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文盲时代读懂圣经的能力

“每天读圣经”是否真的是基督徒属灵操练不可舍弃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5, 2024
Atahan Demir / Pexels / Edits by CT

基督徒是有阅读习惯的读者。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拥有翻译成我们母语的个人圣经,并且每天读经。 想像一下“灵修时间”的画面:你会看到一张桌子,一杯咖啡和一本翻开的圣经,书页上有书签、画上的重点和注解。对基督徒而言,每天读经是信仰生活的最低标准。我们之中一些人可能会想,什么样的基督徒达不到这么低的标准呢?

许多基督徒能与上面描绘的画面有深刻的共鸣。 这当然也是我的成长经验。作为人类历史上的这个时期——20世纪美国福音派教会的缩影,这幅画面是正确的。 但是,作为“追随基督”的永恒愿景,这幅画面却有不足之处,而且这种不足之处会严重影响我们在“后文字文化(postliterate culture)”中培养门徒的能力,在后文字文化 时代,多数人仍懂得基本的阅读技巧,但绝大多数人会花更多时间消费视听媒体。

(编按:根据维基百科,后文字社会(Postliterate society),亦译作“后文学社会”,意指当一个社会发展至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已普及至无需文字(Literacy)继续存在的虚讲社会理论 。在这个虚构的环境里,读写也变得不再重要,文字不再需要存在。)

透过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以识字为核心”的基督教观念在未来将如何使培养门徒的努力失败。 在基督教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多数基督徒都是文盲。 每天读圣经并不是一种选择,因为阅读并不是种选择。

这并不意味着圣经与普通基督徒的生活无关。 但神圣的书页主要不是个人虔诚与否的私事,而是上帝的子民聚集敬拜时一同聆听的公事。圣经是教会之书,是宗教仪式之书,是基督肢体高声赞美的自然栖息地。若要聆听上帝的话语,就必须加入上帝的子民。 圣经朗读者为着所有人的益处大声朗读圣经。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每天读圣经的命令就像在现代要求基督徒天天给自己的私人飞机加油的建议一样。 回顾教会历史,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认为跟随基督时“理所当然要做的事”对所有基督徒来说,可能并非永远正确,也并非适用所有地方。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适合(甚至必要)的东西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人。 门徒训练的实践可能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依赖科技和更广泛的社会实践。

例如,想一想印刷术、公共国民教育和大量的文盲会众对教会的影响。 关于教会领袖故意让会众成为圣经文盲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往往失之偏颇,因为没有廉价的书籍就不可能有会阅读的大众,而没有印刷术就不可能有廉价的书籍。阅读的习惯和目的发生在一种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极其复杂的道德和科技环境中。 对我们而言有必要性的圣经阅读,在另一个时空地点则不是必要的——甚至是鲁莽或根本不可能达到的。

此外,根据圣经本身的内容,基督徒的生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阅读生活,这一点十分明确。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在上帝大多数子民不识字的时候写成的。有鉴于此,我们对“个人读经时光”的强调似乎更是种现代创新的操练,不仅有别于基督教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门训方式,也有别于圣经历史。

因此,识字能力不能等同于忠实的门徒训练,这是必须设立的前提。 问题是,当大众皆有识字能力确实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现实,“识字能力”对我们而言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许多基督教传统中,教会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答案一直是“尽快、尽可能频繁地”将圣经交到人们手中,并鼓励将读经作为与基督同行的日常活动的核心内容。今天的基督徒之所以成为“有阅读习惯的一群人”是因着几十代以来信仰上的先祖们具有的非凡远见并付出无尽的辛劳。

对我们这些受益者来说,唯一恰当的回应就是感激之心。我常听朋友开玩笑地说,他们是在“剑操”和“圣经超级杯”中长大的。有些人说,他们仍能列出从所罗门直到以色列流亡时期所有君王的名字。 这些笑话总是带着感谢和一丝怀旧之情。 30年前,他们可能会对这些汗水翻白眼,但现在,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回想起在教会度过的童年,他们会恍然大悟,发现教会已失去多少像那样的传统

但下ㄧ个问题是:我们还失去了什么? 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最近这个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也就是关于下一代的读写能力,人能们流畅地阅读特定文本的能力。 今年二月,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在《Slate》杂志上撰文,对大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敲响警钟。3月,在Substack网站上,Jean Twenge分享了支持科茨科所担忧之事的实证研究

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沮丧。例如,在2021年和2022年,每5名高三学生中就有2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与1976年相比,这一数字大约是1976年的四倍。其他研究也表明,美国成年人,尤其是男性,也有类似的情况。

每ㄧ年,我都要为教授数百名不同班级和专业的大学生,这些统计数据与我的亲身经历不谋而合。 我的学生大多是无特定宗派的福音派基督徒,就读于德州西部一间私立基督教文科大学。 我喜欢找他们做匿名调查,只问一个问题:你从开头到结尾完整读过多少本书? 我唯一的限制条件是,这本书不能是老师指定的,而且必须超过八年级的阅读程度(例如,比哈利波特更难)。 多数学生的总阅读量低于5本书。 许多人只读过2、1或0本书。

长篇阅读能力下降的原因肯定有很多。 和其他人一样,我倾向于将大部分原因归咎于电视、串流媒体、智慧型手机和社群媒体。但无论原因为何,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

美国不再是由需要持续性地、理性阅读的书籍和其他书面作品读者所组成的社会(如果美国曾经是的话)。用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话来说,基督新教所孕育出的“印刷术文化”已不复存在。 教会内如此,教会外也是如此。

因此,实际的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而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 当我们所知的“大众识字能力”不再时,我们应如何与圣经互动?

在近期一本书中,杰西卡·威尔逊(Jessica Hooten Wilson)写道

面对萤幕的诱惑,我们必须回归对书籍的热爱,以圣经开始,以圣经结束,但也包括其他书籍,这些书籍为我们启迪经文中的真理,向我们展示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和地点像耶稣 一样生活。 阅读必须成为基督徒每天的属灵实践。 阅读的生活可以抵消萤幕和数位科技所带来的生活失调。

同样地,艾伦·雅各布斯(Alan Jacobs)在最近一篇回应科茨科(Kotsko)和其他为人类失去识字能力而写的挽歌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父母正在为没有书的 童年抗争”。在福音派教会和典型基督教学校中,阅读习惯仍被教导、示范,并以“成为基督徒、好邻舍和公民的意义为”为阅读时的核心。 像这样的操练首先出现在惠顿学院,现在也出现在贝勒大学的荣誉学院,雅各布斯看到阅读习惯在这些学生身上留下的印记,他们是一种奇特的次文化的产物,而阅读 是这种次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为一名读者、教师和热爱书籍的孩子的家长,我不敢苟同雅各布斯的结论,即“屈服并非不可避免。事实证明,反抗(不读书的文化)终究有机会成功。”将 孩子培养成读者,教导他们热爱阅读是可能的。 我对自己学生的目标也是如此: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摆脱萤幕的诱惑,爱上阅读。 偶尔我也会成功。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值得一搏!

然而——我担心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有牧师及长老)并没有看到森林中的树木。 回想杰西卡·威尔森的说法:阅读必须成为基督徒每天的属灵操练。这是真的吗? 我们已经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没有印刷术前),这句话不一定是对的。 但假设我们考虑说这句话的人的文化处境和其良好的意图,这句话依然是对的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惠顿、贝勒和典型的基督教学院的学生也是如此。 他们为阅读习惯做出的努力是崇高的战斗,但它们仍是一场失败战争中的小小反抗——事实上,这场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失败。 总的来说,美国人无论老少都已不再有看书的习惯,而且每股趋势线都指向其他错误方向。

事实上,请停顿思考一下我上一句话的结尾:“错误的方向”。这句话已暴露了我自己的阶级和偏见。 难道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读者——即,每天以阅读书籍作为休闲娱乐? 阅读是拥有美好人生的基础吗? 阅读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吗?

我不太确定。 明确地说,我不能声称我对这些问题有绝对正确的答案。 我有的是初步的想法,需要进一步探讨,尤其需要教会和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一同探索、深思。 不过,我想在此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们正处于一场地震般的技术变革之中,这场变革已经撼动基督徒脚下的土地。 我们不应继续假装旧世界仍与我们同在。 这种改变包括普通基督徒与圣经的关系的本质。

其次,基督徒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 如果日常门徒训练的愿景紧系于科技和更广泛的文化,而这些改变及影响又与一、两个世纪前的基督徒大不相同,那么我们应能预见门徒训练的实践也会不再相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教义、灵修的必要性或爱上帝和邻舍的责任上妥协,而是意味着我们的灵命操练和责任在不同的环境下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而我们必须 仔细辨别,我们坚持我们多年来习惯的灵命操练形式是否真是因为它们对我们的信仰生活至关重要(例如祷告),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怀旧、不愿改变。

在大多数人没有每天阅读书籍的文化中,大多数基督徒可能也不会每天阅读教会的书籍。除非我们相信私人、个人读圣经的时光是如此基础、如此不容退让,以至于我们的教会应投入大量资源,使读经成为每个普通信徒生活中的一种“反文化而行”的信仰实践。

像这样的教会不仅会建立和支持基督教学校,它们也会致力于在整个数位科技生态系统面前始终如一地反文化:敬拜中没有萤幕;讲道中不使用AI;主日没有线上直播;教会内不使用智慧型手机;教会没有社群媒体;圣经课上不使用圣经app,只有从家里带来的实体圣经。这样的教会对其本质受到的威胁有清醒的认识,不会被蒙蔽。他们不会做出打脸自己的行为。

我对这种做法持开放态度。 但在我看来,除非我们愿意以这么激烈的方式对抗,否则现代西方教会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文盲的世界里,因此必须学会向后文盲时代的人传道。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接受多数教会成员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好读者的事实,而这并不是个严重的问题——这并不会使他们比其他基督徒逊色,也不会妨碍 他们在信仰生活和事奉神方面的成熟。

接受后文盲世界的结果将是对基督徒生活愿景的改变。 这会让我们既仰望过去、也仰望现代的礼拜传统(从“前现代文盲时代”传至今日的崇拜模式)。 我们这些以个人读经操练为基础的群体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我们的会众不会停止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 但我们以祂话语为中心的方式会与过去不同。 也许我们需要在聚会中进行更多——比之前多很多——的口语经文朗读,甚至是背诵和表演。 也许我们需要在讲道中花更长时间、更详细地阐述经文。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想像“读懂圣经的能力”的意思:也许这不再意味着能阅读、能重复不断读个人圣经的习惯,而是能以圣经里的故事、人物和事件为基础的“思想 能力、想像力和表达方式”。

也或许以上的可能性都不正确。 正如我所说,这些想法只是初步的。 我对其他想法持开放态度,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如此。 但我们确实需要另一种视野。 基督徒在历史上并不总是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基督徒似乎也不再会是有阅读习惯/能力的读者。 在这个崭新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辨识一种持久的“忠心于神”的形式,是我们面临的迫切挑战之一。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的神学副教授。 他着有《教会:神的子民指南》、和《给未来圣徒的信:给灵里饥渴者的信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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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过度强调性别差异

我们不必刻意假装我们都一样,也不必刻意假装性别并不重要。但如今性别差异已被人们过分强调了。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4, 2024
Mike Mozart / Flickr

“在世界这端这个荒野角落,我该如何作为一名女人生活在这里?”当我第一次来到阿拉斯加的荒山野外时,我是个刚与一名渔夫结婚的20岁新娘。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甚至连问都不敢问。主要是因为我并不认为我是个女人,同时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当时的我没有太常思考关于性别的问题。部分原因是我生长于一个不强调性别差异的家庭,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使然。 在1970年代,男性和女性都穿着喇叭裤,留着中分长发,脚上穿着平底鞋。

