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有一个问题。在救赎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亚伯拉罕的神命令一个民族去消灭另一个民族。一个侵略者去攻击另一个国家，是因为上帝判定后者有罪。侵略者毫无怜悯，他们不放过妇女和儿童，把原来住那地的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摧毁他们拜神的场所和宗教活动的象征——实际上，就是把他们整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而且，根据希伯来经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掌握主权的上帝的可怕意志之下。

这是神的子民的历史上一个令人痛心的时刻。但我指的不是以色列各部落对迦南的征服。我指的是亚述人（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对以色列北部王国的攻击，以及大约130年后巴比伦人对南部王国，特别是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的摧毁。

正如旧约圣经中的历史和预言书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异教帝国对以色列的暴力，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审判。那么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中所揭示的上帝对他们圣约生活的旨意。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耶和华立约，他们也作为一个群体遭受了圣约的惩罚。以色列人背约的结果是：大规模的毁灭、政治混乱、不可估量的痛苦，以及（有人）死亡和（有人）被流放。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使是——特别是——作为他的选民。

当人们，包括基督徒，对圣经的伦理或圣经中上帝的品格产生疑问时，通常不会首先想到这一系列以色列人遭审判的事件。我们首先和最容易想到的，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命令下消灭了迦南人的事件。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基督徒对有关迦南人征服的问题的回答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毁坏联系在一起。

第一，是因为根据律法和先知书，在上帝照管之下，人类的受苦是不分种族、不偏不倚的，以色列人也不能幸免。第二，是因为把以色列的圣典当作自己的圣典（也就是基督教会的正典）来读的基督徒通常是外邦人。作为外邦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将犹太人视为圣经故事中的陪衬——我的意思是，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不应该做什么的例子，而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放纵诱惑、跟随马吉安把旧约的部分内容完全从正典中删除的时候。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并没有把旧约从圣经中剔除的选择。问题不在于外邦人是否接受旧约，而是旧约是否接受了我们。使徒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旧约接纳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因着信仰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这个原因，以色列人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旧约是信仰宝库中不可妥协的组成部分，包括使徒和先知对以色列上帝的福音的双重书面见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见证包括（记载迦南屠城的）《约书亚记》。那么，我们这些自称相信第二位、也是更伟大的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外邦人，应该如何接受和理解这本书，将其作为主今天对我们说、也为了我们而说的话语呢？

事实和解释

针对这个问题，特里穆（Charlie Trimm）写了一本精彩的书《迦南人的毁灭：上帝、种族灭绝和圣经解释》（英文书介）。作者涉足这个题目的勇气令人钦佩，因为约书亚和迦南的主题在学术和教牧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流派，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已经有很多。

拜欧拉（Biola）大学教授特里穆在这本薄薄的书中穿越了噪音——这本书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为读者构建可能的答案。这些读者并不是心怀恶意的挑刺者。他们是我的每一个本科生学生，以及不少成年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些诚实的基督徒想知道如何处理征服迦南的问题。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上帝和他的天父，但约书亚记的记叙是他们相信上帝的一个障碍。因此，我毫不怀疑，特里穆这本简洁、易懂、明智及研究透彻的书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教牧工作中和神学课堂上的宝贵资源。

特里穆将该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他概述了古代近东的战争，总结了当代关于种族灭绝的学术研究，并向读者介绍了迦南人的背景。这为第二部分打下了基础，在第二部分中，他概述了基督徒对迦南征服的四种主要的解释。在讨论这些解释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开篇几章中突出介绍的几个事实。

首先，与我们有些人可能读到的或假设的不同，herem （“灭绝净尽”，即通过屠杀将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奉献给上帝）的做法在古代近东并不常见。事实上，除了在其他国家的记录中可能提到的几处（可能是夸张的记叙），以色列在这方面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种族灭绝是很难定义的。它必须包括种族、民族或宗教因素吗？它是否必须以消灭整个群体为目标？应该如何定义这样一个群体？(例如，它可以是一个政党吗？或者它的成员资格是否必须是非自愿的？） 动机重要还是只有后果重要？例如，所有定居者的殖民主义行为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吗？对长崎和广岛的轰炸呢？

第三，关于迦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各种命令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出埃及记》第23章、《利未记》第18章、《民数记》第33章和《申命记》第6-7章都包含彼此不同、有时是彼此相反的命令——几乎没有一个命令提到herem，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命令描述大规模的杀戮。这些差异为解释迦南征服提供了许多道德、历史、释经和神学上的可能性。

