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宇宙中的流浪孤儿与伟大母亲

在一个追求向上移动的世界里选择“一事无成”地服事他人,需要一份深刻的爱与呼召。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3, 2023
Courtesy of A24

2023年,一部关于亚裔移民母亲在美国文化里经历的家庭冲突的电影,以科幻而饶富趣味的方式呈现,吸引了大众的视野。 《妈的多重宇宙》获得两项金球奖和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原创剧本、剪辑共7项奖项。

整部电影在女主角秀莲(Evelyn Wang)的忙碌与狼狈中开启序幕,埋首在帐单中处理税务问题的秀莲,同时还要照顾打理父亲生活,预备他的生日大寿,她的丈夫拿着离婚协议书前来搅局,叛逆的女儿准备在爷爷的生日宴会上出柜,秀莲在忙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开始了多重宇宙的冒险。

在前往国税局的途中,丈夫威门(Waymond)突然一改过往温驯的常态,以精准锐利的口吻请求秀莲帮助他整救全宇宙。剧中秀莲借着丈夫的指示学会了借用其他平行宇宙的能力与大魔王开战,在拯救宇宙的过程中,她重新转化了面对世界的视角,修复了自己破碎而夹杂悔恨的生命,也重建了与亲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部关于亚裔母亲在美国的电影,为什么会令全球影迷产生深刻的共鸣以及受到金球奖与奥斯卡的青睐?

挫败与迷惘是全人类的共同体验

剧中女主角秀莲深感一事无成,无法成为父亲眼中的期待,同时陷入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中的焦灼,整日面对洗衣店里的繁琐事务。若说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面对际遇与诸般自我抉择的总和,那么正是秀莲过往人生中的每一个挫折与失败,将她引领到生命的这一刻,来面对现在这一个一事无成的自己。

在电影中,来自另外一个平行宇宙的α威门对她说,在正是因为你的一事无成,所以你才有无限可能。 (It's because you are nothing so that you can be anything.)

二十世纪初女性主义作家吴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她的著作《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同等才情的妹妹,她的命运将会如何?在吴尔芙的笔下,这位杜撰出来的妹妹茱底丝(Judith),和莎士比亚一样是非常聪明、富有才华。故事中虚构的茱底丝不想嫁给父亲安排的对象,于是逃婚到了伦敦。但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个时代里,身为女子的她,却和莎士比亚有着天壤之别的际遇,没有人相信她的才华,最后,沮丧的茱底丝在一无所成的孤独中自杀。

或许,这个故事反讽了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窘境。但是经历挫败与迷惘并不是女人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体验。在被罪所腐蚀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免于心碎。我们或多或少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他人的错待而受伤,在自己的愚蠢与无知中误入迷途,在生命的重担与破碎的关系之中继而恶性循环般地伤害我们所爱的人。挫败与迷惘促使我们不论站在什么样的舞台与场景中,都仍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支离破碎。

一无所成的无限可能

但真正的价值与人生到底是什么?一个充满能力的女子若是为了选择陪伴另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而放下功成名就的机会;一个充满力量的男人若是在肉弱强食的残酷环境里因着信仰而坚持恩慈待人;一个教授若是看重陪伴学生的生命更甚于利用学生交出研究的成果升等;一个充满讲道恩赐的牧师若是选择照顾自己罹癌的妻子而放下讲台上的服事,那么他们的一事无成,并非因为无能,而是在人生的选择题上,选择了上帝所珍视的每一个个体,选择了他们所珍视的关系。

影响全球的灵修作家卢云,在他的著作《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绕在高度的竞争与压力之中,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我们都被整个世界推着要往上移动,要在残酷的竞赛中成为得胜者。在这样的处境中,卢云以真理与耶稣的榜样提出反思,他认为真正的成长不该是受到这种“向上移动”所驱使,而是以基督的爱来服事他人;不求高举自己,但求成为祝福。

因着这个洞见,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卢云,自一九八六年起,放下名校教职的光环,进入加拿大多伦多“黎明之家”成为司铎,在每一天的日常起居中服事智能障碍者。放下世人眼中的光环,选择一份在世人看来一无所成的志业。正是这样的一无所成,给予这个世代一个服事的典范,成就了无限的可能。

选择走一条“一事无成的路”,可能是充满力量而伟大的。在电影中的秀莲被拣选为拯救者,正是因为她的一事无成。身为女儿,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她,在多重价值与角色的拉扯中,选择成为了最平凡的自己。每一个平凡而殷勤的一事无成,往往是因为心中有一份更深刻的爱与呼召。

多重宇宙里的流浪孤儿

当秀莲慢慢掌握使用多重宇宙的能力与大魔王应战,才发现企图以黑洞毁灭整个宇宙的是自己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女儿。原来,妈的多重宇宙,是一个母亲寻回在多重宇宙中流浪的孤儿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母亲找回她内心深处正在流浪的小孩的故事。

秀莲也曾经是孤注一掷的浪子,因着对爱的执着,选择离开父亲与威门私奔;当她成为母亲之后,她又再度回到必须面对的生命议题:如何在父亲的权威中建立界线找到自己,如何在面对孩子时,以爱与权威平衡的陪伴,陪伴多重宇宙中的流浪孤儿,走出荒芜空虚的黑洞。

走过育儿经历的人或许会同意,孩子常常是养育者心中的一个大魔王。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塞(Hermann Hesse)在小说《悉达多》中,便描述了一个父亲放手让儿子去流浪的故事。在故事中,儿子也自己成为了父亲,又再一次面对自己与下一代的对立与挣扎。

于是,找到与女儿可以对话的语言,找到可以与女儿建立连结的可能,和女儿一起在人生的虚空之中找到永恒而值得持守的价值,变成为了整部电影最核心的主题。而赫塞在《悉达多》所留下的对话,或许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丝曙光:

“研究这个世界,解释它或是鄙弃它,对于大思想家或许很重要,但我以为唯一重要的就是去爱这个世界,而不是去鄙弃它。我们不应彼此仇视,而应以爱、赞美与尊重来善待世界,善待我们自身以及一切生命。”

元宇宙时代里的心灵解药?

在元宇宙的时代里,虚拟世界与人工智能如巨浪一般的漫过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穿梭在不同的虚拟空间中,我们的下一个世代将面对更辽阔的无限可能,以及更漫无边际的虚空。虚拟世界或许可以使我们暂时转移身心灵所经历的折磨与痛苦,却无法挪走我们所必须背起的十字架,无法弥补我们因罪错造成的伤害与遗憾;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取代大多数人力智力与体力的劳动,却无法取代真实安静的同在与陪伴。

为人父母者常常会陷入的一个误区,便是渴望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为我们的孩子挪去生命中的苦难。但是被罪所玷污的世界与人性里,苦难是全人类共有的命运。如果可以,我们多么渴望挪走孩子身体上所经历的疾病,多么渴望带着在忧郁症中反覆挣扎的孩子走出情绪的泥沼,以及为我们性别认同与自我定位感到迷惘困惑的孩子找到一条出路,使他们可以不再痛苦之中无限轮回。

然而,在我们奔走天路的过程里,神其实也没有完全拿走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与眼泪,在诗人大卫的篇章里,他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与我同在。神没有拿走大卫所需要经历的幽谷,但是在神的同在与陪伴里,大卫可以坦然平安地去走过生命中的痛苦与低潮。

在电影的最后,经历多重宇宙的华丽冒险,秀莲最终选择了以陪伴来与女儿同行。 “在所有我能去的地方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Of all the places I could be, I just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 两代之间的和解,元宇宙时代里的心灵解药,不是权力斗争后的胜负,而是一颗愿意陪伴对方的心。

我们无法藉由一个政策的开放,一个思潮的兴起,一次心理治疗的疗程,来医治元宇宙中的流浪孤儿。我们不需挪开对方生命中的重担,而是在同喜同哀哭的陪伴过程里,让对方有勇气一步一步地走在上帝的为他们人生所预备的路。在陪伴他们的同时,神也将借着我们在教养儿女中所遇到的瓶颈,修补我们性格中的软弱与缺乏;这是父母生命被炼净的过程,让父母自己的心,也找到回家的路。

王敏俐,基督徒作家,来自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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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只见耶稣,不见名人:阿斯伯里是如何保护这场校园复兴的

当数以万计的人涌入学校祷告时,学校职员在储藏室里开会,以做出“能荣耀正在发生的事”的决定。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9, 2023
阿斯伯里大学(Asbury University)

号角声直到星期六才响起。阿斯伯里大学(Asbury University)的学生们从周三(2/8)早上开始就在学校礼堂祷告和赞美上帝;随之而来的是占据礼堂中心位置,想成为先知的人、想要为自己的事工、个人计划、成为名人等目的…而争取成为复兴领导人得人;以及想要破坏的人,他们前来破坏在肯塔基州这间小型基督教学校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嘲笑、骚扰,做着其他更糟糕的事。

但是到了星期六,阿斯伯里大学已经准备好了。

学校并没有特意计划这波圣灵浇灌的浪潮。但是,从二月第一周开始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时——就在学期的中间,超级杯足球比赛的前几天——学校的管理员、职员、学生们、及住在大学附近的居民们即兴的合作并动员起来。他们聚在休斯礼堂(Hughes Auditorium)旁的一间储藏室里,稍后,他们改造了一间教室,在里面讨论如何能忠心的促进及支持上帝所做的一切。

随着消息的传播,人群的到来,以及网上关于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复兴运动的争论,这些人工作了数不清的时间,以确保每位前来寻求神的人都有食物、水和厕所可用,以及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在这场复兴背后的故事,是人们为了保护复兴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努力。

阿斯伯里大学校长凯文·布朗(Kevin Brown)告诉《今日基督教》:“任何时候段都有100多个志工在努力,只为了让大家能尽情的敬拜上帝。有间教室被重新部署为指挥中心。如果你走进去,墙上有流程图,白板上写满了信息。还有一个志工签到站…这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壮举之一。”

这场复兴始于2月8日学校的小礼拜。扎克·米克里布斯(Zach Meerkreebs)身为助理足球教练,同时也是宣教组织Envision的领袖发展专员,在礼拜中以《罗马书》12章讲道,内容关于“在实际行动里成为爱”。

阿斯伯里大学的学生每周要参加三次学校的小礼拜。当扎克开始讲道时,他告诉学生们,他讲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他们。他也不希望学生们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我希望你们会忘记我,但任何来自圣灵和上帝话语的东西都会在你们心里找到肥沃的土壤,并结出果实,”他。 “罗马书12章才是今天的主角,好吗?上帝的话语和耶稣以及圣灵在我们之间运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

扎克还与学生们谈及,和上帝的爱相遇的经历,与自恋、虐待、操纵和自私的“彻底贫穷的爱”的经历是完全相反的。

“你们当中一些人曾在教会里经历过那种(贫穷的)爱,”他说。 “也许不暴力,也许不猥亵,也不太像是利用——但感觉就像有人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

不过,礼拜结束时,没有人来到讲台前,札克认为这次讲道“完全失败了”。他传了讯息给妻子“(我不过是)又一个无趣的小丑。我快到家了。”

黑人福音三人组演唱最后一首诗歌后,礼拜结束。但有18或19名学生留下来。他们分散着坐着:有些人靠近右边的墙,有些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有些人在走道的地板上,有些人坐在讲台前。他们不断地祷告。

大三学生齐克·阿塔(Zeke Atha)告诉一位记者,他是留在礼拜堂里的人之一。他祷告了一小时后离开去上课,但当课堂结束后,他听到了歌声。

“我心想,‘好吧,这很奇怪’,”阿塔。 “我又回到礼堂里,但感觉非常不真实。无法用言语形容充满在礼堂里那股平安。”

他和几个朋友立即离开,在校园里跑着,跑进教室里,喊着:“复兴正在发生。”

在卫斯理运动影响下成立的这间大学有着复兴的传统,其神学教导人们要等待并观察神圣的风的吹拂。这所学校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命名,他是早期美国卫理公会的主教,他从缅因州到乔治亚州,再从马里兰州到田纳西州,鼓励并庆祝着复兴。

肯塔基州的社区长期以来也有一群人一直为着学校新的复兴而祷告,包括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神学教授,他有时会拿着一个纸板牌子走在街上,上面写着“圣灵,这里欢迎祢来”。

然而,学校的管理阶层并没有立即认为复兴开始了,即使年轻人在学校里跑来跑去喊着复兴开始了。直到自发性的祷告会一直延伸到下午和傍晚时,学校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不得不就如何应对做出决定。

在储藏室里开会

一个由大约七人组成的特设复兴委员会聚在休斯礼堂旁一个安静的空间——一间储藏室里。据当时在场的几个人说,他们把鼓架和键盘推到一边,膝盖碰着膝盖地坐着。有人找到一块黑板,他们互相问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他们开始思考更久之后的事:“学生们会整晚呆在这里吗?那会是什么情况?我们该让音响系统开着吗?我们该让学生继续把吉他带进礼拜堂吗?”

该小组决定让传道人留在休斯礼堂,让保安看守着大楼,但保持开放。他们让学生继续待着,只要他们想要,就能继续在这祷告跟敬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做出其他的决定,正如特设委员会如今回想的那样,几乎所有决定都是凭直觉做出的。他们没时间进行冗长的讨论。他们在储藏室里开会,随时随着状况做决定。学生们需要能看到敬拜歌词的萤幕吗?应该不需要。要让在台上发言的牧师停下来介绍自己吗?不不。我们是否该出示标语,要求人们不要进行现场直播?是的。

“我们只是想跟上事情变化的速度,”学生生活部副主席莎拉·鲍德温(Sarah Baldwin)告诉《今日基督教》。 “有好多的人…他们就是来了,他们对上帝充满渴望。我们只想努力保持着活力,并尊荣正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到了第二天,消息已传到了大约一个足球场距离外的阿斯伯里神学院,该研究学院和大学部有相同的名字和传统,但却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人们开始从附近的威尔莫尔镇(Wilmore)聚集到这里,然后是大莱克星顿地区(Lexington area)的人也来了。

学生报纸的编辑亚历山德拉·普雷斯塔(Alexandra Presta)在网上发布了报导。

“在一次对悔改的呼召中,至少有一百人跪在祭坛前俯伏着,”她写道。 “手搭着肩膀,原本不认识的人因此连结在一起,真实的呈现了基督的身体。因成瘾、骄傲、恐惧、愤怒和痛苦而起的哭声响起,每次呼求过后,都有人对他们说出改变一生的宣告:‘基督赦免你了’”。

在其他州的朋友开始传讯息给普雷斯塔,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告诉他们她不知道。但上帝仍然在做工。

所有的“鸡肉三明治”(Chick-fil-A)

星期五下午,一批批学生开始从肯塔基州的其他地方,以及田纳西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甚至从密西根州而来。一些人来自基督教学校。有些来自校园事工。有些人就只是想来。

到了晚上,人群已增加到约3000人,学校不得不为从礼堂溢来的人找教室。与此同时,一个未经计划过的补给站小摊子出现了。一位阿斯伯里的学生摆了一张桌子,开始分发茶和咖啡。她说是耶稣让她这样做的。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女士烤了一整天的巧克力饼干,然后开车过来发饼干。一位教授自掏腰包买了几箱水来。

披萨也这样出现在桌上,还有自制的马铃薯汤、蛋糕、一整桌的蛋白能量棒,以及一位志工所说的“一大堆的鸡肉三明治(Chick-fil-A)”。有人自愿组织大家夜晚的归宿,挂出印上二维码的牌子,人们可以透过扫描来寻找能睡觉的地方。

学校官员没有时间去衡量这场正在进行的、没有计划的敬拜仪式是否有资格被称作一场复兴。甚至当它结束时,有些人也不确定复兴这个词是否正确。但他们当时确实必须决定,当人们不断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赶来时,他们该如何应对。

“我们开始收到人们的回报,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人前来,不仅仅是来自我们的地区,而是相当远的地方,”通讯副总裁马克·惠特沃斯(Mark Whitworth)说。 “我不记得是谁了,但有人说,『火爆式的传播不一定是种灵性觉醒』,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但重点在于更实际的事。例如,敬拜团是否需要休息?我们的祭坛旁是否有足够的祷告支持?”

