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COVID-19疫苗的推广从医护人员扩大到老年人和必要员工，美国人正在衡酌若有机会的话是否要注射疫苗。
尽管来自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Pfizer）的冠状病毒疫苗代表了一种新型疫苗——使用mRNA而不是用毒性减弱的病毒来触发免疫反应——但围绕它们的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源自原有的对一般疫苗注射的担忧。
在这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之前，对疫苗的犹豫不决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19年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之一。 基于对疫苗成份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考量，有些美国基督徒拒绝注射疫苗，有的基督徒则和顾虑疫苗的安全性和副作用的少数人有同感。
迄今为止，实验已证明COVID-19疫苗的有效率为94–95％，且副作用在几天内就会消失。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调查，仍然有50％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59％的黑人新教徒表示不会接种，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占60％人口）表示愿意接种。
尽管有这种矛盾，基督徒在传统上一直支持疫苗的接种，以表达对邻舍的爱，并说其好处远大于受伤害的机率。在1700年代，清教徒传教士科恩·马瑟（Cotton Mather）就敦促他的会众进行天花接种，即使那时候疫苗还未成功开发。现今，知名的基督教医学专家和伦理学家也在提倡疫苗。
当新一代的美国信徒再次考虑新冠疫苗是否安全和合乎道德时，许多福音派组织和专家们就已经开始发表意见。以下的一些问题着眼于疫苗本身对个人使用是否安全以及合乎道德标准——从解决来自流产胎儿的细胞株在疫苗开发中的普遍使用开始，还有一些问题进一步探讨疫苗分配的道德规范，为了本地和全球社群着想。
1.用流产胎儿的细胞制备的疫苗是否违反了赞同生命权的信念？
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赞扬使用mRNA技术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因为它们不包含胎儿细胞，在生产过程中也不使用胎儿细胞。
虽然这两家公司确实在测试中使用了胎儿细胞株，以检查潜在的副作用或可能对细胞的损害，但这是审验疫苗的标准做法。胎儿细胞株本身不包含胎儿组织。它们是在实验室内从几十年前获得的胎儿细胞中培养成的。
为了生产当今许多种类的疫苗，制造商使用通过1960年代两次流产获得的胎儿细胞株，这些细胞经过培养和冷冻保存后以便长期使用。当时，胎儿细胞被认为是承载病毒的最佳活细胞，并且已被用于开发风疹，狂犬病，甲型肝炎，水痘，带状疱疹和小儿麻痹症（虽然这不是美国通用的版本）。
新型疫苗的开发已渐不使用胎儿细胞株，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可用动物细胞和其他非胎儿的人类细胞作为替代品来开发可行的疫苗。附属于支持生命权的“苏珊·B·安东尼名单”（Susan B. Anthony List）的研究部门夏洛特·洛齐尔研究所（Charlotte Lozier Institute）制作了一张图表，来说明获得政府疫苗开发计划“疾速行动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资助的候选疫苗厂商在开发疫苗过程中何时使用胎儿细胞。
该研究所指出像莫德纳和辉瑞这样的疫苗厂商，它们使用这些细胞进行测试以确认抗体反应，而其他的疫苗厂商则仍依靠流产的胎儿细胞来生产疫苗。
尚未批准在美国使用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它们仍使用旧的胎儿细胞株来开发和制造疫苗，以及用于实验室内的测试。上周，阿斯利康的疫苗获得四个国家的批准。这两家公司都与最近成立的全球联盟COVAX签署了一项协议，就是将疫苗分发给中低收入国家。 它们的疫苗也更便宜，因而使某些国家更容易获得它们。
另外两个候选疫苗诺瓦瓦克斯（Novavax）和赛诺非（Sanofi Pasteur）仍在试验中，但也可能会被选用。它们在开发中不使用胎儿细胞株。它们都是“蛋白质亚基”疫苗，它们使用病毒中的蛋白质触发免疫反应。
但是，即使是厂商需要胎儿细胞株进行生产，许多反堕胎运动的领袖们表示，他们也不会反对注射疫苗。天主教会表示，选择免疫的人不会因堕胎罪而受到谴责。美南浸信会道德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也说，接受疫苗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三一国际大学的生物伦理与人类尊严中心（CBHD）建议，可以提倡用合乎道德观产生的细胞株或其他更好的产生方法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与其他三个支持反堕胎的医学协会一致呼吁研究人员开发合乎道德观的COVID-19疫苗，在开发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不使用堕胎胎儿的细胞。
