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报导关于教会领袖的负面新闻?

基督的教会需要这种亮光,即使它让我们痛苦。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1
Michal_edo / Getty Images

《今日基督教》报导的动机是出于对教会深深的爱。这种爱有时是痛苦的,特别是当它意味着报导关于事工领袖们有害行为的证据时。报导这些指控让我们很难受,读者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多年来,有些读者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公布事工领袖错误行为的证据,毕竟除了犯错,他们在世上也做了好事。其他在原则上支持我们这类调查性报导的读者们则认为我们报导的目标应放在特定的基督教群体之外(例如,不报导福音派丑闻,可报导灵恩派丑闻)。但我们对寻求真理的委身超越对自身派别/社区的委身。我们透过报导真相来关怀我们的社区。

真正的爱迫使我们去爱那些被事工领袖伤害的人——不仅仅是直接的受害者,还有那些因看到领袖们的罪和滥权所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基督徒(是否真是一群会彼此关照的人)的人。我们对教会的深爱也迫使我们去爱犯错的事工领袖。他们往往需要被揭露,才能被引领至悔改。

我们的爱驱使我们调查这些指控,即使被指控的领袖已经去世。在一个事工领袖去世后,罪的破坏性仍然长期存在。我们是否应要求受害者在黑暗中独自承担其所经历的重担、创伤和耻辱?不,无论是事工领袖曾做出的美善行为还是他的逝去,都不应该让受害者沉默。而犯罪的人需要伴随着光而来的恩典。死亡排除了罪人悔改的机会,但没有排除受害者得到恢复及自由的机会。

基督的教会皆需要这种亮光,即使它让我们痛苦。 《今日基督教》进行旷日费时且昂贵的调查工作,并不是为了列出一张臭名昭著的罪人的名单。我们的目标是修正——不仅是修正我们所报导的领袖,也包括修正我们所有人的错误。

圣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即使是最英雄的人物也有缺陷和犯错的时候。圣经故事里的终极英雄——也是我们自己故事里的终极英雄——不是任何会犯罪的人类,而是那位在罪人身上做工、救赎他们,完成祂目的那位上帝。当圣经详细地纪录某个英雄人物犯下的错时,这些纪录“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后书3:16)。我们不会把圣经里的这些记载删掉。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搁置或淡化对基督教领袖的指控。我们力求公正地调查和报导这些故事。我们不会假定他们一定有罪,也不给有权势者特权,我们希望我们的读者也能避免这些错误。

我们报导这些故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教会能从中学习。它们提醒我们,我们自身的脆弱、我们自己对行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需要,以及最终,所有人对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灵对人生命的改造工作的需要。我们同样也意识到,我们报导中的人物不仅仅只是讲道时能使用的例证。受害者不是我们的工具,我们的报导是为了帮助他们:澄清事实、揭露不公义和伪善的行为,给受伤的人发声的机会,与他们一起哀恸,并向其他曾跟他们有相似经历的人保证,他们并不孤单。审判权只属于上帝。但为黑暗带来光明,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即使在我们悲恸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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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对万国的审判中,福音在哪里?

在那些看似相反的经文中,如何找到善良,真实和美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Creative Commons / Envato

以我的经验,圣经中最难的部分并不是你不明白的地方。不能理解可以是好的;它可以引发思考、侦察和发现。相反,真正的麻烦是在当你完全明确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这些事看起来是不善良,不真实,也不美好。例如,想想先知对各国的审判预言,可怕的一页又一页,(显然地)见不到希望,没有当代的应用,不知道将是何种结局。

耶利米书的最后七章就是一例。一卷记录着如此荣耀应许的书怎么会有这么令人沮丧的结局呢?有九个对各国的审判预言-埃及、非利士、摩押、亚扪、以东、大马色、基达和夏锁、以拦及巴比伦-接着是耶路撒冷的被毁。审判是严厉的,有时候是活灵活现的。四个国家得到一节关于将来得怜悯的应许(46:26;48:47;49:6;49:39),但这些只是七章灾难沙漠中的四滴希望。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如何找到善良、喜乐和福音?正如常常发生在《旧约》里,我们在出埃及的故事中能找到答案。

耶利米书的最后几章记载了十个神圣的审判:九个针对外邦国家,最后那个是针对犹大本身。以西结书25-33章贯穿着一个同样的顺序:九个针对外邦国家及其帝王的预言,然后是耶路撒冷的被毁。类似的模式在以赛亚书13-23章也出现。这不可能是巧合。

当然,在出埃及的故事中,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我们都认识十诫,也应该记得在旷野漂流的那一代人,因为十次不服从上帝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14:22–23)。关键地,也有十灾临到外邦(埃及),最后一灾导致半夜里以色列的救赎。由于灾难是圣经中对外邦审判的典型例子,耶利米、以赛亚和以西结可能是故意将他们的预言描述为审判的灾难。

仔细看,我们会见到其他线索。耶利米的预言始于埃及(46:2);终于被敌人追击时的夜半逃亡(52:7-9)。他在这些章节中使用的形象包括尼罗河、会叮人的苍蝇、死去的牲畜、蝗虫、对法老和埃及神明的审判、马匹和战车被推翻以及海被变干。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都记在心里,当我们读耶利米书时,至少有三件事会变得更清晰。首先,我们正在见证众神明的战斗。耶利米一再提醒我们,亚们、太阳神、基末、米勒公、彼勒、米罗达和其他众神都被揭穿为假的。我们的文化可能崇拜不同的神——战神、财神、酒神、爱神、大地女神–但他们同样是无力拯救的。当上帝审判时,他们的无能会被揭示出来,这就是值得庆祝的原因。

第二个启示是,审判的高潮落在神的子民身上。在《出埃及记》,第十灾击打埃及,而法老失去了他的长子。但在耶利米书,第十项审判击打耶路撒冷,西底家王失去了两个儿子,然后,他失明并被递解到巴比伦。各国所施的压迫和崇拜偶像激发审判的灾难;在锡安,后果是更严重的。当圣殿里有偶像时,以色列不能以堕落世界为其代罪羔羊。

第三件要注意的事是,在十灾之后,救赎临到。 《出埃及记》中,在神的子民陷于为奴四百年后,审判临到,而他们从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耶利米书也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神的子民陷于偶像崇拜四百年后,审判临到。但最后四节经文展示约雅斤王从囚牢中被恩待得自由,给予新的衣服,被高举过于所有其他帝王,他在皇桌上坐席(52:31~34)。

在审判中,上帝依然是恩慈的。约雅斤既有希望又有将来,他的子民同样也有。在未来的年日里,他们当中有一人会从死亡囚牢中被升高,给予新的衣服,被高举过于其他帝王及国家,并且在皇桌上坐席。他会邀请所有人——包括好像我一样的外邦人,来自于本来应该被审判的崇拜偶像的国家——加入他的行列。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教导牧师,也是《万物之神》的作者。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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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目注视着牧师

与人一样, 神注视我们,也看顾我们——这对在呼召中探路前行的牧师来说,既是安慰,也是警醒。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8,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and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Damion Hamilton / Lightstock / Kari Shea / Unsplash

我们看到你们了,牧师。

这是教会事工中一个漫长、令人困惑、充满挑战、令人疲惫、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阶段。 你们与科技之间的爱恨情仇滋长了。 你们的挫折感加剧了,尤其是在与逝去的所爱之人告别时,在目前隔离的环境下。 你们在圣餐和其他圣礼上变得更有创意,不过同时也得祷告自己没有违反任何《圣经》中或宗派内部的教导。 借用一个体育的比喻:在流行病期间,你们没有战术部署就得上场比赛。

我们看到你们了。

我们看到你们了,事工领袖。你们主张真理和正义,哪怕这些词的意义已经变得相对,而它们的重要性已经被质疑乃至唾弃。 你们没有为离经叛道的行为开脱或辩护,比如那些举着耶稣旗帜、十字架和邦联旗帜的示威者在国会山所行之事。 相反,你们正确地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散布虚假阴谋论的行为。

我们看到你们了,资深教会同工。多年的服事让你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如今这节奏却被完全打乱了。 我们看到你们了,新牧师。你们本来渴望跟随 神的呼召来服侍教会,如今却突然被攻击,超出了你们所应受的。

我们看到你们了,同工姊妹。自从神呼召你们去做牧养事工后,你们就一直招人白眼。 你们经历的事情比我们男人所能知道的要多得多,却依然在奉献和服事中继续荣耀主名。

我们看到你们了,蒙召的牧师。你们来到挣扎当中的教会,渴望带她重归过往的光辉岁月。 人们期望你们让教会重振雄风,仿佛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牧师们,我们看到了你们对神和祂子民的爱。 尽管有人可耻地践踏我们蒙召的荣耀,利用我们的软弱,你们却并未因此在血气中动怒。 你们一直在为弱者发声。 你们没有贪污、浪荡,也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曲解经文。 你们一直忠于耶稣。 谢谢你们。

我们看到你们了。

我知道这句“我们看到你们了”听起来有多不怀好意。 你们能从论断者的口中听到它。 他们看到你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与他们自己的期望不相符。 他们仔细检查你们的坐班时间、孩子、伙食、家务、草坪、车子、业余时间 … 以及更多。

他们的批评部分来自“大福音主义”推崇的名牧所投下的阴影。 当名牧们做得好的时候,人们会把你们与他们相比较。人们会说:“某某牧师跟你一样讲了那段经文,但比你讲得好多了! 你应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讲的。” 当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人们依然会比较:“我们不能为你过多庆祝,牧师,以免你头脑发热,陷入罪当中。”

牧师之所以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是因为他们有神所赐的能力、天生的魅力、强大的沟通技巧,再加上传统的吸引人的特点。 辅以意外的机会,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正确的人,突然之间,一个谦卑的牧师就找到了他施展的舞台,有时还能做得很好。

但另一些时候,正如已经多次发生的那样,名牧们跌倒了。 虽然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明显的原因,但这样的诱因并非只有一个。 一篇报道将纽约市Hillsong教会牧师Carl Lentz所犯之罪公之于众,其中提到了他的婚外情。 正如纽约市New Life团契的Rich Villodas牧师正确地指出,Lentz所面临的部分挑战可能也会困扰那些并不那么知名的牧师。这些挑战包括自视过高、“自恋地置身于教会家庭系统的中心”、或者通过令会众难以接近而形成一种优越感。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牧师,我深知牧师在顺境时需要承受和自我消化的艰辛,但同时也为那些跌倒的牧师感到难过。藉此,我给出自己的鼓励和劝诫:

  1. 停止比较。 我这样对自己说,因为……Instagram和Twitter! 天啊,自己得到的点赞很少,却看到别人显露于外的优秀,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被重视。 但我知道 神通过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人,大能地工作。 请看使徒行传9:10-17中亚拿尼亚的例子。 作为一个低教会派(low-church)的新教徒,我最近才知道1月25日是大马士革的亚拿尼亚节。 还记得他在服侍大数人扫罗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吗? 《圣经》中到处是这样的无名英雄,教会中也一样。 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2. 威望不是问题的关键。 雅各书4:6和彼得前书5:5分别引用了希腊文版的箴言3:34,“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骄傲高举自我,而谦逊则高举他人。 谦虚不是屈辱,而是竭力建立团结。
  3. 眼目都注视着你。 知道神和祂的子民都在注视着自己,无论是意图模仿还是意图论断,都能帮助我们留意自己如何忠心地生活。 我们永远不能尽善尽美,但我们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挣扎、恐惧和所受的试探,以及在我们犯罪时诚实地悔改。 被关注意味着要承担责任,但同时也赋予了我们特权,让我们可以塑造如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一般跟随我们的门徒。

在最近的卢旺达和肯尼亚之行中,我在几个地方讲道,并与几个认识多年的朋友重聚。 期间,两位基督徒领袖朋友请我去野生动物园。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享受美食、动物奇景以及乞力马扎罗山的壮丽景象。那天没有任何云层遮盖,真是难得的享受。 然而,最大的祝福是,两位朋友主动而随意地分享起了他们这些年从我身上学到的功课——有些我已经忘记了,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曾经教过这些课程。 我经常怀疑自己的效率;但在那一刻,知道自己被关注并于人有益,是一种可喜的肯定。 荣耀归神。

我们看到你们了,牧师。 神也看到了。 作为牧者,我们也要留意自己。 被注视,就是被承认、被认可;被关注,既是被别人评估,也是自我反省。 我们需要无数双注视的眼目来让自己持守忠心和谦卑,并定睛于耶稣——我们信心的创始和完成者(来12:2)。 通过耶稣,我们就能看到自己的真实光景:我们被爱着,也被装备着,为 神和基督教会的荣耀和良善而事奉。

Dennis R. Edwards牧师/博士是North Park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新约圣经副教授,也是《今日基督教》的专栏作家。 你可以在Twitter上找到他:@revdr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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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把这一切都明讲

希伯来《圣经》充分展示出内心的争战,并教导我们很多关于如何活出我们的灵命。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编者按:本文是汇集著名学者回顾“初约”(即《旧约》–译者注)在当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五篇。

不是旧约神学家,但我很久以来都爱《旧约》。

在我还不知道旧约是神对基督徒生活的要求之前,在我灵修的时间,我发现自己自然地和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旧约》。我会拿着我的《圣经》和日记本——有时还拿着研经指南或诗集——沉醉在其中。

《诗篇》尤其让我惊叹不已。他们充满了与我一样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情感狂潮:愤怒和悲伤,孤单和疑问,向往和激情,崇拜和敬畏。当我沉浸在诗篇中时,我感到被了解被安慰——好像有人真的明白我。当我读到大卫对罪的忏悔或他对敌人怒火中烧的诅咒时,我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什么我不能说。没有什么是越界的。当一个活在保守的宗教环境中的牧师孩子,同时又是一位充满激情、忧郁的年轻女孩时,这不是一件小事! 《诗篇》给了我一个可以逗留的空间,一个可以呼吸的空间;我爱上帝,因为我在那里与上帝一起有经历。

我现在意识到,我学习如何祈祷,大多不是从新约的教导(虽然他们很有价值),而是从实际地与旧约里伟大的祈祷勇士一起祈祷。对我来说,它一点也不老旧;它是新鲜的、是新的。在我没有话可说时,《诗篇》的作者给我当说的话,作为我自己祈祷的开始。这是我最早经历到,《旧约》塑造我的灵命。

什么是基督徒的灵命?

当我们谈论“灵命塑造”时,我们究竟是指什么?在当今的文化中,“灵性”一词是一个相当模棱两可和无处不在的术语。如果我们留心听,我们可能会听到它被用来描述很多东西,从冥想到爬山,从运动员在篮球场上特殊的感觉到艺术家陷入他或她的艺术时不自觉的状态,从安静地自我退修到在大教堂里崇拜,从练习瑜伽到简单地注意自己的呼吸。有关灵性的术语看起来可能像是一种定义不清、无定形、软边的东西,它象征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情感,倾向于一种神秘,往往与任何神明或宗教信仰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让我们收回这个词语,并好好地用它,好吗?简单地说,灵性是人类要达到上帝、真理、个人意义和终极意义的所有方式。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魂和灵,而灵就是那使我们活的。然而,当灵性的概念与基督教这个词语相结合时,就出现了一个更清晰的观点。布兰得利·霍尔特在他的《渴望上帝》一书中澄清说,在基督教传统中,这词语“首先是指生命的经验”。保罗在加拉太书5:25中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霍尔特说:“起点是基督的灵活在一个人里面。”

在基督教的框架里,属灵和灵性这两个词句意味着“属于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上帝在耶稣的要求下派来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并顾念我们能够承受真理的程度。正如菲力浦·谢尔德雷克(Philip Sheldrake)在《灵性简史》中所主张的,保罗书信中“属灵的人”(林前2:14–15)就是有神的圣灵内住,生活在圣灵的影响下的人。

用这方法来做灵性的定义,我们直接指向“灵”的字根的意义——一个丰富的圣经概念,既指人的灵和神圣的圣灵。神圣的圣灵是指神的圣灵,活跃在旧约的人事中,也就是现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此,基督教的灵性是圣灵所发起、所驱动和所指引的。这就灌输了某种重要的概念,是一般不太精确的用法可能缺少的。

用旧约祈祷

根据定义,那么,我们所有人都有灵性——一个回应(或不回应)所赐下的圣灵的方式。虽然起点是基督的灵活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各有一种特殊的基督门徒风格——或者,正如达拉斯·威拉德(Dallas Willard)说的,一种特殊方式“与他在一起向他学习如何像他”。

不同的传统、宗派和派系,体现和编纂了许多不同的风格。霍尔特这样写道:“例如,耶稣会、路德教徒和女权主义者都有独特的主题和实践组合,使他们与众不同。对今天的基督教灵性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广泛看待基督教灵性的传统和全球基督徒大家庭,而不仅仅尊崇一小串传统——自己的家庭、会众或种族群体所熟悉的传统。这些传统的广大范围将使我们大开眼界,看到广泛的灵性资源,并指导我们如何做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们能从多个次要资源最好的部分学习,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发现旧约——圣经的大部分——如何塑造今天的基督教灵性。

例如,考虑以祈祷作为我们灵性的一个主要表达方式。 《威斯敏斯特基督教灵性词典》大胆地指出,“祈祷不仅仅是恳求或请愿:它是我们与上帝的全部关系。”我自己的定义是,祈祷是我们与上帝沟通和相交全部的方式。我们借着祈祷被塑造,是通过实际地祈祷。回顾我早期《诗篇》的经历,我意识到当时就是这样发生。我在灵性上的塑造是通过用犹太人的祈祷书——就是身为实践犹太人生活的耶稣和他的门徒所用的书。这是多么惊人的想法啊!

对于祈祷类型的全面性,《诗篇》是无与伦比的。在那里,我们找到个人的祈祷和社区的祈祷,哀叹的祈祷和感恩的祈祷,忏悔的祈祷表达深刻的谦卑和诅咒的祈祷大胆地呼吁上帝的愤怒和审判临到罪人,自发的祈祷和圣殿仪式的祈祷,颂赞的祈祷表达极大的确定性、和亲密的祈祷表达深刻的疑问和怀疑。难怪历史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实践包括每天诵读《诗篇》和用《诗篇》来祈祷。如果这是《旧约》对我们的灵性唯一的贡献,这已经很足够;当然,还有更多。

孤独和沉默的邀请

早期在《诗篇》中与上帝的相遇,也许是我最初灵性的经历——不仅仅是我的神学——被旧约所塑造。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我3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语言不再管用了,系统神学也满足不了我对真正认识上帝的渴望。还有,我在寻求生命的真改变,而《新》约的范畴就是不再使我共鸣;事实上,我那福音派成长中的狂放激进主义让我疲惫不堪,精疲力竭。所以我离开了,甚至不确定是否还想做一个基督徒了。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想要上帝过于我想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这讲得通的话),这就是我的故事与以利亚的故事(王上19)交叉的时候。在这里,我遇到了一个我可以认同的人——一个属灵领袖来到自己的尽头,再没有能力维持领导生涯所需要的。我们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王上18)之后,以利亚在逃命,把一切抛开,倒在一颗罗腾树下,求上帝取他的性命。这是最深的一种孤独,内在的,孤独开始动善工,即使以利亚不大知道。

当我遇到以利亚时,我发现自己内部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细节不同。当时,福音派中没有人谈论孤独和沉默。因此,当一个属灵的导师开始指导我进入这些实践时,我需要圣经中的根据。我需要知道,我所做的是在正统基督教的界限内,而《旧约》表明它是。

以利亚的故事(不是他的高升)给我勇气放手,走向自己孤独和沉默的旅程。我开始培养孤独,作为在上帝里一个安息的地方,就像以利亚所经历的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它变成了一个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在那里我听到上帝向我发问;这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在那里内心的混乱开始安静下来;最后,这是一个留心注意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接受上帝给我下一步的指引和智慧。没有以利亚的故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尽管我完全了解耶稣在旷野里的事迹及其意义,但以利亚的经验显出赤裸裸的人性,以全新的方式吸引了我。

最终,我在别人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人生,正如上帝所要的,我被吸引回到积极的事奉。随着做领导的要求和挑战的加剧,我向上帝大声呼吁,给我另一个圣经人物可以一起同行——一个能够帮助我了解领导人所经历的事情,为什么必须如此艰难,以及如何长期维持下去。上帝是信实的,给了我摩西。在摩西的故事里,我找到了一个又详细而又深刻的观点,有关领袖的灵性,仅次于耶稣本人。不知怎么的,摩西的故事,似乎包含了更多人性的元素——他为了要保持忠诚而奋斗,他的起起落落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使我深深共鸣。

我在想,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这样的困难和无情的挑战中,他如何长期维持下去?我注意到摩西似乎没有任何伟大的领导策略。相反,我观察到一个神圣的节奏,我开始觉得被吸引。在这神圣的节奏里,摩西在孤独中与上帝相遇,然后从相遇中出来,完全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对摩西来说,领导就是这么简单。我想,现在,这是我在实际上可以进行的领导方法。

关于摩西在领导的生涯上做我的陪伴,我可以说 更多。简而言之,上帝已经使用旧约对摩西人生的叙述,把领导的经验从内到外,让我看个究竟,如何在灵魂层面持续得到力量。

要展示,而非说出来

以我的经验,《旧约》的叙述将那些内在的、极其个人化的、甚至有些神秘的灵性生命显示出来。他们展示,而不是说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与永活的上帝相遇和回应时所发生的事。他们示范,与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甚至涉及与上帝争论,直到上帝生你的气。

