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是从异教节日中借来的吗?

历史证据与这种流行的观念相矛盾。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6, 2022
Ben Crowder/Flickr

任何遇到反基督教论战的人都会很快遇到这样的指责:基督徒在全球范围内所庆祝的一个主要节日——复活节——实际上是从异教徒的节庆活动中借用或篡改过来的。 我经常在穆斯林口中听到这种想法,他们声称后来的基督徒与异教妥协,淡化了耶稣的原始信仰。

这种说法主要是基于英语和德语的庆祝活动 名称(英语为 Easter,德语为 Ostern)与异教的联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其他欧洲语言中,基督教庆祝活动的名称来自希腊语的 Pascha,而它又来自希伯来语的 Pesach,即逾越节。 复活节是基督教的逾越节。

当然,即使基督徒真的参与了 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用当地人的语言或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信息和敬拜,这也绝不意味着 教义上 的妥协。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试图将基督救赎融入当地文化,同时清除与《圣经》规范相反的做法。 毕竟,基督徒说的是“受难日”(Good Friday),但他们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纪念对北欧/日耳曼神后 芙蕾雅(Freya)的崇拜。

事实上,就复活节而言,证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纪念以及它的名字都不是来自异教。

一个有着古老根基的庆祝活动

关于复活节的异教起源,通常的说法是基于圣比德(Venerable Bede)(673-735)的评论,他是一位英国修道士,撰写了英国第一部基督教历史,是我们了解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 《论时间的计算》(De temporum ratione,约730年)中,比德这样写道:

在古代,英国人根据月球的运行轨迹来计算他们的月份——如果我只谈论其他国家的年份,却对自己国家的年份保持沉默,这似乎不合适。 因此,按照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方式,月份的名称来自于月亮,因为月亮被称为 mona,月份被称为 monath。 被拉丁人称之为一月的第一个月,就是Giuli;二月被称为Solmonath;三月是Hrethmonath;四月是Eosturmonath … Eosturmonath的名字现在被翻译为“受难月”(Paschal month). 以前,这个月份以前是以他们的一位名叫Eostre的女神命名的。为了纪念她,人们在该月举行了宴会。 现在,他们用她的名字来称呼那个受难节,用古老传统中用来已久的旧名称来称呼新仪式的快乐。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实际的复活节 庆祝活动 是否来自于异教徒的节日。 这很容易回答。 北欧/日耳曼民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相对来说是基督教的后来者。 教皇贵格利一世(Gregory I)于596/7年派出由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领导的传教士团体,前往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 772年,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治下,欧洲的撒克逊人开始被强行皈依基督教。 因此,如果“复活节(Easter)”(即基督教的逾越节庆)是在这些日期 之前 就已庆祝的,那么任何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的“Eostre”异教节日对此事就没有任何意义。 事实上,有明确的证据显明,基督徒在第二世纪就已经庆祝了复活节/逾越节,也可能更早。 由此可见,起源于地中海流域的基督教复活节/逾越节庆祝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日耳曼异教节日的影响。

名字代表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复活节(Easter)”这个节日的 名称 是否来自基督教庆祝活动被混淆于英格兰和日耳曼文化中对一个据称是异教徒生育女神“Eostre”的崇拜。 比德的这段话有几个问题。 罗纳德·哈顿(Ronald Hutton)教授(英国异教和神秘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在他的《太阳站》(The Stations of the Sun)一书中批评了比德对其他异教节日的粗略了解,并认为关于Eostre的说法也是如此:“它属于贝德承认只是他自己的解释的那一类,而不是普遍认同或证明的事实。”

这让我们看到了下一个问题:除比德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位盎格鲁—撒克逊女神的存在。 在北欧古文献(Norse Eddas)或欧洲大陆的古代日耳曼异教中都没有相应的女神。 因此,哈顿建议,“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Estor-monath 只是指‘开放的月份’或‘开始的月份’,”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表明不列颠群岛在三月或四月有一个前基督教节日。

对于 Eosturmonath 与异教女神有任何关系的说法,还有一个反对意见。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日子通常以神的名字命名,如星期三(“Woden's day”),而他们的月份名称要么是日历性的,如 Giuli,意思是“轮子”,指的是年轮;要么是气象—环境性的,如 Solmónath(大约是二月),意思是 “泥月”;要么是指该时期的行动,如 Blótmónath(大约是十一月),意思是屠宰动物时的“血月”。 除了(按比德的说法)Hrethmonath(大约是三月)之外,没有其他月份是专门为一个神灵而设的。据他声称,这个月份是以女神 Hrethe 的名字命名的。 但与 Eostre 一样,没有其他关于 Hrethe 的证据,也没有在日耳曼/北欧神话中的任何对应物。

就比德给出的解释,另一个问题涉及欧洲大陆的撒克逊人。 查理曼大帝的廷臣和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约775-840年)告诉我们,查理曼大帝的改革之一是重新命名月份。 四月被重新命名为 Ostarmanoth。 查理曼大帝说的是日耳曼方言,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是一种,尽管他们的具体白话是不同的。 但是,查理曼大帝为什么要把古罗马人对春季这个月的称呼改为 Ostarmanoth 呢? 查理曼大帝是打击日耳曼异教的。 772年,他袭击了异教的撒克逊人,并砍倒了他们的大立柱 Irminsul(以他们的神Irmin命名)。 他强行让他们皈依基督教,并在他们因此而造反时野蛮地镇压他们。 因此,查理曼大帝似乎不太可能以一个日耳曼女神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月份。

春天的假日

那么,为什么讲英语的基督徒把他们的节日称为“Easter”呢?

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拉丁语中的 in albis(“穿白袍”)一词,本为基督徒指称复活节时所用,后来进入了古德语(Old High German),变成 eostarum,就是“黎明”。 尽管日耳曼人生活在罗马帝国之外——尤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与罗马帝国相距甚远,但仍有一些证据表明早期日耳曼人借用了拉丁语。 这一理论假定,该词是在引入罗马影响或基督教信仰后才开始流行的,而这一点是不确定的。 但如果准确的话,这将证明这个节日不是以异教女神命名的。

另外,正如哈顿所建议的,Eosturmonath 只是意味着“开放的月份”,这与拉丁语中“四月”的意思相当。 撒克逊月和拉丁月(在历法上相似)的名称都与春天有关,春天是花蕾开放的季节。

所以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地区的基督徒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的逾越节——起初无疑是口语化的——只是因为它发生在 Eosturmonath/ Ostarmanoth 前后。 用当代的例子做类比,比如美国人有时将12月这段时间为“节日”,是与圣诞节和光明节有关,或者,当人们有时说“圣诞节前后”发生的某些事情时,通常是要说事情发生在年关的时候。 那么,基督教的“Easter”这个称呼基本上反映了它在日历中的一段日期,而不是复活节被重新命名以纪念一个所谓的异教神灵。

当然,基督教对复活节的纪念不在于庆祝活动的 名称,而在于其内容,即对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纪念。 正是基督对罪、死亡和撒旦的征服,使我们有权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安东尼·麦克罗伊(Anthony McRoy)是英国中东研究协会的研究员,也是英国威尔士福音神学院的伊斯兰研究讲师。

翻译:Pearlyn Koh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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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复活节的日期会浮动?

复活节可以落在35天的其中一天。 为什么? 尽管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还是让我们研究一下吧。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3, 2022
toeytoey / Shutterstock

本周,就如他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我聪明的12岁和13岁的主日学学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去年复活节是在埃文(Evan)生日那天,而今年却是在艾比(Abby)的生日? 虽然我无法当场回答,但我知道我在办公室里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为这样的用途而保存的:法瑞尔·布朗(Farrell Brown,即作者——译注)的一篇短文,他是一位退休化学教授,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历史互动感兴趣。 对那些对复活节浮动的日期仍然摸不着头脑的人,布朗博士能够帮到大家,他不单回答了我主日学学生的问题,并免费附加一些额外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复活节在世界不同地区仍然发生在不同的日子:

复活主日的日期是在基督教年历中所谓的会移动节期,对许多庆祝它的人来说似乎很神秘。 在(北半球)春季有35个可能的日期来庆祝这一次性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浮动呢? 答案来自基督教诞生后几个世纪的一些决定。

为什么大多数东正基督教会偶尔会与基督教世界其他宗派在同一个主日庆祝复活节,而在其他时候却可以是相隔五周之久? 这个答案主要在于不同的人对一项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教皇谕令的回应。

我们这趟认识浮动的复活节之旅的第一站是,迅速地学习一下公元30年左右在《圣经》之地是如何使用日历的。 虽然罗马帝国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即基于太阳周期而定的历法,自主前45年就已经存在,但它并没有取代在两千年的犹太历史中起著图示和指南针作用的阴历。 (阴历年中有12个月亮周期,每个周期为29.53天或一年354.36天,而儒略历一年是365.25天,每四年有一闰日。)儒略历的运作方式是四年一个周期,当中三年有365天,第四年有366天。

自双重系统开始以来,两个日历的不一致已经搞乱了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历史记录。 令事情更混乱的是,耶稣的门徒没有记录他们的主复活的确切日期。 许多初信徒期望耶稣很快就会再回来,这个希望(某些学者认为)使这些周年纪念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 由于这些原因,几乎没有可能达致一个单一、普遍被接受的庆祝日期。

尼西亚协议

三百年后,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统治时期,基督教开始在帝国中传播。 任何备受尊敬的信仰都应该有其宗教节日和纪念日,因此,为庆祝复活节定下一个日期成为一件重要事情。 事实上,在325年时,于尼西亚(Nicea,位于今土耳其)举行的第一届普世大公会议(Ecumenical Counci)上,这就是神父和主教们考虑的八个主要议题之一。 一条被一致接受的教会法(canon)确定了复活节永远不会落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开始的日子,这也许反映了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因为他们在耶稣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当时在尼西亚的各个教会团体似乎对复活节的日期有不同看法。 最大的分歧是安提阿和叙利亚的东方教会,它们仍然使用犹太历或阴历来确定复活节的日期,而亚历山大和罗马的西方教会则采用有效率的阳历。 由此产生的协议是,正如一般所说的那样,复活节应该是在春分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周日。 (春分是就一年两次太阳穿过天赤道的其中之一,当天昼夜的长度大致相等。)

