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爱尔兰女宣教士梅米·约翰斯顿（Mamie Johnston，中文名“韩悦恩”）受爱尔兰长老会差派，由妇女传教会（Women's Missionary Association）赞助，前往中国东北法库县，时年26岁。她在中国生活了28年，经历了土匪侵扰、日本侵华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建立。1949年被转派至昆明，1951年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1981年，她以残疾之躯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往事如昨：中国记忆1923年-1951年》（I Remember it Well: Memories of China 1923-1951），记录了当年的宣教经历、东北的乡村生活、中国文化中诸多温暖与残酷的细节、她与日本人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以及被迫离开中国的惨淡记忆。
不变的约定
梅米8岁的时候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当时，爱尔兰长老会的女医疗宣教士伊莎贝尔·米切尔（Isabel “Ida” Deane Mitchell）医生正预备启程前往中国东北，她邀请小梅米长大以后走出家门，走出英国，到中国去帮助她。梅米始终记着这个约定。
1905年，伊莎贝尔踏上赴东北医学宣教之路，进驻法库，成为当地第一位西医大夫，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优雅的中国名字“齐幽兰”。1917年，她在救治一位白喉患者时被感染去世，时年38岁。
梅米在陆续完成学业后，发现走出英国、追随伊莎贝尔到中国去帮助她的愿望已经破灭。但她还是向教会递交了做海外宣教士的申请，目标地区是印度或中国。最终，爱尔兰长老会派遣她前往中国东北做教育宣教士。
1923年，梅米坐船到达上海港，再转道北京，去语言学校学汉语，之后赴沈阳一家师范学院工作。1924年，她雇骡车前往此行目的地法库。途中，在大车店过夜，老板娘看她没带随身被褥，特意安排她住进主人的卧室。她在那间弥漫着鸦片气息的房子里朦胧睡去，听见老板娘用怜悯的语气说：“这姑娘连个铺盖都没有，真可怜。虽然她是个外国人，也和我们一样，知道辛苦。”然后，就把自己的被子盖在她的身上，像照顾孩子一样把被子掖实。她后来写道：“那一刻，我的心深感温暖。这里就是我的国，我的民。”
当她辗转到达法库，安顿下来之后，发现安排给她的宿舍正是伊莎贝尔医生住过的房子。显然，那位掌管时间的主也记着那个最初的约定。
与土匪打交道
法库地处偏远，常有土匪出没，闯入人家绑架勒索。一天，晚饭前，梅米和室友听见墙头有声音，便赶紧召集女子学校的老师，有人敲钟，有人弹琴，有人吹笛，梅米则和室友一人拿一根长棍，冲出房门，朝黑暗处挥舞棍棒，大声吹哨，扮演凶恶的“洋鬼子”。幸运的是，那伙土匪一时被吓住了，迅速退走，学校算是躲过一劫。
梅米和其他宣教士在来中国之前，都了解一项“潜规则”：因为绑架宣教士非常容易，所以教会绝不会向绑匪付赎金。否则每周都会有新的绑架发生，教会根本付不起。这让梅米在宣教途中随时做好被绑架撕票的心理准备。
30年代末，她与中国女助手同赴汉蒙边界探访先前建立的教会。晚上，在一处客栈休息时，闯进来一伙到此歇脚的土匪。面对这群粗鲁的东北蛮汉，两位女基督徒以谦逊大方的态度和对圣经的通俗讲解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与信任。这群土匪的头目名叫“大家好”，他甚至传令让梅米所经之地的匪帮暗中保护她们顺利到达终点。土匪中唯一有文化的师爷还教梅米和助手学了一套行走江湖必不可缺的“春典”（黑话）。
后来，梅米从报纸上知道“大家好”在与日本人的战役中战死，她为自己失去了一位中国朋友深深地悲痛。
与日本人周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政府。日本军人把宣教士当作竞争对手，他们要基督徒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天皇，如果拒绝，中国信徒和宣教士就会受到迫害，甚至送命。宣教士宣讲福音的布道词必须先提交给警察，来往信件都会受到审查，外出需获得通行证，并详细说明行程目的。
1937-1944年正值爱尔兰长老会总会财政困难，无力承担过多海外宣教开支。有35位宣教士陆续离开东北，没有新人被派遣补充进来。法库的宣教工作和教育事工全部落在梅米身上。她在编写教材的同时，还要随时应对日军突袭式检查。凡是封面写有“中国”二字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都会被销毁。她和同事偷偷把书打包藏到教会一处靠窗座位下面的活动空间里。当天，她在这里接待两位搜查的日本官员，他们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听她报告学校图书馆清理后的书单。
她也曾被密切监视，课堂上总有警察出现。在火车上，一个人伪装成同行者，接连几个小时问她各种问题。车一到站，马上把她带到车站派出所审问。幸好她一直保持警觉，没有留下任何破绽和口实。后来，一位中国朋友看到警察局在她的名字边标记着“完全无害”的字样。
梅米有着雅亿的智慧和果敢。一次，一位中国牧师因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被关在铁岭的军事监狱。她很想帮助他，但无法拿到开给外国人的通行证，便乔装成中国妇女，戴一顶皮帽盖住金色的头发，穿一件当地老年妇女的破烂外套，把高鼻梁埋在褐色的厚围巾里，悄悄坐上凌晨从法库开往铁岭的公共汽车，去向一位参与审讯牧师的朝鲜族翻译尚先生传递信息，激励牧师坚持下去。回程时近黄昏，警察会细查入城通行证，梅米便在法库附近下车，穿过冬天的田野，爬过电网下面的沟渠，带着一身泥土，在夜半时分回到住处。这件事，她持续做了多次，直到那位牧师被释放。
从东北到西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米与其他遭日本人驱逐的宣教士被迫离开东北，先去加拿大，半年后回到爱尔兰，然后赴印度，从那里重返中国。
1945年，东北已经由红色政权掌管，她随即被派往云南，为当地教会建立主日学，负责幼儿园和教师培训。1949年底，昆明被红色政府接管，教会开始宣扬接受来自国外的帮助都是叛国的论调，并认为宣教士极可能是间谍。梅米注意到，作为服事的环节之一，牧师必须呼喊反对外国人的口号，不然就可能带来会众的分裂；但她是教会里唯一的外国人，牧师喊完口号，会特意用赞美诗来安慰她——“耶稣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在基督里，我们不分东与西！”她意识到自己成了教会的一个负担，但她已经不能说走就走了。去留不再取决于她的意愿，而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几经周折终于被允许离开时，梅米由各类军人看管着，从军用飞机到轮船到临时监狱再到宾馆，从重庆到武汉到汉口到广州到香港，她从衣冠整洁到衣冠褴褛，从能自由用餐到被限制进食，从与人共处一室到与鼠共处一室，直至被迫目睹军人枪毙一车囚犯。在中国的最后行程，她可谓经历了人间炼狱。
当警卫故意在夜半冲进监牢用火把晃她的脸，高喊：“你们现在落在共产党手里了！”梅米突然意识到一股奇异的喜悦力量充满全身，她没有了恐惧，反而代之以深深的平安和笃定——“我们在上帝的手中”，这种认为自己配得上“为耶稣受苦”的意念，让她由衷地产生爱和怜悯，让她愿意喜乐且忍耐地与周围人相处，并生出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坦然和自由。
她回到故乡，写下在中国的见闻。在一次访谈中，她满怀深情地说：“中国，那是我们的献身之地。”
苏拉密，基督徒作家、编辑，曾在东北某大学文学院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