一些长期专注于复兴运动及组织祷告会的机构传道人,包括觉醒计划(the Awakening Project)的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和种子基地(SeedBed)的J.D.沃特(J. D. Walt)和马克·本杰明(Mark Benjamin)皆鼓励阿斯伯里的管理层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好准备。

复兴特设委员会星期五当天聚在改造后的教室里,讨论著他们该做些什么。布朗校长告诉在场的15人,他认为有一个大问题。

他说:“这里正在发生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常独特的事。这会超过我们所生活的年岁。在我们死后,人们会讨论这个事件。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

这群人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这个事件并不是由他们开始的,也不是经过计划的,但他们在这一刻被乎招要做好客的人。他们会努力主持及维持着它,同时也牢记自己并未有这有这一切的控制权。

布朗告诉《今日基督教》,“我们纠结在‘我们该如何维持秩序’和‘我们如何为这起并非出于我们计划的灵命复兴创造足够的空间’这两个问题之间——我们不知道它的去向,但我们知道它是好的,远比能出于我们自己的浩大太多了。”

号角声、赶鬼、和愤怒的祷告

随着敬拜、祷告的学生们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推特、TikTok和Facebook到处是关于复兴的短片,复兴特设委员会开始加紧计划和组织,处理一些会带来紧张情绪的细节。因此,当有人开始吹号角时—— 这种卷起来的号角曾被偏灵恩的基督徒用以作为MAGA政治和属灵战争的象征—— 礼堂的工作人员虽然先前没有针对这种情况预想确切的回应,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要求这个人理解到神在这个礼拜堂显现自己的方式。请他忠于这股甜美、谦卑、和平涌流的圣灵。(编按:MAGA为川普竞选总同时的口号)

阿斯伯里大学的工作人员告诉《今日基督教》,当有人开始大声和较激进的祷告时,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当有人开始试图赶鬼时,他们又做了同样的事——不是为了要和他们争论恶魔论或援引校规,而是将目光带回圣灵降临自有的权威性。

“我们想忠实于圣灵出现在学生之间时的氛围,”负责学生生活的副校长鲍德温说。 “我们经历喜乐的感觉。我们经历了爱。我们经历了平安。有很多的敬拜和见证。这成为我们的路标。这就是我们亲眼见到圣灵是如何降临在我们学生身上的样貌,我们必须尊荣这一点。”

大多数参与的人都遵守了,尽管有少数几人不得不被要求离开。一位街头传教士穿着谴责同性恋性行为的T恤前来,据工作人员所说,他原本计划向学生喊话,说他们是变态。他最后被护送离开校园。另一个人则不肯停止激进式的祷告方式,也被告知他必须离开。

当礼拜堂的工作人员再次开放麦克风,让参与的人和大家分享见证时,他们必须先审视过这些见证。额外的预防措施则是,团队在人们讲话时也依然对麦克风有所管控。

鲍德温表示,“周六和周日整整两天都有人问我们‘我能说一句话吗?’、‘能让我说句话?’“可以的,但请先和我们分享你想说的话。”

2月13日星期一,来自田纳西州约翰逊城一个无宗派教会的牧师马特·史密斯进入学校礼拜堂时,注意到学校职员们是亲自拿着麦克风。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关于复兴的报导后,他和教会的青少契牧师和他的父亲驱车四个半小时,想要亲自见到这场复兴。而他们立即被礼堂中甜蜜、平安的氛围所感动,同样身为传道人,他们也注意到工作人员辛勤的工作着。

“我想我们福音派多数的人都经历过有人拿着麦克风直接走掉的礼拜,”史密斯告诉《今日基督教》。 “但是与此同时,神透过人在工作,所以你不想关闭这一点。你无法控制对方说出的一切,但你依然必须有着健康的属灵监督。”

史密斯说,他对学校的工作人员是如何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印象深刻。然而,卫理宗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即试图找出如何能培养圣灵的浇灌。 1804年,一间卫理宗学校让20名看守者拿着长长的木棒,保护在营地聚会的学生不受到荒郊野外流氓的侵扰。另外一次,当ㄧ些人出现,试图控制发生在特拉华州的复兴运动时,阿斯伯里写道,“上帝的工作是美好的… 但引起了多大的骚动啊!”

这里没有名人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有争议的灵恩派人士宣布他们将前往阿斯伯里。托德·本特利(Todd Bentley)曾声称上帝让他透过打一个女人的耳光来治疗她,他在2020年被一个牧师团认为不适合胜任牧师,他在推特上:“我要去(阿斯伯里)。”格雷格·洛克(Greg Locke)则是因违抗政府针对COVID-19下达的指令,以及散布与2020年总统选举相关的错误讯息而一战成名,他也宣布自己正在计划前往阿斯伯里。

不过,学校的工作人员设法不让任何人抢走麦克风,避免了许多破坏性的对抗。

也有一些基督教领袖悄悄地去了,只是默默的参与及祷告,没有试图上台。 2021年以“The Blessing (祝福)”获得鸽子奖的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手卡里·乔布(Kari Jobe)来到阿斯伯里,走到祭坛前。据阿斯伯里的工作人员说,有几个学生为她祷告,但似乎不知道她是谁。葡萄园教会(the Vineyard Church)的一位领袖来了又走,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信息。

当复兴活动进入第二周时,学校发布了关于名人来访的规定。整整一天,一些未曾停下来说出自己的名字或工作头衔的牧师们会说:“这里没有名人,没有超级明星,只有耶稣。”在这里,人们经常提到“激进的谦卑”这个词。

已公布的规定里也指示,若人们被圣灵感动得想要上跳下跳,他们也不该在有接近百年历史的礼堂台上这样做。

即使在这些规定之下,学生们的敬拜仍然持续着。虽然礼拜堂内有点挤,而且感觉自己似乎被“追逐复兴的人”挤到边角上,但许多年轻人仍见证了他们亲眼见到的生命转变发生着。

“我非常了解这个校园。它很小,”阿斯伯里的学生会主席艾莉森·伯菲特(Alison Perfater)告诉记录片工作人員。 “而且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学校里哪些学生互相憎恨彼此。但我却见到那些人一起祷告、一起唱歌、拥抱、哭泣。…这完全是改变人生的事。”

据阿斯伯里的管理阶层所说,随着事情逐渐进入“运作化的状态”,第二周的后勤组织工作变得容易了一些。他们能为每一个具体的需求组织团队,复兴委员会让越来越多提供专业服务的志工加入——比如一位来自凤凰城的专业活动经理,他突然带着一个能协调组织志工的计划出现,工作人员因此能迅速加入任何有需要的地方。还有一位人资专家花了一周的时间接听电话,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人都来联系学校,询问来拜访校学的信息。

阿斯伯里神学院的学生也参与其中,有时是正式的,有时是非正式的。来自辛巴威的卫理公会青年牧师赫尔曼·芬奇(Hermann Finch)正在阿斯伯里神学院上课,他告诉《今日基督教》,因为有人问他去厕所的方向,他决定就以此方式做志工,一整个晚上都在为人们指点去厕所的方向。

忠于自己的职责

然而,在进入第二个周末时,复兴委员会决定他们需要宣布他们的招待还是有着限度。因为学校所在的威尔摩尔镇快被淹没了,交通大堵塞,而关于属灵复兴的消息依然快速地传播。美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对阿斯伯里做了一段精彩的报导,播报隔天跟观众说自己“心里依然想着这件事”。卡尔森说自己“不太明白这件事… 但无论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似乎都是很美好的事”。前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推特上表示,“看到阿斯伯里大学发生的属灵复兴,着实深受感动!”并分享自己于1978年在阿斯伯里的音乐节上经历的属灵觉醒。

周六清晨,学校在礼堂外的半圆形草地上设置了两个大屏幕,以尽量容纳每个人。那天估计约有7000人到场——比威尔摩尔镇的人数多出一倍以上。尽管气温只有摄氏4度左右,多数的人不得不待在礼堂外面。一些报告称,周末来访的总人数约有两万人。

在已变成指挥中心的教室里,团队讨论著他们对学生的关心及学校对学生教育的责任。为了培育学生们的属灵经历和生命,在某个时间点,学校可能需要停止欢迎人们进入校园。

团队们还谈到了志工们的劳累问题。布朗校长指出,他看到同一个人早上8点在服事,凌晨1点也在服事,第二天早上8点又来服事。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善意是无法走得远的,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与此同时,学校也听到了关于其他基督教学院和大学举办的祷告会的消息。在阿拉巴马州的桑福德大学(Samford University),一名学生开始于傍晚在学校礼拜堂唱诗,很快就有数百人加入他。祷告会持续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在田纳西州的李大学(Lee University),人们也见到学生们涌入学校礼拜堂。一位新生告诉当地记者,她一开始以为这只是一种模仿的行为,直到她自己去到现场。

:“圣灵百分之百地在学校礼堂运行。”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俄亥俄州的锡达维尔大学(Cedarville University)。其他报导说,在贝勒(Baylor)、贝尔蒙特(Belmont)、坎贝尔斯维尔(Campbellsville)、汉尼拔拉-格朗日(Hannibal-LaGrange)、谷弗吉(Valley Forge)、米利根(Milligan)和其他学校都有长时段的祷告、敬拜、忏悔和见证分享。

“这让我想起了平安夜的礼拜,”阿斯伯里大学的发言人艾比·劳布(Abby Laub )告诉《今日基督教》。 “我们首先拿起了蜡烛,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传递着它。而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想成为唯一拿着蜡烛的人。”

复兴委员会感到一股释放的感觉。火焰正在蔓延,而他们一直忠于自己的职责。他们决定宣布事件将逐渐结束。从2月21日星期二开始,他们将限制只有25岁以下的人能参加礼拜,但每晚从7:30开始会进行现场直播。然后他们会于周三午夜结束这延续了整整两个星期的事件——自最初几个学生于礼拜结束后留下来交流、祷告和敬拜,并感受到圣灵的风开始。

周三晚上,休斯礼堂前的一名工作人员问候着满屋子1998年以后出生的学生。他说:“欢迎参与在上帝的行动里”。

几个小时后,随着午夜的临近,一位身穿写有“Zionsville(锡安城)”字样灰色帽T的年轻女孩举起一只手指向天空,带领学生们唱起了克里斯·汤姆林(Chris Tomlin)版本的“我神真伟大”。

“祢是三一真神,”她唱道。 “父子与圣灵… 我神真伟大。大家和我一起唱!”

1000多名学生跟着一起唱,举起他们的手,大声的唱着。他们敬拜的热潮充满了小礼堂的屋檐,压倒了现场直播的音频范围。

“我神真伟大”,他们唱着。 “所有人都会见到,我神真伟大,多么地伟大”。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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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腓力:帕金森氏症是一个我不想要的礼物

我花了多年的时间撰写关于痛苦和苦难的文章。接下来,我会花数年的时间学习如何与残疾的身躯共存。

Philip Yancey

Philip Yancey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9, 2023
Courtesy of Philip Yancey

我在我的回忆录《找恩典的人》(Where the Light Fell)里谈到了我哥哥的传奇故事。从小我就在哥哥马歇尔(Marshall)的阴影下长大,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高智商和超自然的音乐天赋,包括绝对音准和听觉记忆,以至他能演奏任何他听过的曲子。

但在2009年,这一切全变了:中风阻断了输送至他脑部的血液。前一天他还在打高尔夫球;两天后他就躺在加护病房里,处于昏迷状态。

只有一种极少见的脑部手术能挽救马歇尔的生命,他在手术之后有了一个新的身分——一位失能人士。他重新过了一次如童年般的生活,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走路,又花了更多时间才能说出多个词汇组成的句子。在右臂失去功能及失语症(aphasia)的状态下,他努力的工作着。如今,他自豪地穿着一件T 恤,上面写着“我有失语症:我知道该说什么,但我说不出来”。

我从哥哥那里了解到失能所带来的挑战。他有无法说出话的懊恼;他活的没有尊严,因为洗澡、穿衣等简单的活动都需要他人帮助。他还特别的神经质,认为朋友们会背着他为他做决定。

在公共场合,陌生人会把目光移开,仿佛他不存在一样。只有孩子们比较坦诚,他们会在被禁声前说:“妈妈,那个人怎么了?”;甚至更大胆的孩子会直接走到轮椅前问:“你能走路吗?”