这解释了复活节可能发生的35天(由3月22日至4月25日):春分后第一个满月后的第一个周日可能是春分开始后2天或最多37天。

我们把这个复杂的公式归功于当时聚集在尼西亚的派系所达致的政治协议,当中包括了对太阳(春分)和月亮(满月)的考虑。 东方基督徒将月亮不规则的盈亏周期注入计算中,从而造成了“浮动”效果,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阴历在确定重要日期时能保持其历史(尽管有问题)作用。

灾难性的移动

尽管有点累赘,尼西亚协议规范了教会在接下来的900到1000年里对耶稣复活的纪念。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不幸的是,儒略历里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缺陷,随着几个世纪悄悄地过去,它浮现出来了。 这个缺陷影响了复活节的庆祝,然而,它的修正在基督徒中引起了巨大的冲突和恐慌。

在1200年代中期,一位名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英国修士观察到,复活节的日期除了法定的浮动之外,离春天越来越远。 天文学家现在知道太阳年的长度比较接近365.242天,而非儒略历年假设的365.250天。 在1000年中,儒略历计有365,250天,而实际上,只过去了365,242个太阳日。 培根意识到,每个儒略年都会稍稍“溢出”至下一个太阳年,任何日期都比日历所指出的实际时间更远。 人造日历可能说是这样,但大自然的季节并没有被愚弄! 虽然这种小小的误差导致每年只有11分钟的差别,但由儒略·凯撒(Julius Ceasar)到罗杰·培根的时代,已经累积了长达9天的误差。 但培根要求纠正这误差的提请没有得到重视。

到1500年代中期,教宗贵格利十三世(Gregory XIII)意识到这个误差的后果,并将解决方案委托给耶稣会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 明白事情原委的教皇于1563年在特伦特会议上认可了克拉维乌斯的发现。19年后,即1582年10月4日,贵格利签署了一份教皇通谕(bull),颁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新日历——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

从那时起,格里历修正了儒略历。 它巧妙地删除儒略历每1000年中存在的250个闰日(2月29日)中的八个,从而更准确地估计了一年的平均日数——即365.242。 确切的规则是,在世纪界线上,只有当世纪数完全可以被400整除时,那年才会有闰日。 换言之,2000年闰日是一个特别日子。 下一个有闰日的世纪界线要等到2400年才出现。

复活节的更多麻烦

格里历只为未来的年日解决了问题,纠正旧历法的“误差”仍然是关键问题。 到1582年,儒略历年与太阳年的累积误差总计为10天。 教皇议案以一种实际但挑衅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将儒略历向前推10天。 1582年10月5日至14日的日子就这样消失了!

贵格利谕令的这一部分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混乱和冲突。 复活节不仅会继续浮动,而且会在不同的地区不一地浮动。 因为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德国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193年来,不同的德国城市在不同的时间庆祝复活节。 圣公会加入了这场斗争,抵制了这改变接近170年之久。

东正教会内的一些辖区至今仍以儒略历来确定节期日子。 该日历现在比格里历晚13天,而在2,100年时,差异将会是14天。 对于不会移动的节期日子,那滞后好决定了东正教的日期。例如,圣诞节在1月7日(直到2100年)。 对于会移动的节期日子,情况则复杂得多。 月相和春分都在起作用,在尼西亚时,教会定3月21日为春分,但在格里历中却成了4月3日。 深入的解释超出了这次历史叙述的范围。 但有趣的是,在2001年和2004年,基督教界对于复活节日期又一致了。

有关复活节和日历的更多资讯,请参阅以下来源:

大卫·尤因·邓肯(David Ewing Duncan),《日历》(Calendar),纽约, 雅芳图书公司(Avon Books, Inc.)1998年出版。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对千禧年的质疑》(Questioning the Millennium),纽约, 和谐图书(Harmony Books),1996年出版。

赫伯特·瑟斯顿(Hebert Thurston), 《天主教百科全书:复活节争议》("Catholic Encyclopedia: Easter Controversy")。 取自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5228a.htm

路易斯·帕萨沃斯(Lewis Patsavos), 《东正教的日历》(The Calendar of the Orthodox Church), 取自 www.goarch.org/en/ourfaith/article7070.asp

法瑞尔·布朗(Farrell Brown)是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的名誉教授,居住在克莱姆森地区。 可以通过 farrelb46@bellsouth.net 与他联系。

《今日基督教》版权。 点击这里 查看转载资讯。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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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疫情封控下,上海的教会更忙了

教会的牧师、领袖和成员不但更勤于祷告,而且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帮助社区度过难关。

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新冠封控中,社区志愿者在分发蔬菜。

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新冠封控中,社区志愿者在分发蔬菜。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2, 2022
Liu Jin / Getty

上海全域静态封控已经超过一周。加入小区志愿者的第二天,GB教会的薛牧师收到了一套白色连体防护服,一副鞋套、一副手套和一个面罩。(因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薛牧师”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教会名字亦为化名。)当天晚上8:30后,薛牧师需要负责收取该楼16-27层,72户人家放置在门口的干湿垃圾。他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搬运了将近300斤的垃圾。翌日,他组织的口罩、酒精的团购群很快集满了近150瓶酒精、上千个口罩的需求。

社区的志愿者们很快和他熟络起来。一看他来参加社区会议,这些上海的阿姨爷叔们立刻开启沪普频道,以保证无阻碍交流。他最近加的微信好友都是社区里的邻居,当他谈起自己所在的社区时,邻舍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行政地理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一个个高矮胖瘦、有各自性情的人。

CL教会位于这个城市的另一区域。这个教会早上的晨祷会自疫情封控后,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当这个城市早起的人忙着在手机APP上抢菜时,20多名基督徒和慕道友开始了他们线上的敬拜。“每天早上15分钟的圣经分享、15分钟的祷告,我们鼓励大家醒来后,不要等什么事都做好了再来祷告。若是那样,就像马丁路德所说,其实是放弃了祷告,”CL教会的韩牧师说。

这间植堂不过两年的教会没想到这项网络事工竟然坚持了两年,现在不单参加的人数增加,不少非基督徒也因为听见基督徒坦诚地分享自己在疫情封控期间的焦虑、缺乏,而更加喜爱教会的真实。

自2022年3月起,随着Omicron病毒的传播进入社区,上海这座人口超过2500万的城市逐渐失去了以往的秩序。起初,上海政府官员试图通过封控个别建筑和住宅区,遏制病毒的传播,减少对城市正常经济生活的干扰。但到了3月27日,市政府发布了依次封控浦东浦西至少四日的通告。这意味着过去精细化分控的防疫策略不再有效,整个城市关停了公交交通和绝大部分企业,几乎所有人都被要求居家隔离,足不出户。

到4月7日止,上海每日感染人数上万,对绝大部分小区来说,解封遥遥无期。封控的代价也很大。血透病人因为居家限制令无法得到治疗,感染新冠的家庭必须遵从“阴阳分隔”的政策,年幼的婴孩在阳性,而父母阴性的情况下,必须被单独送往医院隔离。

方舱无序管理带来的哄抢以及医疗物资的严重缺乏,让标榜精致文明的上海集体陷入焦虑。每个人都知道这座城市病了,却似乎没有良方来医治,每个人都希望在与人的关联中得到帮助,但也有人在孤独中放弃了生命。一位在封控中找到教会牧者的非基督徒说,“反正大家都没有解决方法,但我知道教会为我祷告,和我一起祷告,陪着我们……”。

面对封控的混乱和人们有这么多需要的情况,基督的教会如何回应?CT记者采访的一些上海的牧师和教会领袖强调祷告、灵修、属灵成长和爱心行动的重要。

祷告“近距离”

“2020年疫情开始时,我们教会的聚会转到了线上,以线下小组接入的方式保证弟兄姐妹们仍有面对面的团契。”薛牧师告诉CT记者。“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就恢复了线下的实体聚会。那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成员的小区被封控,大家出行还是自由的。但这次,100%的成员被封控在自己的住所,曾经还对外地防疫指指点点的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了疫情”。

薛说,他的教会成员中已有三个家庭感染了病毒,教会虽然不能直接给予帮助,但都在第一时间请求教会成员们为他们共同祷告。成员们自发地跟进他们的状况,为他们发去祷告的经文。长老和关怀执事做的最多的,就是逐个询问成员最近的状况,并为之祷告。

CL教会尤其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单与信徒一起祷告,也和非信徒一起祷告。他们不是发一句“为你祷告”,而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打电话与有需要的人一起祷告,或者将具体的祷告词写下来。对于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成员或访客,韩牧师鼓励他们按着圣经向神祷告。“每天花半个小时的时间,隔绝屏幕、网络信息的干扰,用经文作为引导,思想神的属性,而不是我们的需要。就好比早上灵修读到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48-50)

韩牧师说:“家里冰箱满了,我们属灵状况不一定会好,但我们属灵状况好了,我们看冰箱空了,也不会有内心的焦虑。神每天都藉着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要思想并在祷告中回应祂。”

薛牧师牧养的教会从两周前开始了线上读经活动。一个小时的时间,弟兄姐妹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分段朗读福音书,让神的话语藉着被诵读、被听见成为彼此的力量。不久,教会成员又发起了按主题的读经活动。每人轮流读一段经文后,分享自己与这个主题相关的代祷事项,或者他人的代祷事项,最后试着用这段经文为自己和他人祷告。

发起活动的姐妹在邀请信中写道:当我不知所措,被现实的难处和罪纠缠,脑子无法专注看完一章经文,无法开口祷告的时候,就拿起来,开口读,常常读着读着心被神的话语打开,紧闭的口开始向主祷告呼求。希望神的话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方式帮助到我们。

爱邻舍不再是一个词组

疫情爆发之前,GB教会正好开了《爱邻舍》这门核心课程,在其导言中提到:爱邻舍意味着爱所有人,包括我们不想见到的、鄙视的,甚至觉得可疑的人。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去判定谁值得爱,而是要成为满足他人需要的好邻舍。

疫情让上海邻里的关系大为改观。菜蔬食物的团购必须以社区为单位,封控时间长短也以小区有无感染病例为依据。996的打工人带着一身职场技能化身小区的团购达人,小区消毒、组织核酸、分运物品皆靠邻里组建的志愿者。

韩牧师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让别人看到我们在积极帮助邻舍,帮助社区建立好的秩序,去分享我们拥有的食物,为我们的邻居祷告,和他们一起祷告,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邻居当中有阳性的,不要远离他们,给他们发消息、视频,了解他们实际的需要。”

