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应该直言不讳地讲论COVID-19疫苗吗?

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有些人敦促接种疫苗作为爱邻舍的一种方式,而另一些人则说按各人的良心做决定。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Gchutka / Getty / Product School / Unsplash / Envato

根据皮优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 调查,大约有一半的美国更正教成年人不打算接受新的COVID-19疫苗。

虽然自去年9月以来,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实际上升高了——上个月三家 公司 宣布了可行的疫苗——50%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59%的黑人新教基督徒表示他们不会接种疫苗,而美国人口大多数(60%)说他们会。

几个世纪以来, 宗教和医学 一直在合作预防疾病,尽管这种关系有时很复杂。近年来,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依靠教会领袖的支援,特别是在 有色人种社区促进健康方面赢得信任。 冠状病毒大流行已成为信仰和科学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例子。

鉴于基督徒之间的分岐,牧师们应该如何与他们的会众讨论COVID-19疫苗?他们应该鼓励参加聚会的人接种疫苗吗?

CT听取了五位牧师的看法,有关种族、神学和会众背景等因素如何影响他们处理这个问题。

杰夫·舒尔茨(Jeff Schultz)——印第安纳波利斯信心教会的讲道和社区关怀牧师

我们的教会一直在为疫苗的研究和开发祈祷,但是接种疫苗与否,并不是我们要作指导的。

我们的会众有许多医生、护士、医学研究人员和药物开发人员。我们相信,上帝会通过奇迹般的干预而行事,但更常见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天赋和智慧,来服务他人。我们鼓励人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有些成员,在有疫苗之前不会做实体礼拜。但我不认为我们会正式说任何关于接种疫苗的事情(除了为疫苗的存在而感恩)。

在个人的层面,我会鼓励大家在作这个决定上咨询他们的医生。我认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是极低风险的干预措施,帮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 COVID-19疫苗是阻止致命疾病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法。但我不相信,作为牧师,我具备指导人们进行可能有副作用或长期健康影响的医疗。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疫苗好的一方面,同时要求所有人尊重别人的决定。

路加·波波(Luke B. Bobo)——在堪萨斯州的牧师网路“Made to Flourish”的战略伙伴关系主任,圣约神学院客座教授

堕胎、电影、音乐、枪支、卡通片、医疗科学——作为解读文化的人,牧师必须讨论这些话题,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无关痛痒的。这些文物传递的资讯往往与基督徒的生活和世界观背道而驰,与会众沟通有关COVID-19疫苗也不例外。我相信牧师必须以合乎圣经、明智和基督教导的心态来参与疫苗的讨论。

当然,对非裔美国人牧师来说,与他们的会众谈论这疫苗会更加复杂,因为过去为了医疗进步,曾对黑人造成了许多虐待。谁能忘记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实验和臭名昭著的“亨拉(HeLa)”细胞——未经家人同意从亨利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偷取的癌细胞?因此,牧师也必须从历史的角度面对这个话题。

牧师必须教他们的人如何用分辨的方法来思考这COVID-19疫苗。如果他们被问及是否计划接种疫苗,他们应该陈述他们的答案,然后发表如下声明:“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花功夫作出你自己的决定。”换句话说,牧师不能代替他们的会众思考;相反的,必须装备他们,给他们需要的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自己思考和作决定。

曼迪·史密斯(Mandy Smith)——辛辛那提大学基督教会牧师

关于疫苗,我在哲学或神学层面上没有问题,我会听从我教会的医疗专业人士,他们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我所领导的教会是位于有时被称为“药丸山”的地方——我们附近有四家医院,因此我们有相当多的医疗专业人员。同时,由于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我们也有很多人对另类生活方式感兴趣,这导致他们对疫苗有顾虑。

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意见分歧的空间——在必要的事上要团结,在非必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在哲学层面上,我们对疫苗的看法如何,是属于非必要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也不应该为此而与其他基督徒分裂。

同时,在实际层面上,我们对疫苗做出的决定,会相互影响。虽然有关在什么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玩,我们在一起聚餐和领受圣餐,那么,我们在疫苗上做出的选择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的整个团体的缘故。如果说冠状病毒大流行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身体和健康是交织在一起的。

斯蒂芬·库克(Stephen Cook)——孟菲斯第二浸信会主任牧师

在美国,COVID-19已经夺去了超过283,000个我们邻舍的性命,与超过150万个在世界各地我们邻舍的性命。存着快要接种疫苗的希望,牧师们有机会召唤我们教会里的基督子民去爱邻舍,活出基督对彼此相爱的命令。

当一位律法师问耶稣,想要知道谁是他的邻舍时(路加福音10章),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应——当他看到有人被殴打,被任由自生自灭时,就停下来帮助那人,满足了他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被耶稣指出来,作为怜悯服务典范的撒玛利亚人,是通过使别人得到痊愈,来活出爱邻舍的呼唤。

鼓励信徒接种疫苗,预防这已经摧毁了许多人的疾病,是牧师的责任。这是一个召唤基督跟随者的时刻,去考量扮演我们应有的角色,促进世界得到痊愈。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想起,在故事的结尾,耶稣抬高一个在看到迫切的需要时,做一个好邻舍的人。

斯蒂芬妮·洛布德尔(Stephanie Lobdell)——俄亥俄州弗农山拿撒勒人大学的院牧

基督对爱邻居的指示,以独特的方式告知我做院牧的大学校园,从戴口罩到用有机玻璃隔屏把食堂用餐者分开。跟着,它也会告知我们对疫苗的立场。如果一个人在生理上能接种疫苗,这又是实践对邻舍的爱的一种方式。

作为卫斯理—圣洁传统的基督教文理大学,我们为这疫苗话题带来了多一点动力。作为卫斯理人,我们坚定地持守,在恩典中合作是基督教实践的中心思想。上帝采取主动,邀请我们进入一个爱的关系,以及进入一个有意义的伙伴关系,一起体现新创造的工作。我们要激励我们的学生,把他们正在学习的职业视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体现。

当科学家揭开一种危险病毒的DNA,当医生不辞劳苦地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研究人员制定一个保护人们免受感染的疫苗时,我们不要漠视科学,举起一个自以为是的拳头,声称“信心胜过恐惧!”相反地,我们要欢欣鼓舞。为了那神圣任命的职业赋予生命的保存,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我们宣布,既感谢上帝的供应,也感谢上帝赐给人类能力。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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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拉维·撒迦利亚:私藏数百张女性私密照、面临性侵按摩治疗师、强暴等指控

他所创建的福音机构为曾「误信」这位隐瞒自己不端正性行为的领袖一事表示歉意。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6,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RZIM

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发现,已故的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利用自己作为世界著名的基督教护教者的声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美国与海外性侵按摩治疗师,而由他的家庭成员和忠实盟友领导的传道机构未能追究他的责任。

他利用自己对按摩的需要以及频繁的海外旅行来掩盖自己的性侵行为,借口属灵对话建立信任,直接从他的传道机构提供资金,用以引诱受害者。

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RZIM,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周四发布的一份12页的报告,证实了撒迦利亚在其所拥有的亚特兰大日间水疗中心的性侵行为,并在美国发现了另外五名受害者,以及在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性侵证据。

仅从对撒迦利亚以前使用的电子设备进行的有限审查,就发现了他与美国和亚洲的200多名按摩治疗师的联系,数百张年轻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些是女性裸体照片。 直到2020年5月他享年74岁去世之前的几个月,撒迦利亚还在索取、收集这些照片。

据调查人员透露,撒迦利亚从本应专用于“人道救援”的资金中支付数万美元给4名按摩师,为她们长期提供住房、教育费用,以及每月资助。

一名妇女告诉调查人员,“在他安排传道机构为她提供经济资助后,就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 她说这是强奸。

报告称,她说撒迦利亚“让她和他一起祈祷,感谢神赐予他们两人的机会”,并如他对其他受害者宣称的一样,“称她是因为他过着服事神的生活而得到的奖赏”。 撒迦利亚警告这位女士——也是位基督徒——如果说出对他不利的话,当他的名声受损时,她将为数百万灵魂的失丧负责。

这些发现,以及RZIM几个月来进行的内部审查所透露的细节,挑战了许多人对撒迦利亚的印象。

当他5月去世时,人们称赞他的忠实见证、他对真理的承诺,以及他个人的正直诚信。 现在很清楚,在台下,这个长期以来被全世界基督徒所敬仰的男人性侵了无数妇女,并操纵身边的人,使他们对他的恶行视而不见。

米勒与马丁(Miller & Martin)律师事务所的林赛·巴伦(Lynsey Barron)和威廉·埃塞尔斯坦(William Eiselstein)受雇于RZIM进行调查,采访了50名证人,并检查了撒迦利亚从2014到2018年间使用的电话。 最后律师们表示,“我们确信,我们发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撒迦利亚先生进行不当性行为的结论”,尽管这一调查并不详尽。

RZIM董事会在调查的同时发表声明,表示歉意并承担一定责任。

“拉维采取了一系列广泛措施,以便向家人、同事和朋友隐瞒自己的行为。 然而我们也认识到,长期性侵的情况,往往意味着存在重大的结构、政策和文化问题。 … … 我们的工作人员、捐助人和公众都信任我们能指导、监督和确保对拉维·撒迦利亚的问责,但在这方面我们却失败了。”

RZIM在2020年9月《今日基督教》的报道之后,针对在撒迦利亚的水疗中心工作的三名女性所提出的性侵指控,雇用了米勒与马丁。 最初,传道机构的领导人表示不相信这些女性。 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

声明说,“我们不仅相信那些公开做出指控的女性,而且对于之前没有公开指控拉维,但在调查中其身份、故事浮现出来的更多女性,我们也相信”。

因为RZIM内外的基督徒对其长期领导人失去了信任,该机构在其著名的命名者去世后的八个月时间里,从不得不重新构思其全球事工的运作,到现在不得不完全重组。

在调查期间,出于对高层官员就指控所做出的初始反应的不满,多名RZIM的讲员和工作人员离开了该事工。 RZIM的加拿大分部暂停了4月份之前的筹款工作和募捐活动,而基于英国的撒迦利亚信托基金会则威胁说,如果RZIM不向受害者道歉并进行重大改革,就将分裂出去。 (更新报道:报告发布的第二天,英国董事会一致投票决定从RZIM中分离出来,并将选择一个新的名字)。

甚至在周四晚上报告发布之前,RZIM领导层就已经转向减少撒迦利亚家族的参与。 拉维的遗孀玛吉·撒迦利亚(Margie Zacharias)于1月辞去了董事会和事工的职务,而她的女儿萨拉·戴维斯(Sarah Davis)则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仍担任首席执行官。

RZIM内部工作人员则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护教机构,该事工计划大幅缩减规模,降至10名美国护教家和几名国际讲员,由少量工作人员辅助。

受保密协议限制的调查

除了证实之前关于撒迦利亚水疗中心的性侵报道外,新的报告还证实了一位加拿大女性洛里·安妮·汤普森(Lori Anne Thompson)四年前所做出的指控,她说自己受撒迦利亚摆布,向他发送露骨的色情短信和照片。 她的案件是公开的第一桩关于撒迦利亚的性丑闻,它激励了其他受害者站出来。

撒迦利亚斯曾在2017年起诉汤普森,声称她致RZIM董事会指控性侵的律师信,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勒索企图。 董事会周四写道:“我们相信洛里·安妮·汤普森已经说出了她与拉维·撒迦利亚关系的真相。”

调查人员与其他证人也进行了面谈,她们也讲述了与汤普森的指控所描述的类似行为,并发现在她的经历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与其他女性间的短信交流模式。

然而汤普森和她的丈夫布拉德(Brad)却无法亲自参与最近的调查。 对于调查人员提出的解除保密协议(NDA)以允许汤普森夫妇谈论发生的事情的要求,这位已故护教家的遗产执行方予以拒绝。 汤普森夫妇的律师贝塞尔·茨维迪江(Basyle Tchividjian)告诉调查人员,在一切都已经昭然于世的情况下,汤普森夫妇却仍然受到NDA的约束,这一情况是“应受谴责的”。