特里穆将这些可能性归纳为四种，每种都是 “重新评价”的问题。迦南征服的问题、挑战或难题可以通过重新评价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解决：（1）上帝，（2）《旧约》，（3）《旧约》的解释，或（4）《旧约》中的暴力。

第一种选择号称以圣经的字面意思为依据：亚伯拉罕的上帝命令并认可种族灭绝行为，但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因此，亚伯拉罕的上帝是邪恶的，应该被摒弃，不值得相信。这是 “新无神论者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观点。对他来说，“旧约中的上帝可以说是所有虚构故事中最令人不快的角色。” 这也是东正教神学家 哈特（David Bentley Hart）的观点，他说“在大多数旧约章节中 ”以色列的上帝 “被表现得相当邪恶：一个血淋淋的、残忍的、制造战争的、种族灭绝的、暴躁的、杀人的、嫉妒的风暴之神。”然而，特里穆假设，如果你如此相信，那就意味着你不再是基督徒了。因此这是他在这四个选项中排除的唯一的一个。

第二种选择认为，“虽然旧约记录了极端的神性暴力的例子，但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暴力的文本对我们有任何权威，我们应该把上帝与这些记叙脱钩。”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包括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塞伯特（Eric Seibert）、斯塔克（Thom Stark）和博伊德（Gregory Boyd），对重新发掘马吉安主义没有兴趣。他们想保留旧约。但他们认为要让迦南征服与我们的良知或耶稣的生活和教义相协调是不可能的。那么，基督徒就必须承认，上帝用暴力制裁迦南人的文本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没有权威性，也并不反映上帝的真实品格。

第三种选择说，问题不在于文本，而在于我们对文本的解释。也许《约书亚记》中叙述的事件应该被看作寓言，或者被比喻性地理解（实际上旧约更主张非致命的攻击行动或将敌人放逐），或者被归类为夸张的修辞。因此迦南人与其说是被消灭了，不如说是被解除了武装（亦即被剥夺了所拥有的东西），从而从一种威胁变成了单纯的邻居。

不过，这个选项和前一个选项都必须面对两个相关的问题。《约书亚记》中描述的事件是否在历史上发生过？即使没有，文本中难道不是明确讲到迦南人被屠杀吗？即使死亡只是文本记载，这文本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对吗？我们（相信自己）是通过圣经的话语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约书亚记》对这种塑造有贡献吗？

与约伯一起来到旋风之前

第四种选择既捍卫了迦南征服的历史性，也捍卫了其道德和神学的合法性。特里穆提供了许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一种是迦南人的邪恶是上帝通过以色列人对他们进行审判的近因。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以色列人受到了几乎同样的审判。这个事实加强了这种观点。另一条路线是迦南征服的独特性——用神学家詹宁斯（Willie James Jennings）的话说，就是它的 “不可重复性”——它植根于上帝对亚伯拉罕关于土地的盟约承诺。

第三个建议是把迦南征服视为最终审判的预表或图景，而最终审判的判决远比失去在世上的生命更严厉。（哲学家卡里——Philip Cary指出，其实我们都是喇合，生活在属灵的耶利哥的城墙围出的城中。我们会向主打开我们的家吗？我们对他的信任是否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保护？）最后，有些人不仅把迦南征服与后来发生的外邦人夷平圣殿和耶稣通过赶人出去洁净圣殿的事件联系起来，而且还把迦南征服与前面发生的出埃及和大洪水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诺亚的故事中，当混沌的大水吞没了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坟墓，我们看到了上帝严厉的审判的结果。《启示录》也提供了类似的死亡和毁灭的全面图景。

哲学家韦特斯坦（Howard Wettstein）写道，“灭绝净尽”的文本将我们与约伯一起置于旋风之前。我们呻吟和哀叹，但没有得到答案。事实上，我们得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特里穆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为教会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释。让我们带着恐惧战兢的态度来决定我们选择哪种解释。

Brad East是艾比林（Abilene）基督教大学的神学助理教授。他是《圣经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和《教会之书：教会语境中的圣经神学》（The Church’s Book: Theology of Scripture in Ecclesial Context）的作者。

翻译：Sean Cheng

2021年，Netflix线上韩剧《鱿鱼游戏》（Squid Game）风靡一时，全球收视观众高达1.4亿人以上。这部连续剧以韩国儿童熟悉的游戏来描述现代人在所谓公平竞争中出现的社会病态，讽刺一些人为了生存而不惜牺牲他人。在现实中，目前的俄乌战争同样暴露出人类的丑陋。任何冲突都往往带来分化的涟漪，有支持者，就有反对者。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基督徒对二十一世纪的冲突，难道只有支持或反对的两极化选项吗?

