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美国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的“二代”基督徒Chris和Emily郑加入海外基督使团（OMF），要去日本宣教。但因为疫情，他们奔赴日本的航程数次推迟。这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年幼孩子，已经卖掉房子，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只能寄居在朋友家“打游击”。当Chris和Emily终于可以飞往日本的时候，他们直接奔赴北海道宣教工场开始日语学习。到达札幌OMF语言学校的那一刻，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和即将开始宣教工作的兴奋。

OMF的前身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中文简称“内地会”）。在位于新加坡植物园大门对面的OMF总部院内，有一个凉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信靠上帝”几个大字。 “信靠上帝”这四个字代表的，是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信心宣教”的精神核心。

在今天的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当中，最为我们所知、所爱、所景仰的西方赴华宣教士（可能“没有之一”）就是戴德生这位在19世纪把基督福音传到中国内地的英国宣教士。尽管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内地会在今天名字已经变成OMF，但如果说起“中国内地会”，几乎每个中国（华人）基督徒都会肃然起敬、感佩万千。戴德生“假如我有千磅英金……”的名言许多人能背出来。他的后代中，每一代都有献身于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被中国（华人）基督徒称为“戴戴相传”的感人榜样。一部关于戴德生的传记电影正在积极筹备中，拍摄该片的目的之一是让全球更多的观众了解戴德生的事迹。

从对基督福音传到中国的深远影响来说，戴德生和内地会的贡献确实无以伦比。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教会发展到今天，有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和成千上万的教会，这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跟戴德生和内地会当年在中国的宣教和建立教会有着历史的渊源。中国大陆青年牧者严以勒在他回顾内地会历史的文章中指出：“历史证明，内地会所结出的福音果子根基十分牢固，经得起风吹雨打。就算1950年西方宣教士撤出中国大陆，但福音的种子已经在民众中撒下并扎根，基督教第一次真正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

今天，在中国的基督的教会正处在逼迫和压制的大环境之中，来自海外的宣教士几乎已经全部被驱出中国。在台湾的教会，则面临世俗化、少子化、战争威胁和年轻一代不愿意信主或离开教会等等挑战。在这个后疫情和中国跟西方国家关系日益恶化的新时期，海外华人教会也面临很多困难。然而，很多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仍然保持向中国、向散居华人乃至向全世界宣教的心志。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自然会想到当年戴德生和内地会曾经经历1900年代的“庚子教难”和1950年代被迫撤离中国的苦难和挫折，他们的坚韧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宣教的榜样。

戴德生为宣教留下的属灵遗产，对今天有志于普世宣教的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迪和激励？CT采访了数位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宣教领袖和宣教士，请他们分享他们的感想。

戴德生的接班人

冯浩鎏（Patrick Fung）牧师是OMF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主任，戴德生的接班人。因为他曾经做过医生及从事医疗宣教，很多中国和华人基督徒仍然习惯称呼他为“冯医生”。2023年11月27日，OMF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冯牧师正式从总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把带领OMF的职责交棒给下一届总主任Joseph Chang。冯牧师告诉CT，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仍然有很多可以向戴德生学习的属灵功课，包括他对上帝的信靠、他的国度胸襟和创新精神。

冯牧师认为，戴德生对于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是他为中国教会“搭架子”、培养领袖的理念。在戴德生的理念中，内地会就像一个“脚手架”，一旦教会被建立起来，外来的宣教士就应该培养本土的基督徒领袖，而一旦本土的领袖被培养出来，脚手架就可以拆除了。“戴德生从来不是要建立内地会的名声，他只关心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否得到建造，及中国基督徒是否能接过领导的职责。他的宣教异象，是上帝的子民为了中国人的灵魂事奉上帝，同时中国基督徒面对挑战也能兴起，来带领教会，”冯牧师说。

冯牧师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引用戴德生“假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话，但这不是对他那段话的完整的引用。这两句话的下面一句是“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戴德生最终的目标是高举基督之名和住在基督里面。

冯牧师特别提到戴德生跟抑郁症搏斗的经历。“即使遭遇抑郁症，戴德生仍然靠着‘住在基督里’经历疾病中重生的恩典。”在扬州教案期间，内地会在扬州的总部几乎被乌合之众付之一炬，多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几乎丧命。那时戴德生的妻子玛丽亚正在怀孕，也差点死掉。戴德生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中。后来通过内地会同工的鼓励，他在祷告中重新被主扶持起来。这个戴德生称为“交换的生命”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住在基督里”的重要。“只有在基督里，他才能够继续事奉下去。戴德生的宣教神学的核心是‘信靠上帝’，这不是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而是经历受苦和困难学到的功课”，冯牧师说。

