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荣耀给舞台灯光?

从圣言和圣事等基督教敬拜仪式到戏剧性的灯光秀。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6, 2024
David Rama / Pexels / Edits by CT

“灯光。”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听错了。 请学生重复他的答案

“灯光。”

我再次陷入沉默。 显然我漏掉了什么。

“你是说用电吗?例如,代替蜡烛?”我不确定地问。

“不,”他回答。 “我是说电灯——你知道的,电灯。”

我这才恍然大悟。 这位学生指的是灯光,调光器、聚光灯、彩灯,与“舞台灯光”相关的所有控制装置——你可以在单口喜剧、戏剧制作或音乐会上见到这些东西。

我向大约40名大学新生提出的是这个问题:假设你下周末去一个新的城市旅行,周日早上你选择去教会。 你希望在教会里见到什么?

我经常以这个问题开始关于敬拜仪式的讨论,即不同基督教传统在公共敬拜中遵循的“脚本”,无论教会的敬拜较为热情或是冷静。 学生通常会提到招待小组、引座员、位子的排列、成员、讲道内容、什一奉献、祷告、经文。 有时会提到圣餐。 很少人提到基督教信经和认罪。

但是,学生们有越来越频繁提到科技的趋势:萤幕、影片、摄影机、现场直播。 还有其他同样具有科技含量的元素(尽管他们并不这么认为):麦克风、耳麦、乐团(皆有较多复杂细节的组织)。 所有这些都是科技发展和适应的标志;所有这些在基督教仪式上都相对较新;至少在教会普遍使用方面而言,尚未经历数个世代。

我的学生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诚实地说了他的第一个想法:灯光。 当他想像去教会时,当他想像走进教会敬拜的地方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可控的照明系统。 昏暗的灯光用于安静冥想,明亮的灯光用于祝祷,聚光灯用于讲道,不同颜色的灯光用于不同的乐队成员和他们各自的独奏时刻。

从圣言和圣事等基督教敬拜仪式到戏剧性的灯光秀。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的学生的回答主要反映了他们在大型教会的经验。 我的学生一般都是来自圣经地带的福音派基督徒。 即使他们来自农村或小城镇,他们的成长经历也会让他们觉得那些是规则的例外,而潜规则是拥有高品质敬拜“制作”的富裕大教会。当他们搬到像阿比林这样的大城市时,他们会以这个标准用脚投票(选择教会);当他们搬到休斯顿、奥斯汀或达拉斯-沃斯堡这样的大城市时,他们也会如此 用脚投票。

但根据最近的研究,如今绝大多数美国教会的成员人数都在100人或100人以下。 因此,当我们想到典型的会众结构时,我们脑中的画面应该是个由二、三十个家庭组成的地方教会型态。 这种规模的教会很少有资源配备专业的照明设备,或是对专业照明设备的期望很低。 他们更担心的是如何让教会的灯一直亮着。

此外,虽然美国教会的出席率和成员人数都在下降,而且美国教会的平均人数仅勉强达到三位数,但出席教会的总人口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大型教会。 换句话说,随着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下降,有参加教会的人也越来越多选择去大型教会。 这种现象改变了人们想到“一般教会”时会有的感觉及画面,因此也改变了人们对“典型敬拜聚会”的想像。

要负担、维护和操作我学生心目中那种专业灯光,教会的规模必须远远超过90%美国教会的规模,也就是超过250名固定聚会会友。 然而,对我的学生和其他许多人而言,这样的规模及其特征已然成为教会的典型聚会方式,而非特殊的聚会方式。 他们觉得“今日的教会就该是这样啊”,是人们在陌生城市随意参观一间教会时的合理预期。

这样的趋势既是许多教会开始投资科技的原因,也是许多教会投资科技的结果,这些科技使主日早晨成为一个高制作成本的献祭,无论这样的献祭是献给现场的观众看,还是献 给在家看线上直播的人。 早在COVID-19之前,许多教会就已开始一场科技仪式的军备竞赛,以有着高科技公共敬拜的“主日早晨”来吸引慕道友,尤其是年轻的家庭和专业人士。

对许多经验丰富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Gen Z)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最先进的、高画质的、专业水准的录影和音讯及音乐,配上流畅的转场和华丽的灯光 ,无缝无障碍的为网路直播准备——已逐渐成为常态,“教会”,或“敬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在最好的情况下,福音保留了穿透所有噪音的力量。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基督徒们既无法接收到主的话语,也接收不到主的身体和宝血。 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长时间的轻摇滚音乐会中间,听到一场精致的TED演讲,具有灵性但没有宗教性。

毫无疑问的,这些教会的牧师们都是出于好意。 如果有更多的人想听福音、赞美上帝,我们难道不该让他们有机会这样做吗? 我们难道不该建造适合的环境,并祷告他们愿意来吗?

极少人会认为,光是教会建筑物的大小就能证明教会不信实于主,而我也不是那种建议教会应丢掉麦克风,让天生有大嗓门恩赐的传道人讲道就好——这种 是所谓的反对科技进步的卢德主义份子(Luddite)才会有的担忧。与科技有关的神学问题比这更严肃。 首先,我们很少能预先找到答案。 科技的益处及坏处需要在实地实践中识别,而我们确实需要识别力。 仅仅因为某样新科技在一开始时看起来有助于教会的使命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反过来检视基督教敬拜的本质是什么。 我问我的学生们,如果他们第一次参观某间教会,他们会期待见到什么?他们应该期待见到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教会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回答是:他们应该期待圣言(讲道)和圣事的仪式。 他们在拜访一间教会前就知道,除了少数有限度的不同处之外,他们会在教会里祷告、唱诗歌、做信仰宣告(如念信经)、忏悔罪过、聆听主在经文中的话语 、聆听人宣讲福音,并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为了救赎他们而擘开的天粮。 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使用哪种语言,旅行至大城市或是小乡村,拜访的是5000人的教会还是50人的小教区——等待着他们的都应该是这些。

请注意,举行这个仪式的必需品有哪些:以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一位领袖、圣经、一点饼和酒。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圣经、象征基督身子跟宝血的某些物质,以及ㄧ个能让人们聚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 事实上,每个周日早上,在世界各地任何地方,你都能发现人们在大教堂、私人住所、大楼公寓、购物中心、自助餐厅、泥屋、河边、树下、或藏在地下室和阁楼里 (怕被人发现)——举行这个仪式。

这就是基督教仪式的奥妙之处。 除了制作文本(早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和饮食(生活所必需)所需的工具之外,教会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上帝并不需要任何科技。 也许,就具体情况而言,新科技有帮助仪式进行的潜力。 但它们同时也有造成伤害、扭曲和误导人们的潜力。

一方面而言,敬拜本身是一种教理(catechesis)。 它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想像力。 年轻人确实有权在特定的主日期待见到他们在之前数百个主日所看到和听到的东西。 在我看来,目前的教理形式显然奏效了,但却是朝错误的方向奏效。

不少福音派基督徒如今误认普通的敬拜仪式就是我在前面形容的“教会科技秀”——各方面而言都是一场表演。但既不是圣餐故事的表演,也不是仪式脚本的重演,而是一场精心制作的高画质节目。 如果我是对的,人们确实开始认为这样的聚会是普通教会的聚会(因为这种形式在较大的教会中很普遍,而如今更多的人选择去到大教会),那么我的建议是 ,牧师们需要回到白板聚会的年代——或者我应该说,我们需要回到久经历史检验的圣言和圣礼的智慧里,也就是基督教仪式的基础。

另一方面而言,试想一下,谁“有能力”参与这场敬拜军备赛? 肯定只有大城市的大教会。而谁没有这种能力呢? 所有其他教会。也就是说,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会无法玩高科技游戏。

鉴于过去几十年里,有数千万美国人离开了教会,我们的基督教仪式已然失能。 考虑到教会的使命,敬拜军备赛也是短视之举。 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失败。

我们不希望小型教会关门。 我们希望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教会都能蓬勃发展——以它们现在的样貌,在它们所在之处茁壮成长。 但是,如果现代教会的普通标准已经变成我上面概述的具备高科技制作的能力,那么这些小型教会,即使坐落于大城市,也会继续消亡,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缺乏跟上他们的邻舍(大 教会)步伐的资源。

关于如何引领一次充满喜乐的敬拜,传递不受抑制、圣灵深刻临在的敬拜,我们可能有很多想法。 但是,一次信实的敬拜应该是任何教会都能做到的,无论他们的科技能力如何。

我们必须想像一种敬拜、教理(catechesis)的可能性——对像我学生这样的基督徒来说,这种教理首先能让他们想到复活的基督:祂永活的话语、祂的身体和宝血 、祂聚集一处的子民。 问题是:什么样的敬拜仪式才能让我们产生这般心思意念?

作者Brad East是艾伯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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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大流行

为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抑郁?教会在治愈抑郁方面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2, 2024

教会是上帝的医院。 教会里面总是充满正在康复的人。 耶稣曾邀请瘸子、瞎子和被鬼附的人到祂那里寻求医治,并和祂一起传道,而那些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却常常拒绝祂的邀请。 因此,对于抑郁症患者不仅遍布在医院和诊所,也出现在教会里,我们更不用感到惊讶。 然而,对传道人和一般教会领袖而言,他们对抑郁症既感到熟悉又神秘,更别说那些与抑郁症患者同座的人。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历过“情绪低落”的一天,且往往没有明确的原因。 我们可能会说自己“没睡好”、“不在状况内”,或只是“心情不好”。 在美国,这样的客套话屡见不鲜。 然而,尽管我们对抑郁的状态很熟悉,但我们无法理解严重的抑郁症感受。 我们或许可以部分地理解大卫王的苦恼:“耶和华啊,求祢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 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诗31:9-10)。”但我们多数人都无法理解大卫更进一步的哀恸 ,“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是什么意思。 重度抑郁的感受往往墨笔难容。 当一个人无法解释这种深刻而痛苦的感觉时,这个感觉就会直直刺进他的灵魂深处。

人类是错综复杂的生物。 当我们身上出现问题时,问题可能以无数细微的方式出现。 如果教会想要有效地服事堕落的人类全人,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抑郁症意味着有些地方出了问题。 但究竟是哪里呢? 教会应该做些什么?