当时的科学研究和媒体告诉我们,性别差异纯粹是社会后天建构的概念,我们都是我们所处环境的产物。 有进步派意识的父母会在圣诞节送女儿卡车玩具,男孩则会收到洋娃娃。就连中年或老年夫妻也会穿着相似的情侣装,手牵手在人行道散步。

我和我丈夫完全接受并认同这样的想法。 当我们还在做人生大梦的阶段,我们决定一起从事商业捕鱼的工作,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在岸上做饭,一起洗碗。但很快的,我就从梦中醒过来。

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已经离1970 年代的性别观念很远一段距离了。上个月,在一组对照照片上,布鲁斯(后来改名为凯特琳)·詹纳(Bruce/Caitlyn Jenner)展示他昔日透过运动能力突显的男子气概,对比他后来透过手术、荷尔蒙、浓妆在 《浮华世界》杂志上展示的充满女人味的照片。

科学的进步,尤其是神经科学的进步,则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突破。科学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男性和女性确实是不同的。 在生理、大脑功能、沟通方式、荷尔蒙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从我们在子宫时就开始了。

几乎所有科学分支都曾对男女之间显著的差异进行分类与纪录。事实上,1990 年代最流行的一本书用比喻法将男性类比住在火星上,女性则住在金星上。 就这样,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1970~1990年),男性和女性就从身穿相似的服装牵手散步,变成居住在不同星球上的两种人。

某种程度而言,神经科学的贡献很有帮助。当我们发现自己配偶(或兄弟姐妹及父母)的一些行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性别群体相当常见的行为时,我们可以松一口气。 我拥有一套广受欢迎的基督徒婚姻丛书,这些书让读者会心一笑于男性的典型行为──他们不能一心多用,每天最多说17 个字(实际研究表明约有7000个字),他们 对自己真实的情绪状态一无所知⋯⋯等等。 然后,我们也读到女性的典型行为──她们滔滔不绝、跳跃在不同话题之间、过度专注于细节等等。

如今,这些印象已然被人们接受并认定是常识,尤其是在基督教圈子内:男性是理性的、女性是感性的;男性是独行侠、女性是合作者;男性一次只能做好一件事、女性可以同时处理多项工作。读到这里,读者们应该都能自行列出十几个以上的例子。

可见,我们已从一个极端转移到另一个极端,从相信后天教养转移至相信“天性自然”。现在,我们又以科学的名义正当化我们的想法,认定性别的刻板印象。 在性别这样被人们分析及分类下,我相信,我们是当前社会里“性别认同”和“性别危机”的帮凶之ㄧ。

我并非故意降低詹纳或其他像詹纳一样的人面临性别认同不安(gender dysphoria)时的挣扎苦楚,但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性别概念在我们文化里被僵化、刻板印象化的 后果。 每一位男性或女性,每一个男孩或女孩,如果拥有被人们倾向认为是“另一性别”的特征,他或她就可能会质疑自己的身份/性别认同,而种事在1970年代并不会发生。

男性在这方面受到的打击似乎尤为严重。 女性/女孩们享受着充沛的人生可能性,可以成为运动员、超级名模、公司CEO或母亲,所有这些都能被视为女性特质的“有效表现形式”。许多父母和我一样,鼓励女儿成为投手、控球后卫(以及渔夫),而不只是个小公主。但是,我们的文化对男性的期望却要狭窄得多。 如果一个男性温文儒雅、富有同情心、有艺术细胞、同理心、喜欢在生活中创造美感、肢体语言丰富、享受与女性相处,那么他的男子气概和性取向就会立刻被人质疑。

同样的,这些刻板印象本身也不具性别平等性。在经历了几个世代的性别歧视后,女性现在在某些环境中的表现要优于男性。社会赞扬女性脑神经的可塑性,她们灵活、能合作、富有同情心、诚实。女性在高等教育、就业能力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比男性出色。在电影中,她们能一如既往地迷人、展现性感,但也可以和男性们一样出色。

而相对的男性呢?他们仍可以是运动员和超级英雄,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可能性了。20多年来,我们在情境喜剧中看到许多差劲、有问题的父亲角色。男性政客的道德失败已成为新闻常态。 男性因其一股脑的僵化思想饱受批评,甚至一位社会观察家汉娜·罗辛(Hanna Rosin)在2010 年为《大西洋月刊》撰写题为《男性时代的终结》的封面故事。在我的年代,因为男性掌握一切权力,许多女孩都想成为男孩──包括我自己。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男性想变成女性──接受变性手术的男性是女性的三倍之多

我并不是要把詹纳的变性抉择简单解释为因着媒体的影响推动了现代女性的崛起,尽管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布鲁斯·詹纳/凯特琳·詹纳的双重性别形象是两性性别差异不断扩大的贴切例子。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詹纳的采访和《浮华世界》杂志的大幅报导强烈地凸显出,在性别议题上,我们对“性别差异”的过度关注已然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似乎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却无法找到解决方法。 人们提出的一个对策,是将问题归结为我们太过度强调“二元分类法”,所以我们应采用更多分类方式来解决问题。 Facebook 提供50多种性别认同选择,许多LGBT 团体也是如此。 但是,划出更多的边界,把人们放到越来越小的框框里,只会让背后更大的问题更加严重。

我们的身份我们全人无法完全用男性或女性(或两者之间任何位置)来定义、容纳及解释。 事实上,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来划分和定义我们的性别身份认同。 甚至在教会内,我们也已失去我们最本质的身份认同,并随之失去我们合一的认同感。

是的,上帝创造男女性之间的差异,但创世故事并非结束于此。男性由上帝创造,女性由男性创造,男性则再由女性而生。打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彼此的一部分。我们渴望彼此,我们映照出彼此,我们彼此都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新约圣经充满关于我们在神的国度里共同分享一切的教导──我们是共同的继承人、同工、同为天国子民、同为神的儿女,有同一位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符合当前文化关于女性或男性(或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性别刻板印象。我们关注的是基督。基督确实是一位男性,然而,祂的主要身份与祂的男子气概无关,而是与祂和上帝的关系有关。

圣经呼召男性和女性不要效法世界的样式,而要效法基督的样式(罗12:12)。 上帝命令我们像祂那样生活:全心爱上帝、“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爱里合而为一”、“同心合意”、“爱邻舍如同自己”。

我们的目标不是展现我们的男子气概或女人味,而是敬虔──敬虔包含同理心、仁慈、怜悯、力量、坚韧不拔、勇气、委身,以及许多其他美德。种种这些特质长期以来被人类分类至归于某个性别独有的特质。但在将近40 年的婚姻生活中,当我和丈夫的相处出现挣扎时,并不是因为我们身为女性或男性,或甚至是身为丈夫或妻子的身份造成我们之间的分歧,而是我们的罪和自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能够一起捕鱼、工作,然后一起好好地分享菜肴。

我并不是想让大家回到 1970 年代那种男女之间没有差异的极端。 我们不必刻意假装我们都一样,也不必刻意假装性别并不重要。 但如今性别差异已被人们过分强调了。 认同自己是男性、女性、同性恋、变性女性、变性酷儿或LGBT光谱上任何一种身份并不能满足我们人类最深切的渴望──去了解并被那位我们以祂形象所造的造物主所了解, 去爱祂以及被祂所爱。 没有任何一种性别划分方式能提供一条使我们充分地活出我们共同被造的本质的路。

只有当圣灵与我们同住,使我们以效法上帝的样式为目标前进,才能治愈我们内心感受到的不和谐,以及解决我们之间的不同和分歧。 这是我最深切的盼望:无论我们是谁,我们之所以能被世人认出来,不是因着我们的性别及分类,乃是因着我们的怜悯、智慧、仁慈、谦卑、恩典和爱。 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事,我们就会从里到外,完全地成为我们被造之初所应成为的那个人。

莱斯利·莱兰·菲尔兹(Leslie Leyland Fields是《今日基督教》特约编辑,着有九本书,最近的一本是《宽恕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从伤害和仇恨中寻找自由(Forgiving Our Fathers and Mothers: Finding Freedom from Hurt and Hate)》(Thomas Nelson)。 她与家人生活在阿拉斯加,从事商业鲑鱼捕捞的工作。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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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基督徒与非单身基督徒有同样的需求

我们如何以在基督里的身份为基础,将我们从自己创造的“婚姻状态等级制”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4,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Pexels / Getty

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关于单身的谈话往往了无新意。 无论是教会讲道、小组讨论还是特会的信息,与单身相关的主题往往被认为是次要的,人们总是专注在如何透过约会或婚姻摆脱单身的状况。单身状态常常被视为达到“婚姻目标”前的过渡期,而很少被当作有价值的目的本身

渐渐地,这类心态在教会内培养出一种浅薄的单身神学。 我们过份地关注摆脱单身的方式,使得我们无法有说服力地描绘单身状态的美丽,也无法为单身的难处提供实质性的安慰及帮助。 除此之外,我们也难以描述和欣赏单身、独身、以及没有孩子的生活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能教导我们些什么。

这其中部份的原因在于,我们对圣经的解读使我们把“肉身结果子”的呼召凌驾于我们受洗的身份之上。 我们在婚姻和单身之间建立一种高低等级的关系──婚姻代表更高的属灵成熟度,单身则属于较低的层次。 已婚者往往是单身者汲取关于“基督徒生命智慧”的来源,而单身的经验却很少成为已婚人士智慧的源泉。 这种婚姻状况的等级差异在单身特会上也有所体现,单身特会经常会邀请已婚人士发言,而有关婚姻的特会则很少邀请单身人士发言。

为了更有效地服事数量渐增的单身青年和老年人,我们需要向那些曾花时间反思自己单身旅程的基督徒学习。我们需要一场以他们的声音为中心的对话,并且提供一个愿景,指向“单身生活”能如何不仅仅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途径,更是一个基督徒可以在其中过丰盛生命并且茁壮成长的目的本身

安娜·布洛德薇(Anna Broadway)在她的著作《独身星球:单身如何帮助教会恢复我们的呼召》(Solo Planet: How Singles Help the Church Recover Our Calling)中试图达到这一目标。 透过采访世界各地数百位单身人士,她策画了一场大型的对话,邀请所有基督徒思考在不同地区和文化中,婚姻之外的生活样式有什么样的复杂性。

在探寻丰富成长的单身生活的关键中,布洛德薇展示那些每天做出微小选择,拥抱自己对关系上有深层连结和归属感需求的人如何能实现丰盛发展的生命。但这需要我们首先解构我们曾建立的“婚姻状态等级”,重新把焦点放在上帝对整个教会的呼召。 无论单身或在婚姻内,我们都是被重价赎回来完成这个呼召的人。

社群/社区(community)、节庆及支持

布洛德薇在书中围绕着未婚人士经验里常见的需求。 其中一些需求可能不会让读者感到惊讶,另一些则让人意外。 透过对受访者生活的一瞥,布洛德薇邀请读者发掘单身人士所列举的需求其实并非单身者所独有。相反的,这些需求反映了所有生活在堕落世界的人类的共同经历

布洛德薇首先介绍的两个主题是社群/社区和节庆。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她发现极少有单身和已婚人士共同存在的社群。 造成这种隔阂的理由往往与价值判断有关。 当人们认为婚姻比单身状态优越时,容易认为单身人士对已婚者的社交和灵命需求没有助益。

