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耳能听见”的奇迹

开口说方言并不是上帝唯一的神迹。圣灵也赐下“能听见”的理解力,战胜人们之间的分裂和蔑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如火一般的舌头,无所不在。在这个喧闹和愤怒的时代,在这个抗议及反抗议的时代,言语燃烧、灼烧、烫伤、刺痛着人们。

雅各曾写道:“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但是,我们很少人——即使是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愿意相信这句劝言。我们不相信“多听少说”于我们今日面对的现实有益。

正如迈克尔·威尔(Michael Wear)在《我们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Our Politic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屈服于相信“在这个时代需要用敌人的工具(来打败敌人)”的诱惑。我们为自己的火舌辩解,认为“这只是加入你玩游戏的方式”,却无视我们造成的破坏痕迹——我们嘴唇上的火花毁掉了大片森林(雅各书3:5-8)。

当然,太阳底下无新事。愤怒以千兆赫的速度传播,比信使传播得更快,但我们的时代并非独一无二混乱或动荡的时代。教会经历过更糟糕的情况,尤其是基督复活升天后最动荡危险的初期。

“我被关进监狱⋯⋯挨打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我被犹太人用三十九根鞭子抽了五次,被罗马人的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砸了一次。⋯⋯我不得不越过河流,抵御强盗,与朋友搏斗,与敌人搏斗,”使徒保罗讲述着他在那个时代的传道经历(林后11:23-27,MSG信息版)。

这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圣灵临到门徒时的文化处境。圣灵向世界释放另一种火热的舌头——它带来连结、启迪灵魂和清晰的见解,而不是分裂、破坏和混乱。这就是我们在五旬节主日纪念并庆祝的属灵产业。我们需要重新抓紧这份产业,因为我们的时代同样需要这些火舌,以及伴随而来的相互理解的奇迹。

在我加入其青少契的那间教会里,任何关于“一阵大风”吹进门徒聚集的房间的讨论,都集中在这类或那类的方言上(徒2:2)。在灵恩派青少契里,教会长老们(—深信圣灵的第二次祝福或第二次洗礼)和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会说其中一种祷告语言(或称方言),就不能在青少契领袖小组里服事。(所以我没有)

同时,我在主日早上参与的另一间明显不属于灵恩派的教会基本上不会提及圣灵。这间教会将“五旬节(圣灵降临节)”变成古老的美好回忆,将圣灵的显现看作类似博物馆的展览——饶富文艺复兴风格的艺术品在人们平静、圣洁的头顶上舞动着娇艳的火焰。也许在初代教会发生的事有点奇怪,但我们的教会井然有序,一切合乎常理,正常且可预见。(这间教会的解读确实抚慰了我的自尊心,让我确信自己的灵命并不比青少契的同侪差)。

尽管这两间教会的结论大相径庭,但他们试图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五旬节的“舌头神迹”?这个问题的焦点非常单一,以至于我直到成年后才知道五旬节还有第二个神迹:除了舌头的神迹,还有耳朵的神迹。

在这个被巴别塔的混乱所困扰的世界里,上帝派遣祂的圣灵来恢复人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能力。五旬节主日既标志着说的神迹,也标志着聆听的神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却没有人在聆听,我们对雅各书所形容的那种火舌的了解远远多于使徒行传里医治的舌头——五旬节那日,人们彼此互惠的奇迹正是这个焦灼的世界需要“我们的教会”再次体现给世人看的。

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领袖智慧小书《狼要与羔羊同居》(The Wolf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中,美籍华人圣公会牧师艾瑞克·罗(Eric H. F. Law)以当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动态作为呈现使徒行传第2章的框架,以此来解读所谓的“沟通的奇迹”。

艾瑞克牧师写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两群人聚集在一起。首先是门徒,他们大多是来自加利利的渔夫和工人(我们今日可能会说他们是带着乡下口音的乡巴佬或大老粗)。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所了解到的,彼得和约翰等初代基督教领袖在犹太长老和文士眼中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在罗马殖民者眼中,他们“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教派,该教派领袖已被处死”。

第二群人是“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徒2:5)。相较于门徒,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是犹太菁英。有些人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花费不斐。或许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撒都该人,是宗教贵族,在犹太公会中占有席位,具有政治影响力,并与罗马政府的权贵有联系。就在几周前,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要求彼拉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动。

艾瑞克牧师认为,简而言之,第二类人可能会为耶稣的跟随者带来麻烦,或什至其中一些人已经带来了麻烦。然而,圣灵正是给了这群人“聆听并理解的恩赐,尽管门徒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人群中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恩赐——有些人还以为门徒喝醉了——但许多人确实听懂了,并对他们所听到的感到惊讶(徒2:5-13。

在圣灵降临节上,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并带来了“公义、圣洁和救赎”(林前1:27-30)。软弱、无知、无能的人被强大、受过教育、有权势的人所理解了。基督颠倒的国度颠覆了世界的常规。圣灵的火舌带来的是光照,而不是伤害。

今日的我们——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这样的故事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是强而有力的那一方,还是无能无力的那一方?这个问题因个人种族、教育和阶级等因素而变得复杂,却是我们许多场文化战争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同样的行为和恐惧,如果是来自受困的少数群体,而不是偏执的多数群体,其表现形式就会截然不同。

我自己的背景是白人、农村和工人阶级。如今,我和丈夫都是稳固的中产阶级,但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而且我是勉强摸索着才考上大学,因为我不了解SAT考试对入学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报名参加。我的家乡不是加利利,但可以算是美国版本的加利利。

我认识并深爱着许多白人工人阶级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在日渐凋零的小镇上艰难度日,试图想像自己的孩子在空洞化的社区里会有怎样的未来。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拥有特权或有什么权力地位,都对被人认为是特权阶层而感到不满。根据不同的新闻立场,这群人——我的村民——要么是一群受害者、因被遗忘而合理地充满怨恨的族群,要么就是无知的傀儡法西斯分子,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

这两种对立的形容词某种程度上来自沟通不良的问题。我们喋喋不休,却不愿倾听,因此我们无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是如此。我们说出别人的罪,却对自己的罪保持沉默(马太福音7:3)。我们忽略其他人所处的群体与我们的群体之间复杂又细微的差异,我们以苦毒还苦毒,加入铿锵的敲锣打鼓演奏团(林前 13:1)。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教会需要来自圣灵的清新之风。我们必须悔改,悔改我们正在以所有方式成为一个“惧怕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力量”远胜过“惧怕上帝的力量”的教会。我们必须祈求上帝透过圣灵帮助我们寻求在五旬节那日发生的两种神迹。

这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无论我们更倾向视自己为加利利人还是所谓的“更有智慧”的听众,都是如此。我想,同时在这两类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的不会只有我:在某些情况下,我的肤色或说话的内容给了我相当大的优势;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是一个乡巴佬,不知道如何在权力的殿堂自处。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的身分由祂来定义,我愿谦卑地顺服基督的呼召——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腓2:3)。在所有情况下,我都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一切所需。

我想,对耶稣所有的跟随者而言都是如此。有时,我们需要舌头/言语的恩赐:这种决心让我们有能力站在该站出来的地方,抵制必须抵制的事,说出该说的话。但有时我们需要有耳可听见的恩赐,因为上帝要求我们安静下来,倾听,并驯服我们的舌头。

有时我们有很多权力、力量。有时我们没有;有时我们有很多需求,有时我们则很富足;有时我们会享有特权,受人尊敬,有时我们被人谩骂和蔑视;有时我们需要捍卫我们所珍惜的东西,有时我们需要为人舍己。但在所有人生季节里,我们都有圣灵的陪伴,祂总是热切地在我们里面做工,并透过我们的生命产生上帝想见到的那种公义。

Carrie McKean是一位居住在西德州的作家,她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和《得克萨斯月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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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好好理解《历代志》?

圣经作者叙事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述说奥妙伟大的真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Unsplash

对于忠实的圣经读者来说,《历代志》(直译的名称为“编年史”)的存在可能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在阅读时,我们可能会想,我以前是不是曾读过这一段?简短的回答是:是,也不是。

《历代志》上下册重述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关于以色列和犹大的一些故事。但作者还透过加入新的材料并搁置其他故事,以全新的视角讲述那些年发生的事。作者决定保留哪些内容、增加哪些内容并不是随意的决定,而是有意为之。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作者心中有个独特的讯息,值得今日的我们借镜。

首先,《历代志》上跟下中只有50%的内容重复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一方面而言,这是很大范围的重叠,另一方面而言,这也意味着《历代志》有一半的内容是全新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内容!

