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吉米·卡特总统——政治家、花生农夫及基督徒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周日(12/29)在乔治亚州普莱恩斯的家中去世，享寿100岁。他直言不讳地谈论耶稣和公义，以一位进步派福音派基督徒的身份进入白宫。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长寿的总统，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仍在他的家乡乔治亚州教授主日学，并在慈善机构《仁人家园》担任志工。

身为在美国深南部 (Deep South) 长大的种族融合主义者，卡特在神学上是个保守的福音派，但在政治上隶属进步派 (或称自由派)。这些互不兼容的特色束缚了卡特的政治生涯，却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迷人的福音派人物之一。

1976年，《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一篇对当时还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卡特的著名采访。那些真正读过这篇充满挑逗意味的访谈的人，可以轻易看出卡特在基督信仰上的敬虔。

然而，过度两极分化的政治似乎只容许两种选择。世俗的评论家嘲笑卡特过于谨慎地坦承“我内心曾经犯过奸淫”，并形容他为“能拨打上帝热线电话的乡下来的浸信会教徒”。保守派的基督徒——不承认自己读过这本色情杂志，却猛烈抨击卡特在这篇采访里使用“screw”这个词，认为具有领导美国道德品格责任的人根本不应接受这种淫秽杂志的采访。

这次访谈差点让卡特输掉选举。四年任期后，他仍夹在两个极端阵营之间，最终连任失败。然而，充斥着卡特总统生涯里的张力，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来自普莱恩斯的孩子

卡特的童年为他奠定了充满挑战的人生调性。从许多方面而言，乔治亚州的普莱恩斯镇 (Plains, Georgia) 是经济大萧条时期典型的南方小镇。这里并不繁荣，卡特在一个没有自来水、电或隔音墙的家庭长大。这个城镇在政治上很保守，当地有许多白人加入约翰·博齐协会（以极右翼、反共、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著称）。这个小镇也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当年轻的卡特和他的黑人朋友一起前往牧场打猎和钓鱼时，他们总是让卡特——这个未来的总统，先行进到牧场里，这是一种种族恭顺的表现。

保守的福音派文化也是普莱恩斯镇的主流。卡特整个童年岁月都努力的不说脏话。他在一间美南浸信会教会聚会，在那里受洗，并在后来的岁月里将自己的生命再次委身于基督。年轻时，卡特曾到宾州和麻州宣教。成为总统后，卡特曾向外国领袖传福音，敦促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卡特如此积极传福音的行为可追溯自他在普莱恩斯镇的时光。

但普莱恩斯镇当年才正刚开始向世界敞开。卡特是第一位在医院出生的总统。他之后进入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成为一名核潜艇工程师。几英里外乔治亚州的阿梅里克斯市 (Americus) 有一间基督教种族融合的慈善农场 (Koinonia Farm)。卡特敬虔的母亲勇于挑战种族隔阂的界限，并自认是女权主义者。著名的黑人民权活动家安德鲁·杨 (Andrew Young) 后来回忆道：“所有曾与我共事过的自由主义者，在满是黑人的房间里都会感到紧张，但吉米·卡特不会。”

在美国海军作为核潜艇工程师并展现前途无量的职业生涯不久后，卡特违背妻子的愿望和上司对他职涯的期待，回到普莱恩斯镇，成为一名花生农夫。他在挽救家族事业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功，并展开长期的公民服务生涯。卡特加入并领导多个农业协会，还担任狮子会地区总监。在民权运动逐渐升温之际，他勇敢地加入地区教育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公立学校的种族平等及融合。

事实上，1955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裁决后，卡特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被要求加入“白人公民委员会 (White Citizens’ Council)”。一群男子在他的仓库里恳求他，声称社区内每位成年白人男性都已加入，只有他例外。尽管有人威胁要抵制他的生意，愤怒的卡特还是从口袋里掏出5美元，说：“我会把这张钞票冲进马桶里，但我绝不会加入白人公民委员会。”

对正义的追求持续推动着卡特进入政治领域。在竞选乔治亚州参议员时，他解释自己希望能“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建立正义”。深受政治神学家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Niebuhrian Realism）影响，卡特逐渐培养出一种温暖的福音派敬虔信仰、强烈的归信主义，以及对政教分离的坚定信念。

