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值得欢呼的十位基督徒选手

CT Editors

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爱上帝的奥运选手。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 WikiMedia Commons

许多奥运爱好者都是透过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或赛后采访，得知他们喜爱的运动员同样爱耶稣。但是绝大多数参加奥运的基督徒最终不会站在领奖台上。

对许多人而言，光是能站在奥运会现场就足以证明他们已克服伤病、心理健康的挑战，或失去至亲的哀恸。以下是来自10个运动项目及10个国家的基督徒运动员的故事，他们都渴望让自己的国家和他们的上帝感到骄傲。

羽球

Anthony Sinisuka Ginting，印尼

https://www.instagram.com/p/C4rJa9fhqyX/

Anthony Sinisuka Ginting在东京奥运赢得羽球男子单打铜牌，被称为羽球界的“巨人杀手”。今年，他将与印尼同胞、基督徒羽球选手Jonathan Christie一起重返奥运会。

Ginting生于西爪哇的芝马墟（Cimahi），是北苏门答腊的Karo族族人，基督徒占当地人口的70%。父亲在他五岁时介绍他打羽球，他从九岁开始参加比赛。自此之后，他在许多比赛中获得奖牌或胜利。

在他的Instagram 帐户上，Ginting对自己的信仰毫不避讳。在三月份ㄧ篇贴文里，他提到在全英公开赛中屈居Christie之后，写道：“谢谢耶稣对我这么好。这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Christie回应道：“我们一起创造了从未想像过的历史，上帝一直都是如此美善。”

拳击

Saidel Horta，古巴

https://www.instagram.com/p/CjB-vp1LfE9/

Saidel Horta在2023年世界拳击锦标赛中获得银牌，并在同年的泛美运动会中获得羽量级的奥运资格。但早在2021年，Horta就曾考虑过要退役。在青年组赛事未能站上颁奖台后，他怀疑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能参加精英级别比赛。最终，对拳击的热爱驱使他继续训练，带来了他在2023年的出色表现，最终成功拿到奥运资格。

年仅21岁的Horta现在被誉为古巴著名拳击传统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交媒体上一张照片中，这位运动员站在拳击台内，举手指向天空。他在标题引用诗篇121章：“我的帮助从天上而来。”在另一篇文里，他写道，“上帝，所有尊贵荣耀归于祢。”

体操

Aleah Finnegan，菲律宾

https://www.instagram.com/p/Cx8fAQKqjGg/

Aleah Finnegan现年21岁，是菲律宾自1964年以来第一位获得奥运资格的女子体操选手。（几个月后，另一位菲律宾籍美国体操选手Emma Malabuyo也获得资格）。

“感谢祢让我有机会代表这个美丽的国家。……荣耀归于上帝！”她在ㄧ张自己手持菲律宾国旗的照片下方写道。

Finnegan的母亲是菲律宾裔美国公民，Finnegan曾在2019年至2021年间代表美国出赛。 2021年，她从精英体操退役，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参加大学级比赛。一年后，她转换国籍为菲律宾。

在2024年的NCAA全国锦标赛中，Finnegan获得的高分帮助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体操队史上首次赢得锦标赛冠军。

“这是上帝成就的！我们是全国冠军！！”她写道，庆祝这场胜利。 “谢谢祢，耶稣，祢允许我们为远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竞赛”。

柔道

Geronay Whitebooi，南非

https://www.instagram.com/p/CwkdFnFI_ih/

柔道选手Geronay Whitebooi的人生经历了太多，使她不擅于以言语表达自己。她近期在2024年马拉喀什非洲公开赛中获得亚军，赛后，她发布一张表情严肃的照片。

“我的心渴望金牌，但这不是上帝今天为我安排的计画。上帝是我的力量和保障，”她在Instagram一篇长文中写道。 “上帝与我同在，就在我心里”。

Whitebooi也参与了2021年的奥运，她曾在非洲和欧洲的比赛中赢得多项冠军。然而，为了在柔道生涯走到这一步，她说自己不得不放弃社交生活，长时间远离家人，尤其当她面临两位家人的不幸离世：她在13岁时失去了父亲，两年前又失去了妹妹。

“这枚奖牌骄傲地代表着我又一次突破障碍的努力，但当我看着这枚奖牌时，却感到伤心，因为我让[我的妹妹]感到骄傲，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对家人和自己的陪伴并不够，”Whitebooi谈及她在2022年高级欧洲杯上的胜利时说。

“我们的痛苦是有目的的，当我们遇到问题和考验时，我们依然能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和考验能帮助我们生出忍耐，”她写道。

滑板

Rayssa Leal，巴西

https://www.instagram.com/p/C0ZVXWTOcra/

7岁时，Rayssa Leal首次成名，当时滑板界最知名的人物之一Tony Hawk分享了一段影片，影片中这名打扮成仙女的小学生完成一次完美的脚跟翻板动作

11岁时，Leal已开始参加国际比赛，13岁时，她成为巴西最年轻的奥运奖牌得主，并于2021年在日本赢得街头滑板组银牌。 “谢谢祢，上帝，让我有机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她在比赛前一晚写道。

去年12月，Leal在圣保罗举行的SLS超级冠军赛决赛中取得她职业生涯的最高分。 “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于上帝，”她写道。现在，这位在马拉尼昂州Imperatriz城一间浸信会教会聚会的16岁女孩的目标是金牌。

足球

Taishi Brandon Nozawa，日本

https://www.instagram.com/p/C0nshzfPP-r/

在一个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的国家，21岁的日本守门员Nozawa致力于利用他的球场来分享他的信仰。他的Instagram帐号内容包含他在足球场上的图片，其间穿插圣经经文、他的灵修感想，以及敬拜歌曲。

在一张标有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名言“做行走的圣经”的图片下，Nozawa 写道：“对基督徒而言，圣经是照亮我们前面道路的灯和光。然而，对于那些不读圣经的人来说，圣经并不是光。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成为邻舍们阅读的那本圣经，成为照亮他们的灯！”

来自冲绳省的Nozawa从14岁开始就效力于日本国家队。 2023年，他效力于东京足球俱乐部（F.C. Tokyo）。

“我衷心感谢主在这个赛季为我们预备并引导我们的每一份祝福，”去年年底Nozawa在Instagram上写道。 “即使在处境艰难、事事不顺、且我们做了让上帝不喜悦的事的时刻，祂的爱仍永不改变，这是何等奇妙的事。这是我归向祂、敬拜祂的原因。 ”

游泳

Adam Peaty，英国

https://www.instagram.com/p/CRx9zWmruum/

Adam Peaty曾赢得里约和东京两届奥运的男子100公尺蛙式冠军，也赢得8面世界锦标赛金牌。然而，这位英国游泳好手仍得面对个人生命里重大的挣扎，包括忧郁症和酗酒。

他在2022年因脚部受伤被迫离开泳池后，成为基督徒。在与牧师Ashley Null见面之后，他开始定期去教会，他形容这种新的例行活动“感觉像拼图中缺少的那部分”。他如今在腹部纹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纹身，以及Into the Light（进入光明中）字样。

跆拳道

Lolohea Naitasi，斐济

https://www.instagram.com/p/C8bVcw8yXax/

跆拳道并非Lolohea Naitasi首先爱上的运动。这位17岁的女孩一开始打的是篮网球（netball），但三年前她在学校体育课上学会这项韩国武术，并在获得奖学金后继续练习跆拳道。

去年她第一次参加太平洋运动会就赢得银牌，而今年的资格赛银牌也让她在巴黎赢得一席之地。

她说：“为奥运做准备并不容易，但当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时，一切都有可能。”

田径

Tarsis Orogot，乌干达

https://www.instagram.com/p/C7DAyjzxd32/

乌干达的长跑选手们让这个国家成为跑步强国。今年，Tarsis Orogot可能会让他的国家以短跑闻名国际。身为阿拉巴马大学的学生，这位100公尺和200公尺国家纪录保持者形容自己“只是一个有梦想的男孩”。但他在NCAA田径锦标赛上的强劲成绩，可能真能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除了跑步之外，Orogot还因爱穿着袜子而闻名，他说他通常会带着15双袜子参加比赛，包括音速小子、海绵宝宝和复仇者联盟图案的袜子。他告诉Olympics.com，“当我跑得最快时，我通常会穿戴有翅膀的袜子”

除了调皮的一面，当Orogot的训练使他从乌干达搬到肯亚再到搬到美国时，他写下：“一切荣耀和赞美归于至高的神”。

举重

David Liti，纽西兰

https://www.instagram.com/p/C4H9OM3Ln8M/

在经历2017年令人气馁的一季后，David Liti在2018年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Gold Coast Commonwealth Games）上，以403公斤的总成绩举起创纪录的金牌。因胜利而感到震惊的他，在浴室里哭了一个小时，问上帝祂到底想说什么。

这位东加-纽西兰运动员意识到，他从来都不是自己ㄧ人在战斗。他说：“上帝给我这么多挑战，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好，好让我在赢得胜利时做好准备。”

Liti后来在东京奥运109公斤级举重比赛中获得第五名。对于巴黎奥运，这位27岁的小伙子开玩笑说，他希望在奥运期间能以“吃牛角面包专家”的形象示人。他还说：“我很幸运能够做我喜欢的事，充分发挥我的潜力，我很兴奋能去到巴黎，代表所有参与这段旅程的人。”

Annie Meldrum、Isabel Ong、Angela Lu Fulton、Franco Iacomini、Mariana Albuquerque 及 Morgan Lee采访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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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上帝的国的新邀请

Timothy Dalrymple

在这个破碎的时代，《今日基督教》想要专注于耶稣的呼召：寻求祂的旨意。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请各位读者视这次的转变为本刊再次的自我介绍。

在今年的三月号杂志中，我解释了2024年将是《Christianity Today》具有变革性的一年。本期（七月号）将是兑现这个承诺的第一步。本刊从字标到颜色、字型、版面设计和结构，所有部分都被重新构思和设计。我们盼望您同意这样的转变能带来更有吸引力的阅读体验。我们希望每期杂志都是一颗宝石，一件艺术品，一场故事和想法的盛宴，传达着与基督和祂的教会一起生活和思考的丰富性。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这条路线。现在，我想先解释一下您经常在《Christianity Today》字标旁看到的字。

在我来到《Christianity Today》之前，我在一间创意公司工作，带领公司帮助数百间机构精进他们的品牌及所传递的讯息。然而，我从未将《Christianity Today》视为一个品牌。《Christianity Today》所有的努力是为了阐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忠心跟随耶稣的意义。

尽管如此，我们对读者有个根本性的邀请。这不是一个标语或口号，而是一个邀请：寻求祂的国（Seek the kingdom）。

在接下来的几期里，我会更多地谈到关于上帝的国的呼召。现在，我只想谈一件简单的事。

上帝的国是难以用言语描绘的。耶稣以种子、珍珠、宝藏、葡萄园和筵席来比喻它。耶稣谈论著“天国的奥秘”（太13:11），呼召我们不要追逐世上的事物，而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太6:33）。

