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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外星人

至今仍然没有外星文明存在的科学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球是唯一存在智慧生命的“恩宠之星”。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8,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外星人或外星文明,是科幻小说的热门题材,也常常在关于UFO(不明飞行物)的新闻热点中成为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最近两、三年, 关于UFO目击事件的相关新闻似乎比以前有所增加,而且屡屡成为全球媒体的热点。2020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批“不明飞行异常现象”(“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简称UAP)的目击录像。2023年6月,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爆料,声称美国政府已经找到“不是人手所造的飞行器”但对此秘而不宣。2023年7月,BBC报道“美国宇航局科学家团队有史以来第一次认真对待不明飞行物异常现象。”

这类新闻很容易重新激发人们对地外文明是否存在的猜想和遐思,甚至有基督徒撰文讨论ET(外星人)是否需要救恩及人类基督徒应该如何向他们传福音的问题。

人类是不是宇宙里面唯一的智慧生命?茫茫宇宙中,除了地球以外,还有没有星球上有生命的存在?很多地球人对此感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所处的星系,有上千亿的星球,而我们所处的宇宙,有上千亿像我们这样的星系。这么浩大的宇宙里面,如果只有我们人类这一种(一群)智慧生命,实在会让我们感觉有点“浪费”,也似乎会显得我们太孤独可怜。

实际上,人类使用科技探索地球以外的外星智慧与生命的努力,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很多探索外星文明的项目得以开展,一些这方面的项目曾经让人充满了期望。很多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如著名的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都对找到外星智慧生命非常乐观。他们相信,如果太阳系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能够在地球上产生生命以至于智慧生命(人类),这样的过程也可能在宇宙的其他地方发生。宇宙中总共有10的27次方个星球,按照当时理论估计,其中有10的24次方个星球可能支持生命(尽管不一定是智慧生命)的存在。

一些科学家根据著名的“德雷克公式”(Drake equation)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银河系内可能与人类通讯的智慧生命的数量(N)大约有一万(10,000)个。(不过因为N是 7个参数的乘积,而那些参数的估计值可能相差很大,所以N的估算值也相差很大,有人得出的数值高达一千万,也有人得出的低到1——就是说只有地球这一个。)

1960年代,前苏联最先投入探索外星文明的科学研究。197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工作是美国领先。1984年,SETI在美国成立,SETI这个简称中“S”是探寻(search),“ET”是外星(地外),“I”是智慧(文明,intelligence),所以SETI的意思就是“探索外星文明”。这是一间很有名的研究机构,1992年SETI项目正式在NASA立项。虽然美国国会很快就在1994年取消了对SETI的资助,但SETI后来得到很多私人捐款,所以SETI曾经经费充足,有超过一亿美元的资金

1995年到2004年这10年间,SETI 对约 1000 个距离地球 150 光年以内的恒星系统进行了“地毯式”无线电搜索,意欲找到外星文明,结果什么也没找到。2005年,NASA再次资助SETI这个项目。2023 年,SETI 开始使用新的 COSMIC(共生开放源码多模干涉仪集群)搜索程序。但到今天为止,能找到的有外星文明的星球数目仍然是零。这些探索的无线电波就像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几十年的探索,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外星文明。这似乎证明我们已知的宇宙虽然非常浩大,但人类很可能是唯一的智慧生命。如果有比地球早上百万年的星球,如果那些星球上有外星人,他们应该比我们先进很多,应该有足够高级的技术联络到我们。但事实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外星人的消息。(理论上,似乎应该有外星智慧生物且他们应该能跟我们取得联系,但实际上,迄今为止人类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外星文明,这构成一个悖论,即“费米悖论”)。

所以今天很多科学家认为,尽管宇宙中的其他星球有可能存在低级的生物,但像人类这样的高级智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已经默默地承认以前对外星文明存在的估计太乐观了。

即使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人类对于智慧生命如何在地球上起源的认知,仍然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对于像地球这样的星球如何能够形成的问题,对今天的科学家来说,也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然而,近几十年的科学发展,已经让我们了解,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生命能够在这个宇宙里出现,必须要求宇宙中的自然定律和物理常数有精确到无以复加的“微调”。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在最深层的结构上,似乎确实是为了人类的生命存在而精心设计的。一些基督徒科学家甚至认为宇宙微调是上帝“智慧设计”强有力的证据(尽管无神论者会引入“人择原理”和多重宇宙等理论来解释宇宙的精妙)。

宇宙微调的神学意味可能相当深长。西方从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以来,开始有反对“地球中心论”或“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以前在基督教文化的环境中,人们都相信地球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中心,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地球不但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它只是亿万星球中的一个很渺小的星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而现代科学发现人类生命能够存在,需要巨量的“微调”,又突显我们的生命和地球的环境在宇宙中似乎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一些天文学家甚至提出“智慧生命唯独只可能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出现”(亦即德雷克公式中N实际是1)的“珍稀地球”(rare earth)假说,一些基督徒也喜欢用“恩宠之星”(privileged planet)的观念来传福音和护教。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天文学家欧基弗(John O’Keefe)曾说:“按照天文学标准,我们是一群受宠过头、珍爱有余、呵护备至的受造物。如果宇宙不是受造精密得无以复加的话,我们压根儿就不能存在。我认为,这些境遇表明,宇宙是为了人类生存而被创造的。”

这不由让我想起圣经中的《诗篇》8:3 :“我观看你(上帝)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是被上帝宠爱的受造,人算什么,上帝竟然顾念我们。

尽管现代科技并没有发现地外智慧生命存在的确凿证据,尽管地球可能是宇宙中唯一有智慧生命存在的地方,我们却并不孤独。因为上帝不仅藉着“宇宙微调”创造了适宜你我人类(这一特殊智慧生命)居住的地球,而且在两千年前,祂曾经“道成肉身”亲自来过地球,把祂自己启示给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当中,并且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更加奇妙地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宠。我们不是茫茫宇宙中的孤儿,而是浩瀚太空中上帝所珍爱的的宠儿。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万有之上:基督教与科学的奇緣》作者之一,1995-2010年曾在美国化工行业从事科技研发工作。

中国基督徒的人数达到顶峰了吗?

新的研究报告检视了中国的新教徒、天主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仰所面临的挑战,而学者们对调查数据有不同的解读。

北京一间家庭教会的聚会

北京一间家庭教会的聚会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6, 2023
Jonathan Saruk / Getty Images

自201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便停滞不前。

这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的一份评估中国宗教信仰情况的近期报告所得出的结论。2010年,中国约有2320万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 2018年,有1990万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皮尤研究人员称这并非“统计学上显著性差距”。

在中国基督徒之中,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比例也停滞不前。 2010年,近40%(38%)的基督徒表示他们每周参加一次此类活动,但这数字于2018年略降至35%。

皮尤报告指出:“一些学者根据实地调查研究、宗教组织的说法、记者的观察和政府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宗教浪潮,甚至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基督教成为拥有最多信徒的宗教。”

但过去十多年来在中国进行的调查数据却“没有明确证实中国人的宗教认同程度在升高中,至少没有体现在正式的宗教归属和参与宗教崇拜仪式的人数上。”

2008年5月,皮尤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布上一份关于中国宗教的报告。虽然那份研究报告并未涉及中国基督教信仰的增长速度,但它承认有“间接调查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大量无教会依属的独立基督徒”。

根据皮尤的最新报告,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一开始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自1949年至2018年间,该国的基督徒人数从70万跃升至3800万。然而,皮尤指出,这两组数据无法直接互相比较,因为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资料来源及方法,也没有提及是否将儿童纳入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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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2018年间,新教徒人数增加了1000万(从2800万增至3800万)。然而,皮尤表示,无法确定这一增长的来源:这可能是由于新皈依者的涌入,也可能是一些之前在未登记的教会聚会的基督徒被重新归类及登记。

皮尤研究人员补充道:“在许多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同时,一些基督徒显然也离开了这个信仰。”

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的一项调查中,有三分之一在该调查中自认为基督徒的成年人在2012年的调查中并没有这样表态。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中国成年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了1%。

在同份调查里,2012年表示自己是基督徒的成年人中,有四分之一在2016年不再认同自己为基督徒。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于2018年表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或天主。

皮尤报告强调,由于缺乏可用数据、中文及英文之间的翻译差距,以及文化和政治对中国宗教活动的影响等因素,他们很难准确地呈现中国基督教的样貌。

由于皮尤未获得中国官方许可在其境内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分析了中国境内的学术团体的调查结果,包括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皮尤也考察了中国政府、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PSM)等国营宗教协会提供的数据。

中文对应英文里的“宗教”和“信仰”等词汇也有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宗教(英文为religion)指的是有组织的宗教,包括中国官方承认的五种宗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和道教。 “信仰(英文为believe)”一般则意味着正式的承诺(委身)或严肃的信念,而中文的“相信(英文为belief in)”则并不总是带有宗教含义。

基督徒的人口及组成

根据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在中国,认为基督教是自己的“信仰(对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或信仰体系的正式承诺)”的成年人有72%可能为女性,且年龄较大,教育程度低于中国成年人的平均标准。

皮尤报告指出,由于来源及研究方法的不同,也由于一些分析对调查结果和政府数据的限制进行了调整,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算存在一定范围的差距。

例如,根据地理位置抽样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基督徒人数估算的准确性。皮尤指出:“如果将温州(据说是中国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城市)排除在抽样范围外,调查得出的新教徒人数可能会再低一点。”