虽然《历代志》的内容与先前的资料重复,但它是在先前的书成书100多年后才编写的——这让作者有了后见之明,并有机会以此书回应作者身处的那一代人所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当时,犹太人刚从流亡中回归,面对重建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艰巨任务(尼布甲尼撒王曾摧毁了这座圣殿)。这项任务深刻地塑造了《历代志》上下册的背景。

如果将《历代志》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并列阅读,你会发现新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大卫和圣殿。作者在大卫的家谱和大卫遗产的细节上花费了更多时间。虽然《列王记》专注于详述北方的以色列国,《历代志》则强调大卫后裔所统治的南方犹大国。

同样的,作者也增加了有关圣殿的内容。我们读到大卫准备建筑材料的过程,以及所罗门建造圣殿和献殿的更多细节。作者也向我们讲述了跨越数百年的五次不同的圣殿修缮工程。我们聆听了不同君王在圣殿中的祷告,了解利未人之中哪些人被指派执行哪些与圣殿有关的任务。

这两个重要的主题——“大卫”和“圣殿”——在历代志一开头列出的家谱里显而易见。是的,我可以理解人们想略过本书开头整整九章家谱的心情。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错过关于作者重视哪些细节,以及为什么重视这些细节的重要线索。

尽管家谱篇幅很长,但它们并没有对以色列所有12个支派进行公平而详尽的描述。相反的,它们特别关注大卫家族和利未支派,因为他们的后裔是主要被呼召至圣殿中侍奉的人。

如果将《历代志》与《撒母耳记》进行比较,你可能会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就是作者省略了大部分关于大卫的不光彩故事。

在历代志中,大卫没有占拔示巴的便宜,也没有失去对儿子们的控制。作者并非不知道大卫的失败;很明显的,他在写作时面前摆着撒母耳记,因为许多故事都是从撒母耳记中逐字摘录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讲述大卫挣扎于罪的故事无法达到作者的目的——除了其中一个事件。既然例外常常验证了潜规则,我们就必须仔细地看看它。

在《历代志》中,大卫的形象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但作者却把大卫不明智的举办人口普查的故事写了进去:当时大卫命令指挥官计算他们战士的数量。大卫没有相信上帝对他们的保护,结果为他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要理解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出现在《历代志上》第21章中,我们必须密切注意大卫的行为的后果。大卫没有听取他的指挥官约押的建议,要求进行军事人口普查。这次行动既是对大卫对自己权力的炫耀,也是对上帝的保护失去信心的表现。但当普查结果出来后不久,大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罪,并祈求宽恕。

作为回应,上帝允许大卫从三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后果:“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代上21:12)。大卫选择了最后一个方案,决定将自己和王国交托给上帝。

这场瘟疫确实是毁灭性的,由于大卫的愚蠢,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但在这场审判中,耶和华对这个国家展现怜悯,阻止祂的天使毁灭更多的人——这一刻,就像在摩利亚山上一样,亚伯拉罕正要杀死他的儿子以撒时,耶和华呼唤他住手(创22:9-14)。作者也告诉我们,当瘟疫停止时,耶和华的天使究竟在哪里——“站在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那里”(代上21:15)。

这个地点对全书的情节至关重要。禾场(打谷场)是人们处理收获的谷物的地方,人们用重型设备拖着麦秆,将谷物和麦秸分开。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山顶上进行这项工作,这样风就可以吹走糠,只留下营养丰富的谷物。

于是,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买下这个山顶上最好的打谷场,在那里建造一座祭坛,用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以恢复与耶和华的团契,感谢祂的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代上21:26)——这戏剧性的回应与会幕建造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利9:24)。大卫合理地得出结论,这里将是建造圣殿的最佳地点,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代上21:31)。不过,大家可能还记得,最终执行这项任务的不是大卫,而是他的儿子。

作者最终在《历代志下》以戏剧性的手法将这些线索串联在一起:“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楠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代下3:1)——在那里,上帝向大卫施恩,饶恕了以色列人;在那里,上帝也存留以撒的性命。作者不想让我们错过这一点!

但是,为什么作者要在描写大卫正面形象的书中讲述这个不光彩的故事呢?人口普查这个错误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它最终导致大卫确立所罗门建圣殿的位置——这正是本书的另一个关键主题。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向以色列人施展恩慈,为祂的同在及祝福提供戏剧性的证据。

作者希望向他那一代人强调重建圣殿的重要性,并重新召集那些在圣殿中服事的人。这群人迫切地需要一种来自过去的延续感,以及“上帝的同在”会再次赐福他们的群体的保证。如果我们跳过历代志,认为它们只是在“说重复的故事”,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上帝对我们的世代的呼召,也就是我们应优先建造圣殿。

今日的我们正面临类似的任务:在全球疫情过去后,教会应如何重建?在教会经历如此多公众性的丑闻和分裂后,我们该如何恢复?然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重建一座有形的圣殿,而是重建我们作为基督肢体的集体身分感。特别是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历代志》阐述着一种现代教会急需的纠正。教会的重点不在于,而是关乎上帝的子民在世上做上帝的工作。透过理解我们共同的使命,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我们身为教会的目标。

使徒保罗如此写道: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重建圣殿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项目。正如保罗和索提尼在其他地方所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林前3:16)。保罗强调了复数的“你们”。没有人会为了欣赏一块砖头而去参观一栋建筑物,但是,人们会对一座由成千上万块精准摆放的砖头所组成的建筑物肃然起敬。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圣殿的建造包括定期聚会、一同寻求上帝、学习彼此相爱,以及探索如何在我们的时代一同用我们的生命荣耀上帝。任何ㄧ个人都无法单独向注视着我们的世界展示上帝的荣耀。重建上帝的家是个集体性的计画,我们需要彼此参与在这个计画里。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着有《承受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成为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 )。她目前正在撰写下一本书《成为上帝的家人:教会为何仍然重要》(Becoming God’s Family: Why the Church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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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并非一本道德之书

与其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不如说它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与上帝相处、建立关系。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2,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人们常说,我们的文化已经失去了它的根基。就像历史上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我们的时代是个人人都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士师记17:6)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正是上帝最喜欢的时代,祂能在此刻再次证明,祂在基督里呼召的不是义人,而是那些失去了锚的人。

但在像这样的时代,以这种角度看事情并不是我们的本能。当道德每况愈下,当人们行为不端,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律法来敲打他们:“停止这样做!你应该如⋯⋯这样这样做!”。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这确实是我的本能反应。我常常忍不住想把上帝当作盟友:“听着,圣经说⋯⋯所以你应该⋯⋯。”

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试图呼吁让这个“道德正在失丧的文化”回归“圣经价值观”的基督徒背后的动力。但是,回归圣经价值观的呼声往往与试图操纵人们做出正确行为的企图连结在一起。例如,十多年前,佛罗里达家庭协会(目标是“捍卫、保护和推广传统的圣经价值”)曾引发的风波:他们向劳氏公司施压,要求撤下电视节目《全美穆斯林》的广告。

“圣经价值观”ㄧ词的使用主要符合政治保守派的政治议程。但圣经价值观并不属于保守派。因此,我们不时听到温和派和自由派同样呼吁根据“圣经价值观”做出政治决策,在这里,他们提及的“圣经价值观”指的是对穷人的关心、使人和睦⋯⋯等等。

时不时地,一些政治领袖也会加入使用“圣经价值观”的合唱行列,即使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用。英国前首相大卫·卡麦隆(David Cameron)当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圣经詹姆士王译本问世400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圣经帮助英国建立一套价值观和道德观,使英国成为今天的英国”,这番话引起ㄧ阵轩然大波。他认为,坚持圣经价值观可以对抗“缺乏任何真正的责任感或道德准则”的现象,这种现象最近让“一些银行家和政客漠视社会上其他人”。他还提到英国曾经历过的骚乱和“伊斯兰极端分子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威胁”。他说,“道德中立和被动性的宽容再也无法解决问题。”

见到英国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多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挫折感。同样的,当一些事件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时,我们本能地会想以道德律(或所谓的“圣经价值观”)纠正一切。

但这个策略似乎未曾奏效。首先,在宗教选择多元的文化或世俗国家(没有法定宗教)里,这种策略本身并不具有说服力。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会质疑一种强势的宗教传统价值观。其次则是关于人性。你越是要求别人服从圣经价值观,人性就越有可能反抗这些价值观。去掉了“耶稣愿为罪人而死(并复活)”的框架,圣经价值观在不信的人耳里听起来不过是压迫性的ㄧ系列律法。

在教会里,情况则可能有所不同。首先,扎根于基督饶恕的框架下,谈论圣经价值观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圣经的伦理教导就会被视为“以爱为根基生活的指南”。这些价值观不再是一系列律法,而是作为被恩典救赎的人具体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们的本能仍倾向把这些有益的教导变成纯粹的律法,即使在教会内也是如此。我在自己的教会传统——圣公会中就看到了这种迹象。我们这些圣公会内的保守派一直坚持要求主教们在性道德问题上“服从圣经的权威”,当圣公会总会拒绝后,我们拿着圣经成立了自己的教会。

又或者应该说,成立了“教会们”。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又分裂成各种圣公会运动和分支教派。而分裂至今依然继续着,圣公会美洲传教会的八位主教辞去了在卢安达省的职务(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年之前,他们曾公开承诺会顺服卢安达省的教区)。这些分裂向我表明,我们的动机也许不像我们起初想像的那样充满恩典。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动机并非如此。因为我被激怒了,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人对圣经权威的不服从!