姜长老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在过去的三年里不是在飞行,就是在隔离。城市的封控让他终于有时间在家陪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但当小区征召志愿者时,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每天穿着防护服组织核酸检测,为大家分发物资。几天后,他和妻子感染了新冠,三岁儿子的抗原检测却显示阴性。这意味着遵循上海的隔离政策,夫妇俩必须与孩子分离。但姜长老却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他只希望隔离期间,他们一家人能始终在一起。

唐姐妹从有小区封控开始,就定期地为被管控的弟兄姐妹们送菜。她买着溢价的食物,精心烹饪,送给怀孕或单身的姐妹们。当被问起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时,她却笑着说,“她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在这特殊的时刻,我想让她们尝到加倍的爱,因为天父也这样爱着我们。”回到自己的社区中,她又顶着被骂被感染的风险做了志愿者,承担起为整个小区有需要的人配药采购的任务。几天奔波下来,她的嗓子嘶哑了,为了求购小区的物资每天打电话到深夜。

薛牧师说,”我们今生为社区谋求的福利不能存到永远,但也值得去做。因为当我们爱邻居时,我们彰显了神的所是,当我们爱邻居时,我们彰显了神的爱,当我们不仅爱邻舍,而且投身于社区时,我们见证了神的原则,彰显了祂的智慧。”

在疫情中见到成长的果实

CL教会自封控以来,教会奉献居然超过了前几个月,大笔的奉献进入账户,留言备注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不一定是教会的成员或访客,也不用是基督徒,只要是实际有需要的人。长执团队计划把其中一部分用于帮助穷人,包括失业的、贫穷的,或有赡养老人需要的,补贴他们的房租或给予经济援助。一部分奉献给受影响的宣教士、机构或贫穷的传道人。

除了物质上慷慨,看顾穷人外,韩牧师认为在众人面前,包括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面前,敞开自己,分享自己的软弱,也是基督徒群体见证的方式。疫情当下,这间原本拿捏着彼此间的距离,以精英白领为主的教会,第一次“不分场合”地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焦虑情绪,为家中物资缺乏而有的担忧,在育儿和婚姻上的问题。因着他们的真实,非基督徒不再对基督徒敬而远之,反倒可以真实地作为罪人来到上帝面前,好让上帝的爱临到他们。

“我们也许经历着植堂两年以来最大的危机,但这段特殊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在疫情前所种的,都在如今开花结果。马上要进入复活节的最后一周,我尤其想到复活的盼望决定了我们此刻的状态。当我们越相信复活,就越轻看此刻的艰难。”韩牧师在过去的几周中,花了更多时间陪伴教会中的同工们,与他们祷告,确保他们属灵上的健康。

这些上海基督徒的盼望,是当病毒不再在这座城市栖息时,教会可以成为人群更好的陪伴者和社区更好的建设者,让人与人的距离更近一点,人心与上帝的距离也更近一点。

Eva Chou, 基督徒记者、文字工作者,和丈夫长期在地方教会服侍,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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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正在回到教会——但可能不是同一个教会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所有变迁和变化,许多教会感受到会众流失加快。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1, 2022
Cavan Images / Getty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休斯顿西北教会在2017年遭受飓风哈维的严重破坏。 两年前,被水淹的设施终于得以重建,但教会进入完全正常运转状态只有六个星期,就又因为新冠疫情而关闭了。

随着教会经受一个又一个的挫折,主任牧师史蒂夫·贝兹纳(Steve Bezner)目睹了会众群体的起伏。

他说:“参加我们的实体礼拜的会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新面孔。”

出席他的教会的,目前每周有1600人,包括几百位在线观看的——与疫情前的每周平均1700人相差不远。 贝兹纳惊叹于在疫情期间离开的会众数量,以及接替他们位置的新人数量。

“这将使你相信圣灵的保守,”这位休斯顿牧师说。

在一个教会的生命周期中,成员的流动就像洗礼、婚礼和葬礼一样常见。 但这次疫情加速了人们的来来往往,使得教会需要新的策略来欢迎和吸收新成员进入教会群体。 一方面,COVID-19预防措施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许多人选择继续在网上做礼拜,确定谁仍然属于教会群体的一部分是一个挑战,这些都使事情更加复杂。

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市(Naperville)Highpoint 教会的主任牧师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说:“不在一起聚会使这些问题显示出来。 福音没有改变,我们永远会以《圣经》为中心,但我们与人交往的 方式 正在改变。”

在过去两年中,COVID-19推动人们的生活发生各种变化,包括职业转变、新的人际关系和搬迁。 有些变化是出于需要,有些是出于新的优先考虑;皮尤(Pew)的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被问者看到了疫情的一些正面影响。

这在选择教会方面也有体现。 对于那些已经在原来教会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次疫情成为一种催化的动力,使他们开始探索其他教会。 一位亚特兰大的教会成员说,这次疫情推动她改变,因为在所属的青年团体中她遇到了艰难的人际关系问题。

27岁的伊丽莎·胡佛(Elisa Hoover)说:“我决定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 在疫情期间,访问其他教会比较容易,使得在我们教会这个本来关系密切的社区中,我的缺席紧也不太被人注意。”

对许多人来说,因为疫情的持续隔离加强了他们对人际联系和属灵社区的渴望。

许多休斯顿西北教会的新会众来自街对面的一个大型公寓区,那里住的大多是单身成年人。 贝兹纳说:“他们感受到了孤独的心理压力,然后想去看看。 他们想发现上帝是谁。”

这种对人际联系和属灵归属的渴望不限于特定的人群,从独居的单身人士,到有年幼子女的父母,再到住得离教堂太远而无法深入参与的会友,都受其影响的。

当新冠疫情在2020年开始时,迪伦·帕克(Dylan Parker)和他的妻子意识到住得离他们的阿肯色教堂太远,无法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投入。

他说:“在疫情使我们放慢脚步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城市间来回奔波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多大损失。” 他们开始寻找离家较近的教会,但很快得知他被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博士课程录取,将要搬到加州。 帕克和他的妻子现在所住的地方,距他们教堂及其许多成员都在步行距离之内。

“我们已经感觉到,在这里我们拥有比在阿肯色更亲密和更强大的社区,”帕克说。

对于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包括社会正义在内的各种挑战性议题,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对他的新教会的处理方式也很欣赏。 虽然他说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转换教会,但承认他在加州的教会更适合他。

他说:“我以前的教会不允许有空间来讨论我关心的社会正义的话题。 我已经达到了生命中的一个阶段,需要空间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摸索前行

如果我们不认知全国在口罩、疫苗接种和种族问题上两极分化的政治背景,我们就无法分析为何会在疫情期间发生教会会众的大迁徙。 对于代表着宽广意见光谱的教会成员,牧师们经常感到没有能力令人满意地回答、解决他们的问题。

贝兹纳将过去两年的动荡描述为,“多重的国家创伤,造成很多牧师对做出决策感到疲劳。”

在各方严格检视下做出的有争议决定,可能会导致某些会众重新评估教会对自己是否合适。

伊利诺伊 Highpoint 教会的史密斯说:“过去还是比较安静的,而现在是一组一组人地一起离开,表达意见时比过去强烈的多了。”

教会往往失去了所谓“后排”会众。那些积极参与的会众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积极参与,那些中度参与的会众在这段时间保持稳定,而许多参与度较低的会众则逐渐流失。

史密斯说:“我们看到,那些过去每年来8或12次的人已经不再来了。 他们的灵命肌肉萎缩了。”

在 Highpoint 这个非宗派教会的七个聚会点,尽管教会领袖和志愿者进行了踏实的沟通努力,这类会众中还是很少有人重新参与。

在疫情期间提供虚拟崇拜是有帮助的,但却难以追踪会众的出席情况。 将转换教会和在网上敬拜的两类人混在一起,使得难以准确统计永久退出教会的成员的真实数目。

Lifeway Research 发现,去年夏天,几乎所有的教会都重新开张了,但原本经常参加聚会的会众中,只有四分之三的人回到了教会。

建立根基更深的社区

富勒神学院植堂项目主任唐伦(Len Tang,音译)说:“匿名性是美国教会特征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在较小的教会里,你不可能匿名的。”

在某些方面,小型教会和植堂教会在大流行期间更有条件保留住先有的成员。 唐所在的加州帕萨迪纳(Pasadena)差传教会(Missio Church),在疫情期间没有看到太多会众转换教会。

他说:“人们通常会忠于一个植堂教会的理念,不太会转换教会。” Lifeway 还发现,小型教会比大型教会恢复得更快。

“大多数小教会的会众数量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是达到这一点的小教会还是要比大教会多,” Lifeway Research 的执行董事斯科特·麦康内尔(Scott McConnell)说。 “小教会的优势,有可能在于人们感觉自然的较小的聚会比较安全、在线聚会技术选项的差异,或人际关系的力量。”

大大小小的教会在暂停实体崇拜的时候,都注重小组门徒训练。

唐说:“对于门徒训练有深刻理解的教会可以继续这使命。”

在 Highpoint 教会,牧师们不能再以主日崇拜出席率作为衡量教会门徒训练的标准,因此他们调整了领导培训的方法。 他们不是简单地分享门徒训练的方法,而专注于教导教会领导人们为什么门徒训练是必要的,以及如何有意义地让人参与。

史密斯说:“我们正试图帮助他们理解,‘作为属灵塑造的一部分,你如何让人们展示出他们更深层次的挣扎和渴望?’”

