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识上帝是否正在“对我说话”?

所有“预言性的话语”皆需经得起圣经的审视。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在基督徒圈子里,每当涉及个人人生选择或职业选择时,声称是“上帝的带领”的说法总是很常见。但在过去几年,有几位备受瞩目的基督教领袖因在预测总统大选结果以及选择转换教派时宣称自己“听到上帝的声音”而成为新闻焦点。

在美国,有哪个牧师没有或多或少地曾听到教会成员做某件事是因为“上帝带领”他或她?对多数教会领袖来说,这句话往往直接结束了对话的可能性。毕竟,如果全能的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及主宰——说话了,我们有什么资格反对呢?

事实是,上帝今日确实依然会说话。祂透过话语创造整个宇宙。 “耶和华如是说”是以色列先知们反覆叼念的一句话。以色列的上帝与古代世界其他所有神明的区别在于,祂能说话,而偶像不能(诗篇115:4-5)。在整本圣经里,每当上帝停止不再说话时,便是祂的审判的一个征兆(撒母耳记上3:1)。

与自然神论(Deism)里的上帝不同,圣经里的上帝亲自参与人间事务,带领祂的教会,照顾祂的儿女。祂带领人们的一个主要方式便是说话。我们的工作就是学会辨识祂的声音,好好的聆听祂的话,有智慧地思想如何顺服祂的话。

但是,我们这些教会领袖常常不知道如何在这个层面监督及教导我们的会众。换句话说,我们该如何评估一句话是否真的是从上帝而来,以及当上帝似乎对我们自己或我们关怀的人说话时,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审核标准?

我真切的知道上帝依然会对我们说话。上帝的一句话曾经剧烈地改变我的生命。

那时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年幼的孩子,在我们的小教会里担任长老,并在我梦想的工作岗位上蓬勃发展:我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OSU)的MBA课程里教授法律。但在我18岁信主后,我一直觉得自己被全职事奉所吸引,只是一直不确定上帝是否在呼召我。一位朋友向我提出挑战,要我向主求一个征兆。他说:“牧师们总是把基甸像皮球那样踢来踢去,但上帝回应了基甸的请求。”

因此,在参加英国葡萄园的特会事工团队时,我决定求上帝给我一个征兆。我没有给上帝任何具体的要求,只求祂在我三天后打电话回家之前对我说话。第一天,什么都没发生。第二天,仍然什么事都没发生。

第三天,大会主讲人约翰·温伯(John Wimber)在晚间聚会开始时说:“在座有些人正在为全职事奉祷告。到了最后ㄧ刻,你就会知道是主在说话!”当温伯开始列举一长串与我和我的处境特别贴切的事时,我开始紧紧抓住自己的座位。

然后,事工团队的一位成员分享了他做的一个关于我的梦,另一个人也跟着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所有这一切就是句响亮的“是的!我呼召了你”来回应我关于全职事奉的疑惑。

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时,他们一致地肯定了我的经验。我并不知道,他们深信我将离开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并成为我们教会第一位主任牧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上帝对我说话。

上帝也清楚地对我的妻子说一样的话,于是我们决定跨出巨大的信心步伐。我辞去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开始全职事奉。在接下来的35多年里,我牧养并带领着我们的“小”教会——它成为后来的哥伦布市葡萄园教会(Vineyard Columbus)。

上帝说话的方式具有无限的创意性。祂透过大自然说话。祂透过夜晚的梦境和白天的异象说话。祂透过图像和印象说话。祂透过先知性的言语和行动说话。祂透过我们的良知、教会讲道、智慧的建言、我们的处境和经验说话;祂透过教会的历史、我们阅读的书籍以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说话。

然而,祂透过圣经(上帝书写的话语)和耶稣(上帝道成肉身的话语)所说的话是最清楚、最无懈可击的话。

问题在于,很不幸的,我们很可能会完全弄错上帝是否真的对我们说了话,以及祂所说的内容。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书13:9, 12 )。

举例来说,我们现今片面的知识、不完美的预言和聆听上的困难导致一些真诚的基督徒错误地相信上帝已准确地告诉他们耶稣何时会再来、上帝将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带来复兴,或上帝希望某个特定的候选人当选总统。

因此,每当基督徒要求得到上帝的引导时,我们必须同时接受人类充满限制性的现实。当我们寻求正确地辨识来自上帝的话语时,我们必须在张力中坚持真理——既欢迎上帝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的可能性,同时承认我们并不总是能听得很清楚。正如保罗所说,我们既不应轻视预言,也不应天真的在没有先检验预言是否来自上帝时就接受它们(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

约翰一书4:1告诉我们,当有人声称自己“有从上帝而来的话”时,不要全然相信,而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某个人的言行是否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呢?以下是我多年来学习到的一些根基于圣经教导的识别原则:

1. 上帝书写的话语(圣经)是我们判断任何预言或声称上帝带领的话语的标准。例如,任何与上帝成文的启示(圣经)互相矛盾的话,也就是,任何人口里声称的“上帝说的话”若不符合圣经里关于真理的定义、何谓道德的行为,或上帝曾亲自阐明的旨意,都必须予以拒绝。 (例如,若有人明确预言世界末日的日期,就违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的话,以及彼得后书3章)

2. 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是我们判断任何预言或声称上帝带领之言的标准。那些会操纵他人、追逐私利、伤害他人或与耶稣的生命样式不一致的话语都是可疑的。耶稣充满智慧、仁慈、温柔、真理、恩典和忍耐,因此,所有不反映耶稣品格的话语或声称的“上帝的带领”都应该被拒绝。 (例如,已婚传道人告诉你,和他发生亲密关系是神的心意。)

3. 谦卑。任何提出预言性话语或声称有上帝带领的人都应该谦卑。例如,与其自信地断言“耶和华如是说”或“上帝在带领我”,不如诚实地说(因为我们人类充满盲点):“我认为上帝可能在说”或“我感觉上帝可能在带领我⋯⋯” 。

4. 来自基督徒群体的共同识别是防止我们在聆听和应用上帝的话语时出现错误的重要防护罩。基督的心意不是少数菁英(如牧师及其核心圈)的私有财产。保罗提醒整个哥林多教会,“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2:16)——换句话说,不只你,别人也能明白基督的心意。

我经常问订婚情侣的一个问题是:“在你认识的人之中,在你的家人之中,在你的朋友之中,或在教会领袖层中,有没有人对你们即将到来的婚姻表示过保留意见或任何的担忧?”我想知道这对新人是否愿意听取周遭人的意见,或是封闭自己,独立自主地行事。

5. 信息透明度是真实的预言或上帝的带领的另一个标记。秘密发表的言论及所做的决定总是十分可疑的。别人的眼睛和耳朵以及他们的客观性、敏感度是种防护机制。我们很容易说服(欺骗)自己,相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因为人们无法理解我们,或因为解释起来太花时间,所以我们不能让别人知道(细节)。神秘兮兮的态度是出大错的重要迹象,上帝的话语永远经得起阳光之下的审视!

6. 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的存在。对任何预言、神的带领或做出重大抉择之前,是否有问责机制都很关键。宣称“上帝带领我⋯⋯”的那位牧师或领袖是否有他之外的人对他的行动有任何有意义的检视?董事会或领袖团队是否被赋予问责那位牧师/领袖的权力,还是他们只负责盖章同意他?那位领袖是否持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他人的质疑?那位领袖是否曾经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他所认为的神的声音实际上根本不是神在说话?对于合理的疑问,那位领袖是否给予正面的回应,还是逃避问题,声称“上帝已经说话了,你有什么资格反对?”

每当涉及金钱、权力和/或地位时,问责机制尤其重要。如果声称“上帝带领我”的那个人从这种“带领”中获益,那么,基于对人性的认识,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疑问。如果上帝的话语使某个人必须有所牺牲或什至得背起他的十字架,我对他的信任会远超过如果“上帝的话”为他带来的是更多好处及经济利益。

诚然,“上帝带领我⋯⋯”这样的短语有时会附夹在愚蠢的想法和自私的欲望里。但在现今的时代,也许人们更容易疑神疑鬼,断然否定上帝今天仍会在祂的文字之外向人们说话的说法。

但就像基甸的羊毛,以及我自己进入全职事奉的故事一样,有时我们需要上帝及时的话语、提点或提醒。就像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马太福音4:4)”。

里奇·内森(Rich Nathan)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一间多元文化教会,哥伦布市葡萄园教会(Vineyard Columbus)的创始牧师,他担任该教会的主任牧师长达34年,并着有三本书: 《Empowered Evangelicals》、《Who Is My Enemy?》和《Bot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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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中西联手,全球协力——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的国际合作

教会历史学者追叙当初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学者如何协力合作翻译圣经,最终以在多元中合一的精神达至《和合本》的完成。

丁韪良(中)与中国合作者

丁韪良(中)与中国合作者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有位作者说过,《和合本》圣经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中,“是唯一的中文圣经,大家都叫它‘中文圣经’,而不用《和合本》这名称”。另一位则称赞《和合本》“集合了一百年来译经的精华”,是“无数中西学者的心血结晶,其中许多字词是由马礼逊的翻译而来的……”。近年虽然出现了多个不同的高质素中文译本,《和合本》也进行过大小修订,但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早年历史,的确清楚见证着这个“中西联手,全球协力”的特点,奠定了日后不同中译本的基础。

《巴设译本》与第一代翻译本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07年抵达广州时,中国仍在实施“一口通商”制度,羊城是洋商唯一可以使用的港口,对外国人在经商期间于中国的活动也有诸多限制。在马礼逊边学习边翻译的日子中,经由他和他在伦敦的中文老师容三德所抄录的《大英博物馆抄本》,是他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这个新约圣经中译本的抄本,后来被证实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t,又译白日升)与中国信徒徐若翰早年在四川翻译的。由于巴设在1707年去世,所以只翻译到《希伯来书》第1章便停下来,未能完成整部新约。

这份抄本大大影响了马礼逊的翻译,一大原因是,当时在印度东北部的丹麦管治港口塞兰坡(Serampore),也有另一班新教徒在尝试以中文翻译圣经,这造成双方竞争的局面。

塞兰坡的宣教中心由浸信会传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创办,在印度当地有很大贡献。除宣教之外,他们还负担起扶贫、教育,和把圣经翻译成多种印度语言及印刷圣经的工作。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们认识了一位懂中文的亚美尼亚人拉撒(Joannes Lassar,原名Hovhannes Ghazarian),于是扩展出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工。

拉撒也算是“一口通商”制度下产生的人物:他父亲是商人,早期带同家人到中国经商。但由于当时广州十三行只容许洋商以及与商务有关的人员居留(例如翻译员,这也是马礼逊为了留在中国而需兼任的职务),拉撒的父亲要把他留在澳门生活,并为他聘请了华人的中文老师。后来拉撒自己经商失败,到了印度生活,辗转被塞兰坡的信徒邀请教授中文,并开始和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翻译中文圣经。

马礼逊WikiMedia Commons
马礼逊

当马礼逊还处于圣经翻译工作的起步,拉撒和马殊曼已于1811年印行了《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中译本。马礼逊在极大的竞争压力下,希望加快翻译速度,最终大量使用了巴设的抄本,并成功在两年后(1813)完成新约全书的翻译。后来,在塞兰坡的浸信会译者得悉这个《巴设译本》的存在,也用来修订及完成他们的译本。结果,由于这两个译本——统称二马译本,即马礼逊、米怜译本和马殊曼、拉撒译本——都受到《巴设译本》的影响,在用词上有不少相似之处。

虽说巴设的版本止于《希伯来书》第1章,因此马礼逊和马殊曼等要自行翻译新约后面的部分和旧约全书,但当中很多重要字词一直沿用至今,见证着《巴设译本》的影响力。这些字词包括:福音、使徒、义、恩、得救、天国、祈祷,等等,还有影响深远的“神”字。