“《先求》（Seek ye first）”是我第一首会唱的诗歌。在我受洗前、在我真的认识耶稣前、在我明白这个世界和教会有多么美丽和破碎前，便会这首歌了。但正是这首简单的歌召唤我归向基督，召唤我去服事基督的爱在这世上的统治。

也许即使我们看到上帝的国，我们也并不总是能认出它来。但我们应该知道上帝的国不会是哪些样貌。今天的世界因为战争和仇恨、压迫和虐待，以及对真理和美德的蔑视而支离破碎。我们杂志的封面图片为一间教会——像耶稣十字架前那件衣服那样，为了权力和利益四分五裂。那不是上帝的国的样貌。那不是上帝的国。

但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寻求它。在经文里寻求它。在上帝在地球上的工作里寻求它。在那些无论远近都将耶稣带到破碎的地方的个人生命及家庭里寻求它。让我们寻求盼望，寻求耶稣，寻求祂的国度，或许我们将会一起寻见它。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执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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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领袖魅力在讲台上有一席之地

John Koessler

但让我们别把“魅力”误认为“有恩赐”。

Illustration by Tim McDonagh

“魅力（charisma，也译作圣灵恩赐/神授的能力）”一词已在教会内陷入困境。或至少有些人已质疑它好一阵子了。九年前，早在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将英文俚语“rizz（一种能激发浪漫吸引力的魅力）”列为2023年年度词汇前，《标竿人生》作者华理克牧师（ Rick Warren）就曾说：“魅力与领导力完全没有关系。”

但我们都知道有关系，不是吗？

我们喜欢个性活泼的领袖。无论在教会或政界，我们都被这类人吸引。无论好坏，魅力都是个要素。魅力型领袖是许多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机构及教派起源故事的共同特征。许多信仰运动的起源也可追溯至一个对上帝有远大理想的超凡人物，他的影响力似乎既可归因为个性，也可归因为上帝的呼召。

举例来说，圣经说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记上9:2）。扫罗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他会是个理想的国王。

后来的经验证明并非如此。当先知撒母耳在耶西的儿子里寻找扫罗的继承人时，上帝警告他不要被外观左右，上帝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7）。

然而，当大卫被带到撒母耳面前时，撒母耳记上16:12记载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

魅力就像美貌一样，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主观看法。因此，魅力有其文化层面。《撒母耳记上》强调扫罗和大卫的外貌的原因之一，是国王在当时的文化必须是个战士。人们视国王为拯救者（撒母耳记上8:19-20）。扫罗的身高和大卫的健康使他们在战斗中更有能力，也让他们看起来更有王者风范。

然而圣经清楚地说明：他们所经历的任何成功，都不只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恩赐。归根结底，他们的成功来自最真实神学意义上的魅力（圣灵恩赐/神授的能力）亲自的作工——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圣灵以能力临到他们身上（撒上10:10、11:6 、16:13）。

然后，他们两人皆在众目睽睽下犯了罪。

今天的魅力型领袖类似的失败事迹已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及播客和纪录片的素材。他们的故事狠狠地提醒我们，有时魅力就像美貌一样，只有表皮的深度。

但他们的故事线里那令人熟悉的模式也证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魅力都会给人一种力量——我们只是无法确定那是哪一种力量。是来自上帝的权柄？还是只是肉体的作为？

魅力型领袖在历史上不断地出现，但关于“魅力型领袖”的概念则由20世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

根据圣经中关于领导能力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的想法（罗12:8），韦伯定义魅力为某种“个人特定的特质，凭借这种特质，他有别于普通人，并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越人类天性或至少具有特别卓越的力量或品质。”对韦伯而言，魅力的本质是领袖有着某种“强而有力、能使他人追随自己”的个性。

然而，根据韦伯的观点，拥有“强烈的个性”并非使领袖具有魅力的唯一因素。魅力是包含品格的神圣性在内等多种特质综合的结果。根据韦伯的定义，能构成魅力的个性组合非常罕见。

如果社会学界对魅力的定义是“透过个性产生的力量”，那圣经里对魅力的概念则将力量定位在其他地方。圣经认为，魅力是基督的恩典赐予的圣灵能力。这种上帝赐予的能力透过个性呈现。在圣经的定义中，人类的个性是上帝的能力展现的媒介，而不是能力的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领袖都是魅力型的领袖，因为“领导能力（leadership）”是上帝赐予人的恩赐。（魅力/灵恩charisma一词字根的意思就是从神而来的恩赐）。不仅“行使领导权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某些人的恩赐，这些人本身也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恩赐（弗4:7-13）。

这种属灵恩赐并非只赋予教会里一小撮人。上帝将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林前12:7）。教会确实有领袖，但教会的健康和成功并非单靠领袖。

教会的领袖──那些在教会中行使属灵恩赐的人，以及那些执行必要职能和任务、使教会能够完成使命的人──在圣灵以魅力带领教会的工作上皆有贡献。

那些曾充满活力的领袖今日的允落，提醒我们过度倚赖任何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危险。

当摩西的岳父叶忒罗看到摩西从早到晚被百姓围住，忙于审判他们的纷争时，很快就看出这样的领导模式是愚蠢的。 “你这做的不好，”叶忒罗说。

“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出18:17-18）。叶忒罗的解决方法是和其他人一同分担审判的责任。

上帝似乎以类似“分散圣灵”的方式来肯定叶忒罗的建议，他将摩西身上的圣灵“分赐”给以色列的长老（民11:17）。

这个行动不仅预示了我们在新约教会中看到的共同负起领袖的责任，也预示了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更广泛的浇灌。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成为领袖，但我们都被赋予内住圣灵的恩赐（罗8:9）。

如果领袖的能力最终源于圣灵，那“个性”在这之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是ㄧ种资产还是一种阻碍？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最好的领导风格是“看不到个性”的领导风格。正如我在《Preaching Today》一书中所写，我经常在讲道前的祷词里听到类似的话：“求祢让从我而来的话语被遗忘，只有从祢而来的话语被人记住。”这类祷告虽出于好意，却往往忽略了重点：要让会众忘记传道人说的话，通常不需要上帝的作为。

19世纪的讲道大师Phillips Brooks在耶鲁大学为学生做的一系列演讲中，为讲道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透过个性传达真理”。Brooks对“个性”的理解不仅仅只是种个人风格，而是包含讲道者的特质、情感、智力和道德。讲道是上帝透过讲道者“全人”来做工。

领导能力的运作方式也是一样的。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所列明的领袖资格更注重的是人的品格，而非他们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个性在领导中很重要。 Warren Bird和Scott Thumma对美国最大的几间教会所做的研究指出：“整体而言，多数大型教会的牧师都是教会长期的仆人，”而不是近期头条新闻让我们不断见到的性侵犯或罪犯。 “他们（大型教会的领袖）让教会专注在灵命的活力、拥有明确的目的，并活出使命上。”

在这些教会中，多数教会都是透过一位魅力型牧师的服事（平均约22年）经历显著的成长。

其他研究表明，某些个性要素——如激励人的能力、果断力和亲和力——能加强建立教会的工作。

上帝透过人的本性作工，就像祂透过自然过程作工一样。祂虽然可以从天空降下面包，但更多的时候祂透过种植和生长来提供人们食物。祂虽然可以透过神迹立即医治人，但更多的时候祂透过医生和药物来医治人。基督为教会提供有恩赐的人，他们教导、领导并管理教会，这是祂常见的工作方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个人魅力可以同时既是种产业，也是种阻碍。 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领袖拥有的魅力越大，追随者就会认为他们越有效率，但这只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困难的地方在于，我们如何确定多少魅力会变成太多魅力？

领袖如何知道自己何时已经从自信走向过度自信呢？不幸的是，这似乎通常是人们必须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

有魅力的个性可以是非常自我本位和自恋的。然而，没有一间教会寻找牧师时会说：“让我们雇用一个自负的混蛋吧！”。同样地，也没有人在寻找新教会时想着：我今天可以在哪里找到一个会滥权的牧师？我们被自恋型领袖吸引，是因为他们很有吸引力。

自恋型领袖有一种存在感。他们令人兴奋。他们有成就大事的应许。他们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创下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一间盼望着弥赛亚式的领袖的教会会发现魅力型领袖的自恋风格非常吸引人。他们容忍牧师滥权，盼望他能带领他们进入事工成功的应许之地。

就像每种依恋关系那样，这种关系建立在功能失调的奖励制度上。会众之所以支持自恋的行径，是因为他们能从领袖身上得到某些东西。也许是透过讲道所展现的个性为听众带来肾上腺素的激增。这通常是种能吸引群众的能力。

那些容忍自恋型领袖滥权行径的教会，通常担心其他领袖无法创造出类似的成果。或者他们担心牧师的离去会影响出席率。教会的规模越大，就越难脱离这类领袖，因为其中的利害关系似乎太大了。他们最终往往会发展出强化牧师滥权行径的体制。

自恋者的身边常有着让他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的人。这个核心圈子会因为与领袖的关系体验到一种替代性的快感。这种关联性通常会为他们带来好处或特殊待遇，即使所谓的“关联”只是自己有接触到这位名人的机会。这样的结果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回圈，蒙蔽了那些本应对自恋的领袖问责的人，导致他们成为滥权的帮凶。

自恋型领袖通常也是个霸凌者。这类领袖发展出以恐惧和惩罚为标志的组织文化。他们利用属灵地位的力量来让任何挑战他们的人住口。他们创造一种消灭反对意见的文化，并惩罚反对者。

挑战自恋型领袖的人总是得付上代价。质疑领袖计画或实践的教会成员往往会被指控“分裂教会”或“破坏上帝的计画”。有些人错误地引用撒母耳记上26:9和11节，警告那些批评牧师的人不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并将教会的威胁和报复解释为教会的管教。

韦柏如此描述这个过程：“人民选择一位他们信任的领袖。然后被选中的领袖说：『现在，所有人都闭嘴，服从我。』”这种模式听起来是如此令人不安地联想到许多知名教会领袖的领导模式。他们强烈的个性使他们崭露头角，但他们恃强凌弱的风格后来却导致他们名誉扫地。

那么，我们该从何处寻找理想的领袖个性？这似乎是那种主日学老生常谈的问题，答案总是“耶稣”。虽然圣经列出不少教会领袖应有的品格标准，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单一种个性类型被推举为“最理想的个性”，无论在圣经故事里或明确的指令里。

圣经对伟大（但仍拥有缺点）的领袖的描绘为我们提供不同种可能性。摩西不像大卫，大卫也不像保罗。我们没有看到圣灵把上帝使用的领袖塑造成单一种个性，或只选择同一种个性类型的人。外向型、内向型、细致的规划者、直觉的反应者、充满活力的个性，以及退缩型的人似乎都有一席之地。

同样地，耶稣对门徒的选择也并未只有单一种使徒类型。祂的门徒来自截然不同的背景，完全不是会自然地聚在一起的同温层；他们的价值观和理想相互冲突，除了他们可能都有放错重点的共同特色外，几乎没有相同之处。他们是渔夫、狂热分子、分裂主义者、与罗马人合作的人。这与我们在“理想的领袖个性”一栏里常看到人们一致地以某些个性来形容领袖的画面截然不同。