皮尤表示,中国政府对基督教活动的“加强监控”是另一个可能导致人们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停滞的因素,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没有可用的数据来佐证这一点。不过,研究人员也承认,统计数据的收集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例如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基督徒在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做礼拜,这些人可能会避免透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中国共产党禁止其党员信奉任何宗教,党内的基督徒也可能在调查中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据2018年CGSS的调查,仅有2%的中国成年人,即2000万人,勾选“基督教”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这一数字中,新教徒占近90%(1800万人),其余大部分为天主教徒。

其他调查也反映了类似的结果:在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里,2%的中国成年人表示“信仰”基督教,而在2016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3%的人表示自己“属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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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CGSS调查中,约有1%的受访者自认是基督教徒,不过皮尤指出,这次调查的受访者范围较小,只有包含19个省、市和自治区,而稍早于2018年的调查涵括28个省、市和自治区。

与“相信耶稣和/或天主,但不一定自认是基督徒”的人相比,正式认定基督教为自己“信仰”的人更有可能表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非常重要(61%对比29% )。后者也更有可能表示自己每周会参加一次或多次敬拜仪式(55%对比21%)。

皮尤研究表示,在最广义的基督教密切度评量里,接近8%的中国成年人与基督教有所联系,认为自己是一名信徒,相信基督教里的上帝,或会参与基督徒常见的某种敬拜形式。

越多宗教信仰越好

影响基督教在中国成长速度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中国成年人持有多种(即使相互矛盾)宗教信仰,并会参与各种宗教活动,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会正式认同自己归属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等特定宗教。

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写道:“在东亚,人们可能会同时信奉多种宗教传统,却不知道或不关心这些传统之间的差异,且往往不会认为自己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归属。 ”

中国约有40%的成年人至少信仰以下一种宗教:耶稣基督、天主、佛和/或菩萨、道教神灵、真主或鬼魂。有五分之一(20%)的人相信至少一种以上的宗教概念和人物。

不到10%(7%)的人说他们信仰耶稣或天主,只有2%的人在信仰耶稣或天主的同时也拒绝所有其他神灵和超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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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与灵界互动相关的文化习俗非常普遍,例如为家庭成员扫墓、挑选良辰吉日举办特殊活动及相信风水。在中国,有75%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每年至少会去家族墓地一次,尤其在清明节期间,他们会透过焚香和烧纸钱等宗教仪式祭拜祖先

中国基督徒也会以类似的方式纪念自己的亲人,但通常不会参与祖先崇拜的部分。

教会的情况

中国的新教教会数量也没有剧烈成长的趋势。

在1997至2008年间,包括教堂和聚会点(如公寓或办公室)等有登记在册的新教聚会场所数量显著增加。但根据皮尤的研究,这些数字如今“大致趋于平稳”。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数据,2018年“合法的新教场所”约有6万个,比2009年的5.8万个略有增加。

皮尤研究指出,这些数字并没有呈现家庭教会或非官方登记的聚会点数量。一些学者还认为,为了让数据“看起来符合国家遏制宗教发展的目标”,漏报数字现象经常发生。在上海奉贤区,尽管地方官员在2018年报告中表示已将73个(86个中的73个)未经批准的基督教礼拜场所纳入官方系统,但他们在2019年的报告里只提及24个新登记的基督教礼拜场所。

家庭关联性

中国多数的基督徒并未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约有三分之一(31%)基督徒的母亲为基督徒,五分之一(21%)基督徒的父亲为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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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基督徒也是最不可能与信仰相近的人结婚或同居的宗教群体(38%)。相较之下,佛教徒(45%)、认同民间信仰的成年人(78%)和回族穆斯林(96%)更有可能这样做。

具有宗教倾向的“无宗教信仰人士”?

在201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多数中国成年人(90%)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每10个成年人中有9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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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数据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宗教”通常意指属于某个宗教组织或信仰体系。调查结果也许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成年人对“宗教”一词的理解,因为一些中国人可能仍持有某种与灵界相关的信仰。例如,皮尤观察到,有些人可能并不认为他们对佛祖的信仰是一种宗教。

因此,自称无宗教信仰的成年人比例“远大于”拒绝任何神灵信仰或从不参与宗教活动的成年人比例。这种区别从数字上看是这样的:在2018年中国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里,61%的中国成年人表示不相信任何神或灵。但如果算上相信超自然力量或对中国习俗的参与,“无信仰比率”会进一步下降,不过皮尤没有透露这个数字是多少。

对于皮尤报告里令人惊讶、担忧和充满盼望的部分,《今日基督教》采访了研究中国宗教状况的专家学者的看法:

杨凤岗,普度大学宗教与全球东方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我最惊讶的是皮尤研究中心敢于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主要是对调查结果的二次分析,而不是皮尤一贯的自己进行调查的做法。皮尤分析由中共当局赞助及监督的调查数据。自2012年以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加大了对宗教的限制和压制,打击基督徒及穆斯林,并透过学校教育及大众媒体宣传无神论。

在一个日益敌视宗教的环境中,谁会愿意回答有关宗教的调查问题?报告里每项调查的回覆率是多少?我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信息。此外,有可能还有更多人拒绝参与调查、拒绝回答与宗教有关的问题,或者并未认真对待封闭式的问题选项。

皮尤的这份报告承认这些调查存在一些局限性。尽管如此,皮尤报告声称这些调查是可用于二手数据分析的最佳调查。但是,这里的“最佳”指的并非是这些调查的质量,而仅仅是这些调查数据的可用性。尽管这些调查的质量尚不可知或存在不少疑虑,皮尤研究中心还是大胆地——也可能是太大胆了——在此份报告里公布他们的研究结果。在技术分析和表述方面,他们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数字和图表揭示了真实情况,甚至根本离真实情况还有段距离。

总之,阅读此份报告时绝对有必要非常谨慎。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拥有信息并不一定比没有信息好,因为有可能出现错误信息或误导性的信息。

这份报告最令我感到盼望或正向的部分是,尽管中国当局对宗教的压制加剧,但有相当一部分的宗教信徒敢于向陌生人(受访时可能有地方官员在场)公开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换句话说,调查里的基督徒比例意味着,这些基督徒是最坚定、最敞开的基督徒,他们敢于在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

迄今为止,没有人否认中国基督徒人数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的迅速增长。如果有这么多普通信徒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坚守阵地,响应政府的调查,那么我对中国基督教在未来几年会继续成长仍持有盼望。

司马懿(Chloë Starr),耶鲁大学神学院亚洲神学与基督教教授:

我并没有在这份报告里发现太多令人惊讶的地方。皮尤报告准确的反应了在中国进行宗教信仰调查于技术层面上的艰难处:如登记在案的宗教场所与官方授权的宗教场所在数据上的差异、基督教的地区性抽样问题、信仰词汇的多样性等。但皮尤对报告数字为何会发生变化于政治或社会层面的推测较少。

例如,报告转载了中国社会调查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了2010年至2018年样本年份中报告的成年新教徒人数。但这些数字的波动很大,从2012年到2013年减少了500万,然后到2015年又增加了300万,这期间的差距是900万,非常的没有可靠性。不过,2017年和2018年报告的数字较低(分别为1600 万和1800 万)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宗教法规,政治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针对未登记的教会。这两年的数据不太可能反应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减少,而是基督徒们对于回应政府的调查更加谨慎。

令我担忧的是,我们仍然无法从这个世界上受监控最多的国家之一那里获得准确的数据,而且这种人为导致数据混淆的程度显示,中国当局仍试图贬低及阻止宗教信仰,信徒们参与礼拜及认定自己为基督徒仍受到阻碍。

当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急剧上升时,一些关于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基督徒的国家”的炒作曾经盛行一时,这份皮尤报告有助于平息这类炒作,并对那些习惯以统计数字来评估教会是否“成功/有影响力”的方式提出质疑,因为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是无法确定的。皮尤报告本身就指出了中国需要多种调查方式,以及调查中国信仰情况会遇到的特有问题。

皮尤调查的局限性之一是,它们在发布调查分析时,不可避免地会晚五年。本次分析采用的最新数据来自2018年,这比COVID-19的发生、人们转变至习惯参与线上礼拜以及(正在进行的)教会实体聚会的恢复还更早,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教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习近平政策力度的增加也尚未充分地反映在这一数据中,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在下一份关于当前信仰情况的调查里,教会礼拜参与度会有更明显的下降,宗教信仰调查也会有更大的波动。

李榭熙,佩斯大学全球亚洲研究所所长:

这份分析报告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丰富而活跃的宗教生活,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尽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仍属于信仰少数群体,但基督教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无法反应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力。令人欣慰的是,至少在COVID之前,“与基督教信仰有某种联系的人数比宗教内部调查得来的人数要多”。

这与中国基督徒非凡的牧养工作和社会服务有很大的关系。许多已登记和未登记的教会开办慈善机构、书店、咖啡馆、私立学校和其他社会服务,以在同胞间推广基督教价值观和实践。

调查里还显示,“与其他自称信仰耶稣基督和/或天主的基督徒相比,有一部分基督徒更加敬虔,及有更强的组织性”。已登记和未登记教会里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建立了自己的支持方式和沟通网络,便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及旧的挑战。

皮尤的报告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视角来评估中国官方对有组织和自治的基督教团体不断变化的政策,从1982年的19号文件开始,到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意识形态较为宽松的统治风格,再到习近平提出的“将宗教中国化”的口号,虽然今日的中国政府没有把时间拉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整体趋势是在地方层面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实施更多监管限制。

尽管当代西方对中国的政治策略逐渐转向脱钩及不信任,但中西方自1978年以来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历程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友谊桥梁和广布的连结网络。只是在官方标准的全国性调查里,很难收集到这些非正式参与者的信仰信息。

连曦,杜克大学神学院世界基督教教授:

这份报告里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有7%的人肯定性的回应“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这一问题,但在别项调查里,只有2%或3%的人自我认同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归属)或信仰此ㄧ“宗教”。这7%的数字可能更具可靠性及准确性,因为那份调查问题里用的是基督徒使用的词汇。

多数中国基督徒会说,他们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真理。毕竟,“宗教”是现代中国世俗精英阶层使用的词汇,背负着“与现代进步生活背道而驰”的污名。试想一下,问中国人“你是宗教信徒吗?”能得到7%的回应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高于普遍估计的中国基督徒比例。 2022年的《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将这一比例定为5.1%

各项调查之间虽存在一些数据上的不一致处,但它们确实表明,基督教自1980年代以来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需要更多时间来了解中国的基督教人数是否已经达到顶峰。中国教会的发展存在地区性差异,近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教会的全面影响也有待观察。例如,农村教会流失的成员里有多少人转为城市教会的新鲜血液?

