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西藏的门仍然紧紧向基督教宣教士关闭。
散居青藏高原上的藏民笃信藏传佛教，每四个成年男性藏民就有一个是喇嘛。同时，他们中间传染病流行，梅毒、痲疯、天花、鼠疫与白喉等常为患，由于缺乏医疗服务，唯一的防治方法就是把病人隔离，甚至将他们终生摒弃于社群之外。
好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希望向藏民传福音，却无法踏足西藏，只能在邻近省份接触藏民。早在1918年，宣教士胡立礼（Harry French Ridley）与连福川（Frank D. Learner）就开始在青海传福音。到1940年代末，据估计青海东部约有200个信徒，但其中没有一个藏民。
1940年代，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甘肃和青海的藏民中从事医疗宣教。他就是英国宣教士贾立克（Rupert Clarke）。
贾立克少年时代，常常住在祖母家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中，一家人每日数次在一起祷告主日更少不了一起上教会。然而，年轻的贾立克虽然满脑子圣经知识，行事为人也循规蹈矩，内心却缺乏得救的确据。
这种情况直至他念大学时，参加基督徒团契，认识了学兄皮存德 （Robert A. Pearce）与林贝德（James Cecil Pedley ），才有改变。皮、林二人感觉到贾立克只有基督徒的外貌，却未尝救恩之乐，就常常为他祷告。贾立克读到学兄们借给他的一本书，终于明白，得救的确据是基于神的应许，而不是靠人的努力，他所要作的就是信靠耶稣。他跪在床边，以启示录3章20节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后来贾立克进入医学院学习，三年级暑假期间，他染上腮腺炎，卧病祖母家。这段时间他读到《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一书，书中详述宣教士盖落洼（A. E. Glover）一家如何在义和团事件中，由山西被押解往上海的惊险跋涉。贾立克深受感动，也开始关心中国的宣教需要。
兰州医院
皮存德和林贝德先后在1931年和1935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在甘肃省兰州医院和附属的痲疯病院事奉。痲疯病院里有不少藏民归信耶稣。他们一直写信鼓励贾立克，使得贾立克对藏民的负担日益加深，最后，贾立克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藏区医疗宣教，前往甘肃兰州服事。
1941年，贾立克在兰州医院的工作渐上轨道。同年，他应邀前往邻省宁夏，走五天路程到中卫参与医疗福音队的工作。贾立克抵达中卫后却病倒了，患上严重的肝炎，全身发黄。内地会总部立刻调派护士巴葆真 （ Jeannette Barbour）到中卫照顾贾立克。
巴葆真在罗德西亚（津巴布韦 ）出生，曾在英国爱丁堡接受护理训练，那时刚加入内地会不久。贾立克经巴葆真悉心照料，病情迅速好转，但继续留在中卫养病，一个月后才骑自行车回兰州。当其时， 他已静悄悄地跟巴葆真订了婚，只待巴葆真按内地会规定，事奉满两年，通过语文考核才完婚。1943年一月14日，两人在兰州冰封的黄河边上举行了婚礼。
1944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内地会在兰州市内开设诊所，由贾立克主理。1946年底，贾立克夫妇回英国和南非述职，内地会调派海恒博前往兰州承担医疗工作。
许多藏民到兰州医院和痲疯病院求诊，其中不少要走上数周甚至数月的路程。汉人不大愿意与藏民住在同一个病房，所以医院专门设立了藏民病房。1947 年的记录显示，至少有80名藏人留医，一些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病人，会入住普通病房，其中有些人要住上好几个月。被接纳、得医治的藏民都满怀感恩，可惜没有懂藏语的宣教士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化隆医疗站
多年来，内地会计划在青海省开设一间小型医院，让散居在青海一带的藏民得闻福音。1948年，贾立克向英国家乡的支持者发出呼吁：青海医院的计划因医疗人员短缺而被迫搁置，正努力祷告筹划，求神从东方和西方差派同工来服侍藏民。
1948年初，贾立克述职后回到中国，人手和物资依然缺乏，看来在青海建医院的计划仍无法落实。就在这时，圣光学校的监委会从“中华救援团”获得资助，把一大批美军留下的医疗物资赠送给兰州医院，其中三吨物资给分配到青海化隆。内地会重新调配人力，派一名本土医生和四名护士投入青海省 的医疗工作。贾立克建立化隆医疗站的多年夙愿终于实现。