即使我们假设魅力型领袖有至少一样共同的个性特征，圣经中多数的领袖也都不属于这一类。

让我们想一下保罗和亚波罗。今天，我们对保罗的认识远远超过亚波罗。但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明星的力量似乎在亚波罗那边。从各方面来看，他都很有魅力。亚波罗是大城亚历山大市人（Alexandria），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而且“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的人（徒18:24-25）。这些特质使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获得许多追随者（林前3:4）。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也有追随者。但对那里的某些人来说，保罗的魅力只限于他的书信。根据哥林多后书10:10，他们抱怨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

圣经里被呼召执行相同任务的人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执行。摩西、彼得和保罗等领袖的例子显示，上帝为领袖们奉召执行的任务预备了他们独特的个性。我深信这种预备既包括缺点，也包括优点。上帝呼召愚拙的、软弱的、粗鲁的和胆小的（林前1:26-29）。

成功的领导能力取决于圣经对魅力所下的更广泛的定义。魅力（charisma）是上帝透过祂的圣灵赐下的恩赐。今天，“领袖的能力”以及“领袖本身”都是上帝所赐下的，就像在圣经里那样。领袖的个性就像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领袖们一样多样化，也一样不完美。

我们也许宁愿只有耶稣一人作我们的领袖。我想，我们渴望见到一个信仰运动，它的唯一动力来自圣灵，而不是出于回应有着某种个性的人的登高疾呼。

像这样的事当然有可能发生，但却不是常态。大多数的时候，上帝是透过人来做工。有人在的地方，个性总会是一个因素。正如古老的诗歌所说，那位“不惧怕童女怀孕”的上帝，不会回避透过祂仆人的个性显明祂自己。

今日有这么多备受注目的领袖失败，这些事件应该让我们基督徒警醒，不要过度看重任何一个人的个性/人格特质。教会容不下个人崇拜。上帝的子民只有一位弥赛亚，祂的名字是耶稣。

但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害怕个性本身。人类的个性可能会被罪扭曲，但它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展示祂形象的主要媒介。个性不是领袖的阻碍，而是灵魂的面貌。

John Koessler是一位作家、播客主持人，也是慕迪圣经大学（Moody Bible Institute）的荣誉退休教师。他的最新著作是《当神沉默时》（When God Is Silent），Lexham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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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否呼召我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E. L. Sherene Joseph

我想要透过写作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建立名声会减少我投入在地方教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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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期和宾州哈里斯堡的一位牧师聊天。他的会众人数不多，约150人左右，他的日常工作很忙，职务范围远远超过教会的墙壁。

牧师周而复始的忙碌是他委身于服事会众的明证。他用大部分的时间探访、为人祷告并牧养他们的心灵，地点常常是疗养院和医院。他预留星期六来准备讲道，也尽可能保留周五与家人相处。

有时，这位牧师会收到远方的邀请：在基督徒特会上演讲、为基督教媒体撰文、甚至写书——这些都是很吸引人的机会，这显示出他在事工里的智慧受人认可，以及有着广泛的人脉。然而，当考量到这些事工机会可能造成他的缺席并影响羊群的灵命成长时，这位牧师常会拒绝这些机会。他并非在为自己建立一个平台/品牌，而是养育着一个基督徒群体/共同体（community）。或者，用作家Jen Pollock Michel的话来说，这位牧师是在过一个生活，而不是在留下一个纪录。

我自己也在像这样的选择上挣扎着。神学院毕业后，我开始写作，并在地方教会教课。因为我不需要靠写作赚钱，所以我有很大的弹性写作，很快地，试图寻找能出版我作品的地方变成了一份工作。能被邀请成为作家公会的会员，让别人来推广我的作品，令我感到欣慰和谦卑。但我也开始发现，如果我想继续投入在我的教会里，定期写作供大众阅读是份复杂、艰难和无法持续下去的工作。

我想要透过写作来服事教会，但写作越来越消耗我服事地方教会的时间。假设我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投稿、建立追踪者/粉丝数量、创作基督教相关内容，并试着在所谓的“福音派产业链”中成功，我对他人而言是否仍像基督那样？我是否在展现祂的爱？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觉得自己有写作的呼召，也相信自己有些有价值且忠于主的想法可和人分享，那么，用我的才华来推广我的作品是否有错？我应该像宾州的牧师一样，满足于默默无闻吗？或者，我应该要和那些母亲过世的人、先生离她而去的人，或刚接到医生电话说要做断层扫描的人坐在一起？我常常问自己，我是否有智慧、聪明和韧性，足以在基督徒作家生活中游刃有余。

今年春天，其他基督徒作家对基督教事工今日的动态和出版环境的一些讨论，显示出我并非唯一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这些讨论围绕着科技的变迁如何改变人们写作的方式。某些方面而言，“出版”已经民主化了。在播客、社群媒体、Substack、其他个人通讯订阅管道，以及YouTube和TikTok等影音平台之间，基督徒的创作内容并不罕见，而且入行门槛极低，让更多人能就神学、灵命成长和基督徒生活发表意见。

问题在于进入这个产业后的情况。在迈向受到读者/听者认可的旅程里，需要作者有意地培养个人品牌及专业的关系网络。米歇尔在Substack上一篇关于决定放弃出版作品（但继续写作）的文章中写道：“‘这个人很能写吗？’是的，这算是个加分项目。但我认为这甚至不是出版商的计算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很会卖书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必须建立强大的数位/网路形象，扩大自己的受众群。你希望其他作家能推广你的作品，就像你推广他们的作品一样——你能在社交平台上标记你“认识哪些人”都将成为某种能用来交易的货币。光有圣灵的恩赐是不够的，你必须在社交媒体上推广你的恩赐。于是你开始创作Instagram内容、撰写鸡汤式的金句，并开始制作reels（短影片），盼望自己创作的内容越多，就有越多人注意到自己。

我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些事上吗？我对地方教会里的平信徒的服事又将何去何从？那些正在经历离婚、疾病和养育子女的挣扎的人，或正在寻找自己能归属的群体的人该何去何从？当我写着关于基督的一切时，我是否忽略了祂的身体？正如神学家尼卡·斯波尔丁（Nika Spaulding）在我访问她时所问的，“我是否忽略了优先服事地方教会的需求的必要性？我是否需要重新订立志向和野心？”

我每天都纠结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上帝呼召我在我居住的地方忠心事奉祂，在地方教会里爱神、爱人——而不是成为自我平台的建立者或影响者，寻求观众的肯定（和多巴胺的刺激）。但我也相信写作是上帝装备我服事的一种方式，而出版业说如果我想要有人读我的作品，就必须建立一个平台。在我与记者兼作家Devi Abraham的谈话里，她表示自己观察到在美国基督教文化圈——就像更广泛的美国文化那样——似乎“默默无闻就等于不成功”。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我心里涌现更多的问题，或许这些问题能让我的思绪更清晰，成为一种能重新塑造我思维的叙事。

我们能在默默无闻中感到满足吗？作家兼事工领袖Sarah K. Butterfield谈到她曾暂停写作一段时间，“我出席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服事现场的人，对于增加读者人数不持任何期待。这个结果解放了我！”

我们是否都想试试看跟她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不再试图努力增加读者人数，我们的写作、投稿和出版习惯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灵魂中是否有一种不协调的现象，以致于我们无法满足于微不足道的东西，不断地渴望得到更多？

如果上帝赐给我们创造性的恩赐，使用这个恩赐来荣耀祂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为了上帝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扩展祂的国度，但如果祂对我们的事工（无论是教会内或在类教会机构里）触及的范围有所限制呢？如果祂要我们服事的对象（甚至是写作的对象）只有少少几人——不是卖出两万本书，而是忠于我们圈子里少少的一些人呢？如果我们的“平台”只是地方教会或社区呢？

圣经教师Jen Wilkin曾和我说：“在地方教会和社区服事是很辛苦、很有挑战性，也很累的事。但每当我亲眼看到人们因着对圣经的认识和对神的爱而活跃起来时，我也非常欣慰。在争夺他人的注意力和肯定的数位喧嚣声中，基督徒事工需要找到方法来建立实质的关系，促进我们实际接触到的人的灵命的深度成长。”

我也曾与InterVarsity Press的副编辑主任Al Hsu谈论这个问题。他说，即使在出版业，“平台本身并不是——或不应该是——目的。平台应仅仅是我们使命及呼召的延伸。”我们建立的平台应该符合我们的呼召，以及我们被呼召服事的对象，因此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平台。

我们能耐心的成长吗？和许多作家一样，我也渴望能像那些拥有庞大平台及名声的领袖、老师和作家一样。也许有一天我也能走到那一步，但他们并非一夕间就达到这样的境界。作家Karen Swallow Prior曾指出，知名作家如Beth Moore和Ann Voskamp“多年来一直默默耕耘，默默无闻。但更重要的是，她们并非一开始就希望获得如此广阔、有影响力的平台。”

作家Christine Caine写到她是如何“被人发展，而不是被人发现”的。她从很小的年纪就渴望服事上帝，所以当教会领袖邀请年轻的她加入清洁队时，她同意了。这让她后来肩负更大的责任，也被属灵老师更多的带领。清理脏乱多年后，她当年那句忠心的“我愿意”为她今日所带领的庞大事工做好足够的准备。上帝在默默无闻中培育着她的信心和技能。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什么？也许上帝要我们在地方教会小规模地服事祂。也也许祂会帮助我们为数百万人写作。作家Mary DeMuth在我们的谈话中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必须注意自己的心。她问道：“我们是否发现自己爱牧草胜过爱牧草背后的人们？上帝呼召我们去爱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应该追求能祝福他们、爱他们、了解他们的方式。”

上帝呼召我们认识祂、与祂同行，这必须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如果拥有大量的听众是上帝想要我们拥有的，祂会让这件事成真。我们不必浪费时间跟心力去争取显赫的声誉和平台。我们可以在我们被栽种的地方成长——在对上帝的认识中成长，在平凡中实践祂的同在。衡量成功的真正标准不是听众、粉丝数量或销售纪录，而是我们对上帝的忠诚度。

我最近读到一则关于法兰克公主Bertha的简短历史。她在西元580年左右迁居到英国肯特王国的坎特伯雷，与该国的异教国王Ethelbert结婚。基督教当时已传入英国，但尚未广泛地传播。

Bertha是个有着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人。她是在被允许保持基督徒身份的条件下结婚的，并带着一位主教和她一起搬到新地区，并与教宗维持通信。教宗后来提及Bertha时写道，她的“善行不仅在罗马人之中⋯⋯也在各地广为人知”。

西元597年，在Bertha多年努力分享信仰却显然“不太成功”后，一支由修士奥古斯丁带领的宣教士团队从罗马来到英国。抵达肯特郡后，他们向国王传福音，国王终于承认基督的主权。许多人效法国王的榜样，成为基督徒，而坎特伯雷成为英国基督教的中心。时至今日，坎特伯雷仍是许多基督徒的属灵家园。