从一些调查里也能间接地看出令人担忧的部分:基督徒自我认同度的明显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由于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敌意增加,人们对于承认自己的信仰身份感到犹豫不决。新增的限制,如针对未成年人(18岁以下)参加教会活动的限制,确实削弱了儿童及其父母的宗教参与度。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加剧了中国基督徒所面临的来自外界的冷漠,因为基督教越来越被中国人视为西方敌对势力的象征。

我认为中国基督教最有盼望的一些新发展并没有反映在这份报告里,例如许多城市教会灵活地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分成小组,将礼拜、圣经学习和教牧培训转移到网路上。自认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占了人口的7%,即使若采用更严格的信仰标准来衡量后,此比例会下降一些,它仍然表明:在面对近年来新实施的严格限制、国家支持的新宗教(民族主义)的激烈竞争以及使相信耶稣变得更困难的经济机遇及压力,中国的基督教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和韧性。

杰西·孙 (音译),贝尔蒙特大学基督教史助理教授: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这份调查在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时区分了“相信”和“信仰”的不同。可以预见的是,前者会比后者得出更高的统计数据,因为“信仰”带有与中国共产党于意识形态上竞争的意涵,而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成员在意识形态上对党保持唯一的忠诚。这一细微差别确实是方法论上的一大进步。此外,这份调查也试图交叉检查同时信仰耶稣基督及其他宗教人物的人口,这也是对中国复杂的宗教状况的一种回应。

最令我担忧的是,这项调查似乎偏重于国家和官方的统计数据,它与其说是中国基督徒人口增长轨迹的可靠证据,不如说是“获得独立、自愿性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的难度”的证据。在许多未登记的家庭教会被关闭、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礼拜的环境下,他们不太可能回应调查或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这种漏报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多数学者都认为,未登记教会里的基督徒人数至少与国家批准的三自教会里的基督徒人数相当,甚至还更多。

但令人鼓舞的是,在估算基督教聚会场所的数量时,调查采用了一种细致入微的方法。这份调查注意到不同报告级别之间的差异:政府官员倾向于报告最小的数字,而三自教会领导人可能更愿意呈报新成立的聚会点。这反映了人们对中文“登记”(或注册)一词的微妙理解可能会因政治原因受到操纵。这表明调查人员意识到在政治敏感的环境中获取准确数据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这份报告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努力,它绘制了中国复杂的宗教图景,确实在许多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认知。同时,考量到中国具有国家强力主导的传统,即从帝制中国直到现在,政府一直试图监控和减少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果官方统计数据往后不断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增长已趋于平缓,我也不会太意外。

Brent Fulton (布伦特·富尔顿),华源协作 (ChinaSource) 创办人

这几项调查里的一致性是,约有2%-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惊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谨慎对待这一数字。正如皮尤的报告指出的,新教基督徒往往集中在中国某些省市里,天主教信徒的地域分布则更为集中。我们不知道各种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情况,但鉴于中国基督徒的分布不均,数据不一定能真实呈现他们的数量。

我担忧的是,虽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中国基督徒的真实人数,也无法全面衡量教会的发展或衰退情况,但传闻及非直接性的证据似乎支持这样的看法:教会的成长已趋于平稳。青壮年人和青少年的聚会状况尤其值得关注。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教会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增长高峰:1970及1980年代农村教会的爆炸式增长和21世纪城市教会运动的蓬勃兴起。在农村复兴时期长大的人如今已经五、六十岁了。城市教会里的许多人也已经步入中年。在这些调查进行后的几年里,由于COVID-19和政府对18岁以下儿童宗教活动的限制,青少年和学生事工及基督教开办的学校和夏令营等活动都受到了严重限制。调查数据显示,基督徒最不可能在跟父母相同信仰的家庭里长大,这似乎也表明基督教没有代代相传。教会如何满足下一代的需求仍是个关键问题。

我认为此份报告里正向积极的那一面与数据的关联性不大,更多的是皮尤在承认准确量化中国宗教信徒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时表现出的透明度。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这个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却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1990年代,当被问及中国教会的规模时,中国内地会(CIM)的资深宣教士大卫·阿德尼(David Adeney)回答:“我记得,我们的主没有说‘数我的羊’,而是‘喂养我的羊’。”与其过分关注统计数据(我们西方人容易这样做),那些关心中国教会的人最好牢记阿德尼的提醒。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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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形象与羞耻文化

深度处理来自东亚文化影响的羞耻问题,需要从圣经的角度重塑男性形象。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6, 2023
Markus Winkler / Pexels / Edits by CT

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沉默寡言又不交朋友的老公几个月前瞒着她向亲友借债,并把家中全部存款,一起投进一个经济诈骗案中。虽然已经报警处理,但已退休的夫妻俩,却陷入经济危机。难堪的是,郁郁寡欢的丈夫,不仅不愿多谈细节,让妻子有效补救处理,还拒绝告知教会牧者。然而上周在团契弟兄聊天聚会中,却不时传来这位弟兄开怀高昂的笑声。

这位弟兄在情感上的表现,似乎符合某些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少年时或许还不太明显,但进入成年期后,就伴随着愈来愈坚固的自我(ego),成为一种典型。

男性比女性更感羞耻?

2023年6月,当台湾新一波#MeToo指控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正翻开沃弗(Miroslav Volf)的《记忆的力量:在错误世界迈向盼望》。

根据我的观察,华人社会始终隐隐执迷于期望少女保有“纯洁”——最好是对性的认识与接触,从心理到生理都是白纸一片。在这样社会期望中成长的#MeToo受害者(包括公车上遭遇“痴汉”侵犯),不论是未婚已婚,都会倍感羞耻。或许,这是男性加害者或男性旁观者所无法体会的。

但当我读到沃弗对他1984年在南斯拉夫从军时受到的凌辱,痛苦到难以忘怀或不想饶恕时,我忽然醒悟,就算不理解女性对#MeToo的感受,也不表示不存在某种因素或情境,会让男性比女性更强烈感受到羞耻。

穆勒(Roland Müller)曾引用创世记第三章,说明人在干犯了神的律法,破坏与神的关系与失去对神的信靠之后,会落入罪咎、羞耻与恐惧之中。羞耻感,是人类共同先祖世界观的基础之一;而以羞耻为本的世界观,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如此,本文提出的羞耻感,是指人面对神以外,来自他人与文化的压力。

以羞耻为本的东方文化

在古近东,亚扪王哈嫩曾“抓住大卫的臣仆,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袍子,露出下体”(撒下十4;代上十九4) 。令使臣深感羞耻的最大来源,是被剃掉神圣的、象征与神立约的胡须,以致大卫需将他们安置在耶利哥城,直等到胡须长出来(而不是干脆剃光),才有脸面回家。兹事体大,甚至引发两国的战争。

看来在集体意识相对强烈的东方文化中,脸面对男性而言,与羞耻、荣誉息息相关。就像用食指轻轻刮自己的脸颊,说“羞羞羞”,来解释“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以在群体中的羞耻感,迫使人自省,进而守法—羞耻与回避羞耻,是达到制约效果的有效工具。甚至有人认为,中文有多达一百一十三个术语来表达的羞耻概念,是数千年来文化的核心。

从羞耻为本的世界观衍发的面子文化,在人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也成为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甚至成为“软弱的良心”(林前8)。让人即使接受基督,也“受管于世俗小学”(加4;西2),信徒可能重视面子,高过尊重(基于真理的)界限。

面子与男性形象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要避免羞耻(有面子),就得让自己表现出符合文化的男性气概,从光宗耀祖到生殖能力,从保家卫国到受邻里尊敬(参箴31:23)。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逐渐出现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与重构。欧巴、超人、战狼、李大仁、霸道总裁 ⋯⋯从外貌到内在,男性形象逐渐多元化。相比过去单一式的硬套,形象的流动,是否也让某些男性感到焦虑?