大卫翱翔的赞美和与上帝激烈的搏斗(记录在诗歌和祈祷中)显示,而不是说出,对上帝诚实是怎样一回事,并表明这是上帝所能接受的。以利亚与上帝的相遇使他的生命能够维持下去——这照亮了孤独的强大效果,根本无法以任何其他方式来传递。

《旧约》对底波拉在以色列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先知和士师的角色的讲述告诉我,上帝可以——而且会!——使用任何上帝想要用的人,把需要做的事情办妥(士师记第四章)。作为一个被呼召事奉的年轻女子,我迫切需要看到这个。我还需要得到保证,有像巴拉这样的男人,看到与妇女领导人合作的价值,愿意一起走进危险领域,在那里与上帝相遇,并一同分担风险和回报。

另一个例子是以利帮助撒母耳,使撒母耳在聆听和回应上帝的呼召上渐渐成长(撒上4)。这显示出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属灵领袖的灵性指导,有难以估计的价值——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圣经》快照,让我意识到被上帝呼召。以利意识到,那天晚上的声音可能是上帝召唤小男孩。跟着他就指导撒母耳,如果它再次发生,应当如何回应——这似乎是一个人可以为另一个人做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算你不完美,还是可以这样做。后来,当我意识到这正是属灵导师所做的事情时,我充满了渴望,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与别人坐在一起。

所有这些故事都把个人与上帝的深刻经历从内到外翻出来,让我们可以看到——不然,对我们会是隐藏的。他们从内部阐明这些经历——邀请我们敞开心扉,乐于接受,甚至期望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当我们偶然遇见这样的经历时,并非借着我们自己的知识和远见,《旧约》的叙述帮助我们提起勇气,俯身说,“就是这样子的。把我算进去!”

露丝·海利·巴顿(Ruth Haley Barton)是更新中心(Transforming Center)的创始总裁,一位经验丰富的属灵导师,着有《加强你的领导精神:在事奉的熔炉中寻找上帝》(校园团契出版社)一书。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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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奇旅》与目标导向的世代

迪士尼皮克斯的最新电影提醒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不仅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或拯救世界。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7, 2021
© 2020 Disney/Pixar. All Rights Reserved.

乔·加德纳(Joe Gardner)一直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弹奏爵士钢琴的料。当他实现了与知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多桃乐丝·威廉斯(Dorothea Williams)一起演奏的梦想时,他问她:“那么,接下来做什么?”她回答说:“我们明天晚上,再回到这里演奏一遍。”乔沮丧地承认说:“我这辈子都在等着这一天。我还以为我会有不同的感觉。”

迪士尼皮克斯的《心灵奇旅》(Soul)这部电影给试图想在有意义的工作中找到目标的现今焦虑的一代提供了令人又惊讶又兴奋的哲学信息。这部电影的主要观点是基督徒已经知道的:就是人生中还有比我们的成就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导演彼特·达克特(Pete Docter)也表示,正是这种认识启发了他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在完成皮克斯的票房卖座电影《头脑特工队》(Inside Out)后,他一直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意识到,仅管这些电影都很棒,但生活不只是单一的激情,”达克特说。 “有时候,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达克特的理念反映在乔·加德纳(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饰)这个角色身上。他是一名兼职音乐教师,他有一个更大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爵士钢琴家。他的一生都为要达成这目标努力,但当他那天与桃乐丝·威廉斯(安琪拉·贝瑟(Angela Bassett)饰)分手后,乔大意掉进人孔重伤昏迷,那几乎摧毁了他的梦想——将他送入来世。

来世由两部分组成:投胎先修班和作古毕业班。乔发现他自己意外落入所谓投胎先修班的空间——那空间为新生灵魂发掘他们的个性和“生命火花”-吸引想像力的活动或经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22的灵魂(蒂娜·费(Tina Fey)饰)。她对地球上的生活,或是其他似乎可以赋予人生意义的东西,包括工作运动或知识,都毫无兴趣。对于22来说,如果没有为一个伟大且奇妙的理由而活着的话,人生就是毫无意义的。两人就开始一个任务去寻找22号的“生命火花”。

近几十年来,基督徒青年也开始了类似的探索去寻找他们的“生命火花”,为基督教信仰完成一件大事。如果我们没有“为了福音”(林前9:23)做些大事的话,我们也会有这种无目标感。像华理克(Rick Warren)的《标竿人生》(2002年),约翰·派博(John Piper)的《仅此一生》(2003年,以及亚历克斯(Alex Harris)和布雷特·哈里斯(Brett Harris)的《挑战难事》(2008年)这些畅销书都挑战我们要过宣教的生活,跳出舒适环境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对于生活中其他平淡无奇的部份,这些指导是不够的。许多千禧世代发现自己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人 会反省,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否以某种宏大的方式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作见证

面对今年疫情肆虐、种族和社会不公义恶化以及前所未见的政治冲突,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我们的灵魂已经习惯于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和有果效的事情,今年的居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和停止活动的规定似乎与要为基督作见证背道而驰。但是,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竭力而为”的理念应用到神的事工上时,我们就有可能否认我们所要依赖的恩典。

当我们在能力和梦想中寻找意义,而不是谦卑地信靠基督,会使我们沦为自我崇拜的牺牲品。这种交换的结果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有害。

乔·加德纳亲眼目睹了将人生目标偶像化的后果。当他沿着星光界面(物质层和精神层之间的思想界面)航行,并试图回到留在地球上的身体时,他观察到“迷失的灵魂”正在漫无目的地找寻东西。月风(Moonwind)(葛雷翰·诺顿(Graham Norton)饰)是无国界神秘主义者的成员,“致力于帮助来自地球的迷失的灵魂找到他们的出路。”他向乔解释说,这些灵魂曾经是属于“领域”的人,快乐地享受着他们能力的卓越和乐趣。但后来,他们无法“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执着,因此让自己迷失、与生活脱节了”,最后就变成了面目可憎、空洞的自我。

神创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从工作和志向中得到满足。作家克莱奥·玮德(Cleo Wade) 也认同 《心灵奇旅》中的信息,她鼓励任何容易受这种微妙自我崇拜影响的人“放弃试图通过一个想法或目标来肯定自己。相反地,将自己委身于把目标和热情注入在每一次的谈话、工作场所和家里。”

然而,基督徒应更进一步。我们要委身将耶稣基督的爱带入世俗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这过程中,我们体验到生命的意义,体验到神设计我们成为人的意义。杰米·休斯(Jamie Hughes)写道:“如果我们记住,我们的日常行为能够'以我们对神的爱和渴望为目标',我们的劳动就不再是件苦差事了。”

当我们过着忙碌的生活,一项任务接着另一项任务,也不关注其他任何的事,喝茶只不过是一剂咖啡因。但如果我们与神同步调,以敬拜所需的较慢节奏生活,茶点时间就会更有内涵,成为提供庇护的“热水和干茶叶组合的奇迹。”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牧师札克·兰伯特(Zach Lambert)说,耶稣“来向我们示范如何做人,如何爱神和我们的邻居。如何依靠圣灵,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如何照顾我们当中受伤和需要帮助的人。如何为正义而战,反对压迫。”

但对一位不断想在人生下一件大事中寻找意义的人来说,这一切的事反而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可能会错过神为我们作的安排。就像乔一样,我们会过度强调自己“生来就是要做某件事”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们生来不是为了要做什么事,而是为了与基督同行。我们的生命在乎祂(徒17:28)。我们有可能用自己的目标来定义本身的价值,但对我们因在基督里的身份所蒙受的最大福气和奇迹却视而不见(西3:3-4)。

希望2020年提醒我们要珍惜“在基督里”这一美好的礼物。不然,《心灵奇旅》会启发我们不要过于看重只对一个特定目标不懈地追求,也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意义,因为唯有神能为我们的人生赋予意义。

提摩太·托马斯(Timothy Thomas)是一名高中教师,也是《基督和流行文化》杂志的撰稿者。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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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力可以分享吗?

从基督教生物伦理学看代孕现象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摄影: Malanie Grizzel

在就不育问题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后,首次超声波检测就显示她怀上了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三年后在诊所里,当扫描检测显示她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时,在诊室里为此庆贺的,却是另一位妇女。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里怀的是后者的婴儿。

在为自己的双胞胎所经历的无尽等待、检测和祷告中,瓦特伍德对那些为不育症困扰的家庭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感受到强烈的呼召,愿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宫提供给一对小小的胚胎——这胚胎则来自另一对难以怀孕的夫妇。

去年,她又为另一对夫妇提供了同样的援助。

在经历几轮失败的宫内授精(IUI)和体外受精(IVF)尝试后,医生们认定,这位满心渴望的准妈妈无法怀住胚胎。与瓦特伍德一样,这对来自德州的律师夫妻也持反堕胎(pro-life)的立场,他们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几个健康胚胎能有机会成活下来。通过当地的一家代孕机构,他们被介绍给身为南浸会成员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试着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三十九岁的瓦特伍德这样说。在代孕过程中,“有些事情会很难… … ,但是受到的祝福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瓦特伍德属于正在美国迅速兴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尽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婴儿数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虽然对于这一作法还有伦理方面的争议,需求并未因此减少。

根据美国生育医学学会的数据,代孕者产下的婴儿,已从2004年的738人,增长到2015年的2807人。几乎所有胚胎都是通过体外受精(IVF)产生,由没有血缘联系的妇女代孕,即所谓“妊娠代孕”。在体外受精技术出现前,只有所谓的“传统代孕”,即代孕者同时也是婴儿的血缘母亲。

在别的国家取缔对外代孕产业的同时,体外受精和代孕行为在美国却正日趋正常化。这两个相反的趋势使得美国成为代孕生育的首选去处。对于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妇女。她们符合所谓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并有着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一般来说,每次生产可以有两万美元以上的报酬。

但是,法关于代孕的法律和伦理讨论还未跟上这一产业的发展。如何指导妇女们、夫妻们在第三方生育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决定,牧师们和各教会还都缺乏经验。

零乱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联邦层面,目前还没有规范代孕行为的法律,跨州寻求代孕者的夫妇们需要理清各州允许或禁止代孕的法律。在超过一半的州,则干脆就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对于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带来的严肃伦理问题,人们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见解,或者干脆就不承认问题的存在。因此,对于未受规范的代孕行为,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觉得很快会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会内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带来的系列后果,即便都是持反堕胎立场的人,也会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但是,随着代孕行业不断扩张,对于它的发展前景与可能带来的问题,持不同立场的基督徒都一样渴望教会社区能够更多地给予关注。

专门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伦理学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说,在这个问题上,新教教会基本上是沉默的。“就我所知,多数教会或者没有什么可说的,或者不想说什么。”