当圣经被人这样使用——作为单纯的律法——就会产生一种教会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分裂及分裂中的再分裂持续发生着,即使圣经的权威不再受到威胁。

* * *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保守派为“圣经的权威”或“圣经的价值观”辩护时,我们常试图让其他基督徒服从某些教义(如童贞女降生或基督的代偿赎罪)或服从某些道德规范(如禁止婚外性行为或看限制级电影)——我们将圣经当作让他人服从的筹码。

容我为自己澄清一下。我确实相信耶稣由“童贞女”所生、相信基督的代偿赎罪、相信性行为应发生在婚姻中的一男一女⋯⋯等等。我相信经典的正统教义和伦理,因为我相信它们是圣经所教导的,或是从圣经教导中推论而来的,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神圣的启示。

但我并不认为圣经从根本上是个道德工具。与其说圣经是一本律法书,不如说它是一本礼物书;与其说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不如说它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与上帝相处、建立关系——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可以肯定的是,圣经在某种程度上是用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但圣经的目的并非让人们紧紧持守着规定,而是像保罗所说的,使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在我看来,如果圣经的教导能产生出“善事”,肯定是以上帝的宽恕为基础,以及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并复活的恩典。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下,我们的“善事”才是以爱为基础,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否则,所有教导仅仅只是一系列的律法。

我相信我们受到律法的诱惑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多很多。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谈到圣经中关于上帝的爱的信息时,我们之中很少人会推崇圣经的无误权威或赞美它的神圣启示性。我很少听到人们这样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林后5:19)——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真理,因为这是神无误的话语!”或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5:1)——是的,我们真的从律法中得了自由,因为上帝无懈可击的话语是这样说的!”相反的,我很常听到人们说:“你不能有同性恋关系,因为圣经这样禁止。”或者说,“你必须相信从童贞女而生这件事,因为圣经这样说。”圣经已不再是向我们启示好消息的书,而是一本道德之书。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无意间侵蚀了圣经的教导。整本圣经里至少有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律法不能使我们成为义人。拼命遵守每一条圣经教导,或试图让别人遵守它,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宣扬律法及其权威——甚至是圣经的权威——会产生与我们意图完全相反的效果。正如保罗所说,律法只会唤起我们的“恶欲”(罗7:5)。当有人告诉我必须做某件事,必须服从某种标准或律法,我只会想反抗。这就是圣经关于人性的教导。我们在遵守律法方面的经验每天都在证实这一点。因此,我们越是把圣经当作律法的棍棒,人们就越会反抗它。

难怪每当我们把圣经当作律法书时,它都无法说服他人。也难怪它能如此迅速地在我们中间形成一种恐惧文化。我们这些以“圣经的权威”为基础建立新教会的人可能会开始想像:“我们现在必须格外警惕。我们必须互相监督,以免其中一人偏离圣经道德的轨道。”我们以圣经的权威作为我们分裂出去的理由,如果我们的人不再遵从圣经,我们的存在(分裂出去)就是个骗局。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教会中的人变得越来越互不信任、互相评判,以至于新的分裂几乎无可避免。从古至今的教会历史就是这种模式的见证。

解决这种情况的方法不是放弃圣经权威。我们新教徒不想放弃“唯独圣经”,也就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和实践的准则。但圣经信仰的第一要义不是律法,而是恩典;不是顺服,而是饶恕。圣经的权威不在于它的命令和教义,而在于它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如果你的信仰从教义和伦理的要求出发,你最终会得到一个令人恐惧、不饶恕人的教会,以及一个没人愿意与之有任何关系的上帝。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奇妙的信息出发——上帝为我们这些道德沦丧的人提供一位救世主! ——那么,各种教义和伦理道德就会自然涌现出来,这些教义和伦理道德能促进自由和新生命的成长(彼前1:13-15)。

马克·加利(Mark Galli)是《今日基督教》的资深执行主编。他是《混沌与恩典:发现圣灵解放的工作》(贝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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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指出有毒的教会领袖需要全村的力量

耶稣的故事从来不会伤害脆弱的人,教会的故事的标准就是这么高。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ziana Hasanbekava / Pexels / Valerie Gionet /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两年多前,有篇文章详述了露丝·马尔霍特拉(Ruth Malhotra)——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性侵事件的吹哨者——所经历的遭遇。当时,露丝逐渐意识到这位国际知名的护教神学家和他的事工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那篇文章引起许多人对那些曾亲近地和撒迦利亚一起服事的人(如露丝和其他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早ㄧ点发现这些事?为什么他们不早ㄧ点离开拉维·撒迦利亚?

这些问题不无道理。毕竟,我们在收听《今日基督教》的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时,可能也会对那些离开教会的员工产生疑问:“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们怎么会一直没有看到传道人自恋和教会功能失调等问题呢?”或者更远一点的问题,我们可能会看完一部关于演员莉亚·蕾米妮(Leah Remini)离开山达基教的纪录片,然后问:“这些人怎么会看不出来这是个多层次传销及飞碟邪教结合的宗教?”

人们之所以在有毒的体系中停留如此之久,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原因源自于人类的骄傲和野心,有些则源自于人类的恐惧或无知。但并非所有原因都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起作用的是“盲视背叛(betrayal blindness)”。这个概念出自心理学家詹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指的是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需要信任其配偶、父母、照顾者或领袖,而当这个人遭到这些人的背叛时,就会在“需要结束这样的虐待/伤害”和“需要维系这样的关系”之间来来回回纠结。

洛莉·汤普森(Lori Anne Thompson)是第一位站出来公开指控拉维·撒迦利亚的女性,她在接受鲍勃·斯米塔纳(Bob Smietana)采访时使用了“盲视背叛”这个词。在露丝吹哨,站出来说话并被RZIM(拉维·撒迦利亚创立的事工机构)开除后,洛莉一直支持着她,为她祷告,并为她提供咨询——尽管露丝曾担任那位性侵她的人的公关。

洛莉告诉鲍勃,“盲视背叛”的概念帮助她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留在那种局外人觉得明显有毒的环境中。

我并不是说弗雷德提出的“盲视背叛”一定是露丝或其他任何吹哨者这么晚才吹哨背后的主因。但是,理解这个概念对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机构如何克服性侵、滥权、和掩盖恶行等行为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理解有毒的领袖、属灵虐待行径如今更频繁地发生的关键——有太多教会、事工、政府和政治运动有同样类似的模式。

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被有权柄的人爱和接纳”的需求,首先是我们的父母。当父母因家暴或忽视孩子等方式拒绝孩子的爱时,有些孩子无法接受承认“父母有问题”后心灵上的感受。

毕竟,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陷入一个可怕而混乱的世界,让孩子感到没有庇荫处及孤独。在某些情况下,孩子会认为是自己有问题。有时,孩子会想:“只要我表现得更好、更努力,我就能找到安全感,也能帮助照顾我的人变得更好。”

更常见的是,这种思考模式并不会随着童年的结束而停止。我们之中许多人曾辅导遭受家暴的女性,这些女性得出的结论是:她们的问题在于她们没有充分减轻伴侣的压力。遭遇配偶出轨背叛的人有时也会认为是自己不够有吸引力,或配偶的背叛是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教会中。人们有时很难发现——甚至要直到很多年后才会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只是“与人相处必经的混乱”事实上是个有毒、有害的环境。

特别是当机构——甚至是教会——有时会对受害者(或那些试图帮助受害者的人)情绪勒索、情感操控并加深对他们的伤害,让受害者感觉自己对伤害的反应(而不是伤害本身)才是问题本身。有时,当人们批评受害者“提出控诉的方式”或试图找到其他问题并归咎于受害者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教会或事工中,这种情况尤其危险。因为当人们在教会里学到“我们是主内的家人”的概念后,当他们看到教会内发生“亮起红灯”的事时,便会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当别人指责他们的控诉是在破坏事工的“合一”时,他们会开始相信自己(而不是问题本身)有问题。确实,世上任何机构都可能会霸凌或恐吓吹哨者,但没有任何机构能比一个说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在离弃耶稣/这个信仰”的机构还更有杀伤力。

就像孩子与父母的关系那样,有些人无法忍受自己冒出“这间教会/事工/宗派可能是骗子、坏蛋”的想法(尤其如果他们是在这里信主的)。他们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开始想:“也许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耶稣和福音的事也是骗人的。”或开始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而不是那些做错事的人。

很多时候,这些人甚至无法想像自己会脱离该教会、事工或宗派,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与教会、事工或宗派紧密相连。正如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指出的,被一个“部族”流放的心里痛楚,往往与身体上感受到的疼痛一样痛。

因此,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该把时间浪费在纠结于自己的直觉上(因为直觉告诉我有些事情不对劲)”,或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个红灯,所以我一定是疯了”;或是,“如果我离开这个岗位,会有更糟糕的人取代我。但也许我可以从内部做更好的事”。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想法最终都会带来灾难。

