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个非常喜欢看“时间管理”相关书籍的人。当2020年3月整个世界停摆后，每天起床，脱下睡衣，迎接我的是空白的日程表的挑战。我相信每一篇告诉我“现在正是清理衣橱、打扫储藏室、整理照片的最佳时机”的文章。
在新冠疫情初期，我非常喜欢我刚整理好的车库；我很高兴自己成功的处理掉平时逃避不做的成堆文件。不必多说，生产效率（productivity）是现代人存在感的主要寄托。能把事情做完的日子就是个好日子。
但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里，我不会去找一本更好用的日程计划本。我也不会去寻找最好、最新能帮助我提升效率的手机app。在崭新的一月份里，我将第一次不再抱有幻想，认为某种新的科技或更好的产品能帮助我驯服时间这头野兽。
时间管理是种错觉。尽管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那句名言所说，时间可能是金钱，但我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增加我们的本金。我们当然可以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分钟时间的收益，但正如疫情不断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明天。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应妥善管理我们的注意力。
尽管我在疫情初期重新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但我始终无法让我焦虑的心安静下来。我有大把的时间、非常有生产效率的时间，却依然对时间感到焦虑。
身为一名基督徒，我知道时间对上帝很重要，但我开始觉得时间对上帝的重要性并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疯狂。确实，人类是到了近代才把时间视为可测量、具有工具性，是可以使用或被浪费、被节省或花掉的东西。然而，即使在中世纪修道院发明钟表以前，人类也早已是会为时间焦虑的生物。
大卫·鲁尼（David Rooney）在《关于时间》一书中说，在罗马于公元前263年安装第一个日晷的几年后，一个舞台剧的角色感叹道：“诸神诅咒那个最先发现时间的人——是的，最先在这里安装日晷的人，他为我这样可怜的人把一天打成了碎片！”
时间管理无法解决人生命有限的危机——也就是那种感到日子和岁月极为短暂的可怕感受。可以肯定的是，我从读过的许多时间管理书籍中掌握了一些有用的技巧：提前计划、将大项目分解成小任务、无情地剔除非必要的工作。但正如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反效率》（Counterproductive）一书所论述的，鉴于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时间管理的新观点寥寥无几，我本只需读一本好的时间管理书籍就够了。
这样看来，比时间管理更重要的是注意力管理。因为我们无法增加时间。时间对我们而言是一份礼物。然而，我们能做的是培养这样一种能力：透过集中的注意力，或者说是未被稀释、非碎片化的精神/意念，栖息在这些时间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发现注意力为她的灵命生活增添不少益处。当时的她正开始每天用希腊文复诵主祷文，每当她的注意力游离时，她就重新开始。 “就在像这样的一次背诵中⋯⋯基督亲自临在，占据了我。”
不少人发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也就是说，今天最有价值的是我们在网路上逗留的分分秒秒——这些是可以被出售给他人赚钱的时间。例如，当脸书于2012年上市时，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营收计划，但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全世界的时间。
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Crawford）在《头脑之外的世界》一书中指出，现代生活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注意力并不总是由我们来掌握。当我们坐在机场、在超市排队或浏览每天的头条新闻时，总有人拿着扩音器大喊大叫，恳求我们购买、订阅、相信他们的产品。注意力是一种需要被争夺的资源，就像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除非我们筑起围墙、派驻哨兵、加固防御，否则它会被攻破。
现代人生活的环境让我们很难维持注意力，尤其是手机通知声嗡嗡作响的时候。但是，正如人类对时间的焦虑感自古以来就存在，“争夺注意力”的战场也有其古老的历史。如使徒保罗告诫腓立比人要培养注意力：“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4:8）。
保罗的意思是：你的注意力是宝贵的，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它。当保罗嘱咐哥林多人要 “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林后10:5）时，我不认为保罗仅仅视注意力为一种理性能力。我认为他指的是更广泛的道德上的注意力操练，即热爱美善之事并使自己习惯于美善之事：“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腓4:9）。
克劳福德认为，注意力与顺服有关，这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基督教理解。他知道“顺服”这个词很刺耳，因为现代人往往视“自主/自治力”为最高价值。而注意力要求一种“对某些有其固有方式的事物的顺服，”他写道，“无论这件事是演奏乐器、整理花园，还是盖一座桥”。对克劳福德来说，注意力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它不是自我凝视，而是对他者的一种奉献形式。注意力不仅要求我们抬头（从手机上抬起头），也要求我们向外在世界看去，超越我们自身。
如今，我对那些将焦点放在培养专注力的事越来越感兴趣，例如贾斯汀·厄利（Justin Earley）写的《共同准则》，我们教会的小组正一起读这本书。厄利的书与时间管理无关，而是提出建立有规律的时间节奏，透过每日固定的习惯——如跪地祷告、定时“禁欲（不使用数位电子产品）”、持守安息日或禁食——呼召我们顺服于造物主，因为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属于祂。
这种基于习惯和生活准则组成的生活框架是一种修道式的生活方式，是培养注意力的人生计划。然而，这不仅仅是一项个人行动，也是一项集体的操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教会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会众培养注意力？就我自己的教会而言，我很希望我们主日礼拜的运作能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尤其是参加礼拜的人，可以把手机留在家里，或至少让手机静音，尽量降低它的存在感。我希望看到我们身为教会，一起努力在整整一周里都更认真地思考我们使用电子设备的习惯和方式——因为注意力似乎是一种“类比能力（不倚靠科技产品的能力）”。
（编注：Analog skill，类比能力，是指不依赖于数位或电子科技、也不经由其媒介的技能或能力。它包含进行涉及物理、有形或非数位元素的活动或任务的能力。在与注意力相关的背景下，“类比能力”指的是在现实世界的体验或线下活动中专注、集中注意力并沉浸其中的能力，不受数位装置的干扰或依赖。）
我认为，劳伦斯弟兄（Brother Lawrence）在修道院厨房洗碗时学会实践的正是注意力。他并不关心时间和时间的流逝，而是认为所有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只要我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
“对我来说，做日常事务的时间无异于祷告的时间；在我的厨房里，在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中，在同时有不同的人要求我做不同的事时，我能像跪在圣礼时那样，平静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那些销售与时间管理相关工具的市场利用的正是我们对于存在的恐惧：生命极其短暂，我们何等有限。时间管理的技巧也许能帮助我们处理现代生活和工作里的一些复杂问题，但它无法教会我们如何像劳伦斯弟兄所说的那样，“出于对上帝的爱做所有事”。因此，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注意力。
珍·波洛克·米歇尔（Jen Pollock Michel）是多伦多的一名作家、播客主持人和演讲家。她已出版四本书，目前正在撰写第五本书：《在主里的时刻：再思效率、抵制匆忙、操练安宁的8个习惯》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