那些找到牧师讨论代孕可能性的夫妇,通常是已经启动了体外受精的程序。即使牧师本意反对这样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虑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对于有兴趣作代孕妈妈的妇女,教会领袖们也没有多少现成答案,他们的指导意见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牧师受到的呼召不是做医疗专家,但他无疑是被视为道德专家。”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伦理与人道尊严中心执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宁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说,“这些事情有的是不适合主日早上在讲台上说的,但是它们确实需要解决。”

去年,身为共和党人、反堕胎的浸信会成员的亚利桑那前国会众议员特伦特·弗兰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询问能否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辞职。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这条新闻在福音派当中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对话,而这种争论一般很少成反堕胎运动的全国性话题。

梅格·瓦特伍德、莫丽莎·奥黑尔与“代孕方案”的创始人盖尔·加莱特在一起。她们合起来一共生下十六个孩子,其中七个是代孕生产。摄影: 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莫丽莎·奥黑尔与“代孕方案”的创始人盖尔·加莱特在一起。她们合起来一共生下十六个孩子,其中七个是代孕生产。

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个性开朗、拥有社工学位的母亲。她知道,对于那些她为其代怀婴儿的妇女,代孕过程是如何一种苦乐掺杂的感受。经过多年的花费、治疗,准妈妈终于要有一个婴儿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适、撑破的孕妇牛仔裤、感受第一次胎动,以及最终经历痛苦的分娩过程,却是瓦特伍德要应对的。

瓦特伍德将自己看作是神为这些夫妇和他们的婴儿所制订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婴儿的妈妈在产室中热泪盈眶。她对后者说,“这基本上是成了。你要为这四年里没有怀孕而感谢神,因为你执意要得到神为你准备的这个婴孩。你会感谢神在最终许可之前给你的那些拒绝。”

对于代孕者在情绪、生理以及属灵等方面的要求,实际远远超过代孕合同条款的规定。瓦特伍德说,她对代怀的婴儿比为自己的孩子操心还多,避免吃药、咖啡因和其他风险因素,尽可能地保证一个健康的结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亲的朋友,莫丽莎·奥黑尔,和她在同一时间入院分娩代怀的婴儿。她也同样感到压力。“我真高兴,对于神的这个计划,我心里有平安。”奥黑尔说,“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样做这件事。”

瓦特伍德和奥黑尔是与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机构合作,这是美国的十多个代孕招募网络之一。候选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岁的的活跃妇女,至少自己有一个孩子,财务背景坚实。她们不可以抽烟、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郁药物,必须通过心理审核。她们所居住的州必须是允许代孕的。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不是为钱。如果你是的话,当意识到这九个月是多么漫长,孕期有那么多的疼痛、难受,你会失望,感到希望幻灭。”摄影:Malanie Grizzel
梅格·瓦特伍德把代孕看作是神呼召,“我做这个不是为钱。如果你是的话,当意识到这九个月是多么漫长,孕期有那么多的疼痛、难受,你会失望,感到希望幻灭。”

新泽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错的风险,因为它的法庭处理了美国第一桩代孕纠纷。在著名的1986年“婴儿M”案中,(同时也是血缘母亲的)代孕者要争夺婴儿的监护权,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为维护对自己的这一权力而打官司。新泽西与华盛顿、印第安纳等州不会强制执行商业代孕合同,而纽约、亚利桑那、密歇根这几州则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协议。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这一类行为被认为是对“公众有害”,或者是“与公共政策相悖”,因为立法者认为,这样的协议相当于非法“买卖婴儿”。

与此同时,如果一切顺利,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州的有利于代孕的法律,则会为商业代孕提供了一套较为平稳的法律程序。

因为这行业还未受监管,所以每个代理机构都有自己方式和标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因素。”盖尔·加莱特(Gayle Garrett)如是说。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监督55桩妊娠代孕生育。

多数代理机构都认识到,怀孕不是一个可以严格切割的附带性任务,因而会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个过程中提供支持。实践证明,像基督徒全职妈妈、军人妻子一类的人群,对人热心、热爱家庭,很适合这类工作。

加莱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学学习护理专业,十来年前创建了这个代理机构。第一次她是为一对欧洲夫妇代怀婴儿。而在欧洲,商业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间的良好关系会使整个过程变得容易得多。代孕妈妈和受益父母间也必须在两个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上达成一致:婚姻(指代怀婴儿的对象的)与堕胎(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结束怀孕)。代理机构可以帮助双方达成有针对性的协议,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例如,在发现婴儿有遗传缺陷后,代孕者坚持要保住婴儿;或者,当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恋者后,代孕者拒绝交出婴儿。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请,希望能免于堕掉她为乔治亚性一位51岁单身男子怀的三胞胎中的两个。这些婴儿来自他的精子和捐献者的卵子。

在怀上这些婴儿后,莫丽莎·库克(Melissa Cook)兴诉要求得到抚养权,指称雇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农·小摩尔(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适合抚养他。在试图劝说她“减”孕时,摩尔说,他在财力和体力上都无法负担三个婴儿。尽管有“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支持,下级法院并没有把抚养权判给她。

为避免出现这样情况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这样的的基督徒代孕者,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倾向,只与那些和他们观点相同的夫妇见面。“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觉得可以堕胎”,她这样说。这意味着,”你也许要多等等,才会被受益父母选中。”

加莱特说,她的代理机构“很少、很少”会有受益父母与代孕者之间的不合,也没有这方面的诉讼。“我们还从没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怀孕的情况。”

在大多数代孕行为发生的州,代孕协议并没有约束力:婴儿出生前,受益父母对于婴儿没有发言权;在这之后,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么权力。“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说,‘如果你要求,我就会中止怀孕’,当这种要求真正摆在面前时,德州的法律认为,这是代孕者的身体,应由她做最后的决定。”加莱特说,“从法律上讲,即使已与那对夫妇签署了合同,她还是有权说不。”

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而来

作为年轻的基督徒妈妈,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代孕顾客,她从未想象过由另一个妇女怀上她的孩子。她也没想到,会在二十四岁那年得了心脏病。医生发出的警告,如同是对她家庭梦的死亡判决:“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急于扩充他们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养,这是许多基督徒给不孕夫妇的本能建议。但是她的健康问题却使收养程序拖了下来。因为她的心脏情况(通过药物治疗现已得到控制),收养机构不愿把孩子交给她抚养。

最终,在读到当地一本家庭杂志关于“代孕方案”的报道后,米勒与位于达拉斯郊区的这个机构进行了联系。她感到神终于为他们打开了门,尤其是为他们选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强了这种感觉。这是一位牧师太太,后来成为他们的密友,也是”我认识的最敬虔的妇女”。她每天为他们和婴儿祷告。

“我们的祷告生活变得非常认真”,米勒说,“一旦开始代孕和体外受精,就必须要对此事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饭时得知,他们的第一个祷告已得应允:代孕者用短信发来一张显示怀孕测试呈阳性的照片。这之后好消息接踵而来:先是超声波检测,几个月后他们的儿子雷恩出生了。孩子现在已经四岁了。

米勒夫妇那时还只有二十多岁,是“代孕方案”最年轻的顾客。他们与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纳尔逊(Jennifer Nelson)继续合作,由她怀育余下的受精卵。在每次体外受精操作中,他们将四个胚胎中的两个移植过去,两次都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婴儿。他们的女儿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于怀孕,他们就必须考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胚胎的可能命运。某些选项,诸如“选择性减孕”(即大夫同时植入几个胚胎,最终只保留其中的两个或一个,中止其余的发育),或者是废弃多余的胚胎,违反了许多基督徒的反堕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们踏上这条路之前,要让他们能更详尽地了解自己要做什么”,拜奥拉大学的瑞说,“我们告诉那些夫妇,‘如果你们觉得承担不起把实验室中产生的每个胚胎都植入,那么一开始就别走这条路。’”

对于妊娠代孕的实际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比如,让体外受精操作与身体的自然周期配合,以尽量减少使用的荷尔蒙,一次只培育一个卵子。冷冻卵子的兴起,而不必再冷冻胚胎,也给了基督徒夫妇们更多的选择。

“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双胞胎,但还有六个胚胎在冷藏中。”他说,“我告诉他们,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怀里的小姑娘一样,‘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加在一起,整个体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费至少八万美元。但米勒夫妇觉得,有了这个最终结果,那些费用、麻烦的治疗以及尴尬的对话,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经常不得不向人们解释,尽管他们要有个孩子,但却不是那准妈妈生产(我的婴儿,却非自我腹分娩)。而像瓦特伍德这样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们腹中的小家伙是属于别人的(我腹中所怀,却非我的婴儿)。

甚至还有幼儿图书,比如《袋鼠的育儿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儿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释这一安排。但是代孕行为的反对者担心,这样的隐喻和另一常见的比拟“我的面包,她的烤箱”,都过分简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儿的关系。

“由于多数的代孕安排并不引入血缘关系,有人觉得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较中性、容易让人接受。但是我认为,这样看代孕有些太牵强。”瑞是这样说的,他是《子宫以外:关于受助生产的道德规范》的作者。

“他们把代孕者视为人类孵化器或产前保姆。根据我们对子宫内孕育过程以及妊娠环境如何影响孩子发育的了解,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很不恰当的。”

对于将妇女和妇女的身体、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对于这样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基督教生物伦理学者们表示忧虑,而女权主义者也有同样的担心。三一国际大学的康宁罕指出,对于包括孕期荷尔蒙、新生婴儿感应等方面的母体-胚胎纽带关系研究,是商业性代孕所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亲,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与孩子亲和?如果代孕妈妈在情感上故意不与孩子亲和,对于正在发育的胎儿,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种损失或剥夺。”她说到,“但是如果她特意与孩子亲和,在与婴儿分离时,又会造成另一种伤害和损失。”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则说,因为知道那些委托父母是多么地想要孩子,她们不会将婴儿视为“己有”。“人们真是担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宫里的婴儿亲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时会感到太痛苦。”她说道,“神会保护你的心,让你不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婴儿。所以在把婴儿交给他/她的父母时,就不会过于动感情。”

三十四岁的奥黑尔依然保留着2015年首次代孕的纪念物。尽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经历的的荷尔蒙治疗让她有顾虑,她依然感觉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她应当取做的”。摄影:Malanie Grizzel
三十四岁的奥黑尔依然保留着2015年首次代孕的纪念物。尽管在去年的一次代孕中经历的的荷尔蒙治疗让她有顾虑,她依然感觉那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她应当取做的”。

生物伦理学的圣经基础

如果说对于考虑代孕的基督徒们,避免堕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尔(Jennifer Lahl)看到的则是复杂得多的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和“生物伦理与文化网络中心”的主任,拉尔在一部纪录片中讲述了几位为代孕所伤害的妇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侧面.

