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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对今日宣教的意义

华人宣教领袖和宣教士分享戴德生和内地会对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教会年轻一代的激励与启迪。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11, 2023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1年,美国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的“二代”基督徒Chris和Emily郑加入海外基督使团(OMF),要去日本宣教。但因为疫情,他们奔赴日本的航程数次推迟。这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年幼孩子,已经卖掉房子,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只能寄居在朋友家“打游击”。当Chris和Emily终于可以飞往日本的时候,他们直接奔赴北海道宣教工场开始日语学习。到达札幌OMF语言学校的那一刻,他们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和即将开始宣教工作的兴奋。

OMF的前身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中文简称“内地会”)。在位于新加坡植物园大门对面的OMF总部院内,有一个凉亭,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信靠上帝”几个大字。 “信靠上帝”这四个字代表的,是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信心宣教”的精神核心。

在今天的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当中,最为我们所知、所爱、所景仰的西方赴华宣教士(可能“没有之一”)就是戴德生这位在19世纪把基督福音传到中国内地的英国宣教士。尽管我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内地会在今天名字已经变成OMF,但如果说起“中国内地会”,几乎每个中国(华人)基督徒都会肃然起敬、感佩万千。戴德生“假如我有千磅英金……”的名言许多人能背出来。他的后代中,每一代都有献身于中国宣教的宣教士,被中国(华人)基督徒称为“戴戴相传”的感人榜样。一部关于戴德生的传记电影正在积极筹备中,拍摄该片的目的之一是让全球更多的观众了解戴德生的事迹。

从对基督福音传到中国的深远影响来说,戴德生和内地会的贡献确实无以伦比。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教会发展到今天,有数以千万计的基督徒和成千上万的教会,这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跟戴德生和内地会当年在中国的宣教和建立教会有着历史的渊源。中国大陆青年牧者严以勒在他回顾内地会历史的文章中指出:“历史证明,内地会所结出的福音果子根基十分牢固,经得起风吹雨打。就算1950年西方宣教士撤出中国大陆,但福音的种子已经在民众中撒下并扎根,基督教第一次真正在中国的土壤里扎根。”

今天,在中国的基督的教会正处在逼迫和压制的大环境之中,来自海外的宣教士几乎已经全部被驱出中国。在台湾的教会,则面临世俗化、少子化、战争威胁和年轻一代不愿意信主或离开教会等等挑战。在这个后疫情和中国跟西方国家关系日益恶化的新时期,海外华人教会也面临很多困难。然而,很多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仍然保持向中国、向散居华人乃至向全世界宣教的心志。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自然会想到当年戴德生和内地会曾经经历1900年代的“庚子教难”和1950年代被迫撤离中国的苦难和挫折,他们的坚韧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宣教的榜样。

戴德生为宣教留下的属灵遗产,对今天有志于普世宣教的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基督徒有什么样的启迪和激励?CT采访了数位中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宣教领袖和宣教士,请他们分享他们的感想。

戴德生的接班人

冯浩鎏(Patrick Fung)牧师是OMF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总主任,戴德生的接班人。因为他曾经做过医生及从事医疗宣教,很多中国和华人基督徒仍然习惯称呼他为“冯医生”。2023年11月27日,OMF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冯牧师正式从总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把带领OMF的职责交棒给下一届总主任Joseph Chang。冯牧师告诉CT,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仍然有很多可以向戴德生学习的属灵功课,包括他对上帝的信靠、他的国度胸襟和创新精神。

冯牧师认为,戴德生对于中国教会最大的贡献,是他为中国教会“搭架子”、培养领袖的理念。在戴德生的理念中,内地会就像一个“脚手架”,一旦教会被建立起来,外来的宣教士就应该培养本土的基督徒领袖,而一旦本土的领袖被培养出来,脚手架就可以拆除了。“戴德生从来不是要建立内地会的名声,他只关心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否得到建造,及中国基督徒是否能接过领导的职责。他的宣教异象,是上帝的子民为了中国人的灵魂事奉上帝,同时中国基督徒面对挑战也能兴起,来带领教会,”冯牧师说。

冯牧师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引用戴德生“假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若我有千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话,但这不是对他那段话的完整的引用。这两句话的下面一句是“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戴德生最终的目标是高举基督之名和住在基督里面。

冯牧师特别提到戴德生跟抑郁症搏斗的经历。“即使遭遇抑郁症,戴德生仍然靠着‘住在基督里’经历疾病中重生的恩典。”在扬州教案期间,内地会在扬州的总部几乎被乌合之众付之一炬,多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几乎丧命。那时戴德生的妻子玛丽亚正在怀孕,也差点死掉。戴德生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中。后来通过内地会同工的鼓励,他在祷告中重新被主扶持起来。这个戴德生称为“交换的生命”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住在基督里”的重要。“只有在基督里,他才能够继续事奉下去。戴德生的宣教神学的核心是‘信靠上帝’,这不是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而是经历受苦和困难学到的功课”,冯牧师说。

世界福音动员会(OM)国际副主任陈爱青(I’ching Thomas)曾经写过一本关于中国文化与宣教的著作。她认为戴德生在受苦中的坚韧特别值得今天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学习:“面对逼迫,戴德生对耶稣永不动摇的爱给了他信心、力量和盼望,帮助他在宣教工场上经受失去亲人等最痛苦的打击时能够坚韧度日。戴德生熟悉受苦的神学——我们承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无法避免受苦(包括遭受逼迫),但我们所相信和盼望的是一位慈爱而掌权的上帝(约翰福音16:33)。当我们思想今日的宣教的时候,我们应该仿效戴德生,对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有热切、清醒、专注的认识,对受苦的神学有深刻的理解和拥抱。据我个人的观察,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还在这一点上有很多挣扎。”

年轻一代的感动与反思

现住中国大陆的90后基督徒喜乐姐妹(因为安全的原因使用化名)曾在海外留学,海归回国后回应上帝的呼召全身心投入宣教。她告诉CT她读了戴家后代献身中国的故事,也是深受感动和激励。但是她感觉在中国基督徒谈到戴德生的遗产时,很多时候只强调他的受苦与牺牲,似乎这样才能让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觉得愧疚,而愿意舍己,投入宣教。喜乐理解也认同中国教会高举“背十字架走天路”的“苦难神学”,但她觉得只强调受苦并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鼓励年轻人仿效戴德生的方式。

喜乐认为中国基督徒不应该过分夸大自己所受的逼迫:“比起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如一些穆斯林地区),我们所受的逼迫并不算什么;而比起欧美国家的“温水煮青蛙”——信仰在自由和舒适中渐渐衰落,我们所受的逼迫甚至可以说是上帝赐给的好机会,让我们可以保持信心的火热。”过分强调及夸大受苦与牺牲,也许只会“吓倒现在的年轻人,使他们更加不敢踏出自我的圈子进入禾场”。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效法戴德生的榜样,还应该学习“他宣教的信心、智慧和勇敢,例如他的医疗宣教、内地会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宣教士穿汉服、接纳单身女性宣教士,等等。这些都是很有策略性和创新精神的做法。”

当年内地会赴华宣教士很多都是像喜乐、Chris和Emily郑这样的年轻人。庚子教难中殉道的内地会宣教士,很多只有二、三十岁的年纪。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是否还有愿意像他们那样舍己,投入宣教的?冯牧师的答案是肯定的——如今每年仍有数以百计的基督徒加入OMF成为宣教士,其中有不少是年轻人。

但是冯牧师提醒我们,今天的宣教士面临的挑战跟戴德生那个时代的宣教士面临的不同。“对基督教信仰的敌视是一个挑战,世界的流动性是另一个。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只有西方基督徒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宣教,而且宣教士常常需要来回跑,因为有时候宣教工场可能不在远方而在家门口(如果是针对散居人口的宣教)。而今天年轻一代的基督徒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的背景通常比过去的宣教士更加破碎(例如父母离异的很多)。我们相信上帝能给这个破碎的世界带来医治,但我们首先需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破碎。”