马歇尔的挫折感越来越巨大,以至于他甚至研究了要服下多少安眠药才能自杀,并借着一大杯威士忌一口吞下。感谢上帝,他的自杀计划失败了,并被送进精神院治疗。在数个小时的治疗帮助下,他逐渐重建了生活,现在能够自理并独自驾驶一辆改装过的汽车。

一年前,在科罗拉多州滑雪时,我明确指示了自己的腿要转下坡,但我的腿却不听使唤。相反地,我撞上了一棵树,靴子和滑雪板都破了,左小腿严重瘀伤。奇怪的是,明明我的大脑发出了指令,但我的腿却无法有所回应。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身体还出现了其他症状。我走路的姿势和步态发生了变化。我的手写字本来就偏小,现在又更小且更潦草了。有些晚上,我睡觉的时候还会出现轻微的幻觉;用电脑键盘打字也出现更多的错误。我原本就很糟糕的高尔夫球技术变得更糟糕了。我问自己的主治医生是否有“某种”可能性,他却回答我:“杨腓力,你的身体状况很好,你不可能会有帕金森氏症。”(这件事告诉我们,永远要寻问第二个医生的意见)

去年秋天开始前,我已生活在时间隧道里。我需要花两倍的时间才能完成像扣扣子这样的任务。我感觉仿佛有一批行动缓慢、活动不协调的外星人入侵了我的身体。当别人开始注意到这个状况时,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医院检查。

我的医疗保险有涵盖的医院里,要等至少六个月以上才有神经科医生能为我治疗。因此,我更换了保险计划,选择了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保险,并依靠朋友介绍我进入了一所与大学合作的最先进的医疗设施。上个月,他们诊断出我患有帕金森氏症,这是一种退化性的神经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联系。我开始了以多巴胺为基础的药理及物理治疗。

当我跟几位亲密的朋友分享这个消息时,我担心自己会得到新的标签:我不再是杨腓力 ,而是那个“患上帕金森氏症的杨腓力”。我觉得人们会以这个标签想起我、看待我及谈论我。

我很想坚持“我的内在仍然是同一个人,请不要用我的外在来评论我(例如我迟钝的行为、步伐蹒跚和时不时的颤抖)”。我什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贴不了标签人士(dislabeled)”来表达抗议。我曾看到别人因看到拐杖、枯萎的手臂及羞于开口的行为而妄评我哥哥,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外在表现下,有着一个复杂且勇敢的灵魂。 (编按:失能人士的英文为disable, 杨腓力以幽默的文字游戏创造dislabeled这个新词)

然后,在我被诊断后不到一个星期内,现实就逼近我了。我似乎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没变,决定尝试一项新运动——匹克球(pickleball)——这个运动进行的方式介于网球和桌球之间。开始运动不到五分钟,当我正试图救球时,身体却跌跌撞撞的向前扑去。任何能阻止我摔倒的反射性动作都太慢了。我的脸率先着地,撞在坚硬的地面上。

当我在拥挤的急诊室里等待足足8个小时时,我终于意识到,我已无可否认的加入了每周会拜访这里的受伤和失能人士队伍。我终究是个能被贴上标签的人。

从现在开始,我需要做出调整。我再也不能在科罗拉多州14,000英尺高的山上从一个巨石跳到另一个巨石;我再也不能像神风特攻队那样骑着登山车冲刺。溜冰呢?也不太可能。而且我绝对再也不会打皮克球了!

当我们预览着老化会有的现象时,失能的状态意味着我们得放下那些我们曾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我什至不应该在没使用扶手的情况下爬楼梯,而散步成为我最安全的运动方式——只要我还能把脚抬起来,并且不乱走。就像我陪哥哥走路时不得不放慢脚步一样,现在其他人也必须为我这样做。

一位听到我消息的朋友传了诗篇71篇的经文给我,其中一节是:“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虽然诗人写作时的背景与我完全不同——困扰着他的是人类敌人而不是神经疾病——但“求你叫我永不羞愧”这节经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他诗篇(如诗篇25、31和34篇)也重复了这个奇怪的句子。

失能似乎总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羞耻。为别人带来不方便是我们天性里会有的羞耻感,即使这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我们愿意发生的事。还有一种羞耻感,就是出于好心的朋友的过度反应——有些人可能会视你如脆弱的瓦器,当你只是停顿思考一个词汇时,他们就帮你把句子说完。

虽然我目前只有轻微的症状,但我已预感到这些症状恶化后会为我带来的羞耻感:流口水、记忆空白、言语不清、双手颤抖。我见到的一大警讯是:有天,当我阅读我订阅的杂志时,我把“每日灵修”(Daily Meditation)读成了“每日药物”(Daily Meditation)。

羞辱感有时会促使人采取行动。自从我确诊后,有六位朋友写信说他们观察到我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但没有明确指出。只有两个人冒着像孩子那样说话过度直接的风险问我。在一次餐厅晚餐期间,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腓力,你是不是越走越慢了?”并遭到他妻子责备的眼神。另一个人更是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你走起路来像个衰残的老人?”这两句话促使我加紧速度去找神经科专家治疗。

诗篇71篇还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个祷告表达了所有残疾人士无声的恳求,而我现在也是其中一员。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DC)的统计,美国人口中约有26% 的人符合失能人士资格。既然现在我已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试着不去看自己外在的表现——如同我对待我哥哥的方式——而是专注于审视自己的内在。

在我面对自已成为失能人士的第一个月里,我变得更加自觉。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坏事。我确实需要密切关注我的身体和情绪,特别是我正在适应新的药物及探索自己身体的极限。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但有挑战性的运动方式。然而,我不想特别执着于人生的这一层面,也不想让疾病来定义我。

《时代杂志》 最近刊登了一位残疾社运活动家的文章,他写了一本关于“失能自豪感(Disability Pride)”的书。新一代的提倡者将失能的标签视为一种荣誉徽章。例如,聋人社群的成员排斥“听力受损”这种委婉的说词,并且拒绝任何能恢复听力的医疗手段。

反之,我承认自己会很乐意让帕金森氏症奇迹般地从我生命里消失。若能成真,我会马上用我所有的药片生营火,退掉拐杖的订单,并抖去登山装备上的灰尘。然而,我并没有这个选项——也许残疾发言家们单纯的专注于接受现实,因为有些事就是无法改变。

虽然我还是会对“不同能力人士”(differently abled)这种委婉的文字游戏词汇感到尴尬,但我现在能更好的理解这个词了。这的词汇指向一个事实:生活充满着不公平,并且人们拥有的能力也不平等。我哥哥曾经能演奏钢琴协奏曲,而我还在为能理解音阶挣扎。跟专业运动员相比,我们都算是失能人士。虽然帕金森氏症可能会让我不能参与我最喜欢的一些活动,但我能享受四肢瘫痪者可能会羡慕的活动。

没有两个人能拥有相同的能力、智力、外表和家庭背景。我们可以用怨叹来回应不平等——或者,以某种方式学习拥抱自己独特的才能和“失能”。

在我的写作生涯里,我曾采访过美国总统、摇滚明星、职业运动员、演员和其他名人。我也采访过印度的麻疯病人、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中国牧师、从性交易产业里解救出来的妇女、患有罕见遗传性疾病儿童的父母,以及许多患上比帕金森氏症更严重的疾病患者。

当我反思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时,我得到了这个结论:除了一些例外情况,那些生活在痛苦和失败中的人,往往比那些生活在成功和快乐中的人能更好地管理人生的处境。得到救赎的痛苦,比仅仅只是被挪去的痛苦还更令我印象深刻。

让我生命转折的这个疾病已被证实或者能使人丧失自理能力,或者也可能只是为人带来微小的不方便性,因为帕金森氏症有多种形式。所以,我该如何预备我自己呢?

我之前有幸认识迈克尔·格森(Michael Gerson),他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白宫讲稿的撰写者。在他最终因癌症过世前,迈克尔也与帕金森症共存了许多年。他的一位同事是这样评价他:“在他事业巅峰的时期,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关心最脆弱的人,带头发起关注非洲爱滋病的运动。而在他身体情况最衰弱的时候,他从未抱怨,而是专注于感恩他曾活过的日子。”

这也是我的祷告。在经历了坎坷的童年后,我拥有了丰富、充实、美好的人生,拥有了超乎我所能想像或应得的快乐和成就。我和一位全能的妻子走过52年的婚姻,她视我的健康和幸福为她的责任。

16年前,我在一次车祸里后颈部骨折。当我躺在背板上时,是太太开车穿越暴风雪来接我的。她当时已在心里重新设计了我们的房子,以便未来她可能得与全身瘫痪的我一同生活。今天,她同样表现出和当时一样无私的忠诚,即使她正在面对未来可能只会愈发繁重的照护工作。

虽然我的未来充满了问号,但我并没有过度焦虑。我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以及亲朋好友的支持。我所倚靠的是位良善且慈爱的上帝,祂经常透过祂在地上的门徒来彰显祂的美善。

我这一生写了不少关于苦难的文章,现在我要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愿我在人生最终的篇章里做祂忠心的管家。

杨腓力(Philip Yancey)着有许多书籍,最新出版的书为《找恩典的人:杨腓力回忆录》(Where the Light Fell)。

翻译:思慕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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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祭坛。

看到受人尊敬的信仰之父差点结束掉自己儿子的生命时,我们可能感到畏惧。然而,若只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会错过什么?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8,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 Unsplash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第二届征文比赛的获奖文章,原文是以西班牙文写作。点击此处即可更多了解征文比赛、CT其他语言的文章。点这阅读其他语言获奖的文章:包括葡萄牙文法文印尼文中文

本圣经中最戏剧性的时刻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手拿着刀,准备顺服上帝的旨意,献祭儿子以撒的时候(创世纪22:10)。因为在那个年代有着献祭孩子的习俗,因此在亚伯拉罕看来,也许上帝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苛刻。当然,也可能是因耶和华曾应许亚伯拉罕,祂会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21:12;26:4)。

然而,根据希伯来书11:19 所述,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因为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主没有让亚伯拉罕伤害到以撒,而是预备了一只公羊作为祭品(创世纪22:12-13)。在亚伯拉罕表现了对神的敬畏之后,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他,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22:18)。

这段经文与亚伯拉罕同时代(以及之后几个世纪里)其他国家的祭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他们确实将自己的孩子献祭给异教的神明。甚至有些以色列人也曾这样行,全然违背了神的旨意(列王记下16:3)。

如今,我们几乎不可能把自己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这类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无法想像自己将孩子作为肉身活祭献给上帝,更别说将他们献给异教的神明了。

但是,我们离献祭自己孩子的时代真的很远吗?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只是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也兴起了自己时代的偶像和神明?在21世纪,将孩子献祭给神是以什么样的形式?

现代的偶像

几年前,我和丈夫搬到美国攻读研究所,在这期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从我得知他在子宫里的那一刻起,我和丈夫就将对他的教育规划视为首要任务。特别是,我希望他能拥有我在成长时所没有的机会。

开始进入美国的研究所课程后,我很快的意识到,与同学相比,我明显处于劣势。我出生在墨西哥,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我母亲没有机会上大学,只能努力工作,确保我能受教育。我没有机会像许多同学一样学习艺术和音乐,而且常常因为无法加入他们的话题而感到不自在。他们的经历拓展了他们在文化领域的知识,而这些我却从未接触过。

为此,我定意自己的儿子绝不能遭受相同的经历,并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提供我所没接受过的教育和接触文化的机会。因此,我们的儿子在四岁时就已经在大学里的儿童班学习小提琴,我还在暑假期间为他安排了艺术、体育、科学和科技等方面的课程和活动。

也许我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丈夫和我自认是追随基督的人已有好些年。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加入一间巨型福音派教会,我丈夫在那里担任翻译,我在那里教儿童主日学。

我们是基督徒,并且积极参与教会生活。然而,我们仍然喜爱圣经所说的“世界”。我们喜爱世界的观点及价值观,显然的,也喜爱这世界的偶像。

不知不觉中,我们自愿的将儿子带到世界的祭坛上,在另一个神面前献上他,而这个神叫做“教育”: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获得成功和更好的社会地位。

圣经所说的“世界”

在新约里,使徒约翰警告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一书 2:15)。约翰将他所说的世界分为三个部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2:16)。

为了更好表达 “骄傲”一词,其他圣经译本使用 “虚荣”、 “夸耀的骄傲” 或 “傲慢”等词汇。约翰想表达的是,对肉体有吸引力的事物,我们眼目中贪恋的事物,以及任何我们垂涎、一旦得到就能借以夸耀的事物,都属于世界。察验一件事物是否属于世界的方式就是,这件事是否与圣灵的渴求相违背(加拉太书 5:16-17)。

根据定义,追随基督的人是那些被圣灵改变的人,他们寻求神的国胜过一切。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本性是追求肉体的渴望,但基督徒已经找到了宝贝,其价值远远超过世界和肉体享乐所能提供的一切。我们“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抛下一切或变卖所有来买它(马太福音13:46)。

约翰主张,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是在寻求属于世界还是属于神的事物,来判断自己的救恩状态。“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 2:15)。根据他的说法,对世界的爱将排斥对天父的爱,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两种爱无法共存。

一只脚在世界里,另一脚在神国里

将一只脚踏进世界的诱惑往往使人难以招架。我们告诉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哪怕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很多时候,这样教育孩子似乎是很合理的,让他们知道成长的目的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这样成年后,他们才能用工作换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在成功的竞赛中领先于其他人。然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为他们预备“世界”这个祭坛吗?

同样地,今天很少有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学习满足于够用的食物和衣服。今天的西方社会认为,这样的教导,是在预备孩子未来过着平庸的生活。然而,对于能吃饱穿暖感到满足,正是新约圣经的教导(提摩太前书 6:8)。

如果我们对自己够诚实,我相信所有基督徒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都在这个层面挣扎。我们的天性及渴望是尽一切努力来确保孩子的福祉。

但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对孩子的未来能有所掌握跟控制,而不是信任和依靠神。但我们应知道,每当我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时,总不会有好结果。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 16:25)。

如果我们以“让他们能有更好的未来”的名义安排孩子受教育,目的是追求更多的金钱和更好的地位,我们就是在引导他们走向通往世界的路。而“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 6:7)。

我们很常听到基督徒父母说,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不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成为光与盐。然而,若我们不停下来分析自己的动机,我们可能依然会像不信神的父母,以同样的动机在规划孩子的教育。

根据巴纳研究(Barna Research),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年轻成人离开教会的比例…从59%增加到64%。在18-29岁在教会长大的美国人里占了近三分之二的人…尽管他们儿童或青少年时期曾经积极参加教会活动,成年后却离开了。”

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认为自己“在教会的环境里养育长大”的孩子在成年后离开信仰时,是否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实际上是“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养育他们”?

分析自己的动机

现在我有必要澄清我的论点,虽然将教育视为追求和获得成功的手段肯定属于“世界”网罗的一部分,但“教育”本身并不一定属于世界。神赐给我们学习的能力,并且许多人以圣经论证了教育的价值

重点是,我们必须审查自己的动机,因为耶和华看的是内心(撒母耳记上 16:7)。我们必须问自己, 为什么我希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什么我希望儿子或女儿加入某种运动的训练队?我们的回答将决定我们是否爱神高于一切——我们是渴望为神增添荣耀,或是为世界增添荣耀?

我让儿子参加田径队,是为了让他能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还是为了让他能锻炼身体,以荣耀神?我让他学习乐器,是为了让他能以此赞美主,还是仅仅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通常会演奏乐器?我想让他得到一份好工作,是为了让他能将知识和技能用于神国,还是仅仅为了让他能拥有富足的生活和良好的社经地位?

