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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有毒的教会领袖需要全村的力量

耶稣的故事从来不会伤害脆弱的人,教会的故事的标准就是这么高。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ziana Hasanbekava / Pexels / Valerie Gionet /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两年多前,有篇文章详述了露丝·马尔霍特拉(Ruth Malhotra)——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性侵事件的吹哨者——所经历的遭遇。当时,露丝逐渐意识到这位国际知名的护教神学家和他的事工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那篇文章引起许多人对那些曾亲近地和撒迦利亚一起服事的人(如露丝和其他人)的疑问: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早ㄧ点发现这些事?为什么他们不早ㄧ点离开拉维·撒迦利亚?

这些问题不无道理。毕竟,我们在收听《今日基督教》的播客《马尔斯山教会的兴衰》时,可能也会对那些离开教会的员工产生疑问:“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们怎么会一直没有看到传道人自恋和教会功能失调等问题呢?”或者更远一点的问题,我们可能会看完一部关于演员莉亚·蕾米妮(Leah Remini)离开山达基教的纪录片,然后问:“这些人怎么会看不出来这是个多层次传销及飞碟邪教结合的宗教?”

人们之所以在有毒的体系中停留如此之久,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些原因源自于人类的骄傲和野心,有些则源自于人类的恐惧或无知。但并非所有原因都是这样。在某些情况下,起作用的是“盲视背叛(betrayal blindness)”。这个概念出自心理学家詹妮弗·弗雷德(Jennifer Freyd),指的是当一个人在生活中需要信任其配偶、父母、照顾者或领袖,而当这个人遭到这些人的背叛时,就会在“需要结束这样的虐待/伤害”和“需要维系这样的关系”之间来来回回纠结。

洛莉·汤普森(Lori Anne Thompson)是第一位站出来公开指控拉维·撒迦利亚的女性,她在接受鲍勃·斯米塔纳(Bob Smietana)采访时使用了“盲视背叛”这个词。在露丝吹哨,站出来说话并被RZIM(拉维·撒迦利亚创立的事工机构)开除后,洛莉一直支持着她,为她祷告,并为她提供咨询——尽管露丝曾担任那位性侵她的人的公关。

洛莉告诉鲍勃,“盲视背叛”的概念帮助她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留在那种局外人觉得明显有毒的环境中。

我并不是说弗雷德提出的“盲视背叛”一定是露丝或其他任何吹哨者这么晚才吹哨背后的主因。但是,理解这个概念对教会和其他基督教机构如何克服性侵、滥权、和掩盖恶行等行为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理解有毒的领袖、属灵虐待行径如今更频繁地发生的关键——有太多教会、事工、政府和政治运动有同样类似的模式。

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被有权柄的人爱和接纳”的需求,首先是我们的父母。当父母因家暴或忽视孩子等方式拒绝孩子的爱时,有些孩子无法接受承认“父母有问题”后心灵上的感受。

毕竟,这样的想法会让孩子陷入一个可怕而混乱的世界,让孩子感到没有庇荫处及孤独。在某些情况下,孩子会认为是自己有问题。有时,孩子会想:“只要我表现得更好、更努力,我就能找到安全感,也能帮助照顾我的人变得更好。”

更常见的是,这种思考模式并不会随着童年的结束而停止。我们之中许多人曾辅导遭受家暴的女性,这些女性得出的结论是:她们的问题在于她们没有充分减轻伴侣的压力。遭遇配偶出轨背叛的人有时也会认为是自己不够有吸引力,或配偶的背叛是因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教会中。人们有时很难发现——甚至要直到很多年后才会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只是“与人相处必经的混乱”事实上是个有毒、有害的环境。

特别是当机构——甚至是教会——有时会对受害者(或那些试图帮助受害者的人)情绪勒索、情感操控并加深对他们的伤害,让受害者感觉自己对伤害的反应(而不是伤害本身)才是问题本身。有时,当人们批评受害者“提出控诉的方式”或试图找到其他问题并归咎于受害者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教会或事工中,这种情况尤其危险。因为当人们在教会里学到“我们是主内的家人”的概念后,当他们看到教会内发生“亮起红灯”的事时,便会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当别人指责他们的控诉是在破坏事工的“合一”时,他们会开始相信自己(而不是问题本身)有问题。确实,世上任何机构都可能会霸凌或恐吓吹哨者,但没有任何机构能比一个说出“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在离弃耶稣/这个信仰”的机构还更有杀伤力。

就像孩子与父母的关系那样,有些人无法忍受自己冒出“这间教会/事工/宗派可能是骗子、坏蛋”的想法(尤其如果他们是在这里信主的)。他们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开始想:“也许他们告诉我的那些关于耶稣和福音的事也是骗人的。”或开始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而不是那些做错事的人。

很多时候,这些人甚至无法想像自己会脱离该教会、事工或宗派,因为他们的身份已经与教会、事工或宗派紧密相连。正如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指出的,被一个“部族”流放的心里痛楚,往往与身体上感受到的疼痛一样痛。

因此,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工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不该把时间浪费在纠结于自己的直觉上(因为直觉告诉我有些事情不对劲)”,或是,“其他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个红灯,所以我一定是疯了”;或是,“如果我离开这个岗位,会有更糟糕的人取代我。但也许我可以从内部做更好的事”。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些想法最终都会带来灾难。

有时,即使是来自局外朋友给的建议,也会和我们自己内心的怀疑一样被人质疑。有时,只有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才会意识到必须离开。对某些人来说,就像露丝那样,直到她看到证据出现那刻,才知道自己的直觉终究是正确的。

我曾经处在一个有毒且充满属灵虐待、属灵滥权的环境里。但我终究摆脱了自己多年来的猜疑,不再责备自己的感受。那个时刻发生在当我念一本儿童读物给儿子的时候。我读着莫·威廉斯写的《金发姑娘与三只恐龙》结尾的一句话:“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马上离开。”我收起书,意识到“我正在一个错误的故事里。”

教会内发生的丑闻、欺骗、性侵、滥权事件,是我们所有教会成员的责任。我们必须采取许多措施——从建立问责机制到训练人们如何发现问题,再到教导领袖如何关心那些因这些问题受伤的人。我们必须坚持保护吹哨者。但是,我们也必须在问题出现前就采取预防措施,帮助引导人们看到耶稣赐给我们的关于教会的愿景:在这个愿景里,我们不会为了“合一、和谐”而舍弃问责,也不会为了所谓的“教会的使命”而牺牲我们的正直。

早在儿童主日学阶段,我们就应该开始帮助人们分辨“忠于基督”和“忠于某些以基督之名自居的人”之间的区别。我们应该投入教会资源,教导人们如何发觉自己是否是因为“被人操纵”而开始自责,以及他们何时应站出来说“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有些错误的事。”

我们需要教导人们,耶稣的故事从来不会伤害脆弱的人。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故事中,你可以随时离开。

罗素·摩尔是《今日基督教》编辑,带领本刊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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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

曹三强牧师分享了手抄圣经经文、祷告和母爱如何在他被监禁的七年间鼓励着他。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亲曹三强牧师为右边第一位。

阿莫斯·曹分享全家福照片,他的父亲曹三强牧师为右边第一位。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7, 2024
Paul Sancya / AP Images

2017 年3 月5 日,当64 岁的曹三强牧师从缅甸佤邦越境返回中国时,中国官员正等着逮捕他。多年来,他从云南省穿过漏洞百出的边境,来到贫困的佤邦,在那里创办20 多间学校,建立戒毒中心,并向当地人提供医疗药品、书籍、学习用品和圣经。佤邦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的一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冰毒生产地之一。

然而,云南法院却以“组织非法越境”的罪名判处曹三强七年有期徒刑。

曹牧师的案件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因为曹牧师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美国公民,曹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虽然他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身份,但曹决定保留他的中国护照,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中国服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牧养一间华人教会,同时训练中国家庭教会领袖,动员他们参与宣教。

多年以来,许多国际宗教自由组织和美国议员不停止呼吁释放曹牧师。 2019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得出结论,曹三强因信仰基督教而成为目标。

中国当局于3月5日因刑满释放曹牧师。四名警察将他押送回老家长沙,在那里,他将接受当地政府为期五年的监管和“思想改造”。

《今日基督教》采访曹三强牧师,谈及他在监狱中的生活、支撑着他的圣经经文、他对迫害的看法,以及被释放到一个已经改变了的中国的感受。(本访谈长度已经编辑)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已经获得自由40多天了。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我的耳鸣一开始很严重,现在好多了。每天我都出去慢跑20分钟,所以身体恢复得很好。

您现在有多大的自由?

虽然司法办公室和派出所每个月仍会到我家对我进行监视,但我基本上是自由的。我可以外出,不会被跟踪。不过,我没有中国身份证,所以不能去看医生或去其他地方旅行。

您在监狱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曾在两间监狱服刑。因为我在第一所监狱(云南孟连看守所)与其他囚犯分享福音,2019年我被转到昆明监狱。为了惩罚我,我被禁止与其他囚犯交谈。

曹牧師Courtesy of China Aid / Edits by CT
曹牧師

在中国,囚犯需要经历劳改,即“劳动改造”。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劳动,要求囚犯长时间劳动。劳动改造的目的是把坏人变成好人。

在孟连看守所,我们缝制裤子和衣服,收入十分微薄。在昆明监狱,我组装茶叶纸袋、礼物袋和水果袋,但没有报酬。

在狱中,我没有机会晒太阳,一年大概只见过10次太阳。没有阳光和阳光所产生的维生素D,我的身体变得很虚弱。我被禁止外出或运动。我什至不能在房间里运动。

每天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必须收看国家新闻节目。我对新闻毫无兴趣,因为这里的新闻对我而言充满教义(共产党教义),毫无意义。通常在播放新闻时,我都会低头祷告。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了解COVID-19疫情情况和其他重大外部新闻。

为了“继承红色基因,准备解放全人类”,我们所有人都要学几十首“红歌(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歌)”。

由于在昆明监狱的时候,我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所以我会祷告和唱赞美诗。我也会写一些赞美诗。我被四名狱友监视着,不能走出我的房间。虽然他们可以自由地与其他牢房的囚犯交流,但我不能与他们任何人说话。同样的,囚犯们一旦看到四名看守站在我身边,也不会靠近我。

有没有特别鼓励你的圣经经文?

