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香港办学的历史悠久，香港人在求学时期或多或少也经历过天主教或基督教教育。根据资料，现时香港的中小学及幼稚园大约有五成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学校。不过，香港的教育界正经历许多巨大的改变。在2023年，香港已有五间小学因收生不足的问题而不获政府资助开办小学一年级，当中有四间具有教会背景；之后更连续有几所学校宣布停办或合并。还有近年课程的更改、国民教育的落实、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创新高等因素的影响……究竟香港教会办学的历史任务又走到了什么样的境况？我们知道教会办学跟宣教使命和社会处境是密不可分，就让我们回顾一下香港教会的办学历史，或许能够从中得着启迪，从而面对今日的挑战。
1841年1月26日，英军在当时只有大约四千居民的香港举行升旗礼，标志着为期一百五十多年英国殖民地历史的开始。在开埠初期，大量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香港，不少视香港为拓展中国事工的基地，而他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栽培华人宣教士进入内地宣教。问题是愿意接受训练的人数偏少，而他们也不具备基本教育水平，因此传教士要从初级教育办起；可是最终成为宣教士的华人也是寥寥可数。办学的另一个目的是接触华人群体，当时大部份的差会也曾办过小规模的学校。不过由于当时的香港本身居民少、流动人口高，来港者大都暂居后再转往内地或其他地方，所以建立华人教会十分困难。天主教会则在开埠不久便在港设立传教区，其办学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和牧养欧洲借信徒及子弟。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教会办学没有什么坏处，它亦乐见其成。
随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等事件造成动荡，从内地来香港定居的人数开始增多，建立华人教会变得可行；同时香港作为贸易港口，殖民地政府看见有需要培育更多懂英语的华人来帮助地方发展，故开始推行教育改革和正式资助机构进行教育。不过，当时政府希望推行脱离宗教的世俗化教育，教会曾因此拒绝参与资助计划；及后的折衷方案容许学校教授宗教内容，教会才纷纷开始接受资助，开办大量学校提供基本教育。十九世纪末，教会学校数目已差不多有一百间。
到了二十世纪初，满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办西式教育成为了趋势。教会此时把重心放在建立英文中学，一来让基督教子弟完成初级教育后可继续升学，二来对教会长线发展亦有益处；不少今天香港人熟悉的传统学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开办，如圣士提反书院和英华女学校等。当时政府亦对这些学校给予大幅补助。在这个时期，教会也以自身资源开展了其他非政府补助的教育事工，包括识字班、平民夜校、工读学校（即职业训练学校）以及供残障人士就读的学校。这大概是二战前教会办学的境况。
二战后，国共内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大量内地难民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45年重光后的六十多万急升至1950年后的二百多万。同时，由于中共建国后的政策不再容许传教士继续活动，所以在内地发展的差会和教会也全师撤至香港，让香港的信徒、机构及神学院数目大增，而学者一般认为这是香港基督教历史的分水岭。
人口剧增带来不少社会需要；在教育方面，当时数以万计的适龄学童等待入学，故此殖民地政府鼓励办学团体开办更多学校来应付需求。教会亦顺势响应，于五十至七十年代间兴办了多间中小学，并推动中文专上学院的建设。此外，教会也帮助民众解决食物和住屋等基本问题，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在这段期间，基督教和天主教在香港教育及社会福利发展方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香港此时经济亦开始急速发展，在二十多年间演变成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都市。
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特区政府进行多次的教育改革，如教学语言政策和教师能力评核等，引来社会广泛争议；而多年来教会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亦出现了变化。特区政府以《2004年教育（修订）条例》（俗称《校本条例》）要求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除了大大增加学校和教会要承受的法律风险外，教会亦忧虑此举变相削弱了办学团体的自主权，有可能无法按信仰价值办学。天主教香港教区更因此与政府有长达六年的诉讼，但最终败诉。
已故的袁天佑牧师当年曾写道：“教会有她的办学理念。假若教会未能按她的理念办学，那么教会为何要成为政府的承办商？当然教会也当反思，在过去的时间，教会有没有好好的实践她的办学理念。教会不办理学校，对教会而言，并没有损失。社会上不乏热心教育的人士，政府也会继续承担教育，儿童及青少年决不会因此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问题只是从此以后，教育失去其多元化，也可能失去那份重视生命和公义的教育意念。”
随着2010年后的几次大型社会运动和国安法的实施，香港教育界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变。政府把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问题归咎于学校和课程，故此把中学的通识教育科改头换面，而小学的常识科也将被中华文化作主轴的人文科目取代。有教师因被指宣扬“港独”而被除牌，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亦于2021年因政治环境而自行解散。加上移民潮让师生人数减少，办学团体要思考如何营运下去已经不容易，疫情后还要面对追赶成绩的压力，无疑令学校百上加斤；信徒群体应如何应对？
从历史可见，教会办学的目的和策略不断因处境而改变，过往亦因种种因素发展出跟政府合作的模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不过，香港的社会环境屡屡因中国及世界政局急剧变迁，教会跟政府的关系也今非昔比，我们必须认清这些事实。教会发展办学至今日的规模，早已接受政府补助制度的限制，也习惯依循地继续昔日事工；问题是信徒群体在现时的环境下，怎样继续持守基督教办学的理念？信仰价值如何于教育事工中彰显？
据笔者的观察，不少信徒和堂会仍倾向安稳，未有积极回应今日的挑战；只是就今天的处境来说，拥抱所谓的稳定其实只是被动地迎接改变而已。基督徒家长、教师和教会领导层对爱国主义和信仰的关系有没有充分的思考及了解？办学团体有否想清楚今天教育制度的利弊、自己的底线、变阵的策略，甚至停办的可能？或许最值得问的是，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又究竟是靠什么得安稳？
不要忘记，办学是宣教使命的一环；教会不是为了营运学校或延续昔日的光环而营运，而是为了实践上帝的使命。唯有以上主为时代中的稳妥，我们才能够得着更新，真正勇敢面对当下处境，同时也不被环境或自己目光所限。如此，稳定不再是唯一选项；我们会愿意大胆尝试、愿意在适当时候放手、愿意作出改变、愿意接受失败、愿意拥抱困难，就如往日来港的宣教士一样。无论所遭遇的是什么，跟随基督的人总能得着力量去作应作的事，为身边的人带来盼望和释放。正当主流论述逐渐淡化教会曾为香港教育作出的贡献之际，还望这段历史回顾让大家看见当日信徒群体的忠心和上主的恩典；面对今天的突变和试炼，这一代的信徒更需抓紧上主，行我们当行的路。
有关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办学历史部份，本文参考了刘绍麟的《解码香港基督教与社会脉络：香港教会与社会宏观互动》。
Karen Wong，居于香港、喜欢写作；一名在亲职上挣扎、在神学中思考、在福音里不断盼望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