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logy

上帝设计我们的大脑“需要他人”

科学和圣经教导皆鼓励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苦难。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7, 2024
Waldo Jaqith / Flickr

精神科医师柯特汤普森(Curt Thompson)曾写道:“作为一个人类,就是作为一种脆弱的存在。”苦难揭露了我们的脆弱性,显明我们人性中常希望忽视的这个特征。

有些人是在遭遇悲剧、天灾或关系破裂时,被迫面对自己的脆弱性,但我的脆弱性却是悄悄地显现在我的血肉之躯中。大约九年前,我患上一种将主宰我成年生活的疾病。未来的一切与我20岁时所想像的大相径庭。但在一个充满改变的计画、失望和医疗帐单的生活中,我最大的惊喜竟然是喜乐。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伴随慢性病而来的是疼痛、受苦感和挫折感,而我们对这些情况无能为力。我的自体免疫疾病迫使我常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的脆弱,让人看到我想要藏匿起来的无能状态。但是,在学习在自己最破碎之处接受爱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最深的喜乐。

喜乐在一些我觉得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出现,例如在我和丈夫(他为了照顾我日益衰弱的身体,暂停了神学院的学业)搬进去的那间破旧小屋里。由于关节疼痛,我很难在家里行走,也很难做一些基本的事,例如做晚餐或收拾碗筷。在我的羞愧和屈辱中,其他人小小的同理心之举显得更加突出。

有一天,朋友下班后顺便过来探望我。当她坐在我身旁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哭泣。我沉浸在不确定性的悲伤中,担心自己的生活永远不会好转,但她透过与我的痛苦共处一室,无声地安慰了我。让她看着我崩溃的样子,使我意识到,即使在如此破碎的状态下,我也是被爱的。我的朋友拒绝淡化我的痛苦,也没有试图修复我,“被她所接纳”为我带来的那份简单的喜乐,在我的悲伤中带来新的生命。喜乐、痛苦和脆弱的共同存在,成为我那晚记忆的一部分。

被独自内化的苦难既黑暗且沉重,但有他人一同分担的苦难却能带来勇气和盼望。在生病的最初几年,我放下退缩倚靠自己的生存策略,将我的无助和悲伤公诸于众。当我与朋友分享我的痛苦时,我得到他们的接纳。友谊这个安全的港湾给了我空间,让我得以以恩慈的态度接受疾病为我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悲伤和限制。对他人的坦诚甚至让我对上帝更加坦诚,我发现我心中的哭喊与许多诗篇的作者相呼应。我学会拥抱自己的痛苦,视它为一份充满挑战性的礼物,挑战他人同样接纳自身的痛苦——而这种接纳本身具有治愈性。

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身体上的痛苦,当我们感知到自我完整性的损失或威胁时,大脑就会将其视为一种受苦(suffering)。专门研究慢性疼痛的骨科医生莫斯科维茨(Peter A. Moskovitz)写道:“无论其成因或背景为何,受苦的感觉在神经生物学上的表现是相同的。”

其他医生和研究人员发现描述在各种原因造成的痛苦中,“绝望、恐惧和受苦的感受”是常见的相关现象。作为人类,尽管受苦时会感到与他人以及自身高层神经功能的“全然脱节感”, 我们皆有着相同的神经生物学现象。

受苦感会引发一种“内在解体”的感觉,当我们经历痛苦时,我们的大脑会在其他重要任务里分心。像德国生物学和临床心理学教授托马斯·韦斯(Thomas Weiss)这样的研究人员正在探究我们的大脑组织与长期性的痛苦之间的关系。但许多受苦者自己可以证明,在我们情况最糟糕的时候,我们很难进行客观的思考,也很难在与他人、自己甚至与上帝的关系中感到安全。

人际神经生物学(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是研究大脑和注意力的一门较新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它强调人际关系对“神经整合”产生的作用——就像我朋友对我的同理/共情所带来的影响那样。神经精神病学家丹·西格尔(Dan Siegel)在《人际关系与大脑的奥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书中介绍了这一领域, 描述羞耻和受苦的感受如何阻碍我们调节情绪和反应的能力,但当我们感受到他人的倾听和接纳时,我们的认知和心理功能以及整体健康就会有所改善。

从生命的最初一刻开始,我们就在周遭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发展和生存,我们的大脑也是如此。社会连结对人类全人福祉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们实际上与生理上的疼痛共享一条神经通路

透过研究和亲身经历,我对痛苦和人际关系的了解越多,就越觉得人际关系是改变痛苦和随之而来的受苦感的途径。当然,身为基督徒,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有人际关系间彼此共情的榜样。

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甚至用生物学的词汇来描述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我们的身体:“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12:24-26)。上帝医治我们、使我们成长、改变我们生命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过祂的身体——教会。

近期的一些研究也指向这一方向。 2016年一项关于社会支持与疼痛关系的研究发现,随着正在经历疼痛时的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在社会关系里,大脑内启动的疼痛区域就会减少。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社会团体里的成员们——例如教会或小组——是人类疼痛经验中重要的资源,可以强化个人目标感、意义感和安全感。

其他个别研究指出,拥有更多社会支持的人在癌症里经历到的疼痛以及心脏手术后感受到的背痛胸痛较少。在运动员中,团队凝聚力已被证明能显著提高对疼痛的承受度。

虽然疼痛和苦难可能会造成个人的内在解体,但人际神经生物学家越来越有信心,人类大脑在其一生中能对诸如婚姻、心理治疗和友情等有意义的关系做出积极/正向的神经学上的改变。

我的疼痛的潜台词是羞耻:一种无法忍受自身处境的可怕的无力感。但福音始终提供我一种不同的叙事。我们的文化宣扬个人自给自足的能力,而痛苦却提醒我,我不足以独自面对疾病和失望。我没有自我满足的能力,并且造物主未曾设计我为一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人。人际神经生物学的见解和福音的叙事将我引向我自身之外的帮助,去寻找我的大脑、身体和灵魂最需要的医治。正如擅长将精神病学与基督徒灵命塑造历程结合的专家汤普森所写,苦难中的喜乐只会在“来自我自身之外的人的帮助”下出现。

苦难暴露了我们的脆弱性,揭露了我们通常想假装不存在的人性特征。也许这就是苦难的礼物:它迫使我们体认到,我们无法独自承受生命中的痛苦。当我允许我的苦难被别人看见和接纳时,我的大脑学会如何去信任。最终,和他人一同感受我们的破碎之痛时,我们的大脑学会倚靠唯一能救赎我们的身体和这世上无处不在的苦痛的救赎主。

我的大脑,就像我的身体和灵魂一样,被造之初的设计便是渴望关系。在苦难中,我知道我需要别人;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需要上帝。

凯蒂·乔·拉姆齐(Katie Jo Ramsey)是科罗拉多州的治疗师和作家。她曾为CT Women撰写过关于在患有隐形疾病的同时如何在基督徒群体中生活的文章。凯蒂目前正在撰写她的第一本书,该书将结合人际神经生物学和神学的见解,探讨她在苦难中获得喜乐的经历。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见KatieJoRamsey.com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Church Life

当媒体成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时

从建立一个“诠释性的群体”开始,我们才有机会转变文化处境。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Pexel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在我的家乡菲律宾,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很快——不仅透过社交媒体,还经由所谓的“长舌妇(Marites)”的口耳相传。“Marites ”是他加禄语(Tagalog),指的是“爱说闲话的人”。

Marites其实是一个复合词,由mare(意思是教母godmother或社区邻近的朋友群)以及英文“latest(最新的)”所组成。换句话说,这个词的实际意思是:“朋友,有什么最新消息吗?”因此流言蜚语传播得非常快,尤其在人口稠密、贫穷的城市社区里。

然而,科技的发展加速并扩大了错误讯息的传播,连朋友间的传话速度都望尘莫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甚至是媒体受到政府影响或限制的国家。

分析师说,小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其盟友之所以能重新执政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能大规模地利用社交媒体来洗清人们对他父亲担任总统期间执行的独裁统治的印象。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对假新闻在自己群体内的猖獗、阴谋论的盛行、以及对能否发掘真相失去信心而哀哭。我们这些身处第三世界/主体世界(Majority World)的人对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层面也很敏感: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其背后的属灵现实。

我们感受到邪恶力量是如何潜伏并牢固地扎根于媒体技术中——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2:2中所说的“空中掌权者的领袖”的现代版本。

保罗在《歌罗西书》1:16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要表明邪灵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还体现在非人类的力量——那些奴役或压迫人的结构和制度中。

先知耶利米说,谎言通常会与压迫相结合。当真理在公共领域消声匿迹时,“欺凌加上欺凌,诡诈加上诡诈”就会增生(耶 9:6)。那些口出谎言的人就会持续地行在恶道上。

国家和其他强大的机构有能力运用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来欺骗民众。独裁者为巩固权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钳制新闻,这绝非偶然。

在这个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的时代,基督徒应当为真理而战。我们应对抗“空中掌权者”,在公共领域以有说服力的方式阐述上帝为社会设立的准则。

建立一个“诠释性的群体”

参与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并不像美国宗教右派那样,仅仅意味着“让基督徒担任公职或掌握权力,以便推广我们的价值观和主张”。它应该意味着创造一个能够论证基督教价值观的合理性塑造公共生活典范的社会知识环境。

正如作家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说:

统治者“相信什么”并不如他们所必须遵循的信念重要。一个对信仰持怀疑态度或漠不关心的政治家,若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比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在世俗的框架下工作更有果效。 ……重要的不是政治家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是他们是否受制于其统治的人民的传统和风气/框架,使得他们必须在这样的框架内实现抱负。

那么,我们该如何建造这样一种(基督教的)框架/环境呢?

首先,我们要有意识地建造一个我称之为“诠释性的群体(hermeneutical community)”,这个群体由那些像以萨迦支派的人组成(历代志上12:32),他们能够辨明时势,并就如何有效影响和改变社会提供指导。

根据保罗神学的解释,做见证就是“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遗憾的是,这一使命任务被基督徒搁置一旁,因为我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肤浅的福音宣讲上,而我们称这类宣讲为“传福音(evangelism)”。我们培训基督徒在“如何得救”等问题上研读圣经,却不教导他们如何将上帝全面的旨意应用在我们每日面对的许多议题上。

诚然,要培养人们参与公众事务,就需要重点关注那些具有相关专业恩赐和专长的人,打开他们的心门,使他们认识到福音与生活的关连性。现在是时候让这成为我们教会生活的中心,见证更多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及那些有恩赐能以创造性的方式与非基督徒交流的人。

在反抗菲律宾前总统斐迪南·马可仕(Ferdinand Marcos)独裁政权的抗争运动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诠释性的群体的重要性。当时,菲律宾一些福音派领袖不断批评我的机构——亚洲教会与文化研究所(ISACC)——参与反对马可仕统治权的浪潮。

ISACC 是个由社会科学家、国家发展专家、作家、艺术家以及一些牧师和神学家组成的小群体。我们坚信1986年宣称马可仕获胜的快闪选举结果是欺诈的。他已不再有统治我们国家的权利。

我们与其他民间运动一起发起抗议。当时的福音派领袖称这些运动为“叛乱”,并不断引用罗马书13:1-7,谈论要顺服掌权者。

但我们对时局的解读与他们截然不同。我们认为,与当时菲律宾情势相似的经文不是多数福音派认为的《罗马书》第13章,而是《启示录》第13章。有些时候,当国家不再是造福百姓的好管家,而变成一只野兽时,我们必须抵抗它(启示录13:5-8)。

事实证明,我们对当时的局势和相关经文的解读是正确的。

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后,一些教会领袖开始反思:为什么ISACC似乎能理解人民的脉动,我们却错过了?