我在监狱中没有圣经。虽然我的母亲和律师曾把圣经带到监狱,但管教人员拒绝把圣经交给我。我母亲会在给我的信中写下圣经经文。然而,警察会检查我们的通信:如果我在信中提到信仰,他们就不会把信交给我。

两所监狱都有小型图书馆,藏书数百册。我会寻找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书,因为他的书中有一些圣经经文。找到后,我会非常非常高兴,把经文抄在笔记本上。在那里的四年,我抄写了几十节经文。

我特别喜欢那些记念在监狱中受苦的信徒的经文。诗篇137:1-3写道,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这些关于以色列和犹太人在巴比伦流亡期间的悲痛经文让我感触很深。

你是否曾怀疑过自己的信仰,或想过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考验?

我未曾怀疑过。当我回到中国传福音时,我知道我迟早会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耶稣说,我们将经历祂所经历的一切。凡追求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此外,我去过中国每一个省,拜访过许多被逼迫、殴打和监禁的基督徒。我听过他们的见证。因此,当这一天来临时,我心中非常平安。我知道我会为我的信仰付出代价,所以我感到非常喜乐。

您的母亲不辞辛苦地来看你。是什么给予她力量和勇气?

我母亲看似是名普通的基督徒,但她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基督徒。她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赶到孟连关押我的拘留所,很多时候她甚至见不到我。在能够见面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窗通电话。我们的通话受到监控。

有一次,我母亲提到一位信徒转达他的问候,说他为我祷告。她的话还没说完,“祷告”这个关键字引发警察的注意,他们切断谈话,结束我们的会面。为了和我进行三分钟的谈话,她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这让她泪流满面。

根据中国监狱法,囚犯有权写信给亲人,但我只能写信给母亲。这切断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因为我只能透过她进行交流。

我写了一首诗来悼念我的母亲。我讲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母亲送儿子上前线打仗。其中一句是:昔日母亲送子去,今朝母亲与我并肩站。我视母亲为我的战友,她与我并肩作战。她比二战时期的母亲更伟大。

从当地基督徒到美国政府官员,许多人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你,并为你祷告。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非常感谢世界各地所有为我祷告及为我奔走的弟兄姊妹。我也知道他们透过多种管道试图说服中国承认错误并释放我。

我非常感谢美国的许多立法者和官员,他们为释放我付出很多努力。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官员,他们都出于正义感为我说话。

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曾到监狱门口为我祷告。这可能会让他们被捕,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监狱的警察知道,如果有人站在门口,就是在为我祷告。一位警官曾秘密通知我,有人跪在门口为我的自由祷告。

出狱后,你回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基督徒的自由更少了,经济不断恶化,公民社会受到压迫。你是如何应对的?

最初,当我得知自己被判处七年徒刑时,我无法理解他们出于什么理由会迫害我,因为我在缅北做的事对中国的形象有益。

当我获释后,我才意识到许多牧师都被逮捕了。我意识到这是对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镇压,而我恰好是第一批被捕的人之一。

中国基督徒并不反政府,他们遵守宪法。一个普通公民都没有枪,他怎么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政府镇压基督徒,是一种自残自损的行为。不仅基督徒受到伤害,政府的声誉也会受到损害,在外名誉扫地。

您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画?

首先,我想获得一个中国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与我在美国的家人团聚。没有身份证,我就不能自由行动到其他地方,不能买手机、不能在网路上注册帐户,也不能看病。

这不仅关乎团聚,也关乎不便利性。身份证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体现。我非常重视身为中国公民的权利,被剥夺这样的权利是非常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类似的事。

除此之外,我的生活还不错。长沙也不错。我可以参加现场和线上教会聚会。有家庭教会与我联系,邀请我去牧养他们,但我还没有做出决定,因为家庭教会在中国仍被认为是非法的。一如既往,我的主要目的是分享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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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神论理工男到基督徒网络宣教士

CT前亚洲编辑回顾上帝如何带领他来到美国,信主、蒙召,投入网络宣教,服事全球华人教会。

Sean Cheng

Sean Cheng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4, 2024
Courtesy of Sean Cheng

1966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出生后没几天,父母就把我送到了省会成都我外婆家,我和妹妹都由外婆抚养成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那个年代,因为“出身不好”被送到远离成都、生活艰苦的藏区工作。父母每年只能回成都看我和妹妹一两次,每次要在“危乎高哉”的川藏公路上颠簸好几天。

在城市里长大最主要的好处是我能够受到比藏区好得多的教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必须考上大学,才能逃脱在高寒贫穷的山区度过一生的命运。我拼命用功学习,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都成绩优异,成为“尖子”学生。

16 岁那年,我去了上海,就读于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复旦大学化学系。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向世界敞开大门。当年,中国的大学对学生的思想自由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复旦更被称为是中国最“西化”的大学之一。

心之追寻

大学时,我开始反感和抗拒官方意识形态的灌输。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但我的世界观已经受到多年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我认为自己什么都不信,对任何宗教都不感兴趣。

毕业后,我回到成都,在一间化工研究院做高分子材料科研。工作之余,我喜欢唱卡拉OK、打麻将,甚至彻夜赌博,但我心里并不快乐。1989 年六四事件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幻灭、黑暗和绝望之中。我找不到内心问题的答案,生命变得毫无意义,痛苦不堪。我决定出国留学、到美国读研究生,并开始准备托福、GRE考试。

我也开始阅读大量哲学和宗教书籍。我发现那时能看到的大多数关于基督教的书都对基督教持批评的态度。我也在成都锦江河边的“英语角”结识了几位学生基督徒朋友,但我只跟他们去参加过一次查经,而且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1990 年,为了赚点外快,我为一支英国探险队做翻译,跟随他们前往四川、甘肃和青海三省藏区的长江源头。这个考察队共有 30 人,其中 27 人是基督徒。他们用气垫船逆流而上,进入偏远的藏族村庄,在那里开展慈善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在青藏高原度过了一个多月。

考察队的车队拖着气垫船,冒着暴风雪、泥石流和其他恶劣天气的危险,在川藏公路上行驶。他们在藏区的旅行受到很多限制,遇到很多官僚主义的麻烦。团队的中方接待单位只想多赚点钱,对这些英国人并没有多少帮助。我虽然是中方雇佣的翻译,却常常更同情这些“老外”。这帮英国基督徒并没有机会向我传福音,但我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亲眼见到他们在面对逆境时如何祷告,主日又是如何在帐篷里用吉他弹唱赞美诗,喜乐地敬拜上帝。我被他们对藏族人的真诚无私的爱感动,并且发现自己非常羡慕他们有那样的生活方式和信仰。

赴美留学

1992 年夏天,我收到了美国阿拉巴马(Alabama)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不知是否因为那年申请到美国留学的人特别多,为了申请学生签证,我需要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外排队等四天四夜。更令人焦急的是,学校第一次邮寄的I-20 文件寄丢了,我不得不打了一个非常昂贵的国际电话来申请另一份I-20,在领事馆外排队的第三天,我才终于收到了这份文件,最后拿到签证。

1992 年 8 月,我怀揣 42 美元(这是我当时所有的积蓄,我的一位亲戚给我买的机票)来到了美国,开始追求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幸福和科学成就的“美国梦”。

但我找到的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我加入了大学校园中的华人查经班。因为没有车,我只能依靠朋友带我四处购物和做其它事情。查经班里的基督徒主动为我提供帮助,周五晚上他们会带我去参加查经,尽管我主要是奔着能吃顿中国饭而去。

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与基督徒们争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类的问题。然而,我越来越被这些基督徒朋友对我的爱心感动,尤其是因为基督徒的不求回报的爱与我以前在中国接受的仇恨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我更具震撼力。我意识到,这些基督徒能够表现出无私与舍己的爱,是发自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正如青藏高原上的那些英国基督徒对藏族人的爱是来自他们对基督的跟从。

我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心中的仇恨、苦毒和其它黑暗,开始感觉自己需要救赎。1992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坐在塔城(Tuscaloosa)第一浸信会教堂的一个座位上参加主日聚会。当天牧师的讲道是福音布道,他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和上帝的爱,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牧师问是否有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邀请愿意的人走到讲台前面时,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走到前面。牧师握着我的手,带我做了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决志祷告。到美国仅两个月后,我就在那个教会接受了洗礼。

网络宣教

1995 年硕士毕业后,我开始在美国化工行业工作,先是做科研员(scientist),后来成为高分子材料研发经理。因为工作,我从亚利桑那州搬到新泽西州,最后又搬到马里兰州。与此同时,我的属灵生命在上帝的带领下逐渐成长,我也在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参与服侍。

1995 年,我开始在原始的中文互联网上参与有关基督教信仰的讨论。很快,我开始在网上与在中国和海外的非基督徒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跟他们对话。我成为中文互联网上最早为基督教信仰辩护以及利用互联网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基督徒之一。