然而，他所属的美南浸信会对政治的价值并不那么认同。 “你到底为什么要参与政治的肮脏游戏？”一位来访的传道人问他。卡特则以表达他雄心壮志的方式回答：“你觉得成为一间有七万五千名成员的教会牧师如何？”

但这位当年39岁的年轻政治家很快就理解到，政治可以变得多么肮脏。在选举失败后，卡特得知有117名选民以名字完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方式投票。事实证明，这些人之中有许多人不是已经过世、搬到外州，就是人在监狱里。凭借他政治生涯一贯的顽强毅力，卡特展开了调查，选举结果因而改变。

但这位政治家并非圣人。虽然政治观察家赞扬他在政治生涯中高效、富有同情心和勤奋的服务，有时却仍会显露一种不光彩的实用主义 (pragmatism)。

1970年卡特竞选州长时，他的幕僚们 (自称是“恶臭智囊团”) 采取一种不道德的竞选方式。在一个极具煽动性的种族挑拨例子中，他们使用一张他的自由派对手卡尔·桑德斯 (Carl Sanders) 与亚特兰大老鹰队的黑人成员庆祝夺冠的照片。

这张照片旨在藉由将桑德斯与酒精及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抹黑他。虽然跟卡特其他对手相比，这种手段并非过份低俗，但这仍是不折不扣地利用所谓的“南方策略”，目的是为了赢得种族隔离主义者的选票。

道德上的少数派

但随着卡特在全国知名度的提高，这并非他让人最印象深刻的事迹。 “你不会喜欢我竞选的方式，但你会喜欢我组织的政府，”卡特曾如此告诉全国城市联盟主席弗农·乔丹 (Vernon Jordan)。

卡特领导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州政府树立了新南方 (New South) 地区不曾有过的种族启蒙模范。此外，与满口脏话的约翰逊和腐败的尼克森相比，卡特似乎是个道德正直的典范。

卡特在1973年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于亚特兰大的布道大会上演讲，并经常为他的信仰作见证。身为州长时，他曾在卫理公会大会上分享：“我是一位花生农夫，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基督徒。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基督徒。影响我生命最深的重要因素就是耶稣基督”。

像这样的言论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家里并不常见，卡特吸引了广泛的福音派选民支持他1976年的总统选举。他在能源改革、环境保护、巴拿马运河问题及中东和平谈判等方面提出的中间派政策，提升了他在一群新兴的进步派福音派选民中的声望。这些福音派基督徒曾抗议越战、推动种族正义，并在1972的总统选举里支持乔治·麦戈文 (George McGovern)。

但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仅仅只是因有个直言不讳、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参与总统选举而感到高兴。一些以前不曾投票的福音派选民也为了卡特去投票；以前未曾为候选人拉票过的福音派基督徒也开始为卡特拉票。

卡特获得民主党提名后，福音派杂志和报刊很快就开始赞扬卡特。民主党大会结束两天后，《今日基督教》杂志便出现数则为卡特宣传的满版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呼吁福音派读者购买刚出版的书，《吉米·卡特的奇迹》。

另一位支持者画了一张很受欢迎的海报，海报上的卡特长发披肩，身着圣经服装，并在标题写下：“卡特可以拯救美国”，暗示着“吉米·卡特是耶稣基督的政治代言人”的想法。

卡特结合了民粹福音派的言论及对失落的美国的恐惧，在福音派里产生巨大的效果，因为这些福音派选民觉得自己处于美国文化的边缘。 “我是一个局外人，你也是。我想与这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卡特在竞选期间经常如此说。 “我成为总统后，这个国家将重新属于我们。”

福音派基督徒帮助民主党在总统选战大获全胜，击败共和党的杰拉德·福特 (Gerald Ford)。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及政治氛围里，福音派基督徒更支持右派政党而非左派政党尚未成为定论。因为共和党 (右派) 由世俗菁英主导，并且共和党的寡头们觉得没有必要满足宗教保守派的期待。

