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形象与羞耻文化

深度处理来自东亚文化影响的羞耻问题,需要从圣经的角度重塑男性形象。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6, 2023
Markus Winkler / Pexels / Edits by CT

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沉默寡言又不交朋友的老公几个月前瞒着她向亲友借债,并把家中全部存款,一起投进一个经济诈骗案中。虽然已经报警处理,但已退休的夫妻俩,却陷入经济危机。难堪的是,郁郁寡欢的丈夫,不仅不愿多谈细节,让妻子有效补救处理,还拒绝告知教会牧者。然而上周在团契弟兄聊天聚会中,却不时传来这位弟兄开怀高昂的笑声。

这位弟兄在情感上的表现,似乎符合某些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少年时或许还不太明显,但进入成年期后,就伴随着愈来愈坚固的自我(ego),成为一种典型。

男性比女性更感羞耻?

2023年6月,当台湾新一波#MeToo指控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正翻开沃弗(Miroslav Volf)的《记忆的力量:在错误世界迈向盼望》。

根据我的观察,华人社会始终隐隐执迷于期望少女保有“纯洁”——最好是对性的认识与接触,从心理到生理都是白纸一片。在这样社会期望中成长的#MeToo受害者(包括公车上遭遇“痴汉”侵犯),不论是未婚已婚,都会倍感羞耻。或许,这是男性加害者或男性旁观者所无法体会的。

但当我读到沃弗对他1984年在南斯拉夫从军时受到的凌辱,痛苦到难以忘怀或不想饶恕时,我忽然醒悟,就算不理解女性对#MeToo的感受,也不表示不存在某种因素或情境,会让男性比女性更强烈感受到羞耻。

穆勒(Roland Müller)曾引用创世记第三章,说明人在干犯了神的律法,破坏与神的关系与失去对神的信靠之后,会落入罪咎、羞耻与恐惧之中。羞耻感,是人类共同先祖世界观的基础之一;而以羞耻为本的世界观,则是东方文化的特点。如此,本文提出的羞耻感,是指人面对神以外,来自他人与文化的压力。

以羞耻为本的东方文化

在古近东,亚扪王哈嫩曾“抓住大卫的臣仆,把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袍子,露出下体”(撒下十4;代上十九4) 。令使臣深感羞耻的最大来源,是被剃掉神圣的、象征与神立约的胡须,以致大卫需将他们安置在耶利哥城,直等到胡须长出来(而不是干脆剃光),才有脸面回家。兹事体大,甚至引发两国的战争。

看来在集体意识相对强烈的东方文化中,脸面对男性而言,与羞耻、荣誉息息相关。就像用食指轻轻刮自己的脸颊,说“羞羞羞”,来解释“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以在群体中的羞耻感,迫使人自省,进而守法—羞耻与回避羞耻,是达到制约效果的有效工具。甚至有人认为,中文有多达一百一十三个术语来表达的羞耻概念,是数千年来文化的核心。

从羞耻为本的世界观衍发的面子文化,在人际关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也成为一个人自尊与尊严的体现,甚至成为“软弱的良心”(林前8)。让人即使接受基督,也“受管于世俗小学”(加4;西2),信徒可能重视面子,高过尊重(基于真理的)界限。

面子与男性形象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要避免羞耻(有面子),就得让自己表现出符合文化的男性气概,从光宗耀祖到生殖能力,从保家卫国到受邻里尊敬(参箴31:23)。但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却逐渐出现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与重构。欧巴、超人、战狼、李大仁、霸道总裁 ⋯⋯从外貌到内在,男性形象逐渐多元化。相比过去单一式的硬套,形象的流动,是否也让某些男性感到焦虑?

大卫处理使者遭受的羞耻,是顺从文化,给予他们修复传统男性形象的空间。但耶稣对待文化的态度却不一样,祂没有对抗文化,却超越文化,处处独树一帜——祂,创造文化。

今天教会牧养男性,除了使用圣经之外,在感情方面常常使用许多辅导或沟通技巧,但不是人人都运用得宜。以本文开头讲到的那位弟兄为例,弟兄聊天聚会或许让他暂时放松,却不见得让他有勇气面对羞耻,积极处理问题。同样的,有些教会在强调男性要成为领袖的同时,却没有协助处理来自文化的羞耻感,以及既要成功(好符合男子做领袖的条件)又要常常花心力时间关爱妻儿的矛盾,特别是当同理、陪伴、倾听、温柔等,被误认为女性特质时。

除了保持沉默或小心翼翼地回避之外,羞耻通常还是一种“不明”或“隐藏”的情绪:它不会进入意识中,但仍然经常出现。教会要协助弟兄成长,需要让他们了解并学习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其中最真实最痛苦的,就是羞耻。要深度处理来自文化影响的羞耻(如社会传统和原生家庭),就需要从圣经的角度,重塑男性形象,解读男性气质,分辨合乎上帝心意的男性气概。

谈妮是《举目》杂志主编,在美国南加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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