戴维斯在一封致整个传道机构的邮件中写道,RZIM “为了方便调查进行,要求修改NDA”,但该机构对于遗产执行方没有任何权威,因为后者是由她的母亲玛吉·撒迦利亚控制。 遗产执行方也拒绝让撒迦利亚的私人律师交出当时从他的电子设备中收集到的任何证据,这给米勒与马丁事务所审核的记录中留下了空白。

但根据调查报告,就在撒迦利亚与汤普森夫妇了结官司、公开为自己辩护,并向RZIM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保证他没有做错任何错事、没有必要调查的同时,他还继续索取其他女性的色情照片。

报告说,“虽然他告诉他的员工,他在汤普森事件中的真正错误是没有提醒别人他收到了另一个女人的照片,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就其在汤普森事件期间以及之后200多次收到女性照片之事,他曾经向RZIM管理层或其董事会做过交代。”

事实上调查人员发现,尽管撒迦利亚2017年公开表示,从与洛里·安妮·汤普森的交流中吸取了“艰难而痛苦的教训”,就在那之后仅一天,他就收到了更多的来自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那个女人也继续给他发裸照。

不过,有一件事确实发生了变化。 汤普森案发生后,调查人员注意到撒迦利亚在删除信息方面做得比较好,无法被发现或揭发。

在与报告同时发表的声明中,RZIM董事会承认了这一失败,并向洛里·安妮·汤普森道歉。

声明说,“我们错了, 我们怀着深切的悲痛认识到,由于我们不相信汤普森夫妇,私下和公开宣扬错误的说法,他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诽谤,他们的痛苦被大大延长和加剧。 这让我们很心痛,也很惭愧。”

‘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自己的不轨行为’

调查人员发现的大部分性侵行为都是围绕着按摩发生的,而撒迦利亚依靠按摩来治疗慢性背伤。 他经常与私人按摩师一起旅行。当一位RZIM同事对于这样“似乎不当”的做法表示质疑时,他反而批评对方。

虽然报告没有面谈国外的消息来源人,但调查人员发现了撒迦利亚在旅行时经常会见按摩师的证据。

报告说:“当可能会一个人独处时,他经常会在酒店房间里安排按摩治疗。 根据他的短信,有时他会在酒店大堂和治疗师见面,有时他会指挥治疗师直接到他的房间来。”

调查人员发现,在2010年代初,他在曼谷拥有两套公寓,与他的一名按摩师共用一栋建筑。 他手机上的笔记应用里,有“我想和你有个美丽的回忆”、“再往前走一点”、“你的嘴唇特别漂亮”等短语的泰语和普通话翻译。

撒迦利亚手机相册里的按摩师和照片上的女人比他年轻几十年,很多都是20多岁。

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RZIM领导层或员工知道撒迦利亚的不端性行为, 这也表明该事工对于这位同名者、创始人几乎没有任何问责。

报告说,“因为他对按摩治疗的需求是众所周知并被接受的,所以他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自己的不当行为”。

撒迦利亚谈到了“身体屏障”对“保护我的诚实正直”的重要性,但米勒与马丁的报告指出,“作为这些‘身体屏障‘的设计者,撒迦利亚先生很清楚如何躲避它们。”

调查证实,撒迦利亚撒谎说,除了妻子或女儿他没有和其他女人单独相处。 他还时刻持有多部手机,并将其放在与RZIM不同的无线计划中,从不使用办公室的无线网络。 撒迦利亚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但这确保了他的通讯无法被监控。

RZIM董事会的声明承认它“做得严重不足”,“允许因为自己对拉维的误信,导致对他的监督和问责不力,远没有达到明智和爱护的程度”,对此表示遗憾。

报告中的每一个例子,都与一个以宣扬正直诚实和真理而著称的领袖和事工的公开见证形成对比。

在一段与CT分享的录音中,撒迦利亚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他的支持者,“你们这些在公开场合见过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私下里是什么样子的。 但神知道的。 神知道的。 今天我鼓励你们做出这个承诺并说,‘我在私下里做人也要配得神的赞誉,“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许多将撒迦利亚视为导师、榜样和属灵父亲的人,一直在努力应对新的信息、他们的被背叛感和对自己责任的质疑。

“我对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失望,我们本可以更努力地抗拒那种顺从式忠诚的潮流,更早地要求更好的答案。因为福音派信条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推崇懦弱或牺牲良心”,澳大利亚RZIM前负责人丹·帕特森(Dan Paterson)周三晚上在Facebook上写道

“我深深感到对主的敬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做出一个交代,在那里就像RZ报告一样,在黑暗笼罩下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人知道。 耶稣来是要通过审判来恢复正义。 哦,我多么希望拉维在这里忏悔!”

RZIM即将发生的变化

调查人员在12月的中期报告中让RZIM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自那以后董事会(成员姓名未公开)和领导层一直在计划着一次检讨总结。

2020年9月进入调查程序时,该事工的官方立场是,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但会进行调查,以还给撒迦利亚清白。 起初,RZIM聘请了控告汤普森夫妇的其中一位律师所在的事务所。 事工内部的几位人士说,副总裁阿卜都·莫雷(Abdu Murray)建议请一位“粗暴”的前警察来追踪指控者,并发掘该事工可以用来诋毁她们的信息。

几位讲员表示,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可信的,并要求该事工进行真正的、有信誉的调查。此后,在10月初RZIM改变方向,聘请了米勒与马丁律师事务所。

“我相信,对于我们都视而不见的、在不知不觉中促成的、没有开口反对的,以及我们允许继续下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讲员之一山姆·阿尔贝利(Sam Allberry)对英国的同僚说。

正如CT此前报道的那样,随着调查的继续,关于共谋和问责的争斗使该传道机构动荡了数月。 新年伊始,RZIM就在为分裂做准备。

戴维斯告诉工作人员,一些全球办事处可能会决定从RZIM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性组织。 目前,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公司章程或作为慈善机构的国家性章程,并通过“附属协议”与设在美国的传道机构建立联系。 这使得RZIM能够作为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传道机构运转。

“35年来,我们一直能够作为一个机构来实际运作。然而,在像我们面临的这种危机时刻,这需要我们的一些董事会必须与总部和国际董事会分开,自行做出抉择,以做出他们认为对其实体最好的决定”,戴维斯这样写道。

RZIM的一些资深护教士认为,各国分部分离出去,是保存该事工中做得好的那些部分的唯一途径。

曾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其他“新无神论者”进行著名辩论的北爱尔兰数学家和护教士约翰·莱诺克斯(John Lennox)已经敦促RZIM的英国分支机构分离出来。 在CT报道水疗中心指控的第二天,莱诺克斯就退出了与RZIM的所有联系,但告诉英国的护教士们,如果他们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他很乐意与他们合作。

“目前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重,我不能以RZIM的名义参与任何正在进行的活动”,莱诺克斯在给英国和美国董事会的声明中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要想在任何集体意义上保留住优秀年轻护教士团队的潜力,就需要对机构进行重新命名,对机构和董事会进行根本性的重组,而且要非常迅速地完成。”

据该传道会内部多位人士透露,其他国家的董事会也在与美国总部脱离关系。 加拿大董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这个事工不能建立在以前的结构上”,而是“必须建立于新的方式和关系”。

加拿大的护教事工也裁减了四名团队成员,其中包括讲员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他决定相信那些指控撒迦利亚性侵的妇女,并公开挑战RZIM领导层,要求他们承认共谋。 吉尔曼告诉CT,他非常担心他所爱的事工会选择重塑品牌而不悔改。

吉尔曼的遣散协议中包括一项保密协议(NDA),将禁止他采取“任何可以按照合理预期会对RZIM的声誉造成伤害”或“负面影响”的行动。 吉尔曼提出抗议,保密协议被一份对捐赠者信息保密的协议所取代。

预计很快还会有更多的裁员。 RZIM的雇员告诉CT,他们预计这个曾经在全国拥有100名讲员和250名工作人员的国际传道机构将缩减到原来规模的一个零头。 戴维斯告诉工作人员,裁员将在米勒和马丁报告发布后的几周内宣布。

她写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只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而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在经过人员裁减和各国分部分离之后,留下来的团队很可能是一些与撒迦利亚关系最密切、与主要捐助者关系良好的讲员。 RZIM内部人士预计,核心人物将包括由戴维斯领衔的讲员迈克尔·拉姆登(Michael Ramsden)、阿卜都· 莫雷和文斯·维特尔(Vince Vitale)。

戴维斯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将权力交给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退休能源公司高管和主要捐赠者克里斯·布拉特纳(Chris Blattner)。 不过,在危机期间,戴维斯更多地承担了RZIM的日常管理工作,她亲自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所有的内部和外部通讯中。

RZIM董事会周四表示,“鉴于调查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评估,我们正在寻求主关于这项事工未来的旨意 … 在辨别神将如何带领的时候,我们花时间专注于祷告和禁食,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讲到这一点。”

RZIM宣布,它正在邀请受害者权益倡导者蕾切尔·顿荷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就性侵问题来教育董事会和领导层,并就未来的最佳做法提出建议。 该部还聘请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来评估“结构、文化、政策、程序、财务和做法”,并提出改革建议。

祷告得到回应

2020年5月,就在他的葬礼当天,撒迦利亚性侵的秘密开始被揭露。 从现场直播中看到这位护教家受到如此尊崇和颂扬并被震惊的,有一位是曾被他动手动脚、当面手淫、并被索取色情照片的那些按摩师中的一位。 包括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基督徒橄榄球明星蒂姆·特波(Tim Tebow)在内的知名人士,都对撒迦利亚赞誉有加。

没有人站出来吗? 她在想。 没有人吗?

她担心其他女性可能会在那里,为这场景刺伤。 她祷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位女子在谷歌上搜索“拉维·撒迦利亚性丑闻”,找到了由无神论者斯蒂夫·鲍曼(Steve Baughman)所主持的博客RaviWatch,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追踪、报道撒迦利亚的“蹊跷说法”。 鲍曼在博客上讨论撒迦利亚关于学历的虚假陈述、色情短信指控以及随后的诉讼。 当那个女子读到洛丽·安妮·汤普森的遭遇时,她认识到那个女人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

据她所知,这个无神论博主是唯一一个关心撒迦利亚性侵他人却逍遥法外之事的人。 她联系了鲍曼,接着最终对《今日基督教》讲述了撒迦利亚的水疗中心、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以及背后发生的性侵事件。

水疗中心的这位女士告诉CT,她不对RZIM抱任何指望。 不会承认, 当然更不会道歉。 她想,这个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并靠其声望建立起来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传道机构,绝不会承认他的秘密的真相。

她之所以说出来,只是因为她想让其他女性知道真相,这包括被撒迦利亚伤害的女性,以及被其他著名的、声誉显赫的基督徒所伤害的女性们。 她想让她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

本周,她相信神回应了她的祷告。

“我认为它发生在神定下的完美时刻”,她说。 “这是祂的时刻,这是祂的方式。 主在做这件事,剩下的将是神想要剩下的。”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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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会众开始接种疫苗后:在2021年给教会的建议

在新冠疫苗上市之际,关于会众如何安全地聚会、崇拜的五条基于科学的建议。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Twenty20Photos / Pressmaster / DavidPereiras / Envato / Anete Lusing / Emre Kuzu / Pexels

在经历了10个月有限的现场聚会或在线崇拜后,教会的会众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了疫情所带来的疲惫。 我们希望新冠疫苗的出现能让我们的社会和教会都恢复正常。 但恢复正常需要时间。

不幸的是,许多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要到2022年或更晚才能接种疫苗。以前我在这些国家为阻止传染病的传播工作了不下25年。 在美国等国家,新冠疫苗从去年12月开始推广。专家预测,大约到秋季之后,疫苗接种覆盖率才将达到70%-90%,届时才有望实现群体免疫。 只有到那时,社会才能开始恢复正常的活动。 未来几个月将是一个过渡期,接种过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将一同生活在社区中。这还不安全,还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美国的这个过渡时期里,教会领袖应如何决定教会的人际聚会活动呢? 由于不同社区的疫苗接种率不同,即使是同一社区内的不同教会,会众的疫苗接种率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法来应对重开聚会的问题。

在为我家乡西雅图的四个教会提供咨询、为过渡时期做计划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教会领袖对摆在他们面前的复杂问题的挣扎。 一个会众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教会的主任牧师詹姆斯·布劳顿(James Broughton)说:“这是如此复杂的一个情况——有这么多变动的因素。 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智慧,包括科学知识,才能知道该怎样做。” 所有与我交谈过的人都看到了教会内部公开讨论的必要性,以及在教会面对不同的压力而重新聚集之前制定计划的价值。