有时,即使是来自局外朋友给的建议,也会和我们自己内心的怀疑一样被人质疑。有时,只有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才会意识到必须离开。对某些人来说,就像露丝那样,直到她看到证据出现那刻,才知道自己的直觉终究是正确的。

我曾经处在一个有毒且充满属灵虐待、属灵滥权的环境里。但我终究摆脱了自己多年来的猜疑,不再责备自己的感受。那个时刻发生在当我念一本儿童读物给儿子的时候。我读着莫·威廉斯写的《金发姑娘与三只恐龙》结尾的一句话:“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马上离开。”我收起书,意识到“我正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

教会内发生的丑闻、欺骗、性侵、滥权事件,是我们所有教会成员的责任。我们必须采取许多措施——从建立问责机制到训练人们如何发现问题,再到教导领袖如何关心那些因这些问题受伤的人。我们必须坚持保护吹哨者。但是,我们也必须在问题出现前就采取预防措施,帮助引导人们看到耶稣赐给我们的关于教会的愿景:在这个愿景里,我们不会为了“合一、和谐”而舍弃问责,也不会为了所谓的“教会的使命”而牺牲我们的正直。

早在儿童主日学阶段,我们就应该开始帮助人们分辨“忠于基督”和“忠于某些以基督之名自居的人”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投入教会资源,教导人们如何发觉自己是否是因为“被人操纵”而开始自责,以及他们何时应站出来说“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些错误的事。”

我们需要教导人们,耶稣的故事从来不会伤害脆弱的人。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故事中,你可以随时离开。

罗素·摩尔是《今日基督教》编辑,带领本刊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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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

曹三强牧师分享了手抄圣经经文、祷告和母爱如何在他被监禁的七年间鼓励着他。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亲曹三强牧师为右边第一位。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亲曹三强牧师为右边第一位。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4
Paul Sancya / AP Images

2017 年3 月5 日,当64 岁的曹三强牧师从缅甸佤邦越境返回中国时,中国官员正等着逮捕他。多年来,他从云南省穿过漏洞百出的边境,来到贫困的佤邦,在那里创办20 多间学校,建立戒毒中心,并向当地人提供医疗药品、书籍、学习用品和圣经。佤邦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毒生产地之一。

然而,云南法院却以“组织非法越境”的罪名判处曹三强七年有期徒刑。

曹牧师的案件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因为曹牧师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美国公民,曹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虽然他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但曹决定保留他的中国护照,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中国服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牧养一间华人教会,同时训练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动员他们参与宣教。

多年以来,许多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和美国议员不停止呼吁释放曹牧师。 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得出结论,曹三强因信仰基督教而成为目标。

中国当局于3月5日因刑满释放曹牧师。四名警察将他押送回老家长沙,在那里,他将接受当地政府为期五年的监管和“思想改造”。

《今日基督教》采访曹三强牧师,谈及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支撑着他的圣经经文、他对迫害的看法,以及被释放到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中国的感受。(本访谈长度已经编辑)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已经获得自由40多天了。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的耳鸣一开始很严重,现在好多了。每天我都出去慢跑20分钟,所以身体恢复得很好。

您现在有多大的自由?

虽然司法办公室和派出所每个月仍会到我家对我进行监视,但我基本上是自由的。我可以外出,不会被跟踪。不过,我没有中国身份证,所以不能去看医生或去其他地方旅行。

您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曾在两间监狱服刑。因为我在第一所监狱(云南孟连看守所)与其他囚犯分享福音,2019年我被转到昆明监狱。为了惩罚我,我被禁止与其他囚犯交谈。

曹牧師Courtesy of China Aid / Edits by CT
曹牧師

在中国,囚犯需要经历劳改,即“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劳动,要求囚犯长时间劳动。劳动改造的目的是把坏人变成好人。

在孟连看守所,我们缝制裤子和衣服,收入十分微薄。在昆明监狱,我组装茶叶纸袋、礼物袋和水果袋,但没有报酬。

在狱中,我没有机会晒太阳,一年大概只见过10次太阳。没有阳光和阳光所产生的维生素D,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我被禁止外出或运动。我什至不能在房间里运动。

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必须收看国家新闻节目。我对新闻毫无兴趣,因为这里的新闻对我而言充满教义(共产党教义),毫无意义。通常在播放新闻时,我都会低头祷告。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了解COVID-19疫情情况和其他重大外部新闻。

为了“继承红色基因,准备解放全人类”,我们所有人都要学几十首“红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

由于在昆明监狱的时候,我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所以我会祷告和唱赞美诗。我也会写一些赞美诗。我被四名狱友监视着,不能走出我的房间。虽然他们可以自由地与其他牢房的囚犯交流,但我不能与他们任何人说话。同样的,囚犯们一旦看到四名看守站在我身边,也不会靠近我。

有没有特别鼓励你的圣经经文?

我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虽然我的母亲和律师曾把圣经带到监狱,但管教人员拒绝把圣经交给我。我母亲会在给我的信中写下圣经经文。然而,警察会检查我们的通信:如果我在信中提到信仰,他们就不会把信交给我。

两所监狱都有小型图书馆,藏书数百册。我会寻找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书,因为他的书中有一些圣经经文。找到后,我会非常非常高兴,把经文抄在笔记本上。在那里的四年,我抄写了几十节经文。

我特别喜欢那些记念在监狱中受苦的信徒的经文。诗篇137:1-3写道,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这些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在巴比伦流亡期间的悲痛经文让我感触很深。

你是否曾怀疑过自己的信仰,或想过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我未曾怀疑过。当我回到中国传福音时,我知道我迟早会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耶稣说,我们将经历祂所经历的一切。凡追求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此外,我去过中国每一个省,拜访过许多被逼迫、殴打和监禁的基督徒。我听过他们的见证。因此,当这一天来临时,我心中非常平安。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所以我感到非常喜乐。

您的母亲不辞辛苦地来看你。是什么给予她力量和勇气?

我母亲看似是名普通的基督徒,但她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赶到孟连关押我的拘留所,很多时候她甚至见不到我。在能够见面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窗通电话。我们的通话受到监控。

有一次,我母亲提到一位信徒转达他的问候,说他为我祷告。她的话还没说完,“祷告”这个关键字引发警察的注意,他们切断谈话,结束我们的会面。为了和我进行三分钟的谈话,她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这让她泪流满面。

根据中国监狱法,囚犯有权写信给亲人,但我只能写信给母亲。这切断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因为我只能透过她进行交流。

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我的母亲。我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母亲送儿子上前线打仗。其中一句是:昔日母亲送子去,今朝母亲与我并肩站。我视母亲为我的战友,她与我并肩作战。她比二战时期的母亲更伟大。

从当地基督徒到美国政府官员,许多人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你,并为你祷告。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非常感谢世界各地所有为我祷告及为我奔走的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们透过多种管道试图说服中国承认错误并释放我。

我非常感谢美国的许多立法者和官员,他们为释放我付出很多努力。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官员,他们都出于正义感为我说话。

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曾到监狱门口为我祷告。这可能会让他们被捕,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监狱的警察知道,如果有人站在门口,就是在为我祷告。一位警官曾秘密通知我,有人跪在门口为我的自由祷告。

出狱后,你回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基督徒的自由更少了,经济不断恶化,公民社会受到压迫。你是如何应对的?

最初,当我得知自己被判处七年徒刑时,我无法理解他们出于什么理由会迫害我,因为我在缅北做的事对中国的形象有益。

当我获释后,我才意识到许多牧师都被逮捕了。我意识到这是对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镇压,而我恰好是第一批被捕的人之一。

中国基督徒并不反政府,他们遵守宪法。一个普通公民都没有枪,他怎么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府镇压基督徒,是一种自残自损的行为。不仅基督徒受到伤害,政府的声誉也会受到损害,在外名誉扫地。

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画?