化隆位于西宁南边，靠近青海和甘肃的交界，海拔一万呎，空气稀薄，一年里只有八月份不下雪，有四个月土地不被冰封，交通运输非常困难。贾立克豁达开朗、随机应变、处变不惊，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到他。有一回，车子的油泵坏了，贾立克从医药包中找出听诊器，扶着放在车顶上的汽油罐子，让汽油通过听诊器的管子流到发动机，车子得以继续前行。
1948年7月5日，化隆诊所正式开幕。在化隆镇上，住有显贵的喇嘛僧侣，也有在百姓中具影响力的穆斯林教长，贾立克和同工在城内派发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福音单张。
1949年，贾立克和正怀着第一胎的葆真迁到化隆定居。贾立克夫妇二人同心，不怕艰辛，只为服侍他们生命的主和祂所关爱的藏民。他们把诊所发展成为医院，取名“圣光医院”，设有二十张病床。同年，门诊人数高达3590人，进行了160个手术。葆真一手抱着初生的亨福（ Humphrey），一手进行护理工作。
医院和贾立克的名声愈传愈广，人们说“这个外国医生对待藏民很亲切，就像他对汉人一样。”藏民和喇嘛骑马、骑牦牛或徒步长途跋涉、成群结队地来求医。 他们走四个礼拜的路来医院就诊，在医院第一次听闻福音，经手术治疗和休养后，又带着新约圣经或福音书单行本，欢欢喜喜地回家。
床位常满，有时病人还未康复，就要出院，因有更多重症涌入。病床不敷，二、三十个病人挤在给亲属住的炕上。但贾立克觉得为藏民诊病很“上算”，因为他们生命力强，又心怀感恩。贾立克特别希望汉族基督徒也来参与。他在1950年的内地会《亿万华民》杂志中写道：
“不少汉人基督徒蒙主呼召，要向藏民传福音，可惜未肯下苦工学语言。在这一带有一些会说西藏语的汉人，若他们蒙主光照，必能为主作工。这里生活艰苦，但他们可以一边当医生糊口（藏民当中还没有医生），一边向藏民传福音。”
更让贾立克兴奋的，是在西藏崇山中的一个部族派人专程到访，邀请贾立克到他们中间开办医院，还承诺提供房子和一切所需。贾立克自然愿意立时上路，可惜时不与我。
撤离中国
1950年十二月，在形恪势禁之下，内地会领袖决定全面撤离中国。1952年一月，内地会620名宣教士之中，仍有33名滞留中国，其中就包括贾立克一家。
1951年六月，贾立克被带到化隆法院，控告他多项罪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西方国家作间谍。贾立克当然矢口否认，结果，妻儿获准离境，而他自己却被收在监里，袋里的圣经被缴去，他却低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牢里有40多个囚犯，只能席地而坐，其中许多是回民。
后来贾立克获释，但被软禁在化隆医院里，与外界隔绝。他坚持每天在院子内步行三英里， 每周一次步行十英里，保持身心灵健壮，以备有一天获释时还有力气走路去西宁。其后，贾立克被转送到西宁，关在内地会设于西宁的宣教站里。
1953年七月20日下午，贾立克与马良箴（Robert Arthur Mathews，另一位在蒙古族当中服事的内地会宣教士 ）乘火车抵达香港，他们是最后两位离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内地会海外事工主任李亚农（Harold Arnold J. Lea）在1951年的《亿万华民》中写下结语：
“撤离的过程比我们预期的长得多,然而……主把同工们都带出来了。虽然历尽险阻，承受重压，同工们都丝毫无损，精神旺盛。经此炼历，我们在信心和忍耐上都成长了。”
1950年，化隆医院被政府关闭，标志着一个向甘肃和青海的藏族人传福音的宣教时代的结束。然而，在同一年，两对已婚的内地会宣教士夫妇（来自加拿大的George and Dorothy Bell以及来自新西兰的Norman and Amy McIntosh）为两名“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西藏妇女施洗，然后有住在印度的藏族人报告了一个喜讯：一些汉族基督徒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跟藏族人分享了福音，“结果有20人归信”。
在今天的中国，向藏族人传福音仍然非常困难。但是有更多的汉族基督徒参与向散居在西藏以外的一些中国省份的藏族人传福音。我们祈祷，当年激励贾立克的灵加倍激励今天的中国汉族基督徒，接过宣教的接力棒，向藏族人分享基督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