什么是抑郁症?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为了将抑郁症或“重度抑郁症”与日常的郁闷心情区分开来,美国精神医学会提供以下诊断标准:

当一个成年人表现出两个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和缺乏兴趣)中的一个或两个,同时出现以下症状中的四个或更多,且持续至少两周时,即可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无价值感或不适当的罪恶感、集中注意力或做决定的能力减弱、疲惫、精神活动激动(无法安稳久坐)或迟缓(只想坐着不动)、失眠或嗜睡(睡太多) ;体重或食欲明显下降或增加、反覆出现死亡念头或自杀意念。

然而,这个临床定义没有太大的意义,它无法捕捉重度抑郁症患者独特的痛苦状态。

深度抑郁是种具体呈现在情绪上的痛苦感受。 它不仅仅是种精神状态或对生命的负面看法,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严重抑郁症发作的迹象包括对朋友、家人和自己毫无根据的负面评价、情绪上的“痛苦”;并且身体出现问题,如嗜睡、难以整理思绪,以及对周围环境几乎毫无兴趣。 也许我们之中一些人曾听闻自己某个熟人自杀了,但这一悲惨的行为让我们困惑、痛苦。 我们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 讽刺的是,严重自杀未遂的幸存者经常以类似的态度反思自己的自杀行为:“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 重度抑郁症的痛苦和心理功能障碍就是这么深。

问题有多严重?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抑郁症,其发生频率和对正常生活的破坏都是惊人的。 世界卫生组织将抑郁症列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第二大致残原因,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成为第一大致残原因。 在美国,5%到10%的成年人目前有重度抑郁症状(根据上面的定义),多达25%的人在其一生中曾符合诊断标准,使抑郁症成为美国初级保健医生治疗的最常见 疾病之一。 在任何时候,都有约15%美国成年人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从对正统犹太人到福音派基督徒等宗教团体的研究显示,没有证据显示不同宗教团体或参与宗教活动及不参加的人罹患抑郁症的比例有所不同。 因此,在一个由200名成年人组成的典型宗教团体中,有50名参与者会在某个时候患上抑郁症,且至少有30人目前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数字呢? 部分原因我们的文化对抑郁症的态度/看法发生了双管齐下的转变。 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等组织和制药公司大力宣传这个观点:抑郁症不是种性格缺陷,而是生物问题(疾病),需要生物性的解决方案(药物)。 将抑郁症医学化的努力有助于消除抑郁症带来的耻辱感,让大众相信抑郁症并不是需要隐藏的东西。 因此,抑郁症已经走出壁橱了。

一些批评者认为,随着抑郁症疾病观的形成,诊断门槛也随之降低。 艾伦·霍维茨(Allan Horwitz)和杰罗姆·韦克菲尔德(Jerome Wakefield)教授在《悲伤的丧失》(The Loss of Sadness)一书中指出,精神科医生不再为客户的悲伤或 生活中的情绪正常起伏提供空间,甚至将正常的情绪波动也贴上“抑郁症”的标签。

霍维兹和韦克菲尔德说对了一半。 诚然,心理健康界已降低了识别抑郁症的门槛。 然而,当我们用固定标准追踪美国过去20年的抑郁症发病率时(这正是我的研究项目),我们仍可以看到发病率显著地上升。 因此,尽管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而且这种增长毫无疑问是为了制药公司的利润,我们仍有大量有据可查的增长数字需要得到解释。

虽然我们的社会从广泛撒网并假设所有蛛丝马迹都是疾病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但如今,我们对抑郁症所造成的情绪痛苦重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其中的生物因素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并且有了能舒缓这些因素的药物。 我们应该感恩有这些重大成果。

被简化的人性

然而,广义地将抑郁症重新定义为疾病也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这种理解正确地承认人性的生物面,以及它是如何变得紊乱不堪的。 但对疾病的生物理解没有考虑到其他因素。 例如,生理疾病的理解忽略了社会环境可能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有时将抑郁症患者视为与世隔绝的个体,他们的身体与外界的一切之间存在强大的界线。抑郁症患者被简化为“需要被修复的残缺的身体和大脑”。

若你浏览任何一份权威的精神科学期刊,你都会读到,我们的基因是抑郁症的首要原因。 在面临某些环境挑战下,抑郁症就会出现。 这是事实,但还远远不足够。 多数人都曾听说抑郁症可能是由于体内化学失衡(如血清素缺乏)引起的。 虽然抑郁症在生物学方面比单纯的化学失衡更为复杂,但抑郁症还是与我们大脑中的化学信息调节不良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药物可以缓解中度至重度抑郁症状的原因。 但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生物学发展;在过去的100年中,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抑郁症比率仍持续成长)。

我们也知道,扭曲的想法会导致抑郁症。 抑郁症患者无法准确评价自己(觉得“我不如别人”)。 他们担心他们的自我正在瓦解(认为“我正在崩溃”)。 他们贬低自己对他人而言的价值(相信“我对我的家庭没有任何益处”)。 他们认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就是无法让自己吃东西”)。 现今最流行的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CBT)之父亚伦贝克(Aaron Beck)提出,抑郁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些认知扭曲。 透过缓解扭曲的观点,让患者的认知更符合真实情况,抑郁症就会得到缓解。 有些证据能支持贝克的论点,尽管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

但是,认知行为疗法因“只关注患者本人思维而忽视他所处的社会背景”而受到批评。 心理治疗师罗伯特·范彻(Robert Fancher)认为,认知行为疗法“贬低了那些最有可能创造文化并带领我们超越现状的心灵特质——想像力、热情,以及将新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带入生活 的勇敢而痛苦的过程。这等同于在‘良好的心理健康的话语权’下对中庸生活的认可。”更简单地说,认知疗法倾向于强化社会规范,几乎只专注于帮助个人适应环境。

现在,我们对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科学和认知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并找到了相当有效的生物和治疗方法。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回答这场流行病背后的迫切问题:为什么抑郁症大流行发生在现代?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生物和心理因素。

事情的分崩离析

我的一位医学教授曾说:“人生好难”,我知道他的意思。 身为一名年轻的实习生,我在熬过一轮彻夜未眠的值班后,正在寻求他的共鸣。 我忘了去找他前一天推荐我读的资料。 他要的是资料,而不是借口。 但我的生活忙碌、混乱、充满需多要求,我很难把所有事都处理好。

21世纪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是艰难的。 我们要应付日益复杂、有时甚至是严酷的社会现实,持续不断的压力让我们付上代价。 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是疲惫者向内心世界的一种退缩,试图营造一个保护性的茧来抵御现实世界的要求。 无论个人抑郁的成因是什么,这个如今广泛的流行病表明,生活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会使病情变得更糟。

但与前几代美国人相比,我们的生活整体上更健康、更安全,经济状况也更好、教育程度更高。 那么,我们的社会在何处失调了?

事实上,生活的小小进步并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之中许多人都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祖先却得与严寒、风雨搏斗。 然而,我们和他们一样对命运感到不确定,对工作的掌握度也差很多。 我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而且由于专业化的原因,我们之中许多人无法灵活、轻松、快速地从一份工作转职到另一份工作。 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因为我们常有自己“落后别人”的感觉,不知道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界线(办公室圣诞派对算是工作还是娱乐?)。 我们与其他同事进行比较,但比较往往没有结果,或是发现自己被不公平地比较了。 当我们做得不够好时,我们会感受到对自己或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带来的负担。 我们被赋予的职责没什么权利,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对工作的期望,甚至无法控制如何利用工作时间。 我们之中许多人有时受制于没有人性的企业或经济体系,而这些体系并非由我们自己造成,并且似乎超出我们的影响范围。 我们感觉自己渺小、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有些美国人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如此艰难,以至于他们试图透过滥用药物、性滥交、小偷小摸或贪污来逃避现实。 关于药物滥用——有将近15%的美国人一生中曾与酗酒的瘾搏斗,超过一千万美国人使用非法药物。 在依赖海洛因或处方止痛药等鸦片类药剂的人之中,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可能高达50%。 尽管抑郁症可能会导致药物使用的增加,但更常见的情况是,药物使用往往是为了逃避生活压力,而导致抑郁症的严重发作。 此时,抑郁导致非法药物使用增加,非法药物又导致抑郁恶化,恶性循环随之而来。

虽然我们之中多数人每天都会接触到许多人,但我们这一代是孤独的。 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man)在其经典著作《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指出,美国的“社会资本”存量——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互惠 和信任——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下降。 我们越来越少去投票、捐血、打牌、参加社区保龄球赛,或请朋友或邻居来家里吃饭。 也许其中一些建立社交网络的机会已被在家看足球比赛或Facebook等其他活动取代。 然而,我们与家人、邻居和朋友的联系却越来越少。

我们所拥有的关系的本质也在改变。 许多关系变成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纯粹的关系”——“纯粹”,是因为它们脱离任何社会背景、外部结构或安全感。 没有盟约、社区之爱或约定来确定关系的方向,或能为关系提供持续性的保证、指导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由关系本身产生,而这为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纯粹的关系中,我们永远无法放松,因为没有忠诚或恒久的保证可以依靠。 我们必须靠自己“维护”这些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性的警觉和不安全感往往会导致沮丧、焦虑和疲惫。 要维持这些关系实在太难了。

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复杂社会需要信任,然而,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宝贵的公共资源却不断减少。如今,“你能完全相信谁?”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疑问。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现实已经变成由小团体组成的共同世界观而已。 对此,有人鼓励我们开放点,接受所有观点——但这会让我们迷失方向。 另一些人则建议我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信任任何新事物,从而使我们更孤立和疏远。 在这种双重束缚中,进入严重抑郁症的症状——偏执狂,就不遥远了。抑郁症患者不仅对自己失去信心,也对周遭的人失去信心。

最后,抑郁症的核心症状莫过于失去盼望。 如果说,每一次的选举周期揭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盼望在美国社会的重要性。 对灾难的恐惧——恐怖分子、金融崩溃或生态灾难——困扰着我们的时代。 有些人忙于制定生存策略,从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的关注。 更多的人则对未来感到茫然,焦虑地在我们的文化大杂烩中饥不择食,尽可能快速满足自己的欲望。

教会的机会

不确定性、渺小感和无力感。 破坏性的、自我放纵的逃避。 孤独和隔离。 恐惧和不信任。 失去盼望。 退缩。尽管有点草率且不完整,但这幅21世纪初美国文化情绪的素描还是捕捉了被社会福利指数所掩盖的黑暗细节。它也提醒我们,在理解抑郁症这个大流行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只专注在个人身上,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果使用得当,抗抑郁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可以使人恢复稳定,从而更好地应对日常挑战。 对于那些深陷瘫痪性抑郁症的人来说,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甚至能让他们对普遍恩典(common grace)感激。 他们确实应心存感激。 然而,这两种方法都无法帮助人们理解或解决更根本、更棘手的问题——抑郁症的流行正是这些问题引发的症状。 这些治疗方法提供人们所需的缓解,但本身不是答案或能用来预防抑郁症。

医学治疗的缺憾在于,它们对问题主体的理解有限。 而这两种治疗方式都低估了它们治疗的主体:人类。 文化机构和权威有时可能会仅仅视人类为“有着大脑的身体”,但人类远不止是这样。 对那些有智慧去理解的人来说,抑郁症的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人类的复杂性。 特别是,抑郁症提醒着我们,我们是社会性、精神性(并有着身体)的动物,一个堕落社会的痛苦往往会刻在其成员的身体上。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体不会受到社会苦难的影响,我们就错估了人性。 (路加福音22:44)。

事实上,有时看似是抑郁症的发作并不表示人类机体出现了故障,而是人类机体忠于自己的灵魂—社会性—生理天性。 情绪上的痛苦可能是对这个出了问题的世界的痛苦的适当反应。 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在西元前588年左右看着耶路撒冷毁灭时,一定感受到这种痛苦。 “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耶利米哀歌2:11)。 基督徒被呼召与那些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并且我们应欢迎像这样应同理而产生的情感上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们与受苦的人并肩作战。 如果我们对周遭的痛苦和苦难变得麻木,我们就失去了人性。

基督教关于罪及其影响的教导使教会不再对人类的混乱状态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承认罪在内在和外在的影响。我们可以正视我们身处一个充满伤害的社会的事实,不会假装一切正常。