首先,我想获得一个中国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与我在美国的家人团聚。没有身份证,我就不能自由行动到其他地方,不能买手机、不能在网路上注册帐户,也不能看病。

这不仅关乎团聚,也关乎不便利性。身份证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体现。我非常重视身为中国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这样的权利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类似的事。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还不错。长沙也不错。我可以参加现场和线上教会聚会。有家庭教会与我联系,邀请我去牧养他们,但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家庭教会在中国仍被认为是非法的。一如既往,我的主要目的是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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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神论理工男到基督徒网络宣教士

CT前亚洲编辑回顾上帝如何带领他来到美国,信主、蒙召,投入网络宣教,服事全球华人教会。

Sean Cheng

Sean Cheng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4, 2024
Courtesy of Sean Cheng

1966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出生后没几天,父母就把我送到了省会成都我外婆家,我和妹妹都由外婆抚养成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那个年代,因为“出身不好”被送到远离成都、生活艰苦的藏区工作。父母每年只能回成都看我和妹妹一两次,每次要在“危乎高哉”的川藏公路上颠簸好几天。

在城市里长大最主要的好处是我能够受到比藏区好得多的教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必须考上大学,才能逃脱在高寒贫穷的山区度过一生的命运。我拼命用功学习,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都成绩优异,成为“尖子”学生。

16 岁那年,我去了上海,就读于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复旦大学化学系。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向世界敞开大门。当年,中国的大学对学生的思想自由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复旦更被称为是中国最“西化”的大学之一。

心之追寻

大学时,我开始反感和抗拒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但我的世界观已经受到多年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信,对任何宗教都不感兴趣。

毕业后,我回到成都,在一间化工研究院做高分子材料科研。工作之余,我喜欢唱卡拉OK、打麻将,甚至彻夜赌博,但我心里并不快乐。1989 年六四事件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幻灭、黑暗和绝望之中。我找不到内心问题的答案,生命变得毫无意义,痛苦不堪。我决定出国留学、到美国读研究生,并开始准备托福、GRE考试。

我也开始阅读大量哲学和宗教书籍。我发现那时能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基督教的书都对基督教持批评的态度。我也在成都锦江河边的“英语角”结识了几位学生基督徒朋友,但我只跟他们去参加过一次查经,而且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1990 年,为了赚点外快,我为一支英国探险队做翻译,跟随他们前往四川、甘肃和青海三省藏区的长江源头。这个考察队共有 30 人,其中 27 人是基督徒。他们用气垫船逆流而上,进入偏远的藏族村庄,在那里开展慈善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在青藏高原度过了一个多月。

考察队的车队拖着气垫船,冒着暴风雪、泥石流和其他恶劣天气的危险,在川藏公路上行驶。他们在藏区的旅行受到很多限制,遇到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团队的中方接待单位只想多赚点钱,对这些英国人并没有多少帮助。我虽然是中方雇佣的翻译,却常常更同情这些“老外”。这帮英国基督徒并没有机会向我传福音,但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亲眼见到他们在面对逆境时如何祷告,主日又是如何在帐篷里用吉他弹唱赞美诗,喜乐地敬拜上帝。我被他们对藏族人的真诚无私的爱感动,并且发现自己非常羡慕他们有那样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赴美留学

1992 年夏天,我收到了美国阿拉巴马(Alabama)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知是否因为那年申请到美国留学的人特别多,为了申请学生签证,我需要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外排队等四天四夜。更令人焦急的是,学校第一次邮寄的I-20 文件寄丢了,我不得不打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国际电话来申请另一份I-20,在领事馆外排队的第三天,我才终于收到了这份文件,最后拿到签证。

1992 年 8 月,我怀揣 42 美元(这是我当时所有的积蓄,我的一位亲戚给我买的机票)来到了美国,开始追求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幸福和科学成就的“美国梦”。

但我找到的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我加入了大学校园中的华人查经班。因为没有车,我只能依靠朋友带我四处购物和做其它事情。查经班里的基督徒主动为我提供帮助,周五晚上他们会带我去参加查经,尽管我主要是奔着能吃顿中国饭而去。

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与基督徒们争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类的问题。然而,我越来越被这些基督徒朋友对我的爱心感动,尤其是因为基督徒的不求回报的爱与我以前在中国接受的仇恨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我更具震撼力。我意识到,这些基督徒能够表现出无私与舍己的爱,是发自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正如青藏高原上的那些英国基督徒对藏族人的爱是来自他们对基督的跟从。

我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心中的仇恨、苦毒和其它黑暗,开始感觉自己需要救赎。1992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坐在塔城(Tuscaloosa)第一浸信会教堂的一个座位上参加主日聚会。当天牧师的讲道是福音布道,他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和上帝的爱,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牧师问是否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邀请愿意的人走到讲台前面时,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走到前面。牧师握着我的手,带我做了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决志祷告。到美国仅两个月后,我就在那个教会接受了洗礼。

网络宣教

1995 年硕士毕业后,我开始在美国化工行业工作,先是做科研员(scientist),后来成为高分子材料研发经理。因为工作,我从亚利桑那州搬到新泽西州,最后又搬到马里兰州。与此同时,我的属灵生命在上帝的带领下逐渐成长,我也在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参与服侍。

1995 年,我开始在原始的中文互联网上参与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讨论。很快,我开始在网上与在中国和海外的非基督徒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跟他们对话。我成为中文互联网上最早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以及利用互联网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基督徒之一。

尽管当时网上的基督徒寥寥无几,但在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时,基督教信仰曾是早期的BBS上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在 1996 年和 1997 年新语丝网站评选的 "中文互联网十大新闻 "中,关于科学与基督教的辩论都榜上有名。

1996 年,我加入“网络基督使团”(CCIM),成为其最早的同工之一。我们把护教和福音的资料放在网站上提供给中国国内的网友阅读(那时候还没有"防火长城 "的墙)。1998 年,我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福音网站“基甸连线”。

上世纪 90 年代末,许多中文在线论坛开始涌现。包括我在内的基督徒活跃在这些平台上,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参与,一些当时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甚至成为传道人。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当博客、豆瓣、微博、知乎和微信等网络平台逐渐流行时,海内外使用中文的基督徒迅速利用这些新的工具传福音。我自己从2006年左右开始写博客,主题逐渐从”硬核“护教转型到文化评论,希望用更“春风化雨”的方式分享信仰。2012 年,我的博客文集《追寻与回归》在中国出版。同年在《中国青年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把我(文中称为“J”)列为中国青年应该警惕的 "网络宣教士 "之一。

一路引领

但我向中国同胞传福音并不局限于网络写作。从2000年到2018年,我每次回国,都会在一些城市的基督教书店和教会开办的咖啡馆举办 “免费公开讲座”,演讲基督教与科学等主题(最后都会讲到福音),也会在许多城市与基督徒和慕道友见面。(2018年后很多教会被禁止、冲散,基督教书店和咖啡馆也不复存在了。)

2011 年,我加入了海外校园机构,成为全职福音媒体编辑(曾任《海外校园》杂志主编),我们通过微信公共号等平台发布福音性的文章,我个人也继续在网上分享信仰、与网友互动。在2020年1月我的账号被封禁、文章被删除之前,我在知乎网站上回答了近300个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问题。

同时我也以旅行布道者和营会讲员的身份服侍北美、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华人教会。2019年,我成为一名“散居宣教士”。2022年1月,我被外派到《今日基督教》担任亚洲编辑。在我在《今日基督教》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不仅发表了数百篇英文文章的中译,还发表了80篇中文原创的文章。

32 年前,当我来美国留学时,我的父母期望我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后来在化工行业工作时,我的科研做得还算不错。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想到我会“弃理从文”,成为一名网络传道人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如今,我曾经积极参与的许多中文论坛早已不复存在,但偶尔我仍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私信,他们告诉我在十多甚至二十多年前他们还是无神论者的时候,就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或读过我在网上写的文字,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了全职传道人或宣教士。他们通常会感叹我到今天还活跃在网上及通过在基督教媒体的工作传福音。

回想我的人生旅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除了上帝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当我出国前怀疑人生、苦闷挣扎时,是上帝在我心里动工。我信主后,祂又按照自己的时间引导我进入互联网,参与网络宣教。我这一路走来。都靠主的扶持和引领。我由衷地同意一首赞美诗中所说:”我愿忠诚跟主脚踪,因蒙我主亲手领我”。

Sean Cheng 是一名基督徒作家、福音媒体编辑、散居宣教士,现居美国马里兰州。2022 年,他出版了一本以科学与基督教为主题的中文书籍《万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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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保罗确实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

一些神学家对以弗所书5:21的解释为何站不住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在以弗所书5:21,保罗指示基督徒要“彼此顺服”。这些话在基督教传统上确实被理解为要求我们要彼此顺服,甚至是家人之间的顺服。例如,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承认,父亲顺服孩子或丈夫顺服妻子的概念“乍看之下可能很奇怪”,但他从未质疑这种顺服确实是保罗所教导的。

然而近年来,以这种方式理解以弗所书5:21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讽刺的是,这种质疑是以神学保守主义的名义提出的。许多福音派学者如今断言,这节经文里的顺服指的不是互相顺服(每个人都顺服每个人),而是对有权柄者的单向顺服(ㄧ些人顺服其他人)。对这一观点最直言不讳的学者是古德恩(Wayne Grudem),他是位著名的神学家,曾共同创建“圣经男女角色委员会”(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近期宣布退休的古德恩30多年来一直认为,以弗所书5:21可以理解为:“那些在权柄之下的人,应当服从那些在你们中间有权柄的人。”根据古德恩的解读,这节经文要求妻子顺服丈夫,但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要求丈夫顺服妻子。

在为这一解释辩护时,古德恩引用被翻译为“顺服”或“服从”的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的含义。古德恩声称,这个动词“在所有希腊文文学作品中,在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作品中,都意味着顺服他人的权柄。

古德恩认为,“在我们能找到的每一个例子中,当甲被形容‘顺服于’乙时,乙拥有甲所没有的独特权威。换句话说,‘顺服’(hypotassō)总是意指对权柄的单向顺服。”