尽管当时网上的基督徒寥寥无几,但在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时,基督教信仰曾是早期的BBS上最热门的争论话题之一。在 1996 年和 1997 年新语丝网站评选的 "中文互联网十大新闻 "中,关于科学与基督教的辩论都榜上有名。

1996 年,我加入“网络基督使团”(CCIM),成为其最早的同工之一。我们把护教和福音的资料放在网站上提供给中国国内的网友阅读(那时候还没有"防火长城 "的墙)。1998 年,我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福音网站“基甸连线”。

上世纪 90 年代末,许多中文在线论坛开始涌现。包括我在内的基督徒活跃在这些平台上,与中国的知识分子进行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参与,一些当时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甚至成为传道人。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当博客、豆瓣、微博、知乎和微信等网络平台逐渐流行时,海内外使用中文的基督徒迅速利用这些新的工具传福音。我自己从2006年左右开始写博客,主题逐渐从”硬核“护教转型到文化评论,希望用更“春风化雨”的方式分享信仰。2012 年,我的博客文集《追寻与回归》在中国出版。同年在《中国青年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把我(文中称为“J”)列为中国青年应该警惕的 "网络宣教士 "之一。

一路引领

但我向中国同胞传福音并不局限于网络写作。从2000年到2018年,我每次回国,都会在一些城市的基督教书店和教会开办的咖啡馆举办 “免费公开讲座”,演讲基督教与科学等主题(最后都会讲到福音),也会在许多城市与基督徒和慕道友见面。(2018年后很多教会被禁止、冲散,基督教书店和咖啡馆也不复存在了。)

2011 年,我加入了海外校园机构,成为全职福音媒体编辑(曾任《海外校园》杂志主编),我们通过微信公共号等平台发布福音性的文章,我个人也继续在网上分享信仰、与网友互动。在2020年1月我的账号被封禁、文章被删除之前,我在知乎网站上回答了近300个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问题。

同时我也以旅行布道者和营会讲员的身份服侍北美、亚洲和欧洲等地的华人教会。2019年,我成为一名“散居宣教士”。2022年1月,我被外派到《今日基督教》担任亚洲编辑。在我在《今日基督教》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不仅发表了数百篇英文文章的中译,还发表了80篇中文原创的文章。

32 年前,当我来美国留学时,我的父母期望我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后来在化工行业工作时,我的科研做得还算不错。但我的父母从来没想到我会“弃理从文”,成为一名网络传道人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如今,我曾经积极参与的许多中文论坛早已不复存在,但偶尔我仍会收到一些网友的私信,他们告诉我在十多甚至二十多年前他们还是无神论者的时候,就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或读过我在网上写的文字,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了全职传道人或宣教士。他们通常会感叹我到今天还活跃在网上及通过在基督教媒体的工作传福音。

回想我的人生旅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除了上帝的恩典,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当我出国前怀疑人生、苦闷挣扎时,是上帝在我心里动工。我信主后,祂又按照自己的时间引导我进入互联网,参与网络宣教。我这一路走来。都靠主的扶持和引领。我由衷地同意一首赞美诗中所说:”我愿忠诚跟主脚踪,因蒙我主亲手领我”。

Sean Cheng 是一名基督徒作家、福音媒体编辑、散居宣教士,现居美国马里兰州。2022 年,他出版了一本以科学与基督教为主题的中文书籍《万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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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确实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

一些神学家对以弗所书5:21的解释为何站不住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在以弗所书5:21,保罗指示基督徒要“彼此顺服”。这些话在基督教传统上确实被理解为要求我们要彼此顺服,甚至是家人之间的顺服。例如,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承认,父亲顺服孩子或丈夫顺服妻子的概念“乍看之下可能很奇怪”,但他从未质疑这种顺服确实是保罗所教导的。

然而近年来,以这种方式理解以弗所书5:21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讽刺的是,这种质疑是以神学保守主义的名义提出的。许多福音派学者如今断言,这节经文里的顺服指的不是互相顺服(每个人都顺服每个人),而是对有权柄者的单向顺服(ㄧ些人顺服其他人)。对这一观点最直言不讳的学者是古德恩(Wayne Grudem),他是位著名的神学家,曾共同创建“圣经男女角色委员会”(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近期宣布退休的古德恩30多年来一直认为,以弗所书5:21可以理解为:“那些在权柄之下的人,应当服从那些在你们中间有权柄的人。”根据古德恩的解读,这节经文要求妻子顺服丈夫,但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要求丈夫顺服妻子。

在为这一解释辩护时,古德恩引用被翻译为“顺服”或“服从”的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的含义。古德恩声称,这个动词“在所有希腊文文学作品中,在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非基督教作品中,都意味着顺服他人的权柄。

古德恩认为,“在我们能找到的每一个例子中,当甲被形容‘顺服于’乙时,乙拥有甲所没有的独特权威。换句话说,‘顺服’(hypotassō)总是意指对权柄的单向顺服。”

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关于hypotassō的说法完全无法成立。请看以下八个包含hypotassō动词型态的古代文献。古德恩声称,hypotassō“总是意指对权柄的单向顺服,”而这八段文献都明确驳斥古德恩这一说法。在多处文献中,hypotassō被用来描述明确的相互而非单向的顺服,而在这八段文献里,hypotassō都被用来描述对非权威人士的顺服。 (所有译文均为原作者所译。作者将在《列克星敦神学季刊》(Lexington Theological Quarterly)上发表的文章将对这些文献和其他相关文本作更详细的论述)。

  • 七世纪的巴勒斯坦修道士安提奥古斯(Antiochus)向寻求谦卑的人提出以下建议:“让他顺服他的邻居,让他成为他的奴隶,记住我们的主,祂不会不屑于为祂的门徒洗脚。”(Pandectes 70.75-77)
  • 四世纪尼撒的贵格利主教(Gregory of Nyssa)曾解释,修道团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应将自己视为“基督的奴隶,是为着兄弟们的共同需要而买来的”,因此应“顺服所有人”。 (De instituto Christiano 8.1:67.13-68.12)。
  •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四世纪该撒利亚的巴西流主教(Basil of Caesarea)曾在信中提及一个“因着爱而顺服邻居的人”。 (Letters 65.1.10-11)
  • 在一篇规范修道院生活的论文中,巴西流主教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24的劝诫:“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巴西流因此得出结论,说“按照上帝的诫命顺服上帝,或因上帝的诫命顺服他人”是必要的。 (《希腊教父全集》31:1081.30-38)
  • 在一篇巴西流主教的论文中,他形容修道士团体的成员为“彼此的奴隶”和“彼此的主人”。这种“彼此相互奴役”并非透过胁迫来实现,而是自愿的,是“爱使自由者彼此顺服”。 (《希腊教父全集》31:1384.7-14)
  • 四世纪的大主教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在一篇关于性滥交的布道中指出,“新郎和新娘”如果之前没有与其他性伴侣有过性经验,在婚姻中就会“彼此顺服” (《希腊教父全集》62:426.33-35)。
  • 在劝勉基督徒相互顺服时,,金口约翰考量到如何对待一位无意相互顺服的基督徒同伴:“他不打算顺服你吗?尽管如此,你也要顺服;不仅仅是服从他,而是顺服他。对所有人都要有这种感觉,好像所有人都是你的主人一样。”(《希腊教父全集》62:134.56-59)。
  • 在四世纪修道士埃及的马卡里乌斯(Macarius of Egypt)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劝勉修道士团体的成员“维持这种良好的、有益的奴役状态”,并“对每个人都完全顺服”。他设想“所有的修士都满心欢喜地彼此顺服”,并劝勉他们“作为基督的模仿者”,拥抱“顺服和愉快的奴役,以使彼此更新”(《Great Letter》257.22-261.1)。

因此,古德恩对以弗所书5:21的解释是建立在对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的误解之上。如同上文引用的古代文献所示,这个动词不仅被用来描述对处于权柄地位的人的顺服,也用来描述对邻舍、兄弟和妻子的顺服。

此外,我透过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一个庞大的数位图书馆,基本上包含古代世界所有现存的希腊文学作品)研究了公元500年之前关于以弗所书5:21的所有引用和典故。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说希腊文的教会甚至听说过古德恩捍卫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顺服”的解释。保罗在以弗所书5:21所说的话被古代基督徒一致理解为要求基督徒顺服所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高低,因此这节经文经常与马可福音10:44( “做众人的仆人”)和加拉太书5:13(“用爱心互相服侍”)等经文连结在一起。

例如,金口约翰在引用以弗所书5:21之后,立即对相互顺服做出以下劝诫:“让奴隶和顺服互换。因为这样就不会有奴隶。不要一个人坐在自由人的位置上,另一人坐在奴隶的地位上;最好是主人和奴隶都互相为奴”。(《希腊教父全集》62:134.28-32)

请注意,在解释以弗所书5:21时,金口约翰使用了加拉太书5:13里的词汇:“彼此为奴”。虽然这两节经文在希腊教父文献中经常被联系在一起,但读保罗书信的英文读者却经常忽略这两段经文之间的连结。英文圣经(编按:中文和合本圣经也是)通常将加拉太书5:13翻译为“彼此服事”,但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语言比“服事”这个词更强烈。 “奴隶”的希腊文名词是doulos,加拉太书5:13使用的动词是同义词douleuō,意思是“做奴隶”。

因此,动词douleuō和hypotassō非常相似,有时会作为近义词一起使用。请看下面四个hypotassō及动词douleuō搭配使用的段落:

1.二世纪罗马作家普鲁塔克引用柏拉图的建议,即不要“顺服于激情,成为激情的奴隶”(Moralia, 1002E)。

2.与保罗同时代的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谴责那些未能实现禁欲主义理想的人:“你是奴隶,你是臣民”(Discourses4.4.33)。