感谢上帝,祂使那位曾完全进入我们的处境,打败罪、死亡和地狱的权势的主耶稣复活,使我们不仅能勇敢说出残破社会的现实,并倚靠、盼望祂终将使万物更新的 应许。

那些身体上承载着绝望印记的人需要一个承载着这个世界唯一有确凿的盼望的共同体/社区(community)。 他们需要这样的共同体,一再地活出盼望的样貌,并因着能共同预尝上帝应许的未来国度而欢欣。 他们需要看到,这个由基督的复活所承诺的伟大应许,使我们因着盼望能在破碎的现实中坚持住。 当我们一同这样承接彼此时,教会能为所有沮丧的成员提供再有确定性不过的真实盼望,并时刻彼此提醒这个我们最需要不断听到的信息:这个罪孽深重的社会现实,没有最终的话语权 。 体现在教会共同体之中的基督才有我们灵魂最终的话语权。

丹·G·布雷泽(Dan G. Blazer)是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吉本斯教授(J. P. Gibbons Professor of Psychiatr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着有《抑郁的时代》(The Age of Melanc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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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命塑造”是越来越像耶稣的过程

许多基督徒对自己的缺乏改变感到失望,是因为未曾学会认识自己在灵命塑造中负责的角色。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1,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属灵生命的塑造”指的是人们的灵命或生命被塑造成特定形状的过程——在基督信仰内,这最终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如何被塑造成为更像耶稣的人”。 在这样的灵命塑造过程中,我们逐渐成为我们最深刻、最真实的灵魂样貌──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初所命定的样貌,也就是那既承载也反映着祂形象的样貌。

换一种说法来说,灵命塑造(spiritual formation)就是在基督里被塑造成“以爱为特征的人”的过程。 现在,让我们详细地展开这个过程的细节。

将我们的生命塑造成耶稣的样式是个漫长的过程,并非能一蹴而就,或像闪电那样从天而降,即刻赋予我们能力。 我们灵魂成长的方式跟身体成长的方式很像,是个渐进式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人的一生中慢慢发生,有时甚至慢到令人难以察觉。 是的,我们有时会经历巨变的生长期,例如刚出生或青春期时的成长速度,但这些关键的转折点是特例,不是常态。

正如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教授詹姆斯·休斯顿(James Houston)常说的那样,“灵命塑造是人类所有改变中最缓慢的一种”。 这对我们身处的这个渴望即时得到满足的文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已经习惯越来越快的速度──手指轻轻一滑,整个世界就在眼前。 点击一个(虚拟)按钮,我们想要的东西在几小时内就能送达。 但是,人类灵魂的型塑并不是以数位的速度进行的。

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我们要不就会灰心丧气并放弃,要不会就会自甘平庸,安于“基督徒就是不完美,只能等待得到宽恕的那日”(好似我们所能期望的 最好结果,仅仅是在去往天国的路上有细微的生命改变)。 但是,我们不应降低耶稣非凡的生命和圣灵的礼物所带来的生命的可能性及标准。 相反地,我们必须在灵命塑造的旅程坚持下去,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实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即使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灵命塑造的过程是喜乐的。 或者换个说法,喜乐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的一个特征。 但这个喜乐很少是情绪高涨的爆发性的快乐(这种快乐既戏剧性又容易改变、稍纵即逝)。 喜乐更像一股安静的水流,在你的灵魂深处慢慢聚积,又像轻柔吟唱着的旋律,经年累月,成为你生命的背景音乐。

被陶造、被塑造

与此同时,塑造成耶稣的样子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事,而是上帝亲自对我们做的事——当我们降服在祂改变人灵魂的恩典下成就的事。 我们的责任在于,让自己成为可被塑造的人。用圣经里的比喻来说:我们是羊,祂是牧羊人;我们是泥土,祂是陶匠;我们是母胎里的孩子,祂是在生产的劳苦中的母亲。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手不管,只让上帝来做”。 不,我们有责任与上帝那能改变人灵魂的恩典合作。 祂不会强迫我们改变。正如圣奥古斯丁在第四世纪所:“若没有上帝,我们无法改变。若没有我们愿意,上帝也不会动工。”

许多基督徒之所以对自己的缺乏改变感到失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认识自己在灵命塑造中负责的角色。我们当中许多人在制定新年新目标的时候,都是基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来计算。

但我们该做的不是拯救我们自己,而是让自己降服在神面前。

当我们脱下自欺欺人的面具时,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离基督的样式有多远。 我们被迫面对自己的真实本性──认识到自己有多扭曲和受伤。 “医生,医治你自己吧!”的方式注定会失败。 只有真实面对自我软弱的地方,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帮助,需要力量,需要来自我们之外的力量。 我们需要恩典。

灵命塑造并非基督教版本的“自我改造”、“自我帮助”计画,而是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不断被耶稣拯救的过程。耶稣的跟随者是那些“以能够成为像耶稣那样的人为目标来计画人生的人”,透过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性别、人生阶段、文化、种族,活出耶稣的生命样式。

以爱为特征的人

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词概括何谓“像基督”的品格,那就是“爱”。爱是我们灵命塑造进度的检验剂。 我们最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变得更有爱心了吗?而不是:我们是否有更多的圣经知识、做了更多的属灵操练,或参与更多的教会活动? 上面这些都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的事(马太福音22:37-40)。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灵命塑造的进展,你可以测试一下你和最亲密的人关系的品质──也就是,有多少的爱及圣灵的果子? 最了解你的人会说你变得更有爱心、更喜乐、更和平了吗? 更有耐心、更少生气? 变得更仁慈、更温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柔软,并充满良善的心思意念? 尤其在特别困难的时期,是否仍忠实于主,并且自我克制/节制? (加拉太书5:22-23)

你对他人的爱是否一直在成长──不仅是爱你的朋友和家人,也爱你的敌人? 当你受到伤害、被欺负和遭遇不公正的对待时(我们都有这种时刻),你是否发现自己越来越能够在情感上释放苦毒的情绪,成熟的应对痛苦,而不是以牙还牙? 你是否能为咒诅你的人祷告,甚至祝福他们(路加福音6:28)? 所有这些感觉是否越来越自然,不再那么勉强,越来越成为你的一部分?

如果上述的状态没有发生,那么,无论你有多了解圣经、读了多少书、下了多少决心,或在你的“人生准则”里加入多少属灵操练,你都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 因为灵命塑造之旅的目的就是要变得更像上帝,而“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 这也是为什么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因为上帝就是爱,而爱不能脱离关系存在。 再让我引述一句奥古斯丁的话:“上帝(同时)是爱者、被爱者和爱本身。”祂是那位去爱的神、是被爱的神,也是所有爱的终极源头。

耶稣所定义的爱不仅仅是种“富有同情心、温暖和开心”的态度。 爱是一种行动。 祂的爱是“agape的爱”──无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牺牲,将他人的益处置于自己的益处之上。 如耶稣所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福音 15:13)。 这就是十字架。 这不仅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事,也是我们要与祂一起做的事,“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3:16) 。

这就是基督信仰内的灵命塑造跟普通的“自我实现策略”或西方文化对“自我帮助”的痴迷非常不同的地方:基督对我们的灵命塑造有个终极的目标,一个至高的目的。 祂的目标是将你塑造成一个以agape爱为特征的人。

已故的圣经教授罗伯特·穆赫兰(Robert Mulholland)如此定义灵命塑造:“为了他人的益处被塑造成基督样式的过程”。他特别强调“为了他人”这一重点。 如果没有这个关键因素,我们对灵命塑造的努力会无可避免地沦为一种私人的、精神疗愈性的自我帮助式灵修——而这仅是极端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化版本,而不是 铸炼我们灵魂的火炉,能把我们锻造成像耶稣那样以爱为特征的人。

是的,基督徒灵修的关键是,这是个面向自己内心的旅程,甚至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但紧跟在后的是一段向外去爱的旅程——以爱的行动在这世上寄居 、旅行(希伯来书)。 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都被耶稣塑造。 但同样的,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做到的方法只有一个。

“有着基督的样式”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 而这一切既源自恩典,也永远只可能是因着恩典,“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歌罗西书1:27)。 是的,我们也在基督里。 事实上,“在基督里”是新约不断出现的词汇,光是在保罗书信就出现80多次。

神学家们称这一教义为“融合(Incorporation)”──透过基督,我们被融纳进入上帝的内在生命中。 耶稣的到来吸引我们进入神爱的内在生命。 如达雷尔·约翰逊(Darrell Johnson)牧师在他关于三位一体的书中所说,经历到与神融合就是“在宇宙中心的亲密关系中活着”。

也如同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临终前所说的话:

父啊,我也为那些信我的人祷告……愿他们都合而为一,父阿,正如祢在我里面,我在祢里面一样。 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 这样,世人就知道祢差了我来,并且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就是福音:在耶稣里面,上帝靠近我们——我们这些有罪的、破碎的、受伤的、必死的、垂死的、无法自我拯救的人,以及许多对上帝(甚至祂的仇敌)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并吸引我们进入祂的内在生命,透过让我们浸泡在祂三位一体的爱中医治我们,然后差派我们进入世界,成为祂爱的使者。

耶稣邀请我们成为祂的门徒,不仅仅是给我们机会成为像上帝一样以爱为标志的人,更是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上帝的内在生命。 古人称这为与上帝合一(union),而这正是你跟我,以及地球上所有人类存在的意义——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并接受这一点。

这就是灵命塑造:透过对三位一体上帝的全然降服并与祂合一,我们逐渐被塑造成一个能有自我奉献之爱的人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成为某种人的过程,这是无可避免的。 你的人生也终将抵达某处。 为什么不成为一个完全被耶稣的爱所充满的人? 为什么不最终与神合一,住在祂之中呢?

约翰·马克·科默(John Mark Comer)是波特兰布里奇敦教会(Bridgetown Church)的建堂牧师,也是Practicing the Way事工的老师和作家,同时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包括 《无情地消除匆忙》(The Ruthless Elimination of Hurry)和《不说谎的生活》(Live No Lies)。

本文摘自《践行之道:与耶稣同在。 变得像他一样。 像他那样做》( Practicing the Way: Be with Jesus. Become like him. Do as he did),作者是 约翰·马克·科默(John Mark Comer),版权所有 © 2024 年。 由Penguin Random House LLC旗下的 WaterBrook 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出版。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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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乎我们的工作,因为祂在乎我们

我们力推的职场信仰运动是否准备好以与世界不同的方式看待工作的意义?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Pexels / Getty

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现今职场信仰运动(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基本理念,可能就是“上帝在乎你的工作”。

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个主题的相关书籍已出版几十本,在研讨会、网站和资源推动方面也有显著进展。 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对上帝而言很重要,以及这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答案,但“上帝很看重我们的工作”这一信息已深刻影响教会内和基督徒在职场上的许多讨论。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这一理念作进一步的凯波尔派(Kuyperian)的理解。 我们的工作对上帝很重要,是因为所有被造物的次序都属于基督,我们在创世记不仅读到与这一主题有关的人类学真理(人类承载着上帝的形象),还读到本体论真理 (我们的存在与我们在堕落前的使命有密切关系:担任上帝创造物的管理者和照顾者)。因此,在我们建立任何工作神学(theology of work)前,首先应要理解在人类堕落前,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是人类堕落后,人类工作的实际应用是什么?

