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教导人们，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复活的盼望，以及即将到来的上帝国在终极的未来作用于人类今日的历史。他于6月3日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享年98岁。
莫特曼被广泛认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根据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的说法，莫特曼的著作“既是存在主义的，又是学术性的；既是牧养性的，又是政治性的；既是创新的，又是传统的；既是可读性的，又是要求很高的；既是在脉络中的，又是普世性的，”因为他展示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主题如何对苦难——人类基础的经验——说话。
普世教会协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报导，莫特曼是过去80年里“有最多读者的基督教神学家”。宗教学者马丁·马蒂（Martin Marty）说，莫特曼的著作“激励了踌躇中的教会”，并“将人们从死气沉沉的过去中解放出来。”
莫特曼并非福音派基督徒，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对他的著作有深入的研究。著名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称莫特曼是他最敬佩的英雄之一，并曾于2005年表示，他已“通读”莫特曼十几本著作。
《今日基督教》的编辑在1960年代首次涉及莫特曼的神学时，对其持批评态度，但仍对他的作品赞赏有加。
G. C. Berkouwer写道，“我们被提醒要从圣经的角度思考并宣讲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所有神学对话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今天，那些对莫特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的福音派人士（强烈反对莫特曼的某一观点）仍在其著作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经常鼓励他人阅读莫特曼的著作。
“莫特曼是我时常参考的神学家，”拜欧拉大学的系统神学家弗雷德·桑德斯（Fred Sanders）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去年，我讲授他的著作《被钉十字架的上帝》里的一些内容，他的思想对学生来说仍是那么有力，这让我印象深刻。……即使对我来说，我与莫特曼的观点始终存在分歧，重读他的著作仍一次又一次点亮我思索事物的方式。”
新约教授韦斯利·希尔（Wesley Hill）说，“我感觉自己与莫特曼在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教义上存在分歧。”然而，“很少有神学家能像他那样打动我、激怒我、启发我。他的作品全是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耶稣。”
1926年4月8日，莫特曼出生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他在自传中写道，他的父母是“简单生活”运动的信徒，致力于“朴素的生活和高尚的思想”。他们把家安在汉堡郊外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定居点。莫特曼一家人周日早上不会去教堂，而是在自家花园里劳动。
不过，当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他们还是把他送到当地的国立教会参加坚信礼课程。这被当地文化视为一种成年仪式。莫特曼回忆说，他对耶稣、圣经或基督徒生活所知甚少。牧师上课的重点是试图证明耶稣实际上不是犹太人，而是腓尼基人，因此耶稣是雅利安人，并向孩子们传授纳粹鼓吹的反犹太主义神学。
莫特曼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莫特曼在另一场成年仪式中被送进希特勒青年团。他后来回忆道，虽然制服和国歌让他感到非常爱国，但他不擅长行军，也讨厌军事训练。有一次露营时，他和十个男孩挤在一个帐篷里，这次经历让他强烈感觉到自己喜欢独处。
尽管当时反犹太主义盛行，但莫特曼儿时的偶像却是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莫特曼曾想上大学学习数学，但二战打断了他的梦想。
16岁那年，莫特曼应征入伍，被分配到空军部队，使用88毫米高射炮保卫汉堡市。他和一个名叫格哈德·肖普尔（Gerhard Schopper）的同学驻扎在湖中一个高跷搭建的平台上。晚上，他们仰望星空，学习星座知识。
随后，英国发动了攻击。1943年7月，英国出动1000架飞机，向城市投掷炸药和燃烧弹，引发一场大火，金属、沥青和玻璃被烧熔。任何有机物——木材、织物、肉体——都被火海吞噬。华氏1400度以上的高温将街道上的空气吸走，一位幸存者说，这座城市听起来“就像一架古老的教堂风琴，当有人同时弹奏所有音符时”。
这次行动的目标不是军事设施或弹药工厂，而是“敌方平民的士气”，代号为“蛾摩拉”，取自创世纪第19章中被上帝摧毁的城市。约有4万人丧生。
攻击结束后，莫特曼漂浮在湖面上，紧紧抓住炮台爆炸后的一块碎木片。他的朋友肖普尔也死了。
莫特曼后来形容这是自己第一次的宗教经验。
“当数千人在我周围的大火中丧生时，我第一次向上帝呐喊：祢在哪里？”莫特曼说。
那ㄧ天，他没有得到答案。但两年后，他在前线被俘，被送往苏格兰的战俘营。一位牧师给了他一本附有诗篇的新约圣经，他开始每晚阅读诗篇第39篇：
主啊，求祢听我的祷告、
留心我的呼求；
我流泪，求祢不要静默无声。
莫特曼读完《马可福音》，发现自己被耶稣深深吸引。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击溃了他的心。
“我没有找到基督。是祂找到了我，”莫特曼后来说。 “在那里，在苏格兰战俘营里，在我灵魂的黑暗深渊，耶稣寻找我，找到了我。‘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所以祂来找我了。”