不同的叙事

旧约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曾屡次处在类似的残酷处境。以色列人饱受异族的侵略，常有战事。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了在示剑做王，一日内杀了七十个兄弟（士师记9:1-6）。有位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回家，不料当晚他的妾被当地流氓整晚轮奸至死。此事传到其他支派，激起公愤，导致部落战争，险些灭了整个便雅悯支派（士19-21)。士师记作者以重复的一句话总结士师时代的局势: “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21:25）。当社会中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一切就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自然形成残酷无情的世代，他们字典里也很难找到“仁慈”一词。

就在这时候，摩押女子路得抵达犹大的伯利恒，开始她在异乡的生涯（得1:22）。她之所以来到以色列是因着她婆婆拿俄米的祈祷: “愿耶和华施恩惠于你们…”（得1:8)。拿俄米为两个儿媳妇所祈求的恩惠（ḥĕsĕd），可理解为忠贞，但也可解释为恩慈。这祷告启动了路得的“寻恩之旅”。

出发前，婆媳还争论一番。拿俄米劝路得别选择犹大，因为那里没有神的恩慈，只有祂的攻击（得1:12-13）。她认为儿媳妇该往摩押寻找耶和华的恩慈 （得1:8, 15）。路得的回答却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得1:16）。对现在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解的移民决定。若有选择，一般人会选平静、安全、经济繁荣的国家移民，路得怎么会选择那个残酷无情的社会？她会不会选错地方？

路得记第一章的结尾似乎暗示了答案:拿俄米和路得“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得1:22)。当时以色列社会有一条律法有助于像拿俄米和路得这样的人: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

这可说是耶和华施恩慈予这些弱势人士的方法，只是在那“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世代，还有人遵守律法吗？波阿斯后来对路得所说的话似乎暗示，伯利恒的人不但未必遵守那条律法，甚至会骚扰她 （得2:8-9）。

其实，路得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愿否遵守那条律法，也是他们愿否“违反”律法。因为申命记的律法虽保护寄居的寡妇，却也禁止像路得这样的摩押人进入以色列社群里（申23:3）。除非有人施恩慈的热忱达到愿意将此律法搁置一边，不然即便是平时遵守律法的人也会因此而不敢伸出援助之手。

看来此次的收割不仅是耶和华重新眷顾伯利恒的象征 （得1:6），也同时是伯利恒有无恩惠的测试。路得也似乎意识到所要面对的种种困难，她知道，身为摩押人，自己需要遇到极大的恩慈（ḥēn）方能在人家身后捡麦穗。（得2:2）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连串的意外。路得在紧跟收割的人身后捡麦穗时，“恰巧”跟到了某块麦田（得2:3），田主波阿斯也就在那时候“刚好”从伯利恒来到田中（得2:4）。这位田主不但准许路得在自己田里捡麦穗，还特别保护她 （得2:8-9），她吃午餐，也让她把吃剩的包回家（得2:14）。他命令仆人不可侮辱她，还叮嘱他们刻意让她多捡一些（得2:15-16）。

路得出发时所寻觅的恩慈终于寻到了，且是超出她所想所求的。当她禁不住问波阿斯怎么会在他眼前蒙恩（得2:10）时，波阿斯的回答 （得2:11-12）表明他相信这一切并非巧合，乃是耶和华报答路得信心的恩慈的作为。拿俄米听了儿媳妇叙述田中的事件后，也作出同样的结论。 （得2:20）。

社会处境的强烈对比

在士师记的叙事世界里，有叛教的以色列人、导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士师（基甸）、好色的士师（参孙）、做偶像神堂之祭司的利未人、强暴他人之妾至死的基比亚人、以及蛮横无理的便雅悯人。此外，那世界还有外侵带来的战火和内讧产生的部落战争。反观路得记，读者见到的是一个有恩慈温暖的叙事世界，一个有耶和华藉著一些人施行恩慈的伯利恒社会。当中不但有对摩押人充满恩慈的波阿斯，还有为摩押人路得与波阿斯的婚姻祝福的十位长老 （得4:11-12）。

我们看到一些强烈的对照：士师记讲述一位在基比亚被侮辱而死的异乡女，而路得记则讲述一位在伯利恒不但被接纳，且是被尊为与以色列之祖先（拉结与利亚）同等级的异乡女（得4:11）。士师记作者屡次将那时代的乱局归因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士17:6; 18:1; 19:1; 21:25）。路得记没批判这观点，反倒刻意以大卫王的家谱作结尾（得4:17b-22），似乎暗示士师记所期待的君王就是大卫——那位终极的和平之君（基督）的预表。