凯波尔派的工作神学为工作提供一种愿景:工作——就像大自然中的万物一样,虽然皆被罪污染,仍存在于上帝历世历代的救赎计画中。 人类既然承载着上帝的形象,在被创造之初就具有超越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即使在堕落的世界也能彰显基督的君王地位,并参与荣耀的救赎过程——透过我们在世俗世界里 的努力建造上帝的国度(在各种事业里)。

“有些人想像在上帝宝座周围的荣耀中,所有的劳动都将结束,人类可以在惬意的闲暇中品尝天上的极乐,这些人既不了解上帝和祂的天使,也不了解将来在天堂的生活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曾说

如今,我们社会整体的氛围对工作的看法每况愈下,视工作为导致压力、焦虑、寂寞和孤独的重大来源。 人本主义的预设往往下意识地与精英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普通职业——通常指蓝领阶级,或不需要硕士学历的工作——是“较低等的工作”的想法 ,导致社会对此类工作的蔑视和劳工群众对工作的不满足感。 这种因果关系是种恶性循环,严重地伤害劳工群众的成就感和生命的繁荣发展。

职场信仰运动承诺能纾解这样的恶性循环。 对工作的重视使人们不必屈服于“自己从事着没意义的工作”的想法,同样避免人们全然退出职场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绝望的程度更会被放大到极致)。

而我想说的是,在创造之初上帝对人类的吩咐中(创世记 1-2),我们找到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意义,能够抚平我们的绝望危机。 我们不仅能避免“是工作导致这些危机、问题的”这种适得其反的可怕观念,转而接受“工作可以成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论述。

西方社会似乎认为高社会阶层和经济价值型的工作在市场经济中非常有意义,同时认定其他形式的工作就不能带来意义和成就感。所以,我们力推的职场信仰运动是否准备好,能做得比这种思维方式更好?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不断说着“上帝看重你的工作”,但我们是否真的预备好面对眼前的情况? 还是说,“上帝看重你的工作”其实也只适用于世俗社会所重视的某群人——精英、高薪、高学历、白领阶层? 因为处于这个阶层的基督徒能因着自己的专业获得世俗社会的亲睐?

我承认我可能不是个适合推广“对上帝而言,所有工作都很重要,并非只有富裕及高地位的工作才有意义”的人。我承认我是个白领工作者,在一个被社会认可并知名的领域(华尔街)取得经济地位上的成就。 令人烦躁的餐馆杂工或精疲力竭的技工可能不屑听一个穿着西装的富裕菁英说他们的工作很重要。 然而,若要对工作、呼召、和神的创造有着正确且有序的理解,以及明白围绕着这一主题的神学上的委身,我们必须首先认识所有工作的普世性价值

人们于21世纪开始大声疾呼,渴望将职场及信仰结合在一起,并重视各行各业,但若我们不先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理解人类、人类存在的目的和计划的话,这样的努力将无疾而终。

我们的工作对上帝很重要,这个信息是正确的,但即使是出于善意,若这份信息里暗示着白领阶级的工作能带来成功的职场信仰结果,就是一种偏见、傲慢的想法,更 糟糕的是这并不符合神学。 这个世界——通常包括教会——挣扎于为劳力阶级的工作找到目的性,正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神学的基础往往有缺陷或不完整。

我们关于工作和呼召的基础应始终建立在人身上。 上帝在乎我们的工作,因为祂在乎做工的我们。 在基督教人类学中,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生产者、消费者和经济单位,而是上帝所创造的有目的、有尊严的人。

虽然有些工作比其他工作需要更多的技术或教育,但所有工作都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来完成,都是为着其他“承载着上帝的形象的人类”的益处 而做。 人们只会为有价值的工作付费,这是最重要的经济现实。 我们的劳动在产生能满足人类需求的服务或商品的过程中尽一份力,即便在最基本的经济层面上都是如此,无论是我16 岁时在家附近的电影院里扫地,或是50 岁 时从事投资组合管理的工作。

对上帝来说,工作的主体(工作的人)很重要,正是创世记第一章所要传达的信息。 若是从社会、文化或商业的角度来看工作的产品,产品的价值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但不改变的是工作的主观价值感,烙印在受造物(主体,也就是人)身上,赋予其尊严和管理的能力(创1:28)。 上帝以无限的爱和智慧,不偏待人,将工作——富有创造性、生产性和创新性的服务和活动的过程——这个福分赋予所有祂照着自己形象所造的人。

纵观历史,技术和资本改变了工作的客观效果,因为采取不同手段和环境条件来生产商品和服务。 但它们未曾改变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的主观现实,即创造时设立的秩序是普世性的,与作为经济活动主角的人类密不可分。

如果人类是主角,那工作就是经济学里的动词。 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摆脱阶级羡慕、阶级纠结和职场信仰运动里的等级制度。 市场的运作为各项技术和功能定下不同价值,但无法改变本文所讨论的关于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事实。 只是当我们客观地思考工作和职业的各个层面时,不同报酬和地位的现象并不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

事实上,一个多样化的劳动力市场将永远存在不同技能、服务和劳力的市场定价变化,这让我们这些主张将信仰和职场/工作整合的人面临更大的挑战。

当我们的信息以基督人类学的创造真理为出发点时,凯波尔派(Kuyperian)所传达的“基督是主宰”的信息就能在餐厅的厨房以及白领主管会议室里站立得稳。 这个世界的愚昧之处在于,以工作所能建立的地位来评断一份工作的重要性,而因着人们难以得到那样的地位,导致许多人无法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感。 但21世纪职场信仰运动要传达的信息必须是: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做工的人很重要。

大卫·班森(David L. Bahnsen)是班森集团的创始人、常务董事兼首席投资总监,也是《全职:工作与生活的意义》(Full-Time: Work and the Meaning of Life)(2024)一书的作者。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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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及“取消文化”

基督徒如何在意见分歧时尽量减少对神的国造成附带损害?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9,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编按:根据维基百科,“取消文化”或称指控文化,是一种社群抵制行为,为网路时代的一种放逐形式,目的在于意图用检举某人或某节目的内容不符合自己认同的 政治正确,发动舆论讨伐将其驱逐出其所属的社交圈或专业领域交流之线上活动、社群媒体或是现实中的活动,使之失去原有社会关系平台的公开支持而无法继续存在,最终 “被取消”,或是在真实生活里,或在某个群体内部被众人抵制。)

近几周,关于牧师兼作家阿利斯泰尔·贝格(Alistair Begg)建议一位祖母参加孙子和变性人的婚礼一事,在美国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尘埃落定,我们该问的是,我们能从整个事件中学到什么?

我已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为什么我不同意贝格的建议,但在这里,我想反思一下,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应如何处理在这些议题上的分歧? 基督徒如何在意见分歧时尽量减少对神的国造成附带损害?

在这个事件里,基督徒意见的分歧点与性道德无关(贝格并不认为与变性人结婚是圣经所定义的婚姻及伦理),而是一个更具体的、更需我们慎思的问题:“ 在这个日益抛弃婚姻道德的社会中,坚持传统婚姻观点的基督徒应如何回应?”例如,在贝格所讨论的情况下——在这位祖母与孙子的关系中,大家都知道祖母的立场/信念/信仰——像这样的基督徒祖母是否能参加同性恋或变性人家人的婚礼?

虽然我对这个议题的结论与贝格牧师不同,但他的立场不应影响人们对他过去数十年忠心耿耿事奉教会的评价。然而,许多来自基督身体的批评声形容他是个“彻底(与世俗社会)妥协”或“不值得信任的人”,甚至直接扭曲的批评他的结论意味着他支持同性恋婚姻。 虽然人们表达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意见是完全恰当的行为,但大肆谴责和断绝关联性似乎只能反映基督徒在表达不同意见时,存在某种程度的功能障碍。

不幸的是,“取消文化”在现今世界教会里都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网路上发生的意见分歧中,我们常常展现过度反应、非黑即白的激进心态,最终甚至将对方全人的价值贬低至我们所不赞同的那个意见——即使是在次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我们急需保护并培养这样一种能力:我在X问题上与某某有分歧,但他们仍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或姊妹,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在这个更大的背景前提下发生的。 很多时候,我们意见不合时所展现的样貌反应出我们对“在基督里合一及相爱”这个真理认识不足,或是根本没有认识。

过去生养众多、结实累累的基督徒领袖若活在今日,有可能在我们目前暴戾的氛围中生存下来吗? 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会因为他得灵魂歼灭论(Annihilationism)而被取消牧师的资格吗? 鲁益师(C.S. Lewis)会因为拒绝圣经无误论而被取消神学家的资格吗?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会因为他质疑《创世纪》2-3章的历史性的立场而被取消牧会资格吗?

我并非想贬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我也不是说,让我们友善一点,不要聊我们之间意见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是与基督徒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必须在同为主内肢体的条件下不同意彼此。

健康的基督徒意见分歧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呢? 这并没有一定的公式,我也没有所有的答案,但这里有几个想法值得深思。

暂时停止在周日讨论彼此不同的意见

基督徒之间最激烈的争吵很常发生在周日的脸书或推特上,甚至是周日一大早。 我不知道仇敌是否会利用这一点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每周应特别留出来休息和敬拜的时间。 也许我们该试试在周日暂停与人争执意见,转而将注意力放在敬拜、祷告和休息。

我无法在这种谨慎的问题上约束其他人的良心,但我个人决定避免在周日与人争执,我也邀请其他人考虑一下类似的练习在他们的生命里是否也能结出好果实。

培养彼此尊荣的文化

新约呼召我们建立一种彼此尊荣的文化(罗12:10)以及温柔的文化(加6:1)。 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回避必要的问责监督或批评声。公开斥责(提前5:20)——包括对领袖的斥责(加拉太书2:11)确实有必要之处。

然而,我们需要慎思我们如今在教会里创造什么样的整体文化,尤其是领导层的文化。 牧师、传道人和其他教会领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常在人们的质疑声中工作。 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神职人员是诚实且有道德的。 与此相呼应的调查是,传道人们也越来越感到灰心丧志。

同样的,合理的批评声是必须的。 但是,目前我们美国文化的整体轨迹是,对神职人员的不信任(以及对机构和领袖阶层的不信任)正在倍增。 这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利。 当我们领袖的生命蓬勃发展时,整个基督的身体都会受益。 而在一个充满猜疑和快速思想审判的环境中,谁能茁壮成长呢?

因此,当我们批评其他基督徒时,我们最好自问:我的言语行动所培养及塑造的整体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在意见分歧中表达爱

“表达爱”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因为世人都在观察我们“如何不同意其他基督徒”。 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约翰福音13:35)。 祂甚至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好让世人能因此相信祂(约翰福音17:21)。

在近期一个播客中,特雷文·瓦克斯牧师(Trevin Wax)提醒大家聆听基督教思想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对耶稣关于合一的教导的评论:

耶稣在这里赋予世人来自基督自身的一种权威——祂赋予世人有权力根据你我是否“对所有基督徒表现爱”来判断你我是否是重生的基督徒

那些正在观看“基督徒因着贝格的言论所衍生的争吵”精彩好戏的非基督徒们,会如何评论我们?