在休斯顿,贝兹纳的教会开始举办异象晚餐,以便比他们传统的新成员课程容纳更多的人。

德克萨斯州斯普林(Spring)的马特(Matt)和达拉·奥斯本(Dara Osborn)最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异象晚宴,以进一步了解教会的过去和未来。

马特·奥斯本说:“有些教会专注于重建,有些教会则在冲刺前进。 休斯顿西北教会正在冲刺前进。 在这个新时代,教会重新开门就像重新开始。”

奥斯本认为,疫情中的这段过渡期可能是在为教会未来新的增长阶段做准备。 他说:“也许上帝正在将人们安置在他们需要的地方,以便祂的国度在后疫情时代有发展的空间。”

翻译:David Lee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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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中文和合本圣经活力依旧

中国教会历史学者分析中文和合本圣经的影响长盛不衰的原因。

CUV Chinese bible

CUV Chinese bible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 Sixteen Miles Out / Unsplash

自1919年出版以来,中文和合本圣经(CUV)已成为最主要和最受欢迎的圣经中文翻译。一个世纪之后,中文语言发生了很多变化,新译本相继出现,和合本译本的主导地位仍然丝毫没有减弱和动摇。在《自上帝说汉语以来:和合本圣经九十周年》纪念文集中,来自台湾的学者曾庆豹这样说:“(和合本)很可能是近一百年来乃至未来对中国读者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文本'。虽然我们还不能称之为中文世界的一部‘正典’,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权威’”。

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团队包括16名西方传教士和一些中国基督徒学者,包括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和富善(Chauncey Goodrich);英国人文书田(George S. Owen)和鲍康宁(Frederick William Baller),以及中国学者诚静怡、刘大成和王治心。《北京官话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于1872年开始,整本新旧约和合本圣经于1919年出版。和合本翻译的指导原则包括:必须使用全国通用语言(而不是地方土话);行文简单,能被各行各业的人理解;忠实于原文而不失中文的韵气。

正如宣教学家拉明·桑尼(Lamin Sanneh)和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所说,圣经的翻译对于基督教传统至关重要。从始至终,圣经翻译一直是新教徒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工作的重点。

对于大多数中国新教徒而言,和合本圣经无疑是权威,并且经常被冠以“上帝的话语”的地位。尽管如今已有多种圣经中文译本,偶尔还会有中国基督徒在网上宣称只有和合本是真正的圣经,所有其他译本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异端(不过如今已经很少有华人牧师或教会领袖会教导“和合本无误”了)。

中文和合本译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速度之快、时间之长,着实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我们该如何来解释这个现象呢?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学者,我想强调以下因素。

1. 中文和合本圣经在提供和塑造中国新教教会的神学语汇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19世纪初以来,在漫长而艰苦的圣经中译过程中,西方和中国的翻译家积累了丰富的中文神学概念和术语。和合本译本继承并融合了这些概念和术语。

和合本刚开始出版发行的时候,恰逢西方宣教士退出中国、华人本土教会成熟的时期。中国基督徒领袖兴起,带领中国本土福音派的福音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各地。这是本土新教徒神学知识和传统的形成时期。

及时到来的和合本译本为中国新教徒们提供了一套现成的神学概念和词汇,并立即被中国信徒接受和热爱。很快,和合本译本中的一些关键的圣经术语诸如“信仰”、“罪”、“救赎”和“恩典”等成了标准的“信仰词汇”,被教会领袖、神学家、传道人以及平信徒所广泛使用于每日的生活中。

和合本圣经中的关键圣经术语已经深深刻印在了世界华人新教徒群体的神学DNA中。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被华人新教徒所知、所认同并使用的唯一神学语言系统。相比之下,在西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本地语言译本的圣经对教会生活有如此重要和持久的影响。

2. 中文和合本圣经 为全球华人新教徒群体塑造了一个统一的身份。

在中文和合本问世之前的圣经或是被翻作了古典汉语,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精英阶层才能读懂;或是被翻作了中国某些地区的方言。因此,和合本的翻译达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令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都能读懂这个译本。它把所有中国新教徒的信仰统一于同一个中文圣经版本之下。现在当你参加任何中国大陆或海外华人的中文礼拜时,会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华人新教传统的存在。尽管环境不同,华人新教徒都讲着同样的“属灵语汇”,唱着一样的古典圣诗,读着同一个版本的圣经。可以说,和合本译本在建立和维护全球华人新教徒的共同身份中起着重要作用。

3. 中文和合本圣经在试炼和苦难中一直陪伴着中国教会。

过去的一百年对中国的新教教会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中国教会经历了数次战争,革命和政府的压力,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被全面迫害。许多中国信徒见证说他们在和合本经文中找到安慰和力量,甚至是在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热爱阅读以及背诵手抄的和合本圣经经文。中国教会在深沉的苦难中忍耐持守、互相依靠,中文和合本圣经是这个集体记忆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和合本圣经与中国新教徒之间有着强大的情感纽带。而且这种情感纽带或依恋不会轻易消失。

4. 对圣经文本的精妙翻译赋予了中文和合本特殊的品质和持久的魅力。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中文和合本圣经在现代环境中确实具有自己的优势。众所周知,和合本圣经以中国北方白话为主,在其之上融合了一些古典汉语的元素。这种优美的结合体现了当时翻译团队的天才水准, 使和合本既能被普通老百姓读懂,又能吸引社会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

虽然古典汉语元素的存在令和合本圣经的某些措辞在今天显得笨拙或过时,但实际上,和合本的白话和文言文的结合独具优势。许多中国信徒,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信徒,更喜欢和合本而不是其他较为口语化的圣经译本的原因,正是因为和合本这一独一无二的风格带来的特殊韵味。

5. 中文和合本圣经为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汉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华人社会中极具声誉。

和合本圣经长期备受欢迎还与它在教会之外的影响力有关。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在近现代化的进程中从传统王朝转变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一部分,人们开始尝试用统一的书面语和口语来代替从前的单一书面语(古典汉语)与多种方言口语并行的体系。

这个语言体系建设上是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而和合本圣经恰在此时出版。中文和合本圣经作为极少数的以当时通行全国的官话来书写的文本之一,立即赢得了广泛认可。

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学者都同意,和合本圣经是现代汉语的杰作。它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典范,也同时借助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广白话文而迅速普及。时至今日,和合本圣经在这方面的贡献依然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认可。学者麦金华甚至在《自上帝说汉语以来》中声称:“正如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了道路,那些将圣经翻译成白话的译者们为新汉语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若有人将和合本译本在中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与圣经翻译在近现代欧洲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相媲美,也丝毫不令人惊讶。

今天,当一般学术界引用圣经术语和经文时,中文和合本是被引用最多的圣经译本。这是和合本圣经在华人社会中影响力之大的又一例证。换言之,和合本译本在中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学术标准。

总而言之,中文和合本圣经在华人社会和华人新教徒群体中的流行持久不衰,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国信徒来说,中文和合本不只是一个圣经版本而已,更与他们的心灵紧紧相连。因而,尽管中文和合本被一些人批为“过时”和翻译“不精确”,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和合本圣经在华人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会有任何动摇。

虽然我们可以质问把和合本圣经与神的话语相等同的神学正确与否,以及一些中国信徒有否把和合本圣经奉为偶像的倾向,但现实是,如果我们要对和合本译本进行任何修订,就必须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和合本的原文,并尽可能少地进行更改,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中文和合本圣经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珍贵礼物,并被祂用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信徒。至于上帝会使用和合本圣经继续在中国荣耀祂自己多久?只有祂自己知道。

姚西伊博士是哥顿康威尔(Gordon Conwell)神学院世界基督教与亚洲研究副教授。

翻译:朱莉蓉,校对:Sean Cheng

英文原载ChinaSource,蒙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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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目睹俄罗斯的暴行,布查福音派领袖们寻求神之手

尽管他的家被撤退的俄国士兵洗劫一空,乌克兰神学院院长伊万·鲁森(Ivan Rusyn)描述了基督徒在死亡和毁坏中服事所产生的属灵影响。

2022年4月6日,在乌克兰布查(Bucha)的一条街道上,人们穿过残骸和被毁坏的俄罗斯军车。

2022年4月6日,在乌克兰布查(Bucha)的一条街道上,人们穿过残骸和被毁坏的俄罗斯军车。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7, 2022
Chris McGrath / Staff / Getty

这些暴行令人震惊。 乌克兰当局表示,在俄罗斯军队撤出其阵地后,他们发现在基辅郊区有410名平民被杀。 至少有两个人被发现双手被绑,几个人头部中弹。

许多尸体被烧毁。

一位居民,占领军很有礼貌,并分享他们的军粮配给。 但其他人讲述了被洗劫一空的公寓;有人被绑在柱子上殴打。 俄国士兵们甚至射杀了一名骑自行车的人,他当时下车,徒步绕过街角。

这本可能发生在伊万·鲁森(Ivan Rusyn)身上。

作为乌克兰福音神学院(Ukraini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UETS)院长,他一直在基辅的一个安全屋(safe house)协调援助。 但因为骑着自行车进入俄罗斯控制的布查(Bucha),给邻居送药,他成为暴行的目击者。

尽管俄罗斯称这些图像是假的,卫星证据驳斥了俄国的说法。 《今日基督教》采访了鲁森,听取他的第一手报告。 他谈到了属灵的影响,成为一个更真实的教会,以及福音派人士如何帮助被夺回的郊区,那是他过去八年居住的地方。

说说你的邻居吧。

如果你在谷歌地图上看一下布查,我住在托斯卡纳烧烤(Toscana Grill)对面的五个公寓区之一。 这是一家昂贵的餐厅,但我也曾在里面吃过饭。 我几乎每天都在市立公园跑步,周六则是和朋友一起跑。 基辅的神学院离这里有六英里远,如果有压车的话,我开车过去需要25分钟。

我注意到谷歌现在说它需要一个半小时。

那座桥梁桥在战争的第二天被摧毁。 俄罗斯直升机和士兵首先空降在离我们家三英里的霍斯托梅尔(Hostomel)机场。 当时有激烈的战斗,接下来的五天里我躲在地下室里。 然后我离开家,去了神学院,就是按照谷歌地图的那条路线,绕过基辅向东北方向走。 两天后,我们疏散了,我找到了城里的一个安全屋。

现在,当我们把食物和补给带入布查、伊尔平(Irpin)和霍斯托梅尔时,我们看到许多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 桥还没修好,但我们可以用小客车小心翼翼地绕行。 这很危险,但如果你走得慢,现在的旅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四天前(4月3日)。 我们被警察护送,因为我们有一长串装满物资的巴士,而且要疏散市民。 就在这一天,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总统也在布查。

但在那之前我也去过一次,是骑自行车去的。

我的邻居们都在地下室避难,没有办法与他们联系,而且一条撤离路线还在准备中。 他们也需要药品。 当时伊尔平在乌克兰控制之下,所以我先去了那里的军事检查站,但他们不允许我进入俄罗斯占领的布查。

于是我来到附近的一条浅溪,用我的自行车和一棵小树来帮助平衡过河。 我看到了尸体,既有平民,也有士兵。 我看到人们高举双手,把孩子扛在肩上。 我看到老人试图找到一条出路。

而当我看到俄罗斯士兵时,我不得不躲起来。 有一次,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一栋被炸毁的大楼里,害怕不得不在那里过夜。 但我尽可能地沿着小街道行动,避开主干道路。

当我到达时,我的邻居们没法离开,他们是如此害怕。

乌克兰福音神学院院长伊万·鲁森(中间)在乌克兰霍斯托梅尔。伊万·鲁森提供
乌克兰福音神学院院长伊万·鲁森(中间)在乌克兰霍斯托梅尔。

当你平安后回到家里,那里是什么样子?