3.《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是第二世纪的基督教文献,描述着“如果你成为美好愿望的奴隶并顺服它”的后果(45.5)。

4.在上述八段文献的第一段中,当修道士安提奥古斯写道:“让他顺服他的邻居,让他成为他的奴隶”也是搭配使用这两个词。

古德恩在反对“相互顺服”的论证中忽略了这两个动词之间的相似性。他正确地观察到hypotassō包含等级制度的概念,在这种制度中,一个人的地位低于另一个人。由于两个人不可能同时处于对方之下,古德恩和其他批评“相互顺服论”的人认为这个概念自相矛盾。

然而,这些学者并没有注意到,加拉太书5:13中的动词douleuō也意味着一种等级制度,即一个人被排序在另一个人之下。然而,正如所有圣经注释家皆认同的,保罗在加拉太书5:13中明显地使用动词douleuō来描述“相互”而非单向的行动。因此,尽管保罗在以弗所书5:21使用“相互顺服”于语意上确实(故意地)自相矛盾,但这并不比他在加拉太书5:13中说“相互成为奴隶”于语意上更自相矛盾。

古代教会一致地理解以弗所书5:21的意思为要求“彼此顺服”,而现代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对这一解释的排斥则根基于对希腊文动词hypotassō意思的虚假主张。是的,耶稣取了“奴仆的形像(腓2:7)”,所有跟随祂的人,无论男女,都被呼召彼此顺服。

莫瑞·瓦瑟(Murray Vasser)是卫斯理圣经神学院(Wesley Biblical Seminary)的新约助理教授。本文总结作者在圣经文学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23年会议上发表的学术研究,本篇研究论文即将发表在《列克星敦神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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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可以结束家暴的婚姻

基督徒如何区分“在破坏性的关系中受苦”及“在敬虔的伴侣关系中操练舍己”?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Getty

大约十年前,我参加一位基督徒的葬礼,我和家人已经认识她几十年了。这位多年好友在与癌症搏斗后去世,那场离别让人十分痛苦。她是那种“她的离去意味着世界失去了一些温柔”的人。

在她位于巴西中西部家乡的葬礼上,我听到人们说,“她是因为悲伤才生病的”、“现在她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终于拼凑出我年轻时无法理解的事实:她一直在忍受一段家暴婚姻,直到她去世那天。

是什么让我们的朋友在如此冷漠的关系和有毒的环境中苟延残喘?答案是,她相信她的丈夫总有一天会改变,并坚信离婚会让她失去救恩。

令人痛心的是,她认为无论丈夫如何家暴她,上帝都希望她信实地维持着婚姻关系,而她的牧师们也使她更加坚信这一立场。他们建议她继续禁食、祷告,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婚姻中——她一直坚持着这样做,直到去世那天。

要求一个人屈从于暴力的婚姻的重担,是一种缓慢的、残酷的死刑判决,这种折磨甚至是长达数十年罪恶的滥权。是的,基督信仰呼召我们每天向着自己的老我而死,包含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因为所有人际关系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舍己。但如果我们扭曲圣经,将忍受配偶的暴力等同于灵命上的舍己,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两种“向着自己而死”之间有个关键的区别:一种死是根基于完美的爱,另一种死是根基于毁灭性的罪。

婚姻的重担

在为维持这种暴力和致命的婚姻重担作辩护时,我曾听到许多牧师和基督教领袖引用彼得前书3:1-2:“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在这几节经文中,彼得针对的是那些信神但嫁给了不信的丈夫的女性,并解释她们有机会向不信的丈夫做信仰的见证。彼得绝对没有告诉女性要顺服暴力的丈夫(尤其是基督徒),好让他们被妻子的行为“感化”——如同我最常听到的那种说法。

相反的,正如玛拉基书2:16所示,圣经谴责家暴的行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上帝说“我恨恶离婚”的同一节经文中,上帝同样明确地说祂恨恶暴力。

因此,顺服于有家暴行为的婚姻与属灵上的敬虔无关,更不是以上帝的话语为基础。这种婚姻不是爱的纽带,更像是将待宰的动物固定在墙上的箭。当掠食者以感性的请求原谅情勒和“会改变”的承诺来伪装成爱时,他们的姿态除了是在腐烂的猎物身上喷洒香水好来掩盖自己罪孽的腐臭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我们如何区分在暴力关系中的痛苦和在敬虔婚姻中的舍己操练呢?在后者中,夫妻双方都跟随耶稣的话,舍己并背起十字架。出于对配偶的爱,两人都在舍弃老我的冲动和欲望。透过这种各自向肉体老我的死亡,他们获得新的生命,一种镶嵌在这段婚姻里的复活。

谁应负责任?

尽管圣经讲述着与我们认知相反的信息,但我很少看到教会领袖要求肇事者对婚姻状况负责。有些牧师认为,离婚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悲剧,因为离婚是太大的罪。

教会领袖可能会赞扬留在家暴婚姻中的女性,因为她是个“好妻子”,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忍不懈。因为基督徒相信上帝能改变人,所以有些人认为妻子有责任改变丈夫,而当丈夫最终改变时,她的坚持就会得到应证——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比“简单地离婚”更是种美德。

基督徒常常认为,妻子需要将家暴视为充满美德的机会,如果她提出离婚,就是不敬虔的迹象。在家暴案件中,将离婚的责任归咎于女性,就是将罪恶感转嫁到女性身上,并暗示是她要对丈夫的行为负上最终责任。让妻子在属灵上承担救赎男性的责任,就是在要求她们把男性最坏的一面变成好的一面——换句话说,就是在要求她们去做耶稣的工作。更严重的是,从事这项工作往往意味着女性要承担改变过程的伤口。

这种认为“女性应该在忍受家暴的同时承担婚姻重担,因为这是妻子角色的本质”的想法,不仅不道德,而且不符合圣经教导。这种想法与保罗在以弗所书5:25-28对婚姻的理想相冲突。保罗认为男性应效法基督救赎之爱,愿为他的新娘献出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人颠倒了圣经的标准。在圣经里,牺牲之爱主要是对男性的具体要求。圣经里的婚约不是掠夺性的死亡之约,而是复活之约,其中的牺牲之爱是受到基督的牺牲的启发。

上帝可以恢复每个人的生命,即使是暴力或通奸的男性。但这些男性应该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且他们生命的恢复不应该发生在他还能接触到他曾经伤害过的人的地方。耶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伤口,而生命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因此,没有哪个女性需要为了爱别人的灵魂而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即使是自己的丈夫。

可喜的变化

本刊曾于2023年报导关于一间美国教会的领袖建议家暴受害者继续维持婚姻的故事。那篇报导令人揪心,但人们对报导的反应表明,如今有许多基督徒认为这些领袖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并明白即使这种行为在过去被认为是“正常”或可以接受的,也是错误的想法。也许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身为教会)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而是,“我们为何保持这种状态如此之久?”或者,“我们如何才能永远改变这种状况?”

2019年,在福音派关于对抗针对女性犯下暴行的爆炸性讨论中,性别互补派神学家古德恩(Wayne Grudem)与本刊分享他对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的重新诠释。经过近40年的事工经历,古德恩分享了他在释经上的转变,让他认识到家暴和虐待应是合理离婚的理由(和通奸及遗弃一样为合理理由)。身为一个多年来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咨询的人,我乐见这样重大的转变。

在女性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能活着的情况下,建议她们继续维持婚姻,绝对不会起到维系婚姻制度的作用。在婚姻盟约本身已经破裂的情况下,还劝绝望的女性说“这种顺服有圣经依据”是扭曲地解释圣经,只为了维护虚假肤浅的婚姻形象。

正如本刊主编罗素·摩尔去年所写:“圣经表示,如果配偶一方抛弃了家庭,这不是无辜的那一方的错。如果夫妻其中一方使家庭成为对其配偶(或他们的孩子)而言危险的场所,那也不是无辜受害者的错。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并不是罪,而是我们首先承认这个已然发生的事实:二人合为一体的盟约已经解除,被家暴的配偶在离婚时不应感受到任何谴责。”

我最热切的祷告是,遭受家暴的女性能够从她们的牧师那里得到安慰和支持,每当人们辜负她们的时候,她们能够见证天父的保护。有一位上帝看顾着她们(创16),祂并没有要求她们继续履行死亡之约。相反的,祂来了,是要叫她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上帝不需要女性为男性的生命而死,或以被殴打作为祭品。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至高无上的终极祭品(来10:12-14)。

Bruna Santini曾在巴西和美国从事家庭法律工作,并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咨询,如今她与家人住在美国。她目前正在亚特兰大改革宗神学院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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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心不是传道人的工作

我们无法控制羊群的生命,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伤害。

Christianity Today May 8, 2024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s: Getty / Anthony Saint James / Chrispecoraro / Wikimedia Commons

现在是星期二凌晨两点,我还很清醒。

通常这种情况的发生都是因为我的孩子。可能他们做了个恶梦。他们想吃东西。他们忘了告诉我一个在学校听到的笑话。或一些特别紧急的事。但今晚不是。今晚的情况更糟。唤醒我的不是我的孩子们,而是我对我和丈夫艾克共同带领的教会发生的冲突感到焦虑。一个我们所爱及亲近的人,一个了解我们家和我们孩子的人、一个和我们一起传福音的人——不喜欢我们做的一个决定。他们很不高兴,威胁要离开我们教会。

我在黑暗中一睁开眼睛,翻腾了好几天的思绪就再次涌上心头:

也许如果我向他们解释这段经文…

也许如果我从神学的角度来解释…

也许,如果我与他们分享我们从会众中的专业领域人士得到的智慧建议…

也许他们会听到我们教会中受伤者的故事…

像这的想法不断涌现。

在我的服事生涯中,我偶尔也会经历因冲突而导致的不眠之夜,但和许多牧师一样,在过去的两年里,这种情况明显增加。 2020年,当教会领袖们面对疫情、全国范围内的种族紧张局势和两极分化的总统选举三重打击时,我们教会内部的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教会的氛围被严重的党派主义污染,这意味着牧师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发言、每一次布道和每一次在社交媒体上的发文都会被人透过政治滤镜检视。

由于误解的风险如此之高,我和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解释自己。我们透过教导会众那些指引我们做出决定的圣经经文,以及对我们曾寻求的专业人士及知识管道向教会保持透明。我们知道,透过这些方式建立会众对我们的信任是必要的——通常也确实管用——但这些方式也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学到的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经文注释,无论你诉诸什么样的神学支持,无论数据、专家或你自己的诚信记录如何,你都无法说服人们相信他们不愿意相信的事。

为什么?因为资讯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强而有力。

在《神经的失败》一书中,作家兼家庭治疗师埃德温·弗里德曼这样描述我们对他人有限的影响力:“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误解是,以为见解/洞察力能对‘无心改变的人’起作用”。

尽管我们希望情况并非如此,但资讯的影响力远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大。把“事实”下载到别人的大脑中并不能神奇地改变他们的想法——而我也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我继续尝试以资讯纠正人。每当教会或某个会友的个人生活“需要被纠正”(对我而言)时,我就会用各种论点试图说服他们。几秒钟内,我就能想出上百种不同的论点来说服他们相信真理,我认为“只要我能坐下来向他们解释”,就会有用。

但上帝告诉我,我不仅仅是在试图引导他们,我实际上是在试图控制他们。我依靠的是知识、资讯和上帝话语的真理,好似使用控制马的缰绳那样,瞬间将他人引向我希望他们去的方向。

但时间和经验告诉我,我严重高估了自己的说服力。耶稣在结束祂的一些最艰深的教诲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1:15)。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人不会听。他们听不懂——不是因为他们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无论是多令人信服的证据,无论是多么缜密的逻辑,都无法打动他们。如果他们不想被打动,就不会被打动。

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当我们利用资讯来改变别人的观点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当人们接收到与自己信念相悖的信息时所产生的“加倍相信自己原来相信的事”的效应。

有些人不会客观地看待证据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念,并且会更坚信自己的错误信念。有些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信念与身分认同连结在一起时,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当新的资讯让人感觉自己的身分/族群或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时,人们就会更积极地拒绝它。

我们很感恩,在过去几年的事工中,艾克和我学会了分辨哪些人容易接受资讯,哪些人不容易接受资讯。对我们的动机做出不怀好意的预设,或对我们做出的决定缺乏真诚的好奇心、不愿尝试理解我们,都是我们的解释将付诸东流的可靠征兆。

然而,即使我能辨别出哪些人缺乏真正的接受能力,这也不总是能抑制我对影响力的幻想。与所有经验相反,我仍然根深蒂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服别人。我可以花上好几天的时间,用我确信无法反驳的所有事实和观点来反刍完美的论点。但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这样做——更像个律师而不是更像个牧师那样去说服别人——就会适得其反,效果非常地糟糕。事实也是如此。就像所有形式的控制一样,这种努力行不通,反而只会助长我的焦虑,让我与那些人的关系变得紧张。

认识到自己正与控制欲斗争在两个具体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首先,“当你能说出它的名字时,你就能驯服它”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点。我的颈部、背部和下巴紧张、不断膨胀的焦虑想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这些都是我试图控制那些上帝没有给我控制权的事物的信号。说出自己正面对“控制欲”的诱惑能帮助我重新建构真实的情况:我并非试图牧养我的羊群,我在试图控制他们。

其次,这种对控制的认识加强了我理解倾听的重要性,因为倾听是教牧事工的关键。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两极化,部分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社会全面性的逆火效应。当我们试图用论点或劝说来控制对方时,往往会把意见不同的人推得更远。在这样吵杂的环境中,操练“快快地听,慢慢地说”不仅忠于圣经(雅各书1:19),也是宣教的当务之急。

艾克和我正努力透过有架构及自发性的方式,有意识地去倾听我们的会众——尤其是那些可能不满或愤怒的人。在这个因控制欲问题而支离破碎的社会里,这些专注倾听的时刻就像一种反文化而行的见证。

身为牧师,迎战我那持续不断的控制欲诱惑,对我自身的灵命健康至关重要。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羊群,试图这样做只会造成伤害。当我们遇到自己影响力的极限时,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抵制控制欲的诱惑,二是意识到这是个放下我们不该承担的重担的机会。我们说服力的极限并不总是失败的标志。它们往往是事物正确的秩序的标志。它们提醒我们,是时候背上较轻的轭,全然相信圣灵——唯一真正的心灵改变者和思想启迪者——会为我们完成繁重的工作。

雪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与丈夫艾克(Ike)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Durham)带领光明城市教会(Bright City Church)。她在研究女性及呼召的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她的最新著作是《控制的代价》(The Cost of Control.)。

本文部分内容改编自莎伦霍德米勒(Sharon Hodde Miller)的《控制的代价》(贝克图书,贝克出版集团旗下,© 2022)。经许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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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不该成为一言堂

即使我们意见不一样,我们也不要放弃一起聚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Lightstock

最近,教会一位女士向我提出一个出于真正的好奇心的问题。她问:“你是位女性神学家。我们教会不允许女性讲道,你为什么还选择来我们教会聚会呢?”

由于我身为一位圣经学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公开的,所以我支持女性充分参与教会事工,包括参与教会领导阶层,并不是什么秘密。因此,有人偶然注意到我的信念与我们教会在这个议题上的做法不符,我并不感到惊讶。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因为目前,我认为我无法以上帝呼召并装备我的所有方式来服事我的教会。我非常渴望基督的身体能够接纳所有肢体的恩赐,不仅在这间教会,而且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也是。但正如《今日基督教》四月的期刊内容提醒我们的那样,全球教会在“女性可以(或不可以)在教会参与什么样的事工”这个议题上,离达成共识仍非常遥远。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我的朋友向我询问我们家的决策过程,因为正是这样面对面的谈话才能避免人们两极化。女性在教会的角色并不是现今使教会分裂的唯一问题。种族和解或提倡多元化、我们对气候变迁的态度以及政治(尤其在美国又一次充满争议的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都是有可能分裂我们信仰群体的领域。

近期出版的《大离教运动》(The Great Dechurching)一书指出,美国离开教会(不再聚会)的人数来到前所未有的高峰。4000万个曾经参与教会活动的美国人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占美国成年人总数的16%。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停止了信仰,有些人则是因为不认同他们的教会或神职人员而离开,还有更多人因为其他各种原因对重新参与教会活动感到犹豫不决

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些人没有太多充分的理由让他们离开或换教会——任何形式的滥权都是极为重要且足够的理由。参与集体性的敬拜不是件简单的事,在决定加入一个教会家庭时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在决策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间教会的教义教导和实践。毕竟,我们所处的群体能深刻的塑造我们的信仰。

然而,我越来越深信,当我们意见不同时,我们太容易因此放弃一起聚会了。我认为,寻找那些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一致的人是有危险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或生活选择永远不会受到他人的挑战——更不用说,一旦“完美一致”的幻觉不可避免地破灭时,我们极可能会马上离开。

正如丹尼尔·威廉斯(Daniel K. Williams)不久前在本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福音派的“教会神学”必须重生——离弃个人主义(及其远亲),这类个人主义将个人的信仰置于(选择性地)参与在群体里面。也正如迈尔斯·温茨(Myles Werntz)谈及潘霍华的教会神学时指出的,教会不应以个人经历为中心,而应成为一个“透过彼此的生命遇见基督的民族”。

我们可以从那些和我们以不同角度看世界的人的团契交流中学到更多。如果教会只是个回音室(或一言堂),教会就无法认识到上帝的灵在全球各地深入且广泛地运作的方式。但是,学会爱那些以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的人需要付出努力——尤其在一个倾向根据我们的本性将我们分门别类的社会里。

首先,现今的网路演算法有效地将我们彼此隔离,使我们无法听到持不同观点的其他人的声音。卡莉·麦肯(Carrie McKean)指出:“演算法推播我们那些我们想听到的新闻,让我们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网路上的群组使我们根据共同兴趣或政治倾向来选择对话伙伴。并且,由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经济因素,我们所处的社区和学校有时也尽是和我们同质性很高的人。

但像这样的问题并非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即使在一世纪,早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人类就开始将自己与那些和自己十分不同的人区分开来。然而,耶稣对同质性并不感兴趣。祂公开与宗教领袖和社会上最臭名昭著的罪人接触。祂接受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从年轻富裕的统治者到贫穷的寡妇,皆有。

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为罗马政府工作的犹太税吏,也有对罗马税收不满的犹太渔民,更有为了对抗罗马而受军事训练的激进分子。同样地,耶稣的女性追随者也来自不同经济阶层——包括最贫穷的人群及统治阶层的菁英。仅从这些政治从属关系和人际网络来看,耶稣的追随者几乎涵盖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光谱。

耶稣不仅容忍持不同观点的人,还有意地亲自寻找他们,并创造一个能超越这些差异的新的群体/共同体(community)。耶稣试图建立ㄧ个超越政治派别、阶级和性别差异的新群体。祂邀请祂的追随者一起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跟随祂、向祂学习、模仿祂,并学会彼此相爱。

尽管如此,在耶稣升天之后,初代教会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教会能够应该容忍和吸收多少种族和文化多样性”。而当他们向非犹太裔的外邦人敞开大门时,他们最终发现其他这些耶稣的追随者可以为教会——这股新兴运动——有非常丰富的贡献。

事实上,有许多族群间的差异大可能分裂初代基督教群体。以腓利门书为例,这本简短的书探讨一个被释放的奴隶如何与他从前的奴隶主以平等的方式重新加入团契。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如今也有像这样的挑战!

