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都在不断衰退。1937年，有70%的美国人表示自己隶属于某个教会。这个数字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都相对稳定。但在过去25年内，估计约有4千万名美国人已不再去教会。如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对“破产”的形容：首先是逐渐发生的，然后在顷刻之间爆发。
美国的公共生活领域向来以白人和新教基督徒占多数，但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竞争市场。基督教曾是毫无悬念的主导力量，现在却逐渐成为只是众多道德主张中的一种。
福音派又是如何回应基督教在文化及政治力量上的衰退呢？
与媒体冷嘲热讽的描绘相反，福音派其实并非高同质性的一块铁板。福音派内许多人正以各种不同方式来回应这种衰退。众所周知中的“悲伤五阶段”的框架可以作为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工具，让我们了解福音派如何处理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衰退。（悲伤五阶段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
在悲伤的任一阶段都可能看到福音派人士的身影。当然，这个五阶段框架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有些福音派人士一点也不感到悲伤。他们实际上很高兴见到“所谓的基督教”丧失影响力。这些人认为，基督徒暂时停止与政治纠葛，从根本上来说是好的、健康的发展，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对美国及教会都有益处。
虽然我能同理他们的感受，但我必须提出我的反对意见。我相信上帝呼召基督徒参与政治生活。我们必须主动寻求公共事务中的公义及怜悯。我们必须积极地为邻舍的蒙福及生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而这需要我们参与政治，并为了这些目标发挥某种程度的政治力量及影响力。身处优势社会地位的基督徒若想与政治生活脱钩，就是抛弃了上帝要求他们要保护、服事及爱护邻舍的命令。
所以，不，我相信福音派对自己失去文化及政治影响力感到哀伤是完全适当的。尽管如此，任何一位咨商辅导人员都会告诉你，哀伤有其有果效的形式，也有其无果效的形式。失去亲人的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否认、愤怒、沮丧或讨价还价之中。同样的，他们也不该在哀痛的过程中因自己的哀痛而对他人造成伤害。
以下是福音派在悲伤的不同阶段呈现的样貌。悲伤的第一阶段是否认。虽然有些福音派基督徒仍在否认基督教的衰落，但这类人的数量已与日俱减。要忽视基督教在媒体、学术界、市场、艺术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景况已越来越难了。对那些仍在否认阶段的人，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二个阶段是愤怒。福音派的愤怒是电视节目喜欢呈现的重点──幼稚的福音派领袖看起来精神失常的表现往往可以吸引大量的点击率。因此，大部分媒体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音派对美国进入后基督教时代（post-Christian）所展现的愤怒、受害者情绪和哀痛上，并不令人意外。
第三个阶段是讨价还价。许多文章和书籍都探讨了福音派领袖为了一些政治上极小的权力和机会，越来越愿意与魔鬼讨价还价的灾难性手段。
虽然已有许多人花费不少篇幅书写关于福音派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沮丧的阶段，但最后一个阶段却很少受到关注。对美国福音派而言，如果进入了“接受”的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算ㄧ个中立、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我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我相信美国基督教应该采取一种非被动性的接受姿态。我必须清楚地指出，接受并不等同于默许/默认。我说的非被动性指的是我强烈支持基督徒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接受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多样性，并不等同于退出、不再参与美国的公共生活。身为福音派基督徒，我仍然想提倡以圣经教导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国家内的公义、和平及繁荣。
认识到这一点后，让我们回到眼前的问题：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在哀伤的过程中前进，从各种否认、愤怒、讨价还价和沮丧的状态中走出来？就我所知，至少必须做五件事。
首先是神学上的改变。所有的政治哲学都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是谁在掌权？学术上称这为统治权/主权（sovereignty）问题。对基督教政治哲学家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耶稣。唯有基督是最终的掌权者，不是任何君王、政治家或意识形态。只有一个宝座，而它属于基督。
不幸的是，许多美国福音派基督徒谈论政治时，常陷在薄弱的基督论的后果中。他们似乎认为耶稣在美国的公共生活里不是“不存在”就是软弱无力，祂不够有力、不够强大，以至于祂无法“夺回”美国。由于基督似乎有这种明显的弱点，一些福音派人士便开始寻找一位强而有力的政治人物来完成基督的工作。毕竟，如果耶稣无法完成任务，我们需要找个人来替祂完成。
凯莉·安德伍（Carrie Underwood）的音乐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美好，但福音派人士尤其应该把“耶稣掌握方向盘（Jesus Take the Wheel）”这首歌放回自己的音乐播放清单里。有太多美国福音派人士试图在恐惧中紧紧抓住那本不属于他们的——那个他们既没有、也不能、更不应该控制的政治方向盘。如果基督坐在驾驶座上，基督徒就不该占领驾驶座。我们必须学习相信耶稣在政治上的主权。