南洋宣教经验与圣经本土化翻译

由于二马译本的主要翻译过程,分别在不甚开放的广州外商范围和印度塞兰坡进行,所以少有机会让华人读者参与和给予意见。这种情况在二马译本完成之前已开始转变,因为同属伦敦差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礼逊的建议下,于1815年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宣教基地,逐渐发现南洋当地的多个华人社群是重要的禾场,有利于当地及中国福音工作的发展。

随后到达南洋开展事工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和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又译郭实腊),这些传教士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东南亚当地的华人,后来更用上多种书写媒体去接触他们,向他们介绍基督信仰,包括小说、月刊、福音小读本等等。为求能扩大读者群,这些阅读材料多以较简单易读的明、清章回小说书面语(后称浅文理)写成。作为翻译员,他们体会到初代圣经中译的语句过于直译,华人读者读起很不通顺。虽然马礼逊的新旧约译本《神天圣书》是他和米怜合力完成的,但米怜在翻译旧约时才加入,难以对译本的翻译语言和风格作出太大改变。

郭实猎WikiMedia Commons
郭实猎

在马礼逊去世后,麦都思和郭实猎有机会以较本土化的语言和用词去重新翻译圣经。所完成的新约版本通称为《四人小组译本》,由麦都思和郭实猎,再加上首位到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以及马礼逊在澳门出生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四人合力完成。为首的麦都思除了用上较通俗的小说书面语,还尝试将一些《神天圣书》中较为音译的词汇改为更地道的意译表达,例如把“[口撒]咟日”(Sabbath)改为“安息日”,“吧[口所][口瓦]日”(Passover)改为“逾越节”,“啦吡”变为“夫子”。

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改动是,把《约翰福音》第1章的“言”改为“道”,把中国已有的“道”的观念引入为基督教所用。相信这种较本色化的翻译和书写方法,跟那一代译者具备在东南亚各地宣教和接触华人的经验不无关系。《四人小组译本》最终没有获得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但郭实猎自行以同样风格把旧约全书翻译完成。这个新旧约版本日后被洪秀全选上,成为太平天国圣经的基本底本。

结合中西的文言译本

到了19世纪中叶,在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下,中国陆续对外开放多个港口和内陆地区。基于这个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新教圣经翻译工作朝向两个崭新但不甚一致的方向发展:首先是不同地区的传教士数目增多,制作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合一译本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但这个崇高的理念易说难行:1843年,在香港举行了在华传教士会议,会中决定委派不同地区的传教士(delegates,即委办)去共同翻译出一个联合的《委办译本》。后来却因为伦敦差会,包括麦都思在内的几位传教士较为强势,引发译者与译者之间,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议。出现分歧的地方包括一些字词的译法,最严重的分歧莫过于“上帝”和“神”之间的选择,也就是日后延续多年的译名问题的导火线。

另一个争议点是翻译文字所用的书面语:麦都思认为一个用上文言文(后称“文理”)的合一译本才能获得中国知识份子的尊重和重视,但以裨治文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却喜欢较口语化和易明的小说书面语(即后来的“浅文理”)。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终只完成了新约部分的《委办译本》,之后英国传教士退出了委员会,自行把旧约部分翻译完成。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则另行以他们认为合适的译名和书面语去翻译圣经,这个《裨治文、克陛存译本》在中国没多大流行,但在日本却备受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垂青,还影响了日后完成的日文圣经翻译。

在《委办译本》方面,英国传教士也遇上难题,他们要使用艰涩的文言文翻译出被华人知识分子接受的译本。可幸的是,麦都思团队不久就得到儒学学者王昌桂和王韬父子的帮助,顺利完成《委办译本》的翻译。麦都思称赞王昌桂“因学识广博,赢得‘活字典’之誉”,而王韬“虽不如父亲之广博,而灵敏活用则有过之,文采优雅而论断允当”。日后著名史学家及教育家罗香林,更以“辞句渊雅,富文辞气息”去形容《委办译本》的文字。麦都思的文言文译本取得成功,王昌桂和王韬两位华人译者功不可没。

口语化译本的出现

中文圣经翻译上的另一个发展,可说是跟文言文译本朝相反的方向走:当传教士可以踏足中国多个地方,他们越发明白中国语言的多样化,和人民识字率偏低的情况。当时很多福音对象,如妇女,都看不懂文言文,即使把圣经读给他们听,他们也是听不明白。传教士便开始探讨以口语(白话)去翻译圣经的可能性,至少希望念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更加明白。传教士也发现中国各地语言差异可以很大,因此需要用不同的白话文版本去配合各地方的需要,例如北方要使用官话,江南一带要用上苏州土白和上海土白等,而南部沿岸则需要福州话和广东话译本等。

施约瑟WikiMedia Commons
施约瑟

这些都是以汉字译成的版本;另外还有一些是以罗马字母拼音译成的,例如早期德国礼贤会传教士吕威廉(Wilhelm Louis)和花之安(Ernst Faber)合译的罗马字拼音版广东话《路加传福音书本地俗话》,以及瑞士巴色会(现称崇真会)以拼音翻译的客家话圣经。这一类译本主要是为方便传教士诵读而制作的。

首个最有名的官话译本是《北京译本》新约圣经,由几位在北京工作和传道的传教士合力翻译完成,当中包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以及犹太裔的美国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 J. Schereschewsky)。由于施约瑟来自立陶宛的犹太家庭,自小入读拉比学校,因此深谙希伯来文。在《北京译本》推出后,他分别以官话和浅文理书面语去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而他的官话旧约译本和《北京译本》对日后的官话《和合本》有很大影响。《和合本》中不少既优美又准确的翻译都有施约瑟的翻译痕迹,例如《诗篇》23篇,他译成“使我卧在草地、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使我心里苏醒、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主常在我旁边、你有杖有竿足安慰我”。

求同存异的共同译本

到了1890年,在另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中,多国的传教士和英、美、苏格兰三大圣经公会,共同决定成立三个翻译委员会,去完成新的一个共同译本。这译本的特色是它的多元性,以一个译本但多个版本,去解决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的一些重大争议:例如同时接纳“上帝”版和“神”版去克服译名问题,容许“浸”版和“洗”版共存去消除浸信会与其他宗派的翻译分歧,以及同时以文言文(文理)、小说文(浅文理)和白话文(官话)进行翻译,以解决多方对书面语选用的异见。

《和合本》在推出后短期内获得教会广泛支持,一大原因是背后这种求同存异、愿意妥协的精神。另外在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中的成员,虽然大多数是美、英两国的传教士,但华人成员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在多张《和合本》翻译委员会的合照中可以见到华人译者的踪影,其中狄考文的同工王宣忱(又名王元德)更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不仅在富善眼中是狄考文的“好老师”,在《和合本》翻译完成后,他为了改善《和合本》在文字流畅方面的“拮据”情况,更独自重译新约,并在1933年发行他的《新约全书》。虽然这个译本流通量不多,但王宣忱见证了多年来中文圣经翻译工作中西联合的特点。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和合本》圣经,绝对是一个多国传教士和译者合力完成的结晶。

唐子明,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圣经研究及原文讲师,加拿大卑诗大学及昆兰理工大学中国及东亚历史讲师。

本文是英国圣经公会与CT合作纪念马礼逊《神天圣书》全译本出版200周年的系列文章之一。

我们的行动必须跟上我们说的话

恢复基督徒的公信力需要实际的行动,而不是空洞的言语。包括堕胎议题。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1,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今日,人们因为感到宗教里的虚伪而怀疑自己的信仰并离开教会,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这一点。

这个不信上帝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基督徒的信仰行为是否相符。如果说近年来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仅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去做”。

当然,这种虚伪并非宗教人士独有。

我的姐姐是名护士,有一次,她正要离开医院的时候,经过一些她认识的肺科医生。他们站在外面抽着烟。她感到非常讽刺:这些医生对肺病和吸烟的毒害了如指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抽烟。

同样的,在遵行上帝的心意方面,我们的意图和行动也是天壤之别。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认为,只要我们思考真理、神学化真理、谈论真理,我们就是在遵行上帝的心意。这是错误的。对上帝心意的理性认识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信仰,除非我们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

因为我们的“存在/实质生命”深受我们的“行为”的塑造,而不是像许多人认为的,我们的存在能形塑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应该信靠耶稣,但这与我们主动去信靠祂是不同的。 “想要”顺服上帝并不等同于顺服祂。正如耶稣所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15)。

我们与他人的亲情源自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上帝让我们成为守护我们兄弟姊妹和地球的人。这是祂的计划。这不是一个关于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际体现的问题:真正把我们自己放在对方的视角来看事情。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基督——像祂一样去行动、去理解、有祂的生命样貌,并透过祂的眼睛和心思来过滤我们所有想法、行为和态度。透过效法基督,我们开始理解祂,我们的存在/生命本质也在这过程中改变。而当我们变得更像基督时,我们就又能更好地以祂看待和对待他人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他人。

我们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会清楚地展现我们生命转变的程度,以及遵行上帝心意的能力。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工作和玩乐的最亲近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善待那些和我们较少来往的人,比善待经常和我们有所互动的人更容易,毕竟后者更有机会踩到我们的红线。

对我们的爱心的真实考验在于,当没有机会“展示”敬虔时,我们会如何对待他人。

无私的爱的反面就是我所称的“Invictus-ing(无法被征服)”——也就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的著名诗词《Invictus》里描述的那种自我神化的姿态:

我为我无法被征服的灵魂

感谢诸神。

……我是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船长。

这种自我统治的态度让我们偏离上帝的心意,与死亡纠缠在一起(诗篇18:4),并可能会在我们的行为里带来破坏,让我们为此付上代价。

如果我们真的爱上帝,如果耶稣确实在我们心中,那么,当我们邻舍的生命没有蓬勃发展时,我们应该会感到难受。因为“凡自称爱上帝却恨弟兄姊妹的,就是说谎的”(约翰一书4:20)。

但是,仅仅在想像中爱我们的邻舍是不够的。如果有人询问他们,我们的邻舍会作证我们确实关心他们吗?

不久前,我教授一堂大学生的课,当天的主题是堕胎。我向学生解释堕胎的来龙去脉,谈到堕胎诊所的数量以及“存活能力”的概念。我也强调了在美国不同地区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

我每次教授这个主题时都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拥有不同价值观的学生们都不会对婴儿的人性(humanity)有所争论,尽管他们可能会对生命从何时开始产生分歧。我总是鼓励学生倾听那些在堕胎议题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的意见,而不是互相妖魔化。

当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一位学生开口了。她说:“我堕过胎。如果我生下孩子,我完全不可能继续念大学。我和男朋友养不起孩子。”全班鸦雀无声;一些学生低头盯着自己的桌子或手机,另一些学生则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学生。她继续说,“我的父母曾试图劝我不要堕胎。”

然后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我问他们是否会在我上学和工作时照顾孩子,是否会买衣服和奶粉,并帮我付保险给付之外的任何费用。我问他们是否会为我孩子的大学学费存钱,并帮助支付其他杂费。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投票支持在孩子出生后为母亲和孩子提供更有力的安全网的法律,而不仅仅是投票支持孩子有被生出来的权利。”

然后——靠着我在全班同学面前建立了近一个学期的信誉和信任——我问道:“妳介意告诉我们你父母怎么回应吗?当然,如果这个问题让妳感到不舒服,妳可以不回答。”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总是可以选择不回答问题,以前也有一些学生选择不回答特定问题或不参与某些讨论。

在停顿了似乎一个世纪之久后,她说道:“他们没有说太多,只说他们无法承诺做到所有这些事。显然地,这些代价太高了。所以我堕胎了。就像我说的,我和我男朋友现在养不起孩子。”然后她补充道,“支持孩子有被生出来的权利的人把话说得很好听,但一旦孩子出生后,他们就不想支持母亲和孩子了。 ”