我必须再次重申,相爱并不意味我们要回避意见分歧的时刻。 但是,当我们与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公开地争执不同意见时,我们必须考虑其对福音的可信度的广泛影响力。 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这里为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 在谈到他与乔治·赫伯特牧师(George Herbert)之间的分歧时,他说:

神的灵在哪里,爱就必定在哪里。 我一旦认识并知道某人是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基督的爱就会使我不再把他当作陌生人或外国人,而是视他为圣徒同国同胞。 现在,即使我憎恨高教会派思想,如同我的灵魂憎恨撒旦那样;但我爱乔治·赫伯特,尽管乔治·赫伯特是个不折不扣的高教会主义支持者。 我憎恨他的高教会主义理念,但我从灵魂深处爱乔治·赫伯特,我在心中为每一个像他一样的人留有一个温暖的角落。 当我遇见一个像乔治·赫伯特那样深爱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时,我不会问自己是否会爱他;没有质疑的余地,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除非我能放弃爱耶稣基督, 否则我无法停止爱那些爱祂的人。 ……我敢说,如果你深爱耶稣基督,你不可能会是个对祂的子民挑三拣四、爱这个不爱那个的人。

在未来的几年和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面临许多更复杂的议题,例如,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信实于基督”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会总是有一样的答案。 但是,若我们在心中为基督的所有羊群留有一个“温暖的角落”,那么即使我们意见相左,也能荣耀耶稣,并让我们周围的人见到这样的福音。

作者Gavin Ortlund(富乐神学院博士)是Truth Unites 机构的主席,也是纳许维尔以马内利的驻校神学家。 他着有八本书,包括《为什么上帝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是有意义的》(Why God Makes Sense in a World That Does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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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信仰运动将蓝领阶级遗忘在后

如果「职场信仰运动」将基督徒推上某个领域的领导位置,我们却看着他们被世界改变,而不是为基督改变世界,就太让人羞愧了。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4
Illustration by Eleanor Shakespeare

假设现在是周四晚上,你吃完晚餐后坐在沙发上。 在你准备按下电视开关前,暂停下来,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花一段时间回想今天工作时发生些什么事。

你有什么感觉? 焦虑,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满足,充满成就感? 因着与同事的互动而疲惫及挫败? 或者你的大脑只剩一片空白,完全不想想起任何与工作相关的事?

也许某些人对工作的雄心壮志仍蠢蠢欲动,于是决定打开电脑继续工作,直到睡觉时间,而不是选择看网飞(Netflix)追剧。 如果你的情况恰巧符合这个描述,你可能就是安德鲁·林恩(Andrew Lynn)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创造力阶层的福音派”(creative class evangelical)。

林恩是维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是《拯救新教伦理: 创造力阶层福音派与工作危机》一书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一些人所谓的“职场信仰运动”(faith and work movement)的历史和现况。 他形容这场运动为“一场组织严密、资源充足的运动”,旨在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中重新建立“创造力阶层福音派”在社会上的位置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林恩认为,现代的“职场信仰运动”的兴起主要是为了满足一小部分基督徒的需求,也就是为了满足及帮助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日益世俗化的文化中寻找工作的 意义和位置。 从1980 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拥有大学学位,并且整体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越来越多关于“缩小周日及周ㄧ之间的差距”的讨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福音派专业人士拒绝接受“工作只是赚钱的必须工具”这一观点,他们希望从神学及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在职场上经历的成就。

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 这一切可以溯源到南北战争后出现的基督教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 自1909 年《司可福注释圣经》出版后,人们开始疯狂地关注末世论和拯救灵魂的工作。 将资源投入至拯救灵魂的事工变成最重要的事,而在世上的工作变成仅仅是提供事工资源的一种方式。 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些资源需要被“兑换”成“天堂的财富”。

后来,像葛理翰(Billy Graham)这样的福音派领袖抛弃早期基要主义的许多元素。 但其余的圣经学院、营会、媒体机构和类似的教会事工网络仍专注于属灵而非属世的工作。 在华里克(Rick Warren)2002 年出版的《标竿人生》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心态思维。 他在书中写道:“你的事工使命结出的果子将永远地持续下去,但你的工作所结出的果子不会。”

然而,一路走来,有几位著名的基督教企业领袖开始思考,对上帝而言,他们在职场上的工作本身是否有其重要性,上帝并非仅仅只看重他们从当中赚到的钱。 正如发明家兼工程师R.G.勒图尔诺(R. G. LeTourneau)在1941 年的一次基督徒平信徒布道会上所说:“我们要向平信徒推销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他们一周七天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工作 ,否则就不要自称为基督徒。”在随后的几十年,许多组织,如整全福音福音国际商人团契(1952 年)、平信徒小屋(1961年)和国际公司基督团契(1977年)纷纷出现。1980至1990 年代又有数十个组织成立。

从1980 年代中期到 2010 年代中期,许多书籍、特会和资源大量涌现,推动一波基督教浪潮,声称工作本身——不仅仅是拯救灵魂的工作——在上帝面前也很重要。 这场运动产生四种理解基督教信仰能如何影响我们工作的框架。

正如林恩所述,每一种框架都具体地体现在不同的特定群体中。 首先是传道者(evangelists),对他们来说,职场信仰意味着在工作场所传福音。 其次是成就者(achievers),著名企业家J. C.彭尼(J. C. Penney)和贵格燕麦(Quaker Oats)的创始人等商界知名人士推广了将属灵价值体现在企业精神里的理念。 “管家精神/上帝主权” 的框架则重新定义基督徒的职场,视其为能有神圣影响力的地方。

第三种框架(管家精神,又称“整合者”)正是现今福音派最常见的框架,他们将信仰及职场整合在一起。 此种框架的理论家如榭尔丝(Dorothy Sayers)和较少为人知的教授大卫·莫伯格(David Moberg)等人提醒福音派基督徒: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这意味着 我们是按照这个作工的造物主的形象被造。 工作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上帝是工作的上帝,并且祂呼召我们也这样做。

林恩指出还有最后一群人,第四种框架下的行动者( activists)。 这些人呼吁基督徒透过工作追求人类共同利益。 他们的人数比整合者还少,部分原因是一些福音派人士对于“视工作为倡议(打击不公义)或进行社会变革的呼召”持怀疑的态度。

但整合者基督徒主要得益于人口结构的大趋势。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随着越来越多福音派基督徒获得大学学位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他们开始接受并肯定他们的工作是“服事上帝和邻舍”的方式之ㄧ。

然而,当我们谈论工作/职场时,我们心里想着的是哪种人的工作呢?

林恩指出,在职场与工作的对话中,有两个群体经常被人忽视——女性和蓝领工人。 总体而言,人们认可商业领袖在神圣及世俗的鸿沟间建造桥梁,在美国,支持将职场及信仰整合在一起的往往是男性、白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随着时间推移,“呼召”和“天职”等词汇开始只与企业家、律师和其他从事“有创造力”的工作,或社会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有关联。

林恩也指责“职场信仰运动”太容易受到政治右派的影响。 他认为,阿克顿研究所(Acton Institute)、克恩基金会(Kern Foundation)组织帮助洗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使得福音派远离那些能帮助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福利)的工作,甚至降低 了敬重所有人皆有着上帝形象的工作伦理标准(如超时工作、苛待劳工)。

但是,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使福音派基督徒从“文化分离主义”和封闭的姿态转向好管家的精神。 在同时是神学家及政治家的亚伯拉罕·凯伯(Abraham Kuyper)的“公共参与神学”的推动下,如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及其他职场信仰运动事工领袖们也参与推动 这样的转变。 迈克尔·林赛(D. Michael Lindsay)在 2007 年出版的《权力大厅中的信仰》一书中描述福音派基督徒如何参与在媒体、商业、政府、娱乐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中。

林恩承认,在这个人们普遍越来越不信任大机构/企业财团的时代,开启“职场信仰”的对话越来越艰难。 他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中,“邀请内心敬虔的人热诚参与在世俗机构并不是容易的事”。 对那些身处机构低层的职员、那些几乎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机构的基督徒而言,这个议题尤其尖锐。

除了在世俗公司/机构工作的基督徒可能萌生抵触或漠不关心的心态外,也许还有个更大的风险——来自文化妥协主义的诱惑。 林恩想知道,职场信仰运动是否会成为挖掘自己坟墓的“掘墓者”,因为这股运动“将福音派基督徒从以福音派独特性为中心的次文化体系中移植出来,使其完全融入至主流社会机构中”。毕竟我们已有历史案例的警示:20世纪后半叶,主流教会里充斥着受过教育的菁英,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享有领导地位,但这并没有刺激这些教会的兴旺。 如果“职场信仰运动”将基督徒推上机构的领导位置,我们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世界改变,而不是为基督改变世界,就太让人羞愧了。

尽管有这些警讯,我自己仍对职场信仰运动充满信心。 基督徒总是会在职场上,也会继续自问自己的信仰对工作而言有什么意义。 然而,身为一个曾深入参与这场运动的人,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知识阶层的福音派基督徒应致力于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在整个社会,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工作场所。 他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劳工组织的关切。 福音派可以致力于重新挖掘天主教曾在社会关怀上的教导,或至少回想起卫斯理派、自由卫理公会和救世军(Salvation Army)等团体曾在支持工人权利上努力的日子。

其次,在继续肯定上帝在乎我们的工作/职场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劳工们焦虑、压力和感到重担的程度。 职场信仰运动过去一直以“有权力和文化影响力”为导向,但我相信,这一运动的未来将根基于灵命的塑造。 我们工作的重点从不在于成功、有影响力,甚至是有福音上的影响力——我们的工作更关乎我们“身为基督的跟随者,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事实上,像约翰 ·科顿(John Cotton)这样帮助塑造新教工作伦理的清教徒曾警告我们,视自己的劳动为我们“最主要的善”只会导致自私的物质主义。 林恩(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健康的灵命不仅是我们工作/职场的基础,更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基础,这一点是正确无误的。

最后,“职场信仰运动”的未来取决于它能否更深入地扎根于每间地方教会所处的社区。 林恩指出,欧美以外其他国家文化的教会常常更善于建立社区之间的连结,以及以“教会共同体的身份认同”ㄧ同抵制资本主义和职业导向主义的过度拉扯。 这ㄧ点很有帮助,事实上,新教伦理的一个历史特征就是教会为面临危险的工作条件、极端的工作要求或经济动荡的工人提供庇护和声援。 林恩说,在教会最好的时刻下,教会吸引人们“走向不以地位、财富或成就为决定性因素的社会关系模式”。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份定位在地方教会里,而不是我们的职业成就与头衔上,我们的教会会是什么模样呢?