一位英国基督徒受访者希奥朵拉(Theodora)总结了布洛德薇从许多单身人士那里听到的情况:“单身被视为一个可怕的处境,单身人士的唯一目标是摆脱单身,尽快 进入婚姻。”其他受访者还提到一些文化因素,例如教会将单身人士归入教会的社青团体,以及对单身人士和已婚人士之间的情谊存怀疑的态度。

在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中,布洛德薇的受访者都强调了他们面临在自身信仰群体中被视为“次等公民”的挣扎。但她的广泛研究也显示了当单身人士彼此间、以及与其他已婚者之间建立深厚的家庭式的关系连结时,所有人在其中经历到的美好和喜悦。 无论是教会定期邀请他们与某个家庭共进晚餐,还是教会愿意为突如其来的访客提供住宿,抑或是每周皆有跨世代的小组聚会。 受访者们皆分享这些有意的建立联系的微小瞬间如何有助于建立坚固的基督徒社区连结感。

与对社群/社区的需求交织在一起的,是对节庆及纪念的需求。人们很少有结婚生子外具备重大意义的其他节庆。因此,布洛德薇承认对单身人士来说,很难找到可以类比的庆祝活动。然而,她并没有简单地仅提供有创意的替代品,而是挑战我们透过检视教会排定的节庆来改变我们庆祝的重点。她写道:“这些教会的节庆日提醒我们,所有基督徒,无论单身还是已婚,全都属于上帝的大家庭。我们有许多值得一同庆祝或纪念的事。我们有许多能一同喜乐和哭泣的方式。”

布洛德薇论述的力量在于,她不仅仅为我们目前看待单身和婚姻的框架提供注脚。 在每一章中,她都努力打破我们许多功能失调的视角,并透过圣经视角将这些观点重新统整起来。 她以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为基础,将基督徒从我们自己创造的“婚姻状态等级制”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 当我们活出受洗时的呼召(成为上帝家庭的一员)所涵盖的关系连结时,单身和已婚人士都可以有丰盛的生命。

布洛德薇的访谈也让我们认识到其他共同的需求,其中包括关于食物、住房、性、休闲和情感健康等方面。 不过,其中有一章特别动人,这章主要讲述单身者在疾病、残疾和死亡方面的经验。 透过这一系列特别的故事(其中许多涉及慢性病或残疾),布洛德薇凸显了许多单身人士对在孤独中受苦或面对死亡的恐惧。

无论受苦的时间短暂或是漫长,都让许多单身人士产生与布洛德薇的受访者相同的问题──大家真的会关心我们吗?在我们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真的会有人来陪伴我们吗?金姆是住在莫斯科的一名美国基督徒,她就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尽管她是一间不错的教会的成员,但在她住院期间却很少有人来探望她。 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几天是她一生中“最沮丧的时刻之一。”

对一些人来说,朋友和家人是他们特别需要的救生浮木,帮助他们治愈心灵或能平静地过渡到与上帝同在的永生。 科林(Colin)是一名美国天主教徒,在他的朋友迪尔德丽(Deirdre)被诊断患有癌症后,他帮忙照顾她。他提供的支援包含搬到她家与她同住,在经济上帮助她,并帮她处理生活需要。 当她进入临终关怀期时,他甚至为她的朋友和家人策划最后的生命庆典。 回顾这段经历时,科林告诉布洛德薇:“无论我们生活的状态为何,能够陪伴在她身边,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并一直陪伴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们被呼召作 门徒的使命。”

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说明了教会在关系连结上的超能力。 但真正执行这样的能力需要基督徒愿意委身其中,而委身需要自我牺牲式的服事。 透过分享单身人士提供或接受这种服事的故事,布洛德薇把单身者放在通常只属于已婚者的角色上,描绘他们是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他们不遗余力地相互扶持,为我们树立耶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的模范。

身份的转变

布洛德薇所采访的男性和女性在年龄、性别和种族上各不相同,他们分享的许多洞见能鼓励人们思考单身的议题。特别是在关于性取向和性少数群体的章节中,她让读者有机会思考复杂而多层面的议题,即使读者们并不一定同意她的答案。

不过,在一些章节中,我希望布洛德薇能邀请我们进入更深层的思考。 虽然她对健康情绪和休闲活动的讨论很有帮助,但我相信当中还有一些宝贵的经验有待挖掘。 如果我们对孤独感、羞愧感和安息能够有更深入的讨论,也许能更多挑战我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彼此关系连结的理解,进而帮助教会更加成熟成长。

总结而言,布洛德薇的这本书帮助读者反思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 当人们思想这几百位单身人士和众多已婚者所描述的经验时,我们的视角会开始发生转变。 随着每一章节的展开,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布洛德薇所探讨的“共同需求”并不仅仅与我们的婚姻状态有关,而是源自我们共同皆有的人性 需求。

尽管我们面对的困难可能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已婚者和单身者都在努力寻找身分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都渴望被人了解,也渴望深入地了解他人。这本书分享的大量故事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单身者和已婚者生命丰盛的关键是相同的。我们灵魂茁壮成长的可能性与我们在基督里拥抱合一的程度有直接的关联性。

科林对布洛德薇说,“赋予我们身分认同的是我们所受的洗礼,而不是我们的婚姻状态。”

伴随着受洗而来的身份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生命活在基督里,并为基督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丰盛成长。单身是一份礼物,因为单身状态提供我们与上帝和祂的子民建立彼此委身关系的机会。 这种关系应该是持续性的——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之中,在疾病和健康之中,在富足和匮乏之中,我们都需要自我牺牲式地彼此相爱。若单身人士要想享受生命的丰盛,就必须活在这种生命相互连结的共同体中,若教会要想茁壮成长,也必须如此行。

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信息不仅能在我们的教会中被教导,更被基督徒们全心全意地相信。

伊丽莎白·伍德森(Elizabeth Woodson)是位作家、圣经教师和伍德森研究所(Woodson Institute)的创始人。她是《拥抱你的生活:当你拥有的生活不是你所希望的生活时,如何喜乐》(Embrace Your Life: How to Find Joy When the Life You Have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d for)一书的作者 。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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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的教会,接纳它的有限

为什么接受教会的缺点正是它能健康发挥优势的关键?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3, 2024
Illustration by Michael Marsicano

教会有时让人非常失望。我们希望教会健康而充满活力,不断成长且富有使命感,忠心而慷慨。但在我们的地方教会里,我们更常看到问题而不是胜利,更常看到恐惧而不是勇气,更常看到软弱而不是力量。 我们并不总是个有吸引力的群体。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教会的墙壁外时,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和全球各地有如此多的需求:我们想要照顾穷人、宣讲福音、与不公义斗争、支持有困难的家庭——清单是 无穷无尽的。 我们对教会所能完成的事工潜力充满想像,但又常常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有多么微不足道而失望。 难道我们注定会永远对自己的教会失望吗?

每个教会都有其限制和挑战:地理位置、财务状况、狭窄的社交圈和所处的历史节点皆塑造着每间教会。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增加了许多教会的困难,导致教会会众减少、会友心理健康的挑战增加、人际之间的联系减少,政治两极化加剧。

说实话,这所有一切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失去盼望。但如果我们不再视教会的局限性为阻碍,而是上帝工作和应许的记号,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承认我们的局限性”能在我们之中培养出爱、真正的共同体和健康的使命呢?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不过,有三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过份的浪漫主义,使我们能在自由中见到上帝做更大的工作,并扎根于祂的应许。

现实情况v.s.浪漫主义

认识到我们教会的局限性,可以让我们立足于现实状况里,避免产生浪漫化的幻想。

多年前,有人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男子和很多女孩约会过,但总是分手。 有个女孩才华横溢,但不太能放松心情。 有个女孩很漂亮,但有令人讨厌的幽默方式。 另一名女孩事业成功,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兴趣。 类似的事不断重复发生。 这名男子心中有个完美女性的形象,但这样的女性几乎是个超人,而不是个真实的女性。 抱有这种想法的结果是什么? 他走上孤单和充满失望的道路,而不是找一个真实的人与之相爱。

同样的,我们常常会为教会创造一个不可能的形象。 有些教会有令人惊叹的音乐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工,我们希望自己的教会也能如此。 其些教会辅导邻里的孩子、支持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或为失业者找工作,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教会能这样做。 我们听说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传道人、懂得如何全心全意陪伴病人和长者的牧师,以及成员背景丰富、充满多样性的教会,而我们自己的教会却缺少以上一些特色,或什至全部都没有。 每间地方教会都有些具体的自身特色,而不是另外其他特色,因此能做某些事工但做不了其他事工,只是我们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没有做的那些事上,并不断感到失望 。

1930年代,年轻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训练牧师们为事工做准备。 在这个过程中,潘霍华向牧师们展示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教会生活的。例如,有魅力的人物可能可以激发人们去行动,但滥用这种吸引力可能会破坏健康的社区生活。

潘霍华强调,对一个信仰群体来说,没有什么比对共同生活的浪漫化观念更致命的事了。 不切实际的想法很容易使我们与真实的社群脱节。 潘霍华在《团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书中指出:“那些热爱自己对‘基督徒共同体的梦想’胜过热爱基督徒共同体本身的人,尽管他们的个人意图如此真诚、恳切和 具有牺牲精神,他们也会成为破坏这个基督徒共同体的人。”

牧师可以为他们的会众采取的最有医治作用和最有力量的行动之一,就是更充分地欣赏上帝召聚在一起的子民。潘霍华强调说,既然上帝是在基督里奠定根基并使祂的肢体合一的那位,“我们与其他基督徒一起进入这种生活,不是作为提出要求的人,而是作为感恩地接受 的人。”对ㄧ些人而言,“建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工和愿景”比回应保罗呼吁我们用宽宏的心对待周围令人恼火的人容易得多——但根据保罗的教导, 我们确实必须使我们的心更宽大(林后6:11,13)。 上帝将祂的恩典赐给所有在我们当中的人,祂教导我们要有倾听彼此故事的兴趣,在经历痛苦时互相扶持,并发掘彼此的恩赐和呼召所在。

这些由上帝在此时此地召聚至一起的人,并非带着能力或完美而来,而是因敬拜基督的需求而相聚。 像这样的信仰共同体,是个我们应能超越所有对教会的预期模式,迈向给予并接受深刻的恩典、宽恕和爱的共同生活之地。 我们是一群奇怪而笨拙的人,并不总是能自然融洽地相处,但这种奇怪和笨拙也是上帝的礼物,忽视我们真实的情况会伤害我们自己和其他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局限性和我们的团结都是上帝呼召我们在此时此地服事彼此的一部分,也是祂使我们能如此做到的不可或缺的ㄧ部分。

独特的装备

认识我们教会的局限性能使我们自由,让我们专注在上帝装备教会所做的工作,同 时也重视上帝在我们教会之外所做的更大的国度工作。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孩子,他们在收到圣诞礼物后,注意到另一个孩子得到了一个玩具,然后决定那个玩具就是他们想要的。 同样地,我们都会想像,如果我们拥有其他人或教会的恩赐或资源,生活将会多美好。 这既适用于我们个人,也适用于群体之中。 当事情对教会领袖来说特别具有挑战性时,我们甚至很难看到上帝已经赐予我们的美好,因为我们已被困难和失望所淹没。 也许我们需要被鼓励,让我们以恩典的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的处境。

身为查莫斯中心(The Chalmers Center)的创新总监,我的妻子塔比莎(Tabitha)与教会和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合作,帮助他们能更好地服事社区,尤其是服事物质贫乏的 人。 她教授基督徒的原则之一是,我们在开始一个事工计画时,最先着眼的不应该是对方有“哪些需求”,而是我们这个社区或人员具备哪些可以提供给这个处境的恩赐 。 如果一个事工是由帮助者“认为有什么需求”所驱动,而不是基于帮助者对自己“实际能带来”的资源的坦诚认识时,人们最终往往会受到伤害,而不是得到帮助。