2. 接种mRNA技术的疫苗是否安全且合乎道德标准？
基督教伦理学家马修·阿博（Matthew Arbo）、本·米契尔（C Ben Mitchell）、和安德鲁·沃克（Andrew T. Walker）上个月在《公众论坛》期刊上写道，“由于在疾速行动计划下快速发展的步调，相对于之前其他的疫苗，很自然地大众会担心COVID-19疫苗可能不会一样地安全有效，其他疫苗用较缓慢的进度开发。”
他们说： “尽管疫苗的开发确实很快速，但是遵循了相同的科学过程。” “事实上，由于风险很高，因此审查和监督从未像这次这样严格。”
自1990年代以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应用mRNA来进行免疫治疗，直到现在才将其用于疫苗开发中。从2002-2004年间SARS病毒爆发和2012年MERS爆发期间对冠状病毒的了解开始，科学家们发现他们也可以使用mRNA对付引起病毒传播的刺突蛋白。
在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新型冠状病毒后不到两周，中国研究人员对该病毒的DNA进行了排序，并向世界公开。几天之内，莫德纳的研究人员应用过去的研究结果并确定了mRNA疫苗的序列。
辉瑞和莫德纳的COVID-19疫苗使用合成的mRNA链，可告诉人类细胞如何复制位于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从而激活免疫反应。这不是DNA；它是RNA。因此很容易分解，并且无法侵入人类的遗传密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长也是基督徒的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疫苗若有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在头几个月的试验中出现。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与其他疫苗有任何大不相同的副作用或风险。但是，还需要经历更长的一段时间，科学家们才知道mRNA疫苗的长期效用。
CBHD相信，尽管是破纪录的开发进度，但疫苗厂商和美国监管机构已尽可能地把风险降低。 ERLC也表示同意，认为美国政府的优先审核对加速监管流程至关重要。
3.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义务接种COVID-19疫苗吗？
CBHD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科学家需要更多地了解COVID-19疫苗才能充分提供答案。该组织建议，将来的道德义务考量可类似于注射年度流感疫苗。由于SARS-CoV-2病毒的持续传播和死亡人数的增加，现在许多人认为注射它有道德上的迫切需要。一些人假设群体免疫可以不需要用注射疫苗来达成，也就是若有足够的人产生了对COVID-19的免疫能力，就保护其他尚未有免疫力的人。但若没有付上牺牲更多生命的代价，这是不可能的，柯林斯表示。
科学家不知道需要多少疫苗接种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力。最初估计是70％，但免疫学专家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最近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数字。对于麻疹等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该比例为95％，但仍可能发生小规模的传染。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建议，将注射疫苗作为个人选择并认为仅影响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更应该为他们周围易被感染的邻居着想。
他写道： “还有第三者——也就是不能接种疫苗或无法获得疫苗的人仍可能被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感染。共同利益的总原则可以归结为仁慈、爱心、关心他人，为服务他人将个人之急先放下。基督徒在考虑疫苗问题时，必须权衡这一关键性的圣经原则，这应是他们考量的一部分。”
莫勒还说，他将会接种疫苗，并鼓励其他基督徒也这样做，但他反对政府或其他组织企图强迫人们接种疫苗。
一些基督教大学，除了施行强制性的COVID-19安全预防措施，还要求学生注射流感疫苗，若可以得到COVID-19疫苗时，也可能需要注射。雇主或其他场所（甚至包括教堂）是否会考虑要求接种疫苗的好处，这还有待观察。
“就像各州和地方政府将疫苗接种包括在进入日托和公立学校的要求一样，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若要参与社区许多的活动（甚至在教堂内），需要先接种COVID疫苗的要求。”福音联盟的乔·卡特（Joe Carter）写道。 “关于这种政府权力的讨论应基于对邻舍的爱（马可福音12:31）和智慧（箴言4:7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寻求最正确的资讯，并倚靠上帝赋予的理性和审慎来做出判断。”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