大卫处理使者遭受的羞耻,是顺从文化,给予他们修复传统男性形象的空间。但耶稣对待文化的态度却不一样,祂没有对抗文化,却超越文化,处处独树一帜——祂,创造文化。

今天教会牧养男性,除了使用圣经之外,在感情方面常常使用许多辅导或沟通技巧,但不是人人都运用得宜。以本文开头讲到的那位弟兄为例,弟兄聊天聚会或许让他暂时放松,却不见得让他有勇气面对羞耻,积极处理问题。同样的,有些教会在强调男性要成为领袖的同时,却没有协助处理来自文化的羞耻感,以及既要成功(好符合男子做领袖的条件)又要常常花心力时间关爱妻儿的矛盾,特别是当同理、陪伴、倾听、温柔等,被误认为女性特质时。

除了保持沉默或小心翼翼地回避之外,羞耻通常还是一种“不明”或“隐藏”的情绪:它不会进入意识中,但仍然经常出现。教会要协助弟兄成长,需要让他们了解并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其中最真实最痛苦的,就是羞耻。要深度处理来自文化影响的羞耻(如社会传统和原生家庭),就需要从圣经的角度,重塑男性形象,解读男性气质,分辨合乎上帝心意的男性气概。

谈妮是《举目》杂志主编,在美国南加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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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女性地位无须牺牲家庭

台湾圣经学者分析少子化问题背后的性别问题,分享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价值观。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 2023
Stella / Getty / Edits by CT

近年,台湾的少子化问题备受瞩目。去(2022)年,台湾的出生率仅有0.87,是全世界最低。而25岁到44岁适婚人口,未婚率则高达50.2 %。 《今周刊》报导人口学家、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郑雁馨的研究分析,指出台湾低生育率问题“本质上是性别问题。”因女性在决定是否结婚生子时,往往须放弃过去20、30年的专业和努力,回家为孩子奉献。

1850年,欧美展开女性主义运动,西蒙波娃《第二性》主张“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属,可以跟男性做一样的事。”台湾在1970年跟上女性主义运动的脚步。同时期,政府推动九年国民义务教育,更是助其打破性别不平等传统思维。两性平权的观念得以遍布,女性的角色更多元、有弹性。但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仍旧肩负亘古以来生养孩子的责任,似乎只有做母亲的女性,才能获得荣耀。

有鉴于此,台湾的女性运动将焦点转向“释放母职”,批判“母亲是女人宿命”的传统观念,打破“传统母亲角色”的迷思,力倡女性不婚不生也拥有自我的价值。鼓励已婚女性走出家庭,委身于工作。

许多女性纷纷委身于职场,证明了女性工作能力、赚钱能力不输男性,大幅提高女性的地位。职业妇女成了对社会全体有贡献的新女性,但在家当全职母亲的女性,被人瞧不起。主流文化一面倒地蔑视在家的全职妈妈,促使更多的母亲委身职场、牺牲家庭。

家庭里,没有了全职妈妈,孩子被交给其他依附的对象,或委请保姆、长辈照顾,或送去幼稚园、安亲班。过去在台湾的小学,每年母亲节感恩活动,台上站满妈妈们接受孩子们献上的康乃馨,如今台上一眼望去尽是白发苍苍的祖父母或外公外婆代表。因为母亲们大都成了职业妇女。

如今台湾的家庭结构是,男性与女性皆在职场打拼,下班后两人皆要分出时间与精力处理家务。若加上有稚龄孩子要养育,夫妻两人身心俱疲,易激发冲突与误会。恶性循环带出离婚率则持续攀高,结婚率年年降低。不婚、不生、不育,成为社会新常态。

真正的两性平权要朝向的目标应该是,女性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愿,或选择进入职场,或在家做全职母亲。事实上,这份不受制于社会文化的真自由,只有在基督里能被拥有。基督信仰核心价值是爱的关系。罪让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碎,耶稣为爱的关系复合而来。基督信仰有别于其他追求个体提升的宗教(儒教成圣、佛教成佛、道教和民间传统宗教成仙),而是重视群体(上帝的国度—耶稣的身体,即教会)得赎。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34)这个新律例已经超过原有的“爱人如己”旧律例,提高到要用上帝对世人的爱,而非人对自己的爱,来彼此相爱。耶稣又说彼此相爱是门徒的记号(约翰福音13:35)世界主流文化呼吁人们追求个体成功,可以牺牲爱的关联。但上帝的道路却是同时兼顾个体与群体。在台湾,一些基督徒夫妻的职涯规划与家庭生活,可以让人看见两人同行的路虽不好走(需要协调、商议、互相退让、彼此成全),比起一个人走得慢,但可以走得更远、更广。

有女性,婚后生子,辞掉工作成为全职妈妈,专心养育孩子,好让先生能专心读书做医学研究,没有后顾之忧。孩子成长过程,她也保持学习力。孩子长大后,去神学院修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及圣经等相关课程。渐次取得神学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圣经学者,并透过翻译圣经参与宣教工作。她的先生则是取得博士后,投入职业病、公共卫生和健保永续的研究,为弱势劳工的健康尽心尽力。夫妻两人的工作内容和性质不一样,但是目标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服事上帝!

这样的基督徒夫妻,不是只有这一对,还有许多其他。有些是反过来,由丈夫先为家庭、为孩子委身,让妻子专心于职场。他们就像云彩见证,让我们看见充满生命力的滚动式的计画,彼此支持完成人生的阶段性任务。两人在地位平等、职分不同的合作关系上,一起寻求上帝在两人身上共同的蓝图,让两人所建造的家庭成为上帝心意所实现之处。已婚的女性可以选择做职业妇女,也可以安心自在的选择在家做全职妈妈,两者皆忠于上帝的委托。已婚的男性可以选择在职场奋斗,也可以选择在家做全职爸爸,两者皆忠于上帝的委托。男女两性不用在乎主流价值的眼光,只在乎上帝看为好,拥有从天上而来、谁也夺不走的永远荣耀。

圣经中婚姻的目的,不是一般人所认为,为了爱情而婚姻,为了养儿防老而婚姻,为了家庭家族而婚姻。两人一体而是让我们一窥三一的奥秘。维尔米(Geza Vermes)在《神话还是历史:复活的硬核事实》(Myth or History: The Hard Facts of the Resurrection)一文中论到三一奥秘时说,“在上帝里面的三位彼此高举、彼此尊重……神圣的每一位都将另外两位庇护在整个存有的核心。在不断地互相提议与接纳的运行中,每一位都围绕遮盖着其他两位……上帝的内在生命充满着对彼此的敬爱与重视。”婚姻是上帝所设立,两人成为一体不只是性,更是思想、心灵、行动的相融。生活大小事,两人提议,彼此欣赏、接纳,过程中互相服事、彼此尊荣。

生活本来就是不容易。但基督徒夫妻,因着信耶稣,有天父上帝随时的帮助与恩典,两人可以对彼此有信心,两人同行的每一步都彼此商议、相互成全。不仅个体在上帝给的画布上挥洒色彩,同时两人一体,有着更多元的层次与角度,一同丰富地并陈列在生命画布上。上帝带领的提升女性之路,无须牺牲家庭。

陈凤翔,神学院圣经老师、信望爱圣经网站主编。台湾神学院新约神学硕士、信义神学院道学硕士,台湾神学院旧约博士进修中。

Books

发明傈僳族文字的宣教士

圣经翻译和文字事工是富能仁的宣教事奉中很重要的工作。

Boys copying Lisu Scriptures.

Boys copying Lisu Scriptures.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1, 2023
Courtesy of omf.org

在云南西部,跟缅甸和西藏接壤的怒江峡谷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居住着一个在今天人口有70多万的少数民族——傈僳族。傈僳族有两件很特别的事情:一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信耶稣。(根据宣教资源网站“约书亚计划”的数据,今天的傈僳族中有约80% 是基督徒。)二是傈僳族的文字书写系统是由外国宣教士发明的。

Mountain rain: A biography of James O. Fraser, pioneer missionary of China (An OMF book)

基督福音在傈僳族当中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可以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到他们中间传福音的英国宣教士富能仁(James O. Fraser)。

1908年,22岁的富能仁受到学生宣教运动影响,放弃了一名工科学霸可能有的远大前程,加入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到中国宣教,历经艰辛,在傈僳山区播下福音种子,帮助傈僳人建立了自己的教会。

富能仁的一生,跟基督教文字事工有不解之缘。当年感动他去中国传福音、把一生奉献给宣教的,是他读大学时的一位同学送给他的一张宣教动员单张上的这两句话:

“如果我们的主今天回来,发现世上有数以百万人计的人没有基督徒给他们传过福音,他当然会向我们要一个解释。当他问到我们的时候,我无法想象我们应该给出什么样的解释。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大多数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自以为凭着良心能找出来的借口,到那时我们都将为它们感到羞愧难当。”

1910年,富能仁来到云南怒江地区的腾冲(那时叫腾越)。当地人民贫穷、生活条件很差。富能仁常常到山里去传福音,山里气候多变,他很难适应;每天的餐饭吃得也很差,导致营养不良。加上中文也很难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富能仁感觉重重困难就像连绵的山峦,宣教工作很难展开。富能仁和他在英国的祷告支持团队有很多的祷告。

富能仁很快就发现圣经翻译对于宣教是多么重要。那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一些印好的中文《马可福音》小册子,可以发送给当地的汉族传福音。一天,富能仁在德宏的一个集市上遗失了一本《马可福音》,书被压在车轮下面,被一位小女孩捡起,拿去给了一位识字的糕点厨师莫师傅。莫师傅读了福音书,非常感动,就信了耶稣。上帝借着一本福音书小册子让莫师傅成为怒江地区第一个信主的人。后来他在家里接待附近的傈僳人,成为富能仁向傈僳人传福音的帮手。

开始的时候,富能仁只接触到腾冲的汉族。但当他第一次在集市上见到从山上下来的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傈僳族人,心里就“确信自己爱上了这个民族”,一心想要给他们传福音。于是他常常翻山越岭,走进深山老林,向住在山里的傈僳人讲道。傈僳人似乎也乐意接待这位高大又爱笑的宣教士,富能仁就住在他们的泥屋中,跟他们交朋友,丝毫不觉得泥屋简陋脏乱。起初富能仁跟他们只能用彼此都有限的汉语交谈,后来富能仁开始很努力地学习傈僳族的语言。在能够跟傈僳人用傈僳口语简单交谈以后,富能仁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带领了几个家庭信主。