为更好度过这个时期,我将解释新冠疫苗接种将如何影响教会关于聚会的决定,并提供五点建议,帮助教会制定计划,在疫苗接种覆盖率增加时重新开始聚会。

就像我以前在CT上写过的关于这次疫情期间教会聚会的文章一样,我试图用两个指针来辨别上帝对教会的呼召:圣经真理和科学知识。这两者都是从上帝而来。

新冠疫苗将如何影响教会的聚会

无论是否明确表示,教会领袖在考虑教会在这次疫情期间的聚会时,都要平衡三个因素:会友们聚会的需要和愿望,社区中新冠肺炎的感染率,以及教会会友感染新冠及其并发症的风险。 我制作了三个图表来描述教会聚会的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疫苗接种的三个阶段。

疫苗部分接种期将一直持续到新冠病毒群体免疫力产生、感染率下降至较低水平。 所需的时间将受到新冠疫苗的可获得性、有效性和吸收率,以及新冠变异病毒传染性的影响。 未来几个月,媒体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报道,随着新信息的出现,教会的计划可能需要调整。 然而,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

首先,科学家们仍不确定疫苗接种者如果没有明显的新冠病症,是否仍会携带病毒并传播给其他人。 最近获批的疫苗可以将新冠的患病风险降低90%以上,包括病毒引起的严重并发症。 但是如果病毒依然可以通过接种者传播,那么我们必须继续使用戴口罩、保持身体距离和其他手段来保护接种者免受新冠的影响,就像我们保护未接种者一样。 然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预防新冠并发症,而是为了限制病毒的传播。

其次,在世界不同地区快速传播的新冠病毒变体的传播性似乎较原来提高了10%-70%。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因为这些变异可能会使疫情恶化并延长。 幸运的是,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目前的新冠疫苗应该对这些新冠变体依然有效。

由于这些新冠病毒变体的传播可能会延迟群体免疫出现的时间,我们的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制定计划,以决定如何聚会、何时聚会。 如果这些病毒变体在我们社区中存在的比例比预期更高,那么我们就更需要下面的建议来减少新冠在我们教会中的传播。 由于新冠病毒及其所有变体都通过鼻腔分泌物和呼吸道飞沫传播,遏制其传播的方法依然不变。 因此,即使在这些变体蔓延的情况下,我的建议仍将适用。

在疫苗部分接种期间对聚会计划的五点建议

1. 以新冠感染程度作为聚会的主要指导。

如果在此期间恢复线下人际聚会,已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会众将相互混合。 由于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社区中的新冠感染率仍将居高不下。 鉴于教会的活动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因此,未接种疫苗的会友之间,甚至未接种疫苗和已接种疫苗的会友之间,仍会存在很大的传播风险。 如果科学家们确定接种过疫苗的人仍然可以携带病毒并进行传播,那么即使在大部分人接种了疫苗之后,只要社区中新冠感染率依然较高,那么病毒传播的风险就可能依然很高(见上图)。 只有当感染率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会众之间的传播风险才会下降,然后才能安全地恢复线下人际聚会(见下图)。

因此,这个疫苗部分接种期是一个特别棘手的时期,因为未接种疫苗的会众发生新冠感染并发症的风险并没有降低,但聚会的愿望却可能在增加。 这无疑会影响一个教会对聚会的决定。 因此,对于已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会众何时聚集才安全的问题,主要应根据社区内新冠的感染率、而非根据已接种疫苗的教徒比例来决定。

2. 考虑允许已接种疫苗的会众单独聚会。

虽然教会可能会选择在已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会友能安全共处时才开始聚会,但也可以选择为已接种过疫苗的会友先恢复聚会。 由于已接种疫苗的会友可免受新冠严重并发症的影响,所以即使在社区感染率依然较高的情况下,他们在室内聚会也要安全得多。 我们很多年老和比较脆弱的教会成员会提前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会倾向在所有人都能安全聚会之前,先开始聚会。 比较简单的第一步就是为已接种疫苗的人安排小组聚会。

然而,教会领袖可能会对将会友分组的做法持保留态度。 西雅图一家热心社区事务的邻里教会的牧师劳里·布伦纳(Laurie Brenner)说:“在我们这个中等规模的教会中,真实地存在着一种矛盾。 一方面我们不想把人分组,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尽快见面。”

但与我交谈过的教会领袖普遍认为,可以只为接种过疫苗的人设立聚会。 布劳顿说:“新冠感染风险较小的人群已经开始自发聚会了。 都是由成员们自行组织的。 我觉得接种过疫苗的成员也可以如此。” 布伦纳补充道:“我们需要努力确保疫苗接种不会最终导致现有团体的分裂。”

总的来说,为已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会众建立平行聚会的想法似乎引起了这些教会领袖的共鸣。 我所参加的教会是一个会众跨越多个年龄阶段的大型教会。我们的主任牧师乔治·欣曼(George Hinman)说:“如果要我接受只为已接种疫苗的会友举行崇拜的想法,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提供另一种选择,即无论是否接种过疫苗,会友们都可以进行崇拜。 我们必须为每个人提供一个选择。”

然而,只对已接种过疫苗的会友开放聚会的做法也可能面临挑战,因为教会可能不愿意要求会友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才能进入聚会。 不过,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在未来几个月内,健康证的使用可能会变得非常普遍。

3.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恢复一些特定的人际聚会形式。

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计划,因为不同的教会活动有不同的新冠传播风险。 具有较高空气传播病毒风险的活动应在感染率较低时才开始,而空气传播风险较低的活动可在感染率较高时就恢复。 此外,有些活动相较于其他一些,会较易减缓新冠的传播。

下表为当新冠感染水平下降到一定阈值后就可开始的一些人际活动提供了指导。 它建立在我之前关于教会逐步恢复开放的CT文章的基础上,并提供了各阶段的感染阙值。 对于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棘手的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标准来衡量感染率的高低,尽管卫生部门已经提出了类似的 感染阈值 供其自身使用。 我根据表中的阶段对它们进行了调整。

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新冠感染率有时是以每10万居民中7天或14天的病例总数来统计的,而不是每10万居民每天的病例数。 在表格中,我建议用按天统计的数字作为阈值,所以可能需要将各地卫生部门的数字转换后再使用这个表格,或者使用带有这些信息的全球监测数据,例如STAT新闻提供的数据。 必须记住,新冠检测率的不足会造成对实际感染率的低估;因此,在检测不足的社区,对恢复聚会的态度应更加保守。

随着更多信息或更明确的准则的出现,表中的阈值可能需要调整。 教会可以选择略高或略低的阙值作为恢复活动的标准。 鉴于快速传播的病毒变体,在到达每个阙值时,只向更少一些的会友开放活动也变得更为重要。 鉴于过去几个月许多地区的感染率急剧上升,感染率要下降到能允许未接种疫苗的会众进行室内聚会的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

4. 鼓励会友减少接触新冠的风险。

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广,许多去教会的人处于接种优先级较低的群体,有些人可能因为个人选择或健康原因永远不会接种疫苗。 不管什么原因,对于各地未接种疫苗的会众来说,能够在教会中安全地与其他人聚会是很重要的。

疾病控制专家早已认识到改变行为方式对帮助人们降低接触传染病原体风险的重要性。 在会众聚会之前,我们可以要求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减少接触新冠的风险。

接触病毒的风险仅仅在于分享其他人呼吸的空气。 我们的会众可以通过减少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其定义为与他人相距2米以内并持续超过15分钟),以及在与他人会面时增加使用口罩、保持身体距离和良好通风的空间来降低这种风险。

当我们在教会聚会时,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弟兄姐妹免受病毒的伤害来表达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 “要求人们为了他人而减少自身的感染风险是合理的。 我相信在聚会前要求接种疫苗也同样合理。 但重要的是不排斥任何人。 我们需要为所有人提供选择”,欣曼说。

“我们教会强调个人责任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教会的规定。”美国一所大型华裔教会的长老艾尔顿•李(Elton Lee)表示,教会要感谢那些担当保护他人的责任的会友。 “教会提供准则,但遵守准则却要看每个人。”

为了帮助我们的会友承担责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风险程度会很有帮助。 人们设计了一些应用程序,旨在帮助个人评估他们在聚会中感染新冠的风险。 但有了COVIDRisk.Link这个我最近参与研发的工具,会众可以定期监测自己接触病毒的风险,甚或在必要时,在聚会前降低风险。 鉴于变异病毒的传播增加了个体感染新冠的可能性,这就显得更重要了。 此外,使用这个评估工具可以帮助会友形成社交泡泡(social bubble),以便更安全地与那些虽有风险接触、但却能一起安然相处的人见面。

在上表中的每一个感染阈值,如果我们要求会众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那么聚会就可以更安全。我们鼓励感染风险较低的会友比风险较高的会友更早地参加教会活动。

5. 鼓励你的会友接种疫苗。

如果我们社区中相当一部分人拒绝接种疫苗,这将延长疫情及其对社会的危害。 不幸的是,近四成的美国人不愿意接种疫苗,这一比例在教会成员中还略高一些。布劳顿解释说:“人们目前的反应是基于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恐惧,比如塔斯基吉实验(Tuskegee experiments)。 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疫苗。”

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疫苗可以保护人们免受这种病毒的危害,让我们更早地恢复到正常的教会事工中去,所以我认为,教会应该推广新冠疫苗的接种。 接种了疫苗的基督徒不仅可以避免在感染后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且可以更早地服务于其他有需要的人,为结束这场疫情做贡献。

不幸的是,这场流行病被政治化了,以至于一些教会领袖对是否支持接种疫苗犹豫不决。但我建议我们应以大诫命作为我们的主要动力。 虽然专家们并不能确定疫苗接种能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但疫苗很有可能至少能减少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新冠疫情的传播。 因此,让我们彼此相爱,鼓励接种疫苗,尤其是教会中的会众。

但要与教会会众沟通疫苗的好处,可能需要很大的努力和耐心。 布劳顿强调了这一点,“我需要不断地与会众交流。 这些信息从哪里来,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当他们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于有信仰又有科学知识的弟兄姐妹时,信任度就会大大增加。”

比语言更重要的是行动。 教会领袖可以给会众树立一个榜样,自己接种疫苗。 大量的不信任确实存在于人们对政府、对科学、对新冠疫苗的态度中。 而许多社区中最值得信赖的成员恰在我们的教会中。 因此,教会领袖可以在鼓励信徒接种疫苗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随着新冠疫苗在我们的社区开始接种,我们开始了回归正常生活的漫长道路。 与此同时,美国正经历着近代史上最动荡最分裂的时期。 欣曼说:“作为教会,我们不能允许我们如何处理这次疫情和疫苗接种的问题使我们产生分裂。” 为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合一中前进,我祈望这五个以科学为基础的建议能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恢复聚会并继续服侍我们周围的世界时,成为一座灯塔——拥抱信仰和科学。

钱秉中(Daniel Chin)是一位肺科、重症医学及流行病学领域的医生,拥有25年的全球公共卫生经验。 2003年,他领导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遏制非典疫情的大部分援助行动。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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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报导关于教会领袖的负面新闻?