处境化的宣教

冯浩鎏牧师也特别欣赏戴德生在宣教创新方面的贡献。“他差派单身女性宣教士去中国宣教”,这在当年是非常有争议性的举措。至于为什么宣教士要留辫子、穿中式服装(内地会的宣教士因此被一些西方基督徒嘲笑为“留着猪尾巴的宣教士”),对戴德生来说,那只是为了减少一些文化上的对福音的阻碍。戴德生也竭力鼓励赴华宣教士学好极难学习的中文,并且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内地会的宣教士不但要学习读中文圣经,而且必须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典籍,”冯牧师说。“他们必须读孔子的《论语》和孟子的著作。内地会的中文考试有六级,在第五级考试中他们必须能用中文写出《百家姓》中所有的姓氏。可见戴德生对跨文化宣教的认真。当他说我们的宣教是道成肉身的工作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的。”

戴德生尊重中国文化,但不会为了迎合文化而牺牲福音真理。华盛顿特区国会山浸信会的副牧师安迪·约翰逊(Andy Johnson)在一篇宣教学相关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戴德生的这些处境化宣教策略“颇具争议却富有成效……为宣教士群体树立了许多适应本地文化的典范。但戴德生的处境化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神学上的。在戴德生的马尾辫和长衫之下,伴随著他用中文所做的演讲和口中所出的文化典故,他所宣讲的其实是所有其他忠心宣教同工所传的那同样的、常常冒犯人的,却合乎圣经的福音信息。他的处境化是为了使福音更为清晰,而不是为了迁就听众的舒适,他想努力避免的是无谓的文化性冒犯,同时却自豪地接受十字架对罪人的冒犯。”

恩福惠及台湾

戴德生和内地会不但为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留下宝贵的遗产,也对台湾教会和基督徒产生深远的影响。彭书睿是台湾年轻的宣教领袖,大我使命动员协会理事長。讲到戴德生和内地会对台湾的影响,他如数家珍:“戴家五代对台湾教会的影响,不是过去式,而是进行式。戴永冕牧师创立了高雄圣光神学院,戴绍曾牧师成为华神(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一届院长,一直到今天戴继宗牧师担任华神的院长。一南一北具深远影响力的神学院,过去五十余年开枝散叶,恩福台湾各地以至全球华人教会。戴继宗牧师出身于台湾,在南部长大,后娶向原住民传福音的本土宣教士李水车后裔、花莲媳妇柯悦敏,更是血浓于水。”

彭书睿告诉CT,不只是戴家,还有很多内地会(OMF)的宣教士们,不论是长期委身于某个群体,或是离开后产生更深远影响的,都成为上帝在台湾教会历史中的工作的印记,例子包括投身华人宣教动员并深刻影响过去30年台湾灵恩运动的巴柝声牧师,建立锡安堂并且影响台湾基督徒灵修的加拿大人荣耀秀教士,20余年服事万华“红灯区”弱势女性的“珍珠家园”事工的负责同工、荷兰宣教士林迪真,参与校园团契学生工作直到近年才退休的纽西兰宣教士张丽安,在台40余年返回英国后继续关爱华人的石明理、石安莉夫妇……

严以勒指出,相较于片面注重精英路线的唐朝景教入华和元明时代天主教入华,戴德生走的大众宣教路线的优点是“普通民众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多少知识和思想包袱;普通民众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会,容易生根,具有稳定性,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动存活率都很高。”彭书睿说,今天内地会(OMF)宣教士在台湾的事工,也是继承了戴德生服事弱势群体的宣教路线,尤其注重对于台湾基层人士的关怀,包括一线服务业、外配外劳、农民或渔工,以及偏乡地区的弱势或单亲家庭。

内地会(OMF)宣教士对台湾教会的建造和神学教育做出的巨大的贡献确实可圈可点。当CT编辑2023年3月在华神的八德校区见到戴家第五代“传人”戴继宗牧师的时候,他指着他办公室茶桌上一张放大了的古旧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人全是台湾教会历史上有影响力的福音机构和教会的“重量级人物”,其中不少跟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后“不情愿地撤离”到台湾的内地会(OMF)宣教士有深厚的关系(甚至本身就是内地会宣教士)。

戴继宗牧师本人直到今天仍然是OMF的同工。他告诉CT,他的父母曾在台湾做宣教士25年之久。他从小就听过很多戴德生的故事,但因为从他还很小的时候起就常被大人们问“你才长大是不是也要当宣教士”(他的名字就叫“继宗”,所以人们自然认为他应该要继承祖宗的事业),他被问得很烦,所以他曾经在心里认定长大一定不要做宣教士。但是在24岁的时候,他自己确定了上帝真实的呼召,进入神学院学习。

戴德生对祷告的重视给戴继宗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坚定而大胆的信心——对上帝的应许的信靠,对他的事奉至关重要,今天也继续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戴继宗在自己多年的事奉中跟戴德生一样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供应,他感叹 “以前我曾经感觉(做戴德生的后代)是个负担,但现在变成很大的一个祝福。”

戴继宗牧师也认为戴德生深入内地建造本土教会和文化处境化的宣教策略对今天的宣教仍有很好的启迪。他回忆说,他父母从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就读台湾当地的学校(而不是国际学校),培养他的中文水平。(今天的戴牧师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很多听众都感叹他的国语发音甚至比大多数中文是母语的人都标准。)在戴牧师一家多年前住在香港时,他和师母也决定让他们的孩子们在当地的学校读书,学好广东话。

今日宣教可以仿效的榜样

Chris郑告诉CT,在他的生命中影响最深的戴德生的遗产,是全然依靠上帝的信心和处境化的宣教。Chris毕业于名校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研究生后曾经在美国的工业界工作十多年,表现优异。“我有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工作之余我也积极参与一些教会和机构的事奉,”他说。

“但是,上帝把在未得之民当中服事的呼召放在我的心里。呼召临到的时候我仍然担心——如果全职投入宣教,我是否能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家庭,包括孩子的教育。在我认真寻求的过程中,戴德生的话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真实:‘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上帝的工作,永远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戴德生的榜样就是基督徒在有需要的时候靠信心生活,以祷告的心仰望上帝的供应。”

郑弟兄认为戴德生的处境化宣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哥林多前书9:22)。这对他和妻子到日本宣教有很深的影响。对生长在美国的他们来说,学日语和了解日本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到日本的头两年大部分的时间需要花在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上。“但是正如基督为了救赎人类,‘处境化’地道成肉身,我们也应该在上帝把我们置于其中的环境里处境化地服事,”他说。令他感恩的是,支持他和他妻子宣教的教会和基督徒都非常理解他们学习语言和适应文化的必要。

冯浩鎏牧师为戴德生的事迹在今天还能激励年轻一代的基督徒感恩:“戴德生身体力行,活出了诗篇145:4(‘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祢的作为,也要传扬祢的大能’)的异象——通过装备下一代基督徒把基督之名传遍世界。在他人生最后的20或25年,戴德生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异象传递和推动下一代基督徒到中国去事奉上。他呼召了成百上千的西方基督徒从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来到中国宣教。”

冯牧师勉励今天的基督徒:

“戴德生不是一个超级英雄,而且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Kenneth Latourette 所说,他在智力上也不是特别优秀,他只是一个脆弱的人。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更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他的心思意念只关注一样事情,那就是福音要传到中国内地。他对上帝的委身、信靠让他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为主所用。他也因此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生命将激励新一代的基督徒像他那样全然委身于宣教。”

《今日基督教》(CT)亚洲副编辑 Isabel Ong通过对冯浩鎏牧师和戴继宗牧师的英文采访,对本文亦有贡献。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编。

祂不会让我们继续受伤

12月8日将临节灵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8, 2023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以赛亚书 35:4-10

在我们如此有限的肉身里相信着圣灵的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生病、残疾和伤害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迫切占据着我们注意力的问题。我们的脑袋常常充满令我们头晕、自我关注的想法,我们自身的苦恼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想要解脱:一个能让我们干涸的灵魂找到水源的地方,一个我们能克服身体的局限性的地方。我们呼求拯救,呼求要为我们所承受的不公义的待遇复仇。我们希望在源源不断的泉水中看到基督,但却被脚下灼热的沙子分散了注意力。

