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最新著作《不靠谎言而活：基督徒持异见者手册》（Live Not by Lies：A Manual 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中，有很多内容是真实的、有见地的，需要认真考虑的。
往好处说，这本书迫使一个日益破损、两极分化的基督教会为其道德和政治冷漠做出回应。 然而，德雷赫的著作缺少了某些东西——一种自知、一种谨慎的清醒，并意识到，即使是那些站在正确一边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己试图摧毁的东西。
德雷赫是“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专栏作家，可以说是互联网上阅读量最大的保守派博主，他并不缺乏口才或智慧。 他在2017年出版的《本笃选项》（The Benedict Option）一书中展示了自己的洞察力。这是一本广为传阅的宣言，呼吁西方基督徒有意识地再投资，建设属于自己的美德社区，而不是试图通过政治赢得一场文化战争。 《本笃选择》是一本撼动人心之作，它向处于十字路口的教会强力发声，在那些渴望更健康地参与文化互动的基督徒中产生了共鸣。
不幸的是，前面那本著作所有的属灵敏锐在《不靠谎言而活》中常常缺失。 事实上，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根本不是教导性的或与现实相关的，而是以基督教为主题的，就苏联极权主义进行的深入探讨。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雷赫与苏联压迫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对话和相遇。 事实上，德雷赫将他写作本书的愿望，归因于他接到的来自一个捷克家庭的电话。对方非常担心，在美国发生的对宗教自由的攻击，会类似于他们20世纪时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经历。
两本书合而为一
根据他的旅行和谈话，德雷赫得出了一个可怕的诊断：美国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与传统宗教和保守思想为敌的人所施加的“软性极权主义”。 德雷赫写道：“一个进步主义的、坚决反基督教的好战主义正在稳步地控制整个社会。教皇本笃十六世将其描述为一种‘貌似人文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全球专政’，将持不同政见者推向社会的边缘。” 德雷赫接下去以一种双重方式阐述了他的观点：每一章都将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历史见证与当代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特别是在宗教自由、性和言论自由等文化战争问题上。
对这种总结感到反感的读者应该知道，德雷赫并非完全没有证据。 第三章题为“作为宗教的进步主义”，揭示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普通大学校园的主导世界观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 德雷赫对现代进步主义那种惩罚性的、因关联获罪（guilt-by-association）的绝对主义倾向的担忧，绝不是右翼狂热的梦想。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和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等非保守派人士（沙利文自认为保守派人士——译注）也多次提出同样的观点（后者最近被迫辞去《纽约》杂志的专栏作家职务）。 引用已故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对极权主义文化的观察，德雷赫评论到：
思想罪（Thoughtcrime）… 就其本质而言，是把被控有罪和实际有罪混为一谈 … 当代思想罪的范围被不断扩大——同性恋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双性恋恐惧症、肥胖恐惧症、种族主义、能力主义（ableism）等等——让人很难知道一个人何时踏上安全的土地，还是即将踩上地雷。
德雷赫的观点似乎很难争辩，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像J.K.罗琳（J. K. Rowling）这样正宗的自由主义者，仅仅因为相信男人不可能是女人而面临强烈反对；Mozilla高管布伦丹·艾希（Brendan Eich）可能会因为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2008年的观点相同而失去工作；或者，《纽约时报》意见专栏（op-ed section）的编辑，可以仅仅因为发表一篇让某些《纽约时报》进步派工作人员感到反感的文章——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关于部署联邦军队以平息今年（2020年——译者注）夏天国内动荡的 短文 ——而被迫放弃他的职位。 德雷赫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美国的进步主义已经在拥抱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其方式让人想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滥权。对这一点还心存疑问的人，需要正视那些在典型保守阵营之外的人们所表达的日益增长的担忧。