基督的教会需要这种亮光,即使它让我们痛苦。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1
Michal_edo / Getty Images

《今日基督教》报导的动机是出于对教会深深的爱。这种爱有时是痛苦的,特别是当它意味着报导关于事工领袖们有害行为的证据时。报导这些指控让我们很难受,读者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多年来,有些读者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公布事工领袖错误行为的证据,毕竟除了犯错,他们在世上也做了好事。其他在原则上支持我们这类调查性报导的读者们则认为我们报导的目标应放在特定的基督教群体之外(例如,不报导福音派丑闻,可报导灵恩派丑闻)。但我们对寻求真理的委身超越对自身派别/社区的委身。我们透过报导真相来关怀我们的社区。

真正的爱迫使我们去爱那些被事工领袖伤害的人——不仅仅是直接的受害者,还有那些因看到领袖们的罪和滥权所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基督徒(是否真是一群会彼此关照的人)的人。我们对教会的深爱也迫使我们去爱犯错的事工领袖。他们往往需要被揭露,才能被引领至悔改。

我们的爱驱使我们调查这些指控,即使被指控的领袖已经去世。在一个事工领袖去世后,罪的破坏性仍然长期存在。我们是否应要求受害者在黑暗中独自承担其所经历的重担、创伤和耻辱?不,无论是事工领袖曾做出的美善行为还是他的逝去,都不应该让受害者沉默。而犯罪的人需要伴随着光而来的恩典。死亡排除了罪人悔改的机会,但没有排除受害者得到恢复及自由的机会。

基督的教会皆需要这种亮光,即使它让我们痛苦。 《今日基督教》进行旷日费时且昂贵的调查工作,并不是为了列出一张臭名昭著的罪人的名单。我们的目标是修正——不仅是修正我们所报导的领袖,也包括修正我们所有人的错误。

圣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使是最英雄的人物也有缺陷和犯错的时候。圣经故事里的终极英雄——也是我们自己故事里的终极英雄——不是任何会犯罪的人类,而是那位在罪人身上做工、救赎他们,完成祂目的那位上帝。当圣经详细地纪录某个英雄人物犯下的错时,这些纪录“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我们不会把圣经里的这些记载删掉。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搁置或淡化对基督教领袖的指控。我们力求公正地调查和报导这些故事。我们不会假定他们一定有罪,也不给有权势者特权,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避免这些错误。

我们报导这些故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教会能从中学习。它们提醒我们,我们自身的脆弱、我们自己对行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需要,以及最终,所有人对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对人生命的改造工作的需要。我们同样也意识到,我们报导中的人物不仅仅只是讲道时能使用的例证。受害者不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报导是为了帮助他们:澄清事实、揭露不公义和伪善的行为,给受伤的人发声的机会,与他们一起哀恸,并向其他曾跟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保证,他们并不孤单。审判权只属于上帝。但为黑暗带来光明,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即使在我们悲恸的时候。

点此阅读更多《Christianity Today 简体中文》的文章。

在神对万国的审判中,福音在哪里?

在那些看似相反的经文中,如何找到善良,真实和美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Creative Commons / Envato

以我的经验,圣经中最难的部分并不是你不明白的地方。不能理解可以是好的;它可以引发思考、侦察和发现。相反,真正的麻烦是在当你完全明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这些事看起来是不善良,不真实,也不美好。例如,想想先知对各国的审判预言,可怕的一页又一页,(显然地)见不到希望,没有当代的应用,不知道将是何种结局。

耶利米书的最后七章就是一例。一卷记录着如此荣耀应许的书怎么会有这么令人沮丧的结局呢?有九个对各国的审判预言-埃及、非利士、摩押、亚扪、以东、大马色、基达和夏锁、以拦及巴比伦-接着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审判是严厉的,有时候是活灵活现的。四个国家得到一节关于将来得怜悯的应许(46:26;48:47;49:6;49:39),但这些只是七章灾难沙漠中的四滴希望。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如何找到善良、喜乐和福音?正如常常发生在《旧约》里,我们在出埃及的故事中能找到答案。

耶利米书的最后几章记载了十个神圣的审判:九个针对外邦国家,最后那个是针对犹大本身。以西结书25-33章贯穿着一个同样的顺序:九个针对外邦国家及其帝王的预言,然后是耶路撒冷的被毁。类似的模式在以赛亚书13-23章也出现。这不可能是巧合。

当然,在出埃及的故事中,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都认识十诫,也应该记得在旷野漂流的那一代人,因为十次不服从上帝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14:22–23)。关键地,也有十灾临到外邦(埃及),最后一灾导致半夜里以色列的救赎。由于灾难是圣经中对外邦审判的典型例子,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可能是故意将他们的预言描述为审判的灾难。

仔细看,我们会见到其他线索。耶利米的预言始于埃及(46:2);终于被敌人追击时的夜半逃亡(52:7-9)。他在这些章节中使用的形象包括尼罗河、会叮人的苍蝇、死去的牲畜、蝗虫、对法老和埃及神明的审判、马匹和战车被推翻以及海被变干。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都记在心里,当我们读耶利米书时,至少有三件事会变得更清晰。首先,我们正在见证众神明的战斗。耶利米一再提醒我们,亚们、太阳神、基末、米勒公、彼勒、米罗达和其他众神都被揭穿为假的。我们的文化可能崇拜不同的神——战神、财神、酒神、爱神、大地女神–但他们同样是无力拯救的。当上帝审判时,他们的无能会被揭示出来,这就是值得庆祝的原因。

第二个启示是,审判的高潮落在神的子民身上。在《出埃及记》,第十灾击打埃及,而法老失去了他的长子。但在耶利米书,第十项审判击打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失去了两个儿子,然后,他失明并被递解到巴比伦。各国所施的压迫和崇拜偶像激发审判的灾难;在锡安,后果是更严重的。当圣殿里有偶像时,以色列不能以堕落世界为其代罪羔羊。

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是,在十灾之后,救赎临到。 《出埃及记》中,在神的子民陷于为奴四百年后,审判临到,而他们从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耶利米书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神的子民陷于偶像崇拜四百年后,审判临到。但最后四节经文展示约雅斤王从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给予新的衣服,被高举过于所有其他帝王,他在皇桌上坐席(52:31~34)。

在审判中,上帝依然是恩慈的。约雅斤既有希望又有将来,他的子民同样也有。在未来的年日里,他们当中有一人会从死亡囚牢中被升高,给予新的衣服,被高举过于其他帝王及国家,并且在皇桌上坐席。他会邀请所有人——包括好像我一样的外邦人,来自于本来应该被审判的崇拜偶像的国家——加入他的行列。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教导牧师,也是《万物之神》的作者。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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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目注视着牧师

与人一样, 神注视我们,也看顾我们——这对在呼召中探路前行的牧师来说,既是安慰,也是警醒。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and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Damion Hamilton / Lightstock / Kari Shea / Unsplash

我们看到你们了,牧师。

这是教会事工中一个漫长、令人困惑、充满挑战、令人疲惫、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阶段。 你们与科技之间的爱恨情仇滋长了。 你们的挫折感加剧了,尤其是在与逝去的所爱之人告别时,在目前隔离的环境下。 你们在圣餐和其他圣礼上变得更有创意,不过同时也得祷告自己没有违反任何《圣经》中或宗派内部的教导。 借用一个体育的比喻:在流行病期间,你们没有战术部署就得上场比赛。

我们看到你们了。

我们看到你们了,事工领袖。你们主张真理和正义,哪怕这些词的意义已经变得相对,而它们的重要性已经被质疑乃至唾弃。 你们没有为离经叛道的行为开脱或辩护,比如那些举着耶稣旗帜、十字架和邦联旗帜的示威者在国会山所行之事。 相反,你们正确地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散布虚假阴谋论的行为。

我们看到你们了,资深教会同工。多年的服事让你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如今这节奏却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看到你们了,新牧师。你们本来渴望跟随 神的呼召来服侍教会,如今却突然被攻击,超出了你们所应受的。

我们看到你们了,同工姊妹。自从神呼召你们去做牧养事工后,你们就一直招人白眼。 你们经历的事情比我们男人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却依然在奉献和服事中继续荣耀主名。

我们看到你们了,蒙召的牧师。你们来到挣扎当中的教会,渴望带她重归过往的光辉岁月。 人们期望你们让教会重振雄风,仿佛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牧师们,我们看到了你们对神和祂子民的爱。 尽管有人可耻地践踏我们蒙召的荣耀,利用我们的软弱,你们却并未因此在血气中动怒。 你们一直在为弱者发声。 你们没有贪污、浪荡,也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曲解经文。 你们一直忠于耶稣。 谢谢你们。

我们看到你们了。

我知道这句“我们看到你们了”听起来有多不怀好意。 你们能从论断者的口中听到它。 他们看到你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与他们自己的期望不相符。 他们仔细检查你们的坐班时间、孩子、伙食、家务、草坪、车子、业余时间 … 以及更多。

他们的批评部分来自“大福音主义”推崇的名牧所投下的阴影。 当名牧们做得好的时候,人们会把你们与他们相比较。人们会说:“某某牧师跟你一样讲了那段经文,但比你讲得好多了! 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讲的。” 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人们依然会比较:“我们不能为你过多庆祝,牧师,以免你头脑发热,陷入罪当中。”

牧师之所以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是因为他们有神所赐的能力、天生的魅力、强大的沟通技巧,再加上传统的吸引人的特点。 辅以意外的机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正确的人,突然之间,一个谦卑的牧师就找到了他施展的舞台,有时还能做得很好。

但另一些时候,正如已经多次发生的那样,名牧们跌倒了。 虽然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明显的原因,但这样的诱因并非只有一个。 一篇报道将纽约市Hillsong教会牧师Carl Lentz所犯之罪公之于众,其中提到了他的婚外情。 正如纽约市New Life团契的Rich Villodas牧师正确地指出,Lentz所面临的部分挑战可能也会困扰那些并不那么知名的牧师。这些挑战包括自视过高、“自恋地置身于教会家庭系统的中心”、或者通过令会众难以接近而形成一种优越感。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牧师,我深知牧师在顺境时需要承受和自我消化的艰辛,但同时也为那些跌倒的牧师感到难过。藉此,我给出自己的鼓励和劝诫:

  1. 停止比较。 我这样对自己说,因为……Instagram和Twitter! 天啊,自己得到的点赞很少,却看到别人显露于外的优秀,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被重视。 但我知道 神通过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大能地工作。 请看使徒行传9:10-17中亚拿尼亚的例子。 作为一个低教会派(low-church)的新教徒,我最近才知道1月25日是大马士革的亚拿尼亚节。 还记得他在服侍大数人扫罗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吗? 《圣经》中到处是这样的无名英雄,教会中也一样。 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2. 威望不是问题的关键。 雅各书4:6和彼得前书5:5分别引用了希腊文版的箴言3:34,“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骄傲高举自我,而谦逊则高举他人。 谦虚不是屈辱,而是竭力建立团结。
  3. 眼目都注视着你。 知道神和祂的子民都在注视着自己,无论是意图模仿还是意图论断,都能帮助我们留意自己如何忠心地生活。 我们永远不能尽善尽美,但我们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挣扎、恐惧和所受的试探,以及在我们犯罪时诚实地悔改。 被关注意味着要承担责任,但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特权,让我们可以塑造如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般跟随我们的门徒。

在最近的卢旺达和肯尼亚之行中,我在几个地方讲道,并与几个认识多年的朋友重聚。 期间,两位基督徒领袖朋友请我去野生动物园。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享受美食、动物奇景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壮丽景象。那天没有任何云层遮盖,真是难得的享受。 然而,最大的祝福是,两位朋友主动而随意地分享起了他们这些年从我身上学到的功课——有些我已经忘记了,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曾经教过这些课程。 我经常怀疑自己的效率;但在那一刻,知道自己被关注并于人有益,是一种可喜的肯定。 荣耀归神。

我们看到你们了,牧师。 神也看到了。 作为牧者,我们也要留意自己。 被注视,就是被承认、被认可;被关注,既是被别人评估,也是自我反省。 我们需要无数双注视的眼目来让自己持守忠心和谦卑,并定睛于耶稣——我们信心的创始和完成者(来12:2)。 通过耶稣,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真实光景:我们被爱着,也被装备着,为 神和基督教会的荣耀和良善而事奉。

Dennis R. Edwards牧师/博士是North Park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约圣经副教授,也是《今日基督教》的专栏作家。 你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他:@revdr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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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把这一切都明讲

希伯来《圣经》充分展示出内心的争战,并教导我们很多关于如何活出我们的灵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约”(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五篇。

不是旧约神学家,但我很久以来都爱《旧约》。

在我还不知道旧约是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要求之前,在我灵修的时间,我发现自己自然地和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旧约》。我会拿着我的《圣经》和日记本——有时还拿着研经指南或诗集——沉醉在其中。

《诗篇》尤其让我惊叹不已。他们充满了与我一样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情感狂潮:愤怒和悲伤,孤单和疑问,向往和激情,崇拜和敬畏。当我沉浸在诗篇中时,我感到被了解被安慰——好像有人真的明白我。当我读到大卫对罪的忏悔或他对敌人怒火中烧的诅咒时,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我不能说。没有什么是越界的。当一个活在保守的宗教环境中的牧师孩子,同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忧郁的年轻女孩时,这不是一件小事! 《诗篇》给了我一个可以逗留的空间,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我爱上帝,因为我在那里与上帝一起有经历。

我现在意识到,我学习如何祈祷,大多不是从新约的教导(虽然他们很有价值),而是从实际地与旧约里伟大的祈祷勇士一起祈祷。对我来说,它一点也不老旧;它是新鲜的、是新的。在我没有话可说时,《诗篇》的作者给我当说的话,作为我自己祈祷的开始。这是我最早经历到,《旧约》塑造我的灵命。

什么是基督徒的灵命?