但巨大的困难和属灵争战接踵而至。傈僳人习惯了千年传下的迷信,极其惧怕邪灵,家家都拜鬼。刚信主的基督徒家庭一旦遇到疾病和生活中的困难,信心很快就动摇,离开真道,又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而且傈僳族基督徒信主前普遍有酗酒和性关系混乱的问题,信主后往往还是积习难改,很难委身于信仰。

James O. FraserCourtesy of omf.org
James O. Fraser

所以,富能仁在怒江的起头几年,宣教工作遭到很大的挫折。富能仁陷入巨大的属灵黑暗和抑郁之中,几乎要放弃。他祷告的时间更长了。在他最低潮的时候,有一天,他从邮局收到英国基督徒寄来的一份基督教刊物《得胜者》(The Overcomer)。他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本杂志。杂志的外面已经被雨水打湿,他小心翼翼打开翻阅,生怕把纸张弄破了。杂志里面的信息说到要倚靠主,抵挡魔鬼。富能仁仔仔细细地把那本杂志读了又读,心里得到很大的激励。他大声命令撒但退去,沮丧开始消散,可怕的忧郁奇迹般地离他而去。上帝借着一份小小的杂志帮助他的宣教士走出属灵的低谷。

富能仁对上帝的信靠和在逆境中的坚韧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投入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宣教,包括怒江本地教会的本土傈僳族宣教士

富能仁对宣教最被人称赞的贡献,是将圣经和基督教赞美诗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但是在富能仁初到云南腾冲,见到傈僳族人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没有书写的文字。富能仁学会讲傈僳族的话以后,就开始着手把圣经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当时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克伦族宣教士巴拖(Ba Thaw)也在傈僳族当中传福音,他用拉丁字母加上一些变化来记录傈僳族的语言,富能仁就跟他一起创建了傈僳族的书写文字。他们二人发明的傈僳文字被称为“富能仁文字”(Fraser Script),又称“老傈僳文”。

1949年以后,政府另外组织语言学家发明了一种新傈僳文,但老傈僳文久已深入人心,被大多数傈僳人一直使用。1992年,中国政府承认接受富能仁发明的傈僳文字为傈僳语的正式书写系统。

后来富能仁把马可福音(1917年完成)、约翰福音等翻译成傈僳文,还特别为富有歌唱天赋的傈僳人翻译了很多首赞美诗。(富能仁自己喜爱钢琴演奏,也很有音乐天赋。每次当他听到傈僳人用4个声部的和声和他们自己的语言唱圣诗,他都会深深感动。)再后来富能仁把翻译傈僳文圣经的工作转交给跟随他脚踪来怒江宣教的美国宣教士杨思慧夫妇(Allyn B. and Leila Cooke)等同工,他们跟富能仁合作,完成了整本新约圣经的翻译,并翻译了信仰问答和儿童祷告书,编纂了一本小字典,为傈僳族教会的建造带来极大的帮助。杨思慧后来一生致力于傈僳文圣经翻译,一直到1990年过世。1968年傈僳文《新旧约全书》在香港正式出版,成为宣教史上的一件盛事。

基督教文字事工给富能仁的宣教带来很大的帮助,富能仁自己也为文字事工做出很多贡献。富能仁很擅长写作,他曾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内地会的《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杂志撰写过很多很优秀的文章。在富能仁一直坚持定期寄回英国的代祷信里,他描述彩云之南崇山峻岭的美丽和傈僳人的纯朴、豪爽,述说自己经历的困难和上帝的恩典,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对属灵问题(特别是祷告)的看法。后来他的传记《山雨》中有很多内容就是引用他的代祷信里的话。他的代祷信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可读性很强,成为珍贵的宣教历史资料,帮助今天的我们学习、仿效宣教先锋对“未得之民”的挚爱和在祷告中得力的属灵品质。

在他寄回国的一封祷告信中,富能仁鼓励英国的基督徒为在中国的宣教祷告。他说:

"我越来越感觉到,归根结底,只有上帝子民的祷告才能为这项工作带来祝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其中。保罗可以栽种,亚波罗可以浇灌,但赐下增长的却是上帝;这种增长可以通过敬虔的祷告从天上降下,无论祷告的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可以说,我们是上帝所用的器皿,被他用来做他的工作,而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只能与他人一起仰望神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英国国内的基督徒可以跟那些真正在宣教工场上服事的人一样为在国外的宣教尽力。"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CT)亚洲编辑。

主日聚会的重点不在于你

让教会聚会从“我”到“我们”的六种具体作法。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9, 2023
Damion Hamilton / Lightstock

我成长于美国“道德多数派”的时代,当时,在名片里加上“耶稣鱼”的图案甚至能让你的职业生涯更上一层楼。在这个“团体归属感”似乎很理所当然的时代,传福音强调的是个人与基督的关系,但教会的集体敬拜却讽刺地越来越反映出一种聚焦于“个人经历”的模式上。

今日处于后基督教文化的教会更需要重新找回教会历史上对于我们的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每周一次集体信仰的提醒。我们一周有六天都在不信神的信仰荒野里度过,教会需要第七天的聚会来完成它的使命:提醒我们,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需要一场从“我”回到“我们”的运动,重新认识何谓集体敬拜,使它成为一个有目的地将我们从个人经历引向我们共同信仰的具体的提醒方式。

共同的视野

从“我”到“我们”的转变需要我们重新评估教会敬拜的环境。聚焦于舞台的灯光设计让会众在敬拜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暗处,隐而不见地影响着我们的敬拜。

但若在我们在多数甚至全部的敬拜时间里保持整间教会的灯光明亮,则能让我们真正地看到彼此聚集在一起敬拜,意识到我们是身为一个家庭前来敬拜,而不是单一个人处于祭坛前。

共享的听觉

有意识的从“我”转变成“我们”包括我们使用的音响系统和选择敬拜音乐的方式。当敬拜音乐太大声时,会众也许会产生一种孤立及个人默默无名的感受。较低音量的敬拜方式能让我们听到彼此赞美唱诗的声音,鼓励着大家一同开口唱诗。

而当敬拜歌曲本身吟唱难度较高时,部分会众会陷入沉默。如果切分音、奇特的调性选择或复杂的旋律对普通人而言很不容易,教会可能就需要换成适合大众能力的敬拜歌曲。

共同的触摸

从“我”到“我们”的转变应让我们思考如何让会众之间有肢体上的互动。历史上的圣吻问候可能无法直接应用在现代社会,但目光接触和握手问候能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我们是与其他活生生的基督肢体聚集一处共同敬拜我们的主。

共同的品尝

从“我”到“我们” 的转变也应让我们更加重视圣餐仪式。圣餐一词的原意是“共同分享”,正是对历代基督徒共同享用主的晚餐最适合不过的描述。圣餐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在一间拥挤的房间有个静谧默想的时刻而设计的。

每周在光线充足、音量较小的聚会里一起享用主的圣餐,可以让我们共同品尝将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及与普世教会连结在一起的葡萄酒和面包的味道。

共同的味道

从“我”到“我们” 的转变邀请我们重新审视嗅觉在聚会里的历史重要性。旧约的会幕和圣殿有意地使用一种独特的混合香料,若此香味被用在其他地方则是不合法的。

虽然多数的现代教会不再使用香料,但在将临节(圣诞节)使用绿色植物、在复活节使用百合花,甚至是香味蜡烛,都有助于在神的大家庭中形成共同的“香味记忆”,就像儿时家中记忆里的味道那样。

共同的词汇

从“我”到“我们” 的转变需要我们仔细评估我们在教会一同祷告及敬拜歌词里使用的词汇,以及我们齐声诵念的话。

在教会的集体祷告和敬拜歌词里使用“我们”、“我们的”,而不是“我”、“我的”,代表着上帝的大家庭的集体呼声。在教会一起复诵信仰宣告,例如一起朗读圣经经文或信经,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

迎合个人经历的聚会会削弱救恩所带来的那赐予生命的信息的价值,因为是这样的救恩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大家庭里。当我们进入后基督教文化的现代生活时,过度强调敬拜或聚会里的个人经历对我们毫无益处。只有当基督信仰是个共同的信仰时,它才能承载着我们并安慰我们。

但愿每周的主日聚会能成为一个视“我们”高于“我”的地方,让我们守护并欢迎这个我们极需的提醒:我们并不孤单。

珍·威尔金(Jen Wilkin)是一位妻子、母亲和圣经教师。她是《没有人像他》一书的作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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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正确地述说基督教的词汇

人们应该出于正确的理由拒绝我们,而不是拒绝我们所传递的“错误的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9,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上周,我和一个来自完全世俗背景,刚成为基督徒的人聊天时,她提到,有些她的家人非常担心她。其中一位说:“真不敢相信妳成了福音派基督徒。妳怎么能支持拥枪权呢?”

拥枪权?