成为活祭

因此,在我们生活的现代,将孩子献给上帝是什么样子?我们最好从模仿亚伯拉罕的榜样开始:聆听上帝的引导,即使神的呼召似乎与获得成功的应许背道而驰,我们也要顺服。

如同亚伯拉罕,我们必须相信,无论在什么景况,神都会实现祂对我们的应许,因为祂保证爱神的人都能成功(罗马书8:28)。将孩子献给神,就是同意放开缰绳,给神空间来实现祂对“成功”的应许。神所应许的繁荣和成功,永远会以神定义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以这个世界定义的方式来实现。

我们的儿子如今已13岁了,在过去几年间,我们与主携手同行,一步一步地学习在神的供应下过着更知足的生活。我们学习祷告交托,愿上帝的旨意在我儿子的生命里成就,而不是愿我自己的旨意在儿子的生命里成就。

身为蒙神救赎的子民,我们的呼召是要在任何时候都寻求祂的荣耀(哥林多前书10:31)。神儿女的目标是取悦和服事祂——我们行事并非为了自己的野心、自负(腓力比书2:3)、或其他人的认可,而是为了主(歌罗西书3:23)。

若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教导孩子去敬拜偶像和世界的价值观,而不是成为属神的活祭,求上帝赦免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应许里安歇,因为圣经说:“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书 4:19)。

Rebeca Martínez Gómez 来自于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她已取得了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语言学博士学位。她与丈夫和儿子目前住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因为主呼召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和建立教会。

翻译:思慕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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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Review

耶稣是通往繁荣的道路—佛祖和孔子是否能为我们开路?

中华文化古代哲学里所揭示的上帝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传福音及护教。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8,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儒家思想和《圣经》皆同意:人类有能力辨别基本的道德原则,例如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良心——或圣经所说的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来选择做对的事。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Graceworks

142 pages

$11.84

此外,保罗认知到,我们在“不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和“做我们不想做的事”两方面挣扎、遭遇重重困难(罗马书7:15-20),因为基督教世界观认为人类带着堕落的本性来到世上。

但圣经所阐述的人性观对来自儒家价值观背景的人而言很难接受。他们的世界观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好的,透过教育和努力工作,人类应该能够战胜自己的弱点。

伊青·托马斯(I’Ching Thomas)的书《耶稣:人类通往繁荣之路》对三个古老的信仰体系提供宝贵的见解: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该书展示了不少上帝的真理已被华人从普遍启示中观察到并应用在生活里,华人能透过这些古老的信仰来理解神的真理,并在与其他华人分享福音时得到认同。

托马斯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和演师,他专注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护教学,他盼望不仅能与华人分享福音,更能好好回答“为什么福音对华人而言是不可错过的真理”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华人的历史里有丰富的文化信仰传统。

在描绘基督教与这些古老传统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同时,托马斯强调,熟悉这些传统文化景观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圣经相呼应,对那些想和其他华人传福音,以及想在自身华人文化背景里成长的人会很有帮助。

接触古老的哲学

托马斯解析了中华文化下的道家、佛教和儒家信仰体系——这三者是华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来源。他在书中阐明,了解华人的核心思想可以让我们在福音和他们的文化之间找到更大的共同点,这让我们传福音的努力更加有利和有效。

本质上而言,这三种信仰体系都是依靠人的努力来获得救赎。在儒家思想中,人们可以成长为如圣人般的贵族品格(即君子),其特点是仁义及道德的行为。在佛教里,人们努力成为思想上开通的人,修炼致涅槃的境界。在道教中,成长的目标是成为不死之身。

托马斯的书在研究这些古老的信仰体系时,解释了华人的世界观是如何被这三种信仰体系所塑造,以及它们是如何建造现代人的价值观,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实践。

例如,佛教将轮回的概念引入了儒家的祖先崇拜思想。轮回使人们认识到,人们可以逃离地狱,在下辈子里拥有“好”的身体,而这一切取决于他们过去做的决定和行为的好坏。祖先崇拜的思想体系里包含对已故的祖先表示尊敬,认为他们以灵体的型态“继续活着”,并且能影响现实世界发生的事。

因此,当基督徒告诉他们(非基督徒)的父母,他们不能参与祭祀祖先的仪式时,他们违反了儒家的孝道,扰乱了他们父母对轮回和来世的信仰。

孝道不仅关系到华人对其祖先的态度。它也体现在尊重和敬重长辈的华人文化价值观里。这在农历新年期间最为明显,许多华人认为与亲戚好好相处很重要,认为自己必须在这个节日期间善待及尊重他们,无论感觉有多烦躁。

托马斯说,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等更具规定性的信仰系统相比,更容易融入华人的环境。佛教不是一个被正统体制化过的宗教,而基督教具有正统规范,以及排他性的。儒家思想被认为很实用,与日常生活习习相关,在动荡的时代里能为社会提供结构。道教的阴阳二元论信仰则符合华人传统里的“和谐文化”,其中阴代表女性能量,阳代表男性能量。

讽刺的是,在这些信仰体系融合进华人的思维和世界观前,华人最初相信的是一个全能的、个人性的上帝统治着世界,托马斯写道

深入研究圣经的真理

除了对这些信仰体系进行深入的介绍,托马斯还解释了这些信仰体系如何在华人的思维里引导他们实践自我生命的繁荣昌盛。

托马斯主要是透过将道教、佛教和儒家对“美好的人生”的理解与圣经中的“善”(shalom,平安)进行比较——基督教教义中的“善”则是根据神学家科尔内利乌斯·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在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一书所定义的:

上帝、人类和所有被造物在正义、满足感和喜悦中的连结,就是希伯来先知们所说的“平安(shalom)”。在《圣经》里,“平安”意味着普遍的繁荣、完整和喜悦——是一种丰富的状态,在这其中,天性的需求得到满足,个人天赋得以有效的使用,这种状态激发了快乐的惊叹,因为受造物的创造主及救世主打开了大门,欢迎着祂所喜悦的受造物。换句话说,“平安”是万物本应有的样貌。

在回应华人共同持有的美德观时,托马斯举出了现代的例子,说明儒家、佛教和道教无法充分解决或补救的弱点。在这些章节里,托马斯展示了圣经真理是如何回答善与恶、生与死以及伦理问题的。

例如,孔子认为人类是因身处的环境不好而开始变坏的,但无法解释是什么让最初的环境开始变不好。这正是他对人性的堕落虽有正确认识但尚不完整的地方——而我们可以从此处介的缺乏和人们介绍圣经里的特殊启示,以及耶稣基督身为上帝之子能帮助我们的生命繁荣及昌盛。

有效地传讲福音

《耶稣:人类通往繁荣之路》这本书对华人基本的信仰体系以及它们在今天的体现进行了精彩的介绍。书里也展示了一种护教学的方法,让华人相信他们的文化并不总是与基督教信仰冲突,而且,基督教并不仅仅只是个“外国”宗教

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中国的“国教”,但孝道和重视教育依然是许多华人仍拥有的强大核心价值观。关于如何做个真正的“人”,或如何成为孔子教导里所形容的高尚的人的哲学讨论,在日常生活里仍然非常实用。

同样的,今天也没有太多的华人会称自己为道教信徒,但有不少人受到道家艺术的影响,或对中医的功效抱有强烈的信念。

认识到这些信仰的影响力以及华人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托马斯提出了在分享福音时要牢记的几个层面:(华人文化里有)保持关系和谐的强烈渴望、待需处理的羞耻及罪疚感、追求能自给自足,以及现实主义。

我们在分享基督时,不仅可以透过强调圣经及华人文化皆有对人生繁荣昌盛的渴望,还可以将他们的信仰从普遍启示所揭示的部分真理连结到圣经中的“平安(shalom)”的概念。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耶稣是通往他们所渴望的生命繁荣昌盛的道路。

托马斯的这本书对想要向华人传福音、认识华人信仰体系的历史、以及致力于将信仰处境化的基督徒很有帮助。

Colleen M. Yim曾在约旦福音神学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担任教授,并在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担任兼职教师。自1991年以来,她一直从事于跨文化工作。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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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基督里: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何斯德

身为戴德生的继任领导人,他从未寻求过名声,但却因他热切的祷告而被人们铭记。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4, 2023
内地会宣教士何斯德。图片:今日基督教编辑 / 来源图片:维基共享资源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1946 年)是一位在中国服务了 40 多年的英国传教士。虽然他接替戴德生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但他的生平和事工的记录比戴德生的要少得多。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何斯德缺乏在中国的宣教的成就和贡献。他对内地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组织和宣教动员方面,他也在本土化的原则下鼓励中国教会自我成长并减少对西方宣教士的依赖。正如前《今日基督教》主编大卫·内夫(David Neff)所说,他以恩典与“温柔的力量”来处理义和团事件的困难的后续工作。

何斯德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他的祷告生活。而与此相关的是他在上帝面前以及事工中的真实谦卑。何斯德从不寻求名声或权力。相反,他决心将自己的名望和声誉融入他期望在万事上看到耶稣得到一切荣耀的意愿之内。何斯德“为了被遗忘而活”, 因为他选择“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西3:3)。

与神对话

何斯德出生于1861年7月23日,比内地会成立的时间早四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军人。17岁时,他进入英国皇家军事学院。 18岁时,他获得了少尉的委任,在皇家炮兵服役。

三年后的1882年,何斯德的哥哥何威廉(William Hoste)邀请他参加在布莱顿(Brighton)举行的一次特别聚会,讲员是美国布道家慕迪(D. L. Moody)。菲莉斯·汤普森(Phyllis Thompson)是《何斯德:神的王子》(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本文的主要传记来源)的作者,她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汤普森写道,当慕迪祷告时,何斯德感觉,他“讲话时好像上帝就在现场。好像他认识神,就像一个人和朋友说话一样。他说话好像在当下就可以依靠上帝在人的心中作工”。何斯德在那次的聚会中信了基督。慕迪的祷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来的40年里塑造了他自己的祷告生活。

没过多久,何斯德就看到了戴德生的小册子《中国:它的属灵需求和主张》(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何斯德被戴德生号召宣教士到中国去事奉那些“没有希望,又没有神”的四亿灵魂的呼吁深深感动。1883年,何斯德写信给内地会的伦敦办事处,并提出愿意成为宣教士候选人。

然而,怀特岛桑当市(Sandown, Isle of Wight)副主教施托尔(W. T. Storrs)并没有给他一封全然正面的推荐信。在何斯德的申请表(现存于海外基督使团OMF的档案中)上,施托尔称赞何斯德的基督徒品格,称他为“一个直率的人,充满爱和信仰”。但他也形容何斯德天生害羞,有点冲动,在教导方面并没有那么优秀,也不是很有进取心,“不适合”宣教工作。不过他在信后面加了个免责声明“但我所讲的不一定对”。

汤普森写道,虽然这位神职人员的评估不是十分令人鼓舞,但内地会伦敦办事处的成员注意到了这个安静的年轻人的属灵高度。他显然是谦虚和真诚的。虽然他还年轻,但他表现出平衡的判断力和远见。虽然他不是特别强壮,但在他的体检报告中,医生说他身体健康。这份报告让理事会确认,他将能够忍受身体上的艰辛和贫困。最后,他被接受为“见习生”加入内地会。

作为一个年轻人,何斯德承认他在祷告中的挣扎。像其他人一样,当他祷告时,他的思绪往往会走神。有一次,在他已经在中国事奉后,他写信给戴德生,征求他的意见。戴德生回信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信中鼓励他说:“我发现大声祷告和边走边祷告(就好像神就在面前那样)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帮助……我不认为在思想中徘徊就意味着属灵生命的丧失。”

在戴德生的鼓励下,何斯德养成了边走边大声祷告的习惯,即使他后来成为内地会的总干事后,他仍然坚持如此祷告。汤普森谈到何斯德时说:“祷告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孩子和一个父亲说话一样自然,父亲完美的爱已经消除了所有的恐惧。”

谦卑的灵命

何斯德是被称为“剑桥七杰”的一群从英国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所有七名聪明而优秀的年轻人都在内地会的旗帜下被派往中国。汤普森的记录说,在他们当中,司安仁(Stanley Smith)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位。司安仁是大学的明星运动员,也是天生的公众演说家。相比之下,何斯德谦逊而安静,在幕后服事会感觉相当舒服。此外,他细长、高亢的嗓音和有些犹豫的态度使他的演讲效果不佳。司安仁和何斯德都被派往山西的席胜魔牧师手下工作。席牧师是一位坚强、有魅力的中国教会领导人。他为鸦片成瘾者提供避难所。

在何斯德抵达中国大约一年半后,司安仁邀请他加入山西洪洞县新开设的福音站的工作,司安仁带领该站的工作。

1885年抵达中国时的剑桥七杰的一部分。后排(左起):施达德,章必成。前排:杜明德,何斯德,宝耀庭。
1885年抵达中国时的剑桥七杰的一部分。后排(左起):施达德,章必成。前排:杜明德,何斯德,宝耀庭。

由于他们同时被派往中国,何斯德并不准备接受这种安排。然而,后来,何斯德的良心被谴责,因为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上帝的旨意和荣耀的纯粹渴望,而是由于不愿意谦卑自己去担任较低的职位。何斯德虔诚地思考了这件事,并认识到司安仁比他更有资格担任领导。最后,何斯德告诉司安仁,他已准备好去接受他的提议。

在山西的席胜魔牧师手下工作的十年里,何斯德顺服了席牧师的领导。接受以霸道个性和暴躁脾气著称的席胜魔的领导,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谦逊。然而,即使内地会中的其他人不同意,何斯德却愿意支持席胜魔,并服从他的领导。何斯德认为自己是那个可以坐在后座安静地“好像在掌舵”的小个子。他从不寻求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1900年义和团事件期间,内地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当时有58名内地会宣教士和他们的21名子女殉道。尽管在中国的其他宣教组织要求清政府赔偿被义和团杀害的传教士的生命损失,但内地会决定放弃这一权利,而选择仰望上帝的供应。何斯德去山西处理了教堂重建和赔偿豁免的问题。在1901年5月号《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的“本月腾讯”中,他按照内地会的决定写下了这样的话:

宣教士最好走一条更像基督的道路。甚至乐于承受所有财务的损失,为的是不让福音受到阻碍。我们的使团已决定不会对生命或财产提出任何要求,并承担殉道宣教士的孤儿的养育责任。

当内地会宣教士被杀时,戴德生身体出了问题,并意识到他无法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他太虚弱了。就连他的妻子福珍妮(Jennie )也不敢给他看所有来自中国的信件,担心这些信件对他来说太过沉重了。

在义和团事件之前,顾正道(William Cooper)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内地会同事,可以接替戴德生。然而,顾正道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杀害。戴德生知道他此时迫切需要有人来接替领导。这个人必须非常了解中国的情况。范明德(J,W. Stevenson)当时是中国区主任。即便如此,戴德生还是去找了何斯德,一个比范明德年轻得多、经验相对不足的人。