为了避免再次错过历史性的前兆,我们必须培养一群年轻的思想领袖/群体,他们能准确地读懂时代的征兆,并创造性地应用圣经来分析和应对我们世代迫在眉睫的问题。

使列国成为门徒

其次,耶稣吩咐我们使万国万民成为门徒,而不仅仅是使个人成为门徒。我们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创造新的重视生命的方式。

但要做到这一点,主要不是藉由建立被我们神圣化的“基督教”替代品,如“基督教媒体”或 “基督教学校”——而是藉由将基督信仰渗入现有的机构来实现。我们可以透过参与在其中,肯定或批判现有的习俗和传统,将它们转向基督和天国的价值观。

我们对马可仕发出的强烈抗议虽然发生在 37 年前,但我们现在仍持续与类似的邪恶野兽搏斗。

例如,在许多本应恢复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发现专制/威权主义正卷土重来。对独裁者或神话般的强人的崇拜仍然存在。

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在于“文化运作的价值”与“现有的治理体系”之间的脱节。正如瓜地马拉社会学家贝尔纳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evalo)所说,“我们有民主的硬体,却有专制的软体”。

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一套如“软体”的价值观来支持我们建立的“硬体”结构和制度。

要建立能支持我们(基督教)框架运作的文化模式,需要我们使整个国家作主的门徒。这一过程始于(但不止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的转变。这种转变旨在“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10),以至于逐渐扩大至整个社会层面。

宣教史学家安德鲁·华尔斯(Andrew Walls)在追溯基督教如何从犹太教到能融入希腊思想形式的过程时,解释了圣经是如何与文化互动并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

神的道(Word)要深入所有这些(文化)独特的思维方式、亲属网路、以及那些赋予一个国家共同性、一致性和身份认同的特殊行为方式里。神的道必须进入一个群体共同的思想和道德进程。

当我们把神的道带入公共领域时,我们把人们从保罗所说的心灵的“营垒”中释放出来(林后10:4)。保罗说的“营垒”主要不是外在属灵势力的地盘,而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谎言网路,这些谎言塑造了我们社会的意识并使我们的文化处于束缚之中。

做见证包括攻破任何会拦阻人信靠基督的知识上的障碍。这意味着以各种方式将神的道传出去,“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不幸的是,我们的见证常被简化为预先重复包装好的福音公式,我们假定这些公式能在不同文化中起作用,却未真实地与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互动。同样不幸的,是我们这些接受西方神学训练的人,往往忽略了我们见证中的本土文化和道成肉身的特质。

改变生命的工作

如今,大规模的贫困已侵蚀菲律宾人民的价值观。经济压力使我们的官员放弃廉洁,也使我们的海外劳工甘愿在偏远地区走私和运送毒品。我们在他加禄语中称这种情况为“kapit sa patalim”,意思是人们为了抓住生存的机会,即使刀锋会割伤自己的手,也会紧紧地抓着那把锐利的刀。

但是,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改变能透过组织我们共同生活的结构传播开来,如同初代教会如何在迫害下借着实践信仰和门徒生命的见证,突破阶级、种族和性别的障碍,最终粉碎了建立在奴隶背上的希腊-罗马社会的社会结构。

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争战始于人们的心灵/思想。人们追随“空中掌权者的领袖”,直到神的道闯入他们的心灵。当福音渗透并改变我们(乃至我们的群体/社会)原先对世界运作模式的理解时,我们的社会便能迈向新的文化模式。

梅尔巴·帕迪拉·马格盖(Melba Padilla Maggay)是一位作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她现任“弥迦全球”(Micah Global) 总裁,曾任亚洲教会与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Asian Church and Culture)所长。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评论专栏,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Ideas

和不同信念的邻舍寻找共同点

跨宗教的互动要不陷入含糊的多元文化主义十分困难──但在多元的民主社会中,仍是必要的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督徒如何在这个我们无法控制的世界里信实地生活、成为好邻舍?

2020年,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和我合编《Uncommon Ground-Living Faithfully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非凡之地—在多样世界中信实地生活)一书。我们的编辑计画召集了一群福音派和亲福音派的朋友一同来反思——如副标题所说的——基督徒如何在充满差异的世界里信实地生活。然而,从那时起,我曾以各种不同方式对我手里的工作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信实于主,没错,但也应该成为好邻社。我们的世界不仅存在着各式各样真实的信仰差异,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世界。

我之所以有这样微妙但重要的重新思考,要归功于我与《美国跨信仰组织》(Interfaith America)的创始人兼总裁Eboo Patel的友谊及合作。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跨信仰组织,《美国跨信仰组织》不推广装模作样的多元文化主义,假装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天堂,或我们之间在信仰上的差异无关紧要。《美国跨信仰组织》认真看待各种宗教的特殊性,找出因特殊性而造成的冲突和紧张,并努力寻求跨越宗教差异的共同点

我在将近十年前认识Eboo。第一次见面时,我们聊着家里有年幼的孩子、忙碌的出差行程、公开写作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以及不同宗教间合作的重要性。从那时起,我们一起演讲、教学、写作和组建机构。

身为回教徒,Eboo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而这种差异对我们来说并非小事。我们还有其他的差异:Eboo讲的故事比我多;我喝酒,而他不喝;他的语言通常比我的语言更生动多彩。尽管我们有这些差异,我们还是朋友。

你可能会想,这种友谊与基督徒在世上的参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与所有事都有关系。

我的问题──基督徒如何在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世界中,信实地生活并成为好邻舍──正是跨越信仰的问题。这个问题询问我们如何能与“那些不认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信仰的人”成为共同的公民、同事与朋友。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基督徒常常被视为自私自利,对其他信仰和无信仰的邻舍缺乏关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

提出这样的跨宗教问题并没有任何相对主义或模糊的成分——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淡化自己的信仰或假装这些信仰不重要。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常说,没有什么陈述比“我相信耶稣是主,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更不合逻辑的话了。福音要么对整个受造界而言是真理,要么是欺骗愚人心智的谎言(哥林多前书15:12-19)。

福音的普世真理迫使我希望所有人都来认识它,包括Eboo。但我也深信,福音最好是用说服的方式来传扬,而不是强迫或控制。Eboo知道我想让他成为基督徒,但他也知道我相信他是否信主并不取决于我,我们的友谊也不取决于他是否信主。

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与成全者,而圣灵是使世人知罪、知义、知审判的主。身为基督徒,我的呼召不是强迫别人归信我们的信仰,而是信实地生活,成为他们的好邻舍。我的使命是见证上帝的故事在受造物中的展开。

而这可能包括与那些信念与我们不同的人优雅地合作。在我身为法律及宗教学者的工作中,我经常主张给予他人更大的自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委身的方式来生活,即使这会增加他们进一步推广我认为错误和误导的信仰与实践的机会。

就Eboo而言,他希望帮助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他虽不相信耶稣是主,但他确实相信──就像耶稣所应许的──当基督徒的行为能像耶稣的门徒那样时,他会认可基督徒的生命样式(约13:34-35 )。他相信,当美国基督徒皆成为爱上帝、爱邻舍,并展现圣灵的果子的基督的门徒时,所有美国人(信与不信的)都会因此受惠。

而我也有自己想达成的目的。我想藉由证明基督徒可以在坚定地持守我们信念的同时,在许多领域上与非基督徒慷慨地合作:建立友谊、一同倡议、推广宗教自由、慈善事业、教育等等⋯⋯来让对“跨信仰(interfaith)”一词持怀疑态度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再污名化这个概念。我也希望向致力于跨信仰合作的社群展示,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像这样的合作充满热情。

我和Eboo的其中一项项目,也是我在此文里想宣布的:《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in a Diverse Democracy)系列文章。过去两年来,我们在一群人之中培养友谊与信任,这些人的声音共同为基督教/后基督教右派的信念,以及日益脱离教会的左派提供一种反向的叙事(counternarrative。我们深信基督徒可以与那些不认同我们信仰的人成为朋友、邻舍和市民——并且我们可以在完全保持基督徒身份的前提下做到这一点。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此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此系列将探讨“做一个信实的好邻舍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从现在直到美国大选日的意义。这系列每位撰稿人都相信,美国作为一个拥有众多信仰的国家,为基督徒提供能以信心和爱心与邻舍接触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弗4:1-2)。

正如我在《非凡之地》一书中所写的:“我们之间的许多差异都至关重要,否认这一点最终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表现。”《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系列文章不会淡化我们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亲切地跨越这些差异。当我们将另一方妖魔化时,我们就会错过重要的洞察力——这些洞察力只有透过善意地理解不同的观点才能获得——并失去寻找共同点的可能性,”而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失去了促进共同益处和缩短我们关系之间的距离的机会。

我与Eboo的友谊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友谊说明,尽管我们对共同益处的理解确实存在差异,但我们仍能找到与他人的共同点。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友谊能在我的基督徒同胞中越来越普遍。我的祷告是,当处在多元民主文化中的福音派基督徒自问:“做一个信实的好邻舍意味着什么?”时,这系列的文章能鼓励并装备他们。

John Inazu是华盛顿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 Learning to Disagree: The Surprising Path to Navigating Differences with Empathy and Respect (Zondervan, 2024)。他是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董事会成员,也是 Trinity Forum 和 Interfaith America 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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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因为义怒而掀桌?未必如此

在这愤怒的时代,我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是公义的,也可能是有罪的。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Brad Hambrick是Summit Church辅导事工的负责人,该教会位于北卡罗莱纳州,共有14个分堂,约有1万3000名会友。他也在东南浸信会神学院教授圣经辅导,也是《Angry with God: An Honest Journey through Suffering and Betrayal》等书的作者。

你如何区分好的愤怒和坏的愤怒?

所有的愤怒都在诉说两件事:“这件事是错的,而且这件事很重要”。在人际关系里,“有罪的愤怒”则会诉说第三件事:“这是错的,而且‘它是错的’这个事实比‘你这个人’还重要”。当我们愤慨地诉说前两件事时,我们的气愤可能是正确的:“你不该这样做,而且这件事很重要”。但当我因此想对你犯罪时,那么即使我气愤的出发点在神学上和道德上是正确的,也不能代表我“表达愤怒的方式”是公义的。当人们选择透过社交媒体或采取政治手段时,在许多方面而言,“你错了”里面的这个“你”不是变得非常遥远,就是变得模糊不清。而这让人们在发泄情绪或愤怒时感到更自由,因为他们不再看见“人”,他们仅仅浸泡在让自己愤怒的原因。

你在哪些地方看见具有破坏性的愤怒?

愤怒最常出现在私人场合。如果有人在家乐福大发雷霆,那表示他们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运作功能已严重退化。

我们通常会想用过度简单的方式来评量自己是否是大发义怒:“如果我是对的,而且这件事很重要,那这种愤怒就没问题。不然你要告诉我我错在哪里”。通常当我们处于这种“大义凛然”的愤怒状态时,我们喜欢耶稣在圣殿里翻桌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在做的事

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1章,耶稣翻完桌子后,叙事者说:“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祂就治好了他们。”在我脑海里,原本我想像耶稣在圣殿里的样子,就像绿巨人浩克那样,变成绿色的,直盯着人们的灵魂。每个人都逃避耶稣,因为我们搞砸了。但在耶稣最深刻地表达愤怒的时刻,那些最脆弱的人感到自己被保护、被耶稣吸引,而不是害怕祂。

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愤怒的时代,你是否能建议一些处理愤怒的方式?