先知以赛亚以治愈等词汇形容上帝的应许。是的,弥赛亚将带来属灵的平安,但祂不会忽视祂所救赎之人身上的伤痛。祂将以歌声引领我们进入锡安,带我们走向盼望的曙光。祂不会让我们继续受伤。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应许,但我们太容易迷失方向,走上怀疑的道路了。基督的救赎往往与我们的想像不同,我们和施洗约翰一样,几乎要怀疑自己是否该继续等待另一位君王。我们是否把盼望托付给错误的人?祂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人吗?我们渴望拯救的到来,渴望这个拯救能实际的改变我们的现状。而耶稣是这样回答约翰的问题的:“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马太福音11:4- 5)。

祂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救赎。祂手里的医治证明了祂的神性。以色列人等待着一位救世主的到来,祂将治愈我们属灵上和肉体上的伤口。这个盼望在一个婴儿降生的那刻成为了现实。祂在世时所行的神迹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医治的最初样貌。然而,我们今天依旧在等待着祂,我们既破碎且脆弱。

但是,与其让我们的脆弱使我们放弃委身于祂,不如将期待的目光望向那唯一能拯救我们的主。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会和古代以色列人一起唱着我们的盼望:“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总有一天,这个预言最完整的样貌将成为我们的现实。我们将与所有被救赎者一同走在神圣的路上。永恒的喜乐和快乐将包裹着我们,所有的悲伤都将消逝。

在此之前,我们要铭记那个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儿,祂来是使盲人睁开眼睛,向穷人宣布好消息的,祂将再次回来,聚集并拯救上帝的子民。祂将为不公义的作为带来神圣的报应,为我们的伤痛带来医治,我们将成为完整的人。 “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祂必来拯救你们。’」(赛35:4)。

默想:

当我们思想着以赛亚的预言和耶稣的医治事工时,这如何为我们在自身条件的限制、疾病或不公义所导致的困境里带来安慰和盼望?我们如何彼此互相鼓励,在面临试炼和挑战时仍保持坚定的信心?

Beca Bruder是《Comment》杂志的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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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一切的会堂之行

12月7日将临节灵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7, 2023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福音4:16-21

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带着我女儿和她家人一起去逛商场。我很高兴能有个不受干扰的早晨来工作,当我正准备去接她时,我丈夫的电话响了。是我朋友的丈夫打来的:“商场发生了枪击案。我和我妻子通过电话了,她跟女孩们都没事,但她们被关在商场里,还不被允许离开。”

我以毕生最快的速度赶到商场,急得晕头转向,这是我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次等待。等待着警方的最新消息;等待着能和我朋友通上电话,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等待着把女儿抱在怀里;等待着检查她的伤势;等待着能减轻她和我的恐惧。

在我们的生活里,紧迫的恐惧感随处可见,无论是直接影响着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还是源源不断的关于战争、疾病、腐败和暴力事件的消息。我们的需求总是那么迫切,但我们的盼望在哪里?那一天,当我努力不让自己陷入绝望时,我想像着古犹太社区等待着他们的拯救和弥赛亚的到来时的感受。他们已经400年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了,他们被压倒性的压迫和沉重的束缚所困住。他们一定在想,上帝是否已经忘记他们了,救世主是否真的会到来?

然后,有一天,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走进会堂,起身朗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卷: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4:18-19)

但耶稣还没说完。祂不仅仅提醒他们可以盼望未来,祂还发表了令人震惊的宣告:“你们刚才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路4:21,新译本)。

耶稣在此正式宣布祂将带来神的国度。当我们跟随祂时,我们不必再带着绝望接收来自这个世界的各种坏消息。相反的,我们能仰望坐在宝座上的耶稣。即使当我们面对自己生活里可怕的经历时,我们能扎根在祂救赎的应许上,就像我在商场等待女儿的那天。当我终于看到她的脸,抱住她的身体时,我感到的安慰和喜悦是我未曾体验过的。这提醒了我,上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来到终点。国王就在这里,永恒的庆典就在眼前。

默想:

作者故事中的急迫和恐惧感与你在困境里等待并渴望拯救和盼望的经历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当耶稣宣告以赛亚预言里的弥赛亚使命已经实现时,祂宣告着神的国度已经降临。身为耶稣的跟随者,这份宣告如何赋予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带着盼望和实际行动应对世界的挑战和黑暗呢?

Kristel Acevedo 是位作家、圣经教师,也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郊外 Transformation Church的灵命塑造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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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坏消息的好消息

12月10日将临节灵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7, 202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约翰福音 16:33

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你们将会遇到不少坏消息。

基督道成肉身的过程充满了坏消息。随着祂的到来,暴君屠杀了一整代的婴儿。祂传道生涯的巅峰停止在酷刑和祂遭受处决。即使在五旬节耶稣复活和教会诞生等大胜利后,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也遭到迫害和被流放,如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彼前1:1)。最终,即使教会将福音传遍世界,仍因着神学上的小分歧和一些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导致教会的痛苦及分裂。我想,这不是以色列人当初期待见到的弥赛亚故事,也不是初代教会的梦想。

我们生活在一个痴迷于消灭痛苦的文化里——人们发明并贩卖能阻止痛觉的技术、减轻痛苦的药片或使用自我帮助技巧来避免心灵上的痛苦。人们不想听到“人生很难,要有遭遇苦难的心理准备”之类的话,但这是事实。

耶稣就是这么直截了当的说,“在世上你们必有苦难”(约翰福音16:33),虽然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但当我们真正经历沉重的苦难时,很多人都会感到震惊、愤怒,毫无准备。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自己对困境的反应与我们自认自己坚信的神学真理并没有同步。

我不止一次被自己这种不和谐的感觉所震惊。然而,当耶稣教导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会经历一个充满坏消息的人生,同时知道祂会领我们渡过难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知道苦难必定来临,能让我们避免有肤浅的灵命,认为自己可以避开所有痛苦,或粗暴的把人生的困境归咎于自己不够信实于主。当我们遭遇苦难时,并不是因为我们是个特例或失败了,而是生活里无可避免的现实。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努力或正向思考能保护我们免于痛苦,那当痛苦来临时,我们很难不会怀疑人生。但基督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现实,并邀请我们接受困境的不可避免性和祂已经战胜一切苦难的确据。基督带来的现实是我们真正的解脱。

而基督战胜世界的苦难和诱惑的方式与祂战胜死亡的方式相同:不是消除它,而是信实地从它中间走过,让它成为祂为整个宇宙提供救恩的管道。在《约翰福音》第16章里,耶稣邀请我们也这样做:活在祂圣灵的平安里,而不是活在我们生命处境的焦虑中,知道世上的苦难不是万物应有的状态,但也是我们有能力走过的现实。

苦难终将来临,并且,有些时候,你无法合理的属灵化的解释它,甚至感觉自己无法承受它的击打。当苦难发生时,不要惊讶,也不要认为你有责任把它变成奇迹。记住,得胜的是基督——相信祂,倚靠祂,让祂来做拯救你和这个世界的工作。这就是基督降临节故事的真实意义。哈利路亚!

默想:

你是如何面对苦难和困难的人生境遇的?在苦难中,你如何倚靠基督的榜样和圣灵的平安?