我无言回应。只能感谢她将如此私密的事和我们分享。

真的,我无法反驳她。她说的百分之百正确。为了使我们支持生命(pro-life)的立场有所信誉,美国的基督徒需要以不同的投票方式来关心母亲、孩子和家庭。我们应该监督父亲负责,监督我们在法律上的代表,要求制定全面性支持生命的政策。随着住房、托儿、医疗保健、尿布和奶粉价格的上涨,人们需要更多的安全网。

但这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我们不仅可能要缴更多的税,而且我们之中多数人甚至必须简化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负担更多费用来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正支持生命(pro-life)可能意味着为单亲母亲提供住宿或帮助她重新站起来,也可能意味着设立一个特别的基金来支持我们教会里陷入困境的家庭。

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而不仅仅是谈论我们的信仰或我们有“多支持”某样事物。如果我们继续读经和背诵经文,却不将其应用到生活里,那我们就会成为雅各在他的信里强烈提及的那种人:“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书2:15-17)。

基督教活动家兼记者多萝西·戴(Dorothy Day)说:“我很早就相信,人们说的话从来没有一半是真心的,最好不要理会他们的言论,只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断。”我的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根据她父母的行为(或者说,不作为)来评断。

有时,生活里最简单、最基本的事——吃得好,经常运动,睡眠充足,不把日程排得太满——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难坚持做到的。因此,我们之中许多人降低标准,接受不佳的健康状况或身/心失调。为什么呢?因为健康需要我们付出代价、牺牲一些事、以及改变生活习惯。

同样的,我们常常降低标准、失去全心全意爱上帝、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带来的生命的完整性和平安,因为要学会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至少起头很难,或是在没有圣灵和智慧的朋友帮助下很难,在有毒的教会文化里也很难。

但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而且,如果我们希望为下一代恢复基督肢体的见证,这也是必要的。

我的学生认为,堕胎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也是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唯一方式。她不想在贫困中抚养孩子。如果我的学生向我们或我们的教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的行动是否与我们说的话同步?

玛琳娜·格雷夫斯(Marlena Graves)是纽约州罗彻斯特东北神学院灵命塑造助理教授,着有《Bearing God》和《The Way Up 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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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福音派呼吁西方教会悔改,反遭批评

中东基督徒坚持拒绝暴力,他们对西方不承认占领的事实和轰炸行动造成的附带损害感到沮丧。

以色列空袭加萨后,历史悠久的希腊东正教圣波菲里亚教堂内的搜救工作。

以色列空袭加萨后,历史悠久的希腊东正教圣波菲里亚教堂内的搜救工作。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0, 2023
Ali Jadallah / Anadolu / Getty Images

自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恐怖攻击使战争爆发至今,中东地区的教会、大公会议和领袖对数千民无辜平民的丧命表示愤慨。

许多阿拉伯基督教团体发表公开声明。多数声明里强调了基督教呼召人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但一些团体受到批评,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他们的呼吁里没有具体包含那些被恐怖分子夺去性命的犹太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这些公开声明分别来自巴勒斯坦、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其中多数声明起因自加萨圣公会医院被炸的悲剧。有些声明里称国际社会忽视以色列对该地区的占领;其他声明则提醒全球教会注意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也有基督徒居民(并非只有犹太人和穆斯林)。

《今日基督教》研究了来自九个阿拉伯组织和四个西方组织的声明,其中多数为福音派组织,并请教一位以色列弥赛亚派犹太人和一位黎巴嫩亚美尼亚福音派基督徒的观点。本刊发现,很少有中东国家福音派基督徒明确指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的实施者,但许多声明里特别批评了以色列。

最新的一则声明来自名为穆萨拉哈(Musalaha)的福音派事工,声明里同时点名了哈马斯和以色列。

这个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和解事工”与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合作,使用圣经原则来处理让他们分裂的问题,以寻求和平。在痛苦地目睹了两周的大屠杀后,该事工发表了以“哀悼”为核心的公开声明,呼吁彼此以和解来回应。

穆萨拉哈表示:“我们哀悼那些以正义之名,任由愤怒持续着失去人性的循环并为流人血找借口的人;从哈马斯的袭击和以色列军队的反应里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邀请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看到对方的人性和尊严,透过非暴力的方式共同为彼此更美好的未来携手努力。”

然而,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基督教机构,中东教会议会(简称MECC)直言不讳地指出以色列强加给加萨的苦难。

MECC表示:“巴勒斯坦人民在加萨遭受的不是对于军事行动的军事反应,而是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目标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监狱里的囚犯,而且是有预谋的。”

在本刊调查的九个阿拉伯福音派事工声明里,该事工的声明最为尖锐,称这场战争是“灭绝战争”,并呼吁“所有可敬的人”介入、干预这样的行径。

MECC 秘书长麦可·阿比斯(Michel Abs)告诉《今日基督教》,他知道那些他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到批评后有所回击,而他认为这些人应该停止回击。

MECC重点谴责以色列在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带断水、破坏医疗设施并造成手无寸铁的公民受牵连的死亡。MECC呼吁以色列停止侵略,解除对加萨的围困,并追究阿比斯所称的“占领军”的责任。

MECC的成员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许多新教教派(多数为当地人所称的“福音派”)。然而,虽然在美国基督教里众所周知的“主流教派”间的差异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明显,但世界福音联盟(简称WEA)也包含了一些不在MECC内的教派。

近东亚美尼亚福音派教会联盟的代理主席保罗·海多斯蒂安(Paul Haidostian)说:“我们大致上同意MECC的声明,虽然并非同意其中使用的每一个词。但当前的战争中是否存在(种族)灭绝的因素?我认为有。”

中东和北非地区福音派联盟秘书长杰克·萨拉(Jack Sara)帮助起草了WEA对“圣地冲突”的官方回应。但他也同意MECC的声明。

他说:“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不停地死去,那份声明清楚地描述了在当地发生的事实。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缺少了恳请世界各国的介入、干预。”

分析家指出,哈马斯在平民住宅区安营扎寨,而以色列国防军(IDF)在攻击居民建筑前往往会发出警告。在为预期的地面入侵做准备时,以色列国防军呼吁非军事人员撤离加萨北部;但哈马斯告诉居民要留在原地。

然而,联合国指出,加萨已经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据哈马斯管理的巴勒斯坦卫生部所称,截至10月26日,已有6,500多人丧生,一百万人流离失所。为了回应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和1400名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的死亡,以色列进退两难,因为追捕加萨的恐怖分子头目所需的城市战将进一步恶化加萨的处境,并日益激化全球舆论怒火。

但是,看着美国和更广泛的福音派世界里的许多人支持以色列,萨拉任教的伯利恒圣经学院(BBC)联合签署了一份巴勒斯坦基督教声明,呼吁“西方教会领袖和神学家” 悔改。

声明开头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以赛亚书1:17)。

声明指出:“西方对巴以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将以色列犹太人的行为人性化,另一方面却坚持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粉饰他们遭受的苦难。我们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要求这些领袖对他们在神学和政治上的同谋行为负责。”

在对“新一轮暴力”感到悲痛并谴责“所有针对平民的袭击”的同时,该声明也斥责基督教领袖未能提及这场战争“更广泛的背景和根源”——包括以色列持续占领和对加沙长达17年的封锁。该组织提醒说,当地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的冲突中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后裔,以色列拒绝了他们返回家园的权利。

萨拉抱怨道,在战争开打前的几个月,极端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定居者增加了对当地教会的攻击,向他们的牧师吐口水,而国际上的基督徒很少对此表示什么。他说,这里的基督徒常常觉得自己是西方末世论(End Times theology)支持者的“麻烦”,或是西方政府对该地区的叙事里的“麻烦”。

萨拉在YouTube的留言里:“我们祷告教会能成为教会,而不是偏袒一方的政治机构。对上帝来说,种族背景不再重要——耶稣不再只是个犹太人,祂是任何人的一切。”

一位弥赛亚派犹太领袖称此份联合声明“应受谴责”。

全国联合广播节目火线(Line of Fire)主持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巴勒斯坦裔基督徒不仅没有谴责或提及哈马斯活恐怖主义,他们的声明里还重复了“诽谤性的说法”,即以色列于10月17日故意轰炸阿赫利医院及10月19日的希腊东正教圣波菲留斯教堂。(以色列国防军判定医院的伤亡是由伊斯兰圣战组织武装分子发射的火箭弹误炸造成的,同时承认圣波菲留斯教堂的伤亡是由以色列国防军发射的一枚针对附近建筑物的导弹造成的) 。

此外,布朗也批评该声明里使用了“标准的左翼套路”,将犹太人重返故土的行为等同于“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

参与伯利恒圣经学院(BBC)举办的“基督在哨站特会”的布朗说:“我们想要以耶稣的兄弟姐妹身份彼此团结,但他们应‘悔改’他们这种漏洞百出的对悔改的呼召,这样我们才能共同追求公义、美善、公平和恩慈。“

以色列福音派联盟主席(Evangelical Alliance of Israel)以“被虐待的妻子”来形容签署那份联合声明的基督徒。

丹尼·柯普(Danny Kopp)说:“多数中东基督徒都无法自由的公开谴责伊斯兰暴力。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代价,往往还有身体上的代价,实在高得难以想像。”

相反的,他们会保持沉默、转移视线或指责别人。丹尼说,创伤性虐待扭曲了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但在目睹了“自纳粹大屠杀以来最严重的单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近期的哈玛斯攻击)”后,阿拉伯裔的基督徒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柯普说:“就在基督徒本可以提供一缕难得的真理之光的时候,教会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道德沦丧和与世界脱节的境地。”

埃及的福音派基督徒——无论他们如何评价双方——从冲突一开始就大声疾呼。

埃及新教教会主席团(PCE)是MECC和WEA的成员,也是最早发表声明的地区机构之一。 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发生后仅一天,PCE就发表了一份并无具体指责任何人的声明,谴责“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武装冲突”,尤其是对无辜平民的袭击。

PCE的第二份声明支持埃及政府提供人道援助的政策。但接下来又接连发表第三份声明,将焦点转向以色列的攻击。 PCE谴责了对加萨医院的轰炸,并反对用军事手段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在摧毁部分加萨教堂的袭击发生后,PCE表示“对自事件爆发之初就针对居民区的暴力行为深表关切。”

埃及是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批评可能导致了埃及某些言论方向的转变。

令许多阿拉伯基督徒感到愤怒的是,医院爆炸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各教会的牧首和领袖(PHCJ)呼吁大家全神贯注禁食和祷告的那一天。就在两天前,作为对以色列呼吁撤离加萨北部的回应,PHCJ警惕犹太人之中的愤怒,警告他们要防止“因对以色列平民遭受的不可接受的攻击所引起的新的暴力回圈”。

耶路撒冷基督教领袖仍然没有谴责或提及哈马斯,但这项声明与恐怖暴行发生当天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在措辞上有所不同。由于以色列仍然沉浸在纳粹大屠杀以来犹太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的阴影中,耶路撒冷基督教领袖会议声援不要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造成任何伤害。

以色列驻梵蒂冈特使对耶路撒冷基督徒这种“不道德的模糊措辞”感到愤怒

在约旦的福音派基督徒是否也有同样的回应呢?