世界福音动员会（OM）国际副主任陈爱青（I’ching Thomas）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中国文化与宣教的著作。她认为戴德生在受苦中的坚韧特别值得今天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学习：“面对逼迫，戴德生对耶稣永不动摇的爱给了他信心、力量和盼望，帮助他在宣教工场上经受失去亲人等最痛苦的打击时能够坚韧度日。戴德生熟悉受苦的神学——我们承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无法避免受苦（包括遭受逼迫），但我们所相信和盼望的是一位慈爱而掌权的上帝（约翰福音16:33）。当我们思想今日的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仿效戴德生，对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有热切、清醒、专注的认识，对受苦的神学有深刻的理解和拥抱。据我个人的观察，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还在这一点上有很多挣扎。”

年轻一代的感动与反思

现住中国大陆的90后基督徒喜乐姐妹（因为安全的原因使用化名）曾在海外留学，海归回国后回应上帝的呼召全身心投入宣教。她告诉CT她读了戴家后代献身中国的故事，也是深受感动和激励。但是她感觉在中国基督徒谈到戴德生的遗产时，很多时候只强调他的受苦与牺牲，似乎这样才能让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觉得愧疚，而愿意舍己，投入宣教。喜乐理解也认同中国教会高举“背十字架走天路”的“苦难神学”，但她觉得只强调受苦并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鼓励年轻人仿效戴德生的方式。

喜乐认为中国基督徒不应该过分夸大自己所受的逼迫：“比起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如一些穆斯林地区），我们所受的逼迫并不算什么；而比起欧美国家的“温水煮青蛙”——信仰在自由和舒适中渐渐衰落，我们所受的逼迫甚至可以说是上帝赐给的好机会，让我们可以保持信心的火热。”过分强调及夸大受苦与牺牲，也许只会“吓倒现在的年轻人，使他们更加不敢踏出自我的圈子进入禾场”。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效法戴德生的榜样，还应该学习“他宣教的信心、智慧和勇敢，例如他的医疗宣教、内地会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宣教士穿汉服、接纳单身女性宣教士，等等。这些都是很有策略性和创新精神的做法。”

当年内地会赴华宣教士很多都是像喜乐、Chris和Emily郑这样的年轻人。庚子教难中殉道的内地会宣教士，很多只有二、三十岁的年纪。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是否还有愿意像他们那样舍己，投入宣教的？冯牧师的答案是肯定的——如今每年仍有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加入OMF成为宣教士，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

但是冯牧师提醒我们，今天的宣教士面临的挑战跟戴德生那个时代的宣教士面临的不同。“对基督教信仰的敌视是一个挑战，世界的流动性是另一个。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只有西方基督徒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宣教，而且宣教士常常需要来回跑，因为有时候宣教工场可能不在远方而在家门口（如果是针对散居人口的宣教）。而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的背景通常比过去的宣教士更加破碎（例如父母离异的很多）。我们相信上帝能给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医治，但我们首先需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破碎。”

处境化的宣教

冯浩鎏牧师也特别欣赏戴德生在宣教创新方面的贡献。“他差派单身女性宣教士去中国宣教”，这在当年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举措。至于为什么宣教士要留辫子、穿中式服装（内地会的宣教士因此被一些西方基督徒嘲笑为“留着猪尾巴的宣教士”），对戴德生来说，那只是为了减少一些文化上的对福音的阻碍。戴德生也竭力鼓励赴华宣教士学好极难学习的中文，并且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地会的宣教士不但要学习读中文圣经，而且必须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典籍，”冯牧师说。“他们必须读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著作。内地会的中文考试有六级，在第五级考试中他们必须能用中文写出《百家姓》中所有的姓氏。可见戴德生对跨文化宣教的认真。当他说我们的宣教是道成肉身的工作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

戴德生尊重中国文化，但不会为了迎合文化而牺牲福音真理。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的副牧师安迪·约翰逊（Andy Johnson）在一篇宣教学相关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戴德生的这些处境化宣教策略“颇具争议却富有成效……为宣教士群体树立了许多适应本地文化的典范。但戴德生的处境化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神学上的。在戴德生的马尾辫和长衫之下，伴随著他用中文所做的演讲和口中所出的文化典故，他所宣讲的其实是所有其他忠心宣教同工所传的那同样的、常常冒犯人的，却合乎圣经的福音信息。他的处境化是为了使福音更为清晰，而不是为了迁就听众的舒适，他想努力避免的是无谓的文化性冒犯，同时却自豪地接受十字架对罪人的冒犯。”

恩福惠及台湾

戴德生和内地会不但为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留下宝贵的遗产，也对台湾教会和基督徒产生深远的影响。彭书睿是台湾年轻的宣教领袖，大我使命动员协会理事長。讲到戴德生和内地会对台湾的影响，他如数家珍：“戴家五代对台湾教会的影响，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戴永冕牧师创立了高雄圣光神学院，戴绍曾牧师成为华神（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届院长，一直到今天戴继宗牧师担任华神的院长。一南一北具深远影响力的神学院，过去五十余年开枝散叶，恩福台湾各地以至全球华人教会。戴继宗牧师出身于台湾，在南部长大，后娶向原住民传福音的本土宣教士李水车后裔、花莲媳妇柯悦敏，更是血浓于水。”