Bertha公主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也没有公开行使权力的记录。然而，她多年来忠心地帮助在英格兰和许多其他国家传福音。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她的祈祷小教堂是英语世界所存留的最古老的基督教敬拜和见证的地方。上帝使用她的祷告成就无法度量的事，超乎她所求所想（弗3:20）。

上帝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我们默默无闻的忠心。正如作家Skye Jethani引用撒种的比喻所说：“我们喜欢壮观的事，”但“上帝喜欢透过细微的事来作工。虽然我们总认为结果取决于我们如何（大量地）宣扬祂的话语，但上帝知道结果取决于人们如何接受祂的话语。”我们最在乎的是为自己建立一个平台，还是成为基督的手和脚，在我们能撒种的地方撒种，让上帝亲自赐下增长？

E. L. Sherene Joseph是一位成年的第三文化小孩和作家，她专注于与信仰、群体和文化相关的议题。身为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人，她分享自己活在不同世界之间的经验。可以在www.sherenejoseph.me阅读她更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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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教会的领袖危机错上加错

Mike Cosper

不要助纣为虐、不要掩盖证据、不要假装没看到，更不要给犯错的牧者廉价的恩典。

Illustration by Wenjia Tang

從许多方面而言，这是自古以来已反覆发生多次的故事。从大卫王到泰德·哈嘉德牧师的丑闻（Ted Haggard），再到美南浸信会的一系列性侵丑闻，我们看到基督教领袖们在崛起掌权后，既生出罪恶的权利感，还发现各式能滥用权力的机会。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有助纣为虐的人、有为他们收拾善后的人，以及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

但今天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了。曾经能深藏在大集团公司内部、电影制片厂或牧师办公室隐密处的恶劣事迹，正在部落格和社交媒体上曝光。受害者们能彼此联系，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以不容被大众忽视的方式聚集起来。

2020年和2021年，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和讲述西雅图马尔斯山教会（Mars Hill Church）的故事。这间教会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滥权、属灵操控和傲慢的文化，所有一切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这间教会聚会人数及会友灵命的成长与一位大到不能倒下的领袖密不可分。

在讲述马尔斯山教会故事的同时，我们一次又一次从听众回馈里听到，类似的事件在各种不同背景的教会里，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之处。当一间教会或事工围绕着单一领袖的才华和异象组织起来时，通常能获得成功。但当冲突或与领袖品格相关的质疑出现时，所有措施皆倒向支持领袖那一边

随着这些故事不断涌现——我们看到它们出现在各式各样、各种规模和神学倾向的教会里——我们注意到人们对领袖和权柄的怀疑正在教会中蔓延。许多牧师过去曾享有的“被怀疑的豁免权”正在消失。

因此，一些牧师和其他人开始反击这样的现象，提出对“虚假/错误的控告”和对程序正义的担忧。许多牧师则感到很纠结，一方面觉得教会需要像这样大清算的时刻，一方面又担心机会主义者会趁机将他们拉下台。但是，如果我们回应得不够小心，就又会强化最初造成这场品格危机的思维模式（牧师们拥有被怀疑的豁免权）。

教会的领袖危机不仅发生在无数次道德失败的背景下。它也存在于一种复杂的信仰和怀疑的迷雾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之为“祛魅/去除神圣感（disenchantment）”。在泰勒看来，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道德和属灵的想像，引入持续性的怀疑暗流。

导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几乎能对所有事都有物理上的解释。我们不再把疾病归咎于恶魔，也不会把打雷归咎于愤怒的神；我们发现细菌和高压气流在其中作用。坠入爱河的感觉则被认为是一种延续物种的冲动。

聆听这些叙事会使我们进入一种预设模式：对属灵、超自然或超越性的思考从我们内心升起，却立即碰到“不确定性”的天花板。即使我们被耶稣吸引，我们也是带着有所幻灭的属灵想像来到祂面前。面对牧师和教会领袖也是同样的状况。我们被怀疑所困扰，深陷其中——这些包围着我们的现代叙事和思维模式把我们带往一种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想像“上帝正在我们周围以看不见的方式工作”会让我们感到一股张力及不舒服，即使我们内心渴望相信这个叙事。

这正是为什么充满恩赐和魅力的牧师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尤其（尽管不总是）当他们成为知名人物时。他们站在我们面前，带着一种我们所缺乏或挣扎的属灵确信感时。然后，透过他们在台上及台下鼓舞人心、充满挑战性或娱乐性的表现，他们激起我们的情感和想像力，以至于让我们感觉自己经历到某种超越性的东西——而这种感觉和与上帝相遇的经验非常相似。

这种后祛魅时代（post-enchantment）的超越感的确令人感到安慰。它不但让我们对上帝的疑虑沉寂下来，也使我们对人的疑虑沉寂下来。你可以想像一下，就好像当你面对一个你明知在撒谎——或至少是做出他们完全无法实现的承诺——的政客，他的演说仍然能让你激动得起鸡皮疙瘩、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样。

我并不是说我们试图“制造超越感”来掩饰我们的错误。但我们深深地被超越感所吸引，并希望人们透过我们的生命也被这种超越感吸引。身为敬拜带领人，我也曾见到自己试图这样做——试图营造具有超越感的经验。

我想起关于一个宣教士的传奇故事。当她刚被派往宣教禾场时，思乡心切，失落沮丧。有一天，她坐在池塘边，听着一群妇女在齐膝深的水里一边洗衣服、碗盘，一边唱着歌。这首歌简单而动听，有句短语一遍遍地重复着，尽管她当时还听不懂当地的语言，但这首歌让她热泪盈眶，因为她从中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就在她们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她走近其中一位妇女，问起这首歌，“是其他宣教士教你们唱的吗？”

“是的。这是他们最早教我们的东西之一，”她说。

“这些歌词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把水烧开，就不会得痢疾。’”

受到祛魅影响的想像力能在许多方面影响教会。为了克服这种疑虑，教会事工可能很快就变得像一个积极寻求在市场上有竞争力/影响力的企业。

这正是福音派着迷于那种我们通常在《财富世界》500强公司里才会看到的领导风格的原因之ㄧ。我们需要精通各种技巧的大师——在行销、品牌推广、娱乐、管理层面——这些技巧可以以类似敬拜音乐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想像力和情感，甚至能在没有圣灵同在的情况带来成效。

当然，这样做的副作用是将市场的弊端引入我们教会的董事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忠诚，员工被视为可消耗和可被取代的人，以及为机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树立公众形象而进行公关和形象管理。

我们太过渴望一个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的人了。

我并不是说在这类环境中的每个领袖都是腐败的，当然也不是说上帝不会在这些环境中有所作为。上帝当然能透过这些方式行事，但是，这些工具的力量是惊人的，当它们成为主导我们机构的核心原则时，我们一定会为此付上代价。属灵滥权、自恋、属灵霸凌和领袖专制的行径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教会——无论这间教会的大小、治理方式、宗派、神学观点或文化如何。

我认为，这类发生丑闻的教会之间的共同点并不仅仅是品格问题，即使品格往往是主因之ㄧ。但我们常忽略的是祛魅的暗流。我们容忍糟糕的教会领袖，是因为在我们原本自动会怀疑领袖的文化下，我们为属灵领袖额外创造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品格不再是成为担任牧职的条件。因为我们太过渴望一个能让我们“感受到什么”的人了。

这又让我想起那些对“虚假/错误的控告”以及对现今教会内的“信任危机”感到焦虑的牧师们。我看过一些教会内为防范虚假指控所提出的政策和程序，和人们对于像《今日基督教》这类基督教新闻机构应该或不应该报导哪些内容的建议，以及关于教会成员应该或不应该关注哪类信息的忠告。在我看来最奇怪的一个例子中，一位在一间拥有数百万美元预算的教会内担任主任牧师，所著书籍销量成千上万、并在福音派最大的一些特会上当讲员的牧师作家，竟然在为事工领袖们“不再有平台或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哀叹！

这些试图解决教会信任危机的提案背后是实用主义的诱惑，试图透过管理资讯的传播来化解危机。许多教会领袖正在躲避这股危机，寻找方式来减轻自己暴露于危机的风险。他们往往紧抓着一些管理工具和技巧，而这些技巧与他们用来建立自己功能失调的帝国的其他工具放在同一个抽屉里。这些属灵“权柄”想要为自己辩护，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但通常是透过权力的展现来实现。

但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可10:43，英文ESV译作But it shall not be so among you）。耶稣作为领袖和权柄的结果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上帝为了除去世人的罪而被诬告、殴打、刺穿手掌。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知晓苦难的上帝。

耶稣作为领袖的榜样不仅重塑了我们看待领袖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谈论那些被领袖塑造和被领袖误导的人”的方式。随着我们文化各个角落里曾被属灵领袖误导的人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一个用于谈论这些经历的新语言已然出现。 “创伤”和“脆弱的一面”等词汇帮了人们不少——但为一段经历命名的力量与救赎一段经历的力量是不同的。说出口、为一段经历命名可以帮助我们承认它确实发生的事实，哀悼它并将这段经历整合至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中。

但救赎一段经历意味着，我们不能止步于辨识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要恢复它。诗篇56:8告诉我们，上帝把我们的眼泪装在瓶子里，祂记录我们的悲伤。这意味着我们从未独自承受痛苦，我们的心碎未曾被遗忘。祂捕捉我们的眼泪，在十字架上与我们一同哭泣。

十字架是真正的领袖——那位真实的主揭示祂完美品格的地方。但在历史上最具超越性的时刻，十字架也揭示了耶稣的焦点并不在于试图唤起他人的情绪，更非冷漠地讲着一些感觉遥远的真理。十字架最真实的感受发生在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的时刻（以赛亚书53:4）。

因此，基督教的领导模式是一种肩负重担——包括风险——的领导方式。是那些当事情出错时受到指责的风险。是那些因他人的错误而受到指责的风险。是那些为了做对的事但让做错的人感到不舒服、因而被他们驱逐的风险。是那些被诬告的风险。

而我们不是耶稣，所以牧师们也需要为那些真实的指控做好准备。问题可能不在于教会的政策，不在于人们花太多时间在错误的资讯上，也不在于他们在网路上将焦点聚在哪些有争议的人身上；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做了什么或还没有做什么。如果我们未曾想过这些问题，那么，是时候提醒自己十字架上的痛苦了。

十字架意味着我们要用自己的眼泪来迎接这些时刻，但不是为了唤起他人的眼泪，而是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为属灵虐待玷污了教会的见证、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而哀哭。我们与教会中在灵命上、在身体上和情感上被属灵领袖侵害的受害者和幸存者ㄧ同哀哭。我们为自己参与在造成教会内这种破碎的景况而悔改、哀哭。

但我们并非没有盼望。无论教会在这些大清算的季节里还会发生什么事、被揭发什么样的丑闻，如果教会能以信心和悔改来回应，在这破碎之中仍能出现更好、更美的事物。

毕竟，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祂同活（罗马书6:8）。十字架之后，便是复活。

麦克·科斯珀（Mike Cosper）是本刊的播客总监。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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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们也能设定健康的界限