10月14日,约旦福音派联盟(JEC)——虽为世界福音派协会(WEA)的成员,但不是MECC的成员——发表了一份声明,支持耶路撒冷牧首和领袖会议对于祷告的邀请。但为了反映其五个教区的意愿,约旦福音联盟投票决定避免具体提及以色列或哈马斯。

极少数人强烈希望提及以色列。

约旦福音派联盟成员教派,约旦浸信会主席纳比赫·阿巴西(Nabeeh Abbassi)说,约旦的许多巴勒斯坦人视哈马斯为“解放者”,他们占约旦国人口的很大比例(但人们对这一比例有争议)。为了不被视为反对这样的情绪,约旦福音派联盟选择“不参与政治”,而是关注双方共同的人性尊严。

约旦福音派联盟的声明谴责了当前“暴力与反暴力的循环”,但明确指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然而,耶稣的《登山宝训》呼召基督徒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应以对话和谈判作为必要手段,结束以色列正在进行的、但未被命名的“定居地扩张政策”。

约旦福音派联盟指出,“暴力只会催生暴力,(以色列的)占领引发抵抗,围困导致爆炸攻击。”

阿巴西解释道,他这句话是解释,不是辩护。

他继续说:“挑起事端的是哈马斯。以色列有权自卫。但以色列接下来做的事更糟。”

阿巴西认为,太多的西方基督徒支持以色列是因为错误地应用神学。这位约旦牧师自己也是一位时代论者,他说,基督徒的工作并不是催促上帝执行祂的末世时程。

阿巴西提及使徒行传1:6-8,当门徒们问复活的耶稣是否会恢复以色列的国度。他指出,当时耶稣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呼召基督徒成为祂的见证人。

阿巴西说:“如果我们想‘帮助’上帝,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两者都爱,并与所有人分享福音。”

但在他所形容的对圣公会医院的“野蛮袭击”后,阿巴西说他的教会感到不得不发表一份自己的声明,并且后来又对希腊东正教教堂的袭击感到悲痛。声明里指责以色列的“战争机器”政策不区分平民和军人,将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当作攻击目标。

阿巴斯说:“哈马斯是一个团体,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哈马斯能随己意做任何事,但我期望以色列做正确的事。”

他说,约旦教派发表的声明得到来自当地罕见的赞赏。几乎所有约旦媒体都称加萨医院为“浸礼会”,这反映了约旦在1967年战争中确立其行政身份时的民众情绪

阿巴斯在声明发表后接受了三次电视采访:这是一个向普通约旦人“表明我们的心意”的时刻,也是当地基督徒认同政府政策的时刻,政府的政策是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同时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并将阿卜杜拉国王的约旦国视为耶路撒冷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的历史保管人。

黎巴嫩的福音派人士的想法则各不相同。

叙利亚和黎巴嫩福音派最高理事会主席约瑟夫·卡萨布(Joseph Kassab)说:“有些人希望发表声明向政府表明态度,有些人则希望向穆斯林表明态度。但我只想让声明反映我们的信仰和神学。”

卡萨布说,在医院爆炸事件发生后,一些当地领袖在鼓励下大声疾呼,黎巴嫩的这份文件提到了“以牙还牙”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为耶稣所唾弃,但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中却存在。声明认为,根据这种逻辑,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应得到同样的反击,但不是加倍的反击。然而,他说,以色列已将规模扩大了十倍。

虽然透过“过度反击”来进行威吓是以色列基本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但卡萨布认为基督徒应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他说:“你不能在致力于和平及和解的路上无条件地支持任何人。”

黎巴嫩的声明并没有视以色列或哈马斯列为敌人,而是试图将重点放在公正地解决整个以巴冲突的必要性上。

卡萨布说,如果伊朗或美国加入这场战争会发生什么事?

卡萨布猜测哈马斯“可悲且不幸”的行动是为了干扰近期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即《亚伯拉罕协议》——卡萨布明确指出,如果伊斯兰意识形态成功统治该区域,巴勒斯坦和整个区域都没有未来。

然而,以色列已经加倍其残暴的行径,他说。卡萨布提到有数千栋加萨公寓被摧毁,并呼吁难民透过加萨南部边境逃往埃及的。 1948年和1967年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已成为永久性问题。

即便如此,他认为MECC的声明并不完全合理。

卡萨布说:“以色列可能无意灭绝巴勒斯坦人,但如果他们持续攻击,就会导致这个结局。如果你不喜欢‘灭绝’这个词,可以用另一个词代替,但这不会改变暴力的规模。”

圣地地方福音派教会理事会(简称,CLEC,是WEA的一个附属机构)主席穆尼尔·卡基什(Munir Kakish)则完全不赞同MECC的声明。

他说:“当我们被邀请参加他们的会议时,我就可以发表意见了。”

他在10月18日的声明里强调要成为和平与和解的桥梁,并且不具体指责任何一方。 CLEC的声明仅关注加萨议题,但既未提及哈马斯,也未提及以色列,并呼吁立即提供人道援助和缔结全面性的和平条约。

CLEC的声明里指出:“加萨的医院和学校所遭受的一切,是所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不能接受的,”随后重申提摩太前书2:2。 “我们呼吁各方立即停止战争……以便我们能敬虔而有尊严地过着和平的生活。”

但同时也要传扬福音。卡基什认为当前的事件是耶稣预言里末世前将要发生的“战争和战争的谣言”的一部分。他说,邪恶正在增加,就像诺亚的时代一样,方舟的门很快就会关上。

他说:“现在是教会觉醒并完成大使命的时候了,而不是被其他事情分心。”

但阿拉伯裔基督徒并不是唯一发表声明的人。

与他们中东的同行不同,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ERLC)、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E)和世界福音派联盟(WEA)立即点名谴责哈马斯

ERLC发表了最强烈支持以色列的声明。

美南浸信会领袖的声明里承认在以色列与教会的关系上存在不同的神学立场,认识到犹太人是如何“长期忍受企图种族灭绝他们及摧毁他们国家的行径”。 ERLC视以色列为该地区“罕见的民主典范”,并援引罗马书13章,支持以色列政府“拿起剑”来反对那些针对无辜生命的邪恶行为。

此外,ERLC声明也认可“生活在中东的所有人的尊严和人格”,并为那些“为着福音努力的犹太裔和巴勒斯坦裔基督徒面临的艰难事工”祷告。

[编按:《今日基督教》主编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曾任ERLC主席,他与其他2000名领袖共同签署了该声明。]

浸信会世界联盟(BWA)的同行们则关注巴勒斯坦的问题,指出阿赫利医院具有美南浸信会的传统,同时“恳求保护所有民众,建立真正的和平”。

浸信会在以色列有17间教会,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有13间,其中一间位于加萨,BWA呼吁“走往明确拒绝恐怖主义的使人和平之路”。并且“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BWA敦促“追求带有恢复性的公义及和平”。

BWA秘书长伊莱贾·布朗(Elijah Brown)以BWA的祷告手册为例。

他告诉《今日基督教》:“我们相信,身为和平的使者,我们不应强调政治对立的方式,我们必须致力于展现大家共同努力下共同的声音。”

NAE也承认以色列有权进行自卫。但它也警告以色列不要超越这个范围并进行“复仇”,造成更多无辜平民的痛苦,从而破坏自身安全。 WEA鼓励为缓和暴力作出一切努力,并对示威游行表示“困惑”,这些示威游行似乎表达着对最初的杀戮感到高兴。

NAE和WEA都呼吁实现公义的和平——ERLC并未使用这一措辞,但自最初声明以后,这两个组织都没有再发表过评论性声明。鉴于NAE曾重申福音派应发挥“建设性地批评政府领袖”的作用,该机构如今是否需要这样做呢?

ERLC主席布伦特·莱瑟伍德告诉《今日基督教》:“义战理论(Just War theory)这个教义就其本质而言,有一个限制战争方式的框架,其中包括禁止以无辜平民为目标。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没有国界之分,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知——在这场冲突里,谁是过错方。”

NAE主席沃尔特·金(Walter Kim)也提及基督教传统。

“多数福音派基督徒在追求公义的同时抑制暴力的程度,这是经典的义战。以色列有权对持续发动攻击的哈马斯进行自卫,”他说。 “其他义战原则包括公义的意图、有限制的报复、长期性的努力使人和睦,并保护无辜的人。”

他将评价留给读者去决定。

WEA秘书长托马斯·施尔马赫(Thomas Schirrmacher)已经做出了他的评价。

他说:“以色列仍然处于自卫的参数中。那些攻击者曾明确地表示,他们要杀死所有犹太人,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施尔马赫强烈质疑以色列被认定应为医院爆炸事件负责任,他指责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的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控制的加萨地带的巴勒斯坦领袖未能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哈马斯致力于恐怖主义,而在加萨,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

但他强调,所有评论都是他以个人身分发表的。 WEA代表着173个国家的国家联盟和合作伙伴,其中包括由卡基什、柯普领导的联盟,以及关注对象为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裔公民的联盟。

他说,中东和北非地区联盟与WEA的欧洲地区联盟在反犹太主义定义的具体细节上存在分歧,而亚塞拜然的一个联盟则因WEA谴责这个高加索裔国家在一块有争议的飞地上侵犯亚美尼亚人的人权而受到牵制。

他也试图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基督徒之间取得平衡。

向双方提供的援助也是平衡的。WEA正透过其在以色列的联盟,在靠近加萨边境的阿什杜德和阿什克伦提供避难所。与埃及的尼罗河附属教会合作,他们将在拉法(Rafah)过境点提供救援。在WEA里的巴勒斯坦联盟的支持下,他们正在为重建加萨的英国圣公会医院提供金援。

施尔马赫说:“在我们发言之前,我们会让各方都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回应缓慢,但比起迅速发表一份后来不得不修改的声明,这样更能促进和平及带来积极的变化。”

海多斯蒂安说:“发表声明并不是教会最关键的任务,”他所在的亚美尼亚福音派联盟尚未对战争发表正式评论。“更重要的任务是教育人们关于和平、公义和解释历史恩怨,而不仅仅只讲授时事。”

但他说,阿拉伯裔基督徒为两种面向感到担忧。

他说,首先,他们呼吁与西方国际合作伙伴建立信任关系,以对抗主流媒体常常传达的对以色列的不平衡和无条件的正面观点。

其次,阿拉伯裔基督徒向该冲突地区表明他们不仅仅只是旁观者。海多斯蒂安认同他们可能会面临来自穆斯林或犹太人的地方压力,并补充道,他们经常会对基督教社区日渐式微的状况感到生存无望。

但他们在发言中声称,他们和巴勒斯坦人一样,并不是这片土地的私生子,也不是这片土地的外来人。

“阿拉伯裔基督徒往往也是受害者,”海多斯蒂安说。 “指责他们偏袒(某一方)是一种粗暴的方式。”

尽管他对当前的冲突有自己强烈的看法,但这位亚美尼亚领袖敦促基督徒不要将该地区视为一个整体。他说,基督徒们应小心谨慎,不要把圣经里的以色列与现代以色列混为一谈,也不要让政府和媒体的言论左右他们对信仰的委身。

他问道,基督现在希望我们做什么?圣地是基督教信仰的摇篮,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中明确表示,祂的愿景远不止于此地。

“世界任何地方的和平都取决于其他地方的和平,”海多斯提安说。 “中东教会的活力对基督肢体的全球合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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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OP(国际祷告殿)创办人毕迈可(Mike Bickle)面临性侵指控

前堪萨斯国际祷告殿(IHOPKC)领袖们提出一系列他们称之为可信的指控,涉及数十年间受害的多位女性。

毕迈可

毕迈可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0, 2023
Courtesy of IHOPKS

堪萨斯城国际祷告殿(IHOPKC)的创办人毕迈可(Mike Bickle)正面临着长达数十年、涉及多名女性的性侵和属灵虐待指控。

68岁的毕迈可被指控性行为不端正,调查这些指控的前IHOPKC领袖于周六发表的声明表示:“婚姻盟约没有得到尊重”。

他们说,尽管他们最初感到震惊,但根据“多位受害者”的“集体的及证据确凿的见证”,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可信的。

据《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报导,毕迈可于1999 年成立的巨型灵恩派教会提供全天候的祷告和敬拜,该教会于周五被告知了这些指控,《堪萨斯城星报》也收到一份公告录音。

IHOPKC的执行董事斯图尔特(Stuart Greaves)告诉员工,领袖团队正在“认真对待这一情况”。

发表此份声明的领袖——前执行领袖团队和董事会成员罗戴恩(Dwane Roberts)、布莱恩·金(Brian Kim),以及先锋基督徒团契牧师马丁(Wes Martin)表示,他们首先试图按照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的指示,直接向毕迈可提及这些指控。他们说,毕迈可拒绝与他们会面,然后试图恐吓和诋毁受害者。