彭书睿告诉CT，不只是戴家，还有很多内地会（OMF）的宣教士们，不论是长期委身于某个群体，或是离开后产生更深远影响的，都成为上帝在台湾教会历史中的工作的印记，例子包括投身华人宣教动员并深刻影响过去30年台湾灵恩运动的巴柝声牧师，建立锡安堂并且影响台湾基督徒灵修的加拿大人荣耀秀教士，20余年服事万华“红灯区”弱势女性的“珍珠家园”事工的负责同工、荷兰宣教士林迪真，参与校园团契学生工作直到近年才退休的纽西兰宣教士张丽安，在台40余年返回英国后继续关爱华人的石明理、石安莉夫妇……

严以勒指出，相较于片面注重精英路线的唐朝景教入华和元明时代天主教入华，戴德生走的大众宣教路线的优点是“普通民众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多少知识和思想包袱；普通民众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会，容易生根，具有稳定性，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动存活率都很高。”彭书睿说，今天内地会（OMF）宣教士在台湾的事工，也是继承了戴德生服事弱势群体的宣教路线，尤其注重对于台湾基层人士的关怀，包括一线服务业、外配外劳、农民或渔工，以及偏乡地区的弱势或单亲家庭。

内地会（OMF）宣教士对台湾教会的建造和神学教育做出的巨大的贡献确实可圈可点。当CT编辑2023年3月在华神的八德校区见到戴家第五代“传人”戴继宗牧师的时候，他指着他办公室茶桌上一张放大了的古旧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人全是台湾教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福音机构和教会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不少跟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后“不情愿地撤离”到台湾的内地会（OMF）宣教士有深厚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内地会宣教士）。

戴继宗牧师本人直到今天仍然是OMF的同工。他告诉CT，他的父母曾在台湾做宣教士25年之久。他从小就听过很多戴德生的故事，但因为从他还很小的时候起就常被大人们问“你才长大是不是也要当宣教士”（他的名字就叫“继宗”，所以人们自然认为他应该要继承祖宗的事业），他被问得很烦，所以他曾经在心里认定长大一定不要做宣教士。但是在24岁的时候，他自己确定了上帝真实的呼召，进入神学院学习。

戴德生对祷告的重视给戴继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坚定而大胆的信心——对上帝的应许的信靠，对他的事奉至关重要，今天也继续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戴继宗在自己多年的事奉中跟戴德生一样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供应，他感叹 “以前我曾经感觉（做戴德生的后代）是个负担，但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祝福。”

戴继宗牧师也认为戴德生深入内地建造本土教会和文化处境化的宣教策略对今天的宣教仍有很好的启迪。他回忆说，他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就读台湾当地的学校（而不是国际学校），培养他的中文水平。（今天的戴牧师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很多听众都感叹他的国语发音甚至比大多数中文是母语的人都标准。）在戴牧师一家多年前住在香港时，他和师母也决定让他们的孩子们在当地的学校读书，学好广东话。

今日宣教可以仿效的榜样

Chris郑告诉CT，在他的生命中影响最深的戴德生的遗产，是全然依靠上帝的信心和处境化的宣教。Chris毕业于名校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研究生后曾经在美国的工业界工作十多年，表现优异。“我有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工作之余我也积极参与一些教会和机构的事奉，”他说。

“但是，上帝把在未得之民当中服事的呼召放在我的心里。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仍然担心——如果全职投入宣教，我是否能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家庭，包括孩子的教育。在我认真寻求的过程中，戴德生的话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真实：‘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上帝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戴德生的榜样就是基督徒在有需要的时候靠信心生活，以祷告的心仰望上帝的供应。”

郑弟兄认为戴德生的处境化宣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这对他和妻子到日本宣教有很深的影响。对生长在美国的他们来说，学日语和了解日本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到日本的头两年大部分的时间需要花在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上。“但是正如基督为了救赎人类，‘处境化’地道成肉身，我们也应该在上帝把我们置于其中的环境里处境化地服事，”他说。令他感恩的是，支持他和他妻子宣教的教会和基督徒都非常理解他们学习语言和适应文化的必要。

冯浩鎏牧师为戴德生的事迹在今天还能激励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感恩：“戴德生身体力行，活出了诗篇145:4（‘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祢的作为，也要传扬祢的大能’）的异象——通过装备下一代基督徒把基督之名传遍世界。在他人生最后的20或25年，戴德生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异象传递和推动下一代基督徒到中国去事奉上。他呼召了成百上千的西方基督徒从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来到中国宣教。”

冯牧师勉励今天的基督徒：

“戴德生不是一个超级英雄，而且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Kenneth Latourette 所说，他在智力上也不是特别优秀，他只是一个脆弱的人。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更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他的心思意念只关注一样事情，那就是福音要传到中国内地。他对上帝的委身、信靠让他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为主所用。他也因此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生命将激励新一代的基督徒像他那样全然委身于宣教。”

《今日基督教》（CT）亚洲副编辑 Isabel Ong通过对冯浩鎏牧师和戴继宗牧师的英文采访，对本文亦有贡献。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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