然而,今天大家在寻找一间教会聚会时,往往变成在寻找“我们自己人”——即那些生活方式和自己相似、观点相近、投票方式与我们相同的人。如果这是我们找教会的方式,那我们就错过太多了。

2021年,当我和家人搬到南加州时,我们有机会找间新的教会重新开始,重新想像参与教会活动会是什么样的画面。我渴望一种与教会连结、扎根的感觉,一种与历史悠久的基督信仰之间的连结,加入一间在乎一同庆祝教会节期、在意是否能在共同的敬拜中塑造基督徒灵命的教会。我们也想找间离家近的教会,最好步行即可到达(这无疑缩小了范围)。

种种这些条件让我们找到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家的教会,离我们家只有三个街区。这间教会有着特别的一群会众,受到大学教授和学生的强烈影响,是个有思想、有活力的会众群体,同时又非常低调。这群人有着强烈的群体/共同体意识、活跃且定期的小组聚会,礼拜后有祷告小组的服事,每周透过甜甜圈和咖啡进行团契活动,加深彼此的情谊。

在我们首次拜访这间教会的礼拜天,当我们走到甜甜圈桌前,看到一个写着“常年期(Ordinary Time)”的牌子,表明教会当前在教会日历中的位置时,我感到既有趣又高兴。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梗,“常年期”是教会日历上的一个季节,从圣灵降临节之后开始,一直到下个将临节之间的日子)。当主礼人在欢迎会众进入礼拜前时请大家默想前来聚会的目的,我完全被吸引住了。这就是我一直渴望的灵命牧养和扎根连结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我们教会的成员甚至教会领袖有时会有跟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其中有些分歧只是哲学或教义上的,但有些分歧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做法(或者,就我而言,关乎谁被允许实践哪些做法),并成为一些受到影响的成员焦虑的根源。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不离开——但这样的决定并不简单。在选择加入哪间教会的一系列因素(地点、教义、实践、音乐、讲道、社群、价值观、活动、宣教事工契合度和服事机会)中,我们认为目前这间教会是最适合我们的。

我们的灵命在这间教会不断受到挑战,并以我们感激及欣赏的方式得到培育、成长。我们能以有意义的方式服事教会。离开这间教会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因为我们爱这里的人,也爱这里的聚会。这不仅关乎我们从聚会中得到什么,也关乎我们能付出什么。也许我们确实能找到另一间在某个方面更合适我们的教会,但它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我们留下来是因为我们已经爱上这群人。我们深信,我们之中有些分歧的意见不一定会使我们分裂,并且,学会如何在分歧中彼此相爱是更重要的事。

与那些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的人面对面、并肩共处,对我们的灵魂很有益处。它打破一种不真实、无益处的幻觉,即这个世界(信仰)到处都是和我们长得一样、同类型、想法一样的人。这提醒着我们,上帝的国度远比我们想像中的“同质性”更广阔、更深远。就我而言,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向他们学习,也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给这个地方门徒群体。

属灵生命的转变并不完全倚靠讲台上所传的道,同样也倚靠坐在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ㄧ同关注如何紧紧跟随耶稣时,我们会变得更像祂。而当我们每个人都更接近耶稣时,我们必然会在共同的理解和爱中与彼此又更靠近。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这就是我们都需要的好消息!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是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着有《承受上帝之名》(Bearing God's Name)和《成为上帝的形象》(Being God's Image )。她目前正在撰写下一本书,《成为上帝的家人:教会为何仍然重要》(Becoming God’s Family: Why the Church Still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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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不必在“进化论”和“亚当和夏娃”之间做选择

来自家谱学的见解有助于改变关于这个充满争议的辩论。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4
Source Images: ZU_09 / Man_Half-tube / Getty Images / Ivan Gromov / Unsplash

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提出进化论以来,基督徒一直在努力将亚当和夏娃置入进化的过程中。根据对创世纪第一章的传统解读,上帝直接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所有人类都是这第一对夫妇的后裔。然而,许多基督徒因着进化论背后的科学放弃这一信念,因为进化论认为人类源自于动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是一个人类群体,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对夫妻。

位于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计算生物学家约书亚·斯瓦米达斯(S. Joshua Swamidass)希望能改变这场充满争议的辩论。在他的著作《亚当和夏娃的家谱》一书中,斯瓦米达斯既肯定进化论,也肯定人们在传统上对创世纪的解读。根据他运用计算生物学所做的研究,他主张亚当和夏娃的血源应该用家谱学而不是遗传学来追溯。斯瓦米达斯从家谱学的角度思考人类起源之争议,并提出亚当和夏娃在数千年前的特殊创造与进化并行不悖的可能性。

《亚当和夏娃的家谱》得到来自神学家、无神论生物学家以及对人类起源论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科学家的广泛支持。 《今日基督教》科学部编辑丽贝卡·兰德尔(Rebecca Randall)就斯瓦米达斯的观点如何为科学及神学之间的对话开辟新途径而采访斯瓦米达斯。

您开始从事这份研究的背景是什么?您为何开始研究亚当和夏娃的家谱?

我从小接受的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教导,但后来我开始了解进化论背后的科学,并看到它的合理性。现在,我使用人工智慧来探索生物学、化学和医学等科学中交错重叠的领域。身为一名计算生物学家,我关心的事情之一是想了解我们从人类基因组合学到的知识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类起源的理解。关于祖先和人类起源的问题是我担任领导团队一员的和平科学(Peaceful Science)学术社群所关注的领域之一。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您想触及的读者是年轻地球创造论者还是进化论者?

我的目标读者主要有三类人。第一类读者是我现今在科学界的同侪。他们之中多数人都不是基督徒,但他们希望能有效地与大众交流,包括宗教团体。

第二类是非传统派的基督徒,例如BioLogos等支持进化创造论的组织。我想鼓励他们对传统神学采取更开放及接纳的态度。

最后一类人则是传统派基督徒:他们委身于圣经的传统解释。我想邀请他们多接触进化科学。我知道他们之中许多人认为进化论是个神话。没关系。我们仍然可以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进化科学实际上与他们的信仰并不冲突。

您的研究是关于家谱学,而不是遗传学。您能为那些可能会交错使用这两个名词的人解释一下它们的区别吗?为什么两词之间的差别很重要?

关于如何以科学表达对亚当和夏娃(人类第一对父母)的理解,一直存在很多冲突。这与人们对祖先(ancestor一词的误解有关。我们可以从遗传学/基因学(genetic)的角度来理解,即我们的 DNA 来自于某个人。我们也可以从家谱学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我们家族的血派源自于某人。

遗传学研究的方式非常不符合直觉。例如,我的父母两人皆是我家谱上100%的祖先,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也是如此。但是,我的基因各有一半来自父亲或母亲;来自祖父母的则是四分之一;来自曾祖父母的则只有八分之一。由于基因稀释的原因,我们家谱中大多数的祖先可能都没有将任何DNA遗传给我。

为什么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圣经并没有讨论我们基因上的祖先。但圣经告诉我们家谱上的祖先。历史上,基督徒一直认为亚当和夏娃是所有人的祖先。我们可以问这到底指的是基因上的祖先还是家谱上的祖先?但圣经说的不可能是基因上的祖先,圣经指的是家谱上的祖先。

认识到这一点,能为神学开辟广阔的讨论空间。身为基督徒,我们对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事感到焦虑不安。但这些冲突皆是基于科学对我们“基因上的祖先的描述”。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家谱上的祖先,科学及信仰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比我们最初想像的少了许多。

您能描述一下在您发表研究成果前,进化科学对亚当和夏娃的看法为何?

我并非为了挑战进化科学而出版这本书。我的研究有两个基本观点,就是人类与类人猿有共同的祖先,而这看起来非常像上帝透过天意掌控的某个共同源头创造了我们。第二个观点是,在过去的几十万年里,我们的祖先似乎并没有减少到只有一对夫妻。

人们从这些观点出发,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人类的人口从未缩减到仅一对夫妇;其次是,亚当和夏娃如果存在的话,一定与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

我知道这是一个微妙的区别,但我们口里说的人类(human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谓的祖先(ancestor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坚持科学的真实论述,那么,创世纪的故事就也可能是真实的,就像你所想像的那样,亚当是上帝用尘土所造,上帝又将生命之息吹入他的鼻孔,而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但是,进化论同样发生在伊甸园之外:上帝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一群人,他们最终与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一同繁衍后代。所以,实际上这与进化科学并不冲突。

您在这本书中讨论到,以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人类?而以神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请问这些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答案?