据《堪萨斯城星报》报导,毕迈可上周日的讲道内容为“虚假的指控”。

根据《罗伊斯报告》(The Roys Report)收录的讲道笔记,毕迈可在讲道中讨论《启示录》12:10中所说的“撒旦在末世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控告”,它将“低声的含沙射影转化为具有敌意的指控,破坏人们的生活和关系。”

毕迈可还说,“教会正在接近历史上最荣耀、最充满挑战性的时刻,龙(黑马)正在许多人身上喘息,让他们互相指责和背叛。”

斯图尔特在向员工的公告里提及这篇讲道中的这句话,他说:“我们要求大家不要在这种情况下提及『黑马』这个词,以此来减轻受到事情影响的人的痛苦。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些正在遭受痛苦和创伤的人、我们的属灵家庭、毕迈可和黛安(毕迈可的妻子),以及他们全家。”

IHOPKC领袖于周日的聚会和社交媒体上宣布,毕迈可同意暂停讲道和讲课,教会将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这些指控进行评估和仲裁”。

负责调查对毕迈可的指控的领袖表示,他们认为毕迈可的行为“不符合圣经对教会领袖的标准”,其中包括毕迈可利用属灵权威操纵受害者。他们在声明中说,站出来的妇女们“除了追求真理、悔改、怜悯和恩典之外,分享她们的经历并无法为她们带来任何好处”。

他们表示,毕迈可尚未公开回应最近的报导,但毕迈可否认所有指控。

毕迈可于1980至1990年代开始在堪萨斯城担任牧师,因为毕迈可越来越趋于灵恩派,并开始对预言和代祷(intercession)持有不同观点,他的教会在1990中期离开葡萄园教派(the Vineyard)。当时,毕迈可开始与甘保罗(Paul Cain)和鲍伯琼斯(Bob Jones)等当地“先知”有联系。 (这两人最终都陷入丑闻危机:琼斯承认自己有不正当的性行为和属灵虐待,甘保罗则因同性恋行为和酗酒而受到处分。)

在IHOPKC,毕迈可强调关于禁食、预言、灵界和末世的教导。有些人认为他的事工是独立的灵恩派的一部分,但他拒绝接受“新使徒改教运动”的标签。本月早些时候,他在《Charisma》杂志的《斯特朗报告》(Strang Report)节目里分享关于以色列战争的预言性话语,而今年早些时候,他为“拯救以色列”举行禁食,毕迈可说这将带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根据IHOPKC事工的网站,其员工人数约为2000人,他们皆是全职宣教士,需要募款自己的薪水。据《堪萨斯城星报》报导,在IHOPKC领袖阶层发布公告期间,一些人呼吁提高事工的透明度,称“还有更多事情需要公开”。

起草该声明的作者之一,罗戴恩牧师,目前带领巴西的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祷告之家(Florianópolis House of Prayer in Brazil)。他的教会宣布将暂时与毕迈可保持距离。

该教会写道:“我们的呼求和祷告是,在我们兴起一间以祷告等候新郎再来的教会的旅途上,我们会刚强,不让这些事动摇我们的信仰或使我们灰心。我们将委身于完全的透明度和真相,并将在事实皆澄清后分享更多的资讯。”

一些前IHOPKC成员表示,该教会具有威迫性及邪教性质;该教会则表示他们为长老领导制,对领袖有检查机制,并委身于防止性侵害、情感虐待、身体虐待和属灵虐待。

十多年前,IHOP(国际祷告殿)在一群自发性组成“宗教社区”的学生之间发生性侵和谋杀事件后受到外界严格的审查。它也被IHOP(国际煎饼屋,为美国知名连锁餐厅)控告商标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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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和对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论者对话

新一代幕道友正在取代新无神论者。但我们该如何与他们交流?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在西方,关于宗教、无神论和基督教的文化土壤正在改变。我最近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三则新闻提醒我们,这种转变能发生得如此快。

世界知名的无神论者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越来越多地严厉评论变性运动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progressive ideology)。流行播客主持人乔·罗根(Joe Rogan)的节目每月有超过1.9亿次的下载量,他邀请了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专家斯蒂芬·梅耶尔(Stephen Meyer)做客他的节目,梅耶尔主张宇宙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上帝,并批判天择进化论的内容。

在英国,首次发生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在每十年进行一次的英国人口普查中,在信仰栏位选择“基督教”的人数下降到46%,而选择“无宗教信仰”的人数上升到37%。这一下降也反应在美国的调查里,几乎有一半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年轻人如今认为自己是“nones(无宗教信仰者)”。

但是,在勾选“无宗教信仰”栏位的人之中,鲜少人认为自己是理查·道金斯式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事实上,“无宗教信仰者”更倾向描述自己为“追求灵命但不涉及宗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仍然会偶尔祷告,参与新纪元运动里的一些宗教实践,甚至涉足神秘学。

也就是说,现代人不一定“不信宗教”,他们只是对不同的事物带有宗教信念。当人们拒绝接受“制度性宗教”时,他们会以其他东西填补内心的“上帝洞”。

当现今一些最教义式的无神论领袖视“文化战争”为他们新的神圣事业时,他们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兴趣听取世俗主流之外对科学和现实世界的本质的其他观点。

在《对上帝信仰的惊人重生》一书中,我探讨了新无神论(New Atheism)是如何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对超自然解释的新的开放态度。例如,许多世俗知识分子——如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历史学家汤姆-霍兰(Tom Holland)和记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正在重新审视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

许多曾经支持理查·道金斯和他提出的新无神论的骑士团发现,他们为世人提出的人生答案(追求科学和理性,摒弃宗教)并没有带来他们所希望的光明和生命。在这些新世俗思想家的引领下,许多人如今受到启发去挖掘圣经中的古老智慧,走进一、两间古老的教堂——或什至跨入信仰里。

这些世俗主义者在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中意识到“意义危机”,也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叙事以不易忽视或重塑的方式塑造了整个西方文化。即使他们宣称自己个人对上帝的存在并不确定,他们也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生活。

这一切都促使了“对基督教充满好奇的不可知论者”的兴起:这些现代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曾经相信的这个古老的犹太教-基督教叙事里是否存在某些真理(或至少“有用的”道理) 。

但是,我们这些相信上帝道成肉身、曾经活着又死而复活,使人类与祂重新建立关系的基督徒,该如何与这些“对基督教好奇的不可知论者”打交道呢?以下是我在与新一轮无神论运动的领袖和其跟随者交流时学到的三条经验:

1. 让他们希望这个叙事是真的,然后向他们展示叙事的真实性

17世纪数学家兼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写道:“让宗教具有吸引力。让好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后证明它是真的。”这句话至今仍是明智的建议。

在过去,基督教思想家经常在与新无神论者的辩论中使用基于逻辑的护教学策略,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对一些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心的不可知论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太直白的理性工具。

相反的,文化护教法对他们而言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安德里亚·迪尔利(Andrea Dilley)之前为《今日基督教》撰写的一篇文指出的那样,文化护教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将人们与我们内心深处那些在电影、书籍和音乐中寻找美感的部分联系起来,”对文化护教法来说,“目标不是增长一种模糊的超越现实感,而是让人们能与永生的上帝相遇。”

我们都曾受艺术、文学和美感的启发——受到这些作品里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追求“超越性的目标”的故事的启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哈利波特》、漫威电影和《魔戒》。

现实的故事/叙事常常围绕着政治、经济和生物学,我们在其中缺失着意义,我们渴望重新激发我们对朋友和邻居的想像。他们所渴望的正义、他们所寻求的身份认同,以及深深打动他们的艺术和音乐,都源自某种更深层的东西。这些皆是那个经常被遗忘的叙事的回音,是上帝的形像在人类身上留下的印记。

鲁益师(C. S. Lewis)巧妙地创造了纳尼亚世界,一个充满骑士、龙、会说话的动物、英雄主义、勇气和牺牲精神的神奇国度,由一位名叫亚斯兰的狮子王统治,他非常慈爱但不受命于任何人。鲁益师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和成年人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我们也可以这样对待今天的慕道友,在他们的想像、盼望、梦想和渴望里与他们共鸣。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为何他们会如此盼望这样一个有价值、有意义、有着超越性的目的的世界真实存在。只有这样,有些人才会准备好聆听传统上为着上帝和圣经的历史真实性的护教论述。

我们应向他们表明,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个世界背后有着一个爱、美善及公义的终极源泉,并且这个泉源亲自前来寻找我们。

2. 保持基督教的“怪异性”

我曾与许多似乎对基督教持开放态度的非基督徒交流,但他们不想要一个和他们本身文化极为相似的教会。这一点在与我交谈过的不可知论思想领袖里尤其明显,他们之中一些人似乎怀着一股渴望回到教会的心情。

例如,《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较为保守的副主编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基督信仰,但现在他给自己贴上“基督教无神论者”的标签。他承认基督教在西方传统里的价值和美德,但他无法全然相信这个信仰。

穆雷曾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如果要他重返教会,他需要在教会里见到比世俗人文主义的温情版本更深刻、更奥妙的东西。

同样的,当教会试图模仿名人文化和娱乐产业的价值观好让社会觉得教会也没那么跟不上时代时,有着很大的危险。记者宾·西克史密斯(Ben Sixsmith)就注意到教会的这种倾向——他形容自己是一个“开放、好奇、不安的不可知论者”。

西克史密斯越来越被天主教传统里严肃的信仰和哲学所吸引,并斥责那些为了显得自己更有包容性或跟上时代而“淡化信仰信息的教会”,他写道: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没有资格对基督徒的信仰指手画脚,告诉他们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不过,如果有那么ㄧ群人的信仰值得我追随,我觉得他们的信仰应该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当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生活时)。但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我有90%的相同之处,那他们的信仰就没有什么特别能打动我的地方。与其说他们想让我变得更像他们,不如说他们想要变得更像我。”

著名历史学家和播客主持人汤姆·霍兰(Tom Holland)在他回归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第一世纪的基督教所展示的价值观有多“激烈”(与当时的世界文化极为不同)——并明白现代的他所持的一些价值观和道德本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他在他所著的畅销历史书《统治:基督教革命如何重塑了世界》里讲述了这个故事。

然而,霍兰感叹道,教会常用了无新意的“每日默想”等短文来“鸡汤化”基督信仰,或一些政治正确的宣传来取代基督教里神奇可畏的叙事。他继续说道:

教会需要⋯⋯绝对地拥抱他们的信念,而不是对他们的信念略感尴尬。 ……教会必须尽全力坚守其信念⋯⋯包括最怪异、最反文化、最奇特的那些信念。不要回避所有关于天使之类的东西——坚持住这些!