当我们谈论“灵命塑造”时,我们究竟是指什么?在当今的文化中,“灵性”一词是一个相当模棱两可和无处不在的术语。如果我们留心听,我们可能会听到它被用来描述很多东西,从冥想到爬山,从运动员在篮球场上特殊的感觉到艺术家陷入他或她的艺术时不自觉的状态,从安静地自我退修到在大教堂里崇拜,从练习瑜伽到简单地注意自己的呼吸。有关灵性的术语看起来可能像是一种定义不清、无定形、软边的东西,它象征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情感,倾向于一种神秘,往往与任何神明或宗教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让我们收回这个词语,并好好地用它,好吗?简单地说,灵性是人类要达到上帝、真理、个人意义和终极意义的所有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魂和灵,而灵就是那使我们活的。然而,当灵性的概念与基督教这个词语相结合时,就出现了一个更清晰的观点。布兰得利·霍尔特在他的《渴望上帝》一书中澄清说,在基督教传统中,这词语“首先是指生命的经验”。保罗在加拉太书5:25中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霍尔特说:“起点是基督的灵活在一个人里面。”

在基督教的框架里,属灵和灵性这两个词句意味着“属于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上帝在耶稣的要求下派来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并顾念我们能够承受真理的程度。正如菲力浦·谢尔德雷克(Philip Sheldrake)在《灵性简史》中所主张的,保罗书信中“属灵的人”(林前2:14–15)就是有神的圣灵内住,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下的人。

用这方法来做灵性的定义,我们直接指向“灵”的字根的意义——一个丰富的圣经概念,既指人的灵和神圣的圣灵。神圣的圣灵是指神的圣灵,活跃在旧约的人事中,也就是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此,基督教的灵性是圣灵所发起、所驱动和所指引的。这就灌输了某种重要的概念,是一般不太精确的用法可能缺少的。

用旧约祈祷

根据定义,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有灵性——一个回应(或不回应)所赐下的圣灵的方式。虽然起点是基督的灵活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各有一种特殊的基督门徒风格——或者,正如达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说的,一种特殊方式“与他在一起向他学习如何像他”。

不同的传统、宗派和派系,体现和编纂了许多不同的风格。霍尔特这样写道:“例如,耶稣会、路德教徒和女权主义者都有独特的主题和实践组合,使他们与众不同。对今天的基督教灵性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广泛看待基督教灵性的传统和全球基督徒大家庭,而不仅仅尊崇一小串传统——自己的家庭、会众或种族群体所熟悉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广大范围将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广泛的灵性资源,并指导我们如何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能从多个次要资源最好的部分学习,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发现旧约——圣经的大部分——如何塑造今天的基督教灵性。

例如,考虑以祈祷作为我们灵性的一个主要表达方式。 《威斯敏斯特基督教灵性词典》大胆地指出,“祈祷不仅仅是恳求或请愿:它是我们与上帝的全部关系。”我自己的定义是,祈祷是我们与上帝沟通和相交全部的方式。我们借着祈祷被塑造,是通过实际地祈祷。回顾我早期《诗篇》的经历,我意识到当时就是这样发生。我在灵性上的塑造是通过用犹太人的祈祷书——就是身为实践犹太人生活的耶稣和他的门徒所用的书。这是多么惊人的想法啊!

对于祈祷类型的全面性,《诗篇》是无与伦比的。在那里,我们找到个人的祈祷和社区的祈祷,哀叹的祈祷和感恩的祈祷,忏悔的祈祷表达深刻的谦卑和诅咒的祈祷大胆地呼吁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临到罪人,自发的祈祷和圣殿仪式的祈祷,颂赞的祈祷表达极大的确定性、和亲密的祈祷表达深刻的疑问和怀疑。难怪历史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实践包括每天诵读《诗篇》和用《诗篇》来祈祷。如果这是《旧约》对我们的灵性唯一的贡献,这已经很足够;当然,还有更多。

孤独和沉默的邀请

早期在《诗篇》中与上帝的相遇,也许是我最初灵性的经历——不仅仅是我的神学——被旧约所塑造。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我3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语言不再管用了,系统神学也满足不了我对真正认识上帝的渴望。还有,我在寻求生命的真改变,而《新》约的范畴就是不再使我共鸣;事实上,我那福音派成长中的狂放激进主义让我疲惫不堪,精疲力竭。所以我离开了,甚至不确定是否还想做一个基督徒了。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想要上帝过于我想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这讲得通的话),这就是我的故事与以利亚的故事(王上19)交叉的时候。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我可以认同的人——一个属灵领袖来到自己的尽头,再没有能力维持领导生涯所需要的。我们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王上18)之后,以利亚在逃命,把一切抛开,倒在一颗罗腾树下,求上帝取他的性命。这是最深的一种孤独,内在的,孤独开始动善工,即使以利亚不大知道。

当我遇到以利亚时,我发现自己内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细节不同。当时,福音派中没有人谈论孤独和沉默。因此,当一个属灵的导师开始指导我进入这些实践时,我需要圣经中的根据。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是在正统基督教的界限内,而《旧约》表明它是。

以利亚的故事(不是他的高升)给我勇气放手,走向自己孤独和沉默的旅程。我开始培养孤独,作为在上帝里一个安息的地方,就像以利亚所经历的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它变成了一个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在那里我听到上帝向我发问;这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在那里内心的混乱开始安静下来;最后,这是一个留心注意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接受上帝给我下一步的指引和智慧。没有以利亚的故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尽管我完全了解耶稣在旷野里的事迹及其意义,但以利亚的经验显出赤裸裸的人性,以全新的方式吸引了我。

最终,我在别人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人生,正如上帝所要的,我被吸引回到积极的事奉。随着做领导的要求和挑战的加剧,我向上帝大声呼吁,给我另一个圣经人物可以一起同行——一个能够帮助我了解领导人所经历的事情,为什么必须如此艰难,以及如何长期维持下去。上帝是信实的,给了我摩西。在摩西的故事里,我找到了一个又详细而又深刻的观点,有关领袖的灵性,仅次于耶稣本人。不知怎么的,摩西的故事,似乎包含了更多人性的元素——他为了要保持忠诚而奋斗,他的起起落落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使我深深共鸣。

我在想,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这样的困难和无情的挑战中,他如何长期维持下去?我注意到摩西似乎没有任何伟大的领导策略。相反,我观察到一个神圣的节奏,我开始觉得被吸引。在这神圣的节奏里,摩西在孤独中与上帝相遇,然后从相遇中出来,完全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对摩西来说,领导就是这么简单。我想,现在,这是我在实际上可以进行的领导方法。

关于摩西在领导的生涯上做我的陪伴,我可以说 更多。简而言之,上帝已经使用旧约对摩西人生的叙述,把领导的经验从内到外,让我看个究竟,如何在灵魂层面持续得到力量。

要展示,而非说出来

以我的经验,《旧约》的叙述将那些内在的、极其个人化的、甚至有些神秘的灵性生命显示出来。他们展示,而不是说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与永活的上帝相遇和回应时所发生的事。他们示范,与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甚至涉及与上帝争论,直到上帝生你的气。

大卫翱翔的赞美和与上帝激烈的搏斗(记录在诗歌和祈祷中)显示,而不是说出,对上帝诚实是怎样一回事,并表明这是上帝所能接受的。以利亚与上帝的相遇使他的生命能够维持下去——这照亮了孤独的强大效果,根本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来传递。

《旧约》对底波拉在以色列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先知和士师的角色的讲述告诉我,上帝可以——而且会!——使用任何上帝想要用的人,把需要做的事情办妥(士师记第四章)。作为一个被呼召事奉的年轻女子,我迫切需要看到这个。我还需要得到保证,有像巴拉这样的男人,看到与妇女领导人合作的价值,愿意一起走进危险领域,在那里与上帝相遇,并一同分担风险和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以利帮助撒母耳,使撒母耳在聆听和回应上帝的呼召上渐渐成长(撒上4)。这显示出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属灵领袖的灵性指导,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圣经》快照,让我意识到被上帝呼召。以利意识到,那天晚上的声音可能是上帝召唤小男孩。跟着他就指导撒母耳,如果它再次发生,应当如何回应——这似乎是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做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算你不完美,还是可以这样做。后来,当我意识到这正是属灵导师所做的事情时,我充满了渴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与别人坐在一起。

所有这些故事都把个人与上帝的深刻经历从内到外翻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不然,对我们会是隐藏的。他们从内部阐明这些经历——邀请我们敞开心扉,乐于接受,甚至期望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当我们偶然遇见这样的经历时,并非借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远见,《旧约》的叙述帮助我们提起勇气,俯身说,“就是这样子的。把我算进去!”

露丝·海利·巴顿(Ruth Haley Barton)是更新中心(Transforming Center)的创始总裁,一位经验丰富的属灵导师,着有《加强你的领导精神:在事奉的熔炉中寻找上帝》(校园团契出版社)一书。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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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奇旅》与目标导向的世代

迪士尼皮克斯的最新电影提醒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不仅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或拯救世界。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 2020 Disney/Pixar. All Rights Reserved.

乔·加德纳(Joe Gardner)一直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弹奏爵士钢琴的料。当他实现了与知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多桃乐丝·威廉斯(Dorothea Williams)一起演奏的梦想时,他问她:“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她回答说:“我们明天晚上,再回到这里演奏一遍。”乔沮丧地承认说:“我这辈子都在等着这一天。我还以为我会有不同的感觉。”

迪士尼皮克斯的《心灵奇旅》(Soul)这部电影给试图想在有意义的工作中找到目标的现今焦虑的一代提供了令人又惊讶又兴奋的哲学信息。这部电影的主要观点是基督徒已经知道的:就是人生中还有比我们的成就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导演彼特·达克特(Pete Docter)也表示,正是这种认识启发了他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在完成皮克斯的票房卖座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后,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意识到,仅管这些电影都很棒,但生活不只是单一的激情,”达克特说。 “有时候,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达克特的理念反映在乔·加德纳(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饰)这个角色身上。他是一名兼职音乐教师,他有一个更大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爵士钢琴家。他的一生都为要达成这目标努力,但当他那天与桃乐丝·威廉斯(安琪拉·贝瑟(Angela Bassett)饰)分手后,乔大意掉进人孔重伤昏迷,那几乎摧毁了他的梦想——将他送入来世。

来世由两部分组成:投胎先修班和作古毕业班。乔发现他自己意外落入所谓投胎先修班的空间——那空间为新生灵魂发掘他们的个性和“生命火花”-吸引想像力的活动或经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22的灵魂(蒂娜·费(Tina Fey)饰)。她对地球上的生活,或是其他似乎可以赋予人生意义的东西,包括工作运动或知识,都毫无兴趣。对于22来说,如果没有为一个伟大且奇妙的理由而活着的话,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两人就开始一个任务去寻找22号的“生命火花”。

近几十年来,基督徒青年也开始了类似的探索去寻找他们的“生命火花”,为基督教信仰完成一件大事。如果我们没有“为了福音”(林前9:23)做些大事的话,我们也会有这种无目标感。像华理克(Rick Warren)的《标竿人生》(2002年),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仅此一生》(2003年,以及亚历克斯(Alex Harris)和布雷特·哈里斯(Brett Harris)的《挑战难事》(2008年)这些畅销书都挑战我们要过宣教的生活,跳出舒适环境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对于生活中其他平淡无奇的部份,这些指导是不够的。许多千禧世代发现自己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人 会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否以某种宏大的方式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作见证

面对今年疫情肆虐、种族和社会不公义恶化以及前所未见的政治冲突,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我们的灵魂已经习惯于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和有果效的事情,今年的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停止活动的规定似乎与要为基督作见证背道而驰。但是,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竭力而为”的理念应用到神的事工上时,我们就有可能否认我们所要依赖的恩典。