Michael MacKenzie

在功能失衡的教会文化中，牧者能为教会建立健康界线的几个策略。

Illustration by Anson Chan

“如果我真的做出这些改变，我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一位牧师这样跟我说。

为了诚实起见，我回答：“是的，你可能会。”

类似上面这样的对话曾多次出现在我和向我咨商的牧者之间。许多牧师感到沮丧、疲惫且准备好要辞职。有些人已经好几年没有真正好好地休假过。还有一些人正经历恐慌发作或其他极端压力下的症状。他们的婚姻、孩子、身体健康和个人兴趣皆被他们忽视了。他们发现自己每周需要工作60、70甚至80小时。

过去20年间，我专注于为牧者们提供心理咨商——过去的10年里，我在一间专门服事牧者和事工领袖的退修中心工作。许多牧者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服事下去。但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设下健康的人际界限实际上可能不会得到教会的支持。甚至，光是提出这个想法就可能会导致他们被解雇。

采取行动前

牧者们努力建立健康的界限是件好事，但这只能解决问题的一半。这段关系涉及双方的考量──牧者们和会众。如果有个会众不尊重牧者设下的界限，该怎么办？如果他们继续期望牧者在一周之中任何一天、甚至任何一个小时随时准备好服事他们呢？如果他们期望牧者亲自主持每一场婚礼和葬礼呢？如果他们期望牧者带领教会每一个事工呢？该怎么办呢？

当我和妻子卡莉仍从事个人咨商工作时，我们偶尔会接触到那些因父母功能失调（例如有毒瘾问题）必须和父母住在一起、照顾他们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渴望拥有健全的身心状态。根据我的评估，他们可能有四种选择：

1. 努力在这个不会有任何改变、功能失调状况中维持自己的健康。

2. 努力改变这个状况，让涉及其中的人都能更健康。

3. 离开，让自己能健康起来。

4. 屈服，接受环境功能失调的现实。

这和牧者们的遭遇可说是非常相似。根据我的经验，许多牧者会选择第一或第四个选项。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尝试第一个选项，但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反覆尝试让自己健康，最终可能会比简单地屈服于不切实际的期望更容易令人感到精疲力竭。于是，牧者们认定了他们的教会不会有任何改变，于是干脆离开。又或者，他们放弃改变的希望，认命地认为服事就是这样，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习惯这一切。

但是，难道牧者们真的只能在离开或放弃之间二选一吗？并非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在辞职成为唯一选项、或在他们将被解雇前，他们可以尝试第二个选项──让自己先健康起来，然后带着他们的教会一起走向健康的道路。牧者们可以成长为有良好界限的人，并帮助教会成长为有良好界线的教会。

谁会挺身而出？

通常，牧者们抵达我们的退修中心前都需要加班熬夜作好一切预备工作，以便他们不在时有人能暂代他们的责任。这种必须努力到最后一刻的现象显示了教会内普遍存在的状况──教会内没有人接受过接替牧者各项职责的训练，牧者必须费尽心力找人替代自己的职责。值得欣慰的是，牧者们通常能在最后一刻找到愿意挺身而出接下重任的人。

索伦·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曾说：“一个人对自己设限越多，就能拥有越多资源。”许多牧者已成为拥有各种能力并惯于处理各类事情的人。教会文化若要有所改变，牧者们就必须坦诚地思考底以下这几个问题：如果我下个星期突然不在了怎么办？会发生什么事？有谁会出来做哪些事？有哪些事“只有我”能做──我应该要特别专注在哪些事上？用齐克果的话来说，我该如何专注于事情’“深入的程度”而不是“做事范围的广度”？

提早寻找并培训其他愿意帮忙牧者各类职责的人，是维持教会牧养健康界限的基本步骤，例如：为有讲道意愿的长老提供指引、带领有牧者关怀心肠的会众去医院探访、培训一些牧者不在时能主持聚会的人。这些不仅有助于当牧者不在或忙于其他任务时，教会能维持正常的运作，并使平信徒得到定期参与事工的机会。

有意识地装备其他人来承担部分牧养责任有助于教会肢体的成长和成熟。这让牧者能卸下一些重担，也让平信徒领袖对牧者的职责有更多理解和同理心，同时也是对牧者设下健康界限后可能会发生的阻力的直接化解方式。通常，当人们反对他人设下界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种界限会剥夺他们想要或需要的东西。当牧者说出“不，我不会去做”的时候，会众出声反对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这可能源自于他们自己的恐惧、不安全感、怠惰、或认为自己有所有权，甚至是对牧者们能在某一角色上有出色表现感到骄傲。但是，当有其他人能分担一些牧养责任时，人们会明白，他们其实不需要害怕会失去什么。

写成书面文字

教会尊重牧者的健康界限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要有一份实际可行的文件描述牧者的职责内容，明确定义教会对牧者角色的期望。牧者可以与教会领导团队会面，评估后做出调整，然后尽可能的写下具体实际工作的内容——例如，详细说明每周预期的工作时间、每年预期的讲道次数，或一年主持几次婚礼。

当教会其他领袖（如长老或董事会）不完全了解牧者所做的一切事时，牧者们想改变任何事都有可能面临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牧者可以写下一整个月的工作日志，记录所有花在事工上的时间（包括与教会成员以手机讯息沟通的时间⋯⋯等等）。这份日志可以帮助教会其他领袖理解牧者每周的工作总量，促使他们以更有果效的方式讨论牧者服事的优先次序（例如优先准备讲道）。

当牧养的职责有合宜的界限、被具体化罗列并得到教会的支持，会众因此感受到牧者能以更有精神、热诚、注意力集中的方式服事教会时，他们会明白让牧者明智地选择自己所应专注及放下的事，对教会能有更大的益处。

让圣经引导我们

随着牧者们在基督里灵命愈发成熟及健康——特别是在设立健康界限的方面——牧者可以将这些功课教导给会众。这不仅有助于牧者本身，也有助于所有听到的人。这些教导可以培养平信徒和教会领袖以智慧的步伐效法基督的优先权。

牧者可以透过许多不同方式引导大家学习圣经所教导的健康界限。例如，牧者们可以分享圣经里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如保守一个人的心有多么重要，因为心是生命的源泉。或者，基督的每ㄧ个肢体如何被呼召成为一同服事的手、脚或眼睛，而拥有健康的界限可以帮助人们在自己受呼召的范围内更有效的服事。牧者可以在讲道中探讨将安息日放在优先顺序的重要性，或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能如何使我们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任务。教导这样的信息可以培养一种健康的教会文化，让教会成员和教牧同工拥有健康的期望（对自己以及他人）。

为了进一步向会众澄清牧者们“将会做哪些事”以及“不会做哪些事”，跟基于圣经教导中关于牧者责任的讲道十分有帮助（尤其透过请其他地方的传道人来讲述此类证道内容）。在教会事工会议中，让牧者之外的另一位教会领袖来分享牧者的职责内容也是明智之举。

一个值得冒的风险

当牧者们担心会众可能会不尊重他或她所设立的界限时，我认为牧者们最好向教会领导层沟通“持续现状的不可行性”，并提供能帮助改变现状的建议，而不是默默地离开或等待被解雇。设定健康的界限、要求并得到教会领导团队及会众的支持、分派一些责任出去⋯等等，是正确的步骤——即使有可能得到失败的结果。

我见过一些牧者撑到最后一刻才冒险挥出最后一击，设下健康的界限，并得到教会领导团队和会众的接受。但遗憾的是，我也见过许多应该接球的人丢下那颗球。这是许多牧者必须面对的痛苦现实。虽然不能保证这种尝试一定会成功，但耐心地、有策略地努力改变教会的文化，使健康的界限（包括牧者们自己的界限）得到人们的重视，对每个基督徒都有好处。冒这个风险是值得的。只有这样做，牧者才能真正做他或她被呼召成为牧者应当做的事，参与在羊群内每个人的生命里，就像他们被呼召去做的那样，也帮助大家成为我们每人被呼召要成为的基督的身体那样美好的见证。

迈克尔·麦肯齐（Michael MacKenzie）是一名有执照的心理咨询师和牧者。过去20年来，他一直为牧者们和其他基督教领袖提供咨询服务，目前是Marble Retreat的执行董事。他是《别搞砸你的事工（Don't Blow Up Your Ministry）》 一书的作者。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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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母职放下事业，但两者都无法满足我

Sophia Lee

这不是女性才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有的问题。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曾经，飞机在我头顶上空翱翔的景象会让我渴望得眼睛刺痛。那时，我是一名大学辍学生，只有24公斤，骨瘦如柴，多年的厌食症将我啃噬得只剩下器官和皮肤。

每当听到飞机的声音，我就会抬头仰望天空，想着飞机上的人们忙碌地生活着，可能正飞往香港或洛杉矶参加重要的工作会议，或做着那些不像我这种因厌食症而濒死的人会做的重要事情。我会停下来，感到胸口深入骨的疼痛，回想自己曾梦想著成为一名环游世界的记者的日子。

二十年后，我真的成为了环游世界的记者。我写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长篇故事。我成为那个在飞机上往返于会议和研讨会之中的大忙人。我曾骑马穿梭缅甸的丛林，报导一个非传统的人道援助组织；我曾搭乘双人飞机飞越遥远的阿拉斯加冰雪国度，报导当地原住民的故事；我曾开车经过长颈鹿和羚羊觅食的开阔的草原，去报导肯亚华裔移民的故事。

我终于实现了20年前看似天方夜谭的梦想。彼时的我失去生命所有的目标和意义，而现在——怀了第二个孩子的我，却要放弃这个梦想，做一个全职妈妈，并且不知道会做到何年何月——我的心里很难受。

我知道，能够选择不工作并在家育儿，已是种特权。我也知道，在许多女性为不孕和流产挣扎的时候，能够生育是一种祝福。因此，我是带着羞愧的心情说着这些话：我对即将从职场妈妈转变为全职妈妈感到恐惧。

我长久以来一直怀抱着做我现在从事的职业的梦想，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艰辛的努力。现在放弃它，感觉就像在体操表演时，空中翻滚的华丽状态嘎然而止，动作定格，身体僵硬地卷曲在空中，不断地下坠，却永远无法着陆。

当我与我的门徒训练小组分享这种挣扎时，我们的组长，一位有三个成年孩子的女性，曾为了全时间照顾孩子放弃潜在的护士职业，发出啧啧声。她说：“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是典型的现代女性。”

她说得没错。我对刻板的性别角色感到愤慨。我声称支持女性追求她们的梦想，无论是工程师、飞机机长还是家庭主妇——但说实话，直到最近，我都无法理解那些选择母亲身份作为她们职业的女性。

成为母亲从来都不是我的梦想。我不相信“女性有办法兼顾家庭及事业”的热门观点。从数学上来看就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将百分之百的努力投入事业，又将百分之百的努力投入母亲的角色。显然地，我选择了事业；我不认为自己有一丝母性本能。即使是最胖嘟嘟可爱的婴儿，也没有让我想要成为母亲。