我认为有帮助的一个类别是厘清自己的责任配置——认识到你在哪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当我对自己影响力最小的地方感到最激烈的愤怒时,我的愤怒无处可倾泻。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时,我们就会开始依赖愤怒,试图取回一些我们觉得已失去的东西。

在我们文化框架内的讨论,每个人都在说:“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有冷静的论述”。但没有人真的这样做。但即使这种论述不是由上而下,也应该是由下而上,如果我们的领袖不这样领导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就应该要求领袖这样做。

对时事的愤怒,与对个人关系中被背叛的愤怒,适用的原则是否不同?

人们有自私的愤怒,也有受苦的愤怒。如果你读诗篇44篇,在前几节中,人生很美好。然后,出现了细拉。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就像火车失控那样,在接下来的12节左右,诗篇作者将不好的事归咎于上帝,就像诗篇前半部分将好的事归功于上帝那样。

这是愤怒的麦克风。这里有错误的思维——诗篇作者呼喊上帝醒来,而我们知道上帝从不会睡觉。但诗人并不需要为此悔改。诗人正在经历生命中一个不合理的痛苦季节,道德的天秤失衡了。我确实认为在回应苦难时,诗人有无辜的悲伤/愤怒的合理性。

所以诗篇是处理愤怒的好方式吗?

愤怒常见的一个特征是,我们觉得没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觉得不被了解。因此,我们会提高音量,以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我们也会提高言辞的尖锐度,试图让别人了解我们。我们越是愤怒,人们就越是远离我们。

这并不是说,当我们读诗篇时,我们会得到一些深刻的洞察力来解释我们的处境,然后我们便能说:“哎,看来我没有理由生气”。但我们能经常在诗篇里看到的是,在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而且每个人都把我们推开的时刻,我们可以把这些事带到上帝面前,并知道祂关心我们,祂对这些事并非充耳不闻。

与这相关的故事有,当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丛里时。摩西一直挣扎于处理愤怒的方式。他曾在愤怒时杀了一个人;当他看到金牛犊时,他把它磨碎,让人们喝下去。在民数记20章,摩西大发脾气,开始打骂磐石。

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见我百姓的呼喊。我看见他们的苦难”。也许你可以想像自己若是摩西,会怎么回应上帝——“好吧,我不该杀那个人。那是一时的愤怒。那是不好的。但至少我做了些事。而上帝,祢什么都没做。”然后上帝说:“我听见了,我看见了,我一直关注着这些事。”我们通常不会见到燃烧的荆棘——那不是人类常有的经验——但诗篇是我们能从上帝那里得到类似在荆棘丛里的安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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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何时回应诽谤,何时不予理会

无论是纠正他人的诽谤或保持沉默,都不能脱离一件事:寻求认识耶稣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不久前,一位女士告诉我她与教会内一位成员发生了冲突。不过,说是“冲突”可能不够精确,,因为这起事件似乎更多是单方面的行为。女士说,这位会友在私下聊天的时间及社交媒体群组中散布关于她的不实言论。

“当别人散布关于你的谎话时,你似乎多数时间都选择不予理会,”她这样对我说。 “难道为自己辩护是错的吗?我应该要忽视他们对我的评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部分难处在于,我们经常错误地理解“忽视(to ignore/ ignorance)”的意思。根据定义,忽视听起来是被动的——字面上的意思看起来是不知道,因此没有回应。然而,“忽视”一词的正确定义是主动的。为了以好的方式忽视,我们必须首先很好地了解情况,而这也许是选择忽视或回应前最大的难题。

要以符合圣经教导的方式回应对自己的诽谤,并不像其他一些议题那样是简单的黑与白的问题,例如“我可以有外遇吗?”或“我可以挪用公款吗?”。箴言26:4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紧接着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句并非相互矛盾。有时回应毁谤是正确的,有时则是错误的。

基督教道德并非一大堆资料的集结,而是对一位人格的跟随。耶稣的道德榜样之所以复杂,是因为祂身为上帝智慧的本身,可以清楚看见我们不能全然看见的事物——祂很清楚哪些情况下需要箴言26:4所说的忽视,哪些情况下需要箴言26:5的正面对决。

当有人毁谤耶稣时,耶稣有时会直接反驳不实的说法(约翰福音5:19-46),有时则不为自己辩解,而是透过提出问题或讲述故事来揭露对方背后的动机(路加福音14:1-6)。很多时候,祂完全不理会别人怎么说(可11:33)。还有一次,祂甚至嘲笑诽谤的内容(路加福音7:28-34)。

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耶稣都以身作则,展示箴言所警告的:避免以犯罪的方式来回应他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马太福音5:38-40)。

使徒彼得敦促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我们,而要更在意我们自己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他写道:“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彼前4:14-15)。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弱点。我那位被会友诽谤的朋友认为我通常能忽视那些关于我的不实评论,但我想她可能高估了我对那些话了解的程度。我并不会搜寻自己的名字,也不会看那些我在社群媒体上没有追踪的人的标签回覆。这不是因为我认为人们这么做是错的,而是因为我很了解自己;如果我去注意那些东西,我会分心,我会无法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

来向我咨询的那位朋友的个性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是,如果你有“好争执”的倾向,或是对他人的认同过于敏感,对你而言最好的做法可能不只是忽视诽谤,而是尽可能避免知道诽谤的内容。如果你无法以不报复对方的方式回应诽谤,就不要做出回应。

处理毁谤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事情整体的情况。耶稣对待那些被错误资讯所迷惑的人(约1:45-51),与那些马太形容为蓄意“陷害”祂的人的方式不同(太22:15-22)。我认识的许多人会花时间和精力来“纠正”关于自己的误解,却往往没有首先辨识这些不实指控漫天飞舞背后的原因。

有时候这些不实指控的起因是真正的资讯错误/误解,在这种情况下,以阐述真相来面质谎言可能是正确的做法。但在许多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没有真相,而在于真相没有用(对方一点都不在乎真相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蓄意透过对他们圈子里大家共同认识的某个人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来为自己建立“(话语权)平台”。回应来自这类人的诽谤没有任何意义。

有时候,保护他人免受诽谤所涉及的原则,与保护自己时涉及的原则截然不同。约瑟宽恕哥哥们的不义是值得赞扬的(创50:19-21)。不过,如果他拂袖不理哥哥们对别人的苛待,就太不公义了。一般来说,箴言27:2的原则:“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经常可以应用在回应他人对自己的诽谤上。

当有人散布关于你的谎话时,除非整体情况显然不适用忽视的原则,否则请倾向于选择忽视。当情况涉及关于其他人的谎言时,则要反其道而行。当有人四处说着关于你的邻舍的不实指控时,你若默默无视,就会误入耶稣所说的路边被强暴殴打的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0:25 -37)。耶稣忽视许多针对祂的毁谤,但祂不接受那些针对祂所医治的瞎子的毁谤(约翰福音9:1-5)。

第一世纪的士每拿教会(Smyrna)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毁谤:他们隶属的宗教团体不承认他们。罗马帝国为他们贴上煽动叛乱和破坏民族的标签。耶稣告诉他们,祂知道这些诽谤,而且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但得胜的意义将显明在祂最后的审判中,而非其他人对我们妄下的审判(启示录2:8-11) 。

那位询问我该如何回应(或不回应)诽谤言论的女士首先需要知道,耶稣知道真相与谎言的差别;祂就是分辨真相及谎言的那位。当我们在决定是否要纠正诽谤或保持沉默并将自己交托给神时,请寻求认识自己并辨识自己正面临的处境,但最重要的是,寻求认识祂。

有时候,选择有所回应是对的。但比你想像中更常见到的是,选择忽视是有福的。

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总编辑,带领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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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Wire Story

中国终止国际领养,数百个个案陷入困境

这个决定让美国数十个福音派家庭震惊不已,这些家庭从COVID-19爆发之前就已开始领养的程序。

Chris Hondros / Getty Image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9/5宣布,中国政府已正式终止其国际领养计划,数百个在COVID-19爆发前已与孩子配对好,但在2020年被搁置领养程序的美国家庭的希望破灭了。

位于伯明翰的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国际领养高级主管Karla Thrasher表示,这一消息令领养机构和48个在疫情前已与中国孤儿配对的家庭感到震惊。

“他们绝对十分震惊。这件事发生得非常突然,”Thrasher告诉浸信会新闻社。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本以为事情正朝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但却突然收到这封关于中国不再进行外国领养的邮件。”

中国在2020年暂停领养程序时,Lifeline正在为100多个配对家庭提供服务,但由于各种家庭状况的影响,这个数目有所减少。

Thrasher表示,剩下的48个家庭满怀期待地持续等待,并承受着各种情绪,包括愤怒、悲伤和对这个消息的难以置信。

“他们当中有些人只差几份文件就可以去见他们的孩子,并完成领养手续。这些家庭与领养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Thrasher说。

领养计画里有些孩子曾参加过Lifeline的寄养家庭计划。

“这些家庭中有几个实际上已经见过他们的孩子,并通过我们在美国举行的计划与孩子们共度过一段时间,”Thrasher说。 “这些孩子中有几个曾参与寄养/接待计划,他们来到美国后,实际上在这些家庭里度过一段时间,所以这些家庭已真实地认识了这些孩子。”

毛宁在新闻简报会上宣布,中国的公告终止了一项长达30年的计划,但国际居民领养血亲或继子女的情况除外。该跨国领养计划于8月28日正式结束。

在中国于COVID流行期间暂停该计划前,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国际领养年报》,在2020财政年度(即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美国与中国最终完成202例跨国领养。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父母领养孩子的热门国家,2019年有819例领养,2018年有1475例,而10年前的2008年则有2036例。

自2020年暂停领养计画后,美国直到2023年才有来自中国的新领养案件,共完成了16例案件。这些领养案件包括已获准前往中国的家庭(处于领养过程的最后阶段)。 Thrasher表示,其中一些家庭是透过Lifeline的服务完成领养程序。

“这些家庭在2020年1月因COVID暂停计画时,已处于领养程序的最后一步,”Thrasher说。 “他们拥有一份名为旅行许可证的文件,中国尊重这份文件,并允许那些家庭在去年前往中国,”Thrasher说。

“即便是在昨天,在所有的悲伤中,上帝仍提醒我们那些已经能够前往的家庭案例,以及那些已经有了家的孩子。庆祝这一点也很重要。”

Thrasher表示,美国最大的福音派领养机构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将会与这48个家庭一起祷告,陪伴他们在悲伤中处理失去孩子的伤痛,并帮助他们考虑未来的选择。

但她表示,被留在中国的孩子将面临在孤儿院度过余生的处境,获得的医疗护理、教育和机会都非常有限。他们年满16岁后将不得不离开孤儿照护系统,除了低薪工作,几乎没有其他资源跟选择。有些孩子可能会沦落至乞讨或犯罪的生活。

Thrasher鼓励美南浸信会基督徒为留在中国的孩子祷告,为因失去孩子而悲伤但仍盼望能领养孩子的家庭祷告,也为在全国各地努力为孩子安排家庭的领养机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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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洛桑信约》: 多元中求合一的神学纪念碑

50年前,《洛桑信约》解决福音派分裂的方法并非忽视、掩盖,或消灭彼此的歧见。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 2024
Illustration by Ibrahim Rayintakath

在2000年的电影《记忆拼图》里,主角蓝盖(Leonard Shelby)的大脑受到特殊伤害,使他无法形成新的长期记忆。他最多只能记住30秒到一分钟前的资讯,之后就会忘记一切。

蓝盖与自己过往人生的脱节,让他对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的困境,永远处于困惑不解的状态:我在逃离什么样的敌人——我为什么要逃?为什么拿着枪?他的疑惑是失忆症的后果:无法记得自己的历史。如果蓝盖能重新学习并记得生命里重要的部分,才能真的回到稳定的生活,对自己和周遭的人有正常理智的认识。

身为今日的福音派基督徒,我们就像处在蓝盖的状态下。我们也与过去脱节,即使肇因比脑部受伤更容易扭转。我们面临的结果是,福音派现在比以往更加分裂,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在与曾经是朋友的“敌人”争战。

但如果我们停下来回想我们的历史呢?我们不仅会回想起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甚至可能可以重新恢复福音派曾经有过、现在仍有或能再次成为的最好的版本。

当然,今日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福音派”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似乎几乎不再有共识了。如果全世界的福音派能就“衡量福音派的方式”达成共识就好了——这种衡量方式必须足以鼓励我们之中有着健康的多样性,同时又足以确保核心教义的完整性。

但如果这样的共识原本就已存在呢?