Strahan Coleman是来自纽西兰奥特亚罗亚的作家、音乐家和灵命塑造导师。他着有三本灵修祷告书籍,包括最近出版的《Be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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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成功神学式育儿”

我曾试图做对所有的事。随着为人父母的时间越长,我越少追求“成功”,更多地倚靠上帝的恩典。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7,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我们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身为基督徒父母,我们逐一审视“在主里养育孩子”清单上的每个事项。我们教导他们分辨是非。我们向他们讲述耶稣。我们带他们去儿童主日学。我们每周都去教会。

当然,没有人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预防孩子在信仰里挣扎(往往因着自己曾经惭愧的属灵过往而驱动的迫切感)时,看着他们经历这种挣扎及质疑,往往会让我们慌乱、不知所措。我们曾在上帝的陪伴下经历痛苦的人生课程,我们不希望孩子们也经历这些教训。

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我们无法让孩子不经历属灵挣扎,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反而可能使他们离全备的真理及福音的美丽更远。

我在一个常被人称为“破碎家庭”的环境中长大——即使我觉得那是个快乐的家。我母亲很辛苦的工作,祖父母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尽管如此,因着这样的背景,当我和先生开始养育孩子时,我们和许多新手父母一样,立志要做到完美。

带着神学院一年级学生的自信,我们校对了圣经中所有关于养育、秩序和纪律的经文,将其视为完美的育儿公式。我们将会养育出很棒的孩子,因为我们会成为很棒的父母。我们可是照着圣经教养孩子!

没有什么比年轻又缺乏经验的人更傲慢的了——不过,事后看来,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年轻和傲慢。我们从成功神学(或称兴盛福音)的角度看待家庭生活,将其中“健康及财富”的原则融入养育子女的过程。但比起金钱或身体健康,家庭才是我们最渴望成功的地方,错误的“成功福音”自此在我们的生活里扎根。

但在当时,我们不会称这为律法主义或成功神学式的教导。我们称之为“合乎圣经”的养育方式。我们以为,如果我们能过好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不必那么依赖上帝的恩典。恩典只是我们在不正常的日子里的后补力量,用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从圣经中萃取原则,并将其与基督和祂的救赎、饶恕分离时,这些原则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采取亚当和夏娃拿着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姿态,认为只要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不用那么依赖上帝的恩典了。

这一点在我们学习《箴言》这卷书的“方式”上尤为明显。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我们视这样的经文为幸运饼干或平安符之类的保证,而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得到益处的描述。我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寻找救赎——就像所有人类倾向做的那样。

这在那时看来是合理的,因为箴言是好的。但是,我们太容易以某件事是否能在我们希望的时间范围内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来评判它的好坏了。

而上帝判断善恶的方式不ㄧ样。旧约学者查德·伯德(Chad Bird)说,把箴言当作自己行为的保证,就好像约伯的朋友们,审视一个正在承受苦难的人,试图找出他没有正确地遵循哪一条箴言:“如果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就不会有问题!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你的失败。也许这里找到的某条至理名言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约伯是个义人,但箴言对他却不起“作用”。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上帝仍允许他受苦,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释,并在约伯记最后几章才现身,告诉约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对事情的判断有多么错误。

我们常常不愿意承认,耶稣不只说苦难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更是保证它会发生(约翰福音16:33)。这正是成功神学忽略的部份,但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专注在圣经里让我们感到有“控制权”的部分,能让我们感觉更积极、更有成就感。

我们不想仅仅安心于“基督战胜了世界”这个事实。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是:看吧,至少我们做了所有我们能做的事。我们其实没有这么想要救赎,我们更渴望的是根据我们的方式、透过我们的双手获得的救赎。

随着我们的文化从“直升机式父母”转向“割草机式父母”(父母不仅盘旋在空中关照,还会随时来到地表为孩子扫除一切障碍),成功神学式的育儿诱惑只会越来越大。

这几乎像是,只要孩子遇到困难,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如果他们在信仰中挣扎或与上帝摔跤,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失败了。我们开始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除掉孩子所有的挣扎,却忘了我们的任务其实是在孩子的挣扎及喜乐中与他们同在、为他们祷告。

有这种失败感的不仅是父母。不久前,我和一位年轻人聊天,她说,因为感觉自己必须时时保持快乐而有很大的压力。她的父母总是说,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所以当她不快乐时,她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

“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度过难过的一天,而不要觉得这是不对的事,”她说。她希望能自由地感受人类各式各样的情绪,而不会让父母失望——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当然,福音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我们无法做对所有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需要上 帝的救赎。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的一个孩子纠结于人生难题时,我在上帝面前倾倒我的心。我大声痛哭,因为我无法解决孩子的痛苦。但上帝当时让我看到,如果我有能力消除我孩子所有的挣扎,他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祂。他们永远没有理由为自己向上帝呼求。

我的有限性让我的孩子能寻求并认识上帝。祂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中彰显(林后12:9),而不是在机械式的承诺及我昌盛的家庭中彰显。这是我的孩子必须亲自认识的大能。学习单单倚靠基督的救赎往往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战场。我们的孩子必须在其中与神摔跤,直到他们放下各种自我救赎的尝试——就像我们曾走过的那样。

为人父母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意识到,上帝比我更愿意让我的孩子经历难事。我总是想跳过难事,忽视难处,快马加鞭地战胜各种挣扎。我常常没有耐心,不愿经历痛苦。

然而,如果我们能放下成功神学式的育儿方式,我们就能拥抱真正的福音,这福音关乎一位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上帝。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上帝介绍给我们的孩子:不是一个数算我们育儿时犯下的错误,或要求我们时刻保持快乐的上帝,而是一个在我们挣扎时与我们相遇、满有怜悯的上帝。祂允许我们与祂摔跤。祂不要求我们遇到问题时假装一切都很好。祂允许我们——就像马丁路德所,“指出事物的真实样貌”,即使这样做会令我们不舒服或难过。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许多挣扎,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挣扎──无论我们多讨厌这个事实,我们仍可以从上帝的正直、耐心和慈爱中得到安慰。我们可以向孩子们展示,上帝就是这样一位上帝,远比成功神学里狭隘且常常失职的偶像好得多。

如果让孩子走在他们应走的路上,不仅仅在于教导他们分辨是非、确保他们去主日学呢?如果,正确的道路包括“教导他们如何跌倒——每一天,倒在上帝恩典的怀里”呢?

罗内维克(Gretchen Ronnevik)是《不堪重负:灵性疲惫者的属灵操练》(Ragged: 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the Spiritually Exhausted)一书的作者,也是《白白给予》(Freely Given)播客的联合主持人。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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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方法支持和挑战离开教会的人

如何与那些“受够了”的弟兄姊妹同行?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6, 2023
Willie B. Thomas / Getty Images

我最近遇到一位老朋友。二十年前,我们曾一起去教会,并在教会幼儿班及假期圣经学校(VBS)并肩服事的过程中建立感情。在分享了彼此家庭和共同朋友的近况后,我问她现在在哪里聚会。她停顿了片刻,思索着怎么回应我。 “我没有去任何教会,”她说。

她其实不用担心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教会经历过一连串激烈且痛苦的事件后,我理解这种常见的挣扎。 “你不孤单,”我说。 “请和我分享你的故事。”

统计学家告诉我们,多数美国主流教会都在经历会众人数的减少。我们这些委身于地方教会的人亲眼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即使你碰巧参加的是一间人数正在成长的教会,你肯定也注意到一些正在从出口溜走的人。

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有毒的政治、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以及教会对性侵和属灵虐待等事件的掩盖,就像日蚀那样,遮蔽了他们对耶稣清晰的视野。我猜想,每当有一个人离开教会,就会有另外三个“几乎放弃”的人在出口附近徘徊(其中一个可能就是你)。有些人正经历质疑信仰或解构的时期,有些人则可能在灵命上成长得比其他会友更快,尤其如果他们的教会主要关注慕道友或较年轻的家庭。还有其他不少人背负着之前经历到的领袖滥权或领袖不作为的创伤,并由于留在同个环境里,再次经历伤口被触发、或再次受到伤害——我的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每当有人离开教会,那些“留下来”的领袖及会众的反应从恩慈的祝福到流言蜚语、羞辱,或是沉默都有。对我们这些留在教会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有智慧的回应那些选择离开的人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是与我们的头——主耶稣——骨肉相连的肢体。在我自己与教会关系的挣扎中,几位好朋友和教会领袖透过体贴、成熟的交流与团契共同帮助我从出口处折返回来,依旧与基督的身体相连。

在这些关系中,我逐渐学习到救赎性的态度和做法,可以帮助仍在教会的基督徒与那些徘徊在门口或已经走出去的人并肩而行:

1. 承认损失的感受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每当有人离开教会,我们所经历到的损失感。虽然忽略他们的离去可能会更容易些,但指出真实的感受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在以“教会现况”为主题的会议、祷告会或小组环境中提及某人的离开是合适的。我们必须公开承认教会失去了一位曾经是大家庭一员的人。我们最好的做法是以哀悼的心情来面对他们的离去,而不是爆料、揭伤疤,或与决心离开的人争论你们意见分歧的地方。

2. 照照镜子

教会领袖——有时也包括会众——可以透过询问离开者相关的问题而有所收获。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公司的“离职面谈”,首先是为了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其次是为了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人的离去是否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重视些什么事,或不屑于做什么事?我们需要祷告及反思什么?我们是否能采取不同的做法,在可能的情况下?