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关于hypotassō的说法完全无法成立。请看以下八个包含hypotassō动词型态的古代文献。古德恩声称,hypotassō“总是意指对权柄的单向顺服,”而这八段文献都明确驳斥古德恩这一说法。在多处文献中,hypotassō被用来描述明确的相互而非单向的顺服,而在这八段文献里,hypotassō都被用来描述对非权威人士的顺服。 (所有译文均为原作者所译。作者将在《列克星敦神学季刊》(Lexington Theological Quarterly)上发表的文章将对这些文献和其他相关文本作更详细的论述)。

  • 七世纪的巴勒斯坦修道士安提奥古斯(Antiochus)向寻求谦卑的人提出以下建议:“让他顺服他的邻居,让他成为他的奴隶,记住我们的主,祂不会不屑于为祂的门徒洗脚。”(Pandectes 70.75-77)
  • 四世纪尼撒的贵格利主教(Gregory of Nyssa)曾解释,修道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基督的奴隶,是为着兄弟们的共同需要而买来的”,因此应“顺服所有人”。 (De instituto Christiano 8.1:67.13-68.12)。
  •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四世纪该撒利亚的巴西流主教(Basil of Caesarea)曾在信中提及一个“因着爱而顺服邻居的人”。 (Letters 65.1.10-11)
  • 在一篇规范修道院生活的论文中,巴西流主教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24的劝诫:“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巴西流因此得出结论,说“按照上帝的诫命顺服上帝,或因上帝的诫命顺服他人”是必要的。 (《希腊教父全集》31:1081.30-38)
  • 在一篇巴西流主教的论文中,他形容修道士团体的成员为“彼此的奴隶”和“彼此的主人”。这种“彼此相互奴役”并非透过胁迫来实现,而是自愿的,是“爱使自由者彼此顺服”。 (《希腊教父全集》31:1384.7-14)
  • 四世纪的大主教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在一篇关于性滥交的布道中指出,“新郎和新娘”如果之前没有与其他性伴侣有过性经验,在婚姻中就会“彼此顺服” (《希腊教父全集》62:426.33-35)。
  • 在劝勉基督徒相互顺服时,,金口约翰考量到如何对待一位无意相互顺服的基督徒同伴:“他不打算顺服你吗?尽管如此,你也要顺服;不仅仅是服从他,而是顺服他。对所有人都要有这种感觉,好像所有人都是你的主人一样。”(《希腊教父全集》62:134.56-59)。
  • 在四世纪修道士埃及的马卡里乌斯(Macarius of Egypt)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劝勉修道士团体的成员“维持这种良好的、有益的奴役状态”,并“对每个人都完全顺服”。他设想“所有的修士都满心欢喜地彼此顺服”,并劝勉他们“作为基督的模仿者”,拥抱“顺服和愉快的奴役,以使彼此更新”(《Great Letter》257.22-261.1)。

因此,古德恩对以弗所书5:21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的误解之上。如同上文引用的古代文献所示,这个动词不仅被用来描述对处于权柄地位的人的顺服,也用来描述对邻舍、兄弟和妻子的顺服。

此外,我透过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一个庞大的数位图书馆,基本上包含古代世界所有现存的希腊文学作品)研究了公元500年之前关于以弗所书5:21的所有引用和典故。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说希腊文的教会甚至听说过古德恩捍卫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顺服”的解释。保罗在以弗所书5:21所说的话被古代基督徒一致理解为要求基督徒顺服所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高低,因此这节经文经常与马可福音10:44( “做众人的仆人”)和加拉太书5:13(“用爱心互相服侍”)等经文连结在一起。

例如,金口约翰在引用以弗所书5:21之后,立即对相互顺服做出以下劝诫:“让奴隶和顺服互换。因为这样就不会有奴隶。不要一个人坐在自由人的位置上,另一人坐在奴隶的地位上;最好是主人和奴隶都互相为奴”。(《希腊教父全集》62:134.28-32)

请注意,在解释以弗所书5:21时,金口约翰使用了加拉太书5:13里的词汇:“彼此为奴”。虽然这两节经文在希腊教父文献中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但读保罗书信的英文读者却经常忽略这两段经文之间的连结。英文圣经(编按:中文和合本圣经也是)通常将加拉太书5:13翻译为“彼此服事”,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语言比“服事”这个词更强烈。 “奴隶”的希腊文名词是doulos,加拉太书5:13使用的动词是同义词douleuō,意思是“做奴隶”。

因此,动词douleuō和hypotassō非常相似,有时会作为近义词一起使用。请看下面四个hypotassō及动词douleuō搭配使用的段落:

1.二世纪罗马作家普鲁塔克引用柏拉图的建议,即不要“顺服于激情,成为激情的奴隶”(Moralia, 1002E)。

2.与保罗同时代的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谴责那些未能实现禁欲主义理想的人:“你是奴隶,你是臣民”(Discourses4.4.33)。

3.《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是第二世纪的基督教文献,描述着“如果你成为美好愿望的奴隶并顺服它”的后果(45.5)。

4.在上述八段文献的第一段中,当修道士安提奥古斯写道:“让他顺服他的邻居,让他成为他的奴隶”也是搭配使用这两个词。

古德恩在反对“相互顺服”的论证中忽略了这两个动词之间的相似性。他正确地观察到hypotassō包含等级制度的概念,在这种制度中,一个人的地位低于另一个人。由于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处于对方之下,古德恩和其他批评“相互顺服论”的人认为这个概念自相矛盾。

然而,这些学者并没有注意到,加拉太书5:13中的动词douleuō也意味着一种等级制度,即一个人被排序在另一个人之下。然而,正如所有圣经注释家皆认同的,保罗在加拉太书5:13中明显地使用动词douleuō来描述“相互”而非单向的行动。因此,尽管保罗在以弗所书5:21使用“相互顺服”于语意上确实(故意地)自相矛盾,但这并不比他在加拉太书5:13中说“相互成为奴隶”于语意上更自相矛盾。

古代教会一致地理解以弗所书5:21的意思为要求“彼此顺服”,而现代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对这一解释的排斥则根基于对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意思的虚假主张。是的,耶稣取了“奴仆的形像(腓2:7)”,所有跟随祂的人,无论男女,都被呼召彼此顺服。

莫瑞·瓦瑟(Murray Vasser)是卫斯理圣经神学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的新约助理教授。本文总结作者在圣经文学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23年会议上发表的学术研究,本篇研究论文即将发表在《列克星敦神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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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可以结束家暴的婚姻

基督徒如何区分“在破坏性的关系中受苦”及“在敬虔的伴侣关系中操练舍己”?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大约十年前,我参加一位基督徒的葬礼,我和家人已经认识她几十年了。这位多年好友在与癌症搏斗后去世,那场离别让人十分痛苦。她是那种“她的离去意味着世界失去了一些温柔”的人。

在她位于巴西中西部家乡的葬礼上,我听到人们说,“她是因为悲伤才生病的”、“现在她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终于拼凑出我年轻时无法理解的事实:她一直在忍受一段家暴婚姻,直到她去世那天。

是什么让我们的朋友在如此冷漠的关系和有毒的环境中苟延残喘?答案是,她相信她的丈夫总有一天会改变,并坚信离婚会让她失去救恩。

令人痛心的是,她认为无论丈夫如何家暴她,上帝都希望她信实地维持着婚姻关系,而她的牧师们也使她更加坚信这一立场。他们建议她继续禁食、祷告,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婚姻中——她一直坚持着这样做,直到去世那天。

要求一个人屈从于暴力的婚姻的重担,是一种缓慢的、残酷的死刑判决,这种折磨甚至是长达数十年罪恶的滥权。是的,基督信仰呼召我们每天向着自己的老我而死,包含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因为所有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舍己。但如果我们扭曲圣经,将忍受配偶的暴力等同于灵命上的舍己,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两种“向着自己而死”之间有个关键的区别:一种死是根基于完美的爱,另一种死是根基于毁灭性的罪。

婚姻的重担

在为维持这种暴力和致命的婚姻重担作辩护时,我曾听到许多牧师和基督教领袖引用彼得前书3:1-2:“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在这几节经文中,彼得针对的是那些信神但嫁给了不信的丈夫的女性,并解释她们有机会向不信的丈夫做信仰的见证。彼得绝对没有告诉女性要顺服暴力的丈夫(尤其是基督徒),好让他们被妻子的行为“感化”——如同我最常听到的那种说法。

相反的,正如玛拉基书2:16所示,圣经谴责家暴的行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上帝说“我恨恶离婚”的同一节经文中,上帝同样明确地说祂恨恶暴力。

因此,顺服于有家暴行为的婚姻与属灵上的敬虔无关,更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基础。这种婚姻不是爱的纽带,更像是将待宰的动物固定在墙上的箭。当掠食者以感性的请求原谅情勒和“会改变”的承诺来伪装成爱时,他们的姿态除了是在腐烂的猎物身上喷洒香水好来掩盖自己罪孽的腐臭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如何区分在暴力关系中的痛苦和在敬虔婚姻中的舍己操练呢?在后者中,夫妻双方都跟随耶稣的话,舍己并背起十字架。出于对配偶的爱,两人都在舍弃老我的冲动和欲望。透过这种各自向肉体老我的死亡,他们获得新的生命,一种镶嵌在这段婚姻里的复活。

谁应负责任?