简而言之,建立一个能让更多基督徒参与其中的信仰与职场运动,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基督徒的灵命塑造、社会公义、以及地方教会。 也许这样一来,有更多人能在漫长的一天工作后好好休息,呼吸着持续性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整天是与上帝同工。

杰夫·哈南是丹佛信仰与工作机构(Denver Institute for Faith & Work)的创始人。 他是《由内而外的工作: 改变外部世界的内在工作简要指南》一书的作者。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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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埃及人的视角读旧约

了解法老生活的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以色列人的文化。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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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圣经的写作背景和我们十分不同。 圣经为我们记录古代人的生活和时代,这些人置身于他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而这种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

在应许之地外,对以色列人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就是埃及。 上帝的子民不仅在埃及生活了约400年,亚伯拉罕和先知耶利米都曾旅行至埃及。 就连耶稣也是在埃及度过祂的成长岁月,耶稣的父母逃离希律王后暂居在埃及数年。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在撰写《出埃及记》的注释书时,阅读了大量关于埃及的书籍,并意识到古埃及人可以教我们许多关于如何在正确的文化背景下阅读和理解圣经 的知识。 上个月,我与著名埃及学家詹姆斯·霍夫迈尔博士(Dr. James Hoffmeier)一起参加一次考察旅行,这趟考察让我更加坚信这一点。 亲自参观金字塔、神殿、博物馆和陵墓,让许多熟悉的经文栩栩如生。

出埃及记充满了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的记载——包括借用埃及语的词汇,以及与埃及文化共鸣的一些概念。

在住在埃及的漫长岁月里,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一再接触到某些概念——其中有许多埃及图像表现形式成为圣经图像的依据。 毕竟,圣经作者选择以传统的方式来传递关于耶和华的永恒真理。 这些视觉概念对圣经当下的读者(以色列人)来说是有意义的,而现在,当我亲眼看到其中的一些概念时,它们对我而言也更具意义了。

以下是我认为特别有启发性的六个例子。

花园寺庙

我曾读到古代近东地区的人们会把他们的寺庙设计成花园的风格,在埃及,我亲眼目睹那样的画面。

我们参观的许多神殿都有纸莎草状的柱子。 在卡纳克的阿蒙神殿里,著名的神殿大厅有多达134根纸莎草柱,这些柱子体积巨大,7个人的手臂都难以抱住一根柱子。 在大厅的一端,纸莎草的花蕾闭合着,而在另一端,植物的花瓣却盛开着。 每根石柱都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浮雕(石刻),这些浮雕使用植物粉末制成的染料。

保存完好的神殿天花板上总是画着深蓝色的天空和黄色的星星。 虽然神殿完全由石头建成,却给人一种繁茂花园的印象——到处都有树木和植物的图绘,如纸莎草和莲花。

难怪以色列人盖的圣殿有深蓝色的天花板,用金子固定住,在灯台的光下闪闪发光(出26:1-2, 6, 31-32);难怪圣殿里的灯台设计得像棵 长满枝芽的树,以色列大祭司的长袍上也挂着石榴(出25:31-40; 28:31-33)。 像这样的花园圣殿宣告上帝是造物主,并承认上帝在自然界的繁荣昌盛中扮演的角色。

保护之翼

在埃及的神殿中,我们随处可见长着翅膀的生物——有时是撒拉弗,有时是其他神灵,他们伸出翅膀保护法老。载着神像的圣船两侧总是有长着翅膀的保护者。

这些图像让我想起以色列会幕和圣殿帷幕上刺绣的基路伯(出26:31),以及圣殿约柜上伸展双翼的金基路伯(出37:9、列王记上 6:27)。 我也更清楚地理解波阿斯为什么会形容路得“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得记2:12),以及诗人为什么会说人们在上帝的翅膀下避难(诗篇17:8; 36:7; 91:4)。

圣灵的赐予

赐予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生命Courtesy of Carmen Imes
赐予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生命

也许你曾注意到,多数古埃及雕像都没有鼻子。 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鼻子是雕像翻倒时最容易受伤的部位,但同样正确的理解是,让雕像退役——以表明这位法老不再有统治权——的最快方法就是 打断它的鼻子。

埃及人相信灵魂是从鼻子进出。 没有鼻子的法老王就等于双重死亡,不只是肉体上的死亡,也是灵魂上的死亡,没有复活的希望。 法老们会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躯体,使其完好无损,以便来世还能继续生存。 所以木乃伊被安置在棺椁中,像俄罗斯嵌套娃娃一样一层又一层。

在我们参观的许多陵墓和殡葬庙宇中,我们都看到石刻的场景:神灵将象征生命的安赫举到法老的鼻子上,向法老献祭。 法老死后从神灵那里获得生命,灵魂便会充满活力,从而能执行神明的旨意。

这些“赐予生命”的场景让我想起创世纪第2章,上帝将生命吹入第一个人类。 霍夫迈尔博士也指出,当大卫在诗篇51:11中祷告“不要从我收回祢的圣灵”时,他可能并不是在担心失去救赎,而是担心自己的统治会失去神圣的合法性 。 回想一下,上帝曾从扫罗身上夺走他的圣灵,使他失去王权(撒上15:23; 16:14);大卫不希望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法老的强力武器

数千年来,埃及文物展示着法老王最喜欢的所谓的“击打姿势”,以显示他们的军事力量。 你可以在公元前3100年著名的那尔迈石板(Narmer Palette)上看到很好的例子。 在这幅画中,法老站立着,一手伸向脑后,抓着一根矛,另一手伸向前方,抓着被打败的敌人的头发。

那尔迈石板Courtesy of Carmen Imes
那尔迈石板

我没想到的是,这种视觉图像竟然无所不在。 我们在每座神庙都能看到它,有时甚至能看到几十次。 在拉美西斯三世的神殿里,第一座塔楼(入口处的墙壁)和第一间大厅的每根柱子上都展示着法老的这个姿势,每根柱子都描绘一个被他打败的敌人。 本质上而言,这座大厅是拉美西斯战绩的图像简历。

这些描绘不仅只在图像上,还有文字纪录。 在其中一面外墙上,场景上方刻着“有着强壮臂膀的那位”,表明法老喜欢的头衔之一是“强壮臂膀者”

这是否听起来很耳熟? 在整本旧约中,耶和华曾称自己有“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这些词句通常出现在描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行动。 事实上,提到上帝“伸出的膀臂”的片语几乎只出现在与埃及有关的上下文里(出6:6;申4:34;5:15;王下17:36;耶32:21 )。

换句话说,耶和华向法老和法老的崇拜者提出直接的挑战——祂仿佛在说:“你以为你有一只强壮的手臂吗?看看我的厉害!”

古埃及的日常生活

除了这些形象化的图像让我更加认识圣经文本,我还从这些艺术品中学到许多关于古埃及男女日常生活、工作和性别角色的知识。

在贵族和工人的墓葬中,以及在收藏这些墓葬出土文物的博物馆里,我看到许多雕像、绘画和雕塑,它们描绘了面包制作、啤酒制作、制砖、雕刻和书写、种植和收获、鞣制 皮革、分娩等场景。 我也见到梳子、化妆盘和首饰、纺织和染色羊毛和亚麻的工具,以及古代织布机的模型。 我还看到木匠工具、火石刀、锄头、磨石、手工缝制的帐篷、床和椅子。

古埃及人相信,一个人在来世会需要今生所需的一切。 他们期望在欧西里斯神(Osiris)的田里工作,因此他们在坟墓里放置各种实用工具,如犁和铲子,还有床、椅子和衣服。 相较之下,当时的希伯来人主要关心的是死后自己的“名字”或声誉如何被人记住,对死后的生活几乎只字不提——这种文化持续直到旧约写作的末期 。

回过头来看,埃及人对人死后使命的延续有着正确的憧憬——某些方面而言类似于我们现在对新耶路撒冷的看法——但上帝直到数百年后才向犹太人揭示末世的一些细节 。

每当我们忽略旧约成书时的地理文化时,我们就会错过ㄧ些见解。 然而,多亏埃及干燥多沙的气候,我们才有幸穿越时空回到3000多年前,得以瞥见保存完好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以色列人——以及后来所有上帝的子民。

卡门·乔伊·伊姆斯(Carmen Joy Imes )是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旧约副教授。 她着有《Bearing God's Name: Why Sinai Still Matters》等多部著作。 她目前正在为Baker Academic撰写《出埃及记》的注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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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爱的五种语言”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

人们需要各种爱,而不仅仅是一种爱。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3, 2024
RgStudio / Getty Images

当凯蒂(Katie Frugé)和她的丈夫拉斐特(Lafayette)在2007年决定结婚时,他们才21岁,懵懂无知。

凯蒂说:“我们当时太年轻了,不应该结婚。但也因为太年轻了,我们根本不在乎,”她如今是德州浸信会总会文化参与中心的主任。

这对年轻夫妇当年尝试从知名作家兼牧师盖瑞·巧门(Gary Chapman)的畅销书《爱的五种语言》寻求指引。该书于1992年首次出版,内容探讨人们表达爱的五种不同方式——肯定的言语、身体的接触、精心的时刻、服务的行动和接受礼物——希望能帮助夫妻找到幸福。

书里谈到,了解彼此的爱的语言有助于建立健康的婚姻。 凯蒂回忆道,当时她认为这本书是通往美好未来的钥匙。

“我们当时以为,只要学会说对方的爱的语言,一切都会超级顺利。我们不但不会吵架,还能一直有完全满足的感觉。”

事实证明,婚姻生活比想像中更加复杂。

凯蒂说,17年后,她和丈夫的婚姻依然幸福,但他们曾经历不少艰辛的时刻,包括几次健康危机——“我们曾历婚约誓言里那句‘无论健康或疾病’,” 她说。 一路走来,他们的婚姻需要的爱远不止于一套公式的内容。

“当我被诊断患有癌症时,我不需要丈夫在那一刻出去买礼物给我。”

《爱的五种语言》一书曾主要流行于基督教福音派圈内,如今已成为主流流行文化现象。 约会应用程式如Bumble甚至提供“爱的五种语言”测验,《单身女郎》杂志和其他主流媒体都曾报导这个概念,TikTok(美版抖音)上的“爱的五种语言”频道吸引数 千万次观看。 盖瑞·巧门的著作已售出2千多万册,并成为一个由数个研讨会、相关书籍及数千万次的线上测验所组成的产业。

所有这些关注都使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心理学教授兼人际关系与幸福实验室(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Laboratory)主任艾米丽·伊佩特(Emily Impett)等研究人员提出这样的问题: “爱的五种语言”的说法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 ”以及或许同样重要的问题:“学者们能从巧门的著作受欢迎的程度中学到什么? ”

《心理科学最新指南》期刊上一篇新论文指出,巧门关于“爱是如何运作”的理论并不完全正确。 在撰写这篇论文时,伊佩特和她同事研究一系列检验“爱的五种语言” 理论中的三个主要观点:“人们有一种主要的爱的语言”、“共有五种爱的语言 ”,以及“人们与说自己主要爱的语言的伴侣在一起会更幸福”。

伊佩特和她的同事表示,他们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个理论。

例如,如果在测验中被迫只能选择一种语言,人们会选择自己较偏好的语言。 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一次问人们对这五种爱的语言的感受,人们都会给这五种语言很高的评价。 研究人员也发现,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支持伴侣或配偶的目标,并不属于五种语言其中一种,而拥有相同爱的语言的伴侣也并不比其他伴侣更幸福。