所有人──无论贫富、受过教育与否、大教会或小教会──都有恩赐。 我们的目标是找出上帝赐给人们哪些恩赐,以及祂是如何装备这ㄧ群特定的人,然后培养并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事上帝的国。

例如,塔比莎曾与一家希望能终结他们城市内儿童饥饿问题的教会合作——这是个真诚的、荣耀神的渴望——但经过细致的评估后显示,该教会的会众尚且不具备开展此 类事工所需的技能或知识。 这听起来可能令人失望,但对这个教会来说却并非如此。 这样的评估释放了他们,使他们最终能参与更适合他们恩赐和能力的工作:成立一个有效的日托事工。 这样的事工评估也释放了会众,让他们能在教会自身的事工结构外寻找对抗儿童饥饿问题的方法。 例如,他们之中一些人作为志工参与他们城市内原本已经在努力解决相关需求的非营利组织。

所有教会都可以用祷告浇灌自己的会众,并差遣他们出去与拥有地方教会可能不具备的装备的机构和事工合作。爱自己的教会并承认它的局限性使我们能把爱传到自己教会的四面墙之外。 你所处的地方教会情况如何呢? 在你感到绝望之前,试着先看看它的优点和限制。 在尝试在其他地方创造新的空间之前,先学习在上帝所给予的空间中蓬勃发展。

上帝知道教会和世界的所有需求。 祂也知道没有任何ㄧ个人、没有任何单ㄧ一间地方教会能满足所有的需要。上帝不会因此惊慌失措或失望。 祂创造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倚靠祂、倚靠彼此和倚靠这颗地球。 只有当我们看到自己在神更大的工作中的位置时,我们才能走出对地方教会的失望,开始对我们可以做出的贡献感到喜乐和感恩。

忽视教会的局限性会导致我们试图发展既不符合真正的需要也不符合我们能力的事工,从而错过神正在做的事。爱我们的教会,接纳它的局限性,承认它的优点和缺点能让教会的人一同服事时不因无法面面俱到而失望。

这是上帝的教会

认识到教会的局限性能提醒我们,上帝亲自对祂的子民负责。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以不同形式担任教会领袖的人来说,很容易感到会众的重担压在我们肩上。 虽然我们声称上帝爱祂的教会,但我们的生活常常表明,我们觉得教会的生存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神的责任。 出现这种错误信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当我们恳切的祷告一直得不到回应时,或者当我们看到所有必须完成的工作没有人站出来做时。 我们做的越来越多,慢慢地被越来越重的负担压垮。

在灰心丧志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默默地想,上帝是否真的只在远方、漠不关心,只有在发生大事或紧急情况下偶尔出现——好像祂给了我们车钥匙,然后就消失了。 祂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什么? 不要撞车,继续前进。 起初,我们喜欢驾驶的快感,但修理费和燃料费很快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上帝的身影,于是我们继续尝试自己修车,希望祂最终会回来认领,并且不要对我们大吼大叫。

然而,说到底,我们知道这才是真理:教会与上帝做了什么有关,而不是与我们做了什么有关。是的,上帝赐给我们恩赐和精力,让我们以自由和活力运用他们。 上帝呼召我们去服事,我们的事工很重要没错。 但正如潘霍华指出的,这些活动需要有更深层的基础:“基督徒共同体不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理想,而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的、我们可以参与其中的现实。”

潘霍华在此拒绝了我们经常经历的诱惑:感觉我们是独自负责创造、发展和维持教会。 上帝的国是一份礼物(路加福音12:32),教会是敬拜君王耶稣的上帝子民的聚集,是上帝赐给我们、让我们参与其中的礼物,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发起 或维持的一场运动。

与健身房课程、园艺俱乐部或任何其他旨在吸引相似性格类型的人的组织不同,教会聚集的是一群在自然情况下通常不会彼此契合的人。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个巨大的劣势,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份美好的礼物。 上帝将我们这些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使我们单单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凝聚在一起,进入圣灵和天父爱的团契中。 上帝亲自呼召、照顾、维系着祂的子民。

将教会连结在一起的不是基督徒的善意或共同的愿景,而是基督的灵。 教会不是由我们产生的,而是基督使我们得以自由喜乐地参与其中。 但我们还是容易忘记:这是基督的教会。虽然我们爱上帝的子民,但祂比我们更爱祂的子民。 祂比任何人都更爱我们。 祂对教会的生命和健康的投入及委身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深。 只有当我们深饮于这个真理时,我们做为教会共同体的生活才能被喜乐和盼望所驱动,而不是被挫折或操纵感所驱动。

我们的力量、决心和愿景并不能把教会凝聚在一起──凝聚人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圣灵在祂的子民中结出果子——这些果子是给人享用的,特别是给那些渴望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和真理的人。 明白教会的本质由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可以承认,当上帝关上一些门、或提醒我们我们只能做这么多时,我们应能欣然接受。 耶稣应许祂会在祂不完美的子民之中,并透过祂不完美的子民与我们相遇。

无限的爱

学习爱我们教会的局限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将基督徒共同体理想化的诱惑,接纳神带到我们之中的人。 我们爱那“在其他基督徒里面的耶稣”,我们透过其他基督徒爱耶稣,而不是“在他们之外”爱基督。 这让我们视自己身处的教会为上帝更大的普世工作的一小部分。 因此我们能自由地视其他教会和基督徒群体为我们可以与之同乐的同工,而不是我们的威胁或竞争对手。

上帝爱祂的教会,并应许祂会透过一群不起眼的、在复活的王面前屈膝敬拜的罪人来爱世人。 我们的信心并不根基于我们信实于否、而是祂的信实。上帝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局限性,因此,透过好好地爱他人(即使有着局限性),我们能参与上帝的工作,而不被其压垮。 愿上帝帮助我们去爱我们所属的真实的地方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和我们都属于祂。

凯利·M·卡皮奇(Kelly M. Kapic)是圣约学院(Covenant College)的神学研究教授,也是乔治亚州望山长老会(Lookout Mountain Presbyterian Church)的长老。 他著有《你只是人类:你的限制反映了上帝的设计,这为什么是个好消息》(You're Only Human: How Your Limits Reflect God's Design and Why That's Good News)等书。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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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导我们问“我能如何服事你?”而不是“谁说了算?”

我们对性别角色和关系的看法应该从基督谦卑的模式开始。

《抹大拉的香膏》(Le parfum de Madeleine),詹姆斯·蒂索(James Tissot)作,1886-1894年。

《抹大拉的香膏》(Le parfum de Madeleine),詹姆斯·蒂索(James Tissot)作,1886-1894年。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8, 2024
Brooklyn Museum / WikiMedia Commons

耶稣的门徒常常没有真正理解祂的所作所为。 雅各和约翰想要在耶稣的王国里获得显赫的职位,鼓吹权力、声望和权威。 耶稣的回应基本上告诉他们,他们搞错重点了。 祂的王国运作的方式并不像其他王国。

在伊利斯·菲茨帕特里克(Elyse Fitzpatrick)和埃里克·舒马赫(Eric Schumacher)看来,过去几十年里,福音派内围绕着性别和性别角色的争论似乎重复了雅各和约翰的 错误焦点,集中在“谁说了算/谁当领袖”的问题上,错过耶稣行使权力时谦卑甚至是卑微的模式。在《耶稣与性别》一书中,作者们试图在婚姻、教会和社会的性别及性别角色问题上,跳出过去几十年来性别互补论及性别平等论的框架。

他们避开这类辩论中常见的标准术语,将重点放在“基督的模式”上,认为福音和耶稣的生命、死亡、复活及升天的形态表明,真正的力量体现在服事他人之中, 真正的权力在人舍己的谦卑中得到验证。 耶稣带来的好消息重新诠释一切,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

共同的权力

在前三章中,作者为他们的方法提供神学基础。 耶稣应是我们关于性别和性别角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核心,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耶稣重塑权力和权威的方式,我们很可能会在生活中引入世俗世界对这些议题的定义。 作者指出,忘记耶稣的核心教导会对婚姻、家庭、教会以及整个社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由于我们对权力的欲望,滥权和不间断的权力斗争成为那些未能掌握耶稣的方式的人的特征。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耶稣身上,祂是我们的兄长,在基督的身体里祂称我们为弟兄姊妹。 因为耶稣,女性在上帝的家庭中拥有养子的地位,而男性成为基督新妇的一部分。 圣经中的这些形象并非要削弱或否定性别,而是要表明男性和女性都被耶稣呼召在祂组建的新家庭中合一。

在接下来的四个章节中,作者们阐述了基督的性别观,他们是这样总结的:“在基督里,信主的男性和女性要透过合作来荣耀上帝,共同推进福音的传播,并效法 基督自愿受辱的方式,互惠互利、生命共同繁荣。”作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男性和女性被赋予创造的使命。作为上帝家中的兄弟姊妹,男女性都被赋予基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被呼召相互鼓励、装备彼此以完成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正如上面总结所强调的,所有这些任务和呼召是耶稣赋予男性和女性的共同使命

接下来的三章更具体地概述基督的性别观如何塑造婚姻、养育子女的方式和教会。 在婚姻中,丈夫和妻子被呼召自由地爱和服事彼此。 养育子女则应根据基督的门训方式,而不是根据性别角色(多数的性别角色来自我们更广泛的文化里的期望,而不是圣经)来抚养和教育子女。 在教会内,男性和女性被呼召共同行使权力,这种权力并非来自性别,而是来自圣经的力量和权威——也就是一种使人甘心信服的力量,而非强迫人信服的力量。

最后,本书在最后一章里讲述许多在各个领域和呼召中服事教会和社区的女性和男性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助于说明作者的关键观点,即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谁说了算/谁负责带领”,而是男性和女性如何被上帝呼召至服事禾场上,使用他们的恩赐来建立 教会并传达基督的爱。

使用“权力”的不同方式

《耶稣与性别》一书有几个优点。 它将焦点放在福音和道成肉身,从耶稣向我们展示的“如何当个人”的榜样中汲取灵感。 作者坚持不懈但正确地指出,耶稣的生命、死亡、复活和升天是我们思考并实践我们如何对待权威和权力的模板。

庆幸的是,作者们避开了“耶稣与圣经教导对立”的方式——有些人采用这种方式来回避圣经全部的劝告。 相反的,他们强调圣经可以而且应该约束我们的良知。 但他们也指出,一些所谓的“符合圣经教导”的性别框架超出圣经本身的教导,将我们自身文化上的性别刻板印象置入讨论里。 他们一再指出这类错误(且正确地指出),因为当人们错误地把自身文化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当作圣经真理来教导时,会在圣经坚定而明确的一些问题上造成人们的迷失和不 信任。

本书的另一个强项是提供了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事工实例,包括以各种方式服事的男性和女性的亲身见证。 鉴于作者使用的一些术语所涵盖的范围较广,这些范例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作者谈到我们作为弟兄姊妹的呼召,要走“效法基督自愿受辱,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道路。 当然,这些都是很美的话,但我们需要有血有肉的实例,这正是为什么来自各行各业和人生不同阶段的具体见证如此有帮助。 在书里分享人生故事的人显然是彼此的“兄弟姊妹”,他们并不在乎“谁说了算”,相反的,他们问的是:“我能怎么服事(你)?”