当我们在能力和梦想中寻找意义,而不是谦卑地信靠基督,会使我们沦为自我崇拜的牺牲品。这种交换的结果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有害。

乔·加德纳亲眼目睹了将人生目标偶像化的后果。当他沿着星光界面(物质层和精神层之间的思想界面)航行,并试图回到留在地球上的身体时,他观察到“迷失的灵魂”正在漫无目的地找寻东西。月风(Moonwind)(葛雷翰·诺顿(Graham Norton)饰)是无国界神秘主义者的成员,“致力于帮助来自地球的迷失的灵魂找到他们的出路。”他向乔解释说,这些灵魂曾经是属于“领域”的人,快乐地享受着他们能力的卓越和乐趣。但后来,他们无法“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执着,因此让自己迷失、与生活脱节了”,最后就变成了面目可憎、空洞的自我。

神创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从工作和志向中得到满足。作家克莱奥·玮德(Cleo Wade) 也认同 《心灵奇旅》中的信息,她鼓励任何容易受这种微妙自我崇拜影响的人“放弃试图通过一个想法或目标来肯定自己。相反地,将自己委身于把目标和热情注入在每一次的谈话、工作场所和家里。”

然而,基督徒应更进一步。我们要委身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入世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这过程中,我们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体验到神设计我们成为人的意义。杰米·休斯(Jamie Hughes)写道:“如果我们记住,我们的日常行为能够'以我们对神的爱和渴望为目标',我们的劳动就不再是件苦差事了。”

当我们过着忙碌的生活,一项任务接着另一项任务,也不关注其他任何的事,喝茶只不过是一剂咖啡因。但如果我们与神同步调,以敬拜所需的较慢节奏生活,茶点时间就会更有内涵,成为提供庇护的“热水和干茶叶组合的奇迹。”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牧师札克·兰伯特(Zach Lambert)说,耶稣“来向我们示范如何做人,如何爱神和我们的邻居。如何依靠圣灵,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如何照顾我们当中受伤和需要帮助的人。如何为正义而战,反对压迫。”

但对一位不断想在人生下一件大事中寻找意义的人来说,这一切的事反而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可能会错过神为我们作的安排。就像乔一样,我们会过度强调自己“生来就是要做某件事”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事,而是为了与基督同行。我们的生命在乎祂(徒17:28)。我们有可能用自己的目标来定义本身的价值,但对我们因在基督里的身份所蒙受的最大福气和奇迹却视而不见(西3:3-4)。

希望2020年提醒我们要珍惜“在基督里”这一美好的礼物。不然,《心灵奇旅》会启发我们不要过于看重只对一个特定目标不懈地追求,也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因为唯有神能为我们的人生赋予意义。

提摩太·托马斯(Timothy Thomas)是一名高中教师,也是《基督和流行文化》杂志的撰稿者。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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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力可以分享吗?

从基督教生物伦理学看代孕现象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摄影: Malanie Grizzel

在就不育问题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后,首次超声波检测就显示她怀上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三年后在诊所里,当扫描检测显示她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时,在诊室里为此庆贺的,却是另一位妇女。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里怀的是后者的婴儿。

在为自己的双胞胎所经历的无尽等待、检测和祷告中,瓦特伍德对那些为不育症困扰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感受到强烈的呼召,愿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宫提供给一对小小的胚胎——这胚胎则来自另一对难以怀孕的夫妇。

去年,她又为另一对夫妇提供了同样的援助。

在经历几轮失败的宫内授精(IUI)和体外受精(IVF)尝试后,医生们认定,这位满心渴望的准妈妈无法怀住胚胎。与瓦特伍德一样,这对来自德州的律师夫妻也持反堕胎(pro-life)的立场,他们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几个健康胚胎能有机会成活下来。通过当地的一家代孕机构,他们被介绍给身为南浸会成员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试着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三十九岁的瓦特伍德这样说。在代孕过程中,“有些事情会很难… … ,但是受到的祝福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瓦特伍德属于正在美国迅速兴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尽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婴儿数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虽然对于这一作法还有伦理方面的争议,需求并未因此减少。

根据美国生育医学学会的数据,代孕者产下的婴儿,已从2004年的738人,增长到2015年的2807人。几乎所有胚胎都是通过体外受精(IVF)产生,由没有血缘联系的妇女代孕,即所谓“妊娠代孕”。在体外受精技术出现前,只有所谓的“传统代孕”,即代孕者同时也是婴儿的血缘母亲。

在别的国家取缔对外代孕产业的同时,体外受精和代孕行为在美国却正日趋正常化。这两个相反的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代孕生育的首选去处。对于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妇女。她们符合所谓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并有着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一般来说,每次生产可以有两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但是,法关于代孕的法律和伦理讨论还未跟上这一产业的发展。如何指导妇女们、夫妻们在第三方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牧师们和各教会还都缺乏经验。

零乱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联邦层面,目前还没有规范代孕行为的法律,跨州寻求代孕者的夫妇们需要理清各州允许或禁止代孕的法律。在超过一半的州,则干脆就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对于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带来的严肃伦理问题,人们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或者干脆就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因此,对于未受规范的代孕行为,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觉得很快会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会内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带来的系列后果,即便都是持反堕胎立场的人,也会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但是,随着代孕行业不断扩张,对于它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带来的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基督徒都一样渴望教会社区能够更多地给予关注。

专门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伦理学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说,在这个问题上,新教教会基本上是沉默的。“就我所知,多数教会或者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不想说什么。”

那些找到牧师讨论代孕可能性的夫妇,通常是已经启动了体外受精的程序。即使牧师本意反对这样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虑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对于有兴趣作代孕妈妈的妇女,教会领袖们也没有多少现成答案,他们的指导意见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牧师受到的呼召不是做医疗专家,但他无疑是被视为道德专家。”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伦理与人道尊严中心执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宁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说,“这些事情有的是不适合主日早上在讲台上说的,但是它们确实需要解决。”

去年,身为共和党人、反堕胎的浸信会成员的亚利桑那前国会众议员特伦特·弗兰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询问能否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辞职。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这条新闻在福音派当中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对话,而这种争论一般很少成反堕胎运动的全国性话题。

梅格·瓦特伍德、莫丽莎·奥黑尔与“代孕方案”的创始人盖尔·加莱特在一起。她们合起来一共生下十六个孩子,其中七个是代孕生产。摄影: 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莫丽莎·奥黑尔与“代孕方案”的创始人盖尔·加莱特在一起。她们合起来一共生下十六个孩子,其中七个是代孕生产。

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个性开朗、拥有社工学位的母亲。她知道,对于那些她为其代怀婴儿的妇女,代孕过程是如何一种苦乐掺杂的感受。经过多年的花费、治疗,准妈妈终于要有一个婴儿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适、撑破的孕妇牛仔裤、感受第一次胎动,以及最终经历痛苦的分娩过程,却是瓦特伍德要应对的。

瓦特伍德将自己看作是神为这些夫妇和他们的婴儿所制订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婴儿的妈妈在产室中热泪盈眶。她对后者说,“这基本上是成了。你要为这四年里没有怀孕而感谢神,因为你执意要得到神为你准备的这个婴孩。你会感谢神在最终许可之前给你的那些拒绝。”

对于代孕者在情绪、生理以及属灵等方面的要求,实际远远超过代孕合同条款的规定。瓦特伍德说,她对代怀的婴儿比为自己的孩子操心还多,避免吃药、咖啡因和其他风险因素,尽可能地保证一个健康的结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亲的朋友,莫丽莎·奥黑尔,和她在同一时间入院分娩代怀的婴儿。她也同样感到压力。“我真高兴,对于神的这个计划,我心里有平安。”奥黑尔说,“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样做这件事。”

瓦特伍德和奥黑尔是与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机构合作,这是美国的十多个代孕招募网络之一。候选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岁的的活跃妇女,至少自己有一个孩子,财务背景坚实。她们不可以抽烟、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郁药物,必须通过心理审核。她们所居住的州必须是允许代孕的。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不是为钱。如果你是的话,当意识到这九个月是多么漫长,孕期有那么多的疼痛、难受,你会失望,感到希望幻灭。”摄影: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不是为钱。如果你是的话,当意识到这九个月是多么漫长,孕期有那么多的疼痛、难受,你会失望,感到希望幻灭。”

新泽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错的风险,因为它的法庭处理了美国第一桩代孕纠纷。在著名的1986年“婴儿M”案中,(同时也是血缘母亲的)代孕者要争夺婴儿的监护权,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为维护对自己的这一权力而打官司。新泽西与华盛顿、印第安纳等州不会强制执行商业代孕合同,而纽约、亚利桑那、密歇根这几州则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协议。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这一类行为被认为是对“公众有害”,或者是“与公共政策相悖”,因为立法者认为,这样的协议相当于非法“买卖婴儿”。

与此同时,如果一切顺利,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的有利于代孕的法律,则会为商业代孕提供了一套较为平稳的法律程序。

因为这行业还未受监管,所以每个代理机构都有自己方式和标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盖尔·加莱特(Gayle Garrett)如是说。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监督55桩妊娠代孕生育。

多数代理机构都认识到,怀孕不是一个可以严格切割的附带性任务,因而会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支持。实践证明,像基督徒全职妈妈、军人妻子一类的人群,对人热心、热爱家庭,很适合这类工作。

加莱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学学习护理专业,十来年前创建了这个代理机构。第一次她是为一对欧洲夫妇代怀婴儿。而在欧洲,商业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间的良好关系会使整个过程变得容易得多。代孕妈妈和受益父母间也必须在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上达成一致:婚姻(指代怀婴儿的对象的)与堕胎(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结束怀孕)。代理机构可以帮助双方达成有针对性的协议,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例如,在发现婴儿有遗传缺陷后,代孕者坚持要保住婴儿;或者,当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恋者后,代孕者拒绝交出婴儿。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请,希望能免于堕掉她为乔治亚性一位51岁单身男子怀的三胞胎中的两个。这些婴儿来自他的精子和捐献者的卵子。

在怀上这些婴儿后,莫丽莎·库克(Melissa Cook)兴诉要求得到抚养权,指称雇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农·小摩尔(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适合抚养他。在试图劝说她“减”孕时,摩尔说,他在财力和体力上都无法负担三个婴儿。尽管有“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支持,下级法院并没有把抚养权判给她。

为避免出现这样情况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这样的的基督徒代孕者,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倾向,只与那些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夫妇见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觉得可以堕胎”,她这样说。这意味着,”你也许要多等等,才会被受益父母选中。”

加莱特说,她的代理机构“很少、很少”会有受益父母与代孕者之间的不合,也没有这方面的诉讼。“我们还从没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怀孕的情况。”

在大多数代孕行为发生的州,代孕协议并没有约束力:婴儿出生前,受益父母对于婴儿没有发言权;在这之后,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么权力。“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说,‘如果你要求,我就会中止怀孕’,当这种要求真正摆在面前时,德州的法律认为,这是代孕者的身体,应由她做最后的决定。”加莱特说,“从法律上讲,即使已与那对夫妇签署了合同,她还是有权说不。”

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而来

作为年轻的基督徒妈妈,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代孕顾客,她从未想象过由另一个妇女怀上她的孩子。她也没想到,会在二十四岁那年得了心脏病。医生发出的警告,如同是对她家庭梦的死亡判决:“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急于扩充他们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养,这是许多基督徒给不孕夫妇的本能建议。但是她的健康问题却使收养程序拖了下来。因为她的心脏情况(通过药物治疗现已得到控制),收养机构不愿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最终,在读到当地一本家庭杂志关于“代孕方案”的报道后,米勒与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这个机构进行了联系。她感到神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门,尤其是为他们选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强了这种感觉。这是一位牧师太太,后来成为他们的密友,也是”我认识的最敬虔的妇女”。她每天为他们和婴儿祷告。

“我们的祷告生活变得非常认真”,米勒说,“一旦开始代孕和体外受精,就必须要对此事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饭时得知,他们的第一个祷告已得应允:代孕者用短信发来一张显示怀孕测试呈阳性的照片。这之后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超声波检测,几个月后他们的儿子雷恩出生了。孩子现在已经四岁了。

