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次⻅王怡时， 他领我到⼀间会议室， 从那⾥看出去，是市中⼼⼀片老旧而略显破败的写字楼。我们在中国⻄部最重要的城市——成都。那时是2011年，他的教会当时叫秋雨之福教会，后来才改名叫秋雨圣约教会。和许多没有在政府注册的教会⼀样，秋雨之福也设在写字楼⾥。这栋楼挺旧，三部电梯有时只有⼀部可以用，吭哧吭哧地开到教会所在的十九楼。我瞧了⼀眼就径直去爬楼梯。
Faithful Disobedience: Writings on Church and State from a Chinese House Church Movement
InterVarsity Press
288 pages
$23.17
我向王怡解释说，我正在写⼀本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书（《中国的灵魂》，The Souls of China）。我去过许多农村教会，它们遍布于传统的基督教核⼼地带，比如河南省。但我觉得王怡所牧养的这种⼤型城市教会显得越来越重要。他能让我旁听主⽇崇拜，采访教会的会众吗？
王怡牧师当即就答应了我，但他提出两个条件：⼀、在教堂内不能拍照，⼆、我必须得到当事⼈的许可才可以引⽤他们的话。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秋雨之福教会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是公共机构，谁来都欢迎，教会也不会限制任何人的写作。所以如果我想参观他们的教会，那是我的权利。如果我想写点什么，那也是我这位一个⾃由人的权利。他提出的这两个条件是为了尊重到教会聚会的人的隐私，及保持主⽇崇拜的庄严性。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在中国⼯作。我知道我定期拜访他的教会，会带来⼀定的⻛险。我问王怡，楼下的大楼保安⼈员会不会向当局报告有个外国⼈经常进入⼤楼，⼀路爬到⼗九楼。他说，“会的。但当局没有禁⽌外国⼈参加教会。我们是公开组织，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来和我们⼀起敬拜吧。”
我们⼜聊了⼀会⼉，我发现与秋雨教会⾯临的诸多挑战相比，我这件事的影响可能微不⾜道。于是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开始定期去他们的教会，参加主⽇崇拜、访问教会的神学院、加入⼩组祷告会、与会众交谈，前前后后⽤了数百个⼩时，⼏乎所有⼈都乐意和我分享他们的经历。
就这样，我开始了⼀段不寻常的宗教体验。我在加拿⼤的⼀个安立⽢教派（在美国叫圣公会）的基督教家庭⻓⼤，去教会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主⽇崇拜吸引我的主要是⾳乐，还有国王钦定版（KJV）圣经和公祷⽂⾥使⽤的莎⼠比亚式语⾔。我接触过⼀些牧师，绝⼤部分牧师的证道并不让⼈信服，教会⽣活⼏乎就只是礼拜天上午有一堂值得去参与的敬拜，其中会有关于如何活出美好生命的重要教导。
可是坐在王怡主持的主⽇崇拜中听道却全然不同。他的讲道不是那种快快讲完⼤家好去⼤厅享受咖啡甜点的类型。他讲的是字字珠矶、逻辑缜密、让人受益匪浅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道。他的讲道时间⼀般都挺⻓，讲半个⼩时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多数都要讲四⼗五分钟，但却不会让人觉得⻓。他⼝中的基督教并不是⼀项义务或者例⾏公事，而是帮助我们理解周围社会不可或缺的信仰。那年他38岁，仅仅六年前（2005 年）他才信主。 所以他也是一名还走在路上的基督徒，⼀边学习圣经⼀边教导我们。
Courtesy of Timothy Lee这篇序言不是一篇歌颂赞美王怡的文章。和中国许多未注册教会的牧者⼀样，王怡是⾃学成才，他熟读圣经，但看问题的⽅式有时候会带点教条主义。我不认同他对女性在教会担任职务的看法——他认为女性不能做⻓老，更不⽤说牧师了。他还会与意⻅相左的⼈激烈地争论，给人不是用基督徒合宜的⽅式来解决问题的印象。我觉得其他会众也有类似的担忧——有些⼈会对他的做法翻白眼，有的拿他的急躁的脾气来开玩笑。
但对我和这些会众⽽⾔，参加王怡牧养的教会是很深刻的经历。一部分原因是会众觉得这间教会的运作完全透明开放，他们可以参与进来，帮助管理。这在中国是⼀个激进的想法，因为中国人的⽣活是由他⼈——通常是中国共产党——来掌管的。
还有部分原因是王怡的个⼈魅⼒、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他的证道像是带电一样激动人心——这不是说他修辞有多么华丽，⽽是因为他能清晰深刻地解释圣经，让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能够听懂，并且感觉跟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他谈论⽣活中实实在在的问题，并且把它们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基督教并非是“⻄⽅的”或“外国的”宗教，⽽是⼀种普世的信仰，只不过这个信仰的发源地碰巧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方。
我在《中国的灵魂》这本书⾥也记录了中国汉族⼈信奉的其他宗教，为此我也花了一些时间与佛教徒、道教徒和⺠间宗教信徒交流。他们也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努⼒为⾃⼰的宗教的追随者提供某种道德支撑——这对许多中国⼈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中国社会就成为基本上是没有道德观的社会，这给很多中国⼈带来很⼤的冲击。许多这些其他宗教的领袖也有忠实的追随者，他们的跟随者在他们的信息中找到了意义和价值。
