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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强震过后,基督教机构努力帮助居民重建生活

在这个以佛教救援组织为主导的岛屿上,基督徒与教会合作照顾儿童和家庭

地震过后,路人经过一栋受损建筑。

地震过后,路人经过一栋受损建筑。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9, 2024
Annabelle Chih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T

上个礼拜三早晨,台湾东海岸发生7.4级地震时,台湾世界展望会传讯主任 Carissa Wang正在上班途中的台北捷运上。 她感觉车厢比平常摇晃得更厉害,然后捷运在下一站停了下来,捷运广播告诉乘客,由于地震关系,捷运暂停运作。

Carissa和她的世界展望会同事立即开始实施救灾流程,成立紧急小组,并与当地政府官员联系,协调疏散中心的救灾工作。 世界展望会的社工也开始联系该机构在花莲震央区的3000名受资助儿童及其家人,确保他们的安全,并了解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上周三的地震是台湾25年来最严重的地震,造成建筑物损坏和山崩。 来自台湾东岸城市花莲的图片显示,一栋红砖建筑在一楼坍塌后呈45度角倾斜。 大块岩石从山边滚落下来,阻断通往旅游胜地太鲁阁峡谷的道路,人们被困在一间旅馆内。

然而,对于如此强烈的地震来说,花莲遭受破坏的程度小到令人吃惊。 截至本周一,共有13人死亡,其中只有一人是因建筑物倒塌而死亡。 其他多数遇难者是被落石击中。 目前仍有10人失踪,1000多人受伤。

生命损失率如此低应归功于台湾的地震防备工作,因为在1999年的一次致命地震造成2400人死亡后,台湾政府改进并加强建筑法规。 有关地震的公共教育十分普及,救灾团体训练有素,反应迅速。 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是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该基金会表示,地震发生后30分钟内,该基金会就成立服务中心,发放毛毯和紧急经济援助。

虽然基督徒在台湾人口所占比例不到5%,但包括台湾世界展望会、芥菜种会和1919食物银行在内的基督教援助团体在救灾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这些团体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关怀灾民。 慈济和台湾红十字会等团体专门从事救援和紧急救助,而基督教团体则更关注受灾地区的儿童和家庭,处理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并深入他们原先已建立连结的原住民部落。

芥菜种执行长李肇家(Jeffrey Lee)说,透过这次合作,“被疏散的人能待在安置处,我们这些来自基督教组织的人可以陪伴他们并为他们祷告。我们在震后的角色是努力帮助 儿童和老人有稳定的情绪。”

在避难所一起工作

地震发生后,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旗下的1919食物银行花莲分行的员工开车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与政府联络人取得联系。 随后,他们帮助在一间学校、一个公园和一个体育馆建立疏散中心。

这些疏散中心展示了救援团体是如何通力合作的。 总部设在花莲的慈济迅速运来临时床铺,并搭建没有屋顶的四面帐篷,为避难者提供隐私。 该组织在2018年花莲发生6.2级地震,造成17人死亡后,想到采用这种有隐私的帐篷。 红十字会也提供帐篷、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

由于1919有经营食物银行的经验,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和分发捐赠的食物和水,并将他们的移动厨房搬来为灾民和前线工作人员制作食物。 1919食物银行主任Samuel Chang表示,他们的员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提供帮助:有些人帮助灾民办理入住手续,或为需要给手机充电的人提供电源,其他同事则安慰那些惊恐不安的人并为他们祷告。

在避难所里,世界展望会设立儿童关怀中心,工作人员透过唱歌和绘画等活动安抚和转移受创伤儿童的注意力。他们也在父母返回被认为不安全的家中收拾物品时帮忙照顾孩子。

非营利基督教社区发展组织芥菜种的成员透过提供按摩来帮助参与援助的人。 李指出,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精疲力竭,自己也受到地震的影响,但由于工作原因,他们不能表现害怕的情绪。 按摩师们不仅缓解了他们身体上的紧张,也充当友好的倾听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安慰。

芥菜种在花莲有个职业培训中心,该中心向政府开放,用于安置需要特殊照顾的灾民,例如老人或有年幼孩子的家庭,对这些人来说,中心的宿舍比学校礼堂还舒适 。 芥菜种每天为约60人提供住宿和食物。