22岁那年，他回到了德国——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他去学校学习神学。在美国领导的重建过程中，纳粹主义份子被赶出大学，其中包括哥廷根大学的神学家希尔施（Emmanuel Hirsch），他会在课间哼唱纳粹国歌，还曾声称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教政治家。
在哥廷根大学，莫特曼师从与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结盟并教导卡尔·巴特（Karl Barth）神学的教授。他撰写一篇关于17世纪法国加尔文教派的论文，专注于圣徒恒忍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的教义。
在校期间，莫特曼爱上另一位神学院学生伊丽莎白·温德尔（Elisabeth Wendel）。他们一起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952年在瑞士举行公证结婚仪式。
毕业后，莫特曼被派往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一个偏远村庄的教会担任牧师。他教授一堂由“50个野孩子”组成的坚信礼班，冬天则骑着滑雪板登门拜访各家各户。人们要求他来的时候从商店里带上鲱鱼、奶油和其他食物。
莫特曼后来回忆说，“人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相信有魔鬼。”他告诉人们，只要背诵《尼西亚信经》就能赶走魔鬼。他不觉得人们有听进去。
莫特曼牧养的第二间教会也是一个挑战。他被派往德国北部靠近不来梅市（Bremen）的一个小村庄。牧师住宅的地下室有大老鼠，厨房有小老鼠，阁楼有蝙蝠和猫头鹰。大约有100人会去教会做礼拜，但不是同时去，也不是定期去。星期天早上，这位年轻的牧师会在窗前等待，不知道是否会有人来教会。
不过，他玩纸牌游戏Skat的技巧使他赢得一些农民的尊重，他也学会如何讲“能与人们生活有所连结”的道。莫特曼学到，如果年长的农民在他讲道时翻白眼，就表示他的神学过于脱离他们的现实生活。
他后来写道：“除非学术神学不断回到这种民间神学，否则它就会变得抽象而无关紧要。我并不完全适合当牧师，但我很高兴能体验到人类生活的全部高度和深度：儿童和老人、男人和女人、健康和疾病、出生和死亡等等。我很乐意继续做一名神学家/牧师。”
1957年，莫特曼离开牧师岗位，开始教授神学。他讲授各种主题，但尤其对基督教对上帝的国度的盼望历史感兴趣。
同时，他开始接触一位名叫厄内斯特·布洛赫（Ernest Bloch）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莫特曼对布洛赫的著作写过几篇批判性评论，但他认为布洛赫的想法很有启发性。布洛赫认为，生活正在辩证地走向终极的乌托邦。在他的三卷本巨著《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布洛赫提出“革命性的盼望”，主张马克思主义受到一种“盼望着终极实现”的神秘动力引导。
虽然布洛赫是无神论者，但他经常引用圣经。布洛赫说，他试图阐明“那透过圣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终末意识（eschatological conscience）”。
莫特曼指出，虽然许多神学家都写过关于信仰和爱的文章，但新教传统却鲜少有关于盼望的文章。他说，神学已“放弃自己独有的主题”，因此他决定承担这项任务。
他先后在波昂大学和杜宾根大学教授基督教盼望神学，并在那里度过余下的职业生涯。
莫特曼于1964年出版《盼望神学》（Theologie der Hoffnung）一书。这本书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两年内印刷了六次，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这本书的英文版于1967年首次出版，赢得神学家们广泛的关注，甚至引起《纽约时报》的注意。
《纽约时报》于1968年3月的头版报导中称，与盛行的“上帝已死”神学相关的争论已被41岁的莫特曼的观点取代，莫特曼认为上帝“从未来出发，在人类历史动工”。报纸引述莫特曼的话，“基督教不仅仅在最后一刻才是末世论，基督教从始至终，本身就是末世论。”
《纽约时报》惊叹于这种“盼望神学”建立在对复活的信仰之上，“毕竟许多其他神学家现在已把复活视为神话。”
然而，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担心，对末世论的强调掩盖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们说，莫特曼对终极事物的关注忽视甚至淡化了十字架受难的重要性。
1968年4月，在杜克大学举办盼望神学研讨会期间，莫特曼开始感到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在其中一场会议上，神学家哈维·考克斯冲进房间喊道：“马丁·路德·金恩被枪杀了。”
由于全国各地都报导暴乱的发生，神学家们争先恐后地赶回家，会议很快就解散了。但杜克大学的学生们——他们似乎根本不关心盼望神学——聚集在学校的广场上自发性守夜。他们为金恩的逝世哀悼六天。最后一天，来自其他学校的黑人学生加入白人学生的行列，一起唱着民权运动颂歌《我们终将克服难关》。
莫特曼被苦难的改变力量所感动，开始书写他的第二本书《被钉十字架的上帝》（Der gekreuzigte Gott）。该书于1972年出版，两年后英文版问世。
“基督徒的身份只能透过对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共感’来理解，”莫特曼写道。 “所谓的‘十字架的宗教’⋯⋯并不以通常意义上的提升和启发人心为目的，而是令人难堪的；而它难堪的最主要的对象，正是自己圈子里的‘同教人士’。但正是透过这种难堪，它为这个并不自由的世界带来解放。”
莫特曼将“基督的苦难”和”基督徒的盼望”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他神学的核心。他教导人们应该“相信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复活，并在祂的终极现实和未来的光照下生活。”
或者更简单地说：“上帝与我们一起哭泣，以便有一天我们能与祂一起欢笑”。
莫特曼于1994年退休，但在退休后的许多年里，仍继续与研究生们一起工作。 2016年妻子过世后，他写下了最后一本关于死亡与复活的书。
莫特曼的四个女儿仍然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