但王怡（以及其他未注册的新教教会的领袖）的会众最能与他（们）心灵相通。教会的成员给了王怡最多的帮助和建议，他们的组织形式也是最好的——包括开办教会学校、神学院，组建青年团契，等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 2010 年代国家开始打压之前，新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发展得最快的宗教。
王怡很清楚他⾯临的⻛险。他知道⾃⼰随时可能被捕，但他拒绝被拖进中国共产党培养的那种偷偷摸摸的文化里。因此，他反对使⽤“地下教会”这个词。他的教会只是⼀间与官⽅认可的“三自”教会⼀样有理由存在的教会⽽已。教会没有注册的原因是因为她选择不去注册。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有说服⼒，所以在我的书⾥，我更愿意使⽤“未注册”这个词，因为它比“地下”教会或“家庭”教会的用词更准确——实际上这些教会通常也不是真地在地下聚会，或者只是⼗来个⼈（在家里聚会）的⼩组。这些教会一般都是租⽤办公楼，开办幼⼉园、神学院，甚⾄还有书店。他们是一种政治学家称之为“公民社团“的不受政府管控的团体。
不是所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群体都需要面对这些未注册教会面临的问题。有些宗教群体很幸运，它们处在开放的社会中，享有宗教⾃由。还有些是国家批准的，它们在享受国家⽀持的好处的同时也受到国家约束。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宗教群体都必须决定应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王怡和其他中国未注册教会的领袖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试着通过声明和宣⾔来给出答案，其中许多内容都收录在本书（Faithful Disobedience，《信仰的抗命》）中。
这些⽂章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处境而写，但也反映出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的信仰激增现象。宗教信仰在中国⻓期以来被封禁，但现在却迅猛增长，令当局感到困惑。国家试图拉拢一些宗教，特别是佛教和中国本⼟宗教—道教。但它们在得到国家的⽀持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控制。另一些宗教则受到明显的打压，比如伊斯兰教。特别是在新疆⻄部地区，伊斯兰教受到政府残酷的管控。还有⼀些宗教，例如天主教，（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谈判。⾄于新教，政府的⽬标⼀直是迫使所有教会加入国家控制的“三自”组织。那些拒绝接受管控的教会——如秋雨之福教会，就会面临被摧毁的结局，或者最起码教会的规模会被急剧减小。
Courtesy of Timothy Lee许多在中国发⽣的争战都会影响到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的佛教国家，它试图把这一点当成在其他佛教国家的⼀种软实⼒而加以利用。它对伊斯兰教的镇压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主办的一些⼤型活动，例如 2022 年的冬季奥运会，已经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中国与梵蒂冈的谈判吸引了全球⼤约 12 亿天主教徒的⽬光。与此同时，中国对新教的打压也引起了⼴泛关注——部分由于社交媒体的原因。
在中国，政府颁发了新的法规来控制宗教。这些法规不是用来保护⼈⺠的宗教⾃由，而是用来限制宗教自由。这反映出中国法律体系存在更⼴泛的问题。理论上，法律本应该是置于统治者的旨意之上的——这叫“法治“（以法治国）。但在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法律被⽤作压迫⼈⺠的⼯具——这是“法制”（以法制人）。在过去的⼗年⾥，正是这种国家控制的法律体系把⽭头对准了中国未注册的教会，导致王怡在 2018年被捕。有些⼈认为对王怡及其教会的镇压是个案，因为他太直⾔不讳了。但这些指责没有抓住重点——重点是政府对所有宗教都很警惕，它们早晚都会成为管控的⽬标，⽽这正是发生在王怡和秋雨之福身上的事情。
我⼗年前⻅到王怡时，他显然知道这⼀切的⻛险。他在写作⾥经常提到被捕的可能，以及应该如何⾯对国家的逼迫。但是他的结论是要走⼀条彻底公开化的路。他的证道都有录⾳或录像，来教会的⼈——⽆论是信徒还是警察，都可以去听录⾳或看录像。秋雨之福教会的会众并没有偷偷摸摸地从后⻔溜进来，⽽是佩戴名卡，穿着正式的服装来参加主⽇崇拜。他们为来这样的教会感到⾃豪，没有半点遮掩。这是属于他们⾃⼰的教会，她就好像是国家管控之海当中的⼀个有⾃决权的⼩岛，由⼀位精⼒充沛的理想主义者带领着。
“这么公开是有⻛险的，”那天早上他这样告诉我， “但我觉得如果躲在地下，⻛险更⼤。如果我们没有⾃由的行动，我们就没有⾃由的心态。基督徒最基本的态度是我们有⾃由。你如果认为⾃⼰是个罪犯，就不会⾃由地⾏动。所以，我们努⼒去走公开化的道路。”
王怡真⼼诚意地走了那条路，直到他⽆法再走下去。现在他⾝陷囹圄，我想起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跟妻⼦蒋蓉的⼀段对话，在其中他提到如果他被抓了她该怎么办。 他是这样写的：
“我还是传道⼈，你还是师⺟。昨天以福⾳为⽣，明天还是以福⾳为⽣。因为召我们的，既是昨天的神，⼜是明天的神。”
翻译：小灵，校对：JDT
Ian Johnson （张彦）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知名作家、记者，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