第一次回去,我的公寓没有电,但其他方面没有问题。 第二次,门被撬开了。 我被抢劫了,有一件俄罗斯士兵的大衣被留下来。 但他们不仅仅是偷东西,他们还砸了电视、我的电脑显示器和其他电器。

我的邻居尼娜·彼得罗娃(Nina Petrova)告诉我,俄罗斯士兵来到她的公寓,用枪指着她的头,强迫她把所有的贵重物品拿出来。 每间公寓都被破门而入。 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用刀刺破家庭照片。

我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反应,其他人也提到了这一点。 因为曾 一个敌人——一个杀手——在我的公寓里,我觉得它不再属于我自己。 我不关心我失去的东西;我的心里很平静。 但最难的是要接受在我家周围走动的俄罗斯士兵。

在街上看到一具尸体是什么感觉?

你最后想到的是拍照。 你不会停下来审视那是谁。 但我发现,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可以动员自己采取行动。 当我回到我们的基地,当我看到照片和阅读报告时——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适——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是每天晚上都在哭泣。

但当回到布查帮助他人时,我就没事了。

两天前,我们访问了霍斯托梅尔,一切都被摧毁了。 然后人们开始出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都很脏。 一位女士向我走来,我注意到她的手。 她说,他们正在用柴火做饭。 她的丈夫被杀了,她就把他埋在她公寓的入口处。

然后她拥抱了我的同事。

我至少听到了15个这样的故事,他们告诉我他们埋葬了自己的亲人。 昨天我们疏散了两位女士;其中一位将她的丈夫埋在院子里。 另一为是非常老的人,一直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公寓里,非常冷、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 一个女人每天都给她送食物,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助她。

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这样。 年轻人更加机智,能够疏散。 但老人无处可去。 他们告诉我他们经历了地狱。

2022年4月4日,在乌克兰布查,一个教堂附近的集体坟墓旁看到的十字架。Anastasia Vlasova / Stringer / Getty
2022年4月4日,在乌克兰布查,一个教堂附近的集体坟墓旁看到的十字架。

福音派基督徒中有伤亡吗?

我们的一名毕业生被俄国人抓去,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他在哪里。 但他的女婿在同一时间被抓走,在莫蒂钦(Motyzhyn)的一个万人坑中被发现。 昨天是葬礼,并进行了得体的埋葬。

一所神学院的院长 也被发现死亡。 他被枪杀了,他的尸体和他的朋友一起躺在路上至少有几天了。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认识的人。

在战争的最初几天,你说过,“神啊,打碎我仇敌的骨头”,如今已经成为像“哈利路亚”一样神圣了。 但现在你已经亲眼目睹了暴行的第一手资料。 从那时起,你的属灵旅程是怎样的?

在那一刻,我可以非常清楚地说出这句话。 但是在过去的43天里,它更深入了。 我们的情绪没有那么强烈。 我们说话更加缓慢和安静。 也许专业人士会说我们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 我们试图说我们很好(微笑),但愤怒和痛苦仍然存在,渗透到我们身份的最深处。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即使是用乌克兰语。 这就像被冻结一样。 它是破坏性的。 这是不断地思考和回忆你所看到的痛苦。 它仍然伴随着你,而且我担心它不会很快消失。

我仍然支持这一说法。 我对上帝的低声呼唤是为了求神干预。

这对与俄罗斯福音派的关系有什么影响?

这场战争不是由乌克兰挑起的。 我不为俄罗斯人祷告。 嗯,很少。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与他们有一个模式。 我们试着去适应。 你不懂乌克兰语? 好吧,我们会说俄语,没问题。 你不喜欢来自顿巴斯的报告? 好吧,我们将保持安静。

但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_情况并不清楚。 你给我们看的照片很伤人。_ 但我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 我们觉得他们想教我们如何原谅,但他们不想听到我们的声音。 只有少数人向我伸出援手。

据我所知,俄罗斯的基督徒不会去红场抗议,也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但他们可以给我们发送一个信息,即使是加密的:我们在俄罗斯这里什么都做不了,但我们和你在一起。 我们反对这场战争。

对神学院教育有什么影响?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继续下去。 但有时我渴望从神学上进行反思,另一些时候我则根本不想从神学上进行思考。 但我相信,我们将变得更加强大。

不,不是更强,是更真实。

当然,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但我们的真实性将表现在我们倾听的能力上,不用任何言语就能表现出同情心。 我的衣领有帮助:人们看到我是一个牧师,我们的巴士上有红色的十字架。

神学院将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发言的积极性,但我们将通过存在为我们的社会服务。 在过去的43天里我从陌生人那里得到的拥抱,比过去五年里从我所有亲戚那里得到的拥抱还要多。

我们的心理部门正在发展一项咨询事工。 创伤无处不在,许多基督徒希望提供帮助。 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接近伤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但是我的基督教,我的使命神学,正在被重新塑造。 每个星期我们都在露天服侍圣餐,体验神的存在,并与陌生人和士兵团结一致。 有成百上千的教会在积极服事,福音派基督教将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有时你会转身离开神学。 你是否与神挣扎过?

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很久了,参与神学教育多年了。 有的时候我有问题要问上帝,当然我现在也有问题。

战前,我和妻子正在阅读关于大屠杀的书,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的书。 我们参观了基辅的博物馆和巴比·亚尔(Babi Yar)的大屠杀遗址。 这听起来可能是学术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但有时在神的沉默中,我听到祂的声音。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说法。 但在祂不在的时候,我感觉到祂的存在。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对我来说,神是否存在并不是问题。 我曾经有过一次认识论上的危机,当时我正在开始我的神学之旅。 但在这场战争中,我从不怀疑神的存在。

还是说祂爱你?

我认为是的。 我还没有这样想过。 也许我还没有时间。

对我们的学生,我解释说,当你向回看时,神的行动往往更清晰。 我相信乌克兰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成为许多其他国家的祝福。 我们的统一、团结和慷慨——对于我们从不认识的陌生人的——是惊人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看到祂的逻辑,但现在的代价非常高。

俄罗斯联邦正在毁掉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关心这些建筑。 但他们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一种威胁。 我请求全球社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不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且提供一切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帮助。

我们正在与一个巨人战斗。

我想说我看到神的手在工作。 在这个安全屋里,我可以。 但我明天回布查时,可以对老太太说这个吗? 我可以告诉她,神正在她的生活中做工吗? 在神学上,我相信祂是。 但在这样的苦难面前,我缺乏沟通的力量。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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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基督徒家庭为什么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

无论是课堂上的无神论灌输还是高压的学习环境,都让家长们感觉很难找到一个适合他们孩子的学习空间。

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6,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Carol Yepes / Getty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黄健开始变得自我封闭。(因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黄健”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这个曾经很快乐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初中生)逐渐变得沉默寡言。黄健的父亲黄宇洲将这种行为转变归咎于孩子在学校受到的“创伤”——那种高压的环境让孩子不再有学习和参与的意愿。在不确定如何能帮助孩子的情况下,黄氏家庭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将在家里教育他们的儿子,尽管这种在家教育目前在中国是非法的。

“许多基督徒凭着信心决定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 黄宇洲说。他是一位住在中国北方的家庭教会牧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的孩子失去信仰,并给孩子提供有助于他们灵命成长的更好的教育。”

在一个反对基督教信仰的社会中,教导儿女跟随基督的中国基督徒父母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实施蓝图的情况下,如何教育并在属灵的事情上培养下一代。中国的公立学校课程教导学生上帝并不存在,并将宗教信仰跟愚昧的迷信等同。许多第一代中国基督徒在分辨如何将他们的信仰传递给他们的孩子时感到挣扎,特别是在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宗教限制的时候。

黄的大儿子(黄健)现在已经毕业。他的妻子继续在家里教育他们最小的孩子,小儿子正在读小学低年级。黄本人目前因与自己的宗教活动有关的指控而入狱。他和他的家人在对基督教教育有了更多了解后,受到启发,尝试在家教育,并希望这能帮助他们的儿子度过心理健康危机。

“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陷入绝望,”黄说。“直到我们走上在家教育的道路,我们才看到转机。"

陆晋雄在他十几岁的女儿在公立学校遇到压迫性的社会环境、遇到同样的困难后,将女儿送到美国留学。

“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有很大的负担,”这位住在上海的专业人士说。“政府强迫他们去上公立学校,而在家教育是非法的…..这对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通过一系列他们称之为行政和财务方面的“神迹”的经历,陆和他的妻子终于能够把他们的女儿送到国外读书。虽然他们对这个机会心存感激,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其他基督徒父母的榜样——那些父母跟他们一样为如何在主里教养孩子而苦恼。

“如何面对和处理孩子教育的问题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答案,”陆说,“因为每个家庭都不同。请为中国的基督徒父母祷告,让他们在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时有智慧。”

为孩子的教育挣扎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官方认可的教育选择:公立学校。(国际学校私立学校是存在的,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进入这些学校有很多限制,或者因为太贵等原因无法进入。) 许多基督徒父母发现,把他们的孩子放在一个鄙视宗教信仰生活的无神论的教育系统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想方设法阻止基督徒传福音,而且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在中国是非法的。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基督徒找到传播基督教信仰的方法时,许多官员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些基督徒依靠他们的教会来给孩子上主日学课程。另一些人,比如黄宇洲,则担心教会无法提供足够的教牧关怀来帮助基督徒家庭的灵命塑造。

大概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开始开办小型教会学校,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其他家庭则选择在家里教导他们的孩子。这两种选择对家庭教会的信徒来说都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基督教教育的空间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压。

很难找到关于中国在家教育的官方数字。但是根据2013年的估计,当年在家教育的人数约为1万8千人(在中国的2亿名学龄儿童中,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家庭教会中的中国基督徒对这种选择有更多的了解,在家教育越来越受欢迎。