50年前,1974年7月,来自150个国家约2700位基督教领袖,在美国布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和英国神学家斯托得(John Stott)的嘱咐下,前往瑞士的洛桑市(Lausanne , Switzerland)。

会议的正式名称是“第一届世界宣教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后来被称为1974第一届洛桑大会。虽然当时的大会只包含了全球教会的一小部分,但《时代杂志》报导那次大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涵盖范围最广的基督徒聚会”。

上图:1974年,参赛者抵达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图:展台将洛桑大会翻译成大会的六种官方语言。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上图:1974年,参赛者抵达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图:展台将洛桑大会翻译成大会的六种官方语言。

这次大会最重要、最持久的成果也许是《洛桑信约》——日后被证明是现代福音派最有影响力的文件之一。这份文件的目的是要回答这个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共识,好能在世界宣教的任务中结为伙伴?

当时的福音派和今日的福音派一样,受到原教旨主义派(fundamentalism)与现代派(modernist)之争的影响,几乎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机构和教派都曾因此发生丑陋的分裂。原教旨主义派(又称“基要派”)处理分歧的方式包括严格的信仰审视和教义上的僵化。现代-进步派(progressive)的观点则避免设定任何教义上的界限,冒着严重偏离基督教在历史上信守的教义的风险。

但福音派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面对神学上的多样性/多元性,洛桑运动的福音派采取的方法有两项特点:(1) 以历史上基督教的共同认信内容为核心,慎重地协商并跨越差异来形成合一; (2) 庆祝“多样性本身”是固有的好事,甚至是上帝为全球各地基督徒在主内身为普世性的教会所订定的计划的体现。

《洛桑信约》为福音派一词立下神学上的定义,并非常有意地避开福音派运动与任何社会政治因素相关的可能性。 《洛桑信约》也没有在许多与神学、教义和信仰实践等重要但次要的问题上选择特定立场。例如,信約中没有讨论关于洗礼、事工中的性别角色、地球年龄和进化论。

透过避开这类问题,《洛桑信约》将立场上分歧的基督徒容纳在一起,否则他们可能会继续分裂。洛桑大会的领袖寻求创造一个能超越这些分歧的盟约性的共同体/群体(community),为着“圣而公之教会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的共同使命服事。

某种意义上而言,《洛桑信约》像一份企业信仰声明,由15条条文、引言和结论组成。这份文件仅有3100多字,短到可以清楚地排版在一张双面的纸上。信约起草委员会主席斯托得(John Stott)在对信约的阐释中解释每项条文背后的理由——这是信约必读的部分。

斯托得写道,如果仅仅视这份文件为一份信仰声明,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的本意是一份盟约——是份“有约束力的契约”,签署人承诺彼此之间共同的目标和伙伴关系。经过十天的辩论、讨论和协商后,多数的与会者(2300人)一同签署了这份文件。正如斯托得解释的,“我们不想仅仅宣布一些事情,而是要做一些事情——共同委身完成将世界福音化的任务。”

即使到今天,这项盟约仍然是由那些阅读过并同意其内容的人签署——透过签署,我们承诺在上帝的使命中彼此合作。

和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一样,直到成年之前,我在成长过程中未曾听过《洛桑信约》,也没有人要求我签署。我是个有着深色皮肤的印度人,于1978年出生在南加州,我父亲是第一代移民,他们都是基督徒,且父亲曾在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就读。

虽然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有时会参与《洛桑信约》,但我就读的是公立高中和无宗教背景的州立大学。我从小到大去过的教会也都没有宗派背景,这其中有优点,但同时也有关于基督教历史的健忘症。

我第一次听到《洛桑信约》是在2000年底,也就是24年前,当时我还是一名研究生,正在攻读成为医学科学家。我申请并获得了哈维奖学金(Harvey Fellowship)——这是个为进入基督徒代表性尚不足的领域的基督徒学子提供的奖学金——所有申请人都必须签署《洛桑信约》。第二年夏天,我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活动,与一小群其他新加入哈维奖学金的成员见面。

这个活动大大扩展了我对福音派多样性的体验。Ben Sasse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改革宗长老教会的成员,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为婴儿洗礼提出合理论据的基督徒,尽管我和他在这方面的看法不一样。来自康乃尔大学的植物生物学家Mac Alford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肯定进化论的基督徒——当时的我拒绝接受进化论的论述。

尽管这些分歧让人感到不舒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我们都签署了《洛桑信约》(信约对这两个议题都没有采取任何立场),因此我们已承诺要相互合作。

《洛桑信约》为我们的差异提供神学上的解释——其根基是,我们相信这些差异本质上是有价值的。洛桑大会的领袖们不满足于一个“被缩小了但拥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体/群体(community)”,而是寻求建立一个能跨越我们之间的差异的广阔共同体。

《洛桑信约》如此解释——如同斯托得形容为“以弗所书3:10的直译”——我们对经文的不同观点是上帝的智慧向我们显明的机制:

上帝在基督里和圣经中的启示是不可更改的,现今圣灵仍借着圣经说话。圣灵在各种文化中光照属上帝的子民的心智,使他们透过自己的眼睛,重新得见其中的真理,从而使全教会更多地看到上帝诸般色彩的智慧

与其为了达到表面虚伪的和平而划出范围很小的教义边界、使群体变小,福音派的邀请是我们大家能一起读《圣经》,厘清我们之间的分歧,并进行协商——这样的本质在《洛桑信约》形成的过程里十分显著。

虽然第一届洛桑大会本身只持续了10天,但起草盟约的过程却花了数个月的对话和协商。试想看看,共有2700名代表参加这场会议,这之中有多少合作的可能性呢?事实证明是相当多的。引用斯托得的评价,“我们可以真诚的说,《洛桑信约》体现了洛桑大会在心志和情感上的共识。”

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成员包括斯托得、当时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的校长哈德逊·阿默丁(Hudson Armerding),以及来自美国校园基督徒团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秘鲁神学家萨缪尔·埃斯科瓦尔(Samuel Escobar)。

在七月洛桑大会开始前的几个月,各国与会者收到所有讲员的论文,并请他们提供书面回馈。由当时《今日基督教》的编辑道格拉斯(J. D. Douglas)撰写,《洛桑信约》的初稿便是根基于这些论文的主要主题和见解。

在对《洛桑信约》的阐释里,斯托得说,“这份文件已经可以真诚地说是出自于大会(尽管大会尚未召开),因为它反映了主要的讲员事先发表的论文贡献。 ”

在大会开始前,《洛桑信约》初稿已寄送给几位顾问,并在第一次修订中采用他们的建议。之后,信约委员会又监督了第二次修订。

但起草人也希望能与大会参与者接触,聆听他们的意见,并从中学习。因此,在第一次大会的中途,每位与会者都拿到一份信约的第三稿,并提交回应、在每天各自的小组中进行讨论。

在这些回应中,任何反对意见和修正建议都会提交给起草委员会。据斯托得所说,大会非常认真地回应每项建议。大会收到数百份意见书,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后进行分类和研究。有些提出的修正是同一议题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但起草委员会还是尽可能容纳所有可以容纳的部分。

最后,这次协商在三个主要主题上对《洛桑信约》的最终样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经过慎重的协商,委员会加入了圣经无误(biblical inerrancy)的声明。第二,加强了信约中关于社会责任的声明。第三,为了反映全球教会(特别是西方世界之外)所关注的议题和其智慧,委员会做了几处修改。我相信,这三个主题恰恰总括了《洛桑会议》今日能教给我们的三大课题。

一,受神学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人的意见影响,信约加强了关于圣经权威的条文,加入一项经过慎重协商的圣经无误声明,也就是圣经“所宣告的毫无错误” 。这个具体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争议,为信约起草委员会带来极大的挑战。

一方面而言,加入圣经无误声明的理由很充分:对圣经经文的不同观点是造成福音派与进步派基督徒之间许多深刻分歧的根本原因。在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学科的驱使下,现代主义仅仅主张圣经是“有权威的,但其传递的讯息却会因其自身的许多错误而随时代改变。”

与此同时,许多自由派基督徒拒绝相信复活、童女怀孕以及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亚当和夏娃。虽然这三项基督教经典主张的重要性并非同等,但拒绝承认其中任何一项都是会带来深远影响力的重大改变。

厘清对圣经经文有不同解释的根本因素,是洛桑大会组织者的首要任务。基于充分的理由,福音派不能轻易地与那些对福音的理解不包含“耶稣肉身复活”的人在世界宣教之路上合作,因为这完全是另一种福音(加1:6-9)。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林前15:17)。

但同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洛桑大会也是对前一年(1973)由普世教会协会(WCC)在曼谷召开的《今日救恩会议》(Bangkok Conference on Salvation Today)所做出的回应,甚至连会议地点的选择部分原因也是因洛桑市邻近日内瓦,而普世教会协会(WCC)的总部就在日内瓦。

《今日救恩会议》包括福音派代表及自由派和主流派基督徒,其中许多人已经偏离正统。尽管会议的最后报告对福音派作出了让步,肯定使徒行传4:12所说的“除祂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对其他如加强福音神学(theology of the gospel)的要求(要求认同1970年的《法兰克福宣言》,在此宣言里,德国基督徒反对WCC的路线越来越“人本主义导向”)——却被WCC视为单纯是西方人的想法(不能代表全世界的基督徒)而拒绝。

此外,《今日救恩会议》里面还包括其他一些声明,例如将任何“从社会压迫中释放出来”标记为救恩的一种形式——例如“越南人民的和平、安哥拉的独立、北爱尔兰的正义与和解,以及人们从权力的俘虏中释放出来”。贝豪思教授(Peter Beyerhaus)在《今日基督教》一文写道

在这类宣告里,在看似有圣经依据的掩饰下,救恩的概念被如此扩大,并且丧失了基督教的独特性,以至于任何解放的经验都可以称为“救恩”。更因此,任何参与解放的努力都可以称为是一种“传教”。

贝豪思补充道,《今日救恩会议》也提出毛泽东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作为基督教可接受的替代产物。同样地,先知西蒙·金邦谷(Simon Kimbangu)的教会(他声称自己是父神的化身,他的儿子是耶稣的第二次化身)也被视为“基督教在原住民事工”上值得赞扬的范例。这些论点不仅仅是随意的评论,而是WCC领导层有意识地表达他们对亚洲和非洲教会的看法,对此,任何神学上的异议都被WCC视为“试图将原住民教会同化至西方神学思维的尝试”。

虽然没有人有权主宰“谁才可以自我认同为基督徒”,或自我认同为福音派,但《洛桑信约》寻求将基督徒的合一建立在向全世界宣扬福音的共同使命上。这个使命是即使我们在神学上分歧,仍愿加入教会这个经常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群体的主要原因。

而关于“福音本质”的严重分歧,主要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圣经的方式。在这场辩论中,每个人都同意圣经经文是“权威性”的,但对于“经文教导的内容是否随时代改变且充满错误?”则有相反的意见。