向佛教同行学习

Samuel Chang(1919在中文音近“需要帮助”)认为,基督教团体可以向慈济学习一些东西。 慈济是个根源于人间佛教的组织。 台湾佛教尼姑证严法师于1966年创立慈济来回应她所居住的贫困社区的苦难,因为当时曾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拜访证严法师,当她们讨论各自的宗教时,她们问证严法师,既然 佛教教导对众生的爱与慈悲,为什么佛教徒不建立养老院、孤儿院和医院? 信服于修女所言,证严法师开始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募款。

如今,这个国际人道组织声称拥有1千万名会员,活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医疗援助、环境保护和救灾工作。

Samuel Chang表示,在台湾,慈济是最著名的救援组织,在救援领域也是行家。 慈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灾难发生时,他们有能力动员成员捐款和当志工。 他发现,在灾难现场与慈济成员一起工作时,他们总是愿意做最吃力不讨好的琐碎工作,例如打扫厕所——是基督徒较少愿意做的部分。。

Samuel认为,不同群体之间可以很好地互补。 为了照顾他们宗教的饮食限制,1919食物银行为佛教慈济志工准备素食餐点。 慈济也邀请1919的领导人与他们的僧侣会面,以协调原住民群体间的救灾工作,台湾有许多原住民是基督徒,与基督教组织有更密切的联系。

芥菜种执行长李肇家对此表示赞同:“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信仰,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关心这些人的同时,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在灾难中遇见上帝

基督教团体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紧急救援工作之外,在他们通常服务的儿童和家庭中进行的。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通常会与地方教会合作,因为教会能更好地了解社区的需求。 “教会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了解每个家庭,知道每个邻居的需求,”Samuel Chang表示。

1919与台湾约1500家教会合作(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协助建立食物银行和课外活动中心,并提供经济援助。 地震发生后,1919与合作教会取得联系,了解他们能提供协助的部分。 例如,他们正在与IKEA合作,为部分地震灾民提供家具,并更换电视或水箱,帮助这些家庭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社会服务,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信仰的价值,看到我们的信仰能在他们的试炼中带来安慰,”Samuel Chang说。 “我们希望透过福音和对他们福祉的关怀,让他们即使在灾难中,也能与上帝相遇。”

世界展望会和芥菜种皆为贫困社区的儿童找赞助者,并从事社区发展工作。 世界展望会的工作人员拜访他们资助的儿童,检查他们的房屋结构是否完整,并确定是否需要维修。 他们发现花莲约有180个与他们有联系的家庭受到地震的影响,有的是因为房子变得不再安全,有的是因为父母失业。

世界展望会也参与重建儿童信心和安全感的工作,尤其是该地区在大地震后经历400多次余震。 在资源本来就有限的社区,让人们恢复正常生活比确保孩子们能继续上学和人们有稳定的收入更加重要。

“水和食物是足够的,因为台湾人充满爱。但我们需要努力的是重建家园,处理孩子们的创伤,让他们尽快回归正常生活,”Carissa Wang说

援助原住民部落

芥菜种由美国宣教士孙理莲(Lillian Dickson)在二战后创立,该机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通常居住在偏远的山区。 台湾约有70%的原住民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曾遭受日本人和平地汉人的排挤,许多原住民能接受外国宣教士分享的福音。

花莲地震后,山崩阻断了通往其中一些原住民部落的道路。 因为芥菜种已与当地ㄧ些教会建立合作关系,他们能迅速找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李肇家说,上周五有一个部落告诉他们食物和干净的水快要不够了,于是工作人员装满一辆卡车,车上有70包食物和大约850个瓶装水,准备送去给他们。 但突然下起了雨,路况令人担忧。

于是他们改变主意,决定用火车运送援助物资。 他们询问铁路部门是否可以将货物装上火车车厢,铁路部门同意了。 大约时十几个人把食品袋和水拖上火车,当他们到达部落村庄附近的车站时,陌生人帮他们把货物搬下火车。 村民们在车站接应他们,再把物资运到其他地方。

他说:“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在这次救援过程中,我们自然地互相信任。”

从长远来看,所有基督教团体都打算优先处理地震灾民的情绪和心理健康问题。 Samuel Chang说,花莲许多家庭在2018年地震后不得不修缮房屋,但六年后又发生这场大地震。 由于许多人生活在对下一次地震的恐惧中,他认为教会可以在为当地人提供心理咨商方面发挥作用。 他正在寻找基督徒辅导员前往花莲,透过教会提供这些服务。