在二十多岁时海瑟(Heather)成为一位代孕者,这使她在经济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的第一次代孕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为一对在网上结识的夫妇生下一对健康的双胞胎,所以她接着提供这一服务。

在拉尔2014年的电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没有给出全名)发现,如果婴儿不是健康的,那么这一过程要痛苦得多。她说,当超声波检测显示异常症状或者先天缺陷时,准妈妈会跑出诊室,让她独自承受坏消息。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时,因为婴儿脑损伤问题,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绝了。“那位父亲对我说,因为不听从他们的决定,我‘将会因此在灵命上受痛苦’。”海瑟说,“我心想,‘这也太残忍了,这些决定的属灵后果将伴我一生。在我看来,谁生谁死决定于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那对父母最终很勉强地留住了婴儿。分娩时,那位母亲没有在场。

拉尔纪录片的主题代表了她对整个过程的一系列忧虑: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实验室中制造婴儿;父母与代孕者在财务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员受到压力,要“利他地”做一个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疗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当孩子得知自己是通过捐献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们所受到的心理及亲子关系上的打击;拒绝接受人体的局限,而是围绕着“兜售希望、兜售婴儿”兴起的这一产业。“这是堕落世界之作。”她这样说。

在每六对夫妇就有一对为不育所困扰的情况下,是该干涉、不停地努力,还是放弃梦想,对于教堂讲台下面的众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假设性问题。某些福音派圈子里对于核心型家庭的过度强调,让这一心路历程更加不易。但是一旦夫妻二人决定要采用受助生育,比如体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们会更注重结果而不是伦理。

“之所以许多人对于伦理讨论不大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渴望有个孩子已经到了一种绝望的地步。”拜奥拉大学的瑞这样说。他多年来为不育夫妇们做咨询,认为在受助生育问题上,牧师们应该更直接了当。他承认,对于体外受精和代孕有顾虑的牧师处于一个困难的位置。劝阻准父母们采纳这些选项,对于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惫不堪的夫妇将是种沉重打击。如果反对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们又可能会冒犯那些已经走上那条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说,即使她和丈夫觉得要走代孕之路,因为体外受精带来了新问题,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们还是要请教自己的牧师。

“我知道这是第一次有人来找他,请教关于让别人代怀婴儿和体外受精”,米勒毕业于贝勒大学,参加德州韦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会。“他让我们真切感到,他知道我们珍视生命、相信生命始于受孕。对于要保护好每一个胚胎,我们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想从他那里找到支持和指导”,三十四岁的她是这样说的,“如果他认为有什么理由不赞成我们这样做,我们想听到。”

商业代孕也许是个二十一世纪的现象,但圣经上已经警示了由别人代怀婴儿可能带来的内在冲突。例如围绕着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结和她的使女辟拉所产生的纠纷。

在惠顿学院圣经教授M·丹尼尔·卡罗尔-罗达斯(M. Daniel Carroll R.)看来,很难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么普遍。这些故事并不是要放纵鼓励这种行为,莎拉与夏甲不断恶化的关系以及拉结与利亚间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们信心的缺失 。

“你不会感到那是有共识的契约性之举”,他说,“那种安排与今天的代孕行为完全不同。”

如果说新教教会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么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这种做法则是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尽管有些天主教领袖说,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应当的牧养关怀)。

“鉴于儿童和婚姻的尊严、母婴关系的独特性,参与做代孕母亲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许可的”,美国天主教主教联会指出。“而且,代孕行为的商业化贬低了妇女、尤其是贫穷妇女的尊严。”天主教会同时也宣布体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破坏了人的尊严和婚姻中的夫妻联合。

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儿凯莉,接着又借助代孕生下了另两个孩子。摄影:Malanie Grizzel
马克和詹娜·米勒2009年生下了女儿凯莉,接着又借助代孕生下了另两个孩子。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认为,有了适当的‘技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全国天主教生物伦理中心的主席约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艺产生,或者由某一行业制造。孩子应该来自于夫妻之间爱的举动,与神配合。没有人能‘创造’神的形象。”

当住在迈阿密的基督徒讲员、博克作者克里斯特尔·阿斯维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决定做一个代孕者时,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对,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讳。

“这确实让我停下来思考。但是在我看来,如果神想让一个人出生,他们就会出生。”阿斯维多这样说。她为来自欧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对夫妇怀上了一个婴儿。“我不赞成把胚胎废弃或毁掉的想法,但我更关心的是,一旦它们被植入我的子宫会发生什么。”

随着她的肚子见长,阿斯维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尴尬对话。人们问她收费多少,暗示她是为了钱才这样做的(付清债务是动机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旁观者会评论说,她一定非常无私,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做到”。就这段经历,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正在写一本书。

“祷告是第一位的。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应你,然后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说,“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阳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实际不是这样的。”

珍妮佛·纳尔逊(左)为米勒夫妇代孕生下儿子雷恩(2013)和女儿菲斯(2016)。詹娜说,纳尔逊太太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摄影:Malanie Grizzel
珍妮佛·纳尔逊(左)为米勒夫妇代孕生下儿子雷恩(2013)和女儿菲斯(2016)。詹娜说,纳尔逊太太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

代孕在美国的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成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机构从国外收到了越来越多的申请。

多数西欧国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许利他性代孕,代孕母亲不能收费用。2015年,欧洲议会谴责代孕行为,说它“破坏了妇女的人道尊严。” 多个曾被当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来推销的亚洲国家,例如泰国和印度,或者已经禁止国际商业代孕行为,或者因为担心在付费方面的欺诈行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虑禁止。

体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应的旅行,在美国生一个婴儿,准父母们预期要花费到六位数,多的可达二十万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从中得到两万到六万美元。许多人从欧洲、中国到美国来找代孕者。加州是全国最“友善代孕者”的几个州之一。在这里, “有的生育门诊把自己作为这样的去处来推销的:‘来吧,先生一个宝贝,然后去迪斯尼!’”拉尔这样说。圣地亚哥的一家代理机构报告说,它百分之八十的顾客是外国人。

除了对外市场,越来越多的不育夫妇以及同性伴侣和单身父母,也将代孕作为一个选项来考虑。

在吸引人们注意力方面,好莱坞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达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伦(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选择了代孕。对于这种高知名度代孕行为所必然带来的冲突、闹剧,名人绯闻杂志津津乐道。

代孕也反映在电影中,比如在《婴儿母亲》(Baby Mama)中,严谨的蒂娜·费(Tina Fey)和疯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对难以协调的代孕伙伴。对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则来自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艾美奖电视剧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画了一个生活在未来反乌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会下等阶层。

“好莱坞将它以故事、叙事的形式展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充分思考相关伦理问题的出发点”,康宁罕说,“这比声明式地宣讲真理能更有力地传达信息。”

但是基督教伦理学家指出,从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社区的运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导机制。教会在指导基督徒方面是有责任的。这不仅仅是关于医学伦理和个人具体操作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深层次的,那种有时无法实现的、对怀孕生子的强烈渴望。

“我们不是仅仅在讨论用来生育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拉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当生不出孩子时,我们应当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网络版的副编辑。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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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之主

在神里没有黑暗。但在南极的黑暗中,我发现神无处不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摄影:Daniel Michalik 博士(美国南极洲计划提供)

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坐落在世界最下端(从地图/地球仪的角度看——译者注)两英里厚的冰川之上。这是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之一,离最近的有人的地方也有八百多英里。

有一小批人集结在这里,为美国南极洲计划的科学研究提供支持保障。从1956年起,美国就一直有人派驻在这里。如今,科学家们利用这里独特的环境和地理,以在其他地方根本无法做到的方式,来进行天文学、中微子、地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需要很多后勤保障人员。因此在夏季,当不落的太阳日复一日地照耀着南极的时候,这里的人口会骤增至150人以上,与那不见日光的、漫长的冬月里猫在这里的不到50个人比,这简直是熙熙攘攘的都市了。

我就是这前者中的一员,身份是针对这里其他人的宣教士。

南极洲没有永久居民,人们都是在这近五十座科学考察站以及夏季研究营地中的某一处,临时性地生活、工作。这些站点代表了三十多个国家,美国拥有其中的三个永久站点。它们看起来,就像人们通常想象的会在月亮或火星的表面发现的那种未来派登陆舱。人们受雇在这里工作一定的时间,最终都必须离开。

我追随妻子的梦想来到南极。莎拉是位医生,在大学时期听说了南极洲项目,于是到这里工作就成了她的毕生目标。对于到南极洲工作,我也开始变得着迷,尽管在教会牧养方面所受的培训并不能为我提供多少这种机会。

经过了漫长的多次工作申请,并为保证体格符合要求而摘除了胆囊后,我终于申请到一个“物资人员”的职位。作为后勤人员,主要任务是把给养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很多时间要呆在室外。这个工作安排意味着2017年我们将在南极过冬,那里的冬季是一月到十一月。

我不是科学家,但是在这里,从这一生中最长的夜晚,我所学到的远比经验数据要深刻得多。我原来预计— 你也可以说是“假设” — 与世隔离和六个月的黑暗,会深深地动摇在这里生活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的属灵生活。但是,在和别人进行了更多的讨论,并分析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后,我发现实际恰恰相反。

与世隔绝和黑暗会怎样拖我们这些信靠基督的人的后腿呢?实际上正相反,还有什么别的体验能如此独特地,把我们与曾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孤独时刻的那位更拉近呢?