尽管圣经讲述着与我们认知相反的信息,但我很少看到教会领袖要求肇事者对婚姻状况负责。有些牧师认为,离婚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悲剧,因为离婚是太大的罪。

教会领袖可能会赞扬留在家暴婚姻中的女性,因为她是个“好妻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忍不懈。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能改变人,所以有些人认为妻子有责任改变丈夫,而当丈夫最终改变时,她的坚持就会得到应证——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比“简单地离婚”更是种美德。

基督徒常常认为,妻子需要将家暴视为充满美德的机会,如果她提出离婚,就是不敬虔的迹象。在家暴案件中,将离婚的责任归咎于女性,就是将罪恶感转嫁到女性身上,并暗示是她要对丈夫的行为负上最终责任。让妻子在属灵上承担救赎男性的责任,就是在要求她们把男性最坏的一面变成好的一面——换句话说,就是在要求她们去做耶稣的工作。更严重的是,从事这项工作往往意味着女性要承担改变过程的伤口。

这种认为“女性应该在忍受家暴的同时承担婚姻重担,因为这是妻子角色的本质”的想法,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符合圣经教导。这种想法与保罗在以弗所书5:25-28对婚姻的理想相冲突。保罗认为男性应效法基督救赎之爱,愿为他的新娘献出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人颠倒了圣经的标准。在圣经里,牺牲之爱主要是对男性的具体要求。圣经里的婚约不是掠夺性的死亡之约,而是复活之约,其中的牺牲之爱是受到基督的牺牲的启发。

上帝可以恢复每个人的生命,即使是暴力或通奸的男性。但这些男性应该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且他们生命的恢复不应该发生在他还能接触到他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地方。耶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伤口,而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没有哪个女性需要为了爱别人的灵魂而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即使是自己的丈夫。

可喜的变化

本刊曾于2023年报导关于一间美国教会的领袖建议家暴受害者继续维持婚姻的故事。那篇报导令人揪心,但人们对报导的反应表明,如今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这些领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并明白即使这种行为在过去被认为是“正常”或可以接受的,也是错误的想法。也许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身为教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而是,“我们为何保持这种状态如此之久?”或者,“我们如何才能永远改变这种状况?”

2019年,在福音派关于对抗针对女性犯下暴行的爆炸性讨论中,性别互补派神学家古德恩(Wayne Grudem)与本刊分享他对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的重新诠释。经过近40年的事工经历,古德恩分享了他在释经上的转变,让他认识到家暴和虐待应是合理离婚的理由(和通奸及遗弃一样为合理理由)。身为一个多年来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咨询的人,我乐见这样重大的转变。

在女性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能活着的情况下,建议她们继续维持婚姻,绝对不会起到维系婚姻制度的作用。在婚姻盟约本身已经破裂的情况下,还劝绝望的女性说“这种顺服有圣经依据”是扭曲地解释圣经,只为了维护虚假肤浅的婚姻形象。

正如本刊主编罗素·摩尔去年所写:“圣经表示,如果配偶一方抛弃了家庭,这不是无辜的那一方的错。如果夫妻其中一方使家庭成为对其配偶(或他们的孩子)而言危险的场所,那也不是无辜受害者的错。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并不是罪,而是我们首先承认这个已然发生的事实:二人合为一体的盟约已经解除,被家暴的配偶在离婚时不应感受到任何谴责。”

我最热切的祷告是,遭受家暴的女性能够从她们的牧师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每当人们辜负她们的时候,她们能够见证天父的保护。有一位上帝看顾着她们(创16),祂并没有要求她们继续履行死亡之约。相反的,祂来了,是要叫她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上帝不需要女性为男性的生命而死,或以被殴打作为祭品。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至高无上的终极祭品(来10:12-14)。

Bruna Santini曾在巴西和美国从事家庭法律工作,并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咨询,如今她与家人住在美国。她目前正在亚特兰大改革宗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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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心不是传道人的工作

我们无法控制羊群的生命,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伤害。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s: Getty / Anthony Saint James / Chrispecoraro / Wikimedia Commons

现在是星期二凌晨两点,我还很清醒。

通常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可能他们做了个恶梦。他们想吃东西。他们忘了告诉我一个在学校听到的笑话。或一些特别紧急的事。但今晚不是。今晚的情况更糟。唤醒我的不是我的孩子们,而是我对我和丈夫艾克共同带领的教会发生的冲突感到焦虑。一个我们所爱及亲近的人,一个了解我们家和我们孩子的人、一个和我们一起传福音的人——不喜欢我们做的一个决定。他们很不高兴,威胁要离开我们教会。

我在黑暗中一睁开眼睛,翻腾了好几天的思绪就再次涌上心头:

也许如果我向他们解释这段经文…

也许如果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

也许,如果我与他们分享我们从会众中的专业领域人士得到的智慧建议…

也许他们会听到我们教会中受伤者的故事…

像这的想法不断涌现。

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我偶尔也会经历因冲突而导致的不眠之夜,但和许多牧师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情况明显增加。 2020年,当教会领袖们面对疫情、全国范围内的种族紧张局势和两极分化的总统选举三重打击时,我们教会内部的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教会的氛围被严重的党派主义污染,这意味着牧师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发言、每一次布道和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都会被人透过政治滤镜检视。

由于误解的风险如此之高,我和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解释自己。我们透过教导会众那些指引我们做出决定的圣经经文,以及对我们曾寻求的专业人士及知识管道向教会保持透明。我们知道,透过这些方式建立会众对我们的信任是必要的——通常也确实管用——但这些方式也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学到的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经文注释,无论你诉诸什么样的神学支持,无论数据、专家或你自己的诚信记录如何,你都无法说服人们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

为什么?因为资讯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而有力。

在《神经的失败》一书中,作家兼家庭治疗师埃德温·弗里德曼这样描述我们对他人有限的影响力:“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误解是,以为见解/洞察力能对‘无心改变的人’起作用”。

尽管我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但资讯的影响力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把“事实”下载到别人的大脑中并不能神奇地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我也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尝试以资讯纠正人。每当教会或某个会友的个人生活“需要被纠正”(对我而言)时,我就会用各种论点试图说服他们。几秒钟内,我就能想出上百种不同的论点来说服他们相信真理,我认为“只要我能坐下来向他们解释”,就会有用。

但上帝告诉我,我不仅仅是在试图引导他们,我实际上是在试图控制他们。我依靠的是知识、资讯和上帝话语的真理,好似使用控制马的缰绳那样,瞬间将他人引向我希望他们去的方向。

但时间和经验告诉我,我严重高估了自己的说服力。耶稣在结束祂的一些最艰深的教诲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15)。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人不会听。他们听不懂——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无论是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是多么缜密的逻辑,都无法打动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打动,就不会被打动。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我们利用资讯来改变别人的观点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当人们接收到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时所产生的“加倍相信自己原来相信的事”的效应。

有些人不会客观地看待证据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念,并且会更坚信自己的错误信念。有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信念与身分认同连结在一起时,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当新的资讯让人感觉自己的身分/族群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更积极地拒绝它。

我们很感恩,在过去几年的事工中,艾克和我学会了分辨哪些人容易接受资讯,哪些人不容易接受资讯。对我们的动机做出不怀好意的预设,或对我们做出的决定缺乏真诚的好奇心、不愿尝试理解我们,都是我们的解释将付诸东流的可靠征兆。

然而,即使我能辨别出哪些人缺乏真正的接受能力,这也不总是能抑制我对影响力的幻想。与所有经验相反,我仍然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服别人。我可以花上好几天的时间,用我确信无法反驳的所有事实和观点来反刍完美的论点。但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更像个律师而不是更像个牧师那样去说服别人——就会适得其反,效果非常地糟糕。事实也是如此。就像所有形式的控制一样,这种努力行不通,反而只会助长我的焦虑,让我与那些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认识到自己正与控制欲斗争在两个具体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首先,“当你能说出它的名字时,你就能驯服它”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我的颈部、背部和下巴紧张、不断膨胀的焦虑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这些都是我试图控制那些上帝没有给我控制权的事物的信号。说出自己正面对“控制欲”的诱惑能帮助我重新建构真实的情况:我并非试图牧养我的羊群,我在试图控制他们。

其次,这种对控制的认识加强了我理解倾听的重要性,因为倾听是教牧事工的关键。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社会全面性的逆火效应。当我们试图用论点或劝说来控制对方时,往往会把意见不同的人推得更远。在这样吵杂的环境中,操练“快快地听,慢慢地说”不仅忠于圣经(雅各书1:19),也是宣教的当务之急。

艾克和我正努力透过有架构及自发性的方式,有意识地去倾听我们的会众——尤其是那些可能不满或愤怒的人。在这个因控制欲问题而支离破碎的社会里,这些专注倾听的时刻就像一种反文化而行的见证。

身为牧师,迎战我那持续不断的控制欲诱惑,对我自身的灵命健康至关重要。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羊群,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伤害。当我们遇到自己影响力的极限时,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抵制控制欲的诱惑,二是意识到这是个放下我们不该承担的重担的机会。我们说服力的极限并不总是失败的标志。它们往往是事物正确的秩序的标志。它们提醒我们,是时候背上较轻的轭,全然相信圣灵——唯一真正的心灵改变者和思想启迪者——会为我们完成繁重的工作。

雪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与丈夫艾克(Ike)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带领光明城市教会(Bright City Church)。她在研究女性及呼召的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她的最新著作是《控制的代价》(The Cost of Control.)。

本文部分内容改编自莎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的《控制的代价》(贝克图书,贝克出版集团旗下,© 2022)。经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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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不该成为一言堂

即使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也不要放弃一起聚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Lightstock

最近,教会一位女士向我提出一个出于真正的好奇心的问题。她问:“你是位女性神学家。我们教会不允许女性讲道,你为什么还选择来我们教会聚会呢?”