选择退出中国的教育体系并不容易:在体制外接受高年级教育的家庭的孩子无法通过考试进入中国的大学。他们必须把孩子送到海外留学(但由于经济和语言原因,出国留学是很困难的),或者完全放弃高等教育。

这些都是很残酷的选择。虽然许多中国家庭渴望能接受海外高等教育,但留学的费用高得惊人。由于留在国内没有其它选择,决定在家教育等于是牺牲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不幸地,这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许多基督徒家庭因为持守信仰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

去年夏天,中国政府宣布了管理中国教育的新法规,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围绕这些法规有很多公开的报道,政府声称其中许多法规旨在减少中国家庭在课后补习班和辅导班上花费巨资的压力,因为很多中国家庭想给孩子提供他们未来成功所需的所有资源。尽管这些法规明面上所说的目标是减少孩子的压力,但其严厉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地方官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下重手处理未经官方认可的教育(如教会学校)的可能性。

最近的这些规定加上全国各地普遍日趋严厉的宗教逼迫,几乎完全摧毁了基督徒在中国各地辛苦建立的基督教教育基础设施。仅仅几年前,参与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徒估计,这个新兴的运动在中国各地有多达500所学校

今天,一些中国基督徒说,基督教学校运动几乎已经被扼杀。自从政府在过去几年将注意力转向关闭这些学校以来,小型的、由教会管理的学校越来越无法运作。而在基督徒之间的讨论中,大家都担心在家教育可能是下一个被禁的目标。

随着教会学校的公共空间不断减少,一些学校已经关闭。其他学校则已经完全转移到网上——不是因为新冠大流行病,而是因为逼迫。(2020年初瘟疫发生时,中国各地的学校关闭了几个月,但是从2020年秋季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童都参加了实体面授的课程。最近,因为奥密克戎变体的蔓延,中国一些地方再次面临封城的可能,中国的学童再次面临必须接受远程教学的问题)。

去年春天,地方官员冲击并关闭了安徽省的一所基督教学校,逮捕了四名教师。其中两名教师至今仍在狱中,其他人最近才被释放。这所学校的许多家庭现在已经把他们的孩子送回了公立学校,有些人说他们的孩子受到了老师的歧视和公开羞辱,该校的家长也受到了社区管理人员和地方官员的骚扰。10月,江苏省警方逮捕了一名基督教在家教育课程销售员和其他五名与他有关的人。

和教会学校一样,在家教育在中国也是非法的。但是,在家教育的人还没有面临教会学校最近所经历的严厉镇压。不过基督徒群体普遍对在家教育可能成为下一个系统性打压的对象感到担忧。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地都有从事在家教育的父母因为在家教育而被警方传讯甚至被拘留。去年夏天,山西省太原市一位从事在家教育的父亲赵维凯被逮捕,因为他对他的三个孩子进行在家教育。(由于他的案件已在其他地方公布,赵维凯是这篇文章中唯一没有使用假名的人。) 直到现在,他还在监狱里。这一切在中国并不新鲜,有所变化的只是最近镇压行动的范围和覆盖面似乎有扩大,不再是孤立的、以某一特定团体或网络为重点的打压,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全面的查禁。

一天难处一天当

最近入狱的黄宇洲牧师说,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意料得到会被逼迫。

“当然,我们作为家庭教会,只是社会中的少数。我们可能会遇到迫害,受到歧视,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说。“既然上帝的子民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既然主耶稣基督不被堕落的罪人所接受,那么基督的门徒就不可能被高举到他们的主人之上。”

去年夏天,在一个家庭教会领袖群组中流传的一封祷告信写道:“中国公民社会的教育空间正在急剧萎缩,而且即将缩小到不可能再恢复的地步……基督教教育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而且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困境。主啊,我们缺乏智慧,不知道如何往前走。求主帮助我们!”

尽管有压力,许多中国家庭拒绝成为公共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对教育系统有意见的人;许多非基督徒家庭也回避公立学校系统,因为压力很大,而且不强调创造力和原创思想。

一位住在上海的两个孩子的母亲说:“我选择在家教育的最大原因是自由。”虽然她是基督徒,但她选择在家教育的主要原因是对公立学校的僵化结构感到失望。

“我不喜欢中国公立学校的教育方法,”她说。“那种教育太过公式化,缺乏创造力,填满了孩子们的整个一天。孩子们没有时间阅读,也没有时间锻炼身体。”

她丈夫的在家教育的理由更多是基于信仰。他更喜欢在家教育,是因为这可以让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并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培养他们的孩子。

这位妈妈说,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受到关于家庭教育的问讯,但他们对未来有很多担忧。尽管如此:“担心于事无补,所以我们会一天难处一天当。这就够了”。

女儿离开中国到海外留学的上海父亲陆先生说,他不知道如何帮助在自己的社区中正为这些问题挣扎的年轻家庭。

他家的经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现实的,即使经济条件不是问题。许多青少年独自到海外留学,都会陷入困境。虽然海外的教育可能会帮助孩子成长,但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可能会选择永久移民,而不是回到中国去建造那里的基督教社区。

陆并不怀疑其他渴望孩子认识基督的中国基督徒父母的动机,但是他担心许多基督徒家庭似乎把孩子的教育当作偶像了。

“我们确实需要警醒,”陆说。“你可能认为你在依靠上帝,但你实际上是在依靠自己。你可能认为你在引导你的孩子走上一条跟随基督的道路,但那可能是一条自以为义的道路……我们的底线是仰望神。你的孩子难道不是主托付给你的吗?”

E. F. GregoryChina Partnership(CP)的博客编辑。CP是一个服事中国家庭教会、为中国教会提供培训和资源的机构。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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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丘之歌”(Hillsong)的领袖们需要的是品格,而非魅力

我们需要有属神品格的牧师,而不仅仅是有恩赐的牧师。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9, 2022
Marcus Ingram / Contributor / Getty

本周在雪梨,大型教会“山丘之歌”(Hillsong)的创始人兼主任牧师布莱恩·休斯顿(Brian Houston)因一宗待审的法庭案件和被揭发出的不当教牧行为而辞职

布莱恩被指控隐瞒其父亲于1970年代在纽西兰性侵一名男孩的事件。尽管布莱恩后来撤除父亲的牧师职位并向教派上层报告此事,且公开承认此性侵事件,但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声称,布莱恩“知道1970年代一名年轻男性遭受性侵相关的信息,但没有将该信息提交警方。”

该审判法庭将于今年十月进行。

最近,Hillsong全球董事会向其成员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关于布莱恩所面临的两项指控。第一起指控发生在十年前,“涉及布莱恩·休斯顿牧师发给教会一名员工的不当短信,导致该员工随后辞职。”这一轻率之举被解释为布莱恩音“服用安眠药”导致的意外结果。

第二起指控发生于2019年,当时布莱恩进入ㄧ个女性住客的饭店房间并在里面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前一起事件类似,信里以“混合服用抗焦虑药物和酒精”来为他不当的行为开脱。

Hillsong透过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将五旬节教派(Pentecostalism)带入数位时代,在国际上有显著的影响力。但随著成功而来的诱惑是,为了维持组织机器的运转、保护牧师和事工、以及维持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他们会做任何事情——即使这包括对不检点的行为视而不见,或为不可原谅的行为找借口。

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董事会对布莱恩行为的解释。虽然药物治疗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绝不能成为不当行为的理由。这些借口是空洞的,尤其是对性骚扰的受害者而言。

Hillsong董事会倒是正确地指出他们机构一个明显严重的问题:Hillsong历年来的管理模式赋予主任牧师极大的控制权。赋予一个人过多的权力并不是一种健康的领导文化。因此,我们不妨认真反思,什么样的教会治理模式和及领导风格更有利于提高机构行事的透明度及问责制。

正如圣经学者安迪·贾德(Andy Judd)所建议的,我们应该经常检视自己所处的机构“权力是如何分配的?我们如何做决定及审核这个决定?若某个领袖被迫离职,会发生什么事?”

但比起领导结构,一个人的品格更加重要。符合圣经制定的牧师资格与点阅率、(讲道)下载次数、书籍销量、收入、特会演讲邀请、教会里有多少流浪汉或名人会众无关。

相反的,圣经求牧师要“无可指责”,“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提前3:2 -3)。耶稣教导我们,“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太23:11-12)。

我就读神学院的期间,加入一间持守圣经教导的美好教会。当教会考虑任用我为教牧实习生时,我与教会其中一位牧师见面。由于只认识了我很短的时间,虽然他对我的潜力持乐观态度,但他明智的对我的品格持谨慎的态度。

他说:“我知道你很有恩赐,但我不知道你是有否属神的品格。”自那时起,这句话就牢牢的印在我的心上。

有恩赐和有属神的品格之间有极大的差别。他们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你能在舞台上展现的样貌,一个则是你内心真实的渴望;一个是你在舞台上做的事,一个则是当你觉得没人在看你时,你会做的事。

与布莱恩相关的这些事件提醒我们,福音派世界需要的是展现基督品格的领袖,而不仅仅是在公众面前充满自信的领袖;能培养门徒的领袖,而不是培养拍马屁者的领袖;认为自己在基督面前一无所有的领袖,而不是穿着由显赫名声编织成的礼服的领袖。我们需要那些深知“当成功变成偶像时,掩盖过错的行为必然成为圣礼”的领袖们。

迈克尔·伯德(Michael Bird,昆士兰大学博士)是墨尔本雷德利学院(Ridley College)的学术院长和新约圣经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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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欧洲欢迎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但对叙利亚难民却不这样,这样做够“基督徒”吗?