这个建议似乎有违常理。许多教会都把尽可能把“正常”和“没有威胁性”当作自己的使命,努力把人们带进门来。

但是,许多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心的不可知论者走进教会的大门,是为了寻找与他们正常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想要进入另一个世界,听到另一种不同的叙事。

3. 创造一个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相抗衡的群体

请原谅这个绕口的标题,但无论下一代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它都必须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地方——在这里,混乱的人们学会与其他混乱的人相处。人们渴望意义,但他们也渴望有个可以与他人一起探索意义的社群。

随着这世界变得越来越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加入一个彼此之间有着真诚关系的群体的机会不断减少。但是,人类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同ㄧ物理空间里彼此守望。教会是仅存的几个可以让人经常这样做的地方之一。

那些陷入意义危机的人们正在寻找自我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更宏观的叙事中的角色,因此,教会需要成为宽敞的社区。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拥抱那些受伤的游荡者,并为那些刚开始寻求意义的人留出空间。

在这个两极化、道德主义化和不宽容的社会中,地方教会需要成为一个反文化、充满恩典的地方。恩典是现今不健康的取消文化的解毒剂,人们渴望恩典。

也许教会能为社会提供的最大见证就是,即使我们意见相左,仍然可以彼此相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人们不会因为有跟我们一样的政治或神学观点而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而是因着我们的爱。

我盼望教会仍然敞开大门,与这世代的“外邦人”分享福音。我们的文化正在分崩离析,因为我们试图在没有基督教曾经为众人提供的整体叙事下驾驭人生。就像所有取代上帝的偶像一样,那些我们不断对自己复诵的个人主义叙事永远无法真正满足我们。

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几年关于信仰、无神论和基督教的对话将如何继续变化,但我相信上帝总是会带给我们惊喜。在新无神论者和对基督教充满好奇的不可知论者寻找更好的叙事时,我们是否准备好满足他们的问题和需求?当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 (彼得前书3:15)

贾斯汀·布赖尔利(Justin Brierley)是英国作家、广播主持人和演讲家。他的第二本书The Surprising Rebirth of Belief in God: Why New Atheism Grew Old and Secular Thinkers Are Considering Christianity Again现已上市。

编&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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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亚裔美国基督徒人数的减少,多数“无宗教信仰者”仍对宗教感到亲切

皮尤对7000名成年人进行的最新调查里探讨了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以及他们与儒家和道教的亲缘关系。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Pexels

基督徒是亚裔美国人口里最大的信仰群体(34%)。

但自2012年以来,基督教信仰的比例却下降了8个百分点。同时,“无宗教信仰者(nones)”的比例从26%上升到32%。

这是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自我认同为亚裔(双亲皆为亚裔或混血)的亚裔美国成年人进行的最新宗教调查结果。

皮尤在2022年7月5日至今年1月27日期间进行此份调查,也与100多名亚裔美国人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和一对一访谈,以探究宗教对他们的意义。除了对信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亚裔美国人进行调查外,研究中心还探讨了人们对儒教和道教的喜好程度。

皮尤在2012年发布上一份关于亚裔美国人宗教状况的报告。当时,研究人员发现,美国亚裔福音派新教基督徒每周参与教会活动的比例超过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76%对64%),是美国宗教信仰程度最深厚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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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的最新数据代表了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日裔、韩裔和越南裔对宗教的看法。双亲皆来自中东(如黎巴嫩或沙乌地阿拉伯)或中亚(如阿富汗或乌兹别克)血统的人不包括在内。

在这些后裔群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同基督教是他们的宗教。

富勒神学院菲律宾裔美国人事工主任加布里埃尔·卡塔努斯(Gabriel J. Catanus)说:“在教牧层面,这些统计数字与我们这些移民教会努力保持健康或活力的无数个故事相吻合。虽然我们不知道10年后的数据会如何,但这些数据应该让牧师、家长和领袖们停下来,并为之祷告。”

人口概况

新教基督徒目前占美国亚裔人口的16%,低于2012年的22%。福音派基督徒的比例也从13%降至10%。天主教徒的比例则相对稳定,目前为17%,2012年为 19%。

在皮尤调查的六个族裔群体中,菲律宾裔美国人和韩裔美国人有最高比例自我认同为基督徒(分别为74%和59%)。多数的菲律宾裔美国人信奉天主教(57%),而韩裔美国人主要信奉福音派(34%)。

印度裔美国人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比例最低。根据皮尤的报告,15%的印度裔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48%的人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在印度,基督徒占13.8亿人口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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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信仰人口相比,美国亚裔福音派基督徒的年龄往往较大,年龄中位数为51 岁。皮尤说,这是调查中所有亚裔宗教群体里年龄最高的。

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的多数宗教学者和领袖都表示,基督教在亚裔美国人中的衰落并不令人惊讶,这归因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亚裔美国人离开信仰或西方基督教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因素有关。

旧金山州立大学亚裔美国人研究教授罗素·郑(Russell M. Jeung)说,基督教的衰落也可能是“人口棕色化”的结果。

罗素·郑表示,“根据皮尤的数据,印度裔和『其他亚洲人』在2012年约占亚裔群体的31%,但在2023年上升到39%,由于这些族裔不太可能会是基督徒,因此亚裔美国人中基督徒的总比例也应该会下降。”

福音派神学的未来:亚裔美国人散居地的声音》一书的作者阿莫斯·杨(Amos Yong)对基督教的不景气现象并不担忧。他说:“也许亚裔美国人的人口增长速度使得今日10%的总人数仍然大于十年前的13%;因此,如果这一点能够得到证实,至少可以消除我们一些担忧。”

然而,如果皮尤的最新数据能准确反映亚裔美国人基督信仰的现状,那么,“人数的减少可能确实与整体人数的减少是一致的,这进一步对福音派传福音的果效提出严重的质疑,”阿莫斯补充道。

信仰生活

整体上而言,亚裔美国基督徒比一般的亚裔美国人更有可能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里非常重要(54%对31%)。皮尤将这一差距归因于福音派基督徒中有很大比例(73%)这样认为。

超过一半的亚裔美国基督徒每个月至少会去一次教会(55%),而四分之三的福音派基督徒(74%)回报的出席率则高于这一比例。

在拓展社区关系方面,亚裔美国基督徒可能是较为孤僻的群体。皮尤表示:“与一般亚裔美国人相比,亚裔基督徒更有可能说他们‘所有的’或‘多数的’朋友的宗教信仰与自己相同(38%对比30%)。”

“福音派基督徒(45%)是所有被分析的宗教群体中最有可能这样说的群体之一。”

印度教信徒则紧随其后,有40%的人表示他们的朋友中绝大多数都有相同的宗教信仰。相较之下,亚裔美国佛教徒是最不可能这么说的(21%)。

贝勒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杰瑞·帕克(Jerry Park)表示,福音派的调查结果可以用宗教信仰程度来解释。 “福音派基督徒,不分种族,往往在教会社区中更为活跃。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亚裔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们的做法和模式往往仿效白人基督徒。”

普林斯顿神学院海外事工研究中心主任钟秀珍(Soojin Chung)说,对这类福音派基督徒的年龄进行细分会很有帮助,因为许多接受此次调查的人可能是年轻人。

钟秀珍说,根据社会学家丽贝卡·金(Rebecca Kim)的研究,传统上以白人为主的校园事工已成为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事工。 2006年(金的书出版时期),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福音派团体中有80%是亚裔美国人,而耶鲁大学的学园传道会团契里则有90%是亚裔美国人。

日益增加的“无宗教信仰者”

约有三分之一的亚裔美国人(32%)表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或“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 2012年,这一数字为26%。

皮尤调查显示,“无宗教信仰的亚裔美国人”的年纪比其他亚裔美国人更有可能低于50岁(73%对比62%),更有可能出生于美国(38%对比32% ),更有可能是民主党支持者或民主党倾向者(71%对62%)。

美国亚裔基督徒协作组织(Asian American Christian Collaborative)主席雷蒙德·张(Raymond Chang)表示,“无宗教信仰者”数量的攀升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社区里的许多文化习俗都是透过各种信仰传统传承下来——其中有许多都在基督里被赎回(想想保罗在亚略巴古关于未识之神的讲道)。”

在所有族裔群体中,华裔(56%)和日裔美国人(47%)最有可能表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然而,他们也最有可能出于宗教以外的原因接触某一信仰(分别为47%和58%)。

信仰亲近程度

整体而言,每5名亚裔美国人中就有2人因非宗教因素而接触某一宗教信仰。例如,虽然有34%的亚裔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有18%的亚裔美国人因家庭背景或成长文化而对基督信仰感到亲近。

皮尤表示,与美国人相比,亚裔美国人对宗教一词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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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指出,“在美国,‘身为基督徒’往往被视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教身份,有一套明确的信仰内容(如教义)和宗教实践(如参与宗教仪式)。”

与此相反,许多没有信仰特定宗教的亚裔美国人可能仍然认为自己与“其祖籍国常见的宗教或哲学传统有所连结”,或同时对多种宗教感到亲近,皮尤说。

这些发现与皮尤关于中国宗教信仰状况的报告有些相似之处,在中国,许多中国成年人对多种神灵持有多重信仰,尽管这些信仰体系相互矛盾,他们仍参与在不同种的宗教活动里。

一些受访者表示,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美国生活不可避免的结果”。例如,在圣诞节送礼物“一直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并不信仰基督教,”一位不是基督徒但认为自己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的美国印度裔受访者说。

在“无宗教信仰者”之中,有四分之一的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没有感觉与任何宗教或哲学传统更亲近。皮尤指出,这是“拒绝与宗教有任何关联的整体亚裔群体中比例最高的”。

但也有一定比例的亚裔无宗教信仰者对佛教(35%)和基督教(34%)感到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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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无宗教信仰的亚裔美国人可能比我们之前想像的更容易接受佛教和基督教,”杰瑞·帕克(Jerry Park)表示。 “与其认为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对宗教完全漠不关心,也许宗教领袖们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

坎德勒神学院(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的美国宗教史副教授海伦·金(Helen Jin Kim)指出,虽然有81%的韩裔美国人士表示他们与基督教有所联系,但无特定宗教信仰的韩裔美国人却从23%增加到34%,韩裔福音派基督徒占比则从40%减少到34%。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数字,但我相信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关于美国基督教在政治上更广泛的叙事。”

文化影响力

与其他此次调查内涵括的宗教信仰相比,只有不到1%的亚裔美国人说他们现在的宗教是道教或儒教。一些受访者质疑是否应将这些信仰视为一种宗教形式,并倾向视它们为哲学流派。

研究人员指出,虽然儒教和道教皆“强调孝道,即尊敬长辈和尊崇祖先,”但只有道教“包含万种神明、神仙,以及专职侍奉的神职人员”。

有24%的华裔美国人、22%的韩裔美国人和13%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与儒教有联系。

皮尤发现,在自认更亲近道教的人之中,有一半的人也认同基督教或佛教。

全球参与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Engagement)的越南专案经理海恩·武(Hien Vu)对此份新调查没有反映出儒教和道教所占的比例的下降程度(相较于2012年的调查)感到惊讶。

海恩注意到她所在社区的越南裔和华裔美国人中出现了“巨大的世代转变”,第一代人主要持有其祖国文化的宗教信仰,而年轻一代“对亚洲传统哲学和宗教信仰的依恋程度不如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她说。

文化同化可能是导致信仰减少的另一个因素,因为亚裔美国人采用了更符合美国主流文化的不同世界观。

重新想像未来

尽管皮尤评价基督教为衰落中的宗教,但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的亚裔美国基督教领袖和学者对亚裔美国人教会在未来几年的发展表示充满希望。

“坏消息是什么?人们正在成群结队地离开基督教信仰——包括亚裔美国人,”雷蒙德说。 “好消息呢?我们并不孤单,教会应该彻底改革,让我们回到耶稣的道路上。”雷蒙德也担任TENx10的执行董事,该组织正与100多个机构合作,包括各个教派、类教会事工和《今日基督教》,以帮助让下一代更加重视信仰。

卡塔努斯“仍不相信会出现对耶稣或基督教传统的全盘否定”,因为90%的菲律宾裔美国人仍然感觉与基督教亲近,尽管认同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74%)。他补充道,在过去的四、五年里,菲律宾裔美国人的人数增加了近10%。

卡塔努斯说:“正如我在贝勒大学的朋友杰里·帕克博士(Dr. Jerry Park)所观察到的,菲律宾裔美国人社区的规模实际上是韩裔美国人社区的两倍多,而且更有可能自我认同为基督徒。”

“因此,皮尤报告讲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但不是故事的全貌。”

出于ㄧ些因素,如印度基督徒遭受的迫害日益严重和香港的政治情势,人们大规模地迁出亚洲,移居到北美等异国他乡,这将“持续重塑美国基督教亚洲化的情况,”惠顿学院葛理翰中心全球移民社群研究所所长山姆·乔治(Sam George)表示。