这个家人认为,她成为福音派基督徒意味着她加入了一个政治族群,拥有支持攻击型武器的枪文化观点。但这位新的基督徒在这个议题上的政治观点恰好与她的家人一致。在她改变信仰的过程里,她对枪支的看法并没有改变。

听到这里,我的肩膀垮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这个家庭对枪支政策的看法。我之所以这么失望,是因为我以前曾多次听到类似的说法:人们在听到“福音派基督教”时,想到的不是福音,而是某种极端的政治身份。

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情况咎责于媒体对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描绘(“他们只关注跟政治有关的部分”),或归咎于这位女士家人的问题(“美国人都成了宗教文盲,这些人眼里看到的只有那些不好笑的宗教讽刺漫画”)。

外面的世界确实在某些方面会毫不犹豫地讽刺福音派基督徒。但这在世俗世界里早已不是新闻——早在18世纪,报纸上就有关于布道家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讲道的许多笑话,或是在自己书里嘲讽“圣经地带”的记者H·L·孟肯(H. L. Mencken)。

然而,谁又能否认,人们对福音派基督教持有这些观点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误解,而是因为太了解呢?谁能否认外面的世界不是以“耶稣基督并祂钉十字架”的形象,而是以某种“政治族群”来定义美国的基督教,因为我们正是如此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

不久前,我重读了一遍华克·波西(Walker Percy)的文章《关于世界末日的小说笔记》,里面论述了他认为美国教会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他的警告至今仍能引起我的共鸣,让我印象深刻。

让我们先从第二个危机说起,因为这是我们最清楚的危机,也就是波西所说的“基督教的道德失败”。波西认为,尽管人们总是在警告基督教神学自由派化的危机,但这并不是基督教主要的问题所在。

当然,波西同样也拒绝自由派神学,包括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存在的基础(Ground of Being)”及《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上帝之死”。波西指出,多数美国人毫不在意神学和形而上学。但波西所说的道德失败也不仅仅指个人行为的虚伪。

“在某个地方,某个伤害最深、最需要恩惠的地方,他们做错了。” 他写道:“美国白人打从一开始就对黑人犯下罪过,且至今仍持续着,起初是残忍的蓄奴行为,如今是冷漠的态度,这种冷漠可能更具破坏性。而正是教会,非但没有与人类天生的罪性搏斗,反而将这种冷漠神圣化、永久化。”

任何愿意关注这件事的人都能见到教会目前面临的危机。这正是为什么当这个新的基督徒的母亲在听到“福音派基督徒”时,首先想到的不是上帝的存在、复活的历史真实性或天堂与地狱的概念,而是个单一的、部落式的“政治族群”。即使我们在政治议题上提出所谓的神学辩论,但当你深入挖掘,这些辩论实际上仍是种政治战争。

不过,波西警告的另一种危机或许更为紧迫——也就是词汇的陈旧性。

他写道:“基督徒总是挂在嘴边的陈腔滥调,如‘恩典’一词,已被磨得像扑克筹码那样光滑,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贬值。即使我们不讨论非基督徒,只谈论人人都是基督徒的基督教圈子,也几乎可以说,当每个人都信奉上帝时,就好像每个人开始一场新的游戏时皆拥有一个扑克筹码,这与大家都没有筹码是一样的。”

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文化战争上,因为这比做见证容易得多。找出我们邻舍里哪些人是“坏人”并惧怕他们,比真正的向他们的良知解释赎罪、恩典、与神和解和新生命要容易得多。

因此,也难怪世人并不期望从我们嘴里听到圣经的话语和关于上帝国度的介绍,而仅仅是政治战争里更极端的派别,且政治战争已侵入我们生活几乎各个层面。

然而,找回我们失丧的词汇的方法不是发明新的词,而是重新爱上旧的词。

英国文学家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在写到自己归信基督教的过程时指出,让他确信圣经真理的不是任何证据或论证,而是圣经文本本身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直接地对着他的直觉说话,即除了透过理性和感知来认知(真理)外,可能还有另一种认知方式。 “为了向前迈出一步,我需要的正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寻找的,‘一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且靠我自己无法实现。”

不久前,我看了纪录片《现实世界虚拟论》,影片讲述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身处的世界是虚幻的——也许我们活在全息投影里,或是活在一款我们的后代以自己家族成员的化身来玩的电动里。

跟你想的一样,我并不觉得这些论点有说服力,尤其是因为它们只是使徒约翰曾警告我们的古老的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的科幻版本而已。但我真正理解这种世界观的方法是“深入”其中,想像以这种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照着它们的思路来看它是否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或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错的。

我相信,福音故事确实会说话——这也是为什么被西元一世纪犹太教遗弃的一个“教派”能颠覆这个世界。在讲述福音故事时,我们邀请人们去思考耶稣所宣告的那个国度:“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及“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关于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使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故事。但只有当我们自己走近这个故事,带着惊叹及敬畏的心,以我们的生命述说‘福音’这个词汇时,我们才有办法邀请人们也进入这个世界。

几周前,在休斯顿举行的一个活动上,我和太太玩起了“赞美诗小游戏”,她朗读着我们儿时共同唱过的诗集《浸信会赞美诗》里的句子。我再次被这些赞美诗里不少关于惊叹于主的诗句所触动。包括“奇异恩典”、“我真希奇”、“怎能如此”⋯⋯等等。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述说对主的敬畏,在几乎每一种基督教敬拜方式里都是如此。

但当我们对这种述说福音的方式感到厌倦时,就会转向与福音格格不入的其他认知方式。我们粗暴地把一切事物概括为机器或资讯,或者——更糟糕的,一但我们的领袖在任何有争议的事上区分“我们”和“他们”时,我们便仅以他们的“立场”来概括、总结他们的人。

事实上,在与这位新的基督肢体聊天时,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心对“恩典”这个词汇已经变得多么厌倦。我太过震惊于她信主后从非基督徒那里收到的反馈——他们把美国基督教概括为一种委身于枪支议题的“政治观点”——以至于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坐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遇见了那位掌管整个宇宙的上帝。她的罪和我的罪都得到了饶恕,我们站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实体面前,与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基督相连结。耶稣我们。

这就好像,我明明站在雄伟的大峡谷前,却抱怨没有足够的手机网络来下载YouTube上的视频。

也许,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里能有更多人被上帝真理的奇特和惊人之处所深深震慑,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世界也能为祂所震慑。为上帝的荣美所震慑也许并不会让人们更喜欢我们一点,毕竟这也不是重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应该出于正确的理由讨厌我们,因着真的认识什么是福音后依然选择拒绝福音,而不是见到了错误的福音后,选择拒绝那种福音

也许,当我们重新述说着古老的词汇时,会有更多的邻舍在别人选择成为基督徒后惊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约翰福音1:46)

而我们会用祂从起初就教导我们的话来回应邻舍:过来看看吧!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项目。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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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积电来到凤凰城,华人教会看到福音的机会

地方教会的基督徒同心协力,将福音传给半导体工厂的员工。

拜登总统在凤凰城参观台积电芯片工厂时,美国特勤局特工在一旁站岗。

拜登总统在凤凰城参观台积电芯片工厂时,美国特勤局特工在一旁站岗。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8, 2023
Patrick Semansky / AP Images

2020年,林志寰(Michael Lin)牧师得知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正在他的教会以北九英里处建造一间巨大的工厂。身为凤凰城(Pheonix)一间华人教会的牧师,他认为台湾跨国公司的到来就像上帝“把禾场丢在我家门口。”他希望他们能做好准备。

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投资,美国总统乔·拜登和苹果公司首席执行长蒂姆·库克(Tim Cook)出席了该公司于12月举行的芯片生产基地扩建和升级典礼。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军事装备、汽车、苹果智慧型手机和笔记型电脑所需的台积电高端芯片也可以在美国生产,而不是仅在面临中国入侵威胁的台湾。此外,台积电的到来承诺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建筑业就业机会,并在被称为“晶圆厂(fab)”的进阶工厂开始运作后雇佣4500名员工。

对来自台北的林牧师而言,他关注的重点是即将从台湾搬到凤凰城的600个家庭。他在西北华人浸信会看到了成长和复兴的机会,尤其因中文堂的会众受到COVID-19和2020年大选分裂的冲击,聚会人数从80人下降到60-70人左右,且平均年龄约为60岁左右。

林牧师和他的教会开始为2021年的台湾新移民祷告,并与该市的其他牧师讨论如何一起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在台湾最多人使用的聊天应用程序Line上建立一个群组,邀请他们认识的在台积电工作、即将搬到亚利桑那州的朋友和联系人加入。透过这个交流管道,他们分享教会举办的活动,并为新移民提供帮助。

随着台积电家庭于去年搬来镇上,教会开始举办英文班、体育之夜、学生互助辅导及信息交流会来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生活。如今,每周约有200人参加他们的英文班,教会的中文和英文堂聚会的人数都翻了一倍。今年九月份,林牧师将为五位新信徒施洗。

林牧师说:“在经历了(由COVID-19引起的)那段低潮后,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恢复期,并在走向复兴的路上。”他预计,今年秋天前,教会的聚会人数将达到150人左右,教会将快要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这是个很棒的困扰!”

新建的晶圆厂附近另一间教会,山谷生命教会(Valley Life Church Tramonto)也伸出援手,提供英文课和家教,该地区的美南浸信会(SBC)教会成员也提供支持和志工。尽管如此,林牧师仍指出,在这丰收的季节里,仍需要更多的工人,而这种需求只会越来越高:台积电计划建造六座晶圆厂,由于专业的工作人员短缺,台积电已要求美国政府再批准多达500名台湾人的签证。

林牧师表示:“我们不断地祷告,希望能为神的名建立多间华人教会。”

欢迎新的陌生人

林牧师和他的妻子素婷对欢迎初到美国的人并不陌生。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做了约20年的华人学生事工,之后才从事牧师一职。在他们的记忆中,2000年代初期是个“黄金时代”,每年暑假都会有大约20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来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林氏夫妇就像代理父母一样,照顾他们,为他们做饭,向他们解释美国文化,并在他们失恋时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他回忆道:“我们每学期都要为20-30名学生施洗。”

然而,他们事工进行的方式对于近期新来的台湾人却截然不同,林说。多数的工程师为介于30至50岁的男性,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来到美国。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过惯了高档生活。他们非常关心孩子是否受到良好教育。虽然多数的工程师都会说英文,但他们妻子的英文能力普遍不太好。虽然台湾的学校有英文课,但多数人没有太多机会练习英文听力和口说。

这些人在新的家乡也面临着文化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在美国和台湾的台积电员工一起工作时愈发明显。据报导,台湾员工以长时间工作和无条件遵从指示而闻名,而美国员工则较难管理