这种反思的过程对离开的人也有益处。多年前,身为一个即将离开教会的人,我发现与关心我的朋友进行坦诚的交流很有帮助。这些交流帮助我区分了教会肢体中不成熟、不像基督的行为与耶稣本身——这个肢体的头——之间的差异。当你站在出口附近时,这两者可能看起来完全一样。但其实不然。

保罗在新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事工都是为了帮助基督徒认识到这些差异,然后呼召他们回到能够反映复活救主生命样式的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教会)。

3. 表达你无条件的爱

虽然教会领袖受呼召去追求离开教会的人,但这个责任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与离开者有关系的人。然而,这种关系上的追求必须不带有任何目的——例如试图说服离开者回来——这种关系上的追求必须是无条件的、如基督般的爱。

我们通常会希望离开教会的朋友回到我们的教会。但上帝并没有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销售代表。相反的,祂仅仅要求我们在所有关系中代表耶稣——包括与离开者的关系——然后相信神的主权。正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所说:“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林后5:20)。对准备好跟随神的人而言,这种“使者角色”的服事可能包括帮助朋友寻找新的属灵的家。

4. 披麻蒙灰

每当有人离开教会,我们有时很容易抱有一种“我们—他们”的区隔态度,即在这事上有赢家和输家之分。然而,当我们抑制想赢的冲动、不被好胜心驱使的骄傲引诱时,我们的生命对那些接近出口(或已在出口外)的人最有吸引力。

与输赢的态度相反的是,我们应该向离开的人学习,回应圣经呼召我们以谦卑待人的教导。对上帝、对彼此、对周遭的世界采取谦卑的姿态是我们顺服上帝的一部分。对教会外的人来说,谦卑就像教会门口的欢迎地垫;正因如此,谦卑对身处教会里的人来说也一样。

5. 先听后说

当我们匆忙地试图抚平离开者受到的伤害或平息他们的疑虑时,我们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潜藏在这种行为下的动机,也许是我们想要压制自己可能因他们的言行而感到的不舒服。耶稣曾对妨碍祂在他人生命中工作的人说过一些强硬的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马太福音18:6-7)。

虽然我们通常会将这些经文应用在孩童身上,但这个原则适用于我们每个人。透过实践具有同理心的积极倾听,我们帮助开辟一条安全的道路,让离开的人重新与上帝和教会有所联系。我们之中许多人也曾经历过一些伤害或信仰上的质疑,这些伤疤也能发挥救赎性的作用,塑造我们以倾听的方式回应离开的人。

6. 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尖锐的问题

借用《传道书》第三章的语言:倾听有时,说话也有时。曾经,当我站在教会出口处时,几位勇敢的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到那里”,温柔地向我提出挑战,让我认识到我心里滋生着对几位前任牧师的苦毒。我的朋友看穿了我的自我防卫和愤怒,从而帮助我走向饶恕那些辜负了我的信任的人。

他们也挑战我将自己归类在“爱耶稣但不爱教会”这一流派的渴望。根据巴纳(Barna Group)去年春天的报告,如今有10%的美国人持这一立场,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7%。巴纳集团的罗克珊·斯通(Roxanne Stone)指出留在教会的人面临的挑战:“教会需要能够对这些离开的人说(也是为了对自己说),教会里有一种独特的寻见上帝的方式。信仰无法在我们独自一人时生存下去或兴旺。”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未来是否还会回到教会,但无论如何,我都会为她祷告。几个月前,当她和我分享她的故事时,我哭了。虽然我可能再也不会遇到她,但我希望当时的眼泪能告诉她一个新的叙事:关于上帝对她的爱,以及上帝对祂的新娘——教会——的爱。

米歇尔·范伦(Michelle Van Loon)着有五本书,包括《生来漂泊:恢复我们朝圣者身份的价值》(Born To Wander:Recovering the Value of our Pilgrim Identity)。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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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会面

12月6日将临节灵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6, 2023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路加福音2:22-32

知道你上一次在候诊室等待是什么时候的事?几周前,我在医生办公室里等待着,那里明亮、温暖、舒适。办理完登记手续后,人们可以选择一本杂志来看、观看大频幕上的节目、滑手机上的社交网站,或单纯盯着窗外打发时间。但等待是必然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必须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等待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希望的还长。我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渴望——渴望生活按照我们的时间表进行。

通常,我们的等待来自于我们事先预约的事。我们约定在ㄧ定的时间内去看或做某件事。但如果时间超过了,我们也只能等,而且等的时间越久,我们就会变得越焦躁。

如果你知道你和宇宙里最有权力的人有个约会,但预约的时间并没有写在月历上,你会怎么办?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将觐见万王之王,却没有告诉你是哪一天或什么时间,只告诉你,会发生在你还活着的某个时刻——你会怎么做?

这就是西面的遭遇。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路加福音2:25-26)

像这样的等待经历感觉如何呢?想像一下,你每天醒来都在想:会是今天吗?毫无疑问的,来自圣灵启示的应许令人难忘且信服。但是,西面肯定也曾感受过等待人类唯一的救主的沉重感。他是如何在知道故事结局却又不得不忍受中间的不确定性的焦虑中坚持下来的?

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面的敬虔倚靠的是那位计划这一切的人,而非计划本身。也许他并不会妄想对时间表或事情发生的细节表达意见,也许他能视这一切为上帝神圣的主权。所以西面满怀喜乐地等待这一切的发生,他相信那位应许者会在最完美的时间照着祂所承诺的去做,为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的人带来益处(提后4:8)。

在这个季节里,透过西面的眼睛看到上帝救恩的到来,是多么美好的礼物呀!我想跟西面一样好好地等待,满心确信我的君王会如约归来。祂是信守承诺的王。到了那日,我们将安然离去,加入云彩般见证人的行列,与我们的救赎主面对面(启22:1-5)。

默想:

我们正处在一种特别的等待时期——等待着与万王之王见面。像这样“等待的视角”如何加深你对等待上帝的时间及祂在你生命中的应许的理解?西面的敬虔倚靠的是那位计划这一切的人,而非计划本身。你如何将这一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信靠神的主权如何使你有信心?