“移民式的流离失所经历是一种神学化和宣教化的经历,因为移民将他们继承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带到新的土地上……并与其他人比较和对比自己的信仰。”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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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养众多:对中东福音事工的九种愿景

在新的跨国关系连结的激励下,阿拉伯事工领袖和国际合作伙伴反思过去25年的事工,并呼吁能有更多类似的属灵整合工作。

纪念黎巴嫩主要的基督教事工Thimar-LSESD成立25周年的活动。

纪念黎巴嫩主要的基督教事工Thimar-LSESD成立25周年的活动。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3
Courtesy of Thimar-LSESD / Edits by CT

“中东福音派必须效仿中国基督徒正在做的事。”

黎巴嫩教育与社会发展协会(LSESD)首席执行官纳比尔·科斯塔(Nabil Costa)上周在该协会的贝鲁特浸信会学校(BBS)举行的25周年庆祝活动上如此说。

他并非在呼吁改变地缘政治的走向。与此相反,庆祝活动与会者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财务合作伙伴,他不会想冒犯这些人。

但科斯塔接著称赞印度和沙乌地阿拉伯。

他说:“我们的愿景是装备教会在不断变化的阿拉伯世界里结出信仰的thimar。”Thimar是阿拉伯文圣经里的果实

贝鲁特浸信会学校(BBS)由浸信会宣教士于1955年创立,并于1998年将其下各项事工转移给当地的基督徒。为了向他们事工的历史传统致敬,科斯塔在这个主题为“一同庆贺”的聚会上宣布将LSESD更名为Thimar-LSESD,以反映其事工在教育、救济、特殊需要、社区发展和出版等方面的属灵影响。

但在他代表这个常被昵称为“浸信会联会”的事工发言时,他邀请更广泛的福音派人士在未来一起合作。

科斯塔谈到中东许多志同道合的福音事工时说:“基督徒本应成为催化剂,有责任搭建桥梁、帮助社区彼此和解、传播基督的香气。我们认为黎巴嫩是通往整个中东地区的枢纽和门户。”

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是个模板,印度计划中的区域“经济走廊”和沙乌地阿拉伯发展中的特大城市“NEOM”也是一种模板。科斯塔说,即使这些国家“各有不同隐藏的动机”,但若连他们都认识到网络连结和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性,福音派应该也能做到这一点。黎巴嫩尽管本身问题重重,仍是宗教自由的避难处。

一些与会者认为,中东正朝着大规模的地区整合及和平的方向发展,另一些人则对此持怀疑的人态度,认为会再次出现对基督徒的迫害。但许多人都认真地看待科斯塔的呼吁,视这次会议为一个集思广益的机会,一同为下一个25年的福音派事工提出愿景。

“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他说,“但我们何等有福,我们之间有一条‘属灵带’,在各大洲和各国之间架起通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同一国的国民。”

并使我们能一同“结实累累”。

《今日基督教》采访了七位阿拉伯与会者和两位西方与会者,了解他们对中东地区未来事工的愿景。

中东福音教会团契(Fellowship of Middle East Evangelical Churches)秘书长罗珊吉拉·雅求尔(Rosangela Jarjour):

我们的主耶稣给祂的教会两个黄金使命:传道和教导。虽然许多教会已向世界传扬福音,福音事工常常忽略的一个部分是门徒的灵命塑造。建立神的国度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归信基督。

事实上,保罗在他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中,提出了四个世代的影响(2:2)。保罗的策略很明确──听道、做见证、托付、教导。他在随后两章补充道(提后4:7-8):这些是实现公义冠冕所必需打的“美好的仗”。

根据保罗的建议,这是我对我们地区所有自认为“福音派”的新教基督徒(包括长老会、浸信会、灵恩派和其他派别)的愿景呼吁:在接下来的25年里,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我们的事工必须重新委身于门徒训练的任务,这样基督徒们,无论是老一辈的还是新一辈的,都能将自身的信仰传承给中东教会的下一代。

斯蒂芬妮·海卡尔(Stephanie Haykal),黎巴嫩哈布村浸信会(Kafr Habou Baptist Church)的志工:

虽然中东地区的福音事工一直在成长茁壮,但有时它似乎有点像是种生意。身为一个来自黎巴嫩北部的人,我们的许多事工努力似乎都集中在贝鲁特和其他的大城市,而比较当地的需要反倒被忽视了。

这让我感到恐惧。

这一事实可以从许多不知道“福音派”是什么意思的穆斯林得到证明。同时,许多传统的地方教会听到我们的名字时会感到愤怒,这也是一个证据。我们还没有足够广泛地投入资源来克服这一问题。

在未来的 25 年,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首要任务。人们不需要马上理解福音,更不需要立即接受福音。但我们只要努力服事,倚靠圣灵,上帝会帮助我们分享救赎的信息,使人与上帝和好。

法拉·包·柯尔(Farah Bou Kher),黎巴嫩一家救援和人道主义组织的项目经理:

Thimar-LSESD透过参与公共事务和聚焦于整全性的事工树立了积极的价值观。展望未来,Thimar-LSESD可以透过加强推动跨宗教的对话、普世关系互动及促进和平来成为更棒的模范。

中东地区受到所有全球趋势的影响:气候变迁、人工智慧、LGBT权利、儿童虐待、科学、信仰和无神论。在忠于圣经教导的同时,教会必须以包容的精神来回应这些影响,成为人们能在此经历上帝的爱──而不仅仅是经历祂的审判──的安全场所。

我们的事工不能各自为政,而要广泛的合作。领袖们可以共享资源、权力,并有定期的会面,一起制定策略。在保持广泛开放态度的同时,在未来的 25 年里,教会领袖应该接受传福音和社会服务两方面的训练。

在我们的会众中已有所有我们需要的专业人士。

亚当·艾瑞耶斯(Adam Alrayes),麦纳麦巴林信徒(Bahrain Believers Group in Manama)成员:

中东地区——尤其是波斯湾地区的教会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我们长年习惯于比较年长的牧师和领袖,但现在是年轻一代的领袖带领上帝的教会的时候了。

这肯定会有正面和负面的发展。

但透过聆听各地基督徒的意见并与他们交谈,我相信在未来的 25 年,这种转变将使教会更丰富,并推动教会向前发展。我们的主对每一代人都有祂的计划。

以利亚·布朗(Elijah Brown),世界浸信会联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秘书长:

中东地区的基督徒有个强烈的请求──你们过去曾信任我们,帮助我们发展门徒训练群体。你们如今愿意在祷告和为我们发声中和我们站在一起吗?

浸信会和其他的福音派基督徒拒绝视自己为战争、流离失所和天灾中的受害者,他们迅速反应并服事中东地区的人民,无论他们来自任何种族或宗教背景。而且不仅仅是服事,他们也以耶稣基督接纳、盼望和牺牲的爱为他们的社区带来祝福。

在接下来的 25 年,让这些基督徒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真实的提醒,提醒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上帝的使命中。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让我们回应他们的呼求,更多为他们祷告和发声。

中东地区的领袖开拓了全球浸信会运动中一些最有生命力的事工。他们将塑造我们的未来。

伊马德·谢哈德(Imad Shehadeh),约旦福音神学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

中东的国家们正在逐步走向宽容,这是我们乐见的发展,但我们仍期望政府能更进一步开放及宽容,毕竟来自非基督教背景的人若想改信基督教,仍是非常困难的事,甚至会面临危险。

因此,在为属灵上的突破祷告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于培训当地的基督徒,帮助他们以有创意的方式向他们的邻舍传福音。

举例来说,我们的公共事工所产生的影响令人惊叹。福音派医院服事来自所有宗教背景的人,福音派学校有大量的非基督徒学生。当他们因此听到福音并与基督徒来往,圣经的真理便烙印并伴随着他们许多人的一生。

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创办一所福音派大学,会是多么美好的事。

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的教会需要更多的神学深度。我们需要教导合一的圣经基础,在各个福音派教派之间架起桥梁,欣赏每个教派的优点。当我们与世界打交道时,我们也需要同样的做法。当面对同性恋和变性者的议题时,我们必须展现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美好之处。仅仅指出错误是不够的,解释为什么也很重要。

此外,在更广泛的基督徒群体中,我们必须修补福音派与传统教会(例如天主教及东正教)之间的对立关系。有些人对我们怀有敌意,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可以理解他们这样做的某些原因,但这是进一步传播福音的巨大障碍。

未来的25年,在上述的几个面向里,我们可以有所努力。

马丁·阿卡德(Martin Accad),行动研究协会(Action Research Associates)主任:

在过去的 25 年里,以 Thimar 为首的福音派教会有效地回应了黎巴嫩的各种需求。在救济工作、特殊需求、神学教育和领袖培训方面,其影响力已超越原本的藩篱。

如今,福音派必须踏入政治领域。

我的意思是,透过发声及游说来影响最高层的政策。这并非发出道德性的命令,而是参与帮助创建一个自由的开放社会。如果这项工作做得好,将有助于阿拉伯世界的教会发展出强而有力的公共神学。

具体而言,福音派的领导阶层应该集结起来,共同反思各自机构的贡献。然后一同举出在立法和国家治理上,国家失败的部分。积极地说,教会应该成为正义、平等和人权的代言人,致力使政治制度免受宗教派系的影响。

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在个人层面上已开始这样做了。但在未来的 25 年里,不仅仅是在黎巴嫩,教会必须参与建设中东地区成为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

达林·伍德(Darin Wood),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 in Midland, Texas)资深牧师:

我没有资格来谈论关于在中东地区传福音的适当策略,但在与来自黎巴嫩和埃及的牧师共事后,我相信这些领袖在这方面是值得信赖的。他们在谈论如何向他们所在的环境里传福音时充满热诚、激情,且毫无畏惧。

我的盼望是能够把这种热诚带回家乡,带回到我自己的教会里。

我们因着出国宣教认识到他们的事工。但在未来的 25 年,中东地区培训来自他们本土的牧师会比从外国空降牧职人员更有效。我们的角色必须是代祷、鼓励和资助他们的努力。

我们认识许多志同道合的事工伙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彼此间的联系。

贾利勒·阿尔纳姆里(Jalil Alnamri),叶门人,在阿拉伯世界与NEO领袖一同服事:

身为上帝在中东的仆人,我们渴望加强对当地领袖的培训,使他们能够牧养自己的教会。与国外宣教机构的关系往往使我们依赖于定期的帮助,而不是加强本土会众的力量。

除了目前在我们的事工中主要运作的物资救助部分,国外机构的金援必须包括致力于改善我们的整体经济状况。这不仅仅是常听到的「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的差异。这两者都无法真正帮助我们服事我们的社会。

在未来的 25 年里,教我们如何自己制造钓竿吧。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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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萨唯一的基督教医院发生爆炸,数十人丧生

致命的爆炸袭击了一间由英国圣公会(原先为美南浸信会)营运的知名医院。

巴勒斯坦人从严重受损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大楼搬运还可用的物品。

巴勒斯坦人从严重受损的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大楼搬运还可用的物品。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3
Photo by Belal Khaled/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上周二,加萨唯一的基督教医院后院发生爆炸,数十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哈马斯管理的巴勒斯坦卫生部估计死亡人数超过500人,并将加萨市阿赫利浸信会医院(Al-Ahli Baptist Hospital)受到的攻击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IDF)称,爆炸是哈马斯结盟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射火箭失败所致。周三访问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拜登引用了美国国防部的数据,支持以色列的说法。[自这篇报导最初发表以来,美国政府已公布一份关于此次爆炸的非机密情报评估,认为伤亡人数在100至300人之间。]

阿赫利浸信会医院由英国圣公会宣教士创立,自1882年以来一直运营于该地区。在20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里,它由美南浸信会(SBC)宣教部门管理。目前,这间医院隶属于圣公会耶路撒冷教区。

这间医院的民间俗称为Al-Ma'amadani(阿拉伯语“施洗者”),是加萨北部22间医院之一。据报导,以色列下令撤离该地区后,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此避难,其中一些家庭躲在发生爆炸的院子里。