米勒夫妇那时还只有二十多岁,是“代孕方案”最年轻的顾客。他们与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纳尔逊(Jennifer Nelson)继续合作,由她怀育余下的受精卵。在每次体外受精操作中,他们将四个胚胎中的两个移植过去,两次都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他们的女儿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于怀孕,他们就必须考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胚胎的可能命运。某些选项,诸如“选择性减孕”(即大夫同时植入几个胚胎,最终只保留其中的两个或一个,中止其余的发育),或者是废弃多余的胚胎,违反了许多基督徒的反堕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们踏上这条路之前,要让他们能更详尽地了解自己要做什么”,拜奥拉大学的瑞说,“我们告诉那些夫妇,‘如果你们觉得承担不起把实验室中产生的每个胚胎都植入,那么一开始就别走这条路。’”

对于妊娠代孕的实际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比如,让体外受精操作与身体的自然周期配合,以尽量减少使用的荷尔蒙,一次只培育一个卵子。冷冻卵子的兴起,而不必再冷冻胚胎,也给了基督徒夫妇们更多的选择。

“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双胞胎,但还有六个胚胎在冷藏中。”他说,“我告诉他们,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怀里的小姑娘一样,‘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加在一起,整个体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费至少八万美元。但米勒夫妇觉得,有了这个最终结果,那些费用、麻烦的治疗以及尴尬的对话,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经常不得不向人们解释,尽管他们要有个孩子,但却不是那准妈妈生产(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分娩)。而像瓦特伍德这样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们腹中的小家伙是属于别人的(我腹中所怀,却非我的婴儿)。

甚至还有幼儿图书,比如《袋鼠的育儿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儿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释这一安排。但是代孕行为的反对者担心,这样的隐喻和另一常见的比拟“我的面包,她的烤箱”,都过分简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儿的关系。

“由于多数的代孕安排并不引入血缘关系,有人觉得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较中性、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我认为,这样看代孕有些太牵强。”瑞是这样说的,他是《子宫以外:关于受助生产的道德规范》的作者。

“他们把代孕者视为人类孵化器或产前保姆。根据我们对子宫内孕育过程以及妊娠环境如何影响孩子发育的了解,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很不恰当的。”

对于将妇女和妇女的身体、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对于这样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基督教生物伦理学者们表示忧虑,而女权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担心。三一国际大学的康宁罕指出,对于包括孕期荷尔蒙、新生婴儿感应等方面的母体-胚胎纽带关系研究,是商业性代孕所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亲,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与孩子亲和?如果代孕妈妈在情感上故意不与孩子亲和,对于正在发育的胎儿,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种损失或剥夺。”她说到,“但是如果她特意与孩子亲和,在与婴儿分离时,又会造成另一种伤害和损失。”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则说,因为知道那些委托父母是多么地想要孩子,她们不会将婴儿视为“己有”。“人们真是担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宫里的婴儿亲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时会感到太痛苦。”她说道,“神会保护你的心,让你不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婴儿。所以在把婴儿交给他/她的父母时,就不会过于动感情。”

三十四岁的奥黑尔依然保留着2015年首次代孕的纪念物。尽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经历的的荷尔蒙治疗让她有顾虑,她依然感觉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她应当取做的”。摄影:Malanie Grizzel
三十四岁的奥黑尔依然保留着2015年首次代孕的纪念物。尽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经历的的荷尔蒙治疗让她有顾虑,她依然感觉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她应当取做的”。

生物伦理学的圣经基础

如果说对于考虑代孕的基督徒们,避免堕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尔(Jennifer Lahl)看到的则是复杂得多的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生物伦理与文化网络中心”的主任,拉尔在一部纪录片中讲述了几位为代孕所伤害的妇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侧面.

在二十多岁时海瑟(Heather)成为一位代孕者,这使她在经济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的第一次代孕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为一对在网上结识的夫妇生下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所以她接着提供这一服务。

在拉尔2014年的电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没有给出全名)发现,如果婴儿不是健康的,那么这一过程要痛苦得多。她说,当超声波检测显示异常症状或者先天缺陷时,准妈妈会跑出诊室,让她独自承受坏消息。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时,因为婴儿脑损伤问题,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绝了。“那位父亲对我说,因为不听从他们的决定,我‘将会因此在灵命上受痛苦’。”海瑟说,“我心想,‘这也太残忍了,这些决定的属灵后果将伴我一生。在我看来,谁生谁死决定于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那对父母最终很勉强地留住了婴儿。分娩时,那位母亲没有在场。

拉尔纪录片的主题代表了她对整个过程的一系列忧虑: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婴儿;父母与代孕者在财务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员受到压力,要“利他地”做一个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疗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当孩子得知自己是通过捐献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们所受到的心理及亲子关系上的打击;拒绝接受人体的局限,而是围绕着“兜售希望、兜售婴儿”兴起的这一产业。“这是堕落世界之作。”她这样说。

在每六对夫妇就有一对为不育所困扰的情况下,是该干涉、不停地努力,还是放弃梦想,对于教堂讲台下面的众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某些福音派圈子里对于核心型家庭的过度强调,让这一心路历程更加不易。但是一旦夫妻二人决定要采用受助生育,比如体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们会更注重结果而不是伦理。

“之所以许多人对于伦理讨论不大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渴望有个孩子已经到了一种绝望的地步。”拜奥拉大学的瑞这样说。他多年来为不育夫妇们做咨询,认为在受助生育问题上,牧师们应该更直接了当。他承认,对于体外受精和代孕有顾虑的牧师处于一个困难的位置。劝阻准父母们采纳这些选项,对于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惫不堪的夫妇将是种沉重打击。如果反对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们又可能会冒犯那些已经走上那条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说,即使她和丈夫觉得要走代孕之路,因为体外受精带来了新问题,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们还是要请教自己的牧师。

“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找他,请教关于让别人代怀婴儿和体外受精”,米勒毕业于贝勒大学,参加德州韦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会。“他让我们真切感到,他知道我们珍视生命、相信生命始于受孕。对于要保护好每一个胚胎,我们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想从他那里找到支持和指导”,三十四岁的她是这样说的,“如果他认为有什么理由不赞成我们这样做,我们想听到。”

商业代孕也许是个二十一世纪的现象,但圣经上已经警示了由别人代怀婴儿可能带来的内在冲突。例如围绕着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结和她的使女辟拉所产生的纠纷。

在惠顿学院圣经教授M·丹尼尔·卡罗尔-罗达斯(M. Daniel Carroll R.)看来,很难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么普遍。这些故事并不是要放纵鼓励这种行为,莎拉与夏甲不断恶化的关系以及拉结与利亚间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们信心的缺失 。

“你不会感到那是有共识的契约性之举”,他说,“那种安排与今天的代孕行为完全不同。”

如果说新教教会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么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这种做法则是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尽管有些天主教领袖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应当的牧养关怀)。

“鉴于儿童和婚姻的尊严、母婴关系的独特性,参与做代孕母亲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许可的”,美国天主教主教联会指出。“而且,代孕行为的商业化贬低了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的尊严。”天主教会同时也宣布体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破坏了人的尊严和婚姻中的夫妻联合。

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儿凯莉,接着又借助代孕生下了另两个孩子。摄影:Malanie Grizzel
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儿凯莉,接着又借助代孕生下了另两个孩子。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了适当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全国天主教生物伦理中心的主席约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艺产生,或者由某一行业制造。孩子应该来自于夫妻之间爱的举动,与神配合。没有人能‘创造’神的形象。”

当住在迈阿密的基督徒讲员、博克作者克里斯特尔·阿斯维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决定做一个代孕者时,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对,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讳。

“这确实让我停下来思考。但是在我看来,如果神想让一个人出生,他们就会出生。”阿斯维多这样说。她为来自欧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对夫妇怀上了一个婴儿。“我不赞成把胚胎废弃或毁掉的想法,但我更关心的是,一旦它们被植入我的子宫会发生什么。”

随着她的肚子见长,阿斯维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尴尬对话。人们问她收费多少,暗示她是为了钱才这样做的(付清债务是动机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旁观者会评论说,她一定非常无私,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就这段经历,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正在写一本书。

“祷告是第一位的。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应你,然后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说,“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阳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珍妮佛·纳尔逊(左)为米勒夫妇代孕生下儿子雷恩(2013)和女儿菲斯(2016)。詹娜说,纳尔逊太太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摄影:Malanie Grizzel
珍妮佛·纳尔逊(左)为米勒夫妇代孕生下儿子雷恩(2013)和女儿菲斯(2016)。詹娜说,纳尔逊太太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

代孕在美国的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成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机构从国外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申请。

多数西欧国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许利他性代孕,代孕母亲不能收费用。2015年,欧洲议会谴责代孕行为,说它“破坏了妇女的人道尊严。” 多个曾被当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来推销的亚洲国家,例如泰国和印度,或者已经禁止国际商业代孕行为,或者因为担心在付费方面的欺诈行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虑禁止。

体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应的旅行,在美国生一个婴儿,准父母们预期要花费到六位数,多的可达二十万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从中得到两万到六万美元。许多人从欧洲、中国到美国来找代孕者。加州是全国最“友善代孕者”的几个州之一。在这里, “有的生育门诊把自己作为这样的去处来推销的:‘来吧,先生一个宝贝,然后去迪斯尼!’”拉尔这样说。圣地亚哥的一家代理机构报告说,它百分之八十的顾客是外国人。

除了对外市场,越来越多的不育夫妇以及同性伴侣和单身父母,也将代孕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

在吸引人们注意力方面,好莱坞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达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伦(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选择了代孕。对于这种高知名度代孕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冲突、闹剧,名人绯闻杂志津津乐道。

代孕也反映在电影中,比如在《婴儿母亲》(Baby Mama)中,严谨的蒂娜·费(Tina Fey)和疯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对难以协调的代孕伙伴。对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则来自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艾美奖电视剧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画了一个生活在未来反乌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会下等阶层。

“好莱坞将它以故事、叙事的形式展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充分思考相关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康宁罕说,“这比声明式地宣讲真理能更有力地传达信息。”

但是基督教伦理学家指出,从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社区的运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导机制。教会在指导基督徒方面是有责任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医学伦理和个人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那种有时无法实现的、对怀孕生子的强烈渴望。

“我们不是仅仅在讨论用来生育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拉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当生不出孩子时,我们应当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网络版的副编辑。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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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主

在神里没有黑暗。但在南极的黑暗中,我发现神无处不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摄影:Daniel Michalik 博士(美国南极洲计划提供)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坐落在世界最下端(从地图/地球仪的角度看——译者注)两英里厚的冰川之上。这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之一,离最近的有人的地方也有八百多英里。

有一小批人集结在这里,为美国南极洲计划的科学研究提供支持保障。从1956年起,美国就一直有人派驻在这里。如今,科学家们利用这里独特的环境和地理,以在其他地方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来进行天文学、中微子、地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需要很多后勤保障人员。因此在夏季,当不落的太阳日复一日地照耀着南极的时候,这里的人口会骤增至150人以上,与那不见日光的、漫长的冬月里猫在这里的不到50个人比,这简直是熙熙攘攘的都市了。

我就是这前者中的一员,身份是针对这里其他人的宣教士。

南极洲没有永久居民,人们都是在这近五十座科学考察站以及夏季研究营地中的某一处,临时性地生活、工作。这些站点代表了三十多个国家,美国拥有其中的三个永久站点。它们看起来,就像人们通常想象的会在月亮或火星的表面发现的那种未来派登陆舱。人们受雇在这里工作一定的时间,最终都必须离开。

我追随妻子的梦想来到南极。莎拉是位医生,在大学时期听说了南极洲项目,于是到这里工作就成了她的毕生目标。对于到南极洲工作,我也开始变得着迷,尽管在教会牧养方面所受的培训并不能为我提供多少这种机会。

经过了漫长的多次工作申请,并为保证体格符合要求而摘除了胆囊后,我终于申请到一个“物资人员”的职位。作为后勤人员,主要任务是把给养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很多时间要呆在室外。这个工作安排意味着2017年我们将在南极过冬,那里的冬季是一月到十一月。

我不是科学家,但是在这里,从这一生中最长的夜晚,我所学到的远比经验数据要深刻得多。我原来预计— 你也可以说是“假设” — 与世隔离和六个月的黑暗,会深深地动摇在这里生活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属灵生活。但是,在和别人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分析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后,我发现实际恰恰相反。

与世隔绝和黑暗会怎样拖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的后腿呢?实际上正相反,还有什么别的体验能如此独特地,把我们与曾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孤独时刻的那位更拉近呢?