道德上的多数派

卡特在总统任期内并没有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事件——尤其是经济停滞、高通货膨胀及阿富汗和伊朗的外交危机——限制了他的工作效率，使他连任失败。

此外，他也流失了福音派的支持。卡特在1976年时享有广泛的福音派支持，但却没有针对此宗教群体进行系统性的选举活动，没有培养自己最显而易见的宗教选民的支持度。福音派批评者指出，卡特没有在白宫举行宗教仪式，也没有任命宗教保守派人士担任重要的行政职位。

最重要的是，他们愤慨卡特受制于民主党在文化上的左倾主张，特别是在堕胎议题上。在那个时代，堕胎议题通常被视为天主教所重视的议题，直到1970年代中期，堕胎都不是福音派主要关心的议题。但在卡特任期的后期，“堕掉卡特”(Abort Carter) 的标语大量出现，因为反对堕胎的福音派人士认为卡特“在他个人生活里反对堕胎，但在政策上支持人民个人的选择权( Pro-Choice)”这种立场没有太大意义。

卡特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也逐渐触怒政治左翼人士。最终，他卡在在一长串议题上没有共识的两大阵营之间，包括公立学校是否可带领学生祷告、私立学校的税收问题，以及宪法《平等权利修正案》。许多福音派领袖苦涩地撤回对卡特的支持。在1979年的白宫家庭会议后，老杰瑞·法威尔 (Jerry Falwell) 牧师指责卡特不愿意捍卫“传统家庭”，让美国“变得堕落、颓废、士气低落”。

对卡特及更广泛的福音派左派基督徒而言，一个“政党结构硬化、政党间争夺正统文化话语权的时代”的出现，是一种巨大的不幸。到了1980年，卡特大部分的福音派选民已倒向罗纳德·雷根 (Ronald Reagan)，一个曾离婚并再婚的好莱坞演员。

讽刺的是，正是卡特自己催生了美国基督教的政治动员，唤醒了一度沉睡 (不投票) 的福音派选民。进步派福音派神学家罗恩·塞德 (Ron Sider) 调侃道：“我们唤醒基督徒参与社会及政治行动，结果得到了八年的罗纳德·雷根。”

人道主义巨人

卡特卸任总统时，得到了外界“立意良善，但最终毫无效率的管理者”的评价。然而，近年来，学者们更加强调卡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的卓越努力，包括促成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大卫营协议》，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巴拿马，与苏联协商核武器限制，以及在人权议题上为罗得西亚(辛巴威共和国的旧称)、乌干达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发声。

卡特卸任总统后几乎没有太多休息时间。传记作家巴尔默 (Randall Balmer ) 形容卡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充满一种疯狂的仁慈(frenetic benevolence)”。卡特一直是《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 的坚定支持者，该组织的起源可追溯至当年的科伊诺尼亚农场 (Koinonia Farm)。卸任后不久，卡特创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解决人权侵害问题、根除疾病，并协调海地、圭亚那、衣索比亚、韩国和塞尔维亚等交战双方的和解。他的努力使他赢得200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编按：《国际仁人家园》是个国际慈善房屋组织，以“世上人人得以安居”为理念，相信拥有一个安全且人们可在经济上负担的家园，能够解决贫穷及跨代贫穷的问题。）

《卡特中心》所在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前校长詹姆斯·拉尼表示：“吉米·卡特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让总统职位成为垫脚石的人。”

最终，卡特展现了多元的福音派运动全部的可能性。对那些坚信保守的神学必然等于支持保守的政治立场的人而言，这位前总统表明了，福音派有时在民权、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等问题上能持温和或进步派观点。然而，卡特的政治生涯也显示了他重大的局限性。这位进步派福音派领袖虽然登上美国最高的权力位置，但因自身群体 (福音派基督徒) 的反弹使总统任期受挫，断送了连任的可能性。

卡特因高政治曝光度而引发的紧张关系已大致平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道主义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在乔治亚州乡村敲钉子、教授主日学的和蔼形象，使得卡特在漫长的告别中为他非凡的一生画下温暖的句点。

大卫·R·斯沃茨（David R. Swartz）在亚斯伯里大学（Asbury University）教授历史，是《道德的少数：保守主义时代的福音派左翼》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