为了满足这些家庭的需求,林牧师决定教会需要组织青少年团契和儿童事工。教会的年轻人开办了课后辅导计划,帮助台湾学生与同龄人交朋友,并透过朋友了解美国文化。

去年秋天,为了帮助这些家庭认识当地的基督徒,林牧师与凤凰城第一华人浸信会合作举办了一个体育之夜。约有30个台湾家庭参加了活动,他们既玩了熟悉的运动(羽毛球和篮球),也学了新的运动(匹克球),并一起吃晚餐。一些妇女向林氏夫妇提及她们想提升英文对话能力,于是林氏夫妇邀请她们参加第二天的教会聚会,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林牧师承认,他没想到她们当中真的有人会来到教会。

隔天,林牧师讲道时,抬头看到八位妇女站在门外等他讲完。林氏夫妇决定在自己家里开设英文课,因为他们家离台积电员工公寓很近。她们答应了。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林牧师说。 “我们没有计划所有细节,但神就是让它发生了。”

在一个月内,班上八名妇女的人数就翻了一倍,她们肩并肩地挤在狭窄的客厅里。三个月后,他们把教室移到教会里。当林氏夫妇宣布开办新的一班时,有120人报名。他说:“我们没有准备好会有这么多人,所以我们乱成一团……到处找人帮忙。林牧师向当地的美南浸信会求助,美南浸信会动员了五间教会的成员来帮忙。

如今,每周会有三堂英文课,教授初级、中级和高阶英文程度,共有200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台积电员工的妻子。课程内容包括会话练习,向学生介绍美国俚语和文化,最后以圣经经文来结束。他们每天共需要30-40名志工,其中一半是老师,一半是翻译。

林牧师说:“我们的策略是撒网,请尽可能多的人拿着网,尽可能多地捕鱼。”

外展活动之外的事

但林牧师并不满足于仅仅开设英文课。他希望他们能认识基督。因此,虽然英文课是与台湾家庭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教会也会举办布道会,包括由台积电前研究部主管、敬虔的基督徒林本坚(Burn-Jeng Lin)举办的讲座。林牧师还计划每月举办社区外展活动,用圣经原则传授有关婚姻、养育子女和家庭的知识,因为他看到台积电高压的工作环境为婚姻带来不少压力。

教会也计划为幕道友和其他处于不同属灵阶段的人成立小组。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人手,而林牧师承认他的教会缺乏人手。由于中文堂聚会里有许多成员已届退休年龄,很难让他们为这些家庭提供志工服务或服事。在凤凰城164 万人口中,华人只占0.5%,要寻找更多讲中文的基督徒来帮助他们是一项挑战。

因此,林牧师正在动员并支持台积电社区内的基督徒向他们的同事传福音。

吴凯伦(Karen Wu,音译)是位支持林牧师的愿景的基督徒,她的丈夫在台积电工作。凯伦记得,当她十几岁第一次从中国搬到西雅图时,一间台湾教会的成员张开双臂,帮助她在美国安顿下来。由于她的丈夫也是最近这次搬迁的员工之一,凯伦见到许多台积电家庭都在与她曾经历过的文化冲击奋斗,于是决定参与到西北教会的事工里。

凯伦开始组织资讯讲座,帮助台积电家庭适应新家。她找到六位当地的医生,请他们来做讲座,解释美国的医疗体系。圣诞假期前,她邀请了一位副警长来做交通安全讲座,教导大家如果被警察拦下来应该怎么做。她还举办一些讲座,讲解大学申请流程,并帮助参与者更好地了解女性心理健康。

透过这些一般性的活动,他们认识了更多的家庭,并邀请他们参加由教会儿童表演的圣诞音乐剧。之后,约有30名成员去台积电员工公寓唱圣诞颂歌、报佳音。

今年一月,凯伦成立了一个妇女小组,其中一半来自教会,一半来自台积电,为服事新来的人祷告和做准备。她们把从参加活动的妇女那里得到的联系方式分派下去,并开始拜访这些人,安排玩伴或咖啡聚会。四月份,她们开始为其中的六位妇女开设启发课程(Alpha Course)。在为期11周的课程结束时,一名妇女说她想受洗,另一名妇女说她已相信耶稣,但还需要一些时间。第三位妇女曾是一名不再聚会的基督徒,如今开始定期参加主日礼拜。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凯伦说。 “我有点讶异自己是怎么进入这个事工的,但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单纯听从了上帝,并对祂有信心。”

西北教会即将开始另外两个启发课程,而现在他们需要解决下一步的问题。谁来带领这些年轻的基督徒?

林牧师请求美国西海岸说中文的神学院派神学生来凤凰城进行为期一学期的实习以帮助他们。凯伦说,每当她听说有人从台湾的神学院毕业,她都会请他们来凤凰城向台湾人宣教。

教会儿童事工的需求也很迫切,他们需要一位青少年牧师和更多的志工来帮忙。一些台积电的家庭已经开始询问教会是否会在周末为他们的孩子开办中文学校,但凯伦认为教会目前没有足够的志工。

凯伦说:“我们祷告,希望我们不只是把他们带到教会,还能有一些人定期教导他们福音,帮助他们留在教会。外展活动只是个开始,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正在为这些问题祷告。”

成为社区重要的一份子

2021年年底,林牧师首次与位于台积电工厂同一高速公路出口的山谷生命教会牧师布莱恩·鲍曼(Brian Bowman)取得联系。林牧师想让鲍曼牧师了解距离他们家门口几英里处的大规模建设以及即将搬入的大量台湾家庭。 2022年3月,两家教会会面,林牧师分享了当下面对的情况和台湾人的需要。鲍曼说,在这波新移民到来之前,山谷生命教会只有一位台裔会友。

当他们听说需要ESL课程时,建立山谷生命教会的驻堂主任乔伊·朗格扎(Joy Longaza)知道这是他们可以参与的服事。两周后,他们开设了第一班ESL,有两位老师和两名学生。如今,这些课程以团契和社区为中心,每周三堂课,每堂约有30个学生。

暑假期间的一堂课上,老师带学生们去星巴克或餐馆实地考察,练习用英文点餐。另一个班则变成了圣经学习班,因为有一位女士向教会索取《耶稣故事书圣经》,教会把这本书分发给参加暑期圣经学校(VBS)活动的孩子们。和西北教会一样,他们也为孩子们开办了家教班,帮助他们继续学业。

“我们的祷告事项之一就是能成为好邻舍,”朗格扎说。 “我们祷告我们能和他们分享我们的生活,而当是时候和他们分享耶稣时,祂会告诉我们的。”

朗格扎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位妇女归向基督,还有一位似乎也快了。但她指出,当她们开始想谈论更深层次的话题时,语言障碍就成了一个问题。

为了能更好地服事新移民,山谷生命教会邀请一对前台湾宣教士夫妇来凤凰城服事,并在他们的教会内建立台湾教会。他们的目标是让宣教士开始这间教会,然后培训台湾领袖来牧养这间教会。他们还计划开办一所学校,让家庭能来此学英文,而孩子们能学音乐。

朗格扎说,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变化,山谷生命教会希望能继续爱这个社区并服事他们。她记得在一次讲道里,鲍曼问他们的教会对这个社区而言是否至关重要:“如果有一天,我们瞬间不见了⋯⋯这个社区会想念我们吗?他们会注意到我们不见了吗?”

“上帝把这间公司带到我们的后院,他们就是我们的社区,”朗格扎说。 “我们知道,他们之中多数的人都不认识耶稣,我们的心对此充满负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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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没有像基督徒名人那样过日子

当我们回顾基督的事工时,我们为基督徒的名气所做的辩护就站不住脚。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8, 2023
Joseph Novak / Flickr

“基督徒名人”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奇怪。毕竟,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在世上宣扬我们的主,而不是我们自己。 《诗篇》115:1 告诉我们:“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很担心名声会诱惑我远离我起初的爱。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断断续续地写过关于基督徒名人的文章,近期,当我看了真人秀实境节目“洛杉矶的传道人”的预告片后,我感到必须再次讨论这个题目。我必须这样做!

虽然并非所有知名的基督徒都能开昂贵的跑车,或住在电视节目出现的豪宅里,我们却无法免疫于周遭“喜爱名人”的文化影响。

作家兰迪·阿尔科恩(Randy Alcorn)在我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基督徒作家研讨会上提出一个建议,自那时起,我就铭记在心里:

“糟糕的知名度最大的危险在于,你开始専注在自己身上。他人的存在是为了服事你。这与仆人的心态完全相反。耶稣来到世上服事人,而不是受人服事。 ”

然而,一些基督徒作家、牧者、事工领袖和艺人依然被“基督徒名人”的概念所诱惑,屈服于名声的吸引力下。他们要求享有特殊待遇,奢侈浪费,无度放纵,透过妖魔化批评他们的人来压制不同的声音,并活在只会称赞他们的人群中。

他们的粉丝也并非完全没有责任。我们对名人文化的需求、渴望和鼓吹在在助长了这种文化。毕竟这是人类本能;研究显示,受到社会等级制度顶端人物的影响可能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

我们喜欢受大家喜爱的人。我们崇拜在推特/脸书上有高数量粉丝的人、写过畅销书的地位、在电视上的曝光率。我们追求高人气,却忘了我们的救主做的事恰恰与此相反。

在这种基督徒名人文化里,上帝的国度开始看起来更像个私人王国,一个属于某个领袖的帝国,一种为促进领袖的目的而存在的个人崇拜信仰。有时,这些机构/教会还会反过来迫害它们的跟随者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注意的警讯。无论我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我们的追随者或舞台有多大,我们都无法免疫于骄傲的诱惑。我们可能会企图说服自己“我们是在为神作工”,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建立这个帝国是应该的,但我们早已忘记耶稣的仆人本质。这种帝国令人飘飘然,但它是错的。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对上帝的国度产生影响力呢?基督徒名人难道不能利用他们庞大的舞台吸引人们归向耶稣吗?虽然拥有知名度或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以为只有名人才能“让耶稣出名”的想法却是非常短视的。

上帝的国度是颠覆文化、违反人类直觉的。耶稣谦卑屈身,离开天堂的宁静,来到尘土飞扬的世界。为了拯救我们,祂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尽管祂拥有万物)。祂的国度不是由明星级的传道人、牧师、作家、讲员、歌手和演员建立的。相反的,祂的国度由普通的男性和女性开始,他们的人生曾被那无安枕之处的牧羊人所翻转。

耶稣接纳像我这样破碎、一无是处的人来向世界显示祂的大能。祂不需要倚靠名人做到这一点。想想使徒保罗(虽然他小有名气)的至理名言:

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哥林多前书 1:26-29)

当然,若能有更多的著作、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布道来述说上帝的伟大是件好事。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能误会这些就是上帝彰显祂的伟大的唯一途径。并且我们必须审视自己的心:我们是否“需要”透过名人才能好好的认识耶稣?