由于我身为一位圣经学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公开的,所以我支持女性充分参与教会事工,包括参与教会领导阶层,并不是什么秘密。因此,有人偶然注意到我的信念与我们教会在这个议题上的做法不符,我并不感到惊讶。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因为目前,我认为我无法以上帝呼召并装备我的所有方式来服事我的教会。我非常渴望基督的身体能够接纳所有肢体的恩赐,不仅在这间教会,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也是。但正如《今日基督教》四月的期刊内容提醒我们的那样,全球教会在“女性可以(或不可以)在教会参与什么样的事工”这个议题上,离达成共识仍非常遥远。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我的朋友向我询问我们家的决策过程,因为正是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才能避免人们两极化。女性在教会的角色并不是现今使教会分裂的唯一问题。种族和解或提倡多元化、我们对气候变迁的态度以及政治(尤其在美国又一次充满争议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都是有可能分裂我们信仰群体的领域。

近期出版的《大离教运动》(The Great Dechurching)一书指出,美国离开教会(不再聚会)的人数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峰。4000万个曾经参与教会活动的美国人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16%。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停止了信仰,有些人则是因为不认同他们的教会或神职人员而离开,还有更多人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对重新参与教会活动感到犹豫不决

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太多充分的理由让他们离开或换教会——任何形式的滥权都是极为重要且足够的理由。参与集体性的敬拜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决定加入一个教会家庭时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间教会的教义教导和实践。毕竟,我们所处的群体能深刻的塑造我们的信仰。

然而,我越来越深信,当我们意见不同时,我们太容易因此放弃一起聚会了。我认为,寻找那些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一致的人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或生活选择永远不会受到他人的挑战——更不用说,一旦“完美一致”的幻觉不可避免地破灭时,我们极可能会马上离开。

正如丹尼尔·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不久前在本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福音派的“教会神学”必须重生——离弃个人主义(及其远亲),这类个人主义将个人的信仰置于(选择性地)参与在群体里面。也正如迈尔斯·温茨(Myles Werntz)谈及潘霍华的教会神学时指出的,教会不应以个人经历为中心,而应成为一个“透过彼此的生命遇见基督的民族”。

我们可以从那些和我们以不同角度看世界的人的团契交流中学到更多。如果教会只是个回音室(或一言堂),教会就无法认识到上帝的灵在全球各地深入且广泛地运作的方式。但是,学会爱那些以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的人需要付出努力——尤其在一个倾向根据我们的本性将我们分门别类的社会里。

首先,现今的网路演算法有效地将我们彼此隔离,使我们无法听到持不同观点的其他人的声音。卡莉·麦肯(Carrie McKean)指出:“演算法推播我们那些我们想听到的新闻,让我们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网路上的群组使我们根据共同兴趣或政治倾向来选择对话伙伴。并且,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经济因素,我们所处的社区和学校有时也尽是和我们同质性很高的人。

但像这样的问题并非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即使在一世纪,早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人类就开始将自己与那些和自己十分不同的人区分开来。然而,耶稣对同质性并不感兴趣。祂公开与宗教领袖和社会上最臭名昭著的罪人接触。祂接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从年轻富裕的统治者到贫穷的寡妇,皆有。

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为罗马政府工作的犹太税吏,也有对罗马税收不满的犹太渔民,更有为了对抗罗马而受军事训练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耶稣的女性追随者也来自不同经济阶层——包括最贫穷的人群及统治阶层的菁英。仅从这些政治从属关系和人际网络来看,耶稣的追随者几乎涵盖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光谱。

耶稣不仅容忍持不同观点的人,还有意地亲自寻找他们,并创造一个能超越这些差异的新的群体/共同体(community)。耶稣试图建立ㄧ个超越政治派别、阶级和性别差异的新群体。祂邀请祂的追随者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跟随祂、向祂学习、模仿祂,并学会彼此相爱。

尽管如此,在耶稣升天之后,初代教会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教会能够应该容忍和吸收多少种族和文化多样性”。而当他们向非犹太裔的外邦人敞开大门时,他们最终发现其他这些耶稣的追随者可以为教会——这股新兴运动——有非常丰富的贡献。

事实上,有许多族群间的差异大可能分裂初代基督教群体。以腓利门书为例,这本简短的书探讨一个被释放的奴隶如何与他从前的奴隶主以平等的方式重新加入团契。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如今也有像这样的挑战!

然而,今天大家在寻找一间教会聚会时,往往变成在寻找“我们自己人”——即那些生活方式和自己相似、观点相近、投票方式与我们相同的人。如果这是我们找教会的方式,那我们就错过太多了。

2021年,当我和家人搬到南加州时,我们有机会找间新的教会重新开始,重新想像参与教会活动会是什么样的画面。我渴望一种与教会连结、扎根的感觉,一种与历史悠久的基督信仰之间的连结,加入一间在乎一同庆祝教会节期、在意是否能在共同的敬拜中塑造基督徒灵命的教会。我们也想找间离家近的教会,最好步行即可到达(这无疑缩小了范围)。

种种这些条件让我们找到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家的教会,离我们家只有三个街区。这间教会有着特别的一群会众,受到大学教授和学生的强烈影响,是个有思想、有活力的会众群体,同时又非常低调。这群人有着强烈的群体/共同体意识、活跃且定期的小组聚会,礼拜后有祷告小组的服事,每周透过甜甜圈和咖啡进行团契活动,加深彼此的情谊。

在我们首次拜访这间教会的礼拜天,当我们走到甜甜圈桌前,看到一个写着“常年期(Ordinary Time)”的牌子,表明教会当前在教会日历中的位置时,我感到既有趣又高兴。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梗,“常年期”是教会日历上的一个季节,从圣灵降临节之后开始,一直到下个将临节之间的日子)。当主礼人在欢迎会众进入礼拜前时请大家默想前来聚会的目的,我完全被吸引住了。这就是我一直渴望的灵命牧养和扎根连结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我们教会的成员甚至教会领袖有时会有跟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些分歧只是哲学或教义上的,但有些分歧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做法(或者,就我而言,关乎谁被允许实践哪些做法),并成为一些受到影响的成员焦虑的根源。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不离开——但这样的决定并不简单。在选择加入哪间教会的一系列因素(地点、教义、实践、音乐、讲道、社群、价值观、活动、宣教事工契合度和服事机会)中,我们认为目前这间教会是最适合我们的。

我们的灵命在这间教会不断受到挑战,并以我们感激及欣赏的方式得到培育、成长。我们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服事教会。离开这间教会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爱这里的人,也爱这里的聚会。这不仅关乎我们从聚会中得到什么,也关乎我们能付出什么。也许我们确实能找到另一间在某个方面更合适我们的教会,但它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我们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已经爱上这群人。我们深信,我们之中有些分歧的意见不一定会使我们分裂,并且,学会如何在分歧中彼此相爱是更重要的事。

与那些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面对面、并肩共处,对我们的灵魂很有益处。它打破一种不真实、无益处的幻觉,即这个世界(信仰)到处都是和我们长得一样、同类型、想法一样的人。这提醒着我们,上帝的国度远比我们想像中的“同质性”更广阔、更深远。就我而言,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也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给这个地方门徒群体。

属灵生命的转变并不完全倚靠讲台上所传的道,同样也倚靠坐在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ㄧ同关注如何紧紧跟随耶稣时,我们会变得更像祂。而当我们每个人都更接近耶稣时,我们必然会在共同的理解和爱中与彼此又更靠近。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这就是我们都需要的好消息!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着有《承受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成为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 )。她目前正在撰写下一本书,《成为上帝的家人:教会为何仍然重要》(Becoming God’s Family: Why the Church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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