在科学领域中,对于“人类是什么”有各式各样的答案。最近有本名为《亚当与基因组》(Adam and the Genome)的书,坚称人类就是所谓的智人(Homo sapiens),即使这并非科学界一致的立场。一些科学家用“智人”来指称我们这个物种,也有人把“智人属”扩大到包含其他物种,比如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但以这种方式来思考人类,可能只是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来掩饰这类讨论中最重要的部分。科学家们无法就人类的“物种(species)”或人类的“属(genus)”达到一致认同的精确定义。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时,我们的视野也就变得模糊。

在神学中,有时会定义人类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受造物”。但神学家和释经学家也无法就这一定义的解释达成共识。关于“具有上帝的形象”这句话的含义,主要有三种观点。实质性观点认为,“具有上帝的形象”体现在我们的能力上,如能思考及有感觉;关系性的观点则认为,这体现在我们与他人以及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呼召性的观点则认为“具有上帝的形像”体现在我们被呼召治理其他受造物上。但这些简单的分类中隐藏着许多复杂和分歧的想法。神学家们对上帝形象的意义如同科学家们对人类的意义一样没有定论。

我在书中建议采用一个有根据的定义,也就是,依据圣经的角度,让我们定义人类为“亚当、夏娃及其后代”。在伊甸园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生物学所称呼的人类,他们是完全的人类,但圣经只提及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代。圣经并没有提到其他人,即使那些人在生理上与我们有相同程度的人类特征。

这个观点为许多问题保留空间,如“上帝的形象”的含义为何、人类特征的基础有哪些,以及我们如何看待伊甸园之外的人类存在的可能性。几百年来,这种可能性一直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圣经也暗示着他们的存在,但他们似乎只出现在视线边缘。这是对神学家们诚挚的邀请:一起思考那些人会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场宏大的对话。让我们开始对话吧!

研究这段历史并思考和亚当及夏娃同时存在的一群人的棘手问题是,在理解这些人类的存在同时,我们必然面对种族主义相关的问题。您个人在思索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的一点是,人们经常把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带入对人类起源的探索中,这往往是为了攻击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种族主义的影响。人们往往会从一种粉饰性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起源,避开有色人种所在乎的问题,这类对话往往缺乏有色人种的声音。身为一名深肤色的印度人后裔,我发现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实际上与我们对自己在这世上的价值和尊严的关切紧密相连。

这场对话不一定要如此粉饰太平。回溯种族主义的历史,揭开它并解决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有机会以一种为彼此着想的方式与非裔美国人、像我这样的印度裔、以及其他许多在此类对话中没有足够代表声音的种族来一同讨论我们对“公义、慈爱及遗传”的理解。

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人类起源科学坚决反对在生物学上形成所谓的“独特的种族”的观点。这一点确实需要人们不断提起。我们如今已经理解我们全是同属“人类”的大家庭。家谱学已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所有支持种族主义的科学派别皆认为,我们是互不相关联的人群——我们之中一些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另一些人则不是;我们之中一些人具有某种生理能力,另一些人则没有——皆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一些基督徒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因为进化论似乎挑战了单源论/单源人种(monogenesis)的历史观点,即挑战所有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这个论述。但事实证明,与单源人种对立的理论——多源论——确实也是错误的。

你能为多源论(polygenesis)下个定义吗?

多源论是一种错误的起源理论,经常被用来当作种族主义的依据。它认为,现今人类可被划分为不同的生物群体,这些群体过去各自处于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生理能力,神学上有不同的角色以及不同程度的权利和尊严。这种理论基本上完全错误。在历史上,人们拒绝进化起源科学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似乎倡导多源论。事实上,大约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许多科学家都认同这个理论。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一些不同的证据相继出现,皆证明多源起源论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您的研究来看,关于人类起源的不同论述可以经由那些方式结合在一起?

这本书从许多方面重新调整与起源论相关的论述。这本书并非仅仅讲述亚当和夏娃这个单一模板。我的研究在于,重新讲述起源科学,使这门科学为其他许多差异腾出空间。因为科学研究里保留的空间远比我们之前想像的多很多。

来自各方参与这场对话的人们都在重新调整自己的立场。这是我们开辟一条新管道的机会,为人们与主流科学建立一种减少对立、更多对话的关系留出空间。这是我们现在期待见到的。

容我问您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挖掘我的家族历史。多年来,我曾联系到一些与我有着不同基因的亲属。你对大众开始热衷于DNA检测套件有何看法?对那些对血统、族谱感兴趣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思考些什么?

请记住,如果你往前追溯到几千年前,那么,我们都是一家人。身为基督徒,知道我们的起源很重要,但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所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DNA。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更广泛地思考我们的祖先——尤其是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什么?我们在生理、文化、身体和社会等方面从他们继承了什么?当我们从不同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对原罪、公义和种族等问题有更丰富、更新的理解。我们会进入一场宽广的神学对话,而这种对话比任何DNA 检测更有意义。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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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让“文化基督徒”归向耶稣

世界正在重新体认到,我们的信仰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而这可以是福音的机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 2024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的不断衰落,更广泛的世界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少了些什么。人们似乎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教会有多少丑闻、做错多少事,失去基督教文化似乎让我们的处境更糟糕,而作为基督徒或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社会里是有好处的。

例如,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最近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撰文,谈到教会人数减少为社区带来的损失。他总结道:“也许,尽管宗教有很多缺点,但它的作用有点像挡土墙,可以阻挡美国超个人主义所带来的不稳定压力,而这种压力有可能在缺失宗教的情况下膨胀并溢出至各个层面。”

同样的,哈佛大学学者泰勒·J·范德维尔(Tyler J. VanderWeele)对参与宗教活动的益处进行广泛研究,发现参与宗教活动可以改善身心健康状况、提高幸福感和意义感。根据统计,定期去教会做礼拜有助于个人生命的丰富、成长。维吉尼亚大学教授威尔考克斯(Brad Wilcox)的研究表明,定期去教会甚至与有美满的性生活有关

还有像前无神论者阿亚安·阿里(Ayaan Hirsi Ali)这样的人,他们解释自己皈信基督教的部分原因是今日世界的腐坏,一个受到“觉醒意识形态”、“全球伊斯兰化”、和受到“专制主义威胁的世界”。阿亚安·阿里在一篇宣布她的新信仰的文章中说:“我认为,唯一可靠的答案,在于我们渴望维护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文化遗产”。著名无神论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虽反对阿亚安·阿里皈信基督教的决定,但他似乎对阿亚安·阿里的推论产生共鸣,因为他近期也开始称自己是一名“文化上的基督徒”,以回应伊斯兰教在英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些论点的共同点是承认基督教对人类和社会有明显的益处。它改善了我们的性生活、心理健康和社交网络,为我们带来当代世俗世界无法复制的稳定性、秩序以及自由和正义的基础。这些都是成为基督徒并鼓励传播基督教文化(至少是表面上的)的有力理由——这种文化即使不接受基督信仰的正统思想,但采纳基督教的精神。毕竟,数据似乎清楚地显示:“更基督教化”的文化能带来更多的人类生命繁荣。

但是,这种对基督教“可衡量的益处”的想法,究竟是对真实的基督信仰的威胁,还是福音的契机呢?

一方面而言,身为接受正统信仰内容的基督徒,我们毫不意外地愿意按照上帝的律法生活,并有着相伴而来的祝福。违反宇宙规律的生活必然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伤害。既然我们被呼召为“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29:7 ),我们就应倡导符合基督信仰的政策、做法和社会规范。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按照祂对宇宙的设计来生活,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鼓励我们的邻舍按照祂的设计来生活。有鉴于此,即使是道金斯所称呼的那种不信基督的“文化上的基督教”,也许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但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按照祂的律法生活。祂的旨意是我们透过祂的儿子耶稣基督认识祂。随着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我们的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益处,这为基督徒带来这样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宣扬基督教的美德,而又不把它变成另一种谋求幸福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果某个文化因物质益处而接受基督信仰的美德,那么这个文化是否会永远忽视(甚至抵抗)基督信仰于灵命/灵魂上的益处?

在最近一篇关于理查·道金斯的文章中,《今日基督教》主编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就表达了这种担忧。他写道:“真正的基督教与国歌、乡村小教堂和圣诞颂歌无关。”真正的基督教并不是简单的一种“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如道金斯所希望的那样)”或“非觉醒意识形态的宗教(如阿亚安·阿里所希望的那样)”。罗素·摩尔说,“如果福音不真实,那福音就不会起作用。一个真诚的异教信仰每一次都能战胜伪装成基督教的基督教。”一个不活出正统信仰内容的基督教(不以活着的信心回应永生上帝的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已。

我们该如何宣扬基督教的美德,而又不把它变成另一种谋求幸福的工具?

而这个世界已经充满各式各样的社会认同。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得到基督教物质利益的同时,不真正相信福音的内容,他又何必向着自己的老我而死,以活出对基督的彻底顺服呢?正如我在《颠覆性的见证》一书中所论述的,现代人倾向把基督教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上帝以基督的形式进入人类历史所启示的超越的真理。如果人们信奉基督教只是因为他们视基督教为一种能提升自我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基督教的要求变得过于苛刻时,他们就会放弃基督教,转而追求一些更容易接受的时尚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像会出现一种另类的基督教,它透过诋毁基督教,将基督基督教中剔除,从而真正地嘲讽这个信仰。更糟的是,基督可能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符号,一个完全不关心圣经真理的政治运动的迷因(meme)。

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想像这种情况,因为它已经在美国基督教的某些领域发生很久了。抛弃了复活等核心教义的左派进步派人士所提倡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而在政治右派里,基督教也可能沦为一种公民宗教,前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近期推广的以美国为主题的圣经就是个例子。基督教总是面临被一些人“调整内容”的风险,这些人只想获得基督信仰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而不愿接受福音所呼召面对的灵命现实

但是,那些被物质利益所吸引的人,是否就一定不会接受更深刻的、关乎个人灵命的、正统的基督信仰呢?那些担心这个世界疯掉的人,是否有可能透过这种世俗的途径来接触到真实的信仰——首先被基督教传递的关于上帝所设立的秩序吸引,然后再被上帝本身所吸引?那些孤单、忧伤的人是否有可能首先被在教会里见到的“上帝所设计的群体/共同体”吸引,以致于相信上帝?