另一方面,即使对许多正统的基督徒来说,圣经“无误(inerrancy)”一词同样是他们争论的焦点。圣经无误是个很复杂的词汇/概念,因为它已被一些基要派/原教旨主义者视为“教义上的试金石”。让整个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个词的定义并不清晰,因为第一届洛桑大会(1974)离分别在1978年和1982年撰写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和《芝加哥圣经释经学宣言》还有几年的时间。因着定义上的不清晰,许多与会者当时强烈反对《洛桑信约》在其关于圣经经文的声明中使用无误(inerrancy)一词,也就不足为奇了。

斯托得在谈判过程中找到解决这个僵局的方法,且非常地有智慧。他没有要求使用无误(inerrancy一词,而是用一个简洁而突出的定义来取代,说圣经经文“所宣告的毫无错误(without error in all that it affirms)”。其他反对使用“无误(inerrancy)”这个词汇的福音派确实会肯定这个声明,但许多进步派基督徒则不会。

二,洛桑大会也强化了《洛桑信约》中关于社会责任的条约。在这一点上,起草委员再次将自己与“WCC的进步派”和“原教旨主义派对自由主义社会福音的过度反应”区分开来。

追溯葛理翰牧师(Billy Graham)在社会正义问题上的努力,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则条文具有启发性的历史背景。1953年,葛理翰打破他自幼在美国南方所受的教育,开始坚持他的教会必须实现种族融合,让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

1960年,葛理翰去到非洲几个国家的复兴聚会上演讲,并被大量地报导——他在挤满人的体育场向庞大的群众传讲福音——但他不愿意去到南非,在其种族隔离政策下对照肤色而席的群众传讲福音。

葛理翰如此刻意的举动显然是对当时教会内种族分离的状态作出社会政治上的表态——并激怒了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包括他自己的教派——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s)。

在葛理翰拒绝南非的邀请一周后,原教旨主义布道家兼广播员老鲍勃·琼斯(Bob Jones Sr.)在题为《种族隔离符合圣经吗? 》的复活节广播信息中作出回应。琼斯从对使徒行传17:26的扭曲解读中得出结论:答案是肯定的。他辩称,种族融合和试图结束种族隔离的行径违背了上帝创造的秩序,分散了人们传福音的注意力。在这一点上,琼斯与南方许多基督徒的观点相同。

尽管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葛理翰至终还是在1973年,也就是洛桑大会的前一年,在南非举行了黑人、白人和棕色肤色人群共聚一堂的大型聚会。这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布道家对着十万名坐在一起的群众大喊道:“基督教不是白人的宗教⋯⋯基督属于所有人类!”

左上图: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会闭幕典礼上签署《洛桑信约》。左下图:洛桑大会领袖于1974年召开的记者会。右图: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左上图: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会闭幕典礼上签署《洛桑信约》。左下图:洛桑大会领袖于1974年召开的记者会。右图: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

葛理翰是马丁路德·金恩的朋友,有时也是金恩在其志业上的公开盟友。在葛理翰一生中,对见到种族正义实现的渴望不断增长。但葛理翰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足够,2005年,他对自己没有更有力地推动民权运动表示遗憾,希望自己当时有与金恩博士一起上街抗议。

这样的历史背景为《洛桑信约》最终版本的文字带来生命力。《洛桑信约》将宣扬福音的使命(根基于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中,上帝传递的讯息)及社会正义(societal justice)的任务区分开来:

我们在此表示忏悔, 因我们忽略了社会关怀,有时认为布道与社会关怀是互相排斥的。尽管与人和好并不等同于与上帝和好,社会关怀也不等同于布道/传福音,政治解放也不等同于救恩,我们还是确信:福音布道和社会政治关怀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作为对曼谷《今日救恩会议》的回应,《洛桑信约》明确指出,从压迫中获得解放与圣经中的救恩概念并非同义词。然而,《洛桑信约》也避免了原教旨主义忽视社会正义的错误,甚至呼吁福音派基督徒悔改,因为他们也曾有所误解,放下了本属于基督徒生活实践一部分的社会关怀。

这些讨论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仍是重要的课题。我们今日在探究种族、文化多样性与社会正义时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新的问题。关于福音社会正义的神学争论甚至与现代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争一样古老。福音派正确地拒绝了社会福音以及某些会导致信仰脱离基督教自古以来持守的教义见证的解放神学形式。然而,在追求公义的实际行动上,我们往往过于自满,甚至没有为我们的自满感到忧虑。

今天,在面对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简称CRT)和多元、公平及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DEI)的倡议上,同样是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有许多方法可以定义并实践CRT与DEI,其中有些近似世俗化版本的解放神学。但是,渴望在社会里鼓励包容多元性的心志是令人敬佩的,而且最终能反映出对上帝国度的渴慕。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呼吁推动种族正义的基督徒,是受圣经的内容和关注所驱动参与的,甚至这些动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榜样上。

至少在很高的层次上,CRT与DEI的既定目标并非问题所在,即使我们担心许多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可能充满误导性或具有破坏性。而对于那些担心出现“反对圣经的DEI派别”的人来说,最好的解药可能正是效法《洛桑信约》的榜样。愿我们能阐明一个强而有力的公义神学(theology of justice),并在我们的实际行动里贯彻这些信念,也愿我们为自己过去在追求公义上的失败而忏悔。

三,在研究洛桑运动时,我总是被其成员对全球西方教会之外的教会的多元性所感到的骄傲、喜乐和爱,以及他们想要放大这些声音的愿望所感动。洛桑大会的成员结构包括来自最偏远、代表性不足、资源不足的国家的人。洛桑大会按照经济能力提供不同比例的费用,以确保经济较不充裕的成员也能参加。不过,即便每届洛桑大会的组织者都能聚集有史以来最多元化及全球化的基督徒群体,他们也总是对无法出席的教会一隅表示难过。

尽管如此,洛桑大会对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与会者”的承诺在其早期历史中确实面临一些障碍——从第一次大会开始,2700多名参与者之中就有超过1000人来自发展中国家。

并且,在洛桑运动出现以前,一些非洲基督徒领袖曾呼吁“暂停”西方宣教士的活动,以及透过宣教士的网络所募集的任何资金。部分原因是许多人反对他们在宣教活动中看到的“家长模式(paternalistic patterns)”,这种模式往往是由巨大的财富不平衡所助长的。

来自西方的宣教活动——即使立意良善,有时也是剥削性的,未能建立健康及合作的关系,为非西方国家提供良好的服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宣教运动将西方文化与基督教联结在一起,确实扭曲了福音,并经常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福音绊脚石。

第一届洛桑大会的组织者邀请了在这场争论中各方的基督徒参加,其中包括提出暂缓宣教活动的肯亚神学家约翰·加图(John Gatu)。在大会上,由大约60位非洲成员组成的东非国家策略小组讨论了关于“暂缓西方宣教运动”的议题。加图主张暂缓,乌干达的圣公会凯文杰主教(Festo Kivengere)则反对暂缓,两人随后进行了激烈且理性的辩论。到了周末,双方已厘清彼此的分歧,并向大会提交一份共识声明

暂缓西方宣教运动的理念背后,是对非洲过度依赖外国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的担心——这有时反而阻碍了本地教会在宣教的主动性和成长上的责任。我们的小组认为,可以考量在特定情况下(而非普遍情况下)施行暂缓宣教的概念。

由于“全面性的暂缓宣教行动”的要求已被撤销,洛桑大会的其他成员(以及主要由西方人士组成的信约起草委员会)本来可以不再讨论这个议题,但相反的,信约委员会承认非洲成员的忧虑是合理的,并修改信约草案,指出:“我们也承认有些宣教事工在装备并鼓励他国领袖负起应有的责任方面行动太慢了。”

在其他部分,《洛桑信约》在其有关“布道与文化”的条文里,承认虽然“福音并没有预先假定某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越”,但全球的宣教工作“常将异国的文化与福音一起输出,导致教会受制于文化,而不是服膺于圣经的真理”。

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在1970年代分发的《洛桑信约》。
洛桑世界福音委员会在1970年代分发的《洛桑信约》。

在这些声明中,我们看到非西方的教会正确地纠正了西方教会,而西方教会则以悔改来回应。再一次,如同信约里的词句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存在需要我们解决的分歧,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分歧,才能有机会如此美丽地呈现“上帝诸般色彩的智慧(many-colored wisdom of God)”。

而这个议题的根源是非西方基督徒的共同愿景,他们希望以平等的身分参与普世宣教。而《洛桑信约》公开地致敬这个美好的愿景:

我们感到欢喜的是,一个新的差传时代已经开始。西方教会在宣教中的主导作用正在迅速消失,上帝正从新兴的教会中兴起强大的新生力量,致力于普世宣教,表明布道的责任是属于基督的整个身体。

五十年前,福音派人士逐渐意识到,当福音与西方文化和国家的连结过于紧密时,非西方教会会如何受到伤害。而现在,我们亲眼目睹这种连结对西方教会自身同样也造成危险和伤害

每当我们将基督教与西方、美国或任何其他社会政治实体连在一起看待时,我们的见证及对福音的理解就会被扭曲。当我们忽视全球教会内各种不同的声音时,我们就忽视了上帝“诸般色彩”的智慧。

左上图:凯文杰主教。右上图:斯托得(John Stott)。下图:1989年洛桑第二次会议的与会者。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左上图:凯文杰主教。右上图:斯托得(John Stott)。下图:1989年洛桑第二次会议的与会者。

《洛桑信约》创造了一种奇特的运动:一个由来自全球数个教派和机构的基督徒组成的关系网路。而尽管大会本身完全由新教徒组成,但他们在共识下缔结的信约也有意与基督教其他传统分支产生共鸣。至少在《哈维奖学金》支持的研究生之中,许多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基督徒也签署了。

一位来自中国的基督徒曾向我叙述他被要求在信约上签名时,内心真实的恐惧和忧虑。在中国,签名是政府用来辨识基督徒和逼迫他们的物证,所以他被教导绝对不要签署这类会彻底牵连到自己的东西。不过,经过深思熟虑后,他还是决定在信约上签名,而这是他唯一签署过的信仰声明。我们之中许多人不会遭遇和他一样的迫害,但在签署信约时,我们和他——以及许多像他一样的人——站在一起。

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委身于洛桑信约的群体持续成长着,虽然我们之间仍充满歧见,我们能清楚地仰望那位超越我们所有差异,将大使命交托于我们的上帝。

上图:1989年第二届洛桑大会,与会者讨论会议议程。下图:第二届洛桑大会的主题会议。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上图:1989年第二届洛桑大会,与会者讨论会议议程。下图:第二届洛桑大会的主题会议。

洛桑运动不断聚集新一代的领袖。在1974年第一次大会15年后的1989年,第二届世界大会在马尼拉召开,这次大会有来自173个国家(包括苏联)共4300名代表参加。这之后再过21年,2010年第三届洛桑大会在南非开普敦召开。这一次,来自198个国家共4000名代表亲自聚集在一起,但还有更多国家代表透过线上方式参加。

今年九月,第四届大会将在首尔召开,届时将有5000名代表(包括我本人)亲自出席,另有5000名代表将透过线上方式出席,以及数以万计的代表将出席全球各地的卫星会议(洛桑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小型会议)。

自2010年上一届大会聚集以来,全世界在过去14年发生了许多变化。新的战争在世界各地肆虐,甚至在大会即将举行的韩国,关于战争的谣言也悄悄涌现。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正准备举行另一次充满争议的总统大选,基督教几个大型教派同样持续因原教旨主义及进步主义之间的拉扯而分裂

然而,我的盼望是,福音派能有机会再次想起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以及我们为何必须跨越差异,而不是忽视、掩盖差异,或因这些差异而分裂。或许,当我们重新定位、调整自己,投入上帝全球使命的工作时,可以重新找到“福音派最好的版本”。