“爱并不像一种‘需要学习的语言’,更恰当的理解方式是‘爱像一种均衡的饮食’,在这种饮食中,人们需要所有基础的营养元素来培养持久的爱,”伊佩 特和同事写道。

但他们确实认为巧门这本书满足了伴侣们的需求,“它为伴侣们提供一个反思、讨论和回应彼此需求的机会。”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伊佩特说,阅读《爱的五种语言》一书——内容涵括人们能如何以不同方式向伴侣表达爱的例子——比仅仅只做线上测验更有帮助 。 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因为只专注于寻找伴侣的主要爱的语言太过局限性,最终把人们放在一个框框内。

伊佩特说,“巧门列举的所有实践方式都很重要。”

“我们并非建议人们一定要精通多种语言(熟练所有五种爱的行为),而是建议他们应该学会精通多种语言,因为巧门指出的五种行为确实是人们维持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

在这一点上,巧门表示同意。

这位86岁的作家在北卡罗来纳州一间浸信会教会工作长达50年,近期刚卸任,他表示所有爱的语言都很重要。

他接受采访时说:“毫无疑问的,能让某个人感受到爱的方式不一定能让另一人感受到爱。但我并不想传达‘你只能说对方主要的爱的语言’这种想法。”

巧门目前正在各处旅游,并在婚姻特会和其他活动中演讲,他说他对伊佩特论文中的一些发现感到惊讶,但对研究人员认真对待他的理论表示赞赏。 他说,越多像这样的研究越好。

巧门说,他至今仍对“爱的五种语言”这一概念的盛行感到惊讶。 巧门当年在他的教会为婚姻出状况的夫妇提供咨询时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 他说,这些夫妻常常不知从何努力起,因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充满爱,但另一方却不觉得自己被爱。

巧门是位说故事高手,他回忆道,曾经有位丈夫说,他多数的晚上都会做晚餐、分担家务和草坪工作,并竭尽全力养家糊口。 但妻子却觉得他很疏远自己,因为他忙于分担家务,他们俩从来没有时间聊天。

巧门翻看自己的婚姻咨商笔记,开始寻找其中的规律,最后提出了五种爱的语言。

“这是个很简单的概念,”他说。 “但我从我的咨商和婚姻事工中了解到,如果人们能理解这个概念,会对他们很有帮助。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都试着把‘饼干’放在显眼的地方,这样人们较能容易理解它。”

其他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向这种方法学习。

他们在研究爱的语言的论文中说,巧门的书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书里用了“直观的比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并传达易于消化的信息,而不是一堆 科学术语。

伊佩特也说,许多人忽略了巧门的书之所以能帮助到人们的真正原因。 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本书“让人们找出他们关系中目前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需要改进的地方),并打开沟通的管道来满足这些需求。”

结婚62年的巧门说,这就是重点。 他说,爱始于情感/情绪,但需要我们透过正确的态度和以配偶/伴侣为先的行动来维持这份爱。

他说,可以这样概括所谓的“正确的态度”:我想尽我所能帮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想做一切对你有益的事。

来自田纳西州的梅莱娅是个品牌营销老师,她表示自己从未与“爱的五种语言”的概念有共鸣。 她知道这本书对其他人有用,但对她来说太简单了,这位40多岁的女士形容自己“单身得无以复加”。

梅莱娅说,她的生活中有很多爱,有朋友、教会和家人的爱——她帮忙管理哥哥的品牌,但目前没有恋爱关系。她说,爱的语言的概念有时过于简单,使人们不去努力了解一个人,没有注意到他的其他层面。

她说:“如果我必须给你一份清单,列出你该为我做的事,然后你才会去做——也许这表示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在经历了17年的婚姻生活后,凯蒂对那些使用爱的五种语言概念的人提出一些建议。 她说,记住,人们需要各种爱,而不仅仅是一种爱。 专注于他们本身,而不是试图从书中寻找答案。

有时,你需要的答案就在眼前。

“当你的伴侣懂你、理解你、看到你的需求,并在当下满足那个需求,你们之间的关系便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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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毕迈可(Mike Bickle)被指控曾性侵一名14岁少女

在另一名受害者站出来后,总部位于堪萨斯城的祷告事工表示道歉并呼吁悔改。

IHOP创始人毕迈可(Mike Bickle)

IHOP创始人毕迈可(Mike Bickle)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1, 2024
Shane Keyser / Kansas City Star / Tribune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在对其创办人毕迈可(Mike Bickle)的进一步指控浮出水面后,堪萨斯城国际祷告殿(IHOPKC)切断该事工24小时x7天祷告室的现场直播,该祷告室一直是定义IHOPKC 所引领的运动的重要元素。

上周四晚上,IHOPKC祷告室直播画面显示:“IHOPKC正在进入祷告和悔改的季节。”就在前一天,《堪萨斯城星报》刊登一篇关于一名女性的报道,她说毕迈可曾 于她14岁时性侵她(1980年左右),当年她在毕迈可家当褓母,毕迈可则是圣路易斯市一间教会的牧师。

IHOPKC发表声明,谴责毕迈可“掠夺性和侵害性”的行为,支持受害者,并为IHOPKC去年秋天指控刚浮出水面时的初始反应(允许毕迈可为自己辩护)道歉。

该事工于去年12月切断与毕迈可的关联,但这并没有阻止IHOPKC及其领导层对事件的进一步担忧和调查。

在上周发布的一份长达七页的报告中,IHOPKC聘请的调查公司对关于毕迈可的性侵指控进行调查后,得出以下结论:

根据所有可信的证据,包括他自己承认二十多年前曾与两位[匿名]女性有过接触,毕迈可更有可能曾涉入不恰当的行为——包括性行为相关接触和神职人员 的不当行为,滥用其处于受人信任及领导地位的权力。

毕迈可承认的两起案例分别发生于1999年和2002-2003年间,其中一起“不当行为”包括两次接吻,以及另一起他描述为“双方同意的性接触,包括她碰我,但不是 我碰她。”

该份报告范围并不全面;至少有两名据称是毕迈可的受害者没有参与调查,并呼吁进行“真正独立的第三方调查”。

该份报告也没有包括毕迈可曾雇用的保姆塔米·伍兹(Tammy Woods)最新的陈述,她刚刚打破43年的沉默,向家人、牧师和警方报告该起性侵事件。

塔米告诉《堪萨斯城星报》,她在教会认识毕迈可,两人的关系从友好的导师及属灵鼓励发展到彼此互相表达情感。 塔米儿时的朋友和妹妹也回忆说,这位牧师在塔米高中一年级时与她有着奇怪亲密的关系。

塔米说,从她14岁、毕迈可25岁时开始,他们就会偷偷接吻,后来更发展到爱抚和性接触。 她告诉星报记者:“他移动我的手,让我对他进行性抚摸。而他也确实抚摸了我。”

现年57岁的塔米讲述了其他受害者也曾分享过的一个细节:毕迈可告诉她,他相信他的妻子会死,然后他们可以在一起。

据塔米称,毕迈可会“为自己的失败苦痛”,并在与她身体越界后道歉。1983年,毕迈可从圣路易斯市搬到堪萨斯城时,她答应会为他一辈子保守秘密。

她说,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在事工场合见过几次面。 住在密西根州的塔米在去年10月对毕迈可的指控曝光,并且毕迈可于12发表声明时向他发了短信。 她说,毕迈可告诉她:“我知道妳多年来一直說妳已经原谅了我,但我只想再说一遍。请原谅我。我当年愚蠢无知。我可能会因此进监狱。”

毕迈可尚未公开回应塔米的说法。

去年秋天,倡议组织(IHOPKC的前领导层)向毕迈可及其事工提出这些指控,在几位自称“永远不匿名”的女性公开反对将她们列入最初的指控名单,并表示她们不是 毕迈可的受害者后,倡议者组织仍坚持他们的关切之心。

在一段影片中,倡议组织成员迪安·布里格斯(Dean Briggs)和约翰·奇肖姆(John Chisholm)解释道,他们去年9月份辞去在IHOPKC的领导职务,原因是发生了另一起 事件:IHOPKC不当处理对毕迈可的儿子与机构另一名职员的妻子发生婚外情的指控。 倡议组织引用该女性的丈夫提供的一份长达50页的证词,并称该证词已递交给IHOPKC高层领导。

在围绕着毕迈可的指控不断曝光下,其他人也相继离职,包括前IHOPKC执行董事 斯图尔特(Stuart Greaves)和前IHOP大学校长史大卫(David Silker)。

IHOPKC的危机公关负责人艾瑞克·沃兹(Eric Volz)上周结束了在IHOPKC的工作。 上周三他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塔米的指控,“IHOPKC也不知道”。

博兹·奇维德坚(Boz Tchividjian)为至少一名毕迈可受害者的代理律师及辩护人,批评IHOPKC的回应。

“IHOPKC领袖层应该写一本书,介绍有毒的基督教团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在失败的保护那些权力较小的人的同时,排挤和诋毁那些将黑暗带向光明的人,”他在Threads上写道。 “这一切都源自领导层的傲慢和无知。”

这起丑闻让IHOPKC的前成员感到沮丧,他们说自己曾在该事工经历不健康的文化,并为能提高该事工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度而祷告。 最近几周,与IHOPKC运动关系密切的灵恩派领袖也纷纷发声回应这起丑闻。

TheCall祷告事工的创始人卢安格牧师(Lou Engle)曾在IHOPKC工作过五年,并在华盛顿创办公义祷告之家(Justice House of Prayer)。 他在上周二发表一份声明,称他相信倡导组织和匿名的女子,他正在为毕迈可的全面悔改祷告,并希望看到双方皆同意的第三方独立调查展开。

卢安格呼吁“极度悔改”,他写道,上帝的眼睛“盯着那些容忍道德松懈和性不道德的人——特别是关于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行为”,并认为领袖们需要听到“ 成千上万名女性⋯⋯被基督肢体中的领袖伤害”的哭声。

两周前,自称为先知的耶利米·强生(Jeremiah Johnson)分享他的一个梦,在梦中,他告诉毕迈可他的事情已然暴露,祷告运动将从堪萨斯城转移到各国。 强生呼吁他的追随者为IHOPKC的情况、祷告运动的未来以及真理和悔改祷告。

布道家麦布朗(Matt Brown)是收看IHOP祷告室直播的人之一,他说他对关于毕迈可的指控和毕迈可的部分忏悔感到恶心。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一个如此热衷于祷告运动的人怎么会暗中操纵和(权势) 性侵那些在他事工关怀下的人。这绝对是错误和邪恶的,思想永恒事工(Think Eternity )创办人麦布朗说。

“我有种感觉,就是祷告运动会出现很多‘孤儿’。我为那些曾被他侵害的人祷告医治和安慰,为他所做的一切都能被揭露祷告,也为那许多如今迷惑且被这个 丑闻伤害的人求怜悯祷告。”

毕迈可相关报导(按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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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可以是基督徒的“选择”

和婚姻一样,单身不但是可行的选择,更是值得委身且神圣的关系。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0, 2024
Cottonbro Studio / Pexels

去年春天一个普通的星期二,美国中西部一间福音派基督教学院的学生生活部院长对她的研究生助理——也就是我,说:“马西,我们学校的福音派文化为学生做了许多帮助 他们步入婚姻的准备,但我们很少帮助他们做好单身的准备。我们在这一点上需要做得更好。你应该来和他们聊聊这一块。你的演讲题目可以类似‘选择单身’。”