Monty Waldron已婚并育有四个孩子,他于2000年创立Fellowship Bible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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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锲而不舍的爱

12月5日将临节灵修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5, 2023

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0-14

每天都会提醒儿子我有多爱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注意到他常忧心忡忡及伤心。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校园枪击案、暴动、大流行病和紧张的政治局势等新闻让他倍感沉重。老实说,我也深感恐惧。但我常常提醒儿子:“金斯顿,你是个被深爱的人。我们很安全。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你感觉不到。”我儿子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很难相信这一点。这个世界好沉重,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在以赛亚书7:10-14 中,我们看到亚哈斯国王在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和冲突里惊慌失措。敌人正在向犹大国逼近,亚哈斯迷失的心里涌起向别处寻求拯救的迫切感。这位国王知道上帝的律法,但他不信任它。上帝愿意提供安全的地方,亚哈斯却沉迷于偶像崇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列王记下16章)。上帝清楚地说明了这对犹大意味着什么——如果亚哈斯不聆听祂的教导并警醒,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以赛亚书10-11章)。

上帝对犹大君王的穷追不舍,不仅是为了亚哈斯的悔改,更是为了他整个民族的拯救,就像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是为了我们一样。亚哈斯的眼睛被暂时的事物所迷惑,而永恒的视角正在敲他的心门。正如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不信实于祂的时候仍不会停止那样,即使在亚哈斯拒绝并与上帝的大能对抗的时候,以赛亚也给了他一个征兆:“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赛7:14)。

耶稣的诞生将带来伟大的救恩。盼望就在眼前(马太福音1:20-22)。在我们动荡不安、时常险象环生的处境里,上帝与我们同在。祂来到世上,在我们短暂的苦难中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盼望。祂要求我们聆听祂并相信祂,并在我们软弱和小信的时候帮助我们持续倚靠祂。

当我儿子感到害怕时,我会像上帝对待我们那样,无止尽地安慰他的心。我想让我的儿子知道,我们不必让恐惧主宰我们,但我们可以让从基督而来的盼望主宰我们。在我们因怀疑及恐惧感到脆弱的时刻,耶稣的爱锲而不舍地环绕在祂子民的身旁。祂是我们生命的拯救和赎价,祂应许我们:“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赛66:13)。祂是我们伟大的路标,是那位以自己的死亡换取我们生命的君王。今天,不要像亚哈斯一样刚硬心肠,而要知道上帝的大能在你里面,祂与你同在,祂的应许与你有关。

默想:

亚哈斯的故事如何展示上帝锲而不舍地追求祂子民的心,以及祂对我们得救的渴望?在恐惧和动荡中,我们如何从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中找到盼望和安慰?

Alexandra Hoover是位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演讲家、事工领袖,也是畅销书《Eyes Up: How to Trust God's Heart by Tracing His Hand》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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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信耶稣不是故事的终点

一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不断悔改的奥古斯丁改变了这个世界。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5,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Saint Augustine by Philippe de Champaigne /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我青少年时期,父母买了我人生中第一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在这本西方文学经典著作中,教父奥古斯丁描述了他悖逆不羁的青年时代生活、他最终皈依基督的过程,以及上帝如何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本书吸引了无数个追求灵性和智识的读者的想像力,塑造一整代文学、神学和文化传统的风气。但当年的我未曾拿起它来读过。父母推荐我的书大多能被我放到床头柜上,这本书却被我放在书架上累积灰尘。直到念完高中、大学并开始我第一份全职工作后,这本书仍在那里。我对这位四、五世纪基督教传统的泰斗略知一二,但还不足以吸引我去读他的书。

说实话,尽管如今我已投入多年的时间研究奥古斯丁,我未曾能像许多人那样,轻松地与《忏悔录》共鸣。我听过无数次人们说:“这个故事好像我年轻时期的故事,我完全能体会他当时的感觉!”

年轻时的奥古斯丁所面对的特定诱惑和他喜欢做的事似乎与他所来自的地方、文化和哲学世界一样,对我来说很陌生。而他整个故事的高峰处——他戏剧性的皈依基督——是我从未亲身经历过的。直到数年后,我才开始有办法视奥古斯丁的故事为某种意义上的“我的故事”,而这种理解是透过聆听大师们的诠释及辛苦的读学术分析而来的。

当多数的人是透过《忏悔录》认识奥古斯丁的,我却是透过他后来的传道生涯来与他共鸣。对我而言,我与混乱青春另一端的奥古斯丁——那位深刻改变了我成长过程所认识的基督信仰的态度、信念和原则的主教奥古斯丁——更有共鸣。但除了年轻时期迷失方向的故事和他如保罗那样“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特殊归信时刻,奥古斯丁这个超乎寻常的人物还有他的另一面:每日悔改并转向基督的平凡日常。

正如现今学者们普遍同意的,奥古斯丁除了在米兰经历了奇特的皈依经验外,还经历了其他次的“皈依”。他对智慧的追求和对某些哲学思想的转向都为他皈依基督奠定了基础。但人们很少强调的是,奥古斯丁认为一个人“回转向上帝”不该局限于某次罕见的经历。在他看来,回转归主是人类持续性的需求。这种行为是基督徒生活的规则,而不是偶发的事件。

只有当我们将目光从《忏悔录》转向奥古斯丁长年的传道生涯时,这种“回转向主是持续性的需求”的观点才能最清晰的反映出来。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奥古斯丁是位主教、牧师、带领他的羊群敬拜上帝的人。是这样的奥古斯丁,信实地布道,一周复一周;是这样的奥古斯丁,与大人物也与小人物进行大量的书信往来;是这样的奥古斯丁,仲裁财产纠纷;是这样的奥古斯丁,有时不得不请人们安静一点,因为他的声音虚弱,无法大声说话;是这样的奥古斯丁,将教堂里的贵重器皿熔解,用以赎回囚犯和赒济穷人。这就是奥古斯丁,他在北非的希波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坚守着,并从那里开始——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全世界。

在神学家之中,奥古斯丁以驳倒他的神学对手闻名。主要是与“伯拉纠主义”相关的人。 “伯拉纠主义”以其提倡者命名,他的道德理论强调人类有做正确事情的能力。伯拉纠如此教导人:上帝确实会帮助人类,但这种帮助主要是以天生的能力和知识的方式体现。因此,只要人们够努力,脑中获得足够的讯息,就能自由选择自己该有的行为。

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反,奥古斯丁坚持认为,是上帝使人们的生命转变。人是罪的瘾君子,如果没有更高力量的帮助,是无法康复的。人类需要上帝透过圣灵的浇灌直接改变他们的心灵。随着与伯拉纠及其追随者争论的深入,奥古斯丁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思路。他开始认知到,人们需要上帝重新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不仅仅是在某次事件上,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引导。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依赖着上帝,让上帝掳获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断回到造我们的主面前。

这种“不断重复的皈依需求”在奥古斯丁领导的礼拜仪式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我们在他许多讲道的书面记录里见到一个固定的公式,他用这个公式从讲道过渡到祷告。在讲道结束后,他会说:“让我们现在转向主……”此时,会众会全身转向东方,奥古斯丁继续带领他们祷告。在拉丁语中,在这个情景下表达“转向”的词是 “conversi”,与英语中的“归信(conversion)”有着同样的字根。

对奥古斯丁来说,回转向上帝——基督徒的每日归信——对基督徒的生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将其写入会众礼拜的模式中。在讲道中聆听上帝的话语及领受圣餐之间,明确的敦促人们转向上帝成为礼拜中的转捩点。这种于词汇和仪式上的转折随后在会众的身体姿态上体现。

奥古斯丁古老的“回转向上帝仪式”对今日的我们有何意义?这位希波的主教回顾他在米兰皈信基督的经历时,肯定认为那是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但这并没有减轻他后来对基督的迫切需要。我们总是需要耶稣;不仅如此,只有回转向耶稣才能赋予我们的生活喜乐和意义。这有点像拥抱我们挚爱的朋友、父母、配偶或孩子。这种关系的力量鼓励着我们持续以爱心相待,而不会消减我们的爱。

感恩的是,上帝为我们的悔改提供相对应的保障。天父的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因此,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归信基督并不是我们进入基督教敬拜的荣耀后就能抛在身后的事,而是敬拜应该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效果,一遍又一边地。敬拜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甚至不是要透过我们自己行为的一致性来保证会有一定的结果。敬拜的目的是为回转向基督,回到上帝身边。

“罪的存在”这个问题使回转向基督变得更加迫切。当我们深思奥古斯丁关于转向基督的论述时,我们再次被提醒:《忏悔录》里的那个“坏小子奥古斯丁”与主教奥古斯丁并没有极大的差别。让我们不要忘记:主教奥古斯丁是写下《忏悔录》的奥古斯丁。成熟的奥古斯丁和年轻时的他一样,仍是需要恩典的罪人,是神圣救赎戏剧中渺小谦卑的人类演员。

