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现在是周四晚上，你吃完晚餐后坐在沙发上。 在你准备按下电视开关前，暂停下来，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花一段时间回想今天工作时发生些什么事。
你有什么感觉？ 焦虑，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满足，充满成就感？ 因着与同事的互动而疲惫及挫败？ 或者你的大脑只剩一片空白，完全不想想起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事？
也许某些人对工作的雄心壮志仍蠢蠢欲动，于是决定打开电脑继续工作，直到睡觉时间，而不是选择看网飞（Netflix）追剧。 如果你的情况恰巧符合这个描述，你可能就是安德鲁·林恩（Andrew Lynn）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创造力阶层的福音派”（creative class evangelical）。
林恩是维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是《拯救新教伦理： 创造力阶层福音派与工作危机》一书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一些人所谓的“职场信仰运动”（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历史和现况。 他形容这场运动为“一场组织严密、资源充足的运动”，旨在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中重新建立“创造力阶层福音派”在社会上的位置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林恩认为，现代的“职场信仰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满足一小部分基督徒的需求，也就是为了满足及帮助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化中寻找工作的 意义和位置。 从1980 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拥有大学学位，并且整体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关于“缩小周日及周ㄧ之间的差距”的讨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福音派专业人士拒绝接受“工作只是赚钱的必须工具”这一观点，他们希望从神学及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在职场上经历的成就。
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 这一切可以溯源到南北战争后出现的基督教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自1909 年《司可福注释圣经》出版后，人们开始疯狂地关注末世论和拯救灵魂的工作。 将资源投入至拯救灵魂的事工变成最重要的事，而在世上的工作变成仅仅是提供事工资源的一种方式。 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些资源需要被“兑换”成“天堂的财富”。
后来，像葛理翰（Billy Graham）这样的福音派领袖抛弃早期基要主义的许多元素。 但其余的圣经学院、营会、媒体机构和类似的教会事工网络仍专注于属灵而非属世的工作。 在华里克（Rick Warren）2002 年出版的《标竿人生》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心态思维。 他在书中写道：“你的事工使命结出的果子将永远地持续下去，但你的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不会。”
然而，一路走来，有几位著名的基督教企业领袖开始思考，对上帝而言，他们在职场上的工作本身是否有其重要性，上帝并非仅仅只看重他们从当中赚到的钱。 正如发明家兼工程师R.G.勒图尔诺（R. G. LeTourneau）在1941 年的一次基督徒平信徒布道会上所说：“我们要向平信徒推销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他们一周七天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工作 ，否则就不要自称为基督徒。”在随后的几十年，许多组织，如整全福音福音国际商人团契（1952 年）、平信徒小屋（1961年）和国际公司基督团契（1977年）纷纷出现。1980至1990 年代又有数十个组织成立。
从19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许多书籍、特会和资源大量涌现，推动一波基督教浪潮，声称工作本身——不仅仅是拯救灵魂的工作——在上帝面前也很重要。 这场运动产生四种理解基督教信仰能如何影响我们工作的框架。
正如林恩所述，每一种框架都具体地体现在不同的特定群体中。 首先是传道者（evangelists），对他们来说，职场信仰意味着在工作场所传福音。 其次是成就者（achievers），著名企业家J. C.彭尼（J. C. Penney）和贵格燕麦（Quaker Oats）的创始人等商界知名人士推广了将属灵价值体现在企业精神里的理念。 “管家精神/上帝主权” 的框架则重新定义基督徒的职场，视其为能有神圣影响力的地方。
第三种框架（管家精神，又称“整合者”）正是现今福音派最常见的框架，他们将信仰及职场整合在一起。 此种框架的理论家如榭尔丝（Dorothy Sayers）和较少为人知的教授大卫·莫伯格（David Moberg）等人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这意味着 我们是按照这个作工的造物主的形象被造。 工作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上帝是工作的上帝，并且祂呼召我们也这样做。
林恩指出还有最后一群人，第四种框架下的行动者（ activists）。 这些人呼吁基督徒透过工作追求人类共同利益。 他们的人数比整合者还少，部分原因是一些福音派人士对于“视工作为倡议（打击不公义）或进行社会变革的呼召”持怀疑的态度。
但整合者基督徒主要得益于人口结构的大趋势。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获得大学学位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他们开始接受并肯定他们的工作是“服事上帝和邻舍”的方式之ㄧ。