关于女性身分和母亲身分的讨论似乎经常陷入令人疲惫的文化战争，争论的焦点往往放在刻板印象是否属实，而不是放在真实生活着的女性：其中一个阵营宣称，女性可以自由地做任何她想做的事，追随自己的内心（即使我们知道人类的内心往往像我那蹒跚学步的孩子，变化无常、难以预测、前后不一）。

另一个阵营则说，像我这样的女性吞下了关于女性身份的“邪恶谎言”。他们说，女性最高或最伟大的使命就是为人妻及为人母。他们说，女权运动欺骗了女性，让她们相信事业可以满足我们，而家庭主妇的生活平淡无奇，令人窒息。

确实，这个社会没有给予家庭主妇足够的重视，这可能会让选择待在家的女性感到被忽视和渺小。这解释了近期在美国兴起的一股“传统妻子”风潮。在这股社交媒体风潮里，女性拒绝为她们的围裙道歉，自豪地重拾女性的“传统”价值：她们将其诠释为在家做饭、清洁里外和照顾家人，并以富有美感的复古滤镜照片来呈现他们美好的生活。

但这两个阵营都没有说到我心坎里。我与其他那些在母亲身份或事业中挣扎寻求满足的女性进行的对话也和上面各种论述没太大关联性。

是的，我想我是个所谓的“典型的现代女性”——但我并非仅限于此。我小时候那在笔记本上填满对未来的创意想像和故事的美好时光，并不是某种“女权主义者的呐喊”，而是反映着一位充满创造性的上帝赋予男性和女性的共同天性，让我们使用这份恩赐来创造及滋养大地。我工作并不是因为我兴奋地想推翻父权主义，赚取财富或社会地位。我工作是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

但后来一切都变了。我们的儿子在我的子宫里成长了几个月后，我终于真的注意到他的存在——因为他开始踢腿了。两年前，在我真的准备好成为母亲之前，他以激烈的哭声来到这个世界。

还好加州有家庭带薪休假的福利，我得以请四个月的产假。 122天全职照顾儿子的日子是个模糊、缺乏睡眠的朦胧画面，浸泡在甜美的母乳和孩子带着奶香的打嗝声中。我分不清太阳是升起还是落下。

但我也从未体会过这份温柔。我内心绽放的爱不是蜜月玫瑰，前一季新鲜活泼，后一季凋零低垂。这种爱不断地成长，像一株迷人的常春藤，常青而茂盛。我怀着敬畏和新闻记者的好奇心观察这份萌芽中的爱：我的身体真的创造了这个神奇的生物吗？在我眼中，为什么这个爱哭、满身皱折的小东西在我眼中看起来如此甜美可爱？

我无法想像没有儿子的生活，无法想像我怎么会曾经渴望一个没有他的生活。然而，我也感到无聊到快发疯。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工作。休完产假回来的第一天，我拂去桌上的灰尘，端着一杯热腾腾、而不是不冷不热的咖啡坐下，感觉像得到一次度假的机会。在很多方面而言，我感觉自己被解放了。我那因久久未使用而变得迟钝的脑袋，终于可以探索宝宝吃饭及起床时间表之外的事物了。

但我回到工作岗位时也变了一个人。我感觉自己老了、脾气更暴躁了、行动更迟缓了。我的创造力像顽固的感冒一样沉闷且堵塞。我的注意力难以集中，所有感官都被一个贪婪地渴望食物、触摸、关注的孩子过度刺激着——他索求的不仅是我能给予的一切，而是远比我所能给予的更多。

出差做报导变成一场后勤大混战，我需要给一整个冰箱存量的母乳贴上标签，准备整整两周的健康餐食，给付保姆额外的工时薪水，有时还要让孩子的祖父母跨越大半个国家来帮忙。

想办法确保母乳不停断让我倍感压力。有一次，我在一辆防弹卡车后座，夹在两个成年男子中间，长达10小时在战火纷飞的乌克兰田野间穿梭。中途我们停下来快速地吃午餐，我冲向洗手间，疯狂地努力将满满的乳汁倒入洗手间的水槽。

这也影响了我的婚姻。当我在海外出差时，在视讯通话里看到先生疲惫不堪、憔悴的面容，让我既内疚又恼火。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丈夫就像溺水的人发现木筏一样松一口气，然后疯狂地划桨离开，留下我在水里弥补不在家时的家长责任。

我深深爱着我们的儿子。但我不觉得做母亲有成就感；然而工作同样不会让我感到完全地满足——也许从来就没发生过。即使在我成为母亲前，我记得每过一个生日，我就会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又过了一年，我从20多岁逐渐进入30岁的人生阶段，我感到像患有厌食症时那样的饥饿及空洞的不满足感，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成就和影响力。

“实现感/满足感（fulfillment）”是21世纪第一世界国家人民的困扰。以这类问题形式出现：我的婚姻让我满足吗？我的友情让我满足吗？我的事业让我感到充实吗？和我一无所有、骨瘦如柴的时期相比，我如今拥有的一切就像拥有了星空、银河、宇宙。

现在，我除了拥有星星和银河——还有意料之外、未曾求过的“母亲身份”这个礼物——而我仍然觉得不够。

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被现代女权主义洗脑了，我只需要找回作为女性的“真正”意义，那么这只是在羞耻感之上叠加羞耻感，让我从一个虚假的幻觉走向另一个。我见过许多家庭主妇将自己的孩子和育儿方式与他人进行比较，然后在孩子出现问题或离家上大学时陷入身份危机。

不满足感并不是女性才有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

多数男性“似乎”能兼顾两个世界——父亲和事业。没有人因他们追求理想而批评他们，当他们带孩子去公园玩时，还会得到人们的称赞。我们也很少听到男性谈论自己为了家庭牺牲事业，而这个事实令人感到遗憾。我认识一个熟人，他过于忙碌地建立自己的公司，以至于没有时间安定下来。现在，他快50岁了，富裕且成功，却仍和20多岁的女性约会，因为他非常渴望有孩子。如果他能早点考虑到追求理想所要做出的牺牲，也许会对他有帮助。

我渴望的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我是造物主照着自己的形像所造的。我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创造，这包括孩子，但不仅仅只是孩子；工作和母亲的身份从来就不是为了满足我而设计的。在人类开始繁衍或耕种之前，上帝就已喜悦人类，并仅仅因着人类的存在而形容他们“甚好”。祂所创造的人类在祂里面已经得着满足。生养众多和治理全地是一种祝福，一个额外的赏赐。

圣经就是这样开始的。《创世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如此记录着。问题是，我被困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并不断地重复它。

近期，在我开始重读《创世记》第三章之际，我的身心灵处在一种不安全感、疲惫且不满足的状态。但上帝点亮了我的眼睛，我在《创世记》第三章看见我自己。我看到蛇扭曲了上帝的话语、扭曲了上帝的品格，在我的心中植入怀疑和诱惑：上帝真的是良善的吗？我真的被祂满足吗？我看见自己站在园子里所有可以吃的果子中间，却执着于上帝禁止我吃的那个果子。那个丰盛满溢的、永不匮乏的园子对我而言并不足够。上帝也不足够。我想要那个果子。

那个果子是骄傲的罪。是骄傲让我为自己设下不断攀升的期望，是骄傲让我透过我所创造的东西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但我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我太清楚自己差得有多远，还有多少人比我优秀，然后我感到羞耻，害怕被揭穿。也许我再也不会让自己饿到濒死，但那同样有毒的、曾导致我患上饮食障碍症的骄傲及羞耻感的有毒混合体，仍淌流在我的血管里。

《创世记》第三章并不是个远古的故事。它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它是运作这个世界的引擎，是我运作人生的方式。

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将专注于母亲的身份。尽管我不知道这个季节会持续多久，但上帝呼召我信实地以这个身份管理这个季节。我将无限次地重复喂奶、摇哄孩子、拍嗝的循环，即使这一切让我感到枯燥单调。

我会尽力忠于这个职分，即使我可能同时满腹怨言。我的后背会疼痛，我的脑袋会发出咯吱声。我会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不对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丈夫不耐烦，然后也会有不小心失控的时候。我会感到无聊，我会想在某些事情上寻求满足──直到我提醒自己想起那个园子，以及《创世记》第三章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季节里，将会有新的恩典。也许我不该专注于思考女性在事业和母亲身分的牺牲比男性更多是多不公平的事。也许这是一种祝福，因为从职场妈妈到全职妈妈的转变会戳中并拉伸我最柔弱和疼痛的地方，让我从惯常的运作系统中清醒过来，去反思并改革我旧有的思维模式，使我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这一点也不沉闷或单调。

索菲亚·李（Sophia Lee）是《今日基督教》的全球特约撰稿人。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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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音派的立场逐渐松动

Brad East

美国福音派反对喝酒、纹身、拒绝天主教宗教仪式及习俗的严格标准正在松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Icee Dc / Unsplash / Edits by CT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福音派发生了一些事——在我看来，是一次大规模的世代转变。我想描述一些我看到的变化，并请教大家是否也观察到同样的改变。

首先，让我形容一下我看到的场景。我所描述的对象是美国各派基督教里较不重视宗教仪式的新教教会：通常以圣经、传福音和个人对耶稣的信仰为中心；普遍（不全是）为不隶属任何教派的教会。对圣礼、仪式和教会权威的重视程度较为谨慎（或什至几乎不看重）。这些教会带有美国灵命大复兴时期的特色，在性、婚姻和其他社会议题的看法上持保守立场。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教会的成员主要以白人中产、中低产阶级为主，但教会整体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有高度的同质性。许多像这样的教会在过去三十年内成立，他们通常喜欢较长的讲道、较现代化的敬拜方式、每领月一次圣餐，教会内有很多灯。

就是在这些教会之中，我观察到一种我形容为“逐渐松动”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觉察，或至少是非人为计划的。这种松动并没有一致性，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因为它并非某种事工项目或政治宣言。它本身甚至与保守派或自由派无关。我这篇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这种变化作出全面性的正面或负面的评论。这种松动包括逐渐放下一些曾经的潜规则──至少不是明文规定的──教会内的社会规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喝酒的看法。众所周知，过去几个世代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喝酒持非常高的警戒心，有时甚至到了绝对禁止接触酒精的地步。在我青少年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当我听说某陈弟兄或某林姊妹喜欢睡前小酌一杯时，通常只能是私下流传的八卦消息。陈弟兄或林姐妹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喝酒，更不会在自家车库酿啤酒，然后在小组聚会中让大家试喝。

二十年后的今天，据我所知，这种对喝酒的禁忌几乎已消失殆尽。在我任教的私立基督教大学里，校规包含教授不能跟学生一起喝酒，但仅仅12年前，教授甚至不被允许喝酒。像这样改变了校规的福音派学校非常多。