偶像崇拜是错的,即使我们崇拜的对象是另一位基督徒,仍是错的。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领袖们吗?是的。但我们不应把他们捧上天,崇拜他们,或认为他们是完美的。

歌手兼作曲家迈克尔·卡德(Michael Card)在他的著作《沙尘上的手迹》里这样说:“永远不要停止祷告恳求上帝别让自己成为明星或名人。”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也曾说:“我们的文化绝对非常喜欢明星。这种心态低估了平凡的生活、平凡的工作及平凡的人生经历里的丰盛。”

是时候回头称赞普通人了,尊荣那些在幕后服事的人,向那些默默敬拜耶稣的人致敬。

有时,我会想像在末世那日,数不清的基督徒排成漫长的队伍,等待领受他们在永恒里的奖赏。我猜我会很惊讶地发现是谁排第一位,又或是谁排在队伍的尾端。在今世没有任何名气的人可能会是黄金街上最富裕的那位,而那些曾寻求世人认可的人却把他们的奖赏留在地球的岸边。我盼望并祷告自己不会是后者。

玛丽·德穆斯(Mary DeMuth)着有十几本书,其中包括她的回忆录《遇神之处》(Thin Places),该书清晰地还原她被忽视和家暴的往事。她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发表演讲,讲述如何过着得释放的生活。她认为她最大的成就是在德克萨斯州组织一个可爱的家庭——包括结缡22 年的丈夫和三个成年的孩子。闲瑕时,她种花、跑步、辅导一群高中女孩,并忙着为家人和朋友做饭。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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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热爱数学,我需要上帝告诉我为什么

上帝的爱作为我的尊严及价值感的源头,是足够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4, 2023
Photography by Abigail Erickson for Christianity Today

我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身为移民的孩子,我从小就重视教育,视其为通往美好生活和被社会接纳的门票。虽然我来自一个没有信仰背景的家庭,但我在面对自身缺陷的过程里逐渐意识到灵性生命的存在。

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做错了事,父亲打了我的屁股,我反抗地咬了他的背部。我立刻感到深深的懊悔。我父母把我逐出家门,我蜷缩在我们家的车上,哭了一个下午。我恳求上帝的宽恕。过了一阵子,我进屋告诉爸爸我很抱歉。

我想,我之所以有祷告的本能反应,是因为我的父母虽然没有宗教信仰,却让我上了一所教会小学。他们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学校优良的教学品质。在那里,我对像大教堂这样的神圣空间、和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样圣洁的人物产生了敬畏之情。我常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想像耶稣可能会对我说什么。但除此之外,我基本上不太理会上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想像力也转向不同的方面。我的学业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数学激起我对宇宙的敬畏和惊奇感。它似乎能揭示宇宙里一种迷人的秩序。我逐渐领悟到,数学真理虽无实体,却真实存在,虽然存在于世界之外却又影响着世界。这些感受有点像属灵层次的领悟。

上图:作者弗朗西斯·苏的圣经。下图: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聚会的教会。Photography by Abigail Erickson for Christianity Today
上图:作者弗朗西斯·苏的圣经。下图: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聚会的教会。

而,我在学习中获得的喜悦却陷入成功的诱惑网罗里。在不懈地追求卓越的同时,我开始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聪明才智”上,我念书并非为着学习本身给予的回报。是对成就的追求驱动我对一切事物的追求,从取得好成绩到赢得数学竞赛。我急切地想向某个人证明我的价值。

1985年,我在冷战局势愈发紧张和人们对核战的恐惧中进入大学。我会和我的同学威廉一起解决数学和物理问题集,威廉拥有如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科学知识。在他宿舍的墙上挂着一幅可怕的美国地图,他根据自己的研究为地图上色。多数的大城市被黑色圆形覆盖,周围有着红色、橙色和黄色的同心圆环。只有西部少数无人居住的地区没有被着色。

“这些颜色代表什么?”我带着尊敬问威廉。他回答:“核战争时的破坏程度。”他温和的回应方式使他的地图所描绘的暴力显得更加骇人。我对这种灾难的恐惧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原已挣扎着的人生灾难的绝望感。

那时,我的父母皆刚被诊断患有严重的疾病——我父亲有结肠癌,母亲则患上ALS(俗称渐冻症)。虽然父亲的医疗预测还不确定,但母亲的结局却是肯定的——渐冻症目前无药可医。她很快就会瘫痪,清晰的思绪将被困在毫无反应的身体里。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迫面对生命的徒劳无益与死亡的丑陋现实。而威廉的预测让我不得不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上面对这样的荒谬。为了寻求安慰,我问他:“还有希望吗?”

“没有,除非你信靠上帝。”他以微乎其微的声音说道。威廉是个非常温顺的人,他可能并不想开启这样的对话,但他还是尽力回答了我诚恳的问题。当我得知他是个基督徒时,我非常惊讶,我想知道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合理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是我在大学里遇到的几个基督徒中的第一个,他们都很聪明,但他们似乎照着与我不同的成功标准来生活。

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悲惨世界》里写道:“灵魂在一切幻想破灭之前,是不会向绝望屈服的。”而绝望正是这样吞噬了我。我开始看到成就所给的空洞承诺。这个世界可能被成千上万枚核弹炸毁,我的家庭也可能因苦难和心碎而崩塌。在这些情况下,拥有好成绩没有任何意义。工作和人际关系也似乎毫无意义。成就、成功、幸福——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在大一快结束时,我绝望的情绪达到了极点。一天晚上,我感到特别沮丧,在校园里徘徊了几个小时,心灵沉重得快要窒息。在回到宿舍的路上,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一起走进电梯,他们开始和我谈论耶稣。如果是平时,我可能会回避这种对话,但那个晚上,我的心是敞开的。

两天后,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餐,我倾倒了所有关于上帝的疑问。他们呈现的基督信仰不是一套旨在强制人们遵守道德法规的宗教,而是与耶稣建立关系的信仰。这是我前所未闻的。他们告诉我,耶稣是个饱尝苦难、熟悉悲恸的人。祂曾深深受苦,这意味着祂能理解我家人的痛苦。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明白恩典的必要性。我们是如此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义人,透过道德和成就来赢得尊严,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治愈我们,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这些真理让当时身为一名追求才德兼备的大学生的我十分惊讶,但却与五岁时羞愧地躲在车上,试图理解自己罪性之深的我产生共鸣。

对我而言,基督教信仰的框架突然间合理了。耶稣为我痛苦的孤独感带来安慰,祂也给了我确据,让我知道生命和其意义远不仅止于我有限的视角所能看到的。当然,我同时知道,如果我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也不会牺牲我的理性——事实上,我需要认真读圣经,研究它的真理主张。但我还是迈出了第一步,决定将生命交托给耶稣。

那天晚上,我告诉威廉我的决定。他高兴地说,他已经为我祷告整整一年了。

随耶稣彻底改变了我寻找意义和盼望的方向,尽管我生命中的难题并没有突然消失。苦难持续困扰着我的家庭。我需要更多时间来正视自己视成绩为衡量自我价值的偶像崇拜,尤其是在我攻读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但是,踏上这条属灵道路后,我开始渐渐明白为什么生命里有些事情如此腐朽,有些事情却如此荣耀。

如今,我明白为什么研究美学很重要,即使它没有当下直接的应用。推理之美和我们在图案里看到的秩序皆反映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因此值得我们为了它们本身的存在研究它们,而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荣耀。

如今,我理解为什么苦难是有意义的。 “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传7:4),因为苦难使我们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从而能看到更丰富的人生。

如今,我也明白为什么人际关系是有意义的。当我为着自己伤害了父亲而悲恸,当我品尝深厚友谊之甜美,或者当我与那些经历苦难的人一同哀哭时,我正是在尊荣他人身上所承载的上帝的形象。认识到这一点激励我与人有更深层次的交往,也使我更加关注去服事边缘群体——耶稣与他们共鸣,并总是优先服事他们。

在上帝爱中,我从毫无意义的、想被他人认可的追求中找到安宁。童年时期挂在教堂十字架上的耶稣如今对着我的内心深处说话,提醒我,上帝的爱作为我的尊严及价值感的源头,是足够的。

弗朗西斯·苏是《数学促进人类繁荣》(Mathematics for Human Flourishing)一书的作者,也是哈维·马德学院(Harvey Mudd College)的数学教授。他和家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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