不过,有些读者可能会对作者没有明确回答关于教会中男女性在领导位置的具体问题而感到不畅快。 然而,对作者们来说,这并非他们偶然的疏忽,而是刻意的遗漏。 他们想强调的是,关于按牧和领导权的问题,应该“根据每间地方教会的处境来决定,在那里,主内的肢体们根据自己的良知和圣经的光亮自由地选择跟随基督。”

作者与那些认为“性别及领导权相关的问题”是教会可以彼此同意/不同意的“次要问题”的人想法一样。 这种立场不太可能让强硬的性别互补主义者或强硬的性别平等主义者满意。 但作者们的策略是优先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一味追求权力和声望。

虽然这本书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有一处疏漏似乎有些明显。 有着《耶稣与性别》这样一个书名,我本以为这本书不仅会涉及那些使用圣经强化毫无助益的性别刻板印象(过度渲染男女差异),并讨论我们现今文化里一些试图抹去性别差异或 将其简化为一种社会建构概念的企图。 本书探讨了福音派内部性别辩论所引发的问题,这些辩论假定了男性和女性的基本范畴,但并没有探讨当代性别理论所引发的问题。

我理解这本书似乎主要针对来自较保守的教会圈子的读者,这类人不太可能否认上帝创造男性和女性。 不过,作者还可以做得更多,谈及更广泛文化中具有问题的观点和实践。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性别差异观点,也会容易使钟摆从保守派僵化的、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文化观摇摆到更激进的观念,即性别本身是完全可塑的,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尽管这本书没有提及这部分,《耶稣与性别》仍有助于我们胜过雅各和约翰之争,采取耶稣的权力方式。 作者描绘的基督愿景为我们指出基督徒在教会内外不同于世界的权力和权威实践方式。 在这个充满对立的世界里,教会需要恢复一个由男女性组成,在自愿受辱、注重互惠仁爱,致力帮助彼此生命共同繁荣的基督大家庭的真实意义。 在这个权力至上的世界里,这种谦卑的服事之路将成为那位“前来服事人”的真理的鲜明见证。

布兰森·帕勒(Branson Parler)是The Foundry的神学教育主任和神学教授。 他即将出版新书《每个人的故事:关于性的6个神话和关于婚姻与单身的福音真理》(Every Body's Story: 6 Myths About Sex and the Gospel Truth About Marriage and Singl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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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记为不公平的世界带来好消息

约伯记提醒我们,人生很不公平,但上帝恩典的福音也是不公平的。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7,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人生很不公平,这是个问题。

似乎所有人类都有个“不公平雷达”,每当我们遇到毫无意义的不公平事情时,雷达就会响起。 从一些常见的让人不快的例子,如插队,到让我们深感悲痛的事,如一名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身患癌症晚期,我们都会强烈地感觉这个世界有太多错误。 或者想想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如新闻中关于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报导不绝于耳——我们纠结着记录下那些被无情的伤害力量毁掉或生命终结的惊人数字。

去年,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导致1200人毫无防备的失去生命,另有253人沦为人质,而加萨目前有31000多人死亡,人道危机持续不断。 同年,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的一系列地震造成近6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伤和流离失所。 这还不包括COVID引起的300多万人死亡,自从疫情让整个世界陷入疯狂后的几年里,全球各国已回报共超过300万人死亡。 这些事件造成的余波将继续在失去亲人和不安的社区中回荡很长一段时间。

面对不公义的处境,我们常会把目光移开,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持续面对他人的不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我们会(有时是正确的)自以为是地愤怒地指责与事件相关的双方,或试图为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作出解释。 当事件有任何正面的转变时,我们会感到欣慰,但我们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 我们无法扭转医疗诊断结果,无法改变子弹的轨迹,也无法结束大洋彼岸他人的苦难。

而在这一切不公平中,我们与本来可以介入这些事,却没有介入的上帝摔跤。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针对新冠病毒爆发和其他悲剧所做的一项研究,超过60%的美国成年人在过去一年曾思考“生命的意义”、“苦难是否有任何目的”以及“为什么可怕的事会发生在人们身上”等大问题。千百年来,苦痛的环境使人们对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的本质提出疑问。

当这个世界看起来如此混乱不堪时,圣经所说的无限强大又完全善良的造物主上帝又是如何管理这个世界的呢?尤其是当那些无辜的、信实于祂的人莫名其妙遭受苦难时? 难道上帝不该至少让他们的生活免于坏事增长、好事消散等不公平的境遇吗?

尽管这些问题很棘手,但我很高兴知道圣经确实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并拒绝提供单调乏味的答案。 事实上,《约伯记》以令人钦佩的真诚正面迎接人生不公平的问题。 《约伯记》没有羞愧地为自己信仰一位无能的神道歉,而是大胆地要求人们对这个美好却又痛苦的世界的创造者有顽强的信心。 在这过程中,《约伯记》指向耶稣——作为上帝对“不公平的问题”的最终答案。

许多人都很熟悉这本书的前提:约伯是敬虔的典范,他真诚地效忠上帝,享受着极致的繁荣(约伯记1:1-5)。然而,他在一瞬间失去了财富、儿女和健康——“无缘无故地”(约2:3)。 两章节后,读者看到的是曾经富裕、依然公义的约伯独自一人坐在灰堆上,衣服破烂不堪,凄惨地用一块破陶器刮着皮肤上的疖子。

就这样,这本书故意设定了一个非常不协调的情境:如果一个最正直的人遭受了最毁灭性的苦难,甚至失去生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种莫名其妙、令人反感的不公平中,信实于上帝是否值得? 当上帝似乎抛弃了你时,如何才能保持对上帝坚定的信心?

约伯最初对自己的灾难做出坚定的回应(伯1:20-21;2:10),然后他的三个朋友前来安慰他,起初他们坐在一旁默默地同情他(2:11- 13),然后,对话的闸门打开了。 他们四人展开旷日持久的循环辩论(3-27),直到对话陷入徒劳和敌意中,因为约伯的朋友们无法破解他所遭遇的苦境。他们争辩说,行为和后果肯定有可靠的关联性。行善,就得到善报;行恶,则得到恶报。这样才公平,不是吗?

他们认为,约伯悲惨的遭遇表明,约伯的品格一定遭受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罪的伤害,只要他向上帝忏悔,就会得到恢复。 他们对上帝“如何安排世界”的僵化理解为他们提供一条简洁、有保障的出路及内心安全感。

但约伯离被他们说服还有很远的距离。 就像读者一样,他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该遭受这样的苦难。 他无法解释这种不公平。 约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他咆哮着控诉上帝,他认为上帝要对他的痛苦负责,要对让世界如此不公平负责。 在约伯的经验中,他感觉上帝就像个进攻的战士一样冲向他,用箭穿透他的身体,将他切开(伯6:4;16:6-17;19:6-12) 。

这些都是赤裸、大胆的控诉之词。 尽管约伯言辞粗糙,但他并不是愤怒的无神论者。 他坚持不懈地向上帝发问,拒绝背弃上帝——即使他对上帝是否能充分回答他的疑问感到既绝望又满怀信心。 毕竟,一个看似被上帝遗弃但同时又是上帝忠贞信徒的人,除了求助于上帝,还能寻求谁呢?

最终,约伯的朋友们试图解释他的困境的努力已经用尽,约伯似乎比之前更加沮丧和有距离感。 他渴望上帝的声音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这种渴望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终于,在经历了37个令人不安且迷失方向的章节后,上帝从旋风中回应了他(伯38:1;40:6)。 显然地,上帝的沉默并不意味着祂的缺席或冷漠,显然地,祂一直在聆听。 祂精彩地使用人类的辩词回应他们,但透过重新定位人类的视角打破人类思辨的僵局。

然而,上帝对约伯的回答既出乎人意料,甚至可能显得有点冷酷无情、没有关联性。 上帝觉得没有必要为约伯的苦难找到借口或解释发生的原因,而是展开高亢的诗词。 祂斥责约伯所说的话超越了约伯自身的理解,诋毁了上帝维持和管理世界的方式(伯38:2)。 然后,上帝描绘祂所创造的世界——充满生命且被祂的慈爱巧妙地管理着。 上帝强调,人类的理解力和控制力都很狭隘,远远不足以成为像这样一个世界的神。

造物主所创造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喧闹的动物可以自由嬉戏(38:39-39:30),雨水甚至落在无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上(38:25-27)。 虽然这个世界包含着人类难以对付的混乱力量,但它们始终在上帝的掌控下(38:8-11;41:8-11)。 事实上,上帝在祂的世界里可靠地确保了秩序和正义——祂用晨光驱逐恶人,就像抖平衣服的褶皱一样毫不费力(38:12-15;40:10-14)。

但诗词意境里展现的画面与约伯有什么关系呢?

约伯在困惑和痛苦中,根据自己的经历推测上帝的性格,想像出一个对自己和这个世界恶毒任性的上帝。 然而,上帝挑战了这个推测:约伯真的有资格控诉上帝,定义他们相交的经历,并要求上帝为他的痛苦提出公义的解释吗? 上帝消除了人类任何自以为是的错觉,清楚地表明,祂总是会回应人们,但人类无法随己意强迫祂做任何特定的回应。 与其让我们人类透过自己狭隘的经验来解释上帝的性格,上帝邀请我们转换剧本的角色。

换句话说,造物主确实是智慧、全知全能、善良且公正的。 这是剧本的起点。 作为祂的受造物,人类根本无法了解上帝所知道和所做的一切。 当我们从自己狭隘的视角出发,只能看到特定环境下的不公平时,上帝允许祂全面的设计和在隐密处行动的奥秘继续存在。

因此,满身灰烬的约伯面临着抉择的危机,他要回答的问题与我们所有人面临不公平的境遇时一样:当上帝告诉我们祂不需要对我们的苦难负责时,我们(仍然)愿意 相信祂吗? 我们能否满足于“上帝知晓所有我们不能理解的事,并统辖我们无法掌控的事”这样的保证呢?

约伯能。

现在,当约伯亲眼“见到”上帝,上帝的回答让他感到满足(42:1-6)。 正如比尔·凯恩斯和威尔·凯恩斯所写:“在如此个人的苦难中,我们不需要神学研讨会,我们需要的是来自上帝自己的话语。约伯因着自己所受的苦难,感觉自己被 上帝背叛了,他更渴望的是与上帝相遇。”最后,只有与上帝相遇的“真实性”才能让约伯从绝望中重新燃起盼望和信任。

但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令人意外的事:上帝吩咐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代求,以平息上帝对他们所发的危险的怒气(42:7-9)。 但是,不满的读者可能会抗议道,上帝怎能期望约伯替这些显然不替他人代求的朋友代求呢? 这些朋友因在关怀遭受患难的邻舍的事上失败应受审判。 上帝的怜悯,透过祂受苦中的仆人约伯施行,是否真能实现公义呢?