让我们再想想美国福音派中其他陈腐的禁忌──纹身、跳舞、赌博、抽烟，甚至是妻子在外工作。纹身不再是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福音派中“很酷的”知名牧师的专利。如果我问我那些敬虔的基督徒学生，他们是出于何种神学考量决定拥有多处纹身的，他们甚至不会以一堆足够反驳他们祖父母辈对利未记19:28过时解经的论述来回覆我。他们只会给我一个白眼：纹不纹身跟信上帝有什么关联性？

或者，观察一下基督徒们在休闲娱乐选择上的改变。教会和基督徒家长现在仍会监管孩子浏览内容的恰当界限，但容许的范围已大大地拓宽了。曾经，人们甚至会对迪士尼电影小心翼翼的，因为大家曾深信大银幕上的性、不当语言和暴力画面是导致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但现在，福音派基督徒在网飞（Netflix）或HBO的浏览清单与其他普通用户似乎没什么差异。有些人甚至把收看《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或《黑道家族》（Sopranos）当作参与在文化里的必要任务。他们会说：我只是在履行我的福音使命，如果血腥、残忍和裸露的画面冒犯了你的基要主义背景，我很遗憾，这个世界对你——信心软弱的弟兄——而言还有更多更可怕的东西。（林前9:22）

相似的松动也正发生在教会内。我原先认识的美国福音派长期以来对天主教的一些作法嗤之以鼻，无论是正式的仪式、祭袍、圣礼、根据教会年历庆祝宗教节期，复诵使徒信经⋯⋯等。长期以来，这些天主教仪式被视为圣经教导外的习俗，有模糊福音焦点的危险，僭越基督的主权，或是会助长一种毫无生气、有名无实的信仰。

然而今天，我注意到各种福音派机构以令人惊讶的步伐朝着重新发掘这些以前由天主教制定的习俗的方向迈进。以前曾拒绝承认复活节有别于其他星期天的基督徒们，现在甚至会开始纪念四旬期/大斋期（Lent）。曾因信仰原则拒绝各种信经的教会，现在每个星期天都会背诵“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曾坚持相信圣餐只具备纪念意义的教会，现在在圣餐中会特别谈及基督的真实同在。（在英文里，福音派教会开始以“Eucharist（圣餐）”一词来称呼圣餐，而不仅仅是“the Lord’s Supper（主的晚餐）”）。

这种松动甚至延伸到福音派神学院的课程和讲道研究中。神学院教授和牧师们开始参考福音派以外（甚至新教之外）的作家和思想家，更借鉴天主教神父、中世纪东正教修士以及教父时期的主教和大公会议的观点。与我前面举的其他例子一样，这样的转变并非屈服于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某些神学操练──尤其是诵读信经──是种保守的变化，以教义教导（catechesis）作为防止神学偏离的堡垒。

现在，我称这种松动为“世代转变”。某种意义上而言，确实如此。但据我观察，并非只有40岁以下的人参与在这样的转变里。如果仅仅只有年轻人的话，即使是个重要的变化，也可能只是孩子们反叛、摆脱父母辈的行事方式的正常反应而已。

相反的，我看到的是，这种松动不只发生在千禧世代和Z世代，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也正在转变。许多以前完全禁酒的人现在开始喝酒了，曾抵制迪士尼的人开始订阅网飞（Netflix），以前对任何有赌博疑虑的活动持警戒态度的人现在会邀朋友一同举办扑克之夜。

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这其实是种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微小的变化。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让这么多福音派基督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脱离这么多对外在行为和宗教仪式设下的禁忌？

在我大胆地提出我的想法前，我必须说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没有图表来支持我的论点或有数据证实我的想法。但正如我在前面分享我所观察到的“松动变化”——我想知道其他基督徒是否也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现在，我想提出能解释这些变化的想法，也许也能引起其他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共鸣。

首先，这种松动对我来说意味着，美国福音派许多不成文的规范和标准并非全然由教义、教会的权威或圣经教导所支撑。反对“喝酒、纹身、正规的宗教仪式”等不成文的规范能有如此强大及一统性的力量，还需倚靠教会周遭环境的文化。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外部环境的支持包括国家的角色。在过去半个世纪，一些规范这些“世俗的行为”的法律——例如关于酒精、离婚、毒品和曾经非法的性行为的法律，已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纷纷倒下，而这些法律的改变与教会规范开始松动的现象同个时期发生并非巧合。有时候，法律是文化的下游产物，有时则是上游源头。但无论如何，教会都是这条社会河流的一部分。

其次，美国文化的基督教色彩越来越淡，世俗色彩越来越重，这为一般基督徒带来改变的动机和压力。如果非基督徒之中的多数的人都相信或参与某件事，那么继续拒绝做同样的事（绝不妥协）的基督徒的门徒身分就会更加醒目。这让许多基督徒，包括牧者们重新思考，喝酒真的是上帝所禁止的吗？这种规范是否真的白纸黑字、明白地写在经节里面？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要因禁酒遭受邻居或同事的嘲讽？再说，反正大家都知道某个弟兄或姊妹家里的藏酒十分丰富，让我们加入他们吧！

第三，当圣经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无特定立场（教会内有各种不同立场），但教会身处的更广泛的外围文化有十分明确的立场时，一般来说，牧师或教会机构有责任领导会众拒绝（或接受）所处的文化的标准。但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牧者本身的权威性一落千丈、教派身份/忠诚度消亡、以及基督教组织的信任度危机不断上升。

以前常听人挂在嘴上的“长老们都这么这么说”或“某某牧师说的一定不会错”已经很难再拿来应对当前的环境了。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用脚投票，直接加入另一间牧师有不同看法的教会，毕竟，“某某牧师有什么资格决定这段经文的意义？他不是曾教导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能力自己解释圣经吗？以及，除了圣经，没有任何权柄有关于信仰和道德问题的终极权威？他自己也曾说，所有圣经未提及的议题都是‘非至关紧要（无关乎救恩）’的问题，取决于个人良知去跟随？”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在后基督教时代（post-Christian）的战场上，不再有教派之分。尽管这听起来违背常理，但那股引导福音派开始喝酒、刺青和收看HBO的力量，同时引导着他们背诵基督教信经、接受在额头上画圣灰（教会历史上的复活节传统之ㄧ）并阅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文章。当整个世界文化都不利于人们信实地跟随基督时，你需要所有能和你站在一起的朋友。ㄧ些和当前的文化争战相比而言较轻微的教义上的分歧，例如关于婴儿洗礼的争议，并非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需要对付的议题，这些教义的分歧在紧要关头可以暂时放下，但当然，这种放下不包含关于性和性别议题于神学上的分歧。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我看到的松动现象并非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或背后有什么意识形态在推动的计划。这种松动自然地、有机地、同时在多处浮现，有时还以明显矛盾的方式发生。正因如此，要评价这种松动并不容易。我自己是在没有严谨的宗教仪式或喝酒的家庭文化下长大。但现在，我祷告前会在胸口划十字架，也会和父母一起喝酒。另一方面而言，我对大、小萤幕媒体（无论是串流影音或TikTok等app）对基督徒休闲时间的逐步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媒体内容的无所谓态度/识读能力感到悲伤、遗憾。

无论每个具体的松动现象是好是坏，或是尚待确定，我所知道的是，与这种逐步松动同时发生的，还有教会出席率的下降、伴随而来的孤单感，以及会众拒绝教会对其成员行使权威的情况的增加。对ㄧ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基督教信仰正在进步的迹象（也许教会权威的减少意味着属灵滥权/属灵虐待情况的减少），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基督信仰的损失（在迷途中的基督徒需要有人下猛药来帮助他们步入正轨）。

无论如何，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美国福音派正在发生变化。当这一转变结束时，美国福音派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只有上帝知道。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柏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他撰写了四本书，包括《教会：上帝子民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和《给未来圣徒的信：给精神饥渴者的信仰基础（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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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地球创造论”让教会失去一些会众

Andrew Loke

为何教导某类型的创造理论会让有科学背景的基督徒为难？

Joseph Corl / Unsplash / Edits by CT

《Speaking Out》系列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那是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我让学生们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提出问题，我随后会在课堂上回答。不出所料，我收到像这样的问题：

“科学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冲突吗？生物学进化论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祖先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但相信上帝的人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

过去10年，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科学与宗教课程时，已记不清遇过多少次这类问题。而且不只大学生会问我这些问题——亚洲各地的神学院和教会也常邀请我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而关于上帝创世论和科学进化论之间的辩论是我最常收到的话题之一。

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明显冲突是他们接受福音的主要障碍。这种冲突感在中国尤其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多数的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无神论来诠释进化论。根据我的经验，一旦消除了这种障碍，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受基督。

然而，许多华人教会仍然在教会内教授年轻地球创造论（Young Earth Creationism，以下简称YEC），即认为地球和宇宙的年龄只有数千年而不是数亿年这些教会有来自西方机构的支持，如“Answers in Genesis（《答案在创世纪》）”和“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国际创造论事工）”。这些机构的讲员经常被邀请至亚洲国家，他们的反进化论立场尤其受到那些将进化论等同于无神论牧者的欢迎。

我在新加坡长大的青少年时期，非常喜欢YEC讲员的演讲。我阅读并宣传他们的出版物，如《Creation》杂志。他们经常展示许多美丽的生物奇观图片，并宣导这些奇观一定是由上帝所造，而不是进化而来的。他们鼓励我对圣经持崇高的观点，并忠于上帝的话语。

进入医学院后，我曾多次与无神论者当面或在网络上交流，他们对基督教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些辩论让我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做更多研究，并区分基督教有神论里有哪些论点站得住脚，哪些则站不住脚。

我发现最有力的论点是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说明宇宙的出现一定存在第一原因，而这个第一原因就是创造主）和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自然律的存在出自于一位设计者）。我还发现，关于基督复活和祂的神性的历史论证也很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我发现YEC反对生物进化的论点不再站得住脚，因为它们与遗传学、化石证据以及天文学和地质学的发现相矛盾，种种这些发现与YEC关于宇宙和地球实际年龄的计算完全冲突。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从YEC的立场转变过来。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我需要谦卑地以知识上的诚实和公正的态度来考虑那些不信奉YEC的基督徒的论点，而不是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话，从而产生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从医学院毕业并当了七年医生后，我在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攻读宗教哲学硕士学位，并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神学博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认识到以正确的释经学原则来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例如考量经文的文学体裁、上下文、原文的字义和文法，以及古代圣经作者的历史背景。

我发现，除了YEC提供的解释外，对与创造相关的经文还有其他合理且站得住脚的解（包括与进化论没有冲突的解释），而且我依然可以在对圣经持崇高的观点下接受这些解释，而不是只能接受YEC（编按：YEC常见的理论之一是，只有YEC才是“尊荣圣经的权威性”的解释）。博士毕业后，我又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也出版了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关于创造物的各种奇观，进化论并不能解释第一个生命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能解释自然律或宇宙从何而来。宇宙论论证和目的论论证表明，这些最终来自于一个无因、无始、非物质、超验、拥有自由、高智慧和巨大力量的第一因，即创世之神。换句话说，无论进化论是真是假，上帝都是存在的。我发现向中国大陆的朋友强调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错误地将进化论等同于无神论。