芥菜种也看到类似的需求,从台湾的神学院招募修习心理辅导的学生和老师,一同帮助花莲的家庭。 “即使是非基督徒,祷告和专业咨商也能平复创伤后的情绪,”李肇家说。 “我们希望不仅能照顾他们的生理需求,还能帮助稳定他们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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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性别互补,在教会里性别平等?保罗会同意的

新约里关于性别角色的几段重要经文可能与婚姻有关,而非事工。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9, 2024
Illustration by María Jesús Contreras

《今日基督教》曾刊登一幅漫画,描绘使徒保罗抵达哥林多时,温柔地说:“我看到你们确实收到了我的信。”在路上迎接他的是一群愤怒的妇女,举着标语 牌,上面写着“哥林多市妇女团结起来”和“使徒保罗是一头大男子主义的猪!”。 这是一幅令人捧腹的漫画,但其中传递的意思却与事实大相径庭。 在保罗所处的时代,他的书信从根本上解放了女性,使她们获得尊严,而在东希腊罗马文化中,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权利。

保罗关于女性的教导有时会被人们误解和误用,以至于诋毁女性的价值。 例如,保罗强调丈夫有义务将妻子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但人们并没有重视这一点,而是经常将保罗关于妻子顺服的教导误解为保罗对丈夫的要求,即要求丈夫们让 妻子顺服自己,以及误解为允许丈夫随意使唤妻子,丈夫能合理地刻薄、侵害甚至暴力对待女性。

与其他婚姻相关经文观点类似的是,福音派教会在女性“在教会的领导角色”的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福音派经常两极化,一方是性别互补论(Complementarian,认为男女在婚姻、教会,有时甚至在社会中的角色是不同的,是彼此互补的),另一方则是性别平等论者(Egalitarians,否认 男女性在教会内有不同的角色)。

尽管这些分歧有时会导致令人遗憾的分裂,但仍有些福音派教会还是决定尊重两种观点的长处,并关注性别互补论者和平等论者之间更深层的合一的信念。 其中ㄧ个观点相同的例子是,多数性别互补论者和平等论者皆认同女性与生俱来的价值和恩赐。 他们知道,女性与男性完全共享上帝的形象(创1:27),男性和女性都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共同继承人,也是上帝浇灌的圣灵及其恩赐的共同受益者(使徒行传2:17- 21)。

此外,多数性别互补论者和性别平等论者皆认为,圣经教导男性和女性都要为教会的建造发挥自己的属灵恩赐(哥林多前书12:7)。 在许多情况下,这包括不分性别地向所有人教导基督的话语。 例如,保罗劝勉基督徒“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歌罗西书 3:16)。 从上下文来看,当保罗鼓励大家去“教导与劝戒”时,他鼓励的对象并非仅有男性。

除了这段经文,还有其他许多经文(如希伯来书3:13、5:12)里包涵女性在各种私人或较不正式的场合向男性传授属灵真理的描述,如撒母耳记上25 章中责备大卫的亚比该,或使徒行传18:26中与丈夫亚居拉一起纠正亚波罗神学有误的百基拉。

多数性别互补论者认为,提摩太前书2:12(“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禁止女性在特定情况下教导男人,例如在教会环境中担任牧师 或长老。 但许多性别互补论者和性别平等论者一样,并不反对女性在大学教男生物理,或女老板教男员工如何工作,甚至妻子教丈夫如何更新他的电脑。

同样,多数互补论者和平等论者一样,不会反对女性在教会里发预言(尽管两方对何谓“预言”的理解不同)或大声祷告(哥林多前书11:5、14:3) ,即使这些内容可能包含深刻的神学见解。 同样的,互补论者和平等论者都肯定女性在教会里创作或演唱有助于敬拜和强化圣经真理的歌曲,或撰写学术性的圣经注释书,供男性牧师和其他人学习。

事实上,双方都认为,像底波拉(士师记5章)、哈拿(撒上2章)和马利亚(路加福音1章)这样的女性受到圣灵的启示,写下圣经不同的段落 。 透过她们的著作,这些女性以无误的权威教导男性和女性直至今日。

性别互补论者和平等论者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分裂。 他们的主要分歧只涉及一个非常狭隘的问题,即女性在教会内教导和领导男性的权利——也就是,可以说是一种中间层次的权威(低于受圣灵启示话语被纳入圣经的女性的权威 ,但高于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中关于祷告和说预言的女性的权威)。

这两个派别的基督徒,以及那些介于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基督徒,都深深忠诚于耶稣基督和祂的话语,并深信