显然是可以的。 约伯为他的朋友代求,由于他的顺服和上帝对他的眷顾,他们得以幸免。 然后,当约伯还在为他的朋友们请求宽恕时,上帝的怜悯又使约伯的财富得到惊人的恢复,使他的财富“超过”他起初所拥有的(42: 9-17)。

事实证明,恩典也是不公平的。 或者说,对于假定这个世界是按照“你所得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逻辑运行的人类来说,恩典乍看之下非常不公平。 事实上,恩典是这世界普通结构的一部分,是自然的运作系统,由慷慨的上帝所设计,并且是祂同在之处。

和约伯一路从第1章走到42章,我不禁感觉整本书的神学惯性正不可阻挡地朝着耶稣的方向发展——耶稣,最终的公义受难者、完美为人代求的朋友,也是 上帝回应一切不公义事物的决定性答案。然而,良善的约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苦,在没有做错事的情况下差点就死了,一度以为上帝成了他的敌人,但完全公义、无可指责的耶稣却是在清楚 知道事情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我们犯下的过错走进我们这些罪人的死亡里。

耶稣不仅是个愿为失败的朋友代求的人,还是上帝的儿子,祂为那些因犯错应死的朋友而死。 上帝亲自承担了我们的死亡,如此“不公平之事”使祂能以祂的恩典永远“不公平”地恩待我们——赐给我们我们永远无法要求或应得的生命。

最终,约伯最深的安慰就是上帝本身——他因等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来自上帝的回应而满足,因着“见到”上帝而满足(42:5)。 同样的,耶稣是那位以“与我们同在、为我们代求”的方式回应人类的上帝。 我们心灵深处的安慰就是看到上帝回应了这世界的不公平,祂走进这样的不公平之中,因着不公平而死,并透过复活改变不公平,将祂所遭受的不公平境遇 作为祂的恩典交给我们。

耶稣没有减少这个世上仍然存在的令人痛苦的不公平,而是透过安排祂无辜受难的不公平来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我们唯一的希望。 与约伯一样,我们也在人类无法计算的痛苦和失去中挣扎——但同样的,上帝的慷慨也让我们对于公平的计算感到困惑。 为什么造物主要在荒地(伯38:25-27)和不义之人(太5:45)身上降下雨露? 为什么天父要派祂那(甘愿受苦)的儿子来拯救悖逆的罪人?

当我们面对人生无法解释的苦难时,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但就像约伯一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知道“祂是谁”。 我们需要看到上帝以耶稣的身份回应我们。 因为祂已经回应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的心哭求渴望亲眼见到祂时,我们可以确信,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会亲眼见到我们的上帝,并最终到达一个我们难以想像的地方,远超过我们的起点(彼前1:3-9;5:10)。

艾莉·维纳(Ellie Wiener)目前正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关于《约伯记》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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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掀翻你们董事会的桌子吗?

我曾在RZIM董事会任职。许多担任领袖职务的基督徒都可以从我的错误中学习。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6, 2024
Illustration by Jack Richardson

房间里很热,我盯着眼前洁白的桌子,小心翼翼地不敢抬眼,全身肌肉紧绷。 我的左边是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简称RZIM)国际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坐在桌边,透过视讯参加会议。 我的右边是律师,其中一位律师正准备向我们宣读一份长达12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对RZIM事工创始人拉维·撒迦利亚性侵指控进行的长达数个月的调查

紧张的气氛溢于言表。 会议室感觉似乎过于昏暗,尽管这很符合当时的气氛;我们之中一些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明亮的灯光。

我担任RZIM董事会成员的经验彻底改变了我对当今事工的看法。 我相信有许多事工的董事会是失能的——或至少他们对自己可能面临的挑战毫无准备。

当我提及“董事会”时,我指的是广义的意义。 你或你认识的人可能不会在国际知名的非营利组织董事会里任职,就像巅峰时期的RZIM。 但你可能在你教会的长老会、执事会、教区委员会或牧师招聘委员会服事。 你可能为你子女就读的基督教学校提供建议,或非正式/官方地帮助指导你地区的食物银行或教会的主日学计划委员会。

我学到的惨痛经验几乎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组织领导模式,尤其是在事工环境中,但同样适用于更广泛的情况。尽管如此,事件具体的需要和情况总会有所不同,所以我把我学到的教训以问题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希望任何担任董事会领袖的基督徒能和同工一同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1.你们是否应要求董事会成员持续接受教育/装备?

在我短暂的任期内,我不仅没有受过成为董事会成员需有的装备,而且对那种可能暴风式席卷事工的危机也毫无准备。 据我观察,即使是长年担任董事会成员的人,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时代”也毫无准备。

回想起来,一个问题是,事实上,那些问题并非“前所未有的时代”。 事工领袖犯错了。 没有人注意到亮起的红灯,或者更糟的是,这些红灯被人故意地忽视。 学习关于“机构背叛人”的理论,以及“加害者如何混淆事实并言语攻击受害者、推卸责任”这些都有助于我理清RZIM的轨迹。但是,如果我们能在危机发生前就学习、接受关于这些危机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装备,会更有帮助。

如果您是董事会/某个机构领袖之ㄧ,请思考一下您可能有哪些知识上的不足,以及这些不足可能会如何限制您的服事? 在会议中,您常会遇到哪些高层次的问题? 您还需要了解哪些观点? 您是否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学习和成长? 您如何获得信实服事神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推动同工也这样做?

2.你们如何选择哪些人成为董事会成员?

RZIM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拉维·撒迦利亚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都对事工和拉维·撒迦利亚投入大量的心思;由于这种私人关系,他们贡献自己的时间、专业知识、金钱和人脉。 从我这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似乎都拥有非常相似的技能。 RZIM非常重视忠诚度。

我是这个团队中一个意外的新成员,也是管理委员会中第一名女性成员。 我与拉维没有任何关系,也未曾领导过一间成功的公司、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联络人名单。 这让我在表达对机构的担忧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当我与其他董事会成员意见一致时,他们认为我的技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但当我跟他们意见不同时——我愿学习新事物的心志、倾听的热忱以及对自己坚信的事情敢于发表 意见的能力——就成了我的负担。

你们是如何选定董事会的成员的? 我指的不仅仅是聘任的程序,这当然很重要(但这个决定往往是由组织章程或教派规则所制定的,不在你控制内),我指的是在文化层面上:什么样的特质和 技能更受青睐? 你们是否考量其属灵恩赐和属灵成熟度? 除了干事或办公室职员外,你们如何让领导团队更加完整? 你们是否寻找能为团队提供独特视角的人选?

3. 你们是如何看待募款/赠与的?

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来说,董事会成员的选择往往取决于他们的捐款和筹款能力。 在RZIM工作之后,我认为这是权力与金钱的危险结合。 财富不应成为衡量一个领袖对组织的委身、信心或贡献的标准。 这种衡量标准会助长董事会成员的权利感,并为领导团队带来虚假的安全感。 当董事会席次只由那些能为事工提供稳定经济来源的人担任时,董事会的结构就会出现权力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会导致不健康的关系。

你们的董事会是否会因潜在人选没有能力捐赠大量金钱而忽略他们? 你们是否不自觉地认为组织的规模越大就越好? 你们如何才能确保自己谨记“寡妇的微薄之力”以及“智慧与财富不可兼得”的教训?

4. 你们的董事会是如何沟通的?

对我来说,真理和透明度一直都很重要,但在经历过RZIM之后,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

RZIM有个执行委员会,在董事会之外单独私下开会。 该委员会做出所有重要决定,据我回忆,在我任职的一年里,全体董事会未曾收到或审查过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执行委员会向董事会其他成员提出建议,而我们则被强烈鼓励全票通过他们的建议。 我观察到——并且被这样告知——投下弃权票比投“反对票”更好。 随着拉维性侵案危机的不断进展,董事会内部这种孤岛式的保密做法和RZIM内其他类似的“正常程序”一样为RZIM带来严重的问题。

你们的董事会是否也有类似的秘密寡头政治? 在你的组织中,保密是预设做法还是例外的措施? 为了使董事会成员做正确的事,是否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潜在的法律风险? 你们机构的财务保障是否总是机构的优先考虑事项? 董事会成员是否将世界“运作的方式”应用于事工? 你们是否愿意向自己和他人说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即使这样做有可能引起骚乱?

5. 你们机构的问责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董事会成员理应管理其所服事的事工的问责机制。 但又是谁问责董事会的成员呢? 随着RZIM事件的发展,我们听到许多捐款者和内部圈子以外的关键人物多次呼吁董事会辞职。 董事会不想辞职。 我听到的借口是:“应该由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如果我们辞职,谁来带领(RZIM)?”这个董事会没能让一个在性上犯罪的加害者退出事工,却继续 拒绝人们对其运作透明度的呼吁,甚至要求自己能得到匿名的待遇——拒绝扛起被人公开点名这个最基础的责任。

在危机发生之前,确认以下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你们的董事会是否已经到了无法自我纠错的地步? 需要发生什么情况才能取消董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 机构里公开且严重的失败事件是否需要机构公开的忏悔? 董事会将如何自我评估或接受外部的评估? 具体来说,你们机构的问责机制应该是什么样子?

6. 你以为你是谁?

在全球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事工中担任董事会成员是一种身分的象征。 一旦人们发现我是RZIM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就会对我所拥有的权力印象深刻、充满好奇和着迷。

在董事会内部,人们普遍感到耶稣需要我们来做这份工作。 推特上的横幅骄傲地展示董事会成员在RZIM舞台上的照片,或与RZIM相关名人的合照。 Facebook上也有关于董事会为上帝国度所做的伟大事工的贴文。我们有特别的晚餐、豪华的酒店、漂亮的设施,以及一种普遍的优越感。社群媒体是种炫耀成就的管道,直到人们发现它也可以成为人们要求问责的管道。

你的董事会是否理解承担如此大的责任所必须具备的仆人式的领导方式? 董事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从董事会角色中找到自我价值感? 我们如何确保自己不仅在正式的规则和程序中,而是在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的权力始终离不开责任?

RZIM事工一直以来非正式座右铭是“没有任何疑问是个禁区”。但作为董事会成员,我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亲身经历了我们机构的失败。 我犯错了——起初,我什至不相信受害者,后来,我试图改革这个支离破碎的系统。

但错误不一定能远永定义我们,相反的,它应该是除锈的过程。 对我来说,犯错激发了我的热情,让我想要帮助在其他机构董事会任职的成员避免犯下我们在RZIM没有避免的那种功能失调和滥用权力的情况。 担任领导职务的基督徒必须坦然承认并改正机构和个人的错误,而不是隐瞒和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知道,上帝能救赎我们每一次犯下的错误,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全彻底的饶恕。

虽然责任重大,但事工委员会/董事会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仆人式领导的最佳典范。 所以,请扪心自问:耶稣会掀翻你们董事会的桌子吗?