第二个改变则是战术性的。当福音派接受他们作为政治少数族群的地位时，他们需要学会如何与其他人合作。他们需要与其他“道德上的弱势文化”建立策略性的伙伴关系。与其将天主教徒、摩门教徒和穆斯林妖魔化，福音派需要学会就共同认同的政治目标来进行合作。从战术上来说，福音派领袖自己单打独斗的力量太弱。若想要成功，我们需要结交朋友。
在这方面，荷兰的福音派基督徒为我们提供一条有趣的前进道路。过去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是政治上的少数声音。在近期一次为了减少荷兰的性交易所做的努力中，当地的福音派人士与左翼女权团体组成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合作力量。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很深的分歧，但他们在三件事上达成共识：女性本身具有深刻的价值、她们的身体不该被商品化、她们值得被保护，免受性交易市场道德败坏的剥削。
荷兰福音派领袖并没有为了达成这项政治交易而放弃他们的基督教原则。更重要的是，福音派基督徒并没有因他们的领袖与左翼女权主义合作而攻击他们。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已经接受，如果他们想要在荷兰寻求公共的公义，他们需要与不同团体合作。
第三个改变是姿态（posture）的改变。有些福音派基督徒喜欢像殉道者那样，陷在失去权力的阴郁状态。另一些人则死命抓着他们还能抓住的一点点权力，深怕权力从指间溜走。我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处在愤怒状态下，我们至少还能维持着战斗的姿态——缩紧下巴，握着拳头。如果我们还处在讨价还价的阶段，我们就会降伏在那些承诺会以政治的残羹剩饭回报我们的政客面前。但以上这些姿态对我们都没有任何好处。
就像只会从右边运球过人的篮球球员那样，福音派选民已变得很好被人预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使他们容易被操纵、拉拢、利用和忽视──他们是政客最理想的支持者。无论是蹲下、卑躬屈膝还是战斗的姿态，福音派都缺乏适应并回应多变且多元的政治格局所需要的姿态。
约翰·斯托得：“福音派传统并非不会犯错”
篮球选手最先学到的一门课，就是三重威胁姿势的力量。只要保持一脚向前，球在胸前，球员就能呈现“三重威胁”的姿态，可以在ㄧ瞬间选择传球、投篮或运球过人。防守者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所以进攻者有空间做选择。三重威胁的准备姿势让球员能运用创造力、想像力和技巧来即兴发挥、调整并克服挑战。
福音派基督徒也需要一种新的姿态，让他们能够进行合作及竞争、战斗及饶恕、说服及聆听。我们参与的游戏急需我们采取一些新的方式。
因着这个需要，引领我们走向第四个改变。福音派政治参与的未来需要福音派的想像力被深刻地更新。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会告诉你，创意和灵感是非常难得的要素。就像个善变的朋友，今天还在这里，明天就消失了。要变得“更有政治上的想像力”并没有现成的步骤可依循。但某些做法肯定有所帮助。
福音派基督徒需要从消费政治的生活转向文化创意（cultural creativity）的生活。与其每天接受有线新闻、政论广播和社交媒体上无止尽的政治谩骂，我们需要专注于──直白地说──成为更有趣的人。这似乎是个不寻常的政治处方笺，但福音派基督徒需要举办更多晚餐派对、参加更多吟诗班、做木工、开办读书会或组织保龄球联盟。我们应该着手服事难民家庭，或学习一门新语言、学习烹饪或举办社区的野餐聚会。
无意识地接收政治上的愤怒，永远不会让我们产生具有创造力、想像力或智慧的福音派政治见证。充满乐趣、美感、学习和爱的生活，能为更健康的政治文化提供肥沃的土壤。
把自己从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的新闻喧嚣中抽离出来，将自己的双手和心思投入在赋予生命力的日常行动中，对我们的政治姿态和实践会有很大的帮助。政治上愤怒、忧郁和苦毒的铁笼必须被打破。具体的日常行动可以解放福音派基督徒，让他们以全新的、敞开心胸的想像力应对这个严重分歧的两极化世界。
美国福音派最后一个可以做出的改变，是回到福音的核心。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罗马书5:8）。福音派政治的中心必须是福音的好消息。
如果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核心，我们的政治应该会是以感恩为标志的政治，而不是悲伤。全球的福音派运动，无论文化或背景如何，一直以来共同认同福音是我们的核心。福音派的生命始于恩典与感恩的经历，而不是恐惧、愤怒或怨恨。对自称“跟随基督”的福音派来说，这种在基督里经历到的恩典，具有公共层面的影响。我们在基督里“被祂接待”的经历，必须展现在观看着我们如何接待他人的世界面前。
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充满各种宗教、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福音派基督徒应如何在政治上回应这种多样性？我们何时应倾听和学习？我们何时应站稳并战斗？我们何时应与人合作？何时应竞争？
动态的政治环境需要动态的政治姿态及实践。在永恒的这一端，这些界线并不总是那么清楚。但只要我们清晰地坚守福音身为好消息的核心，这就不应成为我们整日忧虑之事。
马修·凯明克（Matthew Kaemingk）是富勒神学院毛瑞祺（ Richard John Mouw）信仰与公共生活副教授。他关于信仰与政治的播客为《门口的狂热者」（Zealots at the Gate）。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改革宗公共神学》（Reformed Public Theology）和《工作与敬拜》（Work and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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