路得记的叙事所提供的可说是一种替代社会现实（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这种意识类似布鲁格曼（Walter Bruggemann）在《先知式的想像》一书中所谈到先知们宣讲的替代意识（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

两极化的社会意识

近年来基督徒中的两极化现象连串发生。先是为新冠肺炎而争吵，后为俄乌战争而分裂。这些冲突的原因未必出自圣经，而是政见、种族关系、性别理论、性伦理、基督教民族主义等各种议题。各方以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定义何谓福音派。如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The Brooklyn Tabernacle）的主任牧师辛巴拉（Jim Cymbala）在一篇讲道中所言，现在有一些北美基督徒不再以信不信耶稣来定义一个人，而是以是否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支持打疫苗或反对打疫苗、戴不戴口罩等条件来定义他们。

《今日基督教》有数篇文章谈到近期北美福音派的四分五裂，其中有人感叹关系分裂产生的身份困惑:“这些人在过去都是自己人，可是现在我已不知道他们是谁，也许我也可能不知自己是谁了。” 该杂志的总裁兼主编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也表示: “令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发现那些曾与我在每个议题上并肩作战的人，竟然被互不理解的鸿沟隔离了。我从来没料到如此事情会发生的那么迅速。”

福音派的关系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其中一大因素是各样媒体形成相异资讯圈。各派只选择收看或传播自己圈子的信息、数据、报导等。而这一切背后的价值观衍生出的社会现实便成了人们看事物的“眼睛”，导致敌我分明、谁也不信谁、以及各说各话的局面。对各派来说，自己圈子看到的社会现实才是真的现实，其他圈子的社会现实都是可疑的“假新闻”（fake news）或“虚假资讯”（misinformation）。这几乎是另一类“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现实没有客观现实的空间，倘若两方都处在危险状况，任何一方都因缺乏客观眼光而无法察觉。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基督徒群体里只有敌我的斗争，寻找真理的人也无所适从。人们无形中创造一个没有耶和华的恩慈，只有冷酷的叙事世界。

另类社会现实

路得记可为基督徒在面对目前的意识冲突上提供一些亮光，甚至一个模式。路得记显示，纵然在最黑暗混乱的情况中，在神所造的世界里，还有像路得记这样的正面事实可报导。像圣经作者一样，基督徒可在乱局中以正面的事实创造一个正面又健康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没有否认目前的黑暗面，但专心于描绘社会里的正面故事。

例如，针对当下的俄乌战争，我们可聚焦于许多社会和基督教组织进行的人道救援。身为基督徒，我们尤其要注意教会与宣教机构在此刻做出的贡献。各国的教会和宣教机构不遗余力的以祷告、财力、物资、人力等资源帮助受困于战火中的百姓和逃亡中的难民。当中有不少的宣教士虽可撤出战区，却选择留下来。（我有一位神学生的父母就决定留在乌克兰，服事并陪伴受难的基督徒。）又如CT近日所报道的，在上海因疫情遭封控的困难和混乱中，基督徒用爱心帮助邻舍、服务社区。

可惜的是，今天人们每天关注的是对立媒体的报导，却忽视了这些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即便在教会里也鲜少听闻。他们的故事需要我们公诸于世，如此一来，我们可在目前的对立社会现实中，树立一个另类的现实感，撰写一个另类的叙事: 耶和华在乱局中还在掌权，还在人间施展祂的恩慈。这也是因对立的社会现实而困惑徬徨的人所需要听到的叙事，我们希望让他们看到，在这冷酷的世代，因着神的介入，人类还能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三年半的服事中带出来的，就是另类的社会现实。他常常夹在亲罗马政府与反罗马政府的犹太人中，跟随他的人中也有站在不同立场的人。面对如此两极化的情况，耶稣选择宣讲另类的现实，即天上国度的社会现实:“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细读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耶稣的福音或他的医治事工，所展现的都是超越先知们的先知式想像，因为先知们未想像过像耶稣所讲述的爱敌爱友的永生国度。

耶稣曾说，在他未归来之前，战争会在世上不断发生，人类也会因被分化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太24:7） 事实上，从耶稣时代至今，地球上每一个时代都不知发生了多少的战争。而无论人们站在那一边，我们对战争的政见都会成为过去。面对潮来潮往的战争与斗争，基督徒的焦点不应该被模糊。我们的叙事应该是像耶稣的叙事，叙述另类的天国的现实；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祈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 在这分化的世代中，让乱世中的世人看到另类的社会现实。

吴仲诚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及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神学硕士、 英国贝耳法斯特皇后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新加坡牧会多年及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旧约副教授，现任澳洲布里斯班神学院旧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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