今年,当我们展望首尔大会时,我敦促所有基督徒──无论是否是福音派──阅读、讨论并考虑签署洛桑信约。愿教会领袖在讲台上教导这份信约,使会众能与信约对我们的要求做信仰上的摔跤:让这份信约提醒我们,我们蒙召要成为一个美丽的、有着差异和分歧但为神所爱的共同体。

让我们再次一起立约,负起世界宣教的艰巨任务,让属于上帝的圣而公之教会将健全的福音传遍全世界。

S. Joshua Swamidass是位医学科学家,为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实验室与基因组医学副教授、Peaceful Science的创办人,及《The Genealogical Adam and Eve》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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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福音派基督徒正在离开新教,转向其他传统

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基督徒改信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是什么驱使他们离开的?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近数十年来,新教徒转身加入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趋势显著,且持续成长。近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川普的副总统竞选配搭J. D.范斯(J. D. Vance)。

但也不只他一位知名人物。范斯只是名单上其中一位——有越来越多高知名度、神学上保守的基督徒从原本的新教背景(通常是福音派)转身加入这些更具宗教礼仪性质,或更“高教会派传统”的信仰。

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前会长Francis Beckwith于2009年成为天主教徒,前圣公会主教Nazir Ali近期也回到他年轻时加入的天主教。其他最近加入天主教的名人包括创立Capturing Christianity(一个很受欢迎的YouTube频道)的主持人Cameron Bertuzzi、历史学家Joshua Charles,以及《First Things》网站的创办人John R. Neuhaus。过去改信东正教的知名人士则包括Hank Hanegraaff (《圣经有解答》电台主持人)、路德宗学者Jaroslav Pelikan,以及前英国主教Kallistos Ware

当然,每个趋势总是存在例外——就像着有《失望:我为什么离开东正教牧师职位和教会》的前东正教牧师舒平(Joshua Schooping),以及转信基督新教的前天主教徒卡斯塔尔多(Chris Castaldo),他于去年出版《为什么新教徒要转信?》一书。

这种现象在无宗派背景的教会内则似乎不那么显著。根据本刊之前的一篇文章报导,在过去50年里,“前罗马天主教徒”在无宗派背景的教会内比例从6%增至17%。此外,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强调拉丁美洲天主教徒转信新教的逆向趋势,这表明“新教徒改信”可能是地理性的趋势(例如仅发生于北美)而非全球性的趋势。

尽管如此,罗马天主教仍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基督教传统,拥有超过十亿的信徒,东正教则是第二大基督教传统,拥有超过2.6亿信徒。根据东正教研究学会(Orthodox Studies Institute)近期一份报告,美国东正教信徒人数在过去几年间有所增加,其中多数来自前新教背景的信徒(65%),并且表示自己是基于神学理由改信东正教(60%)。同样地,天主教新闻社(Catholic News Agency)最近也报导美国许多教区的归信人数增加了30-70%。

美国有越来越多新教徒对美国的福音派感到不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其中当然包括因知名领袖或机构发生性侵丑闻后幻灭,以及对巨型教会和“名人牧师”运作模式里教会企业化消费主义的反感。此外,解构运动、主流进步主义,以及许多其他力量都为21世纪的新教带来压力。

但其他教会传统本身也有其吸引力。尽管我们不可粗劣的将两者混在一起看(天主教及东正教在重大的教义上确实有所分歧),但对那些对新教感到幻灭的人而言,这两个教会传统吸引人心的部分确实有相似之处。

东正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基础元素包含丰富的传统及清晰的教义。相较于现代福音派,这是相当吸引人的,因为福音派甚至对自己的神学传统也常表现出一种健忘症,而这种健忘症常导致歧义与分裂。然而,我相信新教在历史上并非一直都是这种样貌,这反而是今日教会领袖之间缺乏组织领导力、教义共识和合一的心。

那些觉得天主教和东正教吸引人的人也有个共通点,就是渴望对礼拜仪式和圣礼有更深的敬畏,这两个教会传统在这些实践上往往比新教更神秘、更有神学反思、且更令人肃然起敬。除了与圣餐变体教义上的分歧外,我们都应能欣赏这种对圣餐及其他圣经规范的深深敬畏之心。然而,多数新教徒并没有意识到,许多初代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和加尔文,对主的晚餐和洗礼也有着类似的高度重视,并且我们不用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在新教传统内恢复这些新教历史上的观点。

总体而言,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在维系基督宗教丰富的遗产方面做得较好,他们之中更古老的教理问答(catechisms)及更广泛的神学根源回溯,对那些从新教船上跳下来的人而言很有吸引力。如果你走进典型的美国新教教会,提到除了奥古斯丁以外的教父,如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及爱任纽(Irenaeus),我敢打赌,多数会众都不知道这些教父对基督教的贡献。然而,这些人物并非仅是天主教和东正教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新教传统的一部分。

可悲的是,这种无知常常被用来作为教派间争论的武器,很少有新教基督徒做好足够的准备。新教的护教学者和神学家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对抗无神论和世俗主义上,而罗马天主教的护教家在推广他们的传统、教义和教条时,则更倾向于宗教对话——实际例子如《Catholic Answers》,这类组织能接触到广大的人群并有影响力。

近期,在受欢迎的新教护教家弗兰克·图瑞克(Frank Turek)的播客,他与罗马天主教护教家吉米·阿金(Jimmy Akin)进行的对话里揭露了图瑞克对新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在教义上的差异的无知。图瑞克说,“老实说,我很希望罗马天主教会是真正的教会。我并不反对它。我很希望它是真正的教会。只是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很高兴知道如果我们用词准确,至少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也就是神学上的称义(justification)问题——我们是有共识的。”

我非常敬重图瑞克,尤其敬佩他对当前文化和社会议题的参与能力。然而,在与阿金的讨论中,我不禁觉得图瑞克完全不在同个频率上。首先,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对称义的看法不一致

这显示出,即使是受欢迎的新教发言人,似乎也无法准确分辨我们在神学上的差异,并温和地就我们在教义上的区别参与对话。新教领袖应该提供更好的范例,展现我们应如何回应非新教传统的信仰主张──无论是在讲台上还是在公共场合。否则,我们将继续看到新教的信仰危机,看到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身分,甚至转身加入其他基督教传统。

所以,如果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看起来有更丰富的教会体制,我们为何要继续做新教徒呢?

首先,新教鼓励参与大公教会的合一。作家加文·奥特伦德(Gavin Ortlund)在他的播客《真理合一》(Truth Unites)其中一集指出,新教传统本身适用于基督的身体在全球各地的普世性/大公性。在历史上,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信仰主张往往具有固有的排他性,并且强烈谴责圈子外的人。另一方面,新教有更大根基于信仰的理由肯定其他教会传统也持守的正统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的复活、赦罪及赎罪的工作。

每个人的灵魂都渴求一种深刻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植根于比我们自己所能创造的任何事物还更伟大、更深刻的事物。而这种永恒的归属感,正是基督在过去两千年来透过祂的教会提供给基督徒的最大的礼物之一。在耶稣里面,我们与所有其他基督徒有永恒的连结,因为我们在同样的恩典、怜悯和救赎里同工同行在天路历程。

其次,新教信仰有来自基督教历史传统的支持,而不是反对。许多罗马天主教徒与知识不足的新教徒都相信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新教与古代教会的信仰内容不一致。例如,《Catholic Answers》不断重述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卢云神父(Henry Newman)的名言:“人若深谙基督教历史,就不会再是名新教徒。”对不了解根基于基督教历史传统的宗教改革及新教论点的平信徒,这类名言似乎很有说服力。然而,一旦我们深入检视宗教改革家的著作,便会发现故事的另一面。

事实上,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所声称的相反,初代教会有许多教导更接近新教的教导。当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在16世纪反对罗马教义里歪曲的教导时,他们透过自己对教会历史的深厚知识,回溯到初代教会教父的教导。举例来说,他们谴责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西元一千年左右开始接受圣像崇拜这种圣经教导之外的宗教操练。

然而,今日多数的新教徒在与其他基督教传统里受过良好教导的信徒讨论新教的历史时,既无能又无力。在面临着艰巨的道德及对宗教的挑战的21世纪,美国新教徒必须信实地研究教会历史,以回归我们深厚的历史根源,并恢复我们丰富的圣而公之性(catholicity)。正如本刊之前一篇文章所强调的,尽管我们在神学上有不同意见,福音派仍可向像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这样的神学家学习。

最后,开创新教的宗教改革家们在他们的努力之中达成一个重要的目的:虽然新教并不完美,但新教清除了在前16个世纪中渗入教会的非使徒教导和非圣经教导的教义和教条。我深信,如果新教基督徒研究宗教改革背后的驱动因素,他们会对那段时期存在的一些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感到惊讶。我担心许多新教徒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宗教改革是当时必要的矫正。

举例来说,虽然每个基督教传统都声称相信上帝的恩典,但我相信新教所提倡的最符合圣经及使徒教义的教导,就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倚靠──作为得救的唯一条件——与人类的行为无关。我知道这可能是个有争议的声明,并且在这个议题上还有许多必要的讨论,而我们在此没有足够的篇幅探讨。但我坚信,圣经里关于上帝的恩典与人类自身的功劳无关的教义,在完整的叙事下,是你可能会因着离开新教传统而离弃的教义。

在奥特伦德的播客中,前东正教牧师舒平分享了他重回新教的故事。在他的著作《幻灭》(Disillusioned)的开场白中,舒平解释道,他之所以离开东正教会,是因为他相信教会内某些教义立场“正式地、严重地伤害了福音的纯洁”。在我自己研究过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义后,也有相同的感受——并对宗教改革有了新的认识及感恩。

前天主教徒卡斯塔尔多在他的书中指出:“宗教改革家绝非试图与基督教传统诀别,而是在寻求恢复传统,这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时代重拾并效法的遗产。他们认为,解决我们当前对新教‘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的方法,是更深入地‘认识宗教改革的历史,而不是逃离新教。’”他们说,“很多时候,改信者一心想要逃离他们成长时期经历到的新教,却没有停下脚步来问一问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新教。’”

对那些正纠结于是否离开新教的人,像奥特伦德即将出版的新书《做新教徒的意义:一个不停止改革的教会》,以及Matthew Barrett所著的《宗教改革即是信仰的更新》等资源,可帮助我们在考虑转身加入另一种基督教传统前,先检视并尝试了解自己的信仰传统。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神学传统没有坚定的认识,我们无法期望自己对其他种信仰主张能做出适当的回应。我想呼吁我的新教同伴们,在没有充分检视所有你即将接受的其他基督教传统的教义前,不要贸然跃进,也不要轻易舍弃那些尚未好好检视过的新教教义。

当我们为这些决定祷告和做研究时,我们都必须对圣灵的引导保持敏锐。无论祂引导我们到何处,愿我们在信念上保持谦卑,永远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主权。这样,我坚信祂会在恩典和真理中指引我们的脚步。

Andrew Voigt 是一位作家、记者,也是神学和教会历史的热心学生,住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附近。 Andrew 和他的家人都是 Providence City Church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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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应如何交接领导的棒子?

