譬如每次从某高处抛掷同样的物件,该物体都会以同样的加速度成为自由落体),进而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认为常规对应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实是,我们在近乎无数的经验事件当中,发现许多我们无从解释的现象。我的身体出现症状,医生却无法解释病因;我的电脑故障,专业维修员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么,连霍金也无从解释,他甚至无法论证说宇宙大爆炸并非无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们心灵当中,与生俱来就拥有“因果”的范畴,被我们用以解释一切的经验,就算解释失败,我们依旧相信,一切现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学还必须接受普遍哲学意义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家相信,一切的流变(flux)与生成(becoming),都必须以某种意义上的“不变者”为终极依据,否则自然现象就能够毫无来由地发生。譬如,霍金虽自称无神论者,但其实他在严格意义上是泛神论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创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则。
这些形而上学、神学的信念,都不是科学证据能够证明或证伪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科学理论可被证伪。但自然科学本身却必须依赖不可证伪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创造了时间,用时间从无创造了万有,并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这也是自然科学无从证明或证伪的。
这么说来,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学的数据、资料、理论模型,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来说,有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倘若自然科学以致任何的知识体系,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观预设之上,并无真实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么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谓知识体系,都只不过是不具客观性(objectivity)的“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间只能鸡同鸭讲?
事实上,自然科学的产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观为前提。科学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学“创造-堕落-救赎”世界观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学的归纳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亚当受造时,上帝命他管理园子,并研究各从其类受造的万物,格物而致知,以为万物命名。亚当堕落后,不再以上帝在经验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启示为依据,选择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夺真理,于是产生了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场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与“剧场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为凸显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场”是指透过语言符号所进行的意义交换。培根说,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语言当中有许多的符号,并非与生俱来的先天观念,也不是我们从感官经验获得的概念,而是人类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自己“脑补”出来的。当我们用看不见、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内的脑补概念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就是在重复亚当吃禁果的罪。
“剧场”则是指哲学体系或认知体系。培根说,这些体系就像剧场中的剧本一样,是人写出来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也一样,都是人想出来的,用以解释我们透过经验所观察到的数据及资料。科学理论并非自然现实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对自然现实的解释。我们可以透过归纳法,让我们的理论愈来愈贴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们相信科学理论自身就是真理,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坚持,自然科学研究乃是蒙救赎的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所从事的活动。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以后,我们会想要排除我们心智上的偶像,透过圣经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显的荣耀。无独有偶,科学革命先驱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说,自然科学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着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动。
世界观与自然科学
基督教世界观是自然科学方法与精神的基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应该只读圣经,却忘记“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圣经的亮光中看世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19:1)。造物主在所造万物当中,留下了诸般荣耀的证据。没有人能够不带任何神学预设、中立地审视这些证据:自然科学方法自身就预设了圣经世界观。
然而“中立”与“客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法庭宣判控方胜诉或败诉时,庭方就不再如诉讼之初,在控辩双方之间暂时保持中立,然而当庭方开始贴近控方抑或辩方的立场时,庭方理当是朝着客观判决的方向前进。
当然,人类在审判万有的主面前,万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说的是,虽然科学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们应当力求客观。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在于排除主观理性的偶像,以致我们的理论模型能够愈来愈贴近自然现实的真理本身,尽管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始终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类比于上帝的绝对客观角度。我们不可能用科学证据来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创造之工,因为上帝与祂的行动不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然而,倘若科学家不接受圣经世界观,那么不但科学理论便再也无法客观地诠释一切的科学数据与资料,而且科学方法自身也会失去其形而上学的基础。
倘若科学成为“信”的对象,它就不是科学,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学必须以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为信心的对象,并始终以自身为理性批判的对象,科学才能够被称为科学,为人类带来客观的知识。
曾劭恺 (Shao Kai Tseng)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
本文是基甸、小灶著《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缘》一书的序言,©2022。经普世佳音机构许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