何斯德自1885年以来就一直在中国事奉,但他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山西。他很少接触内地会更广泛的工作。因此,汤普森写道,当何斯德通过电报收到戴德生的信时,他几乎立即回复电报,拒绝接受任命。

但在何斯德发出电报后不久,他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并且病痛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在祷告中挣扎了近四个月之后,何斯德终于写信给他的上司范明德,说:“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命。但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我将乐于不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范明德欣然同意。他把何斯德叫到他的办公室,含着眼泪说,主不仅给了他平安,而且给了他喜乐,因为他确信这是出于神,并且是蒙主祝福的事。 1901年1月,戴德生确认任命何斯德为内地会代理总干事。

义和团事件后,何斯德写了一篇题为“当前危机引起的本土教会可能的变化和发展”的文章。何斯德没有专注在义和团事件给宣教士群体带来的苦难上,而是强调中国教会的未来,认为中国教会只有在没有外国宣教士的控制下才能成熟。他的文章坚持认为,西方宣教士应该展示的唯一权威是属灵的权柄——而且只是作为向导和榜样。他们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国基督徒对他们的依赖。

何斯德一直祷告中国教会能由中国人领导,自治、自立、自传。何斯德的愿景并不期望内地会变得大而有影响力。相反,他的梦想是让内地会保持“渺小、被鄙视、贫穷和吃苦”的意愿。

为两百工人祈祷

1929年,何斯德发出代祷呼求,呼吁在1931年底之前将200名新工人送到中国,这一呼吁被称为“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他以典型的何斯德风格写了一封“直接和不带情绪”的信,说明需要让所有内地会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能看到。

汤普森是这样描述的:

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从北美到英国,何斯德的呼吁得到了传达。同工们印制了单张和卡片,召开了聚会来宣传中国的属灵需要,以及它在内地会使团中唤起的新的反应。人们祈求主差遣两百名宣教新兵在1931年底之前前往中国。上帝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何斯德穿着农民的服装坐在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旁边。CT插图/来源图片:海外基督使团 OMF International
何斯德穿着农民的服装坐在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旁边。

何斯德非常清楚地体认到这件事所涉及的属灵问题。随着几个月的过去,“祷告的迫切必要性变得更明显”。在愿意服侍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认为合适当宣教士。其他的人由于健康、年龄和其他问题而被拒绝。而机构不能通过降低身体健康和属灵的资格要求去招满配额。 1930年接近尾声时,只有90名新工人——不到预期人数的一半——出发前往中国。

在还剩一年的时间里,仍有大约110名候选人需要录取、培训并被派往中国,以响应前进运动的呼吁。何斯德宣布:“我们必须有一天专门为此的祷告”。

汤普森描述了1931年初的气氛:

2月10日星期二被特定为全心祈求上帝的日子,他们求主在年底前派出全部数量的200名新工人。电报发送到北美、澳大利亚、纽西兰和上海,呼吁尽可能多的内地会的团契在这一天同心合意地来到上帝目前恳求。

上帝回应了祷告。从那天起,“潮水开始转向”。汤普森写道,到1931年底,203名新工人启航前往中国。 “最后一支队伍,包括六个年轻人,将于12月31日离开英国!”何斯德在70岁时见证了上帝对这个祷告的奇妙回应。

1935年6月,在一次中国理事会例会上,何斯德辞去了内地会主席的职务,并将这一职位交给了中国区主任季乔治(George Gibb)。何斯德已经领导了内地会三十多年,自1900年以来一直担任总干事。如果说有一件事让同事们对何斯德记忆犹新,那就是他的祷告生活。

何斯德写道:“耐心、坚持不懈的祷告,在内地会使团工作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比大多数人想像的更重要和实际。”何斯德没有过多地谈论祈祷,也没有制定祈祷方针,也没有分析其效果。他就只是祈祷。

汤普森指出,“正是因为他的虔诚祷告,使他在35年的领导生涯中获得并保持了内地会成员的信任,超过任何其他品质”。

内地会的华福兰(Frank Houghton)主教写道:“虽然何斯德作为一个人,不能免于判断错误,但对他的批评被平息了,不满没有增长或传播的空间,因为我们的总干事是一个花了很多时间与上帝在一起的人”。

冯浩鎏医生是海外基督使团(OMF,前身为中国内地会)的现任总干事。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圆桌》(Mission Round Table)杂志上发表的“何斯德与祷告”一文摘录修改而成。经许可转载。

翻译:T.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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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Community Church处理家暴案时无视教会长老对“行公义”的呼吁

在知名牧师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的教会,寻求圣经咨商的女性表示,她们担心自己试图得到家暴保护的行为会受到教会的惩处。教会一位前领导人盼望教会能在这样的错误中有所改变。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3,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去年,赵宏恩(Hohn Cho)在他的调查检讨报告中得出结论:Grace Community Church(直译为恩典社区教会,以下简称GCC)过去曾做出错误的决定。

GCC的长老们过去曾公开惩处一名拒绝重新接纳丈夫的妇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名妇女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她的丈夫后来因猥亵和虐待儿童罪而锒铛入狱。但在教会惩处过后的20年里,教会从未收回惩处的决定,或为此判决道歉。

赵宏恩身为一名律师和GCC长老会议的四名正式代表之一,稍早之前被赋予详查此一个案的职责。调查结束后,他试图说服教会领袖重新审视当年做的决定,或是,至少以不公开的方式修补当年的错误。他说,麦克阿瑟牧师当时告诉他,“就这样了吧(forget it)”。当赵宏恩不放弃地持续呼吁长老们为该妇女“伸张正义”时,他被要求“要不就撤回他做出的结论,要不就辞职。”

如今,赵宏恩已离开GCC十个月了,但他一直无法忘记当事人,艾琳·格雷(Eileen Gray)。去年3月,朱莉·罗伊斯(Julie Roys)的新闻机构《罗伊斯报告》的报导里详细记述了艾琳·格雷的经历。

虽然赵宏恩已安静地离开了他在GCC的职位,但他仍持续听到前教会其他女性会众的遭遇。这些女性的声音也曾被教会质疑、被置之不理;当她们试图离开家暴的婚姻寻求庇护时,他们也被明确地或暗示性地威胁会受到教会的惩戒。即使在赵宏恩的新教会,他也开始遇到与艾琳·格雷的个案有关的教会访客。赵宏恩认为,这是神的工作在其中运行。

不能,他不能“就这样了吧”。

当他了解的越深、与更多的人交谈,他的良心就更加的迫使他花更多心力去关注教会处理家暴案时的圣经咨商方式。

正如赵宏恩去年3月在写给GCC高层领袖们的20页备忘录中所述:“我真心地相信,教会的‘毫无作为’是错误的。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了我该知道的了,我无法回到‘不知道’时的状态。事实上,(身为教会长老)我在上帝面前需要为我如今所知道的实情负责,如果你们也花时间读到这里了,那你们现在也要在上帝面前为你们所知道的事负上责任。”

GCC是一间由麦克阿瑟牧师领导的教会,麦克阿瑟牧师是美国声名远播、最具影响力的牧师之一。这个位在加州太阳谷(The Sun Valley)的大型教会以麦克阿瑟牧师的讲道而闻名,并以其在世俗变化中秉持对圣经真理的忠诚而引以为豪。

GCC每周日在有3500个座位的会堂里举行多场礼拜,但透过麦克阿瑟牧师撰写的畅销书、释经书,以及教会的附属学校——玛斯特神学院(Master’s Seminary)、玛斯特大学(Master’s University)、予以恩典教学事工(Grace to You),以及该教会的年度牧者特会(Shepherds Conference),GCC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参加主日聚会的人数。

在去年3月的一场特会上,赵宏恩主领了一个关于“良知与信念”的讲座。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赵宏恩不间断的亲身实践这堂课的内容。在去年夏天和秋天,他抱持着一个“微弱的盼望”,希望由37名成员组成的教会长老委员会能重新审视艾琳·格雷的个案。他祷告上帝能软化教会领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想法。

他希望能看到他们纠正教会过去做的错误决定,并且未来在类似的事件上能做得更好。然而,事与愿违,他发现教会领袖们似乎继续重复着这些错误。

在对这个20年前的案件提出关切的几个月后,赵宏恩在2022年秋天又发现了GCC在提供圣经咨商时犯下“另一起严重错误”的个案。一名女性说,尽管她的丈夫有警方记录在案的不当举措、出轨、和愤怒时的情绪失控等行为,教会领导人还是建议她搬回家与丈夫同住,不要申请人身限制令。虽然该案件1月时达成庭外和解了,但在该妇女去年申请法院的保护令之后,教会有两位牧师还是站在丈夫那方,代替他提出声明。

赵宏恩告诉《今日基督教》,“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祂不断地在我非主动的情况下提醒我。有一次,当一个朋友请求我和妻子为她碰巧认识的一个女生祷告的时候,她向我们发出求助。那时我们才惊然发现,我们所知道的糟糕的圣经咨商模式在GCC教会仍持续地发生。”

“那时我才难过地承认这个事实,当我们深爱的GCC会友需要教会圣经咨商的帮助时,特别是涉及保护妇女或儿童的个案时,她们的命运可能像在转俄罗斯轮盘一样(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我知道我不能再默默地避开这个议题,对他们置之不理,我需要帮助这位女性,我需发出警告的声音,否则这些人的血就会算在我的头上。”

为了进行这篇报导,《今日基督教》采访了八位女性当事人,她们讲述了她们和GCC其他的会友是如何被规劝不要向当局举报她们的丈夫和父亲;教会劝她们应当接受她们丈夫和父亲的道歉,并继续顺服她们的丈夫和父亲。

教会经常会引用关于宽恕、信任、爱和顺服的经文给受害者——并告诉她们,即使在她们对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胆、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要和对方和解并且回到家中。

在本文发表前(02/09)的三周内,我们曾透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试图联系教会的六位牧师和长老,以及一位前牧师和长老。对于《今日基督教》请求讨论教会的圣经咨商原则以及GCC对于家暴案的处理、针对疑虑案件的回覆等,GCC方面没有代表人做出回应。 (更新:本文发表后,GCC发表声明说,教会长老们不会对圣经咨商和惩戒所引发的纠纷发表评论,但会“个别地和私下地处理这些指控”。他们也为自己辩护,认为教会的咨商辅导及处理方式完全符合圣经,GCC表示:“我们教会过去的历史和会众就是我们的见证”。

‘你们需要弥补错误’

去年3月,在《罗伊斯报告》发表以后,赵宏恩被要求为GCC长老会议审视教会对艾琳·格雷案件的处理过程,这也是他首次读到艾琳·格雷的案件。根据他的法律背景和训练,赵宏恩的审查结论为长老会议初步的内部调查的一部分。

教会那次的惩处发生于2002年,比赵宏恩在GCC信主还要早了几年。当时,艾琳·格雷拒绝听从教会领袖的建议,取消对家暴丈夫大卫·格雷的限制令。在一次教会的圣餐仪式上,麦克阿瑟牧师形容她这样的决定为“不悔改的罪”,并说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选择了“离开…以及抛弃”她的丈夫。

艾琳·格雷的丈夫大卫·格雷(David Gray)曾在GCC担任教师的职位,2005年因其罪行被判刑:罪名是严重猥亵、体罚和虐待儿童。目击者和受害者的证词支持了艾琳对她丈夫家暴行为的控诉,然而,根据2022年3月《罗伊斯报告》所引用的公开法庭文件,教会领袖仍持续为大卫·格雷辩护。而大卫·格雷目前仍在狱中。

赵宏恩说,许多GCC的领袖拒绝阅读《罗伊斯报告》。少数的领袖读了,但还是拒绝承认该文章的报导。他说,教会高层的领袖态度变得愈发防备,试图想保护麦克阿瑟牧师。

对赵宏恩以及负责检视文件资料的七位基督徒律师来说,大卫·格雷很明显的有罪。这一点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空间。而艾琳·格雷拒绝解除限制令来保护她孩子的行为,客观而言是完全合理的并且正确的决定。

赵宏恩写信给长老会议:“如今,大家已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迟到了20年,‘伸张正义’永远也不嫌晚。为了自身的正直,以及对正义及公义的追求,即使在最小的事上,我们都该信实的面对它,即使是对于20年前发生的事,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赵宏恩期望GCC以比教会外的法庭更高的标准来要求教会自己本身。艾琳·格雷的案件当时是由副主任牧师凯里·哈迪(Carey Hardy)负责处理,GCC的长期圣经咨商牧师比尔·薛农(Bill Shannon)也参与其中。赵宏恩发现有证据表明牧师们在处理该案件时存在滥权、偏见和错误。艾琳·格雷的证词多次被拒绝接受,她的行为被指责为“怪异”(这与她被教会惩处无关)。尽管大卫·格雷曾有说谎的历史,但教会领袖对艾琳·格雷的说法仍表示怀疑。

赵宏恩说,「他们选择支持一个虐待儿童的人(这个人后来还被证实是个性侵儿童犯),而不是一个拼命想保护她三个无辜孩子的母亲。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完全错误的决定,必须被纠正过来 。有许多教会长老在多次私人的谈话中承认他们“当时做错了”,而且如果他们当时知道他们如今所知道的事实,他们会做不同的决定。但这些私下的承认意味着你需要与被你犯下的错误影响的人和解,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原则。」

赵宏恩去年3月仍在GCC长老委员会时,他强调纠正过去的错误的紧迫性。他坚定地认为,长老们定罪了一个没有做错事的人。他问,假设今天教会是对一个被错误地指控出轨的男性进行教会内部惩戒,难道他们现在不会想要弥补及修正这个过错,即使他们20年后才发现这个错误?