如果这是德雷赫的见解，那么《不靠谎言而活》将是一本准确但不起眼的著作。 但这本书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进步主义者变得不宽容，而是这种不宽容——加上普遍的文化颓废和监控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崛起——正在公开威胁传统基督徒的生命和生计。 德雷赫将硅谷的“定位服务”创新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信用”体系相提并论，并警告说，在正在形成的美国社会新形态中，残暴政权的幸存者会认出敌人的面孔。
德雷赫写到，“极权性共产主义政府为更容易地掌控被其奴役的人民而曾强加给他们的那种粉末化和极端孤独感”，正在被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复制。 对于这一观点，他主要以人们的故事来支持：基里尔·卡莱达（Kirill Kaleda）是一位俄罗斯牧师，其职业生涯和前途因他的反苏信念而永远被压制；尤里·西普科（Yuri Sipko）则是一为俄罗斯浸信会信徒，他记得老师被迫在学校向他灌输思想。
《不靠谎言而活》中真的包括了两本书。 第一本书是就对抗苏联的非凡属灵韧性的历史记录。 第二本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恳求，要求当代美国基督徒在第一本书中看到自己，感受历史与现在之间的连续性，并为将遭受的压力、迫害甚至其他做好准备。
德雷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在报导宗教自由斗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鉴于此，就即将到来的觉醒（woke）极权主义危险，《不靠谎言而活》所提供的证据弱得令人惊讶。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给人一种印象派的感觉，从对苏联历史的见证转向当代文化分析，然后再回到苏联历史，似乎这种做法本身就足以使论点不证自明。 德雷赫承认，19世纪后期欧洲的宗教、社会和政治状况与现在的美国大不相同，但他认为这种差异基本无关紧要。 他对美国基督教的评价很低——“治疗的风气已经征服了教会。 … 相对而言，当代基督徒较少愿意为信仰受苦”——但他几乎没有提到美国对宗教自由的强大（尽管不是不可渗透的）法律保护。 最终，他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路线图表明，一个法律体系受到第一修正案深刻影响的国家，及其在历史上笃信宗教的公民，如何能够陷入觉醒主义的恐怖之中。
这样的路线图是否存在？ 有可能。 但也有其他可能需要考虑，比如另一位基督教公共知识分子罗斯·杜塞特（Ross Douthat）提出的替代方案，他的著作《颓废社会》（The Decadent Society）认为，美国社会更有可能徘徊在懒惰的政治停滞和不可动摇的亚文化飞地中，而不是屈服于任何真正的极权主义。 关键是，预言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拥有最深刻的宗教信念、社会信仰的人仍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所有不断变化的情况。 德雷赫热情地陈述出论点，并非没有任何支持论据，但说到底并没有说服力。
两种谎言
现在我们要讨论《本笃选择》和《不靠谎言而活》之间的相异之处。在属灵上，后者似乎远不如前作那样对准那些诱惑保守派基督徒的特定诱惑。 虽然《本笃选择》描述了对权力的追求如何使信徒失败，但《不靠谎言而活》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在不再追求权力之前应该先巩固权力。 《本笃选择》找到了教会内部最紧迫的绊脚石，而《不靠谎言而活》毫无疑问地在说，精英的觉醒主义左派应该为此负责。 《本笃选择》挑战我要站在正确的一边。 《不靠谎言而活》则让我让我安心——我已经站对队了。
这些都是来自一个与德雷赫的神学承诺有深刻共鸣的人的批评。 关于主流文化鄙视传统基督徒，他是绝对正确的。 我们的公共空间（public square）长期以来正在慢慢挪向虚无的相对主义，现在很容易受到集体主义团结一致的诱惑，关于这一点，他无可争辩地也是正确的，。 但是，将《不靠谎言而活》写成反对觉醒进步主义者的声讨檄文，德雷赫错过了向世俗革命者和右翼反动分子两方宣讲对真理的承诺的一个关键机会。 尽管有少数几段关于“双方”罪恶的段落，但德雷赫如此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在共产主义霸主和自由派精英之间勾画出相似之处，以至于他错过了基督徒身份和信仰所具有的反文化、反部落主义特质。
那些完全让自己对绝对真理的承诺和上帝对万物的主权来塑造他们直觉的基督徒，不会轻易地被映射到美国的政治网格上。 同一本《圣经》，既为待出生婴儿之将为人而欣喜，也谴责不善待移民和陌生人的行为。 同一本《圣经》，既命令人们要照顾穷人、面临种族冲突时要求和解，也揭示了上帝创造“男性和女性”的设计。 关于真理客观性的同一圣经原则，既打断了交叉性理论叙事（intersectional narratives），也驳斥了“被偷去的选举”这种阴谋论。 在文化战争中，福音对于各方的冒犯是机会均等的。
我们确实必须拒绝生活在谎言中：不论是我们所处的世俗时代告诉我们的谎言，还是我们告诉自己的谎言。 德雷赫对第一类所说的话是对人有帮助的， 我希望他就后一类有更多的话要说。
塞缪尔·詹姆士（Samuel D. James）担任 Crossway Books 的征稿副编辑，他的博客是 “文字与圣礼”（Letter and Liturgy）。
翻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