奥古斯丁主教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与他愚昧的过去有多么接近。但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戏剧性的、如《忏悔录》般悔皈信基督的经历,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尽管奥古斯丁肯定与震颤派(Shaker,18至19世纪活跃于美国的一支基督教派系)有诸多神学上的不同处,但经典的震颤派诗歌里的这句歌词完美地表达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回转、回转,这是我们的喜乐,直到因着回转、回转,我们终于归回正道。”

回转归向基督,是基督徒人生不断重复着的副歌。

汉伦·康采尔·科姆莱恩(Han-luen Kantzer Komline)是西方神学院教会史与神学助理教授。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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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为什么要去教会?”是个错误的问题

提供敬拜、委身服事、社区服务和娱乐活动并不是地方教会的目的。

Christianity Today December 4, 2023
Photo-illustration by Mitchell McCleary

常,问错误问题的人会得到错误的答案。在我的学术领域——神学里,也许更常见到的错误是,在错误的问题上得到正确的答案。

也许称呼与宇宙论(Cosmology)、神义论(Theodicy)和与神迹相关的辩论为“错误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只要是出于善意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能产生深刻的见解。但这类问题往往会使人们继续提出及回答关于上帝的人类问题。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所说的那样,神学本身(Theology Proper)应该激发人类追随上帝的方式去思考——寻求像上帝那样谈论上帝,及探索“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以弗所书3:8)。

也就是说,神学的意义无非是透过圣经和教会的敬拜来认识这位我们如今只能透过模糊不清的玻璃来认识的上帝(歌林多前书13:12)。

透过上帝的“测不透性”这个视角来寻求关于上帝和基督教信仰的知识,并不是最舒服或最常见的起点。有些人觉得这种想法是种逃避,有些人则觉得我在暗示他们的信仰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还有人觉得这种想法太松散,甚至是懒惰,毕竟,有成千上万关于基督教教义的文字都暗示着:解决基督教信仰里所有潜在的问题不是更好吗?

我的回答是,基督教神学的目标,至少对我来说,是“基督信仰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对任何问题或任何研究的结论。 “全然理解”和“信仰”是不一样的事。

在《约翰福音》的结尾,复活的耶稣向祂的门徒显现。这群人如今已回到提比哩亚海捕鱼,这个事实本身令人感慨。这些人曾经是渔夫,被呼召离开自己的职业,跟随拯救以色列的主。他们跟随了主,放下赖以为生的方式,而这种忠诚似乎在他们所爱的主死后就结束了。

在基督教传统中,基督之死至基督升天的这段时间是个充满意义的停顿。基督死了,基督复活了——然而这对门徒意味着什么,尚未完全揭晓。此时,门徒们对基督复活的意义有着疑问:他们将以何种力量或代理人的角色传递基督的信息?

于是,他们重操旧业——捕鱼——在海上度过一整夜。他们一无所获。你可以想像这样的夜晚有何等的悲伤,甚至绝望。他们目睹了主的死亡,他们对以色列复兴的盼望也随着祂死去。他们之中一些人看到基督复活了,但即便如此,复活的基督也只是短暂地与他们同在,且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如今,他们回到曾经谋生的方式的尝试也遭遇挫败。他们能宣扬什么样的信息?他们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他们要如何养活自己?所有这些问题暂时都没有答案。

他们的困惑可想而知。他们相信主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门徒时代的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会再来,并带来一个地上的弥赛亚王国。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对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生活立即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但当耶稣被当作国家的敌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们看待世界的框架被打碎了。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的话语流露着心碎的声音:“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路加福音 24:21)。

我们素来所盼望的。

这句话里的失望溢于言表,好似即将迸发失丧甚至悲痛的情绪。当然,基督之死让许多人的期望落空,他们曾期待祂会带来新的神权统治,也就是上帝在地上直接的新的统治。但他们的问题——这个已死之人能如何拯救以色列? ——在那个时候,是个错误的问题。

近,我常遇到人们问我:“为什么地方教会很重要?”我认为这是个错误的问题。

忿忿不平的基督徒想知道,既然教会内有这么多伤人的事,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教会。牧师和教会领袖也想知道如何向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传递去教会的好处。

今日的我们正处在一个熔炉里,而它应该要烧掉所有关于“教会存在的意义”的错误答案。过去两年一些因疫情关闭的教会将敬拜转移到网路上。人们在客厅就能观看教会的现场直播。圣餐有时在家里厨房的餐桌上举行,或是完全被省略。敬拜音乐用的是串流平台上的歌。基督徒和家人一起聚会做礼拜,或什至就不参加礼拜了。

如果认为这种安排不算是敬拜,就大错特错了。确实,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主自己也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诗篇19:1;马太福音18: 20)。人们本能地认为,上帝能在卧室、在大自然,甚至电视萤幕上与我们相遇,这种想法并没有错。整个基督教传统都坚定地认为,上帝不受任何事物阻碍,祂能透过物质接近人——包括透过电子数据传递到萤幕上。上帝的确与祂聚集在世界各处家中的子民同在。

然而,把这样的聚集称为“教会”也是不正确的。教会不仅仅只是上帝在一个人心里的指引和安慰,也不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时所带来的真实的安慰和纠正。教会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当基督徒偶尔聚集在家里桌边唱歌和学习圣经。

在圣经里,上帝创建教会的目的不仅仅是塑造个人,而是塑造一个民族。亚伯拉罕的呼召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大卫的呼召是要成为以色列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士师们判定以色列领袖的罪,是为了要他们带领这个民族进入圣洁。

以上这些上帝与某个人交谈、指引和导正他来服事祂圣洁民族的模式,就是上帝在自己的子民中工作的故事。各种基督教聚会和基督徒之间的聚集都可以成为上帝在祂的子民中施恩作工的途径,但并非所有这些聚会都是“教会”。

在定义何谓教会时,最主要的诱惑是强调教会能达成的目的。我们倾向提出错误的问题,即,“教会为何重要?”。但教会本身可能并不会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来“重要”。

旦我们问教会为何“重要”,我们就会被诱导去思考它的具体目标或它对社会的贡献。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一书中指出,宗教如今是个人在“经验市场”里可以自由选择的商品。如果伯格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宗教就是美国人(和类似美国的世俗化社会)为了减轻良心的不安、舒缓焦虑或产生道德的结果而可能选择的众多选项之一。而这些都会被视为教会存在的目的。但灵魂是一种效率极低的现实存在,当对灵魂的关怀变成“选项之ㄧ”时,关怀灵魂的优先顺序也就降低了。

如果教会在“某种市场”中运作,那教会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人们可能需要的东西”来推销自己。一旦这样做了,我们便很难想像教会(或任何宗教)不仅仅只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透过它来产生好的结果的东西。

这同样也让宗教领袖很难不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在向他人推销这些结果:也许教会里的人比其他俱乐部的人更有道德。也许教会里有更好的音乐品味。也许教会里有非常年轻、时髦的领袖。

但是,当教会并没有表现得更道德、更有娱乐性或更有吸引力时,会发生什么事呢?当教会展现出深深的罪恶、过时的敬拜形式和彼此厌倦的人时,又会发生什么?如果ㄧ个人需要的是良好的陪伴或娱乐,他们往往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有时,教会试图透过为其所处的社区添砖加瓦,或靠着解决人们的问题来证明自己的重要性。我并不是说问题在于教会的志工服务不好,它当然是福音的真实果实。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视教会的“目地”为帮助改造社区,那么在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当志工可能同样有效——甚至更有效。

如果教会的产品被定位为慈善福利,那么一个基督徒决定周二晚上当志工,周日吃早午餐而不是去教会也是明智的。毕竟,联合劝募协会志工服务的果效更明确,周日早上的咖啡可能也更香。

服事地方社区、解决不公义的问题是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使命。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耶稣。

如果我们以教会的增长来衡量其成功与否,那教会的表现就相当糟糕。教会正在萎缩,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大幅减少。

这又能怪谁呢?如果成功的定义是维持一套良好的价值观,那么,已经有不少人认为教会领袖和其成员一再做出违反这些价值观的事。我们曾告诉这个社会,教会是这个世界里一股善良的力量,基督徒应该是道德高尚的人。圣经说,基督徒的爱是人能辨识的(约翰福音13:35)。