阿赫利医院院长苏海拉·塔拉兹(Suhaila Tarazi)在早些时候向基督教支持者发出的呼吁里,“我们在这里作为上帝手里的工具,向所有人展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自豪的是,在所有冲突中,这间医院都在此服事、减轻伤者和穷人的痛苦,并以一颗热诚怜悯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间医院将继续成为一个充满爱与和解的地方。这间医院的历史告诉人们,无论我们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孩子。”

塔拉兹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阿拉伯裔基督徒,在加萨任职的30年里,她经历着高失业率、停电和动乱。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的前几周,这间基督教医院已经不堪负荷,资金不足。塔拉兹,她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直到凌晨4点结束。

“我们没有钱付全职员工的薪水,”她说。 “光是为了获得发电机运作所需的燃料,就又增加了一层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和痛苦。我们缺少药品、物资、关键的医疗设备。我们人手不足。除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我们还能做什么?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周二的爆炸发生前,该医院已曾遭受破坏。根据英国圣公会新闻社报导,该医院周六遭到以色列火箭弹的袭击,癌症中心的两层楼被炸毁,四名工作人员受伤。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Justin Welby)发表声明,该医院的医疗用品已十分不足,没有能力疏散重症及受伤的病人。

周三,韦尔比医院的爆炸“侵犯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尊严。”

他说,“(袭击医院)违反了人道主义法,因为人道主义法明确规定,医院、医生和病人必须受到保护。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保持克制,在整起事件发生的事实都调查清楚前,不急于归咎责任。”

周二阿赫利医院发生爆炸后,约350名伤者被送往附近的医院,而该医院也已被病人挤满。这起事件引发了阿拉伯国家的抗议,示威者呼吁以色列停止空袭。约旦因此取消了与拜登的峰会计画。

“我们团结一致,强烈谴责这一罪行。关于加萨教会医院惨案的初步回报让我们深感悲痛,因为这是对人类原则的严重践踏。根据国际法,身为神圣避难所的医院遭到军队的亵渎,”耶路撒冷各教会的牧首和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10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奉命逃离家园,人们急需物资、食物和水。医院爆炸发生后,以色列允许10天以来的第一批人道援助物资从埃及进入加萨走廊。

在哈马斯于10月7日发动恐怖袭击后,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多个弥赛亚派犹太牧师动员起来援助以色列国防军成员,并为逃离边境袭击的以色列人组建一个“应急和救援中心”。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是募集捐款,向士兵分发物资,并为流离失所的家庭送去食物。

在加萨的漫长历史中,阿赫利医院身为该地区基督教同在的象征,发现自己同样陷入不间断的冲突中。

根据中东医学历史学家卡尔顿·巴内特三世(Carlton Carter Barnett III)的硕士论文,1882年开办阿赫利医院的英国圣公会宣教士其为向穆斯林——主要是贫困、农村地区及女性穆斯林——传福音的机会。

早期的医院员工经常与病人一起诵读《圣经》并一起祷告。对于不愿“死在基督徒的屋檐下”的穆斯林,他们会带他们至医院外,但在此之前,他们会最后一次向他们传讲救赎的信息。英国宣教士在向医院院内小学的学生传福音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

1954年,美南浸信会的国际宣教部买下了这家医院,并将其更名为加萨浸信会医院,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为该地区提供医疗服务。虽然居民“改变信仰”在加萨是违法的,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仍视医院工作为传福音的良机,并以宣教为目的,开办加萨唯一一间护理学校。

加萨浸信会医院收治了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和该地区其他事件中受伤的巴勒斯坦人。 1957-1967年,在埃及统治加萨期间,埃及总统贾迈·纳瑟(Gamal Nasser)访问该间医院,并对医院的工作表示赞赏。

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期间,尽管医院被战火重重包围,仍持续运作。医院的窗户被打破,几面墙壁倒塌,一名工作人员受伤。宣教士使用加萨浸信会教堂(前圣公会圣所)来容纳更多的病床,同时有500人在里面避难。

在1970年代末,美南浸信会将医院归还给英国圣公会,并将其置于圣公会耶路撒冷教区之下。新的经营者给医院起了现今使用的名字:阿赫利阿拉伯医院(Al-Ahli Arab Hospital),原浸信会的工作人员继续在此服事,直到1987年,他们注意到当时“反基督教情绪”的高涨。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曾企图暗杀医院的代理院长。

1980年,一名巴勒斯坦人从医院围墙后面扔出两枚手榴弹,炸死了三个人,包括一名以色列军官、一名阿拉伯旁观者,以及不少伤者。 1989年,《今日基督教》指出,“圣公会营运的阿赫利医院”是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与美国宣教士在这个暴力情势不断升级的地区合作帮助受害者的一个范例。

曾在阿赫利医院担任实验室技术员的前加萨浸信会牧师哈那·马萨德(Hanna Massad)说,加萨浸信会(GBC)仍是加萨唯一一间福音派教会,该教会曾在医院内聚会,直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发生后,在急诊室旁聚会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

他说,“周二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想像。这些珍贵的人前来避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间基督教医院,应该会更安全。”

圣公会的耶路撒冷教区在加萨、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约旦和黎巴嫩都设有医疗机构。据该教区称,这间医院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提供“一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包括免费的乳癌筛检和加萨首个微创手术医生培训项目。

当地浸信会领袖巴德·曼苏尔(Bader Mansour)指出,尽管该医院现任领导阶层为圣公会,许多新闻报导仍称其为“浸信会医院”。

他写:“一些加萨人似乎还记得这个老名字,还记得浸信会在服事加萨人民方面的贡献,这种贡献透过加萨浸信会一直延续至今。”

院长塔拉兹在医院工作的期间,目睹了数百名在2014年以色列-加萨暴力冲突中变成残障的儿童的治疗过程。五年前,塔拉兹面临美国对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务的机构的经济援助急剧下降的问题,这使得医院的可用床位从80张减少到50张。

同时,加萨的基督徒人口已减少至约1000人,他们时常面临穆斯林邻居的敌意和暴力

当局称,自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已有1400多人在以色列丧生,3000多人在加萨丧生。

唐·利比希(Don Liebich)在《山中备忘录》中引用了塔拉兹的话:“阿拉伯裔基督徒可以成为犹太人和穆斯林、西方和中东之间的调解人。对我们来说,基督教就是所有人的和平与爱。但我们担心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基督徒。教会应该帮助基督徒留在这。这里是基督教及耶稣跟随者的土地。基督徒应该在这里服事,成为基督教美好的见证榜样。”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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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暴力的世界,基督要求我们带来和平

恐怖主义的暴力再次提醒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困难的事。

图: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在伯利恒的西岸隔离墙附近创作的“武装鸽子”街头艺术。

图: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在伯利恒的西岸隔离墙附近创作的“武装鸽子”街头艺术。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9, 2023
NurPhoto / Contributor / Getty

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类初次犯罪后,暴力的行为马上随之而来。亚当犯罪后不久,暴力就在世上出现了——先是剥下动物身上的皮(创3:21),然后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创4:8),最后是整个地球(6:11) 。暴力伴随着人类穿越洪水,进入大洪水后的世界,在以撒与以实玛利、雅各与以扫的世代争斗中扎根。这些拥有如此多共同点的民族,最终却因这段共同的历史而分裂:这是圣经的故事,也是这个世界的故事。

正是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而不是某个更轻松的平行宇宙里,基督教导祂的门徒们要将左脸转过来由人打、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给予那些向我们求取的人而不期望得到回报(马太福音5:38-48)。这些教导一直以来是充满争议的智慧,尤其当我们面对像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之类的恐怖行径时。在这样的世界里跟随耶稣感觉是不可能的任务。究竟谁能在这样的世界以这种方式生活?

但这正是耶稣所吩咐的,祂也正是为这个暴力的世界而死,并在其中复活。圣灵正是被派遣进入这个暴力的世界,结出和平、忍耐、温柔和良善的果子(加拉太书 5:22-23)。或许我们认为这些恩赐和教导不适合这个暴力的世界,但耶稣却不这么认为。

也许,以这种方式——将左脸转过来由人打,并为敌人谋取利益——来面对巨大的暴力是毫无道理的作法。确实,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正是这样评价基督教和平主义(Christian Pacifism)的。

也许,正如一些反对的声音所说,这些教导描述的是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世界。也许我们只有在未来的时代(末日后的新耶路撒冷)才有办法跟随这些教导。但这与耶稣爱自己的敌人,包括我们所有人(罗马书5:10)的事实不符。

或者又如另一种反对意见所说,在面对极大的邪恶时,有限地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耶稣的意思是祂的命令只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与基督的例子相比,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当彼得在客西马尼园试图捍卫耶稣时,耶稣医治了祂的敌人,收起彼得的剑,前去赴死(约翰福音18:10;路加福音22:51)。

有限使地用暴力的理论看似非常合理,但是,暴力既是随着罪性而生,控制住暴力或使之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并不是简单的事。暴力是具有欺骗性的,即使——或尤其是——当它是出于对恐怖主义等恶行“出于良好意图”的报复时。暴力,就其本质而言,能造成的破坏远比我们预期的要多。

而基督的教导是,暴力没有任何合理的可能。基督拒绝形容暴力为“可以理解的”或“合理的”。基督拒绝将罪最小化,也拒绝依循罪的逻辑来思考,无论是将恐怖主义合理化,或是为反击式的暴力辩护。

对正在为她孩子哭泣的拉结解释暴力是如何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发生的,并不能让她感到安慰。毕竟,你能如何解释音乐节里数百人的死亡?如何解释被火箭炮击中的普通平民的家?你又能如何解释,为了回应这些攻击,有更多的炸弹炸进平民公寓大楼,炸死躺在床上的孩子?什么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

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所有暴力都是同一种形式:恐怖主义的暴力与报复的暴力不同,杀害平民也与杀害恐怖分子不同。但是,当我们试图为暴力划分可敬/可恶的等级时,我们冒着一种风险,让自己误认似乎有些暴力更接近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用一个更艰难、更美的教导来取代我们对暴力的“道德价值”的算计,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创造的,失去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死亡的胜利,而死亡是基督最终才会消灭的敌人(林前15:26)。

因此,基督教和平主义并不会试图解释这世上的暴力,而是为着那与暴力受害者站在一起的上帝作见证,并呼吁祂的门徒也这样做。与其承诺会“解决”暴力的问题,基督教和平主义提倡祂的门徒应效仿上帝在十字架上对待暴力的方式:用爱和怜悯战胜邪恶(罗马书12:21)。

在十字架上,上帝没有以更多的流血来回应人类的暴力。祂为杀死祂的人在餐桌上保留一席之地(使徒行传2:36-38)。如果暴力是这个世界因罪而生病的症状,那它也不可能是治愈罪的良药。

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在巨大的暴力面前是被动的?并不是。我们见到不少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在战区担任医护人员、翻译、谈判人员、牧师以及救援人员。我们甚至能见到和平主义者为了成为教育家并使人和睦而生活在中东。

在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中以这种方式见证上帝的平安,虽然似乎与解决冲突的需求相去甚远,但是,基督给我们的和平正是这种样貌。

请记住,正如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中所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曾“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但如今,上帝亲自承受暴力,“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也与彼此和好(以弗所书2:11-22)。如果我们说这种和平既软弱且不实际,那我们也必须如此形容基督。

因此,让我们为在拿撒勒、伯利恒、耶路撒冷和加萨的教会祷告,让他们携手宣告,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不仅能使暴力停止,且能伸张公义,并在公义中带来真正的和平。让我们祷告,那些身处这场暴力之中的人们能继续宣扬基督已经降临,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的好消息。让我们祷告,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形式的暴力的真正本质:罪。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基督徒非暴力实地指南》(A Field Guide to Christian Nonviolence)一书的合著者。他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ㄧ,并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学任教。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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