孤独的祝福

在南极的生活是高高在上的。为了不被积雪掩没,我们的科考站架高在冰面以上大约20英尺。它分成三区:生活区、工作空间和娱乐区。他们所谓的卧房很小,只是满足生活空间的基本需要。进餐和其他活动都在社区房间中进行。

在冬月里,尽管可能偶尔遇见有人从科考站的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但如果感觉整个建筑似乎被荒弃了,那也是很正常的。当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设计容量为二十人计算机室中。

有很多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小小社区中,但很多人宁可回避。随着冬日一天天过去,这种情况越发普遍。每天到了下午,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很多人都已经疲惫、厌烦了。他们会躲到房间或者其他个人空间里,为新的一天充电。

我很幸运有妻子在身边。与所爱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共同体验这段生活,给我带来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分头享受独处的时光。但当倦于参与社区活动时(很感恩,这种时候是很少的),我们俩之间总还是可以相互依靠。在这里,我们有非常好的、令人愉悦的一群人。而且,我们到这里,是要与他们在一起,赢得与他们探讨信仰的权利。

我在变电站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物,由一系列的拱构成,大部分埋在三十英尺厚的冰雪中。它下面几英尺,就是那些横贯阿蒙森-斯科特站地下,安置各种管线、水电的冰隧道。我的“办公室”与抬高的科考站通过一个巨大的楼梯井连接。

尽管可以在室内走短路去上下班,我还是特意努力走略长的室外路线。每天走这条路,是我最为固定的独处时间。这是一段特殊的祷告时间,在开始工作前驻足遥望冰冻的原野,提高自己的属灵健康。在南极洲的冬天里,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允许他们在室外逗留很长时间。我的工作允许我这样,让我很感恩。如果不是经常仅戴着盏头灯在黑暗中漫步,我也许不会对于这种与世界的深度隔离有太强的感受。在夏日里,当太阳照在我们周围的广袤冰原上,很容易审视这片辽阔无际的大陆。而走在冬季的黑暗之中,我感受到了独自置身于严酷的环境中这个现实。

与家人分离,缺乏正常的社区生活,主要的生活方式改变。你会预期,在南极的这种极度与世隔离,对现代人是最困难的体验之一。至少我原来是这样想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心理评估,确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环境压力。

对于这种想法正确与否,我本应有更好的了解,因为基督就经常在黑夜中退入荒芜之处。当环境带来各种副作用,或者不时导致紧张时刻时,基督徒们,尤其是这里的基督徒,会倾向于独处,而不是远离孤独。

从最早几个世纪的教会开始,信徒们就一直在寻求通过遁世隐居来加强、宣示自己的信仰。这里我想起了埃及的安东尼,一位被公认为修道主义之父的四世纪基督徒。他本来要退居荒野独处,但很快就吸引、形成了一个社区,并教他人如何让通过与世隔离来进行属灵自律,如何投入这看似严酷的独处生活。

这里的基督徒没人感受到有呼召让他们在荒漠中度过余生,不论是在埃及还是南极洲(从理论上讲,南极洲也是一片降雨量极少的荒漠)。但是我们不可能否认单独分别出来的一季的益处。别的不说,如果来到南极洲的目的是培育属灵成长,那么去掉这里的某些便利措施,对于这一宗旨是有益处的。

在现代的、非南极世界里,很难找到一处可以独处。我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被实在的、虚拟的社区所环绕,如何对待寂静,就像如何找到寂静一样充满挑战性。

为孤独所塑造

圣经中的沙漠和荒野不仅是退隐、灵修的地方。他们也是流放、彷徨和等待之所。约翰是科考站上参加我们的教会敬拜的人们中的一位。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用艰难的语气向我讲述了,在他来到科考站之前已经恶化了的二十五年婚姻,而他又是如何无力来挽救它。他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也受损,与他所期望相距甚远。

“我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想理清事情的究竟,但是始终不得,甚至连最基本的头绪都没有,”他最近这样告诉我,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微光。仅仅是在南极度过这段时间,就足以让他,“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明白这不仅是关于我。我当然知道我在其中有份,但归根结底,这是关于与家人的关系。”孤独帮助他从一种绝望、痛苦的境况中走出,而他按我们科研社区的语境,将神称为“那至(更)高的权柄”。从这里特殊的视角,他“明白了,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但在努力之后可以放手了;也明白了,愈合伤口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我与我的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愈合将超越痛苦。当回到家里,我已准备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约翰的故事让我想起《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中雅各的那段过渡期,当时他正准备和家人回归那逃离已久的故乡。当我们离开南极大陆时,约翰会很勉强地离开这荒野提供的安全保护,但是不回家他就不会得到愈合。就像雅各无法知道,当他与兄长以扫团聚时什么事会发生,约翰面临的也是同样无法预测的未来。

对于要离开这里,约翰是很兴奋的。但当他展望回家后将面临的不确定的家庭关系,他明显有些紧张。他所抱有的希望就在于,那主宰一切新开始的神,是高于我们将面临的任何处境。我相信这也是雅各当时所持的希望。我的另一个基督徒同事并没有感到黑暗对他的信仰有什么真正影响,但和约翰一样,也感受到这种极度的与世隔离所带来的益处。

“我不觉得我的信仰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道,“我们应该总是在教会机体中作为弟兄、姊妹来一同成长。但是在隔离中度过一段时光,也是这种成长的一部分。对于一些人,这就像把一天的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进行祷告一样合乎情理。对于像我这样比较实在的人,字面意义上的与世隔离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度过这段时间的方式。来到南极,使我更容易践行信仰中沉思的部分。”

黑暗中的低语

对我来说,这里冬日最美好的时刻,是漫步在室外隔绝与黑暗交汇之处,尽管这种时间是很有限的。

我暂停脚步,思考神的辽阔无边,注视那清晰的银河以及在国内看不到的那些星座。当室外气温降至华氏零下90度、风冷效应平均30度时,走到外边实在是让人畏惧的。但是在荒野中每分每秒,我都感到神的无所不在与超越一切。

我的两个越冬队友开设了一门天文学课程。在课程临结束时,我们最后的一晚是在室外,由老师讲解从南极可以看到的各种星体。妻子和我相拥在一起取暖,注视那神秘的夜空,神这无法测度的杰作,一瞥祂的无限、美丽、爱与善。

我喜欢了解对广阔空间的科学探索。但是知道的越多,我就越发看到神的妙手是如何贬值天空这幅挂毯。科考站上的一个人对我说,面对着这无限的奇观,却相信神会为地球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星球甚至上面的人类操心,实在是荒唐的。但是,凝视着银河系那无法描述的壮丽辉煌,我不可能觉得这些会与神无关。正相反,我感到了神轻柔的把握。

尽管南极的天空展示着如此的壮观,神却大部分时间是在对我们悄声细语。过了几个月我发现,自己很奇怪地已经对夜晚感到很自在了。《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白天属于神,黑夜也一样(诗篇74:16)。在黑暗中有一种安宁,是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的,好像神在对我耳语,“是的,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我也在这里。是我将白天和黑夜分开。”

在黑暗中,我想起《诗篇》42章8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宣告祂的慈爱;黑夜,祂赐我诗歌,就是向永生神的祷告。”

另一段我喜欢的经文来自《约翰一书》1章5节:“神就是光,在祂里毫无黑暗。”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黑暗中也并不缺少神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深深了解,我们也知道神是一切的主,但是黑暗却总是会给人带来不确定性和恐惧。有几部恐怖电影把背景设为南极的冬天。实际上,大多数恐怖故事抓住的是我们对于没有光亮的恐惧。

但是在南极大陆的黑暗中,我发现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且比在我去过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彰显祂的威力。实际上,黑夜是属于主的。我学会了在黑夜中行走,知道光与我同在。

我在南极最独特的经历是站在南极光之下。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懂得这一现象的成因,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站在那里为造物主所震撼。祂不是向我们展示某项简单的功能,而是在展示一种无法描述的美丽——也完全可能神是在同时做这两件事情。看着绿色的帷幕在一片贫瘠、不宜人居的原野上空跳动,人会禁不住在想,神是否把更精彩的杰作保留给了那努力来到天边地极的少数人。

看那令人流连的绿色波纹在冬夜的天空画出一副杰作,心中真是感到惊叹。尽管知道南极光是因太阳表面的爆发所导致,但我对神的敬畏和惊奇并不会依次消减,我知道神的方式不同于我的方式。尽管我已将人生的多年投入到研究、认识神中,但是注目南极光的短短几个瞬间,就提醒了我,我对于神的看见、理解依然是多么的朦胧。

有一次我看到了所谓的“月亮柱”,一种只有在空气中有冰晶存在才会发生的稀有现象。从月亮而来的光被空气中悬浮的冰晶反射,形成了从月亮延伸下来的光柱。我只看到了两个月亮柱,其中一个是一个完美的十字架形状。也许我是科考站上唯一把这个现象是为神的存在和恩典的标记,但这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隔绝中的社区

南极的信仰社区是很小的。没有教堂或礼拜堂,我们五个人在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我们的主日崇拜,偶尔的来客有时会使我们的人数达到八个。我们代表了不同的观点和背景: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循道宗、浸信会、无宗派的、长老会,还有福音朋友。每个人如何看信仰、看待神差异很大。

当我们在一起时,经常有一两个人在读到经文中的某一段时,会变得有点儿激动——也许用“不安”这个词来形容更准确一些。例如,在读《使徒行传》时,亚拿尼亚与撒非喇之死让我们感到困惑。

“为什么使徒要告诉别人怎样使用自己的金钱?”其中的一个问到,“我实在不明白他们错在哪里了。”

在我们这个真诚相待的社区里,人们都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当对某段经文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被我追问时,我们当中的某位经常会将自己的情绪简洁地表达出来。他会简单地说,“神是好的。”

我们可以将这句表述作为成长的起点。归根到底,神是好的。

让我迷惑不解的是,虽然这里的神奇体验是如此有力让我想到那创造的主、为我珍视,但在科考站的多数人看来,这些不过是天文现象而已。对于科考站上那些和我交谈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这种孤寂确实提供了如今在美国本土难得的开放对话空间。我和同事就信仰、圣经和神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讨。

当然,有些无信仰者发现南极与世隔离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但也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中过得非常惬意。对于那些挚爱夜空的人,这里是生活的首选地点。另外一些人,则喜欢这里远离现代生活日常烦扰的简单生活方式。他们所倚靠的基础比我的要更世俗些,但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发现好像这也够用了。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关于宗教、信仰体系的对话都是充满尊重、发人深思的。人们在对我的信仰提出疑问的同时,依然愿意对话、了解。和好几个人的紧密联系就此形成。我确信,在离开南极后,我和其中许多人的联系会依然保持很久。我也有信心,神会许可未来的对话成为持续的救赎生命的工具。

日出

九月里,太阳终于越过地球的曲面,投射出它的光线,尽管我们还不能真正看到太阳本身。到了十月,太阳突然重新在地平线上出现,结束了半年之久不间断的黑暗,而那黑暗只有在月光下才有所缓解。

科考站上一片欢腾,最主要是因为太阳升起,意味着飞机将重返科考站,送来给养、带我们回家。在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讨论中,我们将这与世界等待弥赛亚之前的长夜像比拟。除了在信主的第一年,我还没有过如此激动人心、如同复活节一样的体验。

对于失去了夜空,我感到一定的遗憾。但在太阳长时间缺席后的再现,对于整个社区的触动是如此的切实明显,远远盖过了我的遗憾。在那一刻我知道,离开南极我真会感到失落的。但是让感到欣慰的是,我知道,在我回家之后,那曾向我展示月亮柱、极光,悄声对我说话的神,依然会在每日的生活中等待着我。(完)

Brett Baddorf 为田纳西的科多瓦希望教会差派生活在南极的宣教士,曾任青少年传道人十余年、大学校园传道人三年。他和妻子莎拉已于2017年十一月返回田纳西。个人博客为: whyeveryoneshouldmovetonewzealand.blogspot.com.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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