然而，当我们谈论工作/职场时，我们心里想着的是哪种人的工作呢？
林恩指出，在职场与工作的对话中，有两个群体经常被人忽视——女性和蓝领工人。 总体而言，人们认可商业领袖在神圣及世俗的鸿沟间建造桥梁，在美国，支持将职场及信仰整合在一起的往往是男性、白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呼召”和“天职”等词汇开始只与企业家、律师和其他从事“有创造力”的工作，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有关联。
林恩也指责“职场信仰运动”太容易受到政治右派的影响。 他认为，阿克顿研究所（Acton Institute）、克恩基金会（Kern Foundation）组织帮助洗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得福音派远离那些能帮助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福利）的工作，甚至降低 了敬重所有人皆有着上帝形象的工作伦理标准（如超时工作、苛待劳工）。
但是，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使福音派基督徒从“文化分离主义”和封闭的姿态转向好管家的精神。 在同时是神学家及政治家的亚伯拉罕·凯伯（Abraham Kuyper）的“公共参与神学”的推动下，如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及其他职场信仰运动事工领袖们也参与推动 这样的转变。 迈克尔·林赛（D. Michael Lindsay）在 2007 年出版的《权力大厅中的信仰》一书中描述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参与在媒体、商业、政府、娱乐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中。
林恩承认，在这个人们普遍越来越不信任大机构/企业财团的时代，开启“职场信仰”的对话越来越艰难。 他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中，“邀请内心敬虔的人热诚参与在世俗机构并不是容易的事”。 对那些身处机构低层的职员、那些几乎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机构的基督徒而言，这个议题尤其尖锐。
除了在世俗公司/机构工作的基督徒可能萌生抵触或漠不关心的心态外，也许还有个更大的风险——来自文化妥协主义的诱惑。 林恩想知道，职场信仰运动是否会成为挖掘自己坟墓的“掘墓者”，因为这股运动“将福音派基督徒从以福音派独特性为中心的次文化体系中移植出来，使其完全融入至主流社会机构中”。毕竟我们已有历史案例的警示：20世纪后半叶，主流教会里充斥着受过教育的菁英，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享有领导地位，但这并没有刺激这些教会的兴旺。 如果“职场信仰运动”将基督徒推上机构的领导位置，我们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世界改变，而不是为基督改变世界，就太让人羞愧了。
尽管有这些警讯，我自己仍对职场信仰运动充满信心。 基督徒总是会在职场上，也会继续自问自己的信仰对工作而言有什么意义。 然而，身为一个曾深入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知识阶层的福音派基督徒应致力于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在整个社会，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 他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劳工组织的关切。 福音派可以致力于重新挖掘天主教曾在社会关怀上的教导，或至少回想起卫斯理派、自由卫理公会和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团体曾在支持工人权利上努力的日子。
其次，在继续肯定上帝在乎我们的工作/职场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工们焦虑、压力和感到重担的程度。 职场信仰运动过去一直以“有权力和文化影响力”为导向，但我相信，这一运动的未来将根基于灵命的塑造。 我们工作的重点从不在于成功、有影响力，甚至是有福音上的影响力——我们的工作更关乎我们“身为基督的跟随者，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事实上，像约翰 ·科顿（John Cotton）这样帮助塑造新教工作伦理的清教徒曾警告我们，视自己的劳动为我们“最主要的善”只会导致自私的物质主义。 林恩（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健康的灵命不仅是我们工作/职场的基础，更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基础，这一点是正确无误的。
最后，“职场信仰运动”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更深入地扎根于每间地方教会所处的社区。 林恩指出，欧美以外其他国家文化的教会常常更善于建立社区之间的连结，以及以“教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ㄧ同抵制资本主义和职业导向主义的过度拉扯。 这ㄧ点很有帮助，事实上，新教伦理的一个历史特征就是教会为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极端的工作要求或经济动荡的工人提供庇护和声援。 林恩说，在教会最好的时刻下，教会吸引人们“走向不以地位、财富或成就为决定性因素的社会关系模式”。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份定位在地方教会里，而不是我们的职业成就与头衔上，我们的教会会是什么模样呢？
简而言之，建立一个能让更多基督徒参与其中的信仰与职场运动，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基督徒的灵命塑造、社会公义、以及地方教会。 也许这样一来，有更多人能在漫长的一天工作后好好休息，呼吸着持续性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整天是与上帝同工。
杰夫·哈南是丹佛信仰与工作机构（Denver Institute for Faith & Work）的创始人。 他是《由内而外的工作： 改变外部世界的内在工作简要指南》一书的作者。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