孤独的祝福

在南极的生活是高高在上的。为了不被积雪掩没,我们的科考站架高在冰面以上大约20英尺。它分成三区:生活区、工作空间和娱乐区。他们所谓的卧房很小,只是满足生活空间的基本需要。进餐和其他活动都在社区房间中进行。

在冬月里,尽管可能偶尔遇见有人从科考站的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但如果感觉整个建筑似乎被荒弃了,那也是很正常的。当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设计容量为二十人计算机室中。

有很多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小小社区中,但很多人宁可回避。随着冬日一天天过去,这种情况越发普遍。每天到了下午,我们这个社区里的很多人都已经疲惫、厌烦了。他们会躲到房间或者其他个人空间里,为新的一天充电。

我很幸运有妻子在身边。与所爱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共同体验这段生活,给我带来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分头享受独处的时光。但当倦于参与社区活动时(很感恩,这种时候是很少的),我们俩之间总还是可以相互依靠。在这里,我们有非常好的、令人愉悦的一群人。而且,我们到这里,是要与他们在一起,赢得与他们探讨信仰的权利。

我在变电站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结构物,由一系列的拱构成,大部分埋在三十英尺厚的冰雪中。它下面几英尺,就是那些横贯阿蒙森-斯科特站地下,安置各种管线、水电的冰隧道。我的“办公室”与抬高的科考站通过一个巨大的楼梯井连接。

尽管可以在室内走短路去上下班,我还是特意努力走略长的室外路线。每天走这条路,是我最为固定的独处时间。这是一段特殊的祷告时间,在开始工作前驻足遥望冰冻的原野,提高自己的属灵健康。在南极洲的冬天里,不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允许他们在室外逗留很长时间。我的工作允许我这样,让我很感恩。如果不是经常仅戴着盏头灯在黑暗中漫步,我也许不会对于这种与世界的深度隔离有太强的感受。在夏日里,当太阳照在我们周围的广袤冰原上,很容易审视这片辽阔无际的大陆。而走在冬季的黑暗之中,我感受到了独自置身于严酷的环境中这个现实。

与家人分离,缺乏正常的社区生活,主要的生活方式改变。你会预期,在南极的这种极度与世隔离,对现代人是最困难的体验之一。至少我原来是这样想的。这里的工作人员必须经过心理评估,确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环境压力。

对于这种想法正确与否,我本应有更好的了解,因为基督就经常在黑夜中退入荒芜之处。当环境带来各种副作用,或者不时导致紧张时刻时,基督徒们,尤其是这里的基督徒,会倾向于独处,而不是远离孤独。

从最早几个世纪的教会开始,信徒们就一直在寻求通过遁世隐居来加强、宣示自己的信仰。这里我想起了埃及的安东尼,一位被公认为修道主义之父的四世纪基督徒。他本来要退居荒野独处,但很快就吸引、形成了一个社区,并教他人如何让通过与世隔离来进行属灵自律,如何投入这看似严酷的独处生活。

这里的基督徒没人感受到有呼召让他们在荒漠中度过余生,不论是在埃及还是南极洲(从理论上讲,南极洲也是一片降雨量极少的荒漠)。但是我们不可能否认单独分别出来的一季的益处。别的不说,如果来到南极洲的目的是培育属灵成长,那么去掉这里的某些便利措施,对于这一宗旨是有益处的。

在现代的、非南极世界里,很难找到一处可以独处。我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被实在的、虚拟的社区所环绕,如何对待寂静,就像如何找到寂静一样充满挑战性。

为孤独所塑造

圣经中的沙漠和荒野不仅是退隐、灵修的地方。他们也是流放、彷徨和等待之所。约翰是科考站上参加我们的教会敬拜的人们中的一位。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用艰难的语气向我讲述了,在他来到科考站之前已经恶化了的二十五年婚姻,而他又是如何无力来挽救它。他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也受损,与他所期望相距甚远。

“我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想理清事情的究竟,但是始终不得,甚至连最基本的头绪都没有,”他最近这样告诉我,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的微光。仅仅是在南极度过这段时间,就足以让他,“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明白这不仅是关于我。我当然知道我在其中有份,但归根结底,这是关于与家人的关系。”孤独帮助他从一种绝望、痛苦的境况中走出,而他按我们科研社区的语境,将神称为“那至(更)高的权柄”。从这里特殊的视角,他“明白了,我也许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但在努力之后可以放手了;也明白了,愈合伤口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我与我的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发展,”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愈合将超越痛苦。当回到家里,我已准备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约翰的故事让我想起《创世纪》第三十二章中雅各的那段过渡期,当时他正准备和家人回归那逃离已久的故乡。当我们离开南极大陆时,约翰会很勉强地离开这荒野提供的安全保护,但是不回家他就不会得到愈合。就像雅各无法知道,当他与兄长以扫团聚时什么事会发生,约翰面临的也是同样无法预测的未来。

对于要离开这里,约翰是很兴奋的。但当他展望回家后将面临的不确定的家庭关系,他明显有些紧张。他所抱有的希望就在于,那主宰一切新开始的神,是高于我们将面临的任何处境。我相信这也是雅各当时所持的希望。我的另一个基督徒同事并没有感到黑暗对他的信仰有什么真正影响,但和约翰一样,也感受到这种极度的与世隔离所带来的益处。

“我不觉得我的信仰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说道,“我们应该总是在教会机体中作为弟兄、姊妹来一同成长。但是在隔离中度过一段时光,也是这种成长的一部分。对于一些人,这就像把一天的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进行祷告一样合乎情理。对于像我这样比较实在的人,字面意义上的与世隔离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度过这段时间的方式。来到南极,使我更容易践行信仰中沉思的部分。”

黑暗中的低语

对我来说,这里冬日最美好的时刻,是漫步在室外隔绝与黑暗交汇之处,尽管这种时间是很有限的。

我暂停脚步,思考神的辽阔无边,注视那清晰的银河以及在国内看不到的那些星座。当室外气温降至华氏零下90度、风冷效应平均30度时,走到外边实在是让人畏惧的。但是在荒野中每分每秒,我都感到神的无所不在与超越一切。

我的两个越冬队友开设了一门天文学课程。在课程临结束时,我们最后的一晚是在室外,由老师讲解从南极可以看到的各种星体。妻子和我相拥在一起取暖,注视那神秘的夜空,神这无法测度的杰作,一瞥祂的无限、美丽、爱与善。

我喜欢了解对广阔空间的科学探索。但是知道的越多,我就越发看到神的妙手是如何贬值天空这幅挂毯。科考站上的一个人对我说,面对着这无限的奇观,却相信神会为地球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星球甚至上面的人类操心,实在是荒唐的。但是,凝视着银河系那无法描述的壮丽辉煌,我不可能觉得这些会与神无关。正相反,我感到了神轻柔的把握。

尽管南极的天空展示着如此的壮观,神却大部分时间是在对我们悄声细语。过了几个月我发现,自己很奇怪地已经对夜晚感到很自在了。《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白天属于神,黑夜也一样(诗篇74:16)。在黑暗中有一种安宁,是我以前从没有注意到的,好像神在对我耳语,“是的,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夜晚最黑暗的时刻,我也在这里。是我将白天和黑夜分开。”

在黑暗中,我想起《诗篇》42章8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宣告祂的慈爱;黑夜,祂赐我诗歌,就是向永生神的祷告。”

另一段我喜欢的经文来自《约翰一书》1章5节:“神就是光,在祂里毫无黑暗。”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黑暗中也并不缺少神的存在。这一点我们都深深了解,我们也知道神是一切的主,但是黑暗却总是会给人带来不确定性和恐惧。有几部恐怖电影把背景设为南极的冬天。实际上,大多数恐怖故事抓住的是我们对于没有光亮的恐惧。

但是在南极大陆的黑暗中,我发现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且比在我去过的任何其他地方更彰显祂的威力。实际上,黑夜是属于主的。我学会了在黑夜中行走,知道光与我同在。

我在南极最独特的经历是站在南极光之下。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懂得这一现象的成因,但我们还是很容易站在那里为造物主所震撼。祂不是向我们展示某项简单的功能,而是在展示一种无法描述的美丽——也完全可能神是在同时做这两件事情。看着绿色的帷幕在一片贫瘠、不宜人居的原野上空跳动,人会禁不住在想,神是否把更精彩的杰作保留给了那努力来到天边地极的少数人。

看那令人流连的绿色波纹在冬夜的天空画出一副杰作,心中真是感到惊叹。尽管知道南极光是因太阳表面的爆发所导致,但我对神的敬畏和惊奇并不会依次消减,我知道神的方式不同于我的方式。尽管我已将人生的多年投入到研究、认识神中,但是注目南极光的短短几个瞬间,就提醒了我,我对于神的看见、理解依然是多么的朦胧。

有一次我看到了所谓的“月亮柱”,一种只有在空气中有冰晶存在才会发生的稀有现象。从月亮而来的光被空气中悬浮的冰晶反射,形成了从月亮延伸下来的光柱。我只看到了两个月亮柱,其中一个是一个完美的十字架形状。也许我是科考站上唯一把这个现象是为神的存在和恩典的标记,但这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隔绝中的社区

南极的信仰社区是很小的。没有教堂或礼拜堂,我们五个人在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我们的主日崇拜,偶尔的来客有时会使我们的人数达到八个。我们代表了不同的观点和背景:天主教、路德宗、圣公会、循道宗、浸信会、无宗派的、长老会,还有福音朋友。每个人如何看信仰、看待神差异很大。

当我们在一起时,经常有一两个人在读到经文中的某一段时,会变得有点儿激动——也许用“不安”这个词来形容更准确一些。例如,在读《使徒行传》时,亚拿尼亚与撒非喇之死让我们感到困惑。

“为什么使徒要告诉别人怎样使用自己的金钱?”其中的一个问到,“我实在不明白他们错在哪里了。”

在我们这个真诚相待的社区里,人们都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当对某段经文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被我追问时,我们当中的某位经常会将自己的情绪简洁地表达出来。他会简单地说,“神是好的。”

我们可以将这句表述作为成长的起点。归根到底,神是好的。

让我迷惑不解的是,虽然这里的神奇体验是如此有力让我想到那创造的主、为我珍视,但在科考站的多数人看来,这些不过是天文现象而已。对于科考站上那些和我交谈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这种孤寂确实提供了如今在美国本土难得的开放对话空间。我和同事就信仰、圣经和神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讨。

当然,有些无信仰者发现南极与世隔离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但也有些人在这种环境中过得非常惬意。对于那些挚爱夜空的人,这里是生活的首选地点。另外一些人,则喜欢这里远离现代生活日常烦扰的简单生活方式。他们所倚靠的基础比我的要更世俗些,但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发现好像这也够用了。尽管如此,我们之间关于宗教、信仰体系的对话都是充满尊重、发人深思的。人们在对我的信仰提出疑问的同时,依然愿意对话、了解。和好几个人的紧密联系就此形成。我确信,在离开南极后,我和其中许多人的联系会依然保持很久。我也有信心,神会许可未来的对话成为持续的救赎生命的工具。

日出

九月里,太阳终于越过地球的曲面,投射出它的光线,尽管我们还不能真正看到太阳本身。到了十月,太阳突然重新在地平线上出现,结束了半年之久不间断的黑暗,而那黑暗只有在月光下才有所缓解。

科考站上一片欢腾,最主要是因为太阳升起,意味着飞机将重返科考站,送来给养、带我们回家。在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讨论中,我们将这与世界等待弥赛亚之前的长夜像比拟。除了在信主的第一年,我还没有过如此激动人心、如同复活节一样的体验。

对于失去了夜空,我感到一定的遗憾。但在太阳长时间缺席后的再现,对于整个社区的触动是如此的切实明显,远远盖过了我的遗憾。在那一刻我知道,离开南极我真会感到失落的。但是让感到欣慰的是,我知道,在我回家之后,那曾向我展示月亮柱、极光,悄声对我说话的神,依然会在每日的生活中等待着我。(完)

Brett Baddorf 为田纳西的科多瓦希望教会差派生活在南极的宣教士,曾任青少年传道人十余年、大学校园传道人三年。他和妻子莎拉已于2017年十一月返回田纳西。个人博客为: whyeveryoneshouldmovetonewzealand.blogspot.com.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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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阳刚化并不会使它更壮大

历史告诉我们,教派的发展与教会成员的性别比例无关。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earl / Lightstock / Envato

“教会正经历一场男性危机。” 你无疑听过这句话,它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提起。 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西雅图现已解散的以男性为主的战神山教会(Mars Hill Church)的前牧师经常提出这样的说法,“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一群乖巧的、柔弱的、温驯的、小姑娘似的教会男孩”,或者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基督徒是小姑娘,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像小姑娘一样的男人”。

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话也触动了男性基督徒们的这根神经。 就在最近,公共神学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heology)的主任欧文·斯特拉坎(Owen Strachan)就男子气概的本质,通过播客和相关的推文,又重启了这个常年对话的序幕。

这些论证声称,“男人所到之处,教会就会成长”,或者说,“男人引导,女人跟随”,这两种说法都暗示着女性人数多对教会成长不利。 从大卫·默罗(David Murrow)的《为什么男人讨厌去教堂》(Why Men Hate Going to Church)到莱昂·波德尔斯(Leon Podles)的《教会无能》(The Impotent Church),大量关于基督教男子气概消亡的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推销基督教男子气概受到威胁的观点。 这些书的销量很可观,所以其中的想法就一定站得住脚吗?