但就连教会领袖似乎也对教会感到失望。有很大比例的牧师报告他们的职业倦怠感很严重,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他们在承受过去几年疫情的压力后,提及他们感到巨大的压力、孤独、政治分裂,并对教会的未来绝望。

如果教会或其领袖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上都不是这世上做得最好的,那教会似乎就不是什么人们需要的东西——教会是多余的。

当我们问教会能为这个社会提供什么好处,或是我们如何向世界推销教会时,我们问了错误的问题。

約30年前,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和韦利蒙(William H. Willimon)合着《异类侨居者》(Resident Aliens)。他们在书中关注的点是,教会正在错失新的冒险的机会,一种(教会身为)活在流亡状态里的基督徒的独特冒险。

作者说,根据他们的理解,基督教已经成为“美国经验”的一部分,因此很难辨识出教会独有的基督教特征。教会告诫人们要做“好人”,不说谎,不偷税漏税,在邻舍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这些教导内容并不需要人们首先相信基督的复活。

然而,上帝所呼召的并不是一个有道德或有能力的民族,而是一个独特的民族。诚然,教会的一部分独特性应该展现在它一定程度的道德上。但道德本身并不具有这种独特性。教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认识到自己是被上帝呼召来作为祂在地上的代表的,是以宽容、好客、谦卑和悔改等让人感到不方便的做事方法为标志的。教会的标志也在于透过洗礼和圣餐等共同聚会,一同纪念主的死,并宣告主的复活,直等到祂再次到来。

一个如此独特的教会应该认识到,它的存在是为了向另一个世界作见证。在教会身处的世界里,耶稣升天并不是悲伤的事,而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活在一个更新了的时间线上,我们知道圣子真实的坐在父的右边。教会存在的理由便是为这样一个国度——天国(腓立比书3:20-21)——作见证。

这并不是说教会应该只顾自己,不忙于社区关怀。正如侯活士所论述的,教会有一种内隐的社会伦理(基督的伦理),以耶稣的呼召为指引,教会在爱邻舍和牺牲舍己等方面效法祂。

但教会身为被基督重塑的群体/民族,是在真实的敬拜中被形塑的,教会的敬拜就是向另一个世界见证基督是他们的王。作者们总结道:“教会,作为被上帝呼召出来的群体,体现了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个世界无法凭自己的方式认识到这种可能性。”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莎拉·欣里奇·威尔逊(Sarah Hinlicky Wilson)聊天,她是一位在日本服事的美国路德会牧师。莎拉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家、牧师和美籍侨民。在日本的服事使她对世俗世界下的教会事工所面临的挑战有着独特的视角。莎拉说,美国这个国家在无知的情况下“非常的基督教”。美国文化上有一种共识,即关怀穷人是件好事(尽管在如何关爱穷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重视弱者和边缘化的群体,并广义的认为所有生命都是有价值的——但并非所有社会都认同这些基督教观念。

这并不是说灵命需求是人们唯一的需求。而是只有教会才能满足人们的灵命需求。

莎拉说:“日本并非是个处于‘后基督教时代’的国家。因为日本从来就不是个基督教国家。”她说,穷人和匮乏者通常能完全依赖政府获得援助。 “从我在日本所处的位置来看,所有基本常见的教区需求早已从政府得到满足。”

但她指出消费主义社会里灵魂贫乏的现象:“在我看来,人们都很孤独,很少有有意义的关系,并且人们没有与任何更高的力量有认真的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上帝。这是只有教会才能提供的。”

在日本,传福音并非容易的事。事实上,日本的孤独危机早于美国发生。个人与世隔绝、缺乏家庭连结、一心放在工作上的现象普遍存在。

“但我们很难让他们考虑来教会,或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莎拉说。在日本,灵命关怀的概念被严重忽视。

如果美国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向这个专注于社会需求和物质需求的文化证明自己的价值,那莎拉在日本面临的挑战则是证明人类灵命的价值。莎拉回答的是个正确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灵命需求是人们唯一的需求。而是只有教会才能满足人们的灵命需求。用她的话来说,“你如何说服人们,你能提供给他们的所有一切,就是福音?”

莎拉的观点与侯活士和韦利蒙的担忧不谋而合。在美国和日本,人们的注意力都被从属灵的现实中转移开了。教会对于“属灵的现实真实存在”的主张并不会否认来自这个世界的挑战是紧迫的,邪恶是真实的,或者邪恶正在扩张;同样的,这种主张也不等同于认为教会要离群索居、对世事无知或不再关心世俗政治。这样的主张所申明的是,当万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时,耶和华是王(诗2:1)。

在《The Great Passion》一书中,艾伯哈德·布施(Eberhard Busch)记录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发生的一件事:在一次礼拜中,一发炮弹炸穿了教堂的屋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唱着《尊主颂》。巴特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教会分清了轻重缓急。

常常有人问我,我这样坚持要求教会的敬拜以这种严格的方式塑造人们的生命,是否“要求太多”了。但我认为,只有这种要求才能最终使基督教有可信度。如果基督教及其主张的真理是真实的,它就值得你用ㄧ生去赌;如果它不是真实的,你最好选择其他的东西。

当教会变得忙于对抗世界、向世界捍卫自己时,它最终会开始语无伦次。成为教会的唯一途径就是诉说教会独有的语言:和平、宽恕、悔改和复活语言。

如果我们不做好应做的工作,教会就会变得容易被世人理解,但同时失去了自己的使命。教会不再是独特的,即使它现在与基督教以外的文化是一致的。我们需要那种(因为与世界不同)摩擦——当教会外面的人无法想像教会如何在不可能的情境下仍然运作,并对教会的所做所为感到疑惑。

今天的教会面临着仅仅去做那些让世人青睐自己的策略及社会福利的风险。照着这种方式,教会将能持续地运作着,招募到那些希望加入地方非营利组织的人。但除非教会牢记自己的任务——持续敬拜着上帝——否则它将完全失去自己的身分。

我们必须抵抗对教会提出错误的问题的诱惑。我们必须拒绝透过向人说明教会能“提供人们什么好处、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贡献”,或拒绝透过向人保证“教会里的人能抵抗诱惑、拒绝不当使用权力,永远不会互相伤害” ——来证明、合理化教会存在的意义。

教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那里,人们才会说出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只有在那里,人们才会宣告基督是我们的王。

有时候,地方教会的牧师会问我,怎样才能吸引年轻人到他们的教会来。我告诉他们,像这样的动机不会带来好的主意;事实上,会问这样的问题也意味着他们会误解我的答案。

唯一能带人到教会的是圣灵。教会必须忙碌起来,忙于透过“成为圣灵所呼召的那种民族”来让这两个世界之间差异的线愈发明显。

正如枢机主教埃马纽埃尔(Emmanuel Célestin Suhard)所写的:“成为见证人并不等同于不断宣扬自己的主张,甚至也不在于煽动人们,而在于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奥秘。这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如果上帝不存在,自己如此这般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发生。”这意味着,面对一个不断寻找下个解决方法或治标不治本的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 —例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仍能唱出赞美之歌。

在提比哩亚海的门徒结束了漫漫长夜的捕鱼。他们一无所获。耶稣前来找他们,虽然他们起初并没有认出耶稣。

祂说,把你们的网撒在船的另一边。他们照做了,收获了大量的鱼。耶稣在岸边生了火,为他们做早餐(约翰福音21:1-14)。

在那一刻,最重要的事不是耶稣是如何复活的,也不是门徒们为何悲伤,更不是在这种处境下,他们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最重要的事是,身为基督的朋友,他们吃了基督递给他们的食物。

此时此刻,门徒们并没有问错误的问题。相反的,他们吃了鱼,并为这位全世界都容不下的上帝作了见证(第25 节)。

门徒们捕到了鱼,是因为他们听了耶稣的话后照着做。这是唯一值得我们用以解释“教会存在的意义”的那个意义

克丝汀·山德斯(Kirsten Sanders,埃默里大学博士)是位神学家,也是 Kinisi Theology Collective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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