中东和欧洲的福音派人士评估欧陆对于两者大不相同的反应,以及《圣经》中关于如何对待异乡人的教导。

左图: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难民营的帐篷外生火。 右图:为躲避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人在波兰寻求庇护。

左图: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难民营的帐篷外生火。 右图:为躲避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人在波兰寻求庇护。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5, 2022
《今日基督教》编辑/来源:Chris McGrath / Sean Gallup / Getty

看到乌克兰持续受到俄罗斯的打击,叙利亚难民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应该为什么祈祷。

“这就是以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在黎巴嫩扎赫勒(Zahle)的“携手为家”(Together for the Family)活动中心的难民学生说。 “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伊兹迪哈尔·卡西斯(Izdihar Kassis)出生于叙利亚的霍姆斯(Homs),父亲是一名浸信会牧师,她嫁给了一名黎巴嫩男子,然后在2006年成立了该中心。 2011年叙利亚内战开始后,她将自己的事工转向照顾“她的人民”。 每年约有50名受创伤的青少年在那里接受咨询,有300人从该中心的职业教育课程中毕业。

当难民们在每周的礼拜中讨论欧洲的“可怕”局势时,卡西斯建议进行代祷。 40名儿童和30名叙利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低下了他们的头。

但有一个孩子想让乌克兰人知道叙利亚难民与他们是团结一致的。 他走到贝卡谷地的寒冷和积雪中,在黎巴嫩的150万叙利亚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在那里避难。

他的标语宣称:“为和平祈祷。”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叙利亚难民图片来源: 携手为家
在黎巴嫩扎赫勒的一名叙利亚难民

自俄国入侵以来,乌克兰的4300万人口中约有400万人成为难民。 另有65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然而,叙利亚内战已经有11年了,叙利亚2,000万人口中的680万难民中的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困境中。 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对叙利亚难民关闭上自己的大门,这与它对那些逃离俄罗斯侵略的难民的热烈欢迎成鲜明相比。

许多人对此表示反感。

来自斯里兰卡的维诺仕·拉玛昌得拉(Vinoth Ramachandra):“在报道战争、冲突和难民的困境时,全球新闻媒体、西方政府(可悲的是,甚至包括西方教会)长期存在双重标准和选择性的愤怒。”

“如果乌克兰人不是金发碧眼,他们的困境会引起这种同情心的涌现吗?”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欧洲人的虚伪——甚至是种族主义——是否在充分展示?

阿拉伯基督教徒并不急于评判。

约瑟夫·卡萨布(Joseph Kassab)出生于叙利亚,如今是总部设在贝鲁特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福音派教会最高委员会的负责人。 他指出欧洲——主要是西欧——收留了一百多万的叙利亚同胞。 他说,东欧国家仍在从共产主义时代的恢复过程中,尚未形成与西欧同样的人权意识。

是不应该有任何歧视,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也能理解。 早期教会为向非犹太人开放宣教时是有挣扎的。

“种族主义存在于每个社会中,”卡萨布说, “但欧洲人比许多黎巴嫩人更欢迎叙利亚人。”

贝鲁特的阿拉伯浸信会神学院院长埃利·哈达德(Elie Haddad)说,穆斯林的身份是一个因素。 但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是农村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 无论合理与否,人们都对差异感到不舒服。

欧洲是有点虚伪,但他也是如此。

哈达德说:“如果一个教职员工需要庇护,我将打开我的家门。 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我就没那么积极了。”

 2022年2月24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军控制的宾尼什(Binnish)镇的废墟中,叙利亚艺术家为抗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绘制的Omar Haj Kadour / AFP / Getty Images
2022年2月24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Idlib)省叛军控制的宾尼什(Binnish)镇的废墟中,叙利亚艺术家为抗议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绘制的

确实有一个人打开了他的家门,这是尼斯(Nice)的一个黎巴嫩裔法国人。

2018年,这里有一个难民家庭的工作年龄的儿子需要紧急肾脏透析。作为当地医院的一名护士,弗朗索瓦·纳德(François Nader)是唯一的能讲阿拉伯语、可以协助他们的人。 他带领他们完成了必要的文书工作,并为这位康复中的叙利亚人提供在三个月的住宿。 纳德甚至以高于平均水平的家务劳动工资,为他提供非正式工作,因为法国法律禁止这位叙利亚人正式就业。

然而,法国今天却允许乌克兰人居住和就业达三年之久(根据欧盟的一项指示)。

现住波尔多、娶了一个有乌克兰亲戚的俄罗斯人的纳德为此叫好。 政府当局当局的一个简单电话就验证了现在住在他家里的四名难民的合法性。 作为一名无宗派的基督徒,他相信福音要求人们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但不是要求国家。

“穆斯林的价值观与我们完全相反,”纳德说, “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他们的思维才能适应欧洲的方式”。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是一个问题, 但适应也是个问题。 他说,穆斯林集中在所谓的“班列”(banlieue,法语本意为郊区,现特指移民集中的郊区贫民窟——译注),而这些贫民区强化了对法国社会有害的分离主义。 而乌克兰游客则参观卢浮宫,他们的孩子在那里表现良好,他说。 在有轨电车上,他们静静地坐着、看书。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而且有点残酷,”纳德说。 “我很抱歉这么说,但这也是人的情感。”

但这是符合《圣经》的吗?

意大利福音派联盟(Italian Evangelical Alliance)神学委员会主席莱昂纳多·德·奇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说,上帝创造了相似和差异。 根据加拉太书6:10,他说,给予先后考虑是合适的。

“就近的原则(principle of proximity)要求我们特别关注那些离我们近的人,”他说,“在信仰中,在家庭中,在国家中,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虽然这适用于民族问题,但并不适用于文化或教育,德·奇里科说。 所有人都应该受到欢迎,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但在资源有限和政府不堪重负的情况下,歧视并不是错误的。

他说,《圣经》甚至这样做了,因为希伯来语原文对“外人”进行了区分。 gerim(利19:33-34,和合本译为“外人”——译注)要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受到公正的对待,但 zarim(出12:43,和合本译为“外邦人”——译注)被禁止庆祝逾越节。

一个现代的区别是难民和移民。

“行动自由不是绝对的,”瑞士福音派联盟(Swiss Evangelical Alliance)的秘书长马克·约斯特(Marc Jost)说, “我喜欢多样性,但它也会带来风险,必须加以规范。”

文化上的接近,使瑞士对乌克兰人免除了对叙利亚人所要求的逐案审查。 乔斯特反对许多人想赋予信仰和种族的特权,但瑞士当局认为区别对待对于剔除潜在的恐怖分子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融合的困难是真实的,政府希望减少“拉动因素”,特别是对寻求更好生活的经济移民。 那些”生命和肢体受到威胁 的人应该无歧视地被允许进入。

但许多人说这种情况是少数。

自战争开始以来,希腊已经接受了近5000名乌克兰人。 当局说,最多可收容30,000人。 这个地中海国家对马里乌波尔(Mariupol)特别关注,这是一个最初由希腊人在公元前六世纪定居的地区,希腊从那里接回了近200名国民。

但希腊已经收容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约4万2千名难民。 还有许多人被巡逻船拒之门外。 希腊政府表示,在其处理申请的过程中发现,10个申请人中有7个不是难民。

来自波斯尼亚的灵风布道(Langham preaching)西巴尔干地区协调员斯拉夫科·哈季奇(Slavko Hadžić)说:“我们不应该把移民等同于难民, 移民可以采用合法手段来申请工作。”

他的国家因“不人道”的移民营而受到批评。 但根据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2020年的一份报告,在18,000名寻求庇护者中,作为其原籍国,叙利亚只是第五名,排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和伊拉克的后面。

哈季奇说,教会帮助了他们所有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但他批评了在东欧经常听到的一种关于保护“基督教文明”的想法。 虽然基督徒有特殊的责任帮助所有耶稣的追随者,但这并不包括信仰上的名义者。

“无论世俗政府给自己贴什么标签,”他说,”世界上没有基督教国家。”

但塞尔维亚福音派联盟(Serbian Evangelical Alliance)主席萨穆伊尔·彼得罗夫斯基(Samuil Petrovski)说,拥有基督教遗产是件好事,应该保护它不受从西方引进的身份政治的新浪潮的影响。 但他说,既然政府应该“为黑暗之处带来光明”,就不能以牺牲难民或移民为代价,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 《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向所有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只是匈牙利对它们有不同的定义。

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将他的国家称为 “基督教民主政体”,这个以天主教为主导的国家设有一个内阁级部门,支持中东地区受迫害的基督徒。 但是,虽然现在说乌克兰难民来到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就在战前两个月,欧尔班还表示,“我们不会让任何人进来。”

东欧人对基督教遗产的坚守比他们的西方邻居更长。 但正是一种旧时的东正教理念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教会合并在一起,而它在1872年被君士坦丁堡会议是被定为为异端的。 鉴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当然地隶属于莫斯科宗教区,超过11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和学者再次谴责了宗教领域中的民族主义(phyletism)。

“(属灵)战斗是要赢得他人的情感与理智,而不是通过限制性的法律,即使是它们出于好意制定的,”北园大学(North Park University)前神学教授、《东正教的福音神学》(The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the Orthodox Church)一书的作者布拉德利·纳西夫(Bradley Nassif)说, “国家在支持教会的时候并不颁布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法律和政策,才是最好的办式。”

乔斯特认为,要捍卫一个国家的基督教遗产,必须不断地展示它,使整个社会受益。 他说,人权就是源自基督教伦理。

但其他福音派领袖提出抗议。 来自罗马天主教占多数的意大利的德·奇里科说,一个国家的基督教身份 “充满了问题”。 卡萨布说,如果中东推广其伊斯兰特性,将使基督徒的“苦难倍增”。

世界福音联盟(World Evangelical Alliance,WEA)下属的国际难民协会主席汤姆·阿尔宾森(Tom Albinson)说,国家应该保护所有人的文化遗产和身份。 社区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人际网络和信任关系进行服务。 而且,保护边界和递解移民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利。

但将移民与难民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今天,许多国家把更多的金钱和精力花费在寻找防止难民、寻求庇护者越过其边界的方法上,而不是花在保护那些被夺去家园、属于地球上最脆弱人群的人们上,”阿尔宾逊说 “其本质需要被揭露和面对。”

混杂的移民使这一问题变得混乱,而人口贩子则对他们都进行坑害。 同时,他们中的难民在被证明清白之前往往被视为有罪。

阿尔宾森在去年之前曾担任WEA的难民事务大使八年,为各国提供咨询,以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平处理庇护申请。 他说,目前世界上86%的难民是由发展中国家收容的。 而在总计为2600万人中,在任何一年中,只有1%的人得到重新安置。

他建议说,教会应该填补这一空白。

“政府服务机构和非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可以提供帮助,但无法增强人们的希望,”阿尔宾逊说, “当我们关心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那些对我们眼中的陌生人时,我们才显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

而相对于乌克兰人来说,有谁比叙利亚人更算陌生人呢?