跟据担任长老会议秘书并负责纪录会议内容的赵宏恩所述,麦克阿瑟牧师在3月份的会议上回应,这类的比较不适用于艾琳·格雷的案例。牧师再次举出她“行为怪异”的说法,并且不倾向重新考虑教会曾对她做的惩戒决定。

赵宏恩说,此后,长老会议主席克里斯·汉密尔顿(Chris Hamilton)告诉他,如果他还想继续担任教会长老,就必须“收回”他对教会犯下错误的调查结论。 (汉密尔顿至今尚未回应他对这件事的评论)。第二天,赵宏恩和妻子就辞去了他们的教会会员资格。

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

今年秋天,赵宏恩再次审视一桩关于GCC另一名成员的法庭文件。该成员向法庭申请对丈夫的限制令,希望保护自己和年幼的孩子免受家暴——只是这次是该女士对赵宏恩提出重新审视的请求。赵宏恩立即意识到这个案件与艾琳·格雷案的某些相似处。

这位女士告诉《今日基督教》,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两个案例的相似之处。她说,她去年读到艾琳·格雷的故事时,她心想,这听起来很像我遇到的事。 (今日基督教的报导政策允许家暴受害者不具名受访,以保护其隐私和安全。但在报导这个故事时,她的身份和叙述的细节皆经过验证。)

这位女士说,“每当我在申请限制令的事上有所动作时,就会听到『你要小心自己可能有报复的心态』的说法。他们这样说基本上是为了让我退缩… 他们说我这种寻求法律保护的作法是与信仰背道而驰的,因为基督徒不该把其他基督徒告上法庭。”

她说,她有向教会领袖报告她丈夫不忠的证据、丈夫在网上搜索乱伦色情内容的证据,以及自他们女儿才几岁大就开始的不当行为。

最后,在牧师的要求下她搬回去与丈夫同住。一个月后,当她和丈夫在路上发生争执时,她因恐惧而拨打了911报案电话。在《今日基督教》获得的法庭文件中,她说牧师兼长老罗德尼·安德森(Rodney Andersen)告诉她,她应该顺服她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不是去挑衅丈夫。她说,到现场处理的家暴官则告诉她不要回家。

两位GCC的长老接着代表她的丈夫提交法院宣誓过的声明。安德森长老的声明里叙述丈夫在接受教会介入处理时曾说,他和女儿接吻时的舌头接触是在模仿一幕卡通场景。

另一位牧师兼长老布拉德·克拉森(Brad Klassen)的声明中则说,该妇女来找他,提到她特别担心丈夫所拍的照片,但她并没有丈夫侵犯的“证据”。根据女性当事人的声明,这些照片包括她的孩子触摸她丈夫裤子的拉链,和孩子仰视丈夫的脸被喷水的照片,以及丈夫与孩子自拍的裸体照片。但克拉森的声明则说,这些照片不包含裸体画面。

GCC的另外两位领袖表示,他们原本要代表妻子作证,但这对夫妇在1月份开庭前就达成了和解协议,所以最后不需要任何牧师出庭作证。在最后的和解中,妻子并没有撤回对丈夫性侵的指控。

无论如何,她说,GCC(如今是她的前教会)的背叛对她造成的伤害最大。

这位女士对今日基督教说,“我的灵命降到了冰点以下。我怀疑上帝是否真实存在。我想,如果上帝是真实的,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还必须服从教会领袖的话,我宁愿去死。”;“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

这位女士说,她看到上帝在“绝对的主权下的工作”,带领她渡过这整个过程,最终,她认识到“教会的失败并不能代表上帝不存在或上帝公义的失败”。

她说:“我需要敬畏神而不是敬畏人。仅仅只因为有人对你引用了一段经文,而恰好这些人有属灵的权柄,并不意味着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当她质疑牧师的建议,要她回家并信任丈夫时,她说他们提醒她一些经文,例如“爱是凡事相信”,或者耶稣说要饶恕他人“七十个七次”。

根据她的叙述,她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她看到的危险信号被认定是不充分的——牧师们坚持要有身体被性侵的证据、要有“肌肤贴在一起”的通奸证据,或者在有明确猥亵儿童的证据下,她才能有根据圣经教导的离婚的正当理由。但她无法再等下去了。

“我的人身安全不是他们最重视的事”

GCC的争议包含在更大的议题辩论范围内,如“如何定义家暴”及“基督徒是否应该在家暴案中以和解为优先考量”。 GCC及其所属的神学院在保守派的圣经咨商师之间,以及圣经咨商师认证协会(ACBC)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样毕业于玛斯特大学,俄亥俄州的牧师兼圣经咨商师乔纳森·霍姆斯(Jonathan Holmes)说:“对于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家暴,大家在基础上就有极为不同的理解。”他指出,通常只有在身体暴力或性侵的案件里,“家暴”的标签及后续严肃的处理才会相应而来。

与其他性别互补论者(Complementarian)一样,麦克阿瑟牧师曾多次在讲道中提及,他反对妇女为了在婚姻中顺服,而继续与施暴的丈夫住在一起。他也教导说,妇女和儿童应该“被安置在安全的环境”里,而家暴加害者的行为不是基督徒会有的行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

然而,正如赵宏恩去年写给负责此事件的长老们的信中所述,在过去十年间,有一连串的妇女指出,当她们担心自己或孩子的安全时,在教会却得到了与麦克阿瑟牧师教导的不同的建议。

有多名妇女指出,负责圣经咨商的牧师——身为圣经咨商师协会成员的比尔·薛农(Bill Shannon)劝阻她们向警方举报丈夫的家暴行为,并指示她们待在受到暴力威胁的家中。一对夫妇说,他们在一次圣经咨商时段看到,薛农并未建议他们家中一位女性成员对一个承认自己有猥亵儿童行为的男人的举报;他也没有指示她应该离开他,只因为该男性尚未被正式定罪。

比尔·薛农是没有回应本刊多次邀请采访并对此事件作出评论的GCC领袖之一。

一些现任和前任的长老也曾对薛农咨商时的“毫无作为”提出异议。赵宏恩说,麦克阿瑟牧师也知道这些人提出的担忧,但他选择为薛农辩解,并继续让他担任同样的职务。根据GCC的网站,薛农继续为教会会员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咨商辅导,且任教于教会的婚前辅导和婚姻辅导,并在成人小组讲道

一位妇女说,“在与比尔·薛农的第一次会面中,我很快就知道我的人身安全并不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是我在婚姻中是否顺服丈夫。”她要求在此篇报导里不要提及她的姓名,因为她正试图从她在GGC经历的一切走出来。她说,“我被教导我不该激怒(我的丈夫)。”

她告诉今日基督教,当她因丈夫的施暴而住院时,薛农打电话给她,建议她直接回家,不要报警。有时,她在家里受到的折磨足以让她担心自己可能会死,但依然有人跟她说,她的处境可能是“上帝在妳生命中的旨意”。 (编按:类似“这是妳要背的十字架”)

在婚姻辅导的过程中,牧师们会质问妻子们,她们的态度是否间接造成了婚姻关系中的暴力、愤怒和控制。在某些情况下,牧师们会暗示是妇女对她们丈夫的错误过度吹毛求疵。

霍姆斯说:“对一个牧师来说,在一个女人受到虐待的案例中,他很难想像在整个过程里,女性当事人没有任何明确的责任。”

这种“双方都有罪”的态度在教会环境特别容易产生,往往当事人双方都会被要求互相忏悔及寻求对方的原谅。

基督教调解员肯·桑德( Ken Sande)谈到了他在几十年的调解事工中常见的模式,表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辅导理念是,如果已经有家暴的行为,我们不会把双方叫到同一个房间,然后以为他们能真的先把自己眼中的梁木拿掉。”桑德并非特别针对GCC的案例而言。

“没有其他的选择”

参与《今日基督教》访谈的每一位妇女都说,在整个事件过程的某些时候,她们都认为自己对丈夫的行为负有部分的责任,或者某位教会领袖曾表示她们有部分的责任。

这些妇女都被提醒了圣经中关于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教导。多年来,她们一直希望自己的顺服、对婚姻的忠诚、和在绝望的祷告最终能让丈夫改变。但是,当问题持续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时,她们寻求帮助和咨商辅导,想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努力。

温迪·盖伊(Wendy Guay)说:“当家里有家暴的行为发生时,甚至单单向教会寻求帮助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谦卑和摊开来的脆弱感”。她去年向《罗伊斯报告》讲述了她父亲保罗·盖伊(Paul Guay)于1970年代末在GCC工作时,对她的家暴行为。她补充道:“女性们会躲藏在角落里隐忍着,试图自己处理这些状况,直到她们再无其他选择。”

当妻子们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搬出去时,她们的牧师试图让她们留下来。在她们分居或获得法律正式的保护后,牧师会敦促她们要和解。这些女性告诉《今日基督教》,牧师们认为只要她们的丈夫继续参加教会辅导、继续在受到监督的环境中照顾他们的孩子,并且口头承诺会停止错误的行为,就足已表明他们不再是妻子的威胁。

在某些情况下,如艾琳·格雷和上个月同意和解的妇女的案例,GCC的领袖在法律案件中持续支持她们所指控有家暴行为的男方。虽然教会可能会因为避免后续责任而不介入婚姻的法律纠纷,但还是可以听见牧师们站在被告那一边的例子。

基督教处境家暴行为合神心意的回应机构(Godly Response to Abuse in the Christian Environment,此机构简称为GRACE)执行董事皮特·辛格(Pete Singer)说,当初检察官博兹·奇维杰安(Boz Tchividjian)成立这个机构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一些信仰领袖在法庭上为犯罪者进行辩护。

辛格说,“这并非单ㄧ特例。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虐待儿童和亲密伴侣暴力案件中也很普遍。这是培养牧者的教育过程所反映的结果。如果案件当中有明显的权力结构的不对等,为什么我们选择站的是可能的压迫者那一边,而不是可能的被压迫者那一边?”

教会的惩处是其一项特色

虽然福音派基督徒对关系中暴力行径的议题越来越敏感,但在一些保守派的社群里,对于「受害者应维护自己权益」的倡导,和创伤研究的心理学家的说词,仍保持着潜在的怀疑态度,并捍卫地方教会在处理婚姻冲突中所持的独特地位。

曾主动举报家暴的前GCC会友说,她们会害怕受到教会的惩处,而惩处原因是她们不够顺服、或离弃婚姻。

基督教调解员桑德说,虽然多数福音派教会会在正式的规章中详列纪律处分的程序,但美国的教会在实务中遵循这些程序的情况越来越少,教会愿意在一年内多次公开其纪律处分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

麦克阿瑟牧师则认为教会的惩处是GCC的一个“特色”,GCC的长老们是遵循马太福音第18章的原则——首先与被惩戒的对象私下面谈,然后与另一个证人面谈,之后才能公开宣布此个案已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仍不悔改的教会成员将不能参加圣餐。

前长老赵宏恩则说,在第三阶段的程序是,长老们必须对案件达成共识,每年有几次机会于圣餐仪式举行的时候,呈交判决结果给全体会友。

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其在GCC接受咨商辅导经历的女性皆曾是GCC的会友,有些甚至在GCC聚会超过十年,也曾在麦克阿瑟牧师宣布教会惩戒处分时身处会众席中。她们认为,如果教会领袖认为她们的情况不足以构成合理的离婚理由,她们的名字有朝一日可能也会被当众宣读出来。

‘时间会带来真相’

直至今天以前,赵宏恩都未曾公开讨论他离开GCC教会的理由,以及他此后为维护受害者所做的工作。他希望GCC能检视艾琳·格雷的案件,重新考虑能为她平反的证据。他也反覆地请求教会认真对待那些担忧薛农和教会咨商辅导方式的呼声。

离开教会后,赵宏恩和GCC高层领袖仍保持联系,提出问题,并提议能私下讨论他所提出的担忧。他写了电子邮件给麦克阿瑟和赐你恩典机构执行董事菲尔·约翰逊(Phil Johnson),后者是该教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兼长老。赵也与凯里·哈迪(Carey Hardy)在来回通信,哈迪是当年负责监督格雷惩戒案的牧师,现在于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任职。

赵的呼吁跟基于20处不同的圣经经文,大部分是关于和解、错误行为和正义的经文——例如雅各书4:17:“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每当他与GCC长老见面时,都会在讨论中提到此案。他也给长老会的个别成员发讯息和打电话,分享他的关切。

赵宏恩从未想过自己会在今天这个处境上,在教会外部进行宣导。在接近17年的GCC会员经历里,赵宏恩认识了他的妻子、开始在教会教导圣经,并在教会的长老会议中成为其中一名领袖。

赵宏恩说:“我曾是教会一名活跃的忠诚支持者。”现在他则反对许多他曾服事或共同领导的人之间“盲目的信任”。

去年,当他质疑教会当年对艾琳·格雷做出的惩处时,其他长老们建议他应该要相信以前的领导人所作的决定。赵宏恩反驳说,圣经的命令是我们要相信主,并要查验一切事(帖前5:21)。

但赵宏恩仍持有希望,想起麦克阿瑟牧师的一句名言。 “时间和真理是携手合作的”。时间总会带来真相。

让上帝来处理剩下的事

艾琳·格雷说,当她听到其他女性也被GCC的领袖“指责、控诉,并受到二次创伤”后,她有了公开分享她的经历的动机,她等待了数年,直到她的孩子皆已成年。她说,在去年《罗伊斯报告》发表之后,她马上又听到了更多关于教会对家暴案例处理不当的证词。

“如果我早一点分享我的经历,会不会让GCC或其他遵循同样领导模式的教会带来改变?我不知道,但我对自己多年来的沉默姑息心态所带来的影响感到心痛。”她在电子邮件中告诉《今日基督教》。

“时至今日,我有来自众多证人的直接证词,证明GCC仍在遵循类似的不符合圣经教导且没有爱的方式在对待受到家暴的妇女和儿童。这些人在被丈夫和父亲虐待的情况下,向教会领袖发出求救声。这是一种令人髪指的罪恶。”

一位曾经为了能坐在麦克阿瑟牧师的台下听他教导而兴奋地搬到加州的GCC前成员表示,在她因着一段充满暴力、毫无爱的婚姻向教会求助后,教会事前及事后处理的方式毁了对她而言曾是她生命的一切的信仰。

她说,“最糟糕的事不是离婚,而是我和上帝的关系。我知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但我真的很信任教会里的人。他们夺走了我与上帝之间原本亲密的关系。他们让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男人。当我去教会时,我感觉牧师们都在说谎。他们让我心碎… 我真的觉得我在灵性上被强暴了。”

GCC没有向艾琳·格雷道歉,没有撤销当年的纪律处分,也没有就这一案件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回应这篇文章。

去年圣诞节过后的几天,赵宏恩向GCC每一位长老发出了他所谓的“最后的呼吁”。他仍抱持着微弱的希望——“主能做的往往比我想像的还要更多”——即使知道长老委员会不大可能有所行动,并且知道自己公开的立场会让许多过去曾和他一起服事及敬拜的人感到不舒服。

“无论如何,我都需要做正确的事——圣灵、我的良心、祷告的过程、圣经咨商,以及神的话语皆是如此引导着我。并且相信,上帝会亲自处理剩下的事。”,他告诉《今日基督教》,“教导我这一真理的人,正是约翰·麦克阿瑟牧师。”

编者按:多年来,一些读者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公布那些本来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好事的事工领袖错误行为的证据。这里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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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好的离婚”并不存在

虽然离婚有时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3, 2023
Jeffrey Hamilton / Getty / Edits by CT

拉蒙·普雷斯顿(Ramon Presson)一直以为父母的离异对他没太多影响,直到他二年级时不得不在假期圣经学校里扮演耶稣。以上这段回忆是他投稿给本月《基督教世纪》读者文章里的童年记忆。