我确实能见到一个“文化上的基督教”所具有的真实风险。但我相信,那些首先被利益而非福音所吸引的非基督徒,仍有可能跌跌撞撞地进入信仰。他们可能会寻求上帝,也许当他们伸手去找祂,就寻见了,而其实这类人“离我们各人不远。”(使徒行传17:27)。

当然这之中也存在着危险,我们必须警惕自己不去鼓励那种肤浅的、变质的基督教文化。但我们发现我们如今有个宣讲福音的绝佳机会:无论人们来教会是为了社交还是出于对上帝的顺服,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无论人们是因为对左派进步文化的恐惧而对基督教表现出兴趣,还是因为对基督复活的真实历史性深信不疑,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邀请那些看到我们信仰益处的人能真的认识到:这些好处是天父赐给我们的完美礼物,不仅仅只是提升自己生活方式后得到的正面成果。福音就是像这样的邀请。宣传福音是我们向邻舍解释“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来自一位慈爱的上帝,这位上帝赐福给一切求告祂的人(罗10:12)”,而这位上帝希望他们悔改归向祂

作者O. Alan Noble是俄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英语系副教授,着有三本书:《On Getting Out of Bed: The Burden and Gift of Living》、《You Are Not Your Own: Belonging to God in an Inhuman World》、《Disruptive Witness: Speaking Truth in a Distracted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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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我们性别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我们的性别会在复活时被消除或更新吗?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Pete Ryan

我发现今天很多关于性别的文章都很奇怪,既抽象又与世脱离。教会和我们所处的文化中关于性别的辩论常常围绕着对“权威”和“顺服”的关注,或者讨论性别是二元划分还是光谱的问题。

虽然这些讨论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其价值,但在解决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加 1:4)所经历的因性别而痛苦的根源层面,这些讨论并没有走多远。提供抽象的原则忽视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人生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是造成他最大痛苦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我们从神学角度思考性别议题时,千万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在理论与活生生的人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如果一个性别神学无法看到上帝子民敞开着的伤口,它就仍是脱离现实的、虚无缥缈的神学,无法对渴望有丰盛的生命、有性别挣扎的世界说出正确的盼望之言。

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教训。在发表了一篇关于人类复活后的性别问题的文章后,我收到一位信实于主而且思想深刻的双性人的来信——她生来就有不同的性别发育模式——她问我她是否会以现在的性别复活。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很重要,因为身为一个基督徒,复活的盼望对她而言意义重大。

对我们来说,“新天新地”(启示录 21:1)是基督信仰真理的一部分——这个真理阐述着上帝原先计划世界应有的样貌——不同于我们今日地球堕落的状态。末世并非某种与我们的普通生活毫无关联的遥远境况,末世定义了丰盛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末世论涉及的问题包括:“没有罪的破坏力的生命会是什么样貌?”、“上帝的公义完全展开时,这世界会是什么样貌?”、“我们的生命真正地丰盛、茁壮成长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告诉我的学生,思索新天地的样貌有点类似儿童游戏“找出两张图片之间的差异”。透过辨识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与它将来应该有的样子之间的差异,我们能学习关于我们今日应如何过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行动。

如果说末世论让我们了解到受造物将会如何恢复它们应有的样子,那么关于末世“肉身复活”的教义应能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体应是什么样子。这意味着,我们对于肉身复活后的身体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今世的身体的看法。

可以理解的是,那些对今世性别感到痛苦挣扎的人往往会用“复活”等词汇来形容当他们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例如进行变性手术)后的感觉。透过将性别与复活联系起来,人类本能地设想他们的性别应该是怎样的——而这反过来又证明了我们用以理解性别的框架是如何被罪所破坏及扭曲。

基督信仰教导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在新天地中复活时,它们将成为它们在被造之初应有的样式,我们对我们全人得以被医治的盼望也将实现。但问题是,我们对“复活”将如何治愈我们在这个有着性别的身体上的破碎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ㄧ个人的手臂被毒蛇咬伤,他似乎有两种选择:截肢或取出毒液。虽然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把人从危及生命的毒素中解救出来),但实现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切除,另一个是更新。同样的,当基督徒设想人们因性别产生的痛苦问题将会如何被解决时,常会总结我们的性别在新天地复活的肉身上可能是“被除去(不再有性别之分)”或是“被更新”。

询问我们的身体在新天地中是否会被赋予性别,就是在询问“上帝赋予我们的性别的终极医治及有着丰盛的生命应是什么样子?”。

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只在最近几十年特别重要,但事实证明,人们已经询问这个问题长达几个世纪——而我深信,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在今日以“有性别的身份”如何经历到丰盛的生命,有实际的意义。

在基督教历史和当代神学中,有个悠久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脉络,即设想性别救赎的最佳方式就是想像性别的去除。这个学派借鉴教父俄利根、尼撒的贵格利和宣信者马克西姆(St Maximus the Confessor)等人的观点,认为我们肉身复活后,不会再有性别之分。

根据这种观点,人类某些方面有着上帝形象的一部分,其他方面则与非人类生物共有,包括性别。事实上,这派神学家认为,性别是上帝预知人类会犯罪才赋予我们的属性。性别的目的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直到受造物最终极恢复的那日。因此,像性别、种族和残疾这类的属性——神学家们认为在今生为我们带来极大痛苦和挣扎的属性,在我们复活后将不再存在。

这些思想家以及那些重拾其思路的当代神学家们论证的基础为加拉太书3:28,“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真正的创造是在基督里的创造——在基督里,他们从字面上推断,这意味着没有男女性之分。他们论证,即使性别原本是旧造的一部分,性别也不是新造物、新天地中应该存在的受造物属性。

近期一些神学派别甚至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体起初被造的样貌究竟是如何。他们认为,也许创世记描述的人类样貌并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该有的模样。因此,他们认为当救赎的计画完成后,性别等属性就会被取代——类似像孕妇装那样,虽然它们在某段时间内有用,但最终会变得不必要。

这种观点有许多值得赞赏的地方,尤其是它将性别与福音连结在一起。然而,对于那些因性别认同经历痛苦、挣扎或有任何其他负担的人,告诉他们他们的盼望在于“终有一日性别会被消除”,我觉得是一种自我否定。性别似乎是我们生命叙事中太重要的元素,无法只透过除去性别来治愈。此外,如果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带来对复活的期望,而如果祂是带着祂的性别复活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会以类似的方式复活呢?

基督教传统的另一个分支可以追溯到爱任纽和奥古斯丁等教父,他们认为,我们会带着自己的性别复活,正是因为在基督里找到公义的盼望。奥古斯丁说,当人们说复活后没有性别时,可能夹杂着其他的意思——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将自动以男性的性别复活,完全模仿基督的样式。

正如奥古斯丁所,“两性都将复活”,因为“所有缺点都将从这些躯体上去除,但他们的本性将得到保留”。既然“女性的性别不是一种罪”,也不是受造物的缺陷,那么女性就会以女性的身份复活。因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成为女性是造物主赐予的光荣礼物,是祂神圣形象的承载者——和成为男性一样。上帝透过治愈受造物的罪来使万物回到它们本应有的样貌,而不是透过消除受造物的本性。

因此,这种消除受造物所有性别面向的复活神学是一种抹杀式的神学,它使我们对因性别遭受苦难和不公义的哀鸣——如心理痛苦和被歧视——无法得到解决。复活并不是宇宙版本的“蚀刻素描”(Etch A Sketch),不是当上帝把一切都推倒重做一遍;复活是对已经被创造并被宣布为非常好的事物(创1:31)的神圣承诺——其中包括我们的性别。

爱任纽和奥古斯丁从花园的角度预想复活的样貌。起初,上帝的创造就像一粒种子种在大地上,本来想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路13:18-19)。然而,这棵树却因罪而生病。但上帝没有用斧头砍它,而是从根本精心医治这棵树,并为此亲自付出代价。然后,也只有在那时,这棵树才会重新绽放。

今天,性别是许多人痛苦和困惑的根源——我们的经验和性别观念都因罪而生病。在我们周围,我们看到性别歧视、性侵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都在伤害上帝的创造物,尤其是女性。各种意识形态的基督徒都非常缺乏成为“基督般的存在”所需的美德——例如好好地倾听、展现温柔的同理心、在人们分享他们的性别经历时不轻易做出结论。

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一起开始描绘一种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与性别有关的不适当、不符合圣经的负担会减轻。教会内的人如何才能并肩同行——我们的愿景与信心、爱和盼望同步——并实践一个“基督的工作能照亮我们的性别角色”的叙事?这样的信仰实践首先需要我们恢复前面提到的美德:好好地倾听人们的故事,同理那些受伤的人,并坚信在上帝的国度里,不会再有因性别而产生的痛苦。如果我们将这些美德作为爱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基督教群体会是什么样子呢?

说到底,我确实相信我们在末世仍将是有性别的,因着基督的盼望经历丰盛的生命和公义。这种盼望之所以能持续,是因为我们坚信耶稣爱那些最脆弱的人,包括那些性别是其痛苦之源的人。

虽然我无法确定我的双性人朋友将会以何种性别在新天地复活,但我知道她在今世的身体是上帝今日能使用并帮助她与人建立情谊的身体。在万事万物的尽头,一个令人惊讶的性别消除及转换似乎与上帝救赎的行动不相符。

上帝尚未放弃救赎我们,上帝也尚未结束救赎我们的性别。即使是今天,上帝仍持续治愈我们的罪,让我们在此生预先品尝到身为复活的女性和男性的生命能如何丰盛的发展。

Fellipe do Vale 是三一福音神学院圣经与系统神学助理教授,着有Gender as Love: A Theological Account of Human Identity, Embodied Desire, and Our Social Worlds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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