卡苏尔克(Stacy Kassulke)热衷于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独特的天赋,为基督和祂的国度拨乱反正。她于2020年2月至2021年3月在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事工(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董事会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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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女性基督徒的见证写在墙上

我需要见到信仰上的女性英雄及榜样,我在古代教堂中找到了她们。

22位女殉道者在博士的带领下走向马利亚和新生的基督。

22位女殉道者在博士的带领下走向马利亚和新生的基督。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1, 2024
Photography by Radha Vyas

我从小就相信女性什么事都能做。在南达科他州的乡村,我周围都是农妇,她们是我见过最强壮、最有韧性的人。我妈妈能烤出美味的鸡肉,也能宰杀鸡只。

南达科他州全职工作的女性母亲的比例在全美国也是遥遥领先。 因此年轻时,我从未怀疑过女性可以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她们和男性一样有能力。 我可以当总统,我可以成为太空人,我可以从事任何我想做的事。

但是,当我真的这样认为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被教导的事和我所见到的事之间存在差距——而这种差距明显是基于性别因素。 尽管在南达科他州的劳动力队伍中可以看到许多女性,但在神学工作方面,女性基本上是隐形的。 我的教会从未聘用女性传道人。 在念神学院期间,我有一位女教授。 在读博士期间,我有两位女教授,但没有任何一堂与宗教相关的课上有女性教授。

我相信圣经支持女性教导并带领教会:女性是最早宣讲福音的人(路加福音24:5-12),保罗也提到像犹尼亚和非比这样担任使徒和执事的女性的名字(罗马 书16:1, 7)。 但是,与彼得和保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加尔文和路德相比,女性的名字往往仅在历史的边缘页上。

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名字。 我想要看到女性领袖。 我想要看女性教育人。 我想要看到她们的面容,听到她们的故事。 我想要有个我能效法的榜样:一个和保罗一样可以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哥林多前书11:1)的女性。

我想要英雄。

最终,在一次义大利旅行中,我找到了她们。 在那里,我意识到女性的见证并没有隐藏在边缘页上。 她们的见证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我们只需要看看墙上的碑文。

我在义大利的大部分时间都盯着石头看。 罗马竞技场让我着迷,圣彼得大教堂的宏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万神殿的完美建筑让我惊叹不已。 然而,最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了我在纸笔墨水间努力寻找的东西——在石头和颜料中如此清楚。 在这里,在古老教堂的墙上,我找到了我的英雄。

在罗马,我不仅发现以马利亚命名的教堂,还发现以亚纳大西亚、苏萨娜、雅妮和撒比纳命名的教堂。当我漫步走进这些古老教堂时,我发现其中的连结远比写在墙上的名字深刻得多。在好几座教堂里,女性就是教堂的地基——教堂的墙壁是围绕着她们的骸骨建造的。

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有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彼得前书2:5形容教会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因此,当古代基督徒建造礼拜的场所时,往往会在基督徒的骸骨上建造,这些基督徒为基督活得如此深刻,以至于为基督献出生命。

殉道者既是教会在譬喻修辞上的基石,也是教会实际上的基石。在古代教堂的中心——教堂的心脏——矗立着举行圣餐的祭坛,里面通常摆放着基督教殉道者和圣徒的骸骨。 他们的骸骨,以及他们追随基督至死的意愿,成为圣餐仪式所颂扬并呼召基督徒成为的榜样和标志。从他们的墓碑上领受面包和酒是种强而有力的提醒:基督徒必须与基督同死,才能与祂一同复活。

因此,尽管学者们仍在争论初代教会里的女性是否能主持圣餐仪式,女性是否是圣餐仪式的基石却没有争议。她们的坟墓——她们的骸骨——不仅是圣餐仪式的基石,也是整个教会的基石。

在拉文纳市,我见到这些女性的面庞。 除了彼得、保罗和其他使徒外,圣蓓蓓、圣芬莉、圣黛莉亚、圣欧斐米、圣则济利亚和圣欧亨尼娅亚也在圣安德鲁主教座堂闪闪发光、错综复杂 的马赛克图片中。 初代教会盼望其他女性和男性能仰望这些女性英雄们圣洁的生命,无论是在心里还是在墙上,都能从仰望她们的见证中得到启发,并以她们为榜样。 在我眼前的是教会的女性领袖,她们是如此权威的教师和楷模,甚至连枢机主教——教会最高的权威之一,都向她们寻求指导。

然而还有更多的女性。 在圣维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里面,狄奥多拉皇后的身形和地位与她的丈夫查士丁尼相对应。 在圣亚博那教堂(Church of St. Apollinaire),每面墙上都有一列圣徒队伍,朝着基督走去。左边的墙上是一排女性,右边是男性,他们身形相仿,站姿相同。 马赛克的设计和位置相互映衬着,因此,当我站在教堂里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男女性“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的意义(加拉太书3:28)。 这些女性没有躲在书页边缘或故事背景中,而是鲜明地引领教会走向基督。

这些初代教会的英雄们同样非常关注她们作为女性的经验。 她们并不害怕谈论自己的女性身体。

大主教礼拜堂中有两位女性,圣蓓蓓(Perpetua)和圣芬莉(Felicitas)是在公开谈论她们的乳房、哺乳和分娩之中为殉道做好准备。 她们被囚禁在公元二世纪的北非,尽管圣蓓蓓刚分娩,圣芬莉也怀有身孕,她们都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 在关于她们被囚禁和殉道的记载里,圣蓓蓓描述着当看守拒绝她在狱中哺育孩子的请求时,她所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圣芬莉因为早产,当她进入竞技场受死时,乳房仍滴着奶水。

这两位女性都将自己的身体与基督的身子连结在一起,以母性的方式描述她们与基督的关系。 圣蓓蓓在异像中从牧羊人那里得到了凝乳,她以领受圣餐的语言描述这一经历。 但这是凝乳而不是面包和酒,她将她喂给儿子维持生命的母乳与基督提供给我们的永生的“纯净的灵奶”(彼前2:2-3)联系在一起。 耶稣就像母亲那样,透过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提供营养和生命。

纪录圣芬莉殉道过程的作者形容,她是如何理解自己“从血到血”——从分娩走向殉道。 在分娩过程中,圣芬莉将分娩的痛苦与殉道相比,她说:“我自己如今受着我所受的苦,但在我生命里有个人曾为我受苦,因为我将要为他受苦 。”殉道者在临死之际,接受血的洗礼,经历第二次的出生:回到天上。

圣芬莉和圣蓓蓓一样,用母性的语言形容耶稣。 她透过形容自己为她生命中的基督受苦及流血,将她“效法基督”的方式与母腹做连结:基督为她受苦难并流血——在生出她(她重生)时,基督的苦便 结束。 圣蓓蓓和圣芬莉都没有视自己的身体为一种障碍或他人的诱惑,而是透过女性的身体,更深刻地了解基督并效法基督。

狄奥多拉,这位装饰在圣维塔教堂墙上的六世纪女皇是如此强大和有影响力,以至于学者们常常认为她是当时拜占庭的统治者(甚至是真正的统治者)。 狄奥多拉在嫁给查士丁尼之前很可能是一名演员和妓女(这两个职业在古代经常有所关联)。

狄奥多拉成为女皇后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她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帮助受压迫的女性。 她将女性从被迫卖淫的产业中解救出来,并宣布性交易为非法事业,关闭妓院、为女性争取自由,为她们提供庇护所和重新开始人生的资源。 她还帮助规范强奸罪受更严厉的惩罚,禁止男性因太太出轨而杀死她,并修改离婚、子女监护权和财产法,赋予女性更多权利。 这些法律构成了我们今日仍在使用的女权法律的基础。

在这些教堂空间里,墙上的文字和艺术作品让我看到,女性的身体并不需要被挤到边缘或被人忽略,而能明显地展示在敬拜空间里。 当我看着墙上各个女性的见证时,女性的身体所呈现的并不是信仰上的阻碍或障碍,而是圣洁的标记。

我们往往认为神学研究就是对书写文字所做的研究。 但神学不仅是以文字为基础,它也以表演的形式——活出来的生命——在真实的身体上呈现。 在古代教堂的石块底下和石块上看到的女性身体骇骨让我意识到,我在神学院期间发现神学上“缺乏”女性的身影,与其说是种缺乏,不如说是一个钥匙孔 ,它指引我将目光从书页转向人的生命。 艺术、故事和实体空间等体现形式就像一把钥匙,帮助我打开女性往往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我寻找女性英雄的过程中,当我了解到圣丽娜(Macrina)和沙漠教母等女性时,我确实发现了女性教授神学的“证据”。 而女性同样会去朝圣,并委托制作神圣的艺术品。 她们以贞洁的誓言将自己的身体献给基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体现她们作为基督新娘的属灵承诺(这种选择往往意味着她们需要反抗自己的父亲)。

在基督教刚诞生的初代家庭教会中,有好几间教会是女性建立的(西 4:15;徒16:15;林前1:11)。 她们为地下墓穴捐献土地、建造教堂、创建修道院——所有这些英勇的任务都是为了建造教会,她们的付出既能激励人,又能教导人。

圣维塔教堂的狄奥多拉皇后WikiMedia Commons
圣维塔教堂的狄奥多拉皇后

见证到墙上的这些女性,让我更能看见自己人生历程中出现的各个女性见证。 在我曾经狭隘的视野中,我想像女性领袖以英雄的形式出现,忽略了许多曾将自己的爱、知识和圣洁写进我生命中的女性。

她们是我的代祷勇士。 我的主日学老师。 我最贴心的倾听者和建议者。 我在耐心和韧性上的楷模。 她们是我实用智慧的提供者,也是基督最热切的追随者。 简而言之,她们是我的典范和导师,是我的启发者和指引者,是我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上的权威和领袖。

在那次义大利之旅中,我越环顾四周,就越意识到自己的视野多狭隘。 教会里到处都是女性领袖和女性教师。她们不是教会历史上边缘的名字,而是教会的基石——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如此。 我需要的是知道在何处以及如何真的看见她们。

兰塔·戴维斯(Lanta Davis)是即将出版的《Becoming by Beholding 》(Baker Academic, 2024)一书的作者,在印第安纳卫斯理大学约翰卫斯理荣誉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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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无神论终于学会如何摧毁基督教

理查·道金斯的“文化上的基督教”比直接攻击我们能更有效地掏空我们的信仰。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0,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最恶名昭彰的无神论者之一终于“醒悟”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方法来破坏他所厌恶的基督教。 而且,与他之前的尝试不同的是,这个方法可能真的有效。

《上帝的错觉》一书的作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新无神论(New Atheism)派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 事实上,他与克里斯多福·希钧斯(Christopher Hitchens)、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并列这场思想运动的“四骑士”之一。

新无神论之所以“新”并不在于论点,因为这些论点通常是基于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先前的论点。 所谓的“新”在于新的战斗情绪。 当观众听到希钧斯不仅嘲笑基督教电视布道家或犯下性侵的神父,同样嘲笑特蕾莎修女是个骗子时,他们刻意让人有种“我们是不是很嘴炮?”的反主流文化主义 的代入感。 但这种戏剧张力最终会越来越少,甚至连其他无神论者也为这类笑话感到尴尬。

但今天道金斯再次出现在众人目光下,这次是在一段爆红短片中为基督教辩护⋯⋯某种程度而言的辩护。 道金斯指出,在他的国家英国,教会出席率和基督徒自我认同度急剧下降,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但另一方面,道金斯继续说,他对英国开始宣传穆斯林斋戒月感到“略微恐惧”。 毕竟,他在这个基督教国家算是个“文化基督徒”。

请别感到困惑,因为道金斯明确地表示,他是一名“文化基督徒”,而非相信耶稣的人。 他喜欢诗歌、圣诞颂歌和大教堂——喜欢基督教的一切,除了基督。 道金斯说:“我喜欢生活在一个文化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尽管我不相信基督教信仰里任何一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基督徒对道金斯来说有个独特的含义,那就是“不是穆斯林”。 这是一种根据民族习俗来定义“我们”和“他们”的方式,而不是基于在乎谁是上帝(或是否是上帝)。

这个事件让我马上想到影集《拉米的疯狂美国梦》中的一个片段,当男主角拉米与一位犹太商人谈论美国犹太人和美国穆斯林经历的相似之处时,拉米说,其中一个相似 之处是“没有圣诞节”。

我想不出有哪一个我的犹太或穆斯林朋友会以“没有圣诞节”来定义自己是个犹太人或穆斯林。 但我猜想,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感觉是他们在美国的身份认同的主要部分。 对他们而言,问题不在于上帝是否在西奈山或麦加,而在于谁是“我们的一份子”,以及谁是“他们的一份子”。 道金斯嘴里的“基督教”只是个用“圣诞节”及“复活节”来取代“无圣诞节的文化”的侵入。 或更准确地说,道金斯以“不庆祝斋戒月”来定义自己的身份。

15年前,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对新无神论的兴起感到恐惧。 他们把“四骑士”的概念视为某种灾难的讯号,这些无神论者正是灾难的前兆。 不过,四骑士摧毁基督教的计划并没有成功。 是的,西方世界一些部分确实正继续世俗化,但在所有让人失去信仰的原因里,《上帝的错觉》这本书的论点可能并不在其中。