牧者交棒计划既可能毁掉一间教会,也可能帮助教会持续健康地成长。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Shutterstock

英文原文发表于2014

个牧者都可说是个“过渡时期的”牧者。

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或唐突,但却越来越流行。马鞍峰教会(Saddleback)的华理克牧师(Rick Warren)在Instagram上评论这句话,指出这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曾不断重提的话。正如我和威廉在我们合着的(《成功的教牧交接》)书中所解释的,每个教会领袖终会有接班人接替自己位置的一天。

根据我们的研究,聪明的教会对继任的问题早已有备而来。而处理不好的教会则会遭遇重大的损失,有时甚至会因此一蹶不振。水晶大教堂(Crystal Cathedral)后来的破产,部分原因就是关于接班人的问题。许多曾显赫一时的教会亦是如此,比如厄尔·保罗(Earl Paul)如今不复存在的教堂山教会(Chapel Hill Harvester Church)。即使教会里有表现优异且长期在位的牧者,也不能保证教会一定能持续生存下去,更别说教会能因此兴旺地成长。

1968年,老杰瑞·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创建了托马斯路浸信会(Thomas Road Baptist Church)。 12年后,该教会每周吸引2000多名会众,使其挤身于埃尔默·唐斯(Elmer Towns)和约翰·沃恩(John Vaughan)早期列举的“十大最佳教会”榜单里。

2007年,73岁的老杰瑞牧师因心脏病发突然去世。当我采访他的儿子乔纳森(Jonathan)时,我注意到,如果要说谁属于高(死亡)风险族群,他父亲一定在内──他出入皆搭乘私人飞机,并曾因政治立场受到死亡威胁,还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理论上而言,乔纳森在父亲过世前两年已被任命为共同牧会牧师,当时老杰瑞一个月需住院两次,并预计要接受开胸手术。但两人之间从未详细讨论关于创始人去世后教会未来的规划。 “我希望我们当时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乔纳森说。 “他希望在自己还能自由活动时死去——他也真做到了。”

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副总裁兼团队领导琳达·斯坦利(Linda Stanley)表示,多年以来,“没有计划”的交接计划是教会最常见的模式。 “我们领袖社群里年龄在45至65岁之间的大型教会牧师可能曾谈论关于交棒的问题。但真正着手制定详细计划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半个。”

现在,一些备受瞩目的牧师正在改变这种现象,他们制定好交接计划并公之于众。在2012年全球领袖峰会上,柳树溪社区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的创会牧师,比尔·海波斯(Bill Hybels)在讲堂里分享他制定交接计划的过程。华理克牧师也同样公开自己的接班计划大纲。 2014年秋天,在一次召集了教会有超过5000名会友的主任牧师聚会上,园景基督教会(Parkview Christian Church)的提姆·哈洛(Tim Harlow)牧师说:“我们会议里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下一步』……这些讨论让我非常震惊,毕竟我才53岁。”

自1970年代以来,北美大型教会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大型”教会的平均会众规模也是如此。 40年前,当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召集第一批有1000多名会友的牧师同侪小组时,只有不到100位牧师参与。2014年,根据领袖网络及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的一项联合研究指出,美国已约有1650间大型教会(至少2000名固定聚会的会友),以及约3000间有1000至1999名会友规模的教会。

四种模式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美国最大的100间基督教会中,主任牧师的平均年龄为55岁,带领教会的时间为21年,并且44%的牧师是自身教会的创立者。根据斯科特·图玛(Scott Thumma)和戴夫·特拉维斯(Dave Travis)在《超越巨型教会神话》一书中的研究,现今有82%的巨型教会(mage church)是在现任的主任牧师带领下发展至现貌的。这些数字呈现了一个问题:主任牧师离开后,这些教会是否能持续成长?

以下是四种最常见的领袖接班模式:

1.家族内传承模式:将牧职传给亲属或有长期关系的属灵儿子或女儿。以丹尼·德莱昂牧师(Danny de Leon)为例,他于1976年成为加州卡尔瓦里奥圣殿(Templo Calvario)教会的主任牧师,并将教会发展至拥有数千名会友的规模。他计划两者兼顾。

13年前,年届70岁的德莱昂牧师和教会董事会制定了一项计划。他说:“我们的教会一直致力于培养自己的领袖,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将他们培养成主任牧师呢?”该计划预计将有两位共同领导的主任牧师。其中一位是德莱昂牧师的儿子小丹尼(Danny Jr.),他将负责英语堂的聚会。 27年前在教会信主的马科斯·罗曼(Marcos Roman)负责西班牙语堂的聚会。德莱昂牧师的弟弟李(Lee)则将继续担任执行牧师,并负责教会的社区发展小组。

他们将时间定在15年后的2016 年,届时德莱昂牧师将迎来他第40年的牧师生涯和50年的婚姻生活。 “退休后的第一个月我将完全休假,告诉他们‘有事也不要找我。’……退休后,我将以名誉顾问身份继续工作,参加同工和董事会会议,但不会再去办公室。”

德莱昂牧师的继任者们自那时起已开始接手更多的讲道责任(德莱昂仍负责约一半的讲道),并建立一个由二、三十岁的人组成的团队。最大的考验在于,德莱昂牧师能否在适当的程度上真正放手。我们认识一些曾长期牧会的牧师,有些人在退休后继续服事,充满活力,有些人则萎靡不振。

有时,家族内传承模式涉及夫妻之间的交接。在纽约市大艾伦非洲卫理公会教会,弗洛伊德和伊莲·弗莱克(Floyd and Elaine Flake)夫妻俩自1976年来一直共同牧养着数千名会众。

他们所在的教派规定的退休年龄为75岁。弗洛伊德在2014年已届69岁,伊莲 65岁。当时,他们计划由伊莲来接替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这在美国教会并不常见,但会友已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谁来担任牧师,主教也支持这一个变动计划。伊莲每周日都在讲台上,她已经讲了整整14年的道了。”

弗洛伊德也计划能够在未来付清教会的贷款,让教会摆脱债务压力。他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在未来的交接中……我们的继任者在他们所继承的遗产基础上,可以欢呼雀跃地制定目标。”

在ㄧ些情况下,家族内传承的模式能有很好的果效,例如路易斯安那州的伯大尼教会(Bethany Church),如今已在斯托克斯蒂尔(Stockstill)家族的领导下轮到第三代接班人。但对另一些教会来说,家族内交接并不是最佳途径。

2.宗派内传承计划:教会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有自由度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教会有主教或区域总监,他们通常会跟教会协商如何任命下一任牧师。

位于爱荷华州的希望路德教会(Lutheran Church of Hope)每周聚会人数约有一万人,是美国福音路德教会(ELCA)会友最多的教会之一。 1994年创建该教会的迈克·豪斯赫德牧师(Mike Housholder)50岁那年表示:“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再坚持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着手研究接班人的问题。 “我们在董事会和资深员工会议上已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

作为ELCA宗派下的教会,豪斯赫德牧师说:“当时机成熟时,我们将与我们的区域办事处合作。理想情况下,我们会有职位重叠时期,教派总部会任命未来的主任牧师与我共事一季,然后再进行交接。”

亚当·汉密尔顿(Adam Hamilton)是堪萨斯州复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的创堂牧师。该教会是联合循道会(UMC)最大的教会之一,每周有超过8000人聚会。 50岁的汉密尔顿牧师说,该教会有两个交接继承计划,一个是紧急情况的计划(死亡、严重残疾、道德败坏),另一个是“在我退休前后进行的接班计划”。50岁的汉密尔顿说:“离接班计划还有15年,但我们现在就在逐步实践其中的内容,包括在我不在的时候会有一个固定来讲道的牧师。”在未来的15年,汉密尔顿牧师每年将减少一个周末的讲道。 “一般来说,UMC的主教们对于大型教会能帮忙他们挖掘领袖感到高兴,并越来越多地让这些人在主任牧师退休前先成为教牧员工。”

汉密尔顿说:“我是在45岁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可能是我在这间教会事奉历程的中间点而已……我们之前曾就此进行过非正式的讨论,尤其当我们正在盖目前聚会的教堂的时后,放款方坚持将负责人的保险作为贷款条件之一。”

在许多大型教会,领导层不会公开交接细节,但是会让会众们知道他们确实有所规划。这一点在教会为特别事项募款时特别重要,因为人们会想知道,如果他们的牧师“突然被公车撞到”或提前退休时,教会会发生什么事。

在现实情况里,大教会往往能为他们的教派立下可依循的范例。 63岁的迈克·斯劳特(Mike Slaughter)来到金汉斯堡教会(Ginghamsburg Church)时,该教会的会众还不到100人。现在,教会有4000多人,旗下还有多个非营利组织,包括一个咨商中心、低收入住房中心和多个聚会地点。斯劳特牧师说:“教会组织目前的复杂程度,让我们无法避免地需要从内部培养熟悉教会运作的领袖。”

他说:“认为我们是美国联合卫理公会(UMC)的研发案件——他们正与其他大型教会合作。我们希望自己教会能成为一个范例。”通过与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 首席执行官戴夫·特拉维斯(Dave Travis)的合作,斯劳特牧师已经将资深职员转换为较年轻的团队,多数成员在30岁左右,其中包括一位31岁的教导型牧师。他说:“我的焦点是指导和培训我们的资深团队,并牧养我们的员工。”

斯劳特计划在2019年退休。 “我们的董事会和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时间表,今年(2014年)秋天我们已将这个计划和平信徒领袖分享,现在我们和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读者分享!”

3.程序主导模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即将离任的牧师帮助教会制定并启动继任的计划,然后退出其执行过程。明尼苏达州伍德代尔教堂(Wooddale Church)的利斯·安德森牧师(Leith Anderson)就是采用这种模式。他牧养该教会35年,并于 2011年退休。安德森牧师表示:“伍德代尔教会和我在正式交接的大约10年前就制定了一份书面协议。”这份协议上规定,在主任牧师去世、重度残疾、变成异端、道德败坏、辞职、退休等情况下应如何处理。这种模式可以消除整个过度过程中的压力和情绪。

当安德森牧师正式宣布退休时,协议开始生效,并且教会认真地执行计划。在安德森退休16个月后,教会聘请了新的牧师。

4.有计划的重叠任期模式:在我们的研究里发现,更多的大型教会牧师会有计划的与继任牧师重叠任期。当一间教会的文化能够配合这个模式时,这似乎是最有效的交接模式。

这种重叠通常会持续数个月,偶尔也会持续数年。一个较突出的例子是圣安东尼奥的橡树山教会(Oak Hills Church),畅销书作家马克斯·卢卡多(Max Lucado)在那里担任了20年的主任牧师后,由于心脏问题需要从全职转为半职。教会董事会任命兰迪·弗雷泽(Randy Frazee)为新的主任牧师。自2008年以来,这种双主任牧师重叠职位的情况一直持续着,并有良好的果效。他们甚至能挺过一些比较尴尬的时刻,例如弗拉泽牧师注意到有旅游巴士停在教会门口,有一群人前来听卢卡多牧师讲道。但是那天安排的是弗雷泽牧师讲道。导游对他说:“我感觉你的处境很糟糕。”

有些教会会有一段共同牧会时间的情况,但这样的情形很少会永久的持续下去。 1980年以来,赖瑞·奥斯本(Larry Osborne)一直是加州北海岸教会(North Coast Church)的主任牧师。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比他小18岁,从2004年开始与奥斯本一起共同牧会,和奥斯本一样经常讲道。从商业组织的角度来看,北海岸教会一直采用的是共同领导的模式,这种运作方式更像一家合伙的会计师事务所,而不是独资拥有单一重要员工的企业。如果奥斯本去世或离开,布朗可能会接替奥斯本的管理合伙人角色,直到正式升任为止。

奥斯本说:“我不相信交接的计划应该超过18个月……这个时间太久了。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有领导才华的领袖愿意等3到5年。但在本来就共同合作领导的模式下,18个月的时间就足够了。”