普雷斯顿写道,在他父亲离开母亲后,任何旁观者都会觉得他是个坚韧的孩子。他写道,人们形容他富有爱心及幽默感,而不是个受伤或愤怒的孩子。

但他从未意识到自已可能只是在压抑这些情绪,直到他在教会戏剧里被分配去扮演清洗圣殿的耶稣。他对自己对这个角色投入的程度感到惊讶。

他写道:“我在极具威胁性的吼叫声和咆哮声中喊出我的台词,在我打翻椅子和踢翻堆满假钱的小桌子时,我用假鞭子抽打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7岁商人… 但这不是我们在课堂上排练的方式。”

直到他看到主日学老师以及她身后的会众眼中的震惊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回想起来,普雷斯顿认为这个经历是一种宣泄,“暂时放下我的面具,释放我对家里的不公平的愤怒,是一种解脱。”当时的男孩不知道如何宣泄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但他扮演的版本的耶稣知道。

当我读到哲学家斯蒂芬·阿杜巴托(Stephen Adubato)在《犁头季刊》上对电影《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的分析时,男孩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早在地方图书馆或美国国会为变装皇后的议题进行辩论前,在这部90年代的电影里,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饰演一个离婚的父亲,伪装成一个善良的老妇人,成为自己孩子的保姆。

阿杜巴托写道,当年,他身为一个父母才刚离婚的孩子去看了这部电影。电影的主题是感性的“好的”离婚:父母没有吵架,并且是爱让他们“连结在一起”。

尽管这部电影在各方面都与2020年代的文化敏感性不相符,但《窈窕奶爸》是一种“文化产物”,让人联想到一种超越电影并渗透到自助书籍和治疗课程里的思维模式:一个“好的”离婚意味着父母双方都能在女儿的婚礼上手牵手走在一起——前任可以成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双方能保持着友谊。

但是,阿杜巴托指出,现实是完全不同的。

他引用了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近期对于这些所谓的“适应良好”的离婚子女的内心世界的研究。他们长大后不会成为纵火犯或瘾君子或加密货币骗子,并且他们自己通常也没有离婚。她认为,会影响这些人成年的过程的,不是父母的争吵或非直接性的责怪他们等等的外部因素,而是“孩子的宇宙彻底的被重组”。

阿杜巴托和马夸特都承认,所谓的“好的离婚”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种离婚情况好得多,这一点我也同意。我曾听说一个妻子和前妻在他们已故的丈夫的葬礼大打一架(当时,我的祖母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也看过可怕的情况,孩子在法庭上经历了父母对他们无休止的监护权争夺。

《窈窕奶爸》所处的时代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必要的东西。例如,离婚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婚姻的失败是他们的错,他们需要得到明确的保证:事实并非如此。

但阿杜巴托正确地指出,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好的”跟“坏的”离婚,而是“坏的”及“更坏的”离婚。

我坚信,圣经为合理的切断婚姻盟约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在某些情况下,离婚及再婚在基督教道德上是合法的。我也认为,在ㄧ些情况下(如家暴的家庭),分居或离婚是正确的做法——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也就是说,虽然离婚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从来不是件“好事”。

毕竟,离婚不仅仅是重新安排生活环境或在户政事务所里改名(美国人婚后通常会改采夫姓)。离婚是ㄧ种解体。在婚姻的结合里,正如耶稣所教导的,丈夫和妻子是“一个肉体”。在本质上,配偶是彼此身体的一部分。

然而,有时这样的解体是必要的。

一个被捕兽夹夹住的人很可能会需要锯掉一条腿来逃脱和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肢解是必要的。因为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更糟糕。我们甚至会说:“感谢上帝,当时有一把锯子在手边!”但是,我们永远不该假装这个肢解的行为不会造成创伤,也不该假装缺少了肢体不是什么损失。

阿杜巴托指出,好消息是,那些遭受过父母离异之苦的子女们,往往会最致力于让自己的婚姻正常。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他们曾经历过的痛苦。我知道许多曾经历离婚创伤的人——无论是丈夫、妻子、儿子或女儿——如今也在关怀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人。有些人成为婚姻导师,而其他人则知道如何以及何时该紧紧的拥抱某人,并说“我爱你”。

我不知道亲身经历父母离婚的悲痛和混乱状态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确实知道与人们一起走过这段日子是什么感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的父母别无选择,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父母的离异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影响。

几年前,我记得一次讲完道后我站在教会讲台前——在“邀请赞美诗”的吟唱声中,人们可以上前公开表示接受基督信仰,或在台前请求代祷。

一个小男孩从走道另一端向我走来,我正想着,如果他想要受洗,他的年纪是否足够知道自己的决定。但当我蹲下来跟他说话时,他说:“请为我的爸爸妈妈祷告,我希望他们不要离婚”。顿时,我心中所有抽象的神学理念都消失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到我脸上的泪水,及见到他眼里的悲伤。

他的痛苦足以让他愿意走过走道——在所有人面前——请求别人为他的世界不会崩塌而祷告。我不知道他的悲伤或愤怒有多深,但我想像他可能会踢翻一些椅子,撕碎一些纸斑鸠,并像拉蒙·普雷斯顿那样掀翻几个小桌子。

我想,真正的耶稣会理解的。

罗素·摩尔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杂志的公共神学专栏。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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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愿为阿拉而死,如今我为耶稣而活

身为一位穆斯林极端主义信徒,我从没想过要与基督徒有任何来往,更别说跟他们作朋友了。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5, 2023
Matt Williams

我在沙乌地阿拉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里出生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我自认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致力在人生各个层面上实践我的信仰。我相信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宗教,那些不接受阿拉为其真主,也不愿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差派的使者的人,都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对于基督教,我除了蔑视,没有其他看法。我认为穆斯林比其他所有人更卓越,所有非穆斯林的人都是不信神的;耶稣是阿拉差来的先知,不是神的儿子,对我而言,祂从未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未复活。我相信祂已经升天了,但祂的死只是为了脱离迫害祂的人,祂会在末世回来,恢复伊斯兰教成为阿拉的真宗教。总而言之,我在对基督徒、犹太人,和所有拒绝伊斯兰教的人的强烈仇恨感之下长大。

在12岁以前,我已能默背一半的古兰经,我的目标是背下全部的经文,也就是全部114章(共6,236节)。 15岁那年,我跟许多年轻人一样,为了与奥萨玛·宾拉登(他当时是我们的英雄)一起对抗苏联而前往阿富汗。

若不是我的母亲恳求我留下来,我当时一定会去参加这场“圣战”。我认为以阿拉之名而死的穆斯林,得到的奖赏会比其他穆斯林能得的更大。我非常肯定若以这种方式牺牲生命,我一定能进入天堂,而且我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

与基督徒互动

然而,当我年纪渐增,我就有越多的疑虑。由于我对古兰经的内容更为熟悉了,我开始看到其中的仇恨信息。我无法理解,而且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信息。我心里纳闷着,神怎么会因为自己的受造物不接受祂,就恨恶他们呢?某种程度而言,我认为神应该能超越这种小气的报复心态。但是,如果我跟其他人分享这种想法和质疑,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甚至可能危及我的安全,因为亵渎阿拉和背叛伊斯兰教的惩罚就是死亡。

在沙乌地阿拉伯完成大学学业后,我想要前往美国攻读工程研究所,但我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伊斯兰信仰教导我们不要跟基督徒当朋友,而在穆斯林世界里,人们确实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就是说,每ㄧ个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基督徒。 (我从来没听过“重生的基督徒”才是检验真实信仰的方式。)

我于1989年夏天抵达美国,心里满满的忐忑不安。为了接受最好的教育,我知道我必须去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内心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接触基督徒。

在宿舍大约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开始觉得有必要更熟悉美国文化,提高我的英文程度。当时,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国际友谊计划”的活动。这个计划会将我这样的学生与当地的志工配对,他们会帮助及招待我们。我当时注册参加了这个计划,却不知这是一个基督教事工。

大约两个礼拜后,一对参与此计划的年轻夫妇与我联系,表示他们是被指派与我合作的家庭。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个家庭向我展示了远远超出我预期的爱,这种爱是我在穆斯林同胞中从未体验过的。

那年的11月,这个家庭邀请我去他们家享用感恩节晚餐。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因为他们问我,他们是否可以作谢饭祷告。我必须承认,我的心在那一刻沉了下去。我从未意识到,基督徒实际上是充满了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这与穆斯林过去教我相信的完全不同。

这个家庭从未与我分享福音,但他们向我展示了福音是什么样子。那天,我走出他们家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我的信仰及其教导的极大质疑。我发誓我要好好研究基督教,期望能更多地了解耶稣是如何对人的生命产生如此深厚的影响,并给人带来这种我从未经历过的平安及喜乐。

看见真光

几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后,我进入当地一家工程公司。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重生过的基督徒。他全身散发的喜乐、平安,以及他身上似乎散发着的光,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邀请我去他家吃圣诞晚餐时,我注意到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着同样的特质,他们就和我大学时期遇到的那个家庭一样。

此时,我再也无法阻止我的好奇心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与周遭的人如此不同?他告诉我,他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并和我分享了他的见证。我再一次极其渴望地想要更多认识耶稣。

从那一刻起,神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无数个试炼和逆境,而这所有一切只加深了我对基督教更强烈的兴趣。 2001年5月,我背叛了穆斯林信仰教导我的一切,第一次踏进一间基督教教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随着与教会一起研读约翰福音,我学习到基督真实的身份。

2001年11月,我毫不犹豫地接受基督为我的王和救主。但是,起初的路并不好走。在短短几个月内,我因配偶出轨而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工作。感觉就像撒旦积极地试图摧毁我的信仰。但这几个月教会了我宝贵的功课,让我知道如何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并学会在所有情况下依赖祂。在这段时间里,神透过我无法否认或质疑的方式向我展现祂的荣耀。

从那时起,我的生命永远的改变了,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今天,我带领一个名为CIRA International的全球事工,这是我在2010年借着神的恩典所创立的事工。我们的使命是为基督得着穆斯林、装备信徒实用的工具,以便能更有效地与穆斯林分享福音,并为新信徒提供门徒训练,尤其是来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此外,我在许多教会教授关于伊斯兰教的课程和研讨会,让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学习如何更好地向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作见证。在我家乡的教会里,我负责带领新的“国际友谊计划”——这个计划16年前在我的心里播下福音盼望的第一粒种子。

我因着单纯的爱的行动认识了我亲爱的耶稣。我祷告上帝也能使用我单纯的爱的行动吸引他人来到这个救人灵魂的信仰里,以此荣耀祂。

阿尔‧法迪(Al Fadi)在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Ar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授圣经神学、商业,及比较宗教学等课程。

翻译:荣怿真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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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point教会“全人式的门徒训练”造成了伤害

伴随着这个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教会事工扩展至几十个大学校园,教会前成员们站出来声称曾受到属灵上的伤害。

人们经过UC柏克莱大学的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

人们经过UC柏克莱大学的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5,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Justin Sullivan / Getty

Gracepoint教会满足了所有能让大学校园事工成功的所有条件。

成立于1981年(当时的名称为柏克兰浸信会),Gracepoint教会以全人式的门徒训练(whole-life discipleship)为事工基础,成为了就读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的亚裔美国学生的家。秉持着“在每个大学城建立一个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的教会”的使命,Gracepoint在西海岸及其他地区的校园里,在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大学教会联络网中脱颖而出。

Gracepoint在超过60多个校园、全美国35个城市建立了教会(还有一个分堂在台湾),仅仅在2021年就建立了15间新教会。

在Klesis和Acts2Fellowship(直译为“使徒行传2团契”)这样的校园团契里,Gracepoint鼓励大学生们去思考棘手的信仰问题、在教会找到属灵导师。在毕业典礼上,他们鼓励年轻的基督徒过着宣教士的生活,加入他们其中一个校区的事工,或是帮忙拓展新的校区。留在Gracepoint教会对人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似乎在回应着一些青年电影里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式的生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想你可以说,我们只是一群非常享受大学生活的人,以至于我们从未离开过大学生活,”Gracepoint教会在宣传影片里自我调侃道。

“我认为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属灵上的活力和潜力,以及与神之间温暖且有深度的关系,这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到的,”在Gracepoint长大的圣芭芭拉校区的成员迈克尔·金(Michael Kim)说,“对参与服事的同工而言,他们顶着很大的压力,付出大量劳力及苦力,但同时也有极大的满足感。”

但许多曾参与Gracepoint教会的人说,教会有着激进的信仰生活追求,加上事工的节奏,这一切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其成员。

Joshua Mun是Gracepoint教会的前成员,于柏克莱分堂长大,他20多岁的时光皆服事于Gracepoint教会,建立各个不同的分堂,他分享道:“他们做的是好事,但他们执行这些好事的过程是种属灵上的虐待。”

32名前Gracepoint教会成员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描述了一种为了事工效率而“控制”和“强制”的文化。

成员们说,他们被操纵着去认罪,被领袖吼叫,被各种义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生病。为了让成员专注于宣教工作,Gracepoint有效地限制着大家约会、浏览网路媒体、消费和养宠物等行为。教会领袖引导同工们安排住的地区、在哪里买衣服,以及开什么车。

“我的小组长的话就像上帝的话。”Mun说,他去年离开教会的部分原因是因有了焦虑症状。 “我把上帝看作是个极其敏感、脾气暴躁、充满审判的存在。我只要有一项罪过,祂就会落下锤子抽打我,因为这就是我的小组长在我面前的形象。”

Gracepoint教会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离开其事工的成员的批评,但去年在Reddit论坛上为Gracepoint教会开设的控诉专栏引起与论新的关注。发帖人称,他们被教会领袖贬低,被鼓励背负信用卡卡债以资助事工的开支,并在他们选择离开教会后遭到诽谤

该教会的主任牧师和网络负责人爱德·康(Ed Kang)在回覆《今日基督教》的问题时写道:“我对那些觉得在我们的事工中受到伤害的人感到非常抱歉,”康牧师说,他 “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便我们能够寻求医治,并在必要时道歉、寻求和解。”

该教会的一位区域负责人丹尼尔·金(Daniel Kim)在论坛上分享了他的联系信息,邀请那些寻求“个人和解”的人来联络他。他告诉《今日基督教》,自从他在2021年4月首次发帖以来,已有8个人与他联系。

在《今日基督教》报导这篇文章的过程中,Gracepoint教会已开始重新思考其事工风格的各个层面,并实行改革。康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教会正专注于“降低对卓越的追求”,以回应来自内部的反思及公众的批评。

“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由于我们拓堂的努力,我们之间很多的人际关系都被打乱了,”康牧师说。 “我们过度以任务为导向,试图用更少的人做很多事,这让我们的关系变薄了。”