这位院长很有前瞻性,且直觉敏锐。 她下的题目背后的核心理论是:请大家重新审视我们这种基督教校园传承下来的关于单身及婚姻的假设。 这同时也是对我这一辈年轻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之中多数人至少要到27岁才会结婚,且有整整五分之一的人根本不会结婚——下达最后通牒 。

这种长期单身的趋势有几个原因。 罗伯特·沃思诺(Robert Wuthnow)和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等社会学家指出,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要求人们在传统的四年学士学位外接受更多年的教育。 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参与志工服务或低薪的服务性质职位。 在20岁出头的时候,很少职业选择是像过去能让人萌生成家念头的朝九晚五稳定性工作。

在这种充满冒险感及雄心壮志的环境下,很少年轻人会认为“单身”是个自己需要在意或担心的状态。 当我问我28岁的朋友为什么从不参加教会为单身人士举办的任何活动时,他回答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参加。 事实上,虽然我的教会就在一间大学附近,在我们教会500名成员的名单中能列出120多名单身成年人,我们的单身事工却因人们的兴致缺缺而结束。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单身与其说是种身份的象征,不如说是人生列车为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预设的轨道。

然而,当这些年轻人到了30岁出头仍然单身时,他们的人生经历会和上一代人在这个年纪时有哪些不同? 如果没有婚礼策划师来编排这种转变、没有仪式来宣布这种转变,他们如何冒出想要长大的渴望——学习在爱中将自己委身于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块土地? 如果没有类似婚姻的成年仪式,他们如何让社会视他们为成年人? 如果他们继续单身,拥有许多时间、金钱和人生经验,却又陷入迷惘和孤独——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成年人?

这基本上正是我的上司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身为一位35岁的女子,从毫无计划的20初岁过渡到开始为人生做长期规划的30多岁人生阶段。 我花了半年深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 在这个倾向将婚姻和家庭视为成年人“生活模板”的福音派文化里,我如何看待自己的单身身份?

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答案是独身所呼召的“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我并非在推广回归传统上的终身独身修会生活,但我认为是时候问一句:“为什么不(独身)呢?”

我们为什么不呼召人们宣誓委身于教会呢? 如果教会重拾传统,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我们生活在“福音的首次宣告至其最终实现”之间的时间,并认知到在这段时间,婚姻是值得庆祝的事,而独身被视为对基督 及其身体忠诚的最激进的象征,那么,我们的单身文化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如果我们透过独身圣人的生命故事来补充我们的公共想像力,展现这样一种既具有目地性又令人向往的单身图像,教会的社会结构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果教会不再使用提醒着人们“缺乏什么”的相关词汇(例如:“单”身),而改为使用人们能自由选择的另一种忠诚性的相关词汇(独身),教会内的单身人士对 自己人生的看法会有什么不同?

基督徒都很熟悉马太福音19章相关的经文。 耶稣提到了“自阉的”,他们“为天国的缘故,放弃婚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提到没有嫁娶的人,说他们维持未婚 “若常像我就好 ”,并且,保罗认为单身/不在婚姻内的人“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福音派牧师们偶尔会用这些经文为独身“辩护”,却很少视其 为一种人们“应能”追求的呼召来推广。 因此,我不得不从重新认识独身生活开始。

美国教会常常会透过语言和视觉文化将“美国式的家庭梦”当作成熟的成年人的标志传递给我们——首先出现的画面是一场婚礼,然后是衣着整齐、笑容满面的家庭照(父 、母及孩子们)。

我描述这个画面只是为了重申罗德尼·克拉普在《十字路口的家庭》一书中提出的警告。 克拉普说,福音派传统所传递的家庭形象并不符合圣经教导,而是一种中产阶级式的感性的庇护所——旨在让“像这样的家庭形象”成为其成员的避风港、绿洲、情感 稳定器和心灵充电器。 克拉普并不否认上帝为着人类的好处而设计家庭,并且家庭的一部分功能/益处确实如以上所述,但当这些价值本身“变成我们的目的”时,基督教对家庭的想像力就太渺小了 。 就像单身一样,家庭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躯体——单独“为了你自己的人生”而存在。

一个谦卑的提议

克拉普在1993年提出,对于家庭的想像,我们福音派需要恢复的画面是“教会身为我们第一个家庭”的画面。 他写道:“随着基督国度的来临(这个国度既存在于肉体上也存在于精神上、既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个人身上、既存在于现在也将在未来显现出来),耶稣创造了一个‘由跟随者组成的大家庭’,而这个家庭要求人们首先效忠于它。”

在基督里,保罗为自己的单身提供一个叙事框架。 保罗称自己为独身主义者。 出于对教会使命的热爱,他从不逃避重责大任。 他不是“因为⋯⋯”而单身,也不是一个人独自单身。 相反的,保罗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人,可以温暖所有人的人,他将人们团结在一起,使人们成为他的母亲、兄弟、姊妹和儿子。 随着着保罗提出的这种“超越性的家庭在基督王国里的实践”发展而来的正是教会传统上的独身主义(celibacy)。

因着对“教会作为基督徒第一个家庭”的理解,独身及婚姻同为某种呼召性的实践在教会内并存已有两千年,这种叙事比个人的益处、比美国梦/福音 派家庭美梦更广阔及持久。

14世纪英国女隐士诺里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写道:“这是良善的上帝向一位敬虔的女性展现的愿景⋯⋯在这愿景里有许多安慰的话语,对所有渴望 成为基督的爱人的人来说都非常感动。”她的简易住所设计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同时如同她对生活的设计:白天,她祷告数小时;在祷告之间,她在住所敞开的门前 ,与巷子里路过的商人交流资讯、谈笑、咨商,以及一同祷告。

去年夏天,我在家里厨房柜子前读着朱利安的灵修回忆录,我公寓的西窗面向校园的人行道,后门则朝向我的教会。 在朱利安的独身生活中,我看到了自己其实已经爱上并享受于其中的画面。

结果,我最后未曾对学生们发表过题为“选择单身”的演讲。 但我还是在我的教会里主持一些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 在系列讨论的中途,我和我最要好的单身朋友一起吃午餐。 在聊完这堂课的氛围多么有活力后,我转向她问道:“你如何看待你的单身身份?

我的朋友并不消极。 她是位艺术家,她是位领袖,她的眼里总带着看透世界的智慧。 但这一次,她的眼睛低垂着。 当她抬起头时,泪水滑过眼眶。 她说,“我想结婚”,然后又低下了头。

我深信,多数福音派教会面对单身所采取的被动或消极的态度,是因为缺乏某种元素以至于无法热切的委身,但解决方法并不是将实际上很困难的事浪漫化。

自保罗时代以来,教会的独身传统中确实曾出现过愚昧和过激的行为。 我并不想在试图拆毁《新娘杂志》所建构的虚假中产阶级幸福生活神话的同时,用另一个披着属灵外皮的虚假且过度理想化形象来取代它。

我们独身,但我们也是人。 我们结婚了,但我们也是人。 基督徒的叙事为这两种状态增添喜悦,这一点很吸引人,但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仍然渴望更多爱。 我朋友的诚实回答让我的胜利之音戛然而止,同时也提醒我,独身群体最大的见证可能正是其“没有解答”的解答。

在天主教传统中,当修士候选人被带到主教面前 宣誓保持独身,献身于基督和教会时,主教会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再三慎重考虑,你们主动承担的是什么样的重担。在这之前,你们是自由的。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仍可以转而追求属世的目标和欲望。但是,你们一旦接受这一 呼召,就不能再背离你们的目标了。你们必须继续服事上帝,在祂的帮助下坚守贞洁,永恒地在圣坛上服事那位统管万有的。”

今日的独身主义

这种正式的独身誓言所提出的条件既令人恐惧,又充满吸引力——奇怪的是,这些条件与婚姻所提出的条件并无不同。 贞洁约束已婚夫妇只与彼此共享亲密关系,对单身者则是放弃性关系,这两种呼召都是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也都源自对爱和信仰的委身、承诺。

尽管如此,独身并不非得是终身的使命。 上帝当然可以呼召一个单身成年人以新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但前提是他或她首先健康地拥有先前的身份(独身)。 换句话说,当婚姻的呼召是由两个首先知道自己是独身者(在主里完整)的人接受时,我们对婚姻作为神圣呼召的认知——正如圣公会仪式手册所说的那样 ,这种呼召的“不可轻易接受性”就会展现得最为强烈。

虽然有些教会可能会对举行独身誓约仪式感到退缩,但我们仍可以改为使用“独身”这个词来正确地称呼单身人士目前被呼召要活出的这种反文化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不仅仅只是在鼓励人们“不要发生性行为”,我们是在祝福“单身/独身”身为一种使命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回顾教会历史,我们会想起我们真正的家庭是教会,我们视单身人士为主所呼召的人,他们和已婚的人一样有家庭的恩赐——并有使教会(上帝的家) 成长的使命。

要让我们的教会回到欢迎独身主义的文化,可能仅仅只需单身的基督徒们展现他们美好的独身生活能如何成为教会共同体的帮助。 读过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灵修回忆录《爵士乐之蓝》(Blue Like Jazz)的人,都会在他对酒馆、咖啡馆、大学校园和面包车的描述里听到像这样一位独身者 的故事:他像圣方济各那样,赤着脚,行动自如,在每个他所接触的人身上都能见到耶稣的面容。

像米勒这样的还有如肖恩·克莱伯恩(Shane Claiborne)这样的年轻人,他在费城建立的“简单之路”社区为一个由已婚夫妇和单身人士共同组成的致力于贫穷、 贞洁和顺服的社区生活模式——这是一种首先由初代教会建立的模式,后来圣本笃再更有次序的组织这样的社区/共同体为修道院。

单身并非社会里反常的现象,独身对我们来说也不应该是这样。 在后现代文化里,我们也有像德蕾莎修女和新修道运动这样将独身的神圣挑战带到教会面前的前辈。

教会的机会就在于承认现况:受过高等教育、有创造力、有企业家精神、灵命活跃、愿意投入在有着传统根基的呼召的年轻人数量的激增——他们就像照亮了《凯 尔书卷》,有效地将这份圣经传世文本保存下来的修道士一样;或像亚他那修(Athanasius)这样的初代教父、玛格丽娜(Macrina)这样的教会母亲、阿奎那(Aquinas )这样的神学家、德雷莎修女(Teresa of Avila)这样的关怀者,以及沙漠修士这样的圣贤。

“单身”一词不足以形容他们的身份——这些圣人的智慧促使他们将自己的情感融进教会这个不断向前行的大家庭里。 而“独身”这个词让我们知道,这些人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特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将他们的社区/共同体深深放在心上。

教会——是个透过彼此的生命来诠释自己人生的共同体(community),我们不断地互相映照着我们在上帝国度叙事中的角色。 在恢复教会里关于“独身”的词汇时,我们将恢复这个在历史上“生养了众多生命”的传统。 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恢复基督论里所讲述的家庭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独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一种值得委身且神圣的关系。

马西·欣茨(Marcy Hintz)是伊利诺州格伦埃林复活教会(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in Glen Ellyn)的成员,也是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研究生院基督教培育与事工课程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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