如果我是魔鬼代言人,正在向无神论者建议如何真正摧毁教会,道金斯试图戳破基督教神化的方式不会是我最好的提议。 挑衅式的无神论也行不通,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人们总是被归属感所吸引、被敬拜所吸引。 不过,我会采用道金斯在爆红影片里的基础想法——尽管他仍使用听起富有宗教意味的语言,因为,正面攻击基督教很少能真的打败基督教,“与基督教合作”反而常常 能奏效。

这种热烈地以宗教当作向“外来者”证明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总会找到热血的听众。 对那些崇拜以种族、地区、阶级、政治身份⋯⋯等等来定义自己的血气之人而言,拥有一个他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吉祥物总是有用的。 将他们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自我的热爱投射到一个无可置疑、不容质疑的吉祥物上,可以建立凝聚力——他们甚至可以称这个吉祥物为“耶稣”。

像道金斯这样的“基督教”能真正掏空基督教,比试图直接说服人们相信上帝是种幻觉还更有效。 它用一个实际上是种幻想出来的上帝来取代永生的上帝,从而真正打败基督教。

道金斯的“文化上的基督教”压制着人们的良知,在最深的黑夜里,良知诉说着:你所崇拜的上帝只是你的群体的投影;你所崇拜的群体只是你自己的投影。 “文化基督教”摒弃真正的基督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并不要求所有人在外在形式上统一,而是要求人们重生、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求人们与永生的基督联合。 “文化上的基督教”栖息在基督教的外壳里,将基督教异教化,直到人们可以完全扔掉基督教的壳。

要走到像这样的最后一步并不需要很长时间。 这些口口声声喊着“血与土”的宗教从不会满足于美化自己的血和自己的土。 他们最终会转向流别人的血,偷别人的土。

道金斯的“文化上的基督教”的问题并不在于他大声说出这个观点,而在于有许多人确实持有这样的观点,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 真正的基督教与国歌、乡村小教堂和圣诞颂歌无关,更不会利用文化或国家的杠杆来胁迫其他人假装自己是基督徒/基督教国家——即使他们并不是。

如果福音不真实,那福音就不会起作用。一个真诚的异教每一次都能战胜伪装成基督教的基督教。

使徒保罗警告人们,在末世,假教师会利用人们的欲望——享乐、权力、归属感、自我——来推出一种“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宗教(提摩太后书3 :5)。 魔鬼很聪明,他们会好好地利用空洞的、文化上的基督教,并且有朝一日,让我们在无意识中成为无神论者。 魔鬼聪明地认识到,让我们取下十字架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文化、皇冠、豪华大教堂或什至是一颗圣诞树——来取代十字架。

但让我们记住:耶稣还活着,祂也是个骑士。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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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强震过后,基督教机构努力帮助居民重建生活

在这个以佛教救援组织为主导的岛屿上,基督徒与教会合作照顾儿童和家庭

地震过后,路人经过一栋受损建筑。

地震过后,路人经过一栋受损建筑。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9, 2024
Annabelle Chih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T

上个礼拜三早晨,台湾东海岸发生7.4级地震时,台湾世界展望会传讯主任 Carissa Wang正在上班途中的台北捷运上。 她感觉车厢比平常摇晃得更厉害,然后捷运在下一站停了下来,捷运广播告诉乘客,由于地震关系,捷运暂停运作。

Carissa和她的世界展望会同事立即开始实施救灾流程,成立紧急小组,并与当地政府官员联系,协调疏散中心的救灾工作。 世界展望会的社工也开始联系该机构在花莲震央区的3000名受资助儿童及其家人,确保他们的安全,并了解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上周三的地震是台湾25年来最严重的地震,造成建筑物损坏和山崩。 来自台湾东岸城市花莲的图片显示,一栋红砖建筑在一楼坍塌后呈45度角倾斜。 大块岩石从山边滚落下来,阻断通往旅游胜地太鲁阁峡谷的道路,人们被困在一间旅馆内。

然而,对于如此强烈的地震来说,花莲遭受破坏的程度小到令人吃惊。 截至本周一,共有13人死亡,其中只有一人是因建筑物倒塌而死亡。 其他多数遇难者是被落石击中。 目前仍有10人失踪,1000多人受伤。

生命损失率如此低应归功于台湾的地震防备工作,因为在1999年的一次致命地震造成2400人死亡后,台湾政府改进并加强建筑法规。 有关地震的公共教育十分普及,救灾团体训练有素,反应迅速。 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是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该基金会表示,地震发生后30分钟内,该基金会就成立服务中心,发放毛毯和紧急经济援助。

虽然基督徒在台湾人口所占比例不到5%,但包括台湾世界展望会、芥菜种会和1919食物银行在内的基督教援助团体在救灾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团体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关怀灾民。 慈济和台湾红十字会等团体专门从事救援和紧急救助,而基督教团体则更关注受灾地区的儿童和家庭,处理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并深入他们原先已建立连结的原住民部落。

芥菜种执行长李肇家(Jeffrey Lee)说,透过这次合作,“被疏散的人能待在安置处,我们这些来自基督教组织的人可以陪伴他们并为他们祷告。我们在震后的角色是努力帮助 儿童和老人有稳定的情绪。”

在避难所一起工作

地震发生后,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旗下的1919食物银行花莲分行的员工开车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与政府联络人取得联系。 随后,他们帮助在一间学校、一个公园和一个体育馆建立疏散中心。

这些疏散中心展示了救援团体是如何通力合作的。 总部设在花莲的慈济迅速运来临时床铺,并搭建没有屋顶的四面帐篷,为避难者提供隐私。 该组织在2018年花莲发生6.2级地震,造成17人死亡后,想到采用这种有隐私的帐篷。 红十字会也提供帐篷、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

由于1919有经营食物银行的经验,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和分发捐赠的食物和水,并将他们的移动厨房搬来为灾民和前线工作人员制作食物。 1919食物银行主任Samuel Chang表示,他们的员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有些人帮助灾民办理入住手续,或为需要给手机充电的人提供电源,其他同事则安慰那些惊恐不安的人并为他们祷告。

在避难所里,世界展望会设立儿童关怀中心,工作人员透过唱歌和绘画等活动安抚和转移受创伤儿童的注意力。他们也在父母返回被认为不安全的家中收拾物品时帮忙照顾孩子。

非营利基督教社区发展组织芥菜种的成员透过提供按摩来帮助参与援助的人。 李指出,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精疲力竭,自己也受到地震的影响,但由于工作原因,他们不能表现害怕的情绪。 按摩师们不仅缓解了他们身体上的紧张,也充当友好的倾听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安慰。

芥菜种在花莲有个职业培训中心,该中心向政府开放,用于安置需要特殊照顾的灾民,例如老人或有年幼孩子的家庭,对这些人来说,中心的宿舍比学校礼堂还舒适 。 芥菜种每天为约60人提供住宿和食物。

向佛教同行学习

Samuel Chang(1919在中文音近“需要帮助”)认为,基督教团体可以向慈济学习一些东西。 慈济是个根源于人间佛教的组织。 台湾佛教尼姑证严法师于1966年创立慈济来回应她所居住的贫困社区的苦难,因为当时曾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拜访证严法师,当她们讨论各自的宗教时,她们问证严法师,既然 佛教教导对众生的爱与慈悲,为什么佛教徒不建立养老院、孤儿院和医院? 信服于修女所言,证严法师开始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募款。

如今,这个国际人道组织声称拥有1千万名会员,活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医疗援助、环境保护和救灾工作。

Samuel Chang表示,在台湾,慈济是最著名的救援组织,在救援领域也是行家。 慈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灾难发生时,他们有能力动员成员捐款和当志工。 他发现,在灾难现场与慈济成员一起工作时,他们总是愿意做最吃力不讨好的琐碎工作,例如打扫厕所——是基督徒较少愿意做的部分。。

Samuel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可以很好地互补。 为了照顾他们宗教的饮食限制,1919食物银行为佛教慈济志工准备素食餐点。 慈济也邀请1919的领导人与他们的僧侣会面,以协调原住民群体间的救灾工作,台湾有许多原住民是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有更密切的联系。

芥菜种执行长李肇家对此表示赞同:“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信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关心这些人的同时,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在灾难中遇见上帝

基督教团体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紧急救援工作之外,在他们通常服务的儿童和家庭中进行的。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通常会与地方教会合作,因为教会能更好地了解社区的需求。 “教会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了解每个家庭,知道每个邻居的需求,”Samuel Chang表示。

1919与台湾约1500家教会合作(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协助建立食物银行和课外活动中心,并提供经济援助。 地震发生后,1919与合作教会取得联系,了解他们能提供协助的部分。 例如,他们正在与IKEA合作,为部分地震灾民提供家具,并更换电视或水箱,帮助这些家庭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社会服务,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信仰的价值,看到我们的信仰能在他们的试炼中带来安慰,”Samuel Chang说。 “我们希望透过福音和对他们福祉的关怀,让他们即使在灾难中,也能与上帝相遇。”

世界展望会和芥菜种皆为贫困社区的儿童找赞助者,并从事社区发展工作。 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人员拜访他们资助的儿童,检查他们的房屋结构是否完整,并确定是否需要维修。 他们发现花莲约有180个与他们有联系的家庭受到地震的影响,有的是因为房子变得不再安全,有的是因为父母失业。

世界展望会也参与重建儿童信心和安全感的工作,尤其是该地区在大地震后经历400多次余震。 在资源本来就有限的社区,让人们恢复正常生活比确保孩子们能继续上学和人们有稳定的收入更加重要。

“水和食物是足够的,因为台湾人充满爱。但我们需要努力的是重建家园,处理孩子们的创伤,让他们尽快回归正常生活,”Carissa Wang说

援助原住民部落

芥菜种由美国宣教士孙理莲(Lillian Dickson)在二战后创立,该机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通常居住在偏远的山区。 台湾约有70%的原住民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曾遭受日本人和平地汉人的排挤,许多原住民能接受外国宣教士分享的福音。

花莲地震后,山崩阻断了通往其中一些原住民部落的道路。 因为芥菜种已与当地ㄧ些教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能迅速找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李肇家说,上周五有一个部落告诉他们食物和干净的水快要不够了,于是工作人员装满一辆卡车,车上有70包食物和大约850个瓶装水,准备送去给他们。 但突然下起了雨,路况令人担忧。

于是他们改变主意,决定用火车运送援助物资。 他们询问铁路部门是否可以将货物装上火车车厢,铁路部门同意了。 大约时十几个人把食品袋和水拖上火车,当他们到达部落村庄附近的车站时,陌生人帮他们把货物搬下火车。 村民们在车站接应他们,再把物资运到其他地方。

他说:“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在这次救援过程中,我们自然地互相信任。”

从长远来看,所有基督教团体都打算优先处理地震灾民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 Samuel Chang说,花莲许多家庭在2018年地震后不得不修缮房屋,但六年后又发生这场大地震。 由于许多人生活在对下一次地震的恐惧中,他认为教会可以在为当地人提供心理咨商方面发挥作用。 他正在寻找基督徒辅导员前往花莲,透过教会提供这些服务。

芥菜种也看到类似的需求,从台湾的神学院招募修习心理辅导的学生和老师,一同帮助花莲的家庭。 “即使是非基督徒,祷告和专业咨商也能平复创伤后的情绪,”李肇家说。 “我们希望不仅能照顾他们的生理需求,还能帮助稳定他们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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