然而,即使承认对其前成员造成的伤害,教会领袖也认为,受害公开他们的不满,也对Gracepoint的事工造成损害

在教会上个月推出的播客中,康牧师的儿子以赛亚·康(Isaiah Kang)说,匿名发帖人“不是来自天堂的使者。”他补充道:“无论这之中有哪些事是真的——你可能被伤害了,或你真的被伤害了——也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做的事是对的。”

大学生事工,如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和亚美基督教团契(AACF)正兴起服事日益增长的亚洲移民和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时,丽贝卡(Rebehak)和保罗·金(与其他金姓牧师无家属关系)于1981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一间服事韩裔美国人的教会,位于柏克莱和奥克兰的交界处,该教会被命名为柏克兰浸信会(Berkland Baptist)。

柏克兰教会的成员既是基督徒也是韩裔美国人,他们经常用韩国人的尊称来称呼教会较年长的成员——hyung意指哥哥,noona意指姐姐。

“韩国文化的一个优点是,当有人希望你跟他们关系亲近时,他们会让你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一位曾长期在柏克兰教会聚会的前成员说(由于他与Gracepoint领袖关系密切,他要求不透露姓名)。 “你不仅仅是基督里的同胞兄弟,你真的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真正的家人。这类价值观被认为是教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家庭式的态度与教会的全人式门徒训练模式相联系。如许多大学生事工一样,年轻人承诺遵守教会规范的行为准则、属灵互相监督制及社区服务义务,柏克兰教会以其严格但关系紧密的事工理念吸引了亚裔美国学生。

他们加入教会,找到辅佐自己成长的属灵导师,热切地研读圣经,并在校园里传福音,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由于教会专注于大学生事工,领导人不鼓励成员邀请非大学生的同事或邻居加入。)

透过参与柏克兰教会,以及后来的Gracepoint教会,学生们根据教会的期许,放弃大学生活标配的各式各样的自由。教会的指导方针不仅仅是规则,而是教会的“立场”及“价值观”。

教会不鼓励大学生约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被迫分手(康牧师说,教会正在重新考虑其反对约会的立场)。当门徒训练导师批准交往的关系时,情侣双方仍被要求保持低调。 6位前成员回忆起,曾有直到收到婚礼邀请时才知道某对情侣们在一起的经验。

当他们成为事工团队的一员时,Gracepoint的成员被要求在他们的3C用品上安装如Covenant Eyes这样的网路过滤软体。教会领袖可以追踪他们使用萤幕的时间,不仅仅是为了检查是否有色情内容,也是为了阻止用户听K-pop或看太多ESPN。康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教会试图降低“媒体-娱乐产业和科技公司带来的影响”,并且教会自成立以来就不鼓励成员使用电视和社交媒体。

根据富勒神学院教会建堂企划(Church Planting Initiative)科主任Len Tang的说法,像Gracepoint这样高压的教会往往会在他们的事工中执行“方法上的纯洁(methodological purity)。

“方法上的纯洁意指,认定大学生的事工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认为自己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或是需要隔离他们,或是需要把他们与某些影响源分开,”Tang说。

年轻成员在接受门徒训练时,不仅要遵循圣经教导,还要遵循教会的文化——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教会的领袖会称赞的、能被认定为足够委身敬虔的标记。当他们违反这些期望时(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可能会带来爆炸性的结果。

保罗·李(Paul Lee)说,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的牧师曾打电话来骂他,因为他和一个女性同工朋友喝咖啡,他确实曾这样做,只是不知道这是会被人诟病的。李说:“他很快就跳出来骂我,就是要确保我处于这种羞耻的姿态。”

跟据前工作人员所说,2011年的文件教导教会领袖训斥成员,“以使此人对上帝产生适当的恐惧,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适当的震惊情绪”,培训者以大吼和拍打桌子为标准模式。康牧师说,这样的训斥方式并不常见,而且在今天这一代人“焦虑及情感脆弱 ”的情况下,不可能用这样的训练方式。

这些剧烈的训斥方式让成员感到羞愧,只因他们没有遵守教会的标准。这些在被训斥的当下感觉像来自上帝的定罪,在事后成员们的眼里,更像是教会领袖侵略式的行为。

某年的感恩节,奥斯汀·李(Austin Lee)在跨州搬家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帮助建立一间教会后,没有稳定的工作,被教会斥责没有缴交足够的什一奉献。 Richard Tjhen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因为Austin在他们的谈话的时候持防御性的态度,自己因此变得“激动和恼火”。 Tjhen说自己当时的行为“完全的不合适,也并非我们教会的政策”。

受到纪律处分的教会成员可能会被要求停止服事,甚至是不能参加礼拜。但他们在事工位置上的复职取决于Gracepoint领袖的心情,这个过程有时会拖得很长,并且涉及书面悔过书等“反省任务”。康牧师说,从事工中“退出一段时间”有时是适当的,但写反思的做法近年来已逐渐减少。

柏克兰事工网于2006年解散,在柏克莱和戴维斯的分堂改名为Gracepoint,最终拓展至在加州以外的大学学区及城市里建立其他分堂。在康牧师的带领下,Gracepoint不同校区每周提供几乎一样的教会活动,甚至包括食谱的推荐。

对教会委身的承诺包涵了生活所有的层面:列表式的电子表格按小时安排同工的日程,并经常延伸至傍晚跟周末。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时间安排权不再属于自己了。前成员说,教会要求他们想休假或探亲时都得征求许可。

“我和我父母当时的关系很紧张,”马丁·洛基托(Martin Loekito)说,他在Gracepoint的戴维斯分堂当了14年的成员。 “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刻总感觉自己需要离开,需要赶快回到教会。”

另一位前成员黄伊莲(Elaine Huang)说,当她在2010年代初期,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毕业后的那个夏天选择回台湾探望父母时,教会领袖说她很“自私”。黄的领袖认为她的父母已经得救,因此不需要她的关注,说服她缩短长达数月的探视,改为参加教会的秋季外展事工。

对马丁和其他人而言,教会把“家庭被偶像化”的警告延续到婚姻生活里。马丁说,当他和妻子参加教会活动时,他的长女在教会的托婴部门度过了童年初期的大部分时间。

“当我们离开(这间教会)时,她已经一岁半了,我觉得那是一段失去了的时光,”马丁说,回忆起错过女儿的第一句话和第一步。 “只是全家一起吃顿饭,大家都在同一张桌子上——在那时是非常罕见的。”

多年的“全人式门徒训练”带来了不少伤害。前河滨教会成员李保罗(Paul Lee)经历了因“身体衰弱”的压力所导致的胃痛、头痛及频繁的惊恐发作。尽管他把症状告诉了他的小组长,他也不被允许从他负责的大部分事工中退下来。

李保罗说:“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教会不在乎我的健康。他们更在乎的是我留下来,做一个有效率的成员。”

在对《今日基督教》提问的答覆中,康牧师说教会已开始实施一些改变,包括每个月的“安息周”,要求成员从所有正式的事工中脱离。

在去年年底对1,004名Gracepoint教会成员的内部调查中,有37%的人认为教会在他们心里主要是如同一个家庭,34%的人认为是一支军队,29%的人认为是一个工厂。

Gracepoint教会的全人式门徒训练确实延伸至生活的每个领域里。根据来自某位前领袖的电子邮件,教会成员被要求改变他们的衣着(信件中写道:“我想我也需要从[这位成员]的衣柜里拿出一些奇怪的衣服,这样她就不会受继续穿着它们的诱惑。”)、饮食习惯(“我发现你经常很晚才吃饭。我认为你需要抑制这种行为。我注意到你最近看起来越来越不健康了。”),和生活空间(“我再次震惊地听到你的房子变得像个猪圈。……要么你的生活失去了控制,要么你极其懒惰,要么你就是极其自私。”)。

领袖们可能会推荐特定的家居装饰品(价格较低廉的IKEA家具)或衣服(端庄但有品味的Ann Taylor和Banana Republic)。成员们甚至购买了相似的车辆——Nissan Quest或Honda Odyssey,或经济实惠的小型货车(可以轻松载送学生和事工用品)。

虽然监管及给予生活上的建议是大学生门徒训练的一部分,但随著成员留在教会越久,Gracepoint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一位参与Gracepoint柏克莱教会22年的成员担心,她的教会参与程度阻碍了她的成熟度。

“我正在学习的一件事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教会],我实际上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向别人交代、征求同意,害怕会惹上麻烦,”她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这通常是一个20岁的人会意识到的,但我到了40岁了才意识到这一点。”

福音派牧师渴望全人性的、24小时/整整7天的“涵盖人生所有面向”的门徒训练,但有时却越过人际关系的界限,变成属灵上的虐待,成员感觉自己被胁迫和操控,而不是被引导或得到指导。在2020年,《使徒行传29章教会》的首席执行长史蒂夫·蒂米斯(Steve Timmis)因在其职位上欺凌和控制他人的程度而被解除领导职位。于1970至1980年代兴起的魅力式牧养运动因其前领导人不承认自己侵略性的领导方式而走下历史舞台。 (前柏克兰教会成员说,创始人Rebekah Kim是由大学圣经团契培训而出的,该团契是这类型牧养运动的一个韩国分支)。

六位前Gracepoint同工说,精神上的崩溃是他们决定离开教会的原因,甚至,对一些人而言,也是离开信仰的原因。 Pete Nguyen在去年在参与教会生活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和自杀念头后离开了Gracepoint教会。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堂的黄姓学生说,一位教会领袖曾跟她说,她会有自杀念头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爱上帝”。她说,这样的回答促使她离开了基督教。该位领袖苏珊娜·苏表示,她不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并认为自己“不会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用这种方式谈话或说出这种话。”

一位前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堂的学生说,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忧郁症和饮食失调症复发——被视为她与男友越过身体界限后不悔改的证据。她被要求写悔过书,并被反覆提醒,她还没有看到她的罪性的全貌。

诺伊尔(Noelle)也是属灵虐待行为的幸存者,她说,“这些不断针对我没有悔改所做的评估——并没有反映出我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由于她的工作是一名老师,她要求《今日基督教》不要写出她的姓氏。 “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证明我真的有在认真看待我的罪。”

网上对Gracepoint教会高压环境的批评并非从Reddit论坛的讨论串开始的。包括Twisted Gracepoint和The Truth about Gracepoint Church在内的匿名部落格(Blog)已于2000年代就在网上有相关的讨论。

《今日基督教》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Gracepoint教会也有自己的部落格,对这些批评教会的部落格反击。多年来,教会成员被告知要避免为网上这些批评的声音带来流量,并且鼓励成员要保护教会“在网路上的声誉”。有时,Gracepoint的领导人会要求同工和成员每天至少三次搜索并点击教会网页或对教会有正面评论的部落格文章,以提高其在Google搜索页面上的排名。

教会也鼓励小组长们在Yelp上写下正面的评论——有时要求他们看到对教会的负面评论时要往上呈报。这两种做法至今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为秋季招生做准备的冲刺阶段。

Gracepoint教会的培训文件里教导同工如何去解释为什么教会的“等级领导制(hierarchical leadership)”方式“并非独裁制”,或者解释,这些对教会斥责文化的批评是出于现今“情感脆弱的一代”的“过度夸大”。由于对于内部文件跟计划被泄露的事感到疲倦,教会领袖要求成员定期删除与谈话或培训有关的“敏感”影像及电子邮件,或是要在监督之下才能观看。

在Gracepoint网站上的常见问题页里,对于“Gracepoint教会是一个邪教吗?”的回答为“不,不是的”,并驳斥“Reddit酸民”的指控,以其与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的关系作为背书。 (康牧师曾是美南浸信会之下的北美宣教委员会的建堂部门Send Network的顾问委员会成员,Send Network该部门的主席Vance Pitman曾称赞康牧师的“国度领导力”)。

一些批评者将他们的担忧带到了现实生活里。几位前任和现任成员的父母担心教会正在拉开他们与孩子的距离,并向加州大学几个不同分堂和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分堂的教会领袖提出对教会团契小组的担忧。

旧金山大学(USF)于2021年5月撤销了该校对隶属于Gracepoint教会的Klesis团契的官方认可地位,理由为在当年三月发布的临时终止令之后,此团契依然“不符合USF对事工的要求,虚报其与Gracepoint教会之间的关系,并持续与学生接触”。康牧师证实Gracepoint教会已不再在此校园内运作,尽管一些学生仍继续参与其教会的旧金山分堂。康牧师不确定他们的团契对USF而言是如何有不适当的行为表现。

对于那些已离开Gracepoint的人来说,与其他前成员在个人关系或网路上的联系有助于他们走出离开教会的过渡期。于2019年离开的洛基托说,网上的对话及讨论让他和他的妻子有机会审视他们的经历,但重新适应一间新的教会是很难的。

“我的遗憾主要在于,当我还无权被称为传道人时,我所服事过的那些人,”洛基托说。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离开了,我能够与他们重新联系上,并为我对他们做过的事道歉。但最糟糕的是那些还在教会里的人,那些被我告知要违抗他们的父母、抛弃他们的野心、抛弃他们的未来并加入[Gracepoint]事工的年轻人。”

一些前成员说,教会组织内的人错误且负面的形容他们离去的决定,如今依然在教会聚会的人说,那些离开的人是为了去“追求世界”——养宠物或买迪士尼乐园的年票。

“这种感觉就像桥梁的另一端被烧毁,”Mun说。 “我不会否定上帝透过Gracepoint教会接触到我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Gracepoint是上帝在人间的天堂。”

Gracepoint教会于去年的秋季学期继续其布道工作。他们重塑品牌,改名为“Gracepoint事工”,扩大了“地区青年事工”——这是一个类教会机构,旨在向初中和高中学生传福音,补足教会青年团契的不足。此机构在24个城市开展事工,根据康牧师所说,Gracepoint如今有服事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事工。

Nguyen在参与Gracepoint十年后于2021年离开,他与河滨和波莫纳堂区的前领导人及Daniel Kim详细阐述了他感到受屈的地方。

“如果他们真的有好好审视我所提及的事,他们可以有所改变,”他说,“但我觉得他们不会愿意放下很多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做法。”

在2021年4月关于天国八福的一次讲道中,康牧师告诉教会不要因他们在网上遭受的批评而气馁,因为耶稣曾警告说,诋毁者会“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马太福音5:11)。

康牧师说,“很明显的,发帖的人要么是真的很伤心并且受到伤害,不么就是严重自恋,认为一些小的邪恶或不公正或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错事是滔天离谱的事情,而他们无法放下并继续前进,”康牧师说。

“我们千万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就被说服,认为自己一定有问题。”

Curtis Yee是加州沙加缅度一名信仰及文化记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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