另一方面，进化论可以说为造物主的存在提供了更多证据，即使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无神论者持相反的观点。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是一位牧师，也是达尔文的朋友，他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增进了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的理解；它表明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于祂能使万物继续自行创造。”

请听我这个比喻。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U盘和一台电脑，你会认为我很聪明。但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能进化成各种电脑的U盘，那就更能证明我的智慧了，因为这是更难完成的事。

这个类比表明，认为“发现演化的证据”等于否定“是上帝设计了他们”，或反之亦然，是一种谬误。关于创世论及演化论的争论常出现这种假两难谬误 (False Dilemma)，这些论述没有考量到进化可能是上帝所设计的进化，也没有考量到人们可以同时发现两者的证据。

进化论（连同前面提到的宇宙论和目的论论证）表明，第一因造物主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于祂可以制定自然法则，并引发一系列事件，形成最初的生命，进化成各种生物，最终形成大脑比电脑更复杂的人类。因此，我们越是研究生物的进化，就越应该敬拜上帝。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与他人分享以上的见解，我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或作为文章发表。我写书的初衷是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一路走来，其他人也发现这对回答他们的问题很有帮助。

除了帮助非基督徒认识主之外，我还见证了对地球起源的正确研究能如何帮助加强基督徒的信仰并装备他们从事各种事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曾经提倡的YEC有时会在基督教和主流科学间制造冲突，从而对东亚的福音和宣教事工产生负面影响。

这有时反过来会导致年轻人在离开舒适的家庭教会进入大学后，失去对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大学教授能轻易地戳破他们的YEC论点。

例如，我曾收到一封来自美国一间华人移民教会的成员的电子邮件，该教会坚持严格的YEC六天创世论。他提到教会内曾有个雄心勃勃的高中生“计划在大学主修生物学，然后向他的教授证明进化论是错的，YEC才是解释现有证据的唯一方法。”

然而上大学后，他的教授们逐一回答了他的论点，很快地，这位年轻人就成了那个最终失去信仰的人。教会成员写道：“他（年轻人）看到YEC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因为我们教会将整个基督教信仰与YEC观点绑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需要拒绝基督教。”

这真的是个悲剧。虽然关于地球的年龄是任何真诚的基督徒可以持有不同想法的议题，但许多YEC支持者继续坚持YEC是人们对圣经唯一可接受的解释/理解，认为YEC必然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ㄧ。他们声称，“如果地球真的有几百万年的年纪，那圣经的内容就是假的，那么在任何问题上，甚至包括福音——圣经都不再/无法具有权威性。”（这段话来自《答案在创世纪》的网站）

在学术界，YEC因与许多科学学科研究成果相矛盾而广泛地被反对。专业的学术出版商不愿出版YEC的材料，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有偏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对科学的扭曲。（例如，YEC认为恐龙化石中保存的软组织表明化石只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论点是基于对科学的多种扭曲理解）。而其他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基督教观点仍能不断出版，包括关于上帝存在论证如宇宙论证和设计论证，以及耶稣复活的证据。

为了帮助人们坚守信仰，我认为基督徒应该推广学术标准更高的护教学，才能在向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同时坚固并装备众圣徒。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帮助我理解科学与宗教如何不相互冲突，并因着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确实是宇宙的第一因，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从而使我的信仰更加坚固。

Andrew Loke（骆德恩）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学会的当选院士，也是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的副教授。他在神学、宗教哲学、新约历史批判研究和科学与宗教等领域出版了七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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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没有讨论的“性别歧视”问题

Tish Harrison Warren

对性别角色的争论往往掩盖了对人性更深层罪恶的审视。

bortescristian / Flickr

福音派圈子里似乎存在着两个敌对的帮派：互补论支持者（complementarian，认为男性在教会和家庭中负责领导责任，女性不可按牧）及平等论支持者（egalitarian，认为女性在家中和教会同样具有领导权，女性可当牧师）。各教派、类教会机构、神学院、倡议团体，甚至基督教网站都依照这些界线划分，甚至会用这些立场来判断彼此的信仰是否正统。

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对这类词汇感到烦躁（尤其是他们的定义非常模糊、毫无一统性），因为这些词汇掩盖住很多东西，同时也揭示了很多东西。我想从每个领域——家庭和教会——来看看这些词汇/术语如何让我们失望，并审视当这些性别角色的标签主导我们的对话时，我们会失去什么。

首先是婚姻。虽然在抽象的神学论证中，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似乎很直截了当，但在亲密、平凡、日复一日的婚姻熔炉中，事情从来都不能那么简单粗暴地划分。我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可以说是“软性的互补主义”——我和我的丈夫对于男性“身为头”的概念很不清楚。随着时间推移，透过研读圣经和人类传统，我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父权制度是人类堕落的结果，而恢复男女平等的关系则是福音里关于和解的教导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如果你逼问我们，我们会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平等主义”。

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老实说，我每天的婚姻生活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同。在我们“还是互补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已是试图相爱和彼此顺服的罪人，如今我们依然是试图相爱并彼此顺服的罪人。我们对性别角色的看法从来都没让我们实践耶稣对所有跟随祂的人发下的艰难而神圣的呼召——为爱他人而死——变得更容易。如果基督徒婚姻的目标正如保罗所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这些术语、分类标签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是，教会。虽然互补论/平等论的标签在讨论女性按牧时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在事工的实际状况中，这些标签也并非极为清楚的界线。我是个女性牧师，所以我的教会可以正确地被人称为持“平等主义”立场。但是，对某些人而言——例如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则认为我的按牧“符合互补论”的观点，因为我是在男性主教的权柄下工作。某些互补论者认为女性牧师或任何形式的女性神职人员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一旦你问他们关于女性教导成人主日学、带敬拜、撰写基督教书籍、在基督徒特会/营队里讲道、在教会聚会中发言或领导类教会机构（如基督教NGO组织），那么互补论/平等论的分类又会变得更复杂和模糊。

这些术语本身掩盖了关于女性按立圣职的争论的核心。 “平等主义”在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所有人应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然而，在讨论按立圣职时，关于权利的夸夸大论容易让我们走错方向。按立圣职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实践，并非由今日的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形塑而成，乃是由教会古老的智慧——为着上帝子民的益处和使命——形塑而成的。另一方面，“互补论”则是个令人遗憾的用词选择，因为多数被称为“平等主义”的福音派人士同样认同两性自创世之初便是相互补的。

让我澄清一下：对性别角色进行神学和释经学上的辩论很重要。但这些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变成一种烟雾弹，分散掉我们本应讨论真正重要的议题的注意力。

无论我们的互补论/平等论标签为何，所有基督徒都需要诚实及坦率地解决教会里性别歧视的罪。性别歧视不是一种神学立场，它是一种心志模式和状态。它往往以一种微妙但根深蒂固的倾向忽视或诋毁女性的声音；它是一种坚持认为女性就是符合某种狭隘的个性特质或模式的倾向；它是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对男性这个性别的偶像崇拜。性别歧视存在于教会内，在持互补论和平等论的教会内皆有踪迹。

我有个女性朋友受过神学装备，很有恩赐，很有爱，并在一个主流教派被按立为牧师。然而，在她服事的地方教会里，当她周围的男性皆被要求讲道、带领团队并受栽培成为牧师时，她感觉自己被冷冻了——她上头的牧师从不允许她参与教会的事工。当我向我的朋友和另一位（男性）领袖询问此事时，他们说了同样的话：虽然从类别上来看，那位牧师是个支持女性的“平等主义者”，但现实是，他惯于一种没有人对他问责的习惯，即剥夺身边女性的权力并将她们边缘化。他的平等主义标签其实是个用来袒护自己的遮羞布，让人不去检视他更深层的性别歧视。这种行径可能会被人视为单纯的个性不合，但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我知道全国各地不少女性服事人员经历过类似的事。

在另一个阵营中，互补论者可能会把精力花在“只有男性可按牧/作长老/领袖”的争论上，却忽略他们当中紧迫的性别歧视问题。一位牧师朋友最近告诉我，和一位女性平信徒一起服事的经历让他确信，他过去一直忽视会友之中女性的声音，而在他的教会里，所有牧师和长老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担任的。他现在正努力积极地悔改，与女性会友开会，了解她们在教会的经历，让女性参与教会的所有决策，并学习关于性别歧视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他正努力使女性的声音和恩赐成为优先事项，即使他仍持守女性不能按立作牧师的立场。

如果一个人宣称男性是一家之主，那么将这种观点与性别歧视和文化上的厌女症于实际的实践上做出“严格的差异性”则极为重要，否则，互补论就会成为将贬低女性的价值并强化男性优越性等思想洗白的手段。仅仅主张男性为首是不够的，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创造一个女性能在其中茁壮成长，以属灵恩赐服事基督的文化？所有教会和教会领袖——在按牧这个议题上的正反两方——都必须积极寻求女性会友为基督所用、生命兴旺成长的方式，并明确地谴责嘲笑、轻看或诋毁女性能力/价值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可以把关于性别角色的争论过度简化为两个对立的立场，但现实情况是，这两端皆存在持续性的问题，深深地违背圣经的教导：一端否认任何性别之间的差异和生理限制，另一端则忽视、苛待及物化女性。但是，在这两端之间广阔、宽敞、多变的中间地带，人们还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在教会和个人生活里——无论贴着什么样的标签——我们都应带着我们的资源、精力、祷告、智慧和事工策略，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相遇。

即使我们有平等主义/互补主义的标签，我们仍可以一同支持更健康、更圣洁、更美好的婚姻；一起努力使女性能用她们的恩赐服事教会；一起促进文化和法律规范的发展，使全球各处的女孩和女性过着更安全、更喜乐、更丰盛的生活；并一起努力在我们的两性关系中体现基督的爱和健康的心态。

我们的文化正在为“何谓男性”和“何谓女性”的问题上纠结，为婚姻的意义和目的纠结，并困惑于权力和相互关系间的平衡。观察着我们一言一行的世界不需要基督徒继续为抽象的“性别角色/责任”争论。更令人们信服的是当人们看见呈现在基督徒的婚姻和教会里的福音——看到丈夫和妻子以各种方式彼此顺服，在婚姻的黑暗痛苦中挣扎时，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罪和需求；或看到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倾听并相互学习，共同努力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寻求悔改与和好。无论是平等主义或互补主义，这些术语只有在达到以上这些目的时，它们的存在才有益处。

我们在性别歧视、性侵/性骚扰、苛待及边缘化女性等行为里见到的破碎，与其说是来自我们对性别议题所持的立场，不如说是来自我们未能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未能认真对待上帝要求所有基督的肢体相互顺服的呼召，以及以上这些根深蒂固的罪在我们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中世代相传的事实。因此，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加入成为上帝救赎并恢复女性身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所拥有的完整人格尊严的一份子。

蒂什·哈里森·沃伦（Tish Harrison Warren）是一位作家和北美圣公会牧师。她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际研究生和教师牧师部工作，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着有《Liturgy of the Ordinary: Sacred Practices in Everyday Lif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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