5.没有固定模式的模式

在《董事会里的大象》一书中的研究证实,没有哪种模式是最好的,甚至没有哪种模式最有可能实现无缝接轨的教牧交接。近年最引人关注的一次交接是达拉斯团契圣经教会(Fellowship Bible Church)的创始牧师吉恩·盖茨(Gene Getz)的交接。 72岁的他把领导棒子传给一位前实习生。格茨最近在达拉斯神学院的刊物Connection里写道:“成功的交接过程并没有单一的模式或方法……我们需要以圣经里的范例和教导为原则——以不同于我们文化的方式而行。我们还需要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避免犯下导致交接彻底失败的错误。”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摩西与约书亚的交接,到耶稣对十二门徒的培训,拥有“接班计划”在圣经中既是必要的,也是根本的,但并不存在一个千篇一律的模板。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每间教会都无法避免的任务。我们希望把这件事从一个禁忌变成能时时讨论的常态。

交接失败的5个原因

1.牧师不放手

许多牧师离职后却以某种方式“留了下来”——或是让他们的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属留在权力位置上。他们在细微之处控制教会的决定,让自己的“影子”留下更久的影响。

2. 等了太久才愿意交接

许多长期留任的牧师在教会的辉煌时期过去之后,仍坚持留任。眼看着教会的生命力一年又ㄧ年地衰退,却仍坚持不让位,认为下一年就会出现转机,却反而为继任者留下更多挑战和不利因素。

3. 多名继承者之间的争夺

教会内发生的权力斗争,通常会被媒体报导放大出来。导致会友心灰意冷并离去。在竞争中“胜出”的继任者即使接任,教会也已残破不堪。

4. 改变来得太急

新上任的牧师常被赋予带领教会改革的使命(也许是“帮助我们推动外展事工”),但他的改革速度常常远超过教会本身文化可接受的程度,在改革的路上逐渐失去会友的信任,阻碍教会未来的成长。

5. 牧师触发了隐藏的地雷

许多接任者一上任就发现教会内的道德/品格问题,例如巨额债务、董事会内的严重冲突、或其他有毒的问题。

沃伦·伯德(Warren Bird)博士是一位被按立的C&MA牧师,他是领袖网络(Leadership Network)的研究主任,着有或与人合着了27本书,包括《下一位》(贝克出版社)。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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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不在我们的聚会之中

在这个让我们失望地迷失的世界里,个人的和集体的追求与神相遇才是真实敬拜的核心。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15, 2024

如果下个主日早晨,上帝没有出现在你的教会,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在读经和讲道时,神的灵没有照亮圣经,讲道还会触动人心、引起真理的共鸣吗?想像一下,在敬拜中,人们举起了手,但音乐却因为没有圣灵丰富的居住而缺乏往日的共鸣。当天人们离开教会时,会有明显的空虚感吗?

也许那场敬拜看起来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这种可能性甚至比“上帝确实缺席”更可怕。

我的服事之旅始于1999年的小型公寓聚会。作为一群无教会可归的基督徒,我们在灵命上无家可归,寻觅着一种我们称之为“真实的灵命”的东西。那时简单的聚会是我一生中最丰富的属灵经验。

我们会以一种没有特定架构的方式,彼此坦承脆弱地聊着我们的信仰、怀疑、孤独、悲伤和心理健康。我们会为彼此祷告,唱着诗歌、合唱曲或诗篇。我们很少有正式的圣经教导,但我们找到了相互支持的方法。

是的,我们那时确实能诚实地说:“耶和华真在这里!”(创28:16)。

从这些简陋的起点开始,我们开始讨论建立教会的问题。由于公寓空间不够,我们最终搬到一间旧教堂的地下室。随着我们的成长,聚会也变得稍微正式了一些,但恳切和简朴的气氛依旧。我们祷告、歌唱,并在职业抉择、恋爱、流产和搬家中相互支持。

几年后,我们的教会变成一个大型机构。我们在五年内发起第三次资金募集活动,工作人员四分五裂,疲惫不堪。我们面临屋顶漏水和同工们睡眠不足的问题。但我们仍能成功地完成每周的礼拜——我们甚至几乎可以在睡梦状态下完成礼拜。

但是,如果缺少了圣灵的同在,我们在讲台上呼召人信主或委身于主时,还会有人前来吗?即使我们能巧妙地掩盖幕后准备工作的一片混乱,我还是想知道,我们精心制作的礼拜是否仍和我们起初的聚会一样充满灵性。

在反思这些经验时,我经常思考我们在公寓聚会的那些日子与我们后来在一间更大的教会里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我们当年的经历并不仅仅是因着年轻和理想主义的关系。尽管我们缺乏聚会场所,但我们能强烈至无可否认地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规模更大、结构更严谨的教会聚会中,像那样的同在感是否仍明显存在的问题常常困扰着我。我相信,无论是早期的简朴,还是后来复杂的大型聚会,都是我们信仰之旅的真实表达,但我自己的期望和可能性明显发生了转变。

这种转变背后的原因在于令人失望的迷失感。

当信仰变得功能化

20世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以“失望的迷失感(disenchantment)”一词来形容“现代性所造成的影响”的人。在韦伯看来,启蒙运动及科学革命后的世界已然失去了神秘感。韦伯说,现代人可能坐上一辆电车,不知道它是如何运行的,但只需要去一趟图书馆(在他的时代)或在Google上快速搜索(在我们的时代)就能了解一切。韦伯的观点是,这种预先知道“能如何找到答案”的感觉耗尽了每个时刻的超越性/超越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神秘的事物,只有我们“尚未理解”的过程。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韦伯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现代性为人们带来普遍的怀疑主义,尤其是对超自然的怀疑。对超自然的信仰曾经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基础,多数人都信仰上帝或某种神灵,并且承认神秘的存在和无法控制的力量。

今天,现代世界大部分知识性的对话都是在无神的现实假设下运作的,在这种假设下,一切都可以透过物质方式来解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已揭开许多现象的神秘面纱:瘟疫不再是神灵或诅咒的产物,而是病菌和病毒的后果;恶劣的天气可以用气压而非上帝的行为来解释。就像韦伯的电车一样,即使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确切机制,我们也常常相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基督徒,尤其是牧师和教会领袖,和现代人有共同的倾向,就是用类似的视角来看待属灵生活。我们常常把宗教经验归结为我们可以理解及操纵的过程的结果。在事工中,任何能引发正面反应的东西,无论是主日崇拜或门徒训练计划,都有特别强烈的诱惑力。

虽然这种控制欲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最终会把我们引向实用主义的道路,可悲的是,甚至会导致我们愤世嫉俗。教会聚会不再追求真正的属灵成长,而是更注重“创造有意义的时刻”,依赖那些令人回味的音乐或精美的讲道。更糟的是,那些渴望获得“超越感”的会众欣然接受——甚至奖励这些操控性的、情绪化的聚会。

这种对成品、绩效和能力的强调导致事工空洞,并出现灵命不健康的几个重要标志:缺乏属灵的成熟、智慧、品格和爱。当许多大型教会和宗派面临领导层犯下严重错误的后果时,我们不禁得问:令人失望的迷失感如何导致人们忽视属灵领袖的品格和灵命发展的?教会为这种疏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燃烧殆尽的火炬手

想像出另一种举行礼拜的方式似乎令人生畏,但我们首先要承认失望的迷失感所带来的内在怀疑。我们并非屈服于这种感受,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真正依赖圣灵积极地同在的方式带领我们的教会。

这是一个邀请我们从“表现”转向“同在”的时刻。虽然讲道、祷告、诗歌敬拜和探访他人等事工的实用性依然存在,但我们必须学习以开放的态度参与这些活动,向上帝神秘地在其中做工的可能性敞开。

好消息是,这条路并不黑暗。圣经本身就充满这种对神的渴望的声音。诗篇的作者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诗篇42:3-4)。我们最真实的渴望不是逝去的时代,而是上帝亲自的同在。

如同诗篇作者在脆弱的时刻寻求被更新那样,我们也可以透过培养个人与上帝相遇的空间来找到回归之路。在这个让我们失望地迷失的世界里,这种个人的和集体的追求与神相遇才是真实敬拜的核心。

带领人们走向与神相遇的惊奇时刻,感觉就像为整个会众举起火炬。这种负担凸显了牧者需要开辟个人灵命更新的空间,追求待在至圣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脱下领袖的外袍,以追寻者的角色来到上帝面前。像这样安全且神圣的空间可能不会是在宏伟华丽的大教会里,而是在小组之中、在友情之中,甚至是教会地下室的安静时刻。

和所有基督徒一样,教会领袖也容易产生属灵疲劳。这些感觉远非失败的标志,而是历史上无数先知和圣徒面临的挣扎的写照。请记得,这种状态使你与那些在怀疑中寻求上帝的先古勇敢灵魂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你们的会众也是如此。疲倦和失望的迷失感并不会削弱信心,也不一定是灵命缺失的讯号;相反的,它们为教会领袖和会众提供一个寻求理解和灵魂更新的机会。

虽然并不存在与上帝相遇的神奇公式,但积极的寻求上帝是我们信仰的命脉。屈服于愤世嫉俗和停滞不前的感觉意味着错失经历神圣时刻的机会。敞开的心扉和愿意坦承脆弱的灵魂可以打开重新发现我们渴望已久的喜乐的大门。正是在这种有意识的追求中,神圣性那如火苗般的魅力才会被重新点燃——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受呼召去带领的社区。

英雄之死

许多牧师都曾被自己教会的会友、导师和同侪塑造成教会叙事中的英雄。他们发表鼓舞人心的讲道,提供智慧的建言,是值得信赖的引导者。在一段时间内,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会让人情绪高涨,但这最终会让人感到厌倦——因为当教会视你为英雄时,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你为什么没有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而这种压力会对你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

然而,牧师们需要重写自己的叙事。没有人会否认耶稣是最重要的英雄,但仅仅从神学的角度来构思,并不能使教会克服愤世嫉俗或失望的迷失感。关键在于摒弃英雄的“模板”,帮助教会成员理解他们在自己灵命之旅中身为主角的角色。牧师、教会领袖和导师们可以照亮这段旅程的美好,并在人们遇到障碍和挑战时提供指导,但他们无法取代或代替每个人迈出走向天国的脚步。

实际上,这意味着邀请教会过真实的、充满活力的灵命生活。这意味着,用灵修装备他们,让他们学习祷告、禁食,在安静和独处中聆听神的圣灵低语;这意味着,为他们提供装备,将他们送入旷野;这意味着,接纳他们对自己的怀疑和失望的迷失感,并邀请他们在这种情绪之中追求上帝。

身为牧师,这也意味着要摒弃一些个人的骄傲。与其追逐“为主得着城市”或“改变世界”等宏伟愿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欢迎上帝安静临在的时刻呢?无论这发生在病床前的陪伴、一同庆祝生命中的喜怒哀乐、鼓励教会成员以实际行动服务社区⋯⋯等等,这些真正重要的行动之中。如果我们将一同流泪和一同为人送餐看得比教会里坐满座位及丰收的金钱奉献更重要,会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当然,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与上帝有深刻的相遇。但这正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逐渐自在地融入那些倚靠上帝真实的同在的实践。

只有学会在这个破碎、受伤的世界中专注于上帝的同在,我们才能在聚会时找到我们渴望的超越感。到那时,我们不再是渴求超越自我的个体,而是以各种方式见证着上帝同在的人,我们聚集一处,透过敬拜来分享这些见证。

如果我们把起立鼓掌换成在昏暗的公寓里ㄧ同呢喃的祷告呢?不是那种用烟雾机和精美的讲道来精心策划的表演性祷告,而是那种脆弱的、能唤起人们对早年挤在一起寻求真实灵命的回忆的祷告。

愿我们焚毁后的余烬能再次燃烧,不仅温暖我们自己,也温暖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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