阿拉伯世界的母亲节是在三月。 除了提供祷告外,“携手为家”中心正在叙利亚妻子和寡妇当中搜集建议,指导在与丈夫、儿子分离时怎样生活。

他们会寄去问候卡——以及他们能拿出的一点钱。 该中心木工课程的毕业生每周赚取2.25美元。 但由于进口的乌克兰谷物短缺,他们每天的面包现在需要75美分。

“主在这里帮助了他们,将他们扶起,”卡西斯说, “他们希望以同样的方式鼓励乌克兰妇女。”

编者按:

你现在可以在Telegram上关注CT的乌克兰—俄罗斯报道:@ctmagazine(也有中文俄语版本)。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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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俄乌战争期间台湾基督徒的关注与祷告

很少有台湾教会愿意针对涉及中国的敏感政治议题发声,但大多数台湾教会领袖呼吁基督徒为和平祷告。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Taiwan Christians Watch and Pray for Ukraine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2,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Chiang Ying-ying / AP Images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几周前,台湾联合差传理事长彭书睿与一些国际宣教士聚集在一起,为乌克兰和台湾祷告。许多人走到彭(房间里唯一一位台湾人)身边,表达他们对台湾局势的关注。但是当彭后来在脸书上查看他在台湾的朋友们的动态时,他发现他的朋友们都在张贴欢快的火锅聚会的照片,或在表达要在春节期间暴饮暴食后努力减肥的决心。这让他感觉好像他的宣教士朋友们是在谈论一个不同的台湾。

“这真的很奇怪,”彭说。“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彭说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典型的淡定很像他住在台湾东海岸地震多发城市花莲的岳父岳母对地震的态度。有一次,彭去花莲看望岳父母时发生了地震,他马上因为地震的强度担心起来。但他的岳父岳母却只是一笑置之,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地震的感觉。同样地,一生都生活在中国大陆入侵的威胁下的台湾人,在他国战争爆发之时会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不会太多地考虑战争的威胁。

但2月24日,这种淡定开始被打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引发许多台湾人的情感共鸣,因为他们看到来自乌克兰的新闻片段,会想有一天这也可能成为他们自己的现实。在网上,一些人宣称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而专家们则争论美国军队是否真的会在台湾被入侵的情况下前来援助。电视上的新闻台建议如果开战在应急包中应该包括什么(剧透:日本面包罐头)。

然而,在主日上午,台湾的许多教会除了将乌克兰列为代祷事项以外,并没有提及这一话题。教堂里的台湾基督徒对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持有彼此不同的政治观点——有些希望台湾独立,有些希望台湾与中国统一,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但是,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仍然试图用圣经的视角来看待正在发生的地缘政治冲突,并在这个不确定的时期从他们的信仰中找到希望。

一个分裂的岛屿

虽然台湾距离俄乌冲突有5,000英里之远,但入侵事件在这个拥有2,360万人口的岛屿上引起了共鸣,因为台湾也面临着类似的生存威胁。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并长期威胁要使用武力将台湾纳入其版图。两岸关系在过去70年里起起伏伏,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威胁最近加剧了。这些因素包括: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巩固权力和加强中国的军力,以及台湾总统蔡英文与西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去年,一位美国高级海军将领成为头条新闻,因为他说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内发动对台湾的入侵。

旅居台湾的乌克兰裔美国人霍门科(Alex Khomenko)说:“我认为,如果有人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小的民主国家生活在一个大的非民主国家的阴影下的情况,那么台湾人对此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的。” 霍门科近来一直在台北(他现在的家)街头参与反战抗议活动。

许多台湾教会将政治和信仰分开。牧师们避免在讲台上讨论被认为是政治性的话题,以防止教会内部的纷争。台湾的政治是非常分化的:对北京友好的国民党和倾向于独立的民进党的立法者经常为立法发生争吵,甚至拳脚相加。

分裂的根源在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民进党的支持者通常属于世代居住在台湾,包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过的家庭,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多半与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时随国民党军队从中国逃到台湾的外省人相联。不同的背景决定了台湾人如何看待台湾、中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维持和平,许多教会试图保持中立。董家骅对这一挑战有切身体会。作为世界华福中心的总干事,他需要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外交态度,包括台湾的地位。

他强调教会的共同点:“既然我们是因着福音而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就需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看,而福音对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都有所批判,”他说。

董在讲道时不在政治立场上挑边站,而是试图教导圣经对某一主题的看法。他认为牧师的工作是使会众能够用基督教的世界观来看待所有问题。然而,在某些时候,情况可能会变得如此紧迫,以至于牧师有责任针对时事发声。

“但什么时候才是必须发声的时刻呢?这真的是一门艺术。很多时候你要到事后才能看清楚。”董说。牧师们面临着要么变得自以为是,要么永远三缄其口的危险。“这真的很需要智慧”。

流亡中的香港人

六年前,当李牧权第一次从他的家乡香港搬到台湾上神学院时,台湾教会对政治的沉默让他感到惊讶。他曾以为,由于台湾是采用民主制度,台湾的教会应该比香港的教会更愿意讨论时事问题。但是他发现,在台湾的教会中讨论任何被认为是 “政治 ”的东西的空间都更小。

这使得一些从香港移居台湾的基督徒难以加入台湾教会。北京在2020年通过《国家安全法》,把香港的政治异议压制下去,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香港。但当移居台湾的香港基督徒想谈论他们在过去两年中的经历时,他们发现台湾的基督徒很不自在,因为台湾基督徒认为在教会中讨论政治是不合适的。

李希望为他的旅台香港同乡建立一个基督徒团契,但他们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一个聚会场所。这个团契现在有100名参加者。台湾教会不希望跟他们的团契有任何关联,因为香港问题也是一个有分歧的政治问题。目前,这个旅台港人基督徒团契每月在李工作的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聚会两次。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对李和其他在台湾的香港人来说尤其令人担忧。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许多人不确定他们是否还能回去。这场战争勾起了他们对于离家出走的回忆,并让他们再次担心他们的新家也可能面临毁灭。

“我认为在台湾的香港人,会更有对中国的那种恐惧,因为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它怎么对待香港。”李说。“我们也没有想过他们会这样对待香港,国际社会很多的反应和制裁它都不理。所以,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在乌克兰这件事情上做出反应……那会不会我们(台湾)也将有这样的危险?”

这场战争也让李深刻认识到为在台湾的下一代香港人(其中许多是学生)做准备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在过去几年中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群体——香港自由的消失,2019年反引渡法抗议的情绪伤害,全球大流行病的压力……这也是一个感到无望和不知道未来将如何的群体。李希望帮助他们找到自己作为基督徒和流亡香港人的身份,探索他们在台湾可以做什么,并为未来设定一个方向。

李相信,随着地缘政治变迁来到台湾的家门口,台湾的教会将被迫对政治问题发出更多的声音,就像香港的一些教会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所经历的那样。他已经看到一些教会采取了一些行动。在乌克兰被入侵后,台湾几间主要的神学院发表了声明(例如华神的祷告辞),呼吁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民祈祷。这在过去的危机事件中是不常见的。

直言不讳的长老会

作为台湾岛上最大的新教宗派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与沉默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教派。历史上,台湾长老会在政治上一直积极支持台湾的主权。在1977年的一个声明中,该教派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台湾为独立国家。然而,即使在该教派内部,教会也是多元的,愿意就政治议题发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台湾长老会总部研发部负责人黄哲彦说,他希望中国不要入侵,但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基督徒需要站出来保卫他们的土地。“我们必须了解,是上帝给了我们这块土地,以及他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是什么。”

台湾长老会已经发表声明,呼吁教会为乌克兰以及台湾自身的安全与和平祷告。

“求上主帮助我们,透过乌克兰战争的启示,有愿意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的心志。”声明说。

该教派也在寻找祷告之外帮助乌克兰人的具体方法,例如与援助团体合作,及帮助在芬兰的一位正在向乌克兰难民开放他的教会的台湾长老会牧师。

看到普京入侵乌克兰,黄并不特别惊讶,但他对乌克兰人站出来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反应感到惊奇。

“台湾跟乌克兰在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黄说。“但是其实这次乌克兰的事情让很多台湾人看到,当敌人侵略自己的时侯,你必须自己先站起来。这不是说谁会来帮助你——现在很多台湾人在说美国会来帮助——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必须自己站起来,你要自助,然后人家才会来帮助你。”

寻求和平

在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国防课程的廖天威认为,无论目前乌克兰冲突的结果如何——无论战争是以停火、乌克兰被摧毁,还是俄罗斯衰落而告终,21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都将发生巨大变化。这将对宣教士以及对他们传播福音的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已经被新冠疫情颠覆。廖认为宣教士需要了解这些全球趋势,以制定新的策略来接触不同的国家和族群。

廖个人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应该促使台湾仔细审视它是否准备好面对战争;当面临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局势,台湾应该如何反应,以及如何寻求维护和平的方法。他希望台湾能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小心权衡其目前的行动。例如,台湾最近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俄罗斯将台湾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廖担心这可能会导致台湾变得更加孤立,失去获得俄罗斯天然气的机会,并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而台湾的航班通常要穿越俄罗斯领空才能到达欧洲。

他告诫台湾基督徒不要太快将冲突中的某一方妖魔化或把某一方塑造成英雄。相反,他们应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并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摩太前书2:1-2)。

廖的教会尽量不讨论政治,但他认为神学院和基督教智囊团应该向台湾的牧师们讲授地缘政治的现实,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牧养他们的会众。

虽然台湾教会充满了不同的政治观点,但董家骅认为,一场危机可以使人们团结起来,就像现在在乌克兰发生的一样。董和其他台湾基督教领袖就西方教会如何在入侵发生时支持台湾教会提出了若干建议——首先是代祷。

“如果战争打起来,你希望中国的基督徒如何为台湾的基督徒祷告并且表达同情?” 彭书睿说。

廖天威回应了这一呼吁。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的环境中,基督徒需要持守一个纯正的、从上头来的信仰。”他说:“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战争的危险,我们都要持定一个祷告的心志。我们最能为其他国家的教会或信徒做的事情,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万国求平安”。

董家骅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基督徒需要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做好准备。他指出但以理书和彼得书信中描述的流亡模式。

他说:“基督徒的盼望从来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度的兴衰上。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上帝的国度会到来,我们在这世上所依靠的一切都会过去。”

董指出,这在和平时期很容易说,但在战争时期却更难活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基督徒向乌克兰教会学习如何忍受苦难很重要——不是把受苦看作可怜的事情,而是作为 “真实的福音的荣耀的见证”。

Angela Lu Fulton是一名记者和编辑,现居台湾台北。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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