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全球的新冠瘟疫及其经济后果,对于美国家庭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数百万计的父母失去了工作;数以万计的人正在死去,其中有许多祖父母辈的人;在全国各地,为人父母的要应对动荡、无法确定的未来,他们及他们子女在以后若干年里的生活都将受其影响。
这一切对于婚姻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亲身遭受到失业打击的夫妇们离婚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尤其是如果丈夫失业了的话。 就我们所知,没有全职工作的男性离婚的可能性要高出33%左右,而女性失业并不会增加离婚的风险。 另外,由于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封城居家的压力,家庭冲突、暴力也可能增加。 《经济学人》最近对采自五大城市的数据分析表明,虽然大多数类型的犯罪都有所下降,但家庭暴力的案例却在上升。
正如社会学家马克·雷格纳斯(Mark Regnerus)所指出的,在COVID-19爆发之前,结婚率已经在下降,在2018年创下了历史新低。 目前的经济衰退将使结婚率进一步降低,因为当自己的经济前景不明朗时,未婚男女们不大愿意结婚。 受这种婚姻衰退影响最大的,将是经济、财力方面最不稳定的那些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劳工阶层。 结果就是,在当今的年轻人中,永远不会结婚的比例会非常惊人——按有人的估计,不少于三分之一。
人们不愿结婚,加上经济压力和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到21世纪中叶,数百万美国人将成为中国人所说的“光棍”,即没有亲属的男人和女人。 这些“光棍”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天际酝酿着的风暴,不论那是重现的瘟疫、社会动荡、主权债务清算,还是又一次经济危机,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面对着变迁的狂风,这些男女将缺乏他们在中年,尤其是晚年时,所需要的经济、社会或情感方面的支持。 这些男女中的许多人,将缺失婚姻和家庭所赋予生活的意义、方向和幸福。 对于那些没有宗教归属、无亲属的美国人来说,这一切将尤其如此。
对于美国家庭来说,这是坏消息。
然而,在所有这些动荡之中,也许还有一点好消息:“心灵伴侣”的婚姻模式很可能会渐渐消失,“家庭第一”的婚姻模式将会出现。 这种将家庭置于首位的婚姻环境将更强健、更稳定,更有可能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心灵伴侣这种婚姻模式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背后的理念是,婚姻主要应基于两人之间强烈的情感或浪漫联系。只有当这种联系处于快乐、充实状态并使双方充满活力时,婚姻才应该持续。 在大量的歌曲、好莱坞电影以及同样多的自助图书中,我们看到这些心灵伴侣的故事。 想想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的《美食、祈祷、恋爱》,或者丹+谢伊(Dan + Shay)和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的歌曲《10000小时》吧。 这一广受欢迎的神话,导致男人、女人们带着极不切实际的期望结婚,而正是这些期望随后使他们陷入毁灭性的失望,经常导致离婚。
心灵伴侣这一模式也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 心理学家Eli Finkel认为,从五十年前开始,夫妻们感到他们可以自由攀登他所谓的“马斯洛山”了,即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所界定的需求层次。 这背后的想法是,随着市场和国家越来越多地解决诸如食物、居所之类的基本需求,美国人在满足这些需求时将不再那么依赖家庭,已婚夫妇可以自由地专注于那看似更崇高的“实现自我”的需求,如情感联系、个人成就和婚姻幸福。
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个以经济保障欠佳、疾病横行和政府无能为标志,更黑暗、更困难的世界,对大多数男人、女人来说,心灵伴侣这一神话将变得不那么现实、不那么有吸引力。 夫妻们会发现,政府和市场是多么的不可靠,而夫妻之间必须互相扶助,以哺育(和教育)他们的孩子、照顾他们的花园或住家、启动家庭企业,或帮助照顾年长的父母。 他们将重新发现,婚姻的空间会主要用于抚养孩子,而终身承诺和的社区的支持——包括当地教会的支持——对它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他们将重新学习有关维系婚姻的各种渠道,而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波动的感情。
在COVID-19之后,大多数婚姻不会崩溃,而是会得到加强。 最近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点。 根据我的研究,大衰退期间的艰辛导致许多美国人加深了他们的婚姻承诺,有很多人取消了他们离婚或分居的打算。 事实上,自上次经济衰退以来,随着美国人对婚姻生活越来越投入、谨慎,离婚率已经下降了20%以上。
家庭居首位的婚姻模式有赖于“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的伦理。 家庭研究所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与那些认为分居是可行的夫妇相比,接受上述伦理的夫妇较少担心离婚。 这些相互委身的夫妇也更有可能婚姻幸福。 就加州的夫妻而言,在那些只做有条件承诺——“爱情在,婚姻在”——的人当中,77%的人对他们的婚姻感到满意。 但在那些认为“不应离婚”的人当中,82%说他们对婚姻满意。 毫无疑问,对婚姻采取更委身的态度,让夫妻间有更加相互信任,感情上更有安全感,对未来更有信心。所有这些因素都提高了婚姻幸福的几率。
随着婚姻的加强和生育更有选择性,在完整家庭中养大的孩子的比例将会上升,对于许多美国孩子来说,这增加了家庭稳定优势。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大衰退之后,这样的现象发生了。 离婚率下降,加上非婚生婴儿比例下降,导致儿童中由亲生已婚父母抚养的比例上升。 在全球瘟疫期间和之后,以家庭为首位的婚姻模式将加速其发展趋势。
此外我们将看到,此次全球瘟疫结束后,与单身或者离婚的美国人相比,能维持住婚姻的美国人将会在感情和财务上处于更佳状态。 研究表明,总体说来,已婚成年人往往比单身成年人幸福得多。 最近我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佩顿·罗斯(Peyton Roth)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已婚美国人感到孤独的可能性比单身美国人要低30%左右。 已婚夫妇也将享有更好的经济保障,比单身夫妇挣得更多、储蓄更多,更容易向亲属求助,获得经济支持。
在家庭居首位的婚姻中,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激励着他们的婚姻。同样的,挂记给孩子一个稳定的家、避免财务困境、帮助其他家庭成员,并履行他们在一起的誓言,也都起着激励作用。 在这种“相守直死”的婚姻模式中,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在更广泛的社区中,教会都特别适合扮演支持性角色, 家庭研究所(我是其成员)的研究发现,积极参与其宗教社区并经常一起祷告的夫妇更有可能享受充满活力的婚姻。 正如雷格纳斯所指出的,去教会的基督徒也比其他美国人更有可能把结婚摆在首位。
尽管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况总体上很暗淡,而且这种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已婚家庭的在全球瘟疫之后的前景看起来却是光明的。婚姻变得更加强壮、稳固,而且更有能力为儿女提供茁壮成长所需的安全基础。 所有这一切,对于敬虔的基督徒来说尤其如此。
W. Bradford Wilcox是弗吉尼亚大学全国婚姻项目的主任,也是家庭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Alysse ElHage是家庭研究所博客的编辑。 在这里与我们分享你对这个故事的回应。
翻譯:吳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