错了,事实证明,今天的基督教并不比50年前、100年前、300年前、1000年前,甚至是教会的第一个世纪更“女性化”。 那些认为教会的成长取决于特殊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活动——甚至依赖尤为“男性化”的教牧方式——的人,误解了教会的历史记录,也危害了教会关于性别的历史教导。

古代资料明确指出:从一开始,基督教就是一个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宗教。 第四世纪的教父耶路撒冷圣济利禄(Cyril of Jerusalem)在他著名的《教理讲授》(Catechetical Lectures)的开篇,就对会众中的男性说话。 他说

“很可能你是为了别的原因来这儿的。 一个男人可能为了讨好一个女人,以此为由来到这里。 ……我接受这种理由,并且欢迎你,虽然你是带着邪恶的目的而来,但也会成为一个被美好的希望所拯救的人。”

在这里,在基督教早期最著名的一篇关于如何教导信仰的文章中,牧师开宗明义地说,“听着,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只是因为你们的未婚妻强迫你们来这里。”

妇女皈依基督教的现象非常突出,公元370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不得不向教皇下令,不要再派传教士去敲异教妇女的门了。 历史学家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皈依早期基督教的人当中,上层社会妇女的比例非常高,其他就是奴隶和少数民族了。

原因有很多,但从宗教史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整理的大量历史数据中可以看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仅仅是基督教对妇女的优待,至少不会施压要求寡妇迅速再婚。 基督教对年轻女孩结婚的压力也比较小。

在陈述他的理由时,斯塔克报告了公元前303年、在教会经历的一波迫害中发生的一则轶事。 当时官员们捣毁了一座家庭教会,没收了基督徒们聚集起来要分发给穷人的物品:其中有16件男式外衣和82件女式外衣。 自古以来,教会的女士们在认捐活动上,也绝对是完胜男士们的。

从教理手册到教会援助工作、再到古代的原始资料记载,情况非常清楚:基督教的女性比例很高。

约会传道还是婚姻传道?

斯塔克还指出,由于罗马世界遗弃或杀死了许多女婴,所以它的男女比例非常不平衡:每100个女人对应大约130个男人,失衡情况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 因此,很多罗马男人很难找到老婆。 由于基督教徒以女性居多,所以很多基督教女性也很难找到丈夫。 (如果这个情形听起来很熟悉,那是有原因的:这与今天基督教女信徒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

由于古代的这种不平衡,基督教女信徒往往嫁给异教男子。 《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多次提到在宗教上分裂的家庭。 (哥林多前书7:12-16和其他经文。)在异教丈夫和基督教妻子的较量中,基督教通常会获胜。 但这恰是古代教会和现代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差别。 古代基督徒从不讳言将信仰归功于基督徒的母亲:提摩太的信仰就归功于他的母亲和祖母。 圣奥古斯丁把他的信仰归功于他的母亲。 而且我已经提到了圣济利禄的教理讲授,它提供了隐性的证据,证明很多异教徒的男性为了娶女基督徒,参加了基督教速成班。

基督教妻子改变历史的突出案例也很多。 因着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的情妇玛琪亚(Marcia)的求情,挽救了未来教皇的生命。 作为蛮族法兰克部落国王克洛维(Clovis)的妻子,克洛蒂尔德(Clotilde)对丈夫的皈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促成了整个法国的福音化。 事实上,在基督教扩张的过程中,基督徒们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由与异教男子结合的女基督徒完成的。

很明显,早期基督教会的特点是,有很多基督徒妇女与非基督徒男子结婚,然后用坚毅的眼神,拉着丈夫和孩子去教堂,直到他们最后向基督的怜悯投降。 早期的婴儿洗礼习俗可能也有助于这一过程,因为基督徒妻子可以利用这一仪式来“宣称”对子女信仰的主权,而让他们的异教丈夫在后面追赶。 美国新教徒通常不给婴儿施洗(而且婴儿的数量比过去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婚姻不像过去那样是有效传播福音的途径。

关于后一点,几乎在基督教的各历史阶段,教会的成长有很大一部分都与生育有关。 一个男多女少的教会,就是一个离灭亡只差一代人的教会。 那么,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是事实:有女人的教会就是有婴儿的教会,因此也是有未来发展的教会。 在早期基督教会中,妇女人数众多,所以她们的生育能力推动了基督教人口强劲的自然增长,与停滞不前的异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的基督教一直是女性主导的

即使是许多推动“男性危机”说法的人,也承认教会中女性占多数的悠久历史。 例如,“男子气概的艺术”(The Art of Manliness)网站上的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女性如何大规模地主导着美国早期教会。 文章提供了不同宗教历史学家的引文、18和19世纪目击者的描述,以及直接从教会记录中提取的数据,这些都表明,至少在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的基督教会大约60%到80%的成员为女性。

到了20世纪,我们有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从1850年到193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了一次宗教团体的普查,要求美国的每一个教会和教派对各自的各种主要统计数据进行报告。 从1906年开始,这些统计数据也包括了成员的性别报告。 此外,自1972年以来,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收集了足够的数据,以估计女性在教会会众中的比例。 而在几波调查中,GSS还询问了受访者童年时父母去教会的模式,这至少可以估算出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家庭中母亲上教堂的比例。

这张图中的数据很枯燥,但它能说明一个问题:近年来基督教会的性别构成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整个关于基督教男性比例下降的故事就是一则假新闻。 我们出席或不出席,就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 从童贞女玛利亚开始到现在,基督教女性在教会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比基督教男性要显著得多。 换句话说,男性的宗教自满这一不幸的现实并不新鲜,它也不是教会生存的威胁。

这种趋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特有 最近的国际调查显示,基督教徒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以女性居多。 在基督教和许多穆斯林国家,妇女的祷告次数都多于男性。 非洲保守且快速增长的福音派教会中大多数是女性,就和欧洲那些已然衰落又与世无争、不断进步且由国家扶持的教会的情况一样。

更多的男人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成长

“男性危机”的说法所引发的争议,是它暗示当教会会众中男性不够多时,教会终将衰亡。 不够“阳刚”的教会就会自招灭亡。

这个说法可以被检验,而它恰巧是完全错误的。 下图根据皮尤(译注: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2007至2014年间美国各宗教教派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增长或下降的情况调查,绘制出了皮尤2007年宗教景观调查(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中各教派女性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会出席率的性别平衡与教会成长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关联。 让你的教会更男性化并不会使它更壮大。

有些教派可能会反对我的方法,因为我使用的是调查数据,而不是教派本身报告的会员人数。 然而,我利用皮尤的性别平衡数据和2007年至今各教派报告的教会增长情况,在35个大型教派的样本中使用教派成员数量来测试这种关系。 同样的,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一个宗教团体的性别平衡与教会的发展关系不大。

今天是这样,一个世纪以前也是这样。 下图显示了1906年至1936年间31个教派的增长情况,并将其与1906年这些教派的性别比例进行了比较。

同样,没有关联。 教派的成长根本与教会成员的性别比例无关。

真正的问题绝非性别问题

最终的真相是:所有对教会“男性的终结”的抱怨,都是过激的、没有道理的。 基督教从最开始、及至此后每一个时期,都是一个女性占多数的宗教。 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

有了这些信息,保罗关于男女信徒的警告(见提摩太前书2-4章和其他地方)突然听起来有点不同了。 保罗对妇女应该如何行事作了详细的指示,也许是因为他所要传道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由嫁给非基督徒的妇女组成的,她们很实际地想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家庭树立榜样。

同时,当保罗对男人说话时,他经常谈到领导的角色,也许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基督徒男性都是这样的角色。 如果早期教会真的有70%是女性,如果由于缺乏固定的聚会场所,教会的规模通常比较小,而且考虑到第二世纪以来基督教徒中修道率很高,那么早期教会参加教会活动的男性很可能大部分是会众领袖、教会工作者或独身主义者。

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教会所传讲的教义。 希望支持女性按立的读者也许会很高兴听到女性是早期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让教会更有男子气概并不能推动教会的发展。 但希望支持限制女性授职传统的读者也会得到再次的肯定。 尽管保罗写信去的教会的性别平衡问题和今天一样,甚至比今天的更不平衡,但他还是坚持由男性担任牧师和教会领袖。

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挑战这两种解读中的任何一种。 我只是要挑战一种观点,即基督教在美国衰落的原因是它变得过于女性化。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今天美国基督教会的性别平衡问题,与任何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是否可以(或应该)对性别失衡采取任何措施?

上述国际调查确实还提出了一个原因,即女性更具宗教热忱。 在家庭以外就职的女性(尤其是全职工作且无子女的女性)与男性的宗教热忱大致相同(在大多数国家,85%或以上的适龄男性都参与全职工作)。 和男人一样有工作生活的女人,往往和男人一样没有宗教信仰。

换句话说,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他们的男性教徒人数不足,而是他们向现代西方世界贪婪的、以工作和事业为中心的消费文化做了太多妥协。 信仰永远是家常便饭,在外工作的男女都在经历世俗化。 教会选择敬拜玛门,对神的敬拜自然就受到影响。

因为默认通过工作得到报酬(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学校教育)应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部分、日程表中的主要内容和社会身份的主要组成,教会已经放弃了最重要的立场。 为了成长,教会最好少向世俗的成功妥协,而是鼓励清贫的誓言,更新克己的纪律。 与其培养更多的大胡子牧师,不如劝诫教会中的富人把收入的20%、30%、70%或90%奉献出来。

教牧辅导应鼓励教友重新思考,是否真有必要做现在这么多的工作,还是可以考虑减少生活的开支。 当我们的儿女考虑上大学时,我们应该敦促他们考虑学生贷款的危险——不是说他们会背负太多债务,而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把太多的生活时间投入到用以换取报酬的工作中去,而没有足够时间参加教会和家庭的活动。如此只是得不偿失。 更多的男性信徒不会带来教会的复兴。但若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弃这个世界,却可能点燃复兴的火焰。

Lyman Stone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的研究员,也是咨询公司 Demographic Intelligence 的首席情报官。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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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对鸦片类药物上瘾时

我愿意服事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但要做朋友就困难得多。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5,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我跪在打开的车门旁,旁边是我的朋友,她躺在副驾驶座上。周日上午礼拜时,有人把她扔在了教堂的停车场。她的右臂上有许多新的针眼(skin pops),一根带血的针头在她的腿上。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她说。 “我想停止用药,但是…”,她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我把手放在她弯着的肩膀上——几个月前给她施洗时,我也是这样支撑着她的肩膀。我记得教会里的人是如何一起欢笑,试图找出如何让她完全浸入水中,同时保护她腿上戴着的脚踝监控器(ankle monitor)。现在,脚踝监控器不见了,但她受洗时那种超脱凡俗的情感也不见了。

“我不会坐在这里看着你自杀”,我说, “我得找人帮忙。”

我关上车门,走开。但没走十步,我就转身回去开门。

“我敢打赌,你这一辈子中很多人都在离你远去。但我们不会让你独自经历这一切。”这次我进去求助时,我没有关车门。

我听到我的朋友说:“我就知道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我的朋友——她允许我讲述这个故事——并不是第一个向我承认因滥用药物而成瘾的基督徒。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时,我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帮助——我带来的论断多于希望。背叛和愤怒、无望和悲伤的感觉一波一波地袭来,忏悔的谎言撕碎了共同的记忆,我也使自己与对方疏远。

当一个在基督里的弟兄或姐妹将自己的毒瘾曝光时,人们应该如何反应?没有一个流程图可以遵循,也没有什么现有资源,尤其在疫情期间更是没有。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答案是基督徒的友谊。我指的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共同盼望,以忠实的鼓励和相互信任为标志的友谊。

在我所在的阿巴拉契亚乡下社区,65%的人说药物滥用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首要问题。在我们这个刚成立三年的教会中,超过一半的会众受到药物成瘾的影响。当我和我丈夫在这里服事时,我们看到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滥用药物,以及在不同康复阶段的人们。

最近的报导 指出,在疫情期间,鸦片类药物的滥用和过量使用在40多个州都有所增加。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成瘾往往是一种孤独和孤立的状况。

对于与药物依赖性征战的信徒来说,与基督教社群的隔离会加剧绝望、羞耻和无价值的感觉。然而,许多人也因为害怕被谴责而避免与人联系。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再次吸毒,或者在康复期间使用合法、经证实可以帮助治疗鸦片类药物成瘾的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美沙酮(methadone)和纳曲酮(naltrexone),会受到论断。这些是一些基督教群体所不认同的。

许多教会无法处理药物成瘾的混乱不堪。康复不是一条平顺的途径,也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知道,对我来说,在康复庆祝会上齐心背诵12个步骤并不难。但在我生活的其他情境中,与“那些”庆祝会里的人互动是比较困难的。我愿意服事,但发现要分享我的生活却困难得多。

然而,我对福音的理解是,当我不值得信任时(约2:24),耶稣冒着与我交朋友的风险(约6:70-71),显明了神的爱,完成了神使所有受造物与自己和好的计划。而我被呼召去跟从他。

这种呼召并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策略来指引我该如何应对我教会和社区中与毒瘾搏斗的人。基督徒的友谊没有万无一失的过程,特别是当你在处理毒瘾和疫情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我发现“心态”(heart posture)这个词比策略更有用。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为与他人的持续互动做准备。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下可能需要不同的回应方式,但目的是相同的。以下是我发现能帮助我的要点。

1.方向

只有神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所需要改变的深度和类型,但圣经很清楚地说,不管一个人的心目前的状况如何,每个生命都有价值(诗139:13-14)。一个在毒瘾中挣扎的人,其价值不亚于英国的女王。人们习惯于把一个人看作比另一个人更有价值,但好消息是神不会这样。

我们可以祈求神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像神一样重视彼此。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身体和生活显示出毒瘾的影响时,我们不必谴责他们或忽视他们。我们可以夺回自己的思想,让它们顺服于重视每个灵魂的基督。

当神开始调整我的心态时,我开始看到人们连承认滥用药物的问题都会冒的风险。这是一种勇敢和有勇气的行为,因为这让一个人暴露在我可能做出的所有反应面前。

现在,当一个朋友完全坦诚地分享她的挣扎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谢她对我的信任。我承认自己的恐惧,并请求和她一起祷告,这样我们都可以寻求智慧,并知道如何好好爱对方。

2.预备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或预备好一个友谊可能带来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友谊因疫情下保持社交距离而更艰难的时期。但是,在真正的友谊中,没有退出的计划。基督徒的友谊需要开放的态度。

我们通过私下和共同的祷告、读经、守圣餐(是的,甚至通过视频会议)、敬拜、慷慨和顺服等简单而必要的行动,为彼此的友谊预备好我们的心。通过这种方式,神让我们一起为可能到来的一切做好准备。

真诚的群体也为有关突发事件的对话创造了空间。正在康复中的人,需要针对万一他们重新使用毒品而发生的潜在问题,能提出见解和应对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讨论医疗方案和法律问题,并就一起走的路达成共识(摩3:3),有护栏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3.持续的参与

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朋友共同分享的永生中,污名是盼望的敌人。我有好几个在康复中的朋友说,有时候基督徒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个工作专案。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我觉得自己被毒瘾的污名所困,因为大家都只想和我谈这个问题。请你也问我关于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才是我想成为的人。 ”并不是她想躲避自己的过去,她想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复原计划是很好的,但人们也需要在基督徒群体的完整生活中受到欢迎。

一个人的康复可能与另一个人的康复截然不同,而以福音为根基的友谊是最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共同追求恢复,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友谊的目标:不是严厉的谴责,而是深刻的联系,不是限制,而是相互的建造。

在教会中,我们能得到自由和医治来实践悔改、饶恕、怜悯和恩典。我们不是被造来独自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被造来活在一个信仰群体中——有怜悯却又坚定地互相砥砺去做神所计划的任何善工。这将意味着我们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为负责任的互动创造安全的空间,并为他人和与他人一起忍耐。这些都是耶稣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通过服事和被服事了解到,在十字架脚下没有道德高地。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得着“洁净”都是从耶稣开始的,祂告诉我们要一起跟随他。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教会这个福音所塑造的群体中,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康复和恢复,能更好连接友谊的地方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给教会写道:“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Naomi DeBord Bivins 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克斯伯勒(Wilkesboro)的根基教会(The Foundation Church)的牧师。她拥有亚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硕士学位,也是一名有经认证的康复教练。

翻译: Addison Lin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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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当上帝给耶稣两个家谱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何理清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0, 2021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圣经》中的难题就像减速垄一样:它们可能令人沮丧,它们或会危害不谨慎的人,但它们却有效地使我们慢下来,并使我们集中注意力。 张力引发思考。 明显的矛盾迫使我们更细密地与文本搏斗。 当上帝默示它们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研究福音书时,我们立刻遇到了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家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马太福音》第一章列出了由亚伯拉罕起的42代;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由亚当起有77代。 在大卫和耶稣之间的几十个名字中,只有五个同时出现在两个名单上。 更糟糕的是,耶稣有两个不同的祖父:雅各(太1:16)和希里(路3:23)。

理清差异的努力往往集中于《马太福音》一方,部分原因是他的家谱看起来更具神学动机——不少的间断,所提及的女性,以14为一组的三个群组等等。 我们假设路加“只是在列出事实”,而马太以摆弄事实来表明观点。 但这同时贬低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太的和作为神学家的路加。 我认为路加的家谱有一个与马太一样有力的神学议程,甚至是更有力的。

想想他如何列出从亚当到基督的77代。 这个数字指向安息日。 它让我们想起了拉麦的77倍报应(创4:24)和耶稣的77次饶恕(太18:22)。 它唤起了每七个七年守一次的禧年(利25:8–55)。 耶稣在路加福音4:16-21中宣告祂履行禧年的应许,这一发展在两章之前已预示了,他们被召回鄕报名上册这事提醒我们禧年时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家”这诫命(利25:10)。

也值得注意的是,路加不是在耶稣生命的开始时介绍祂的家谱,而是在祂开始工作时,当时祂“大约三十岁”(3:23)。 三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 祭司在这年纪开始他们的工作(民4:3);于这年纪,大卫成为君王(撒下5:4),以西结看到神的预言异象(结1:1)。 通过在这个阶段插入祂的家谱,路加将耶稣的血统与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连接在一起。 通过追溯到亚当,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他把耶稣描绘成各国的先知、各民的祭司以及全地的君王。

接着,是耶稣的祖父(们)的问题。 自三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猜测约瑟有两个父亲,要么是因为他被合法收养,要么他是由遗孀与亡夫兄弟结合而生的孩子。 (在这个犹太习俗中,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孩子就死了,他的兄弟为了替他家族中留名,会娶那寡妇。 )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瑟是希里又是雅各的儿子。 对我来说, 这听起来总像是极端的辩护。 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中,有不同地方论及遗孀与亡夫兄弟的婚姻或合法收养。

其中之一涉及希律和他的兄弟腓力(路3:1)。 希律娶了腓力的妻子,激怒了敏锐的犹太人,并最终令施洗约输被斩首(可6:17)。 因此,路加在叙述耶稣成年生活时,是先讲述了一个人在哥哥还活着的时候,进行了一段犯了奸淫的“遗孀与兄弟的婚姻”的故事。

另一个是与耶稣自己有关:“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路3:23)。 在法律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但约瑟并不是祂的生父。 正如加百列向马利亚解释,耶稣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和“神的儿子”(1:32,35)。

我们甚至在施洗约翰身上找到一个例子,他把自己与一个“我不配帮他解鞋带”的人(3:16),与耶稣做对比。 解鞋带就是在男子解除遗孀与亡夫兄弟婚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申25:9;得4:7)。 也许,正如大贵格利所言,约翰不仅宣称自己在基督之下,而且不配取代祂成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 约翰是伴郎,而不是新郎(约3:29)。

在这个更广阔的范围中,希里和雅各的难题不是巧合,而是模式的一部分——一个假如我们不放慢至几乎停顿的速度就很可能被忽咯的。 感谢上帝给我们减速垄。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牧师,也是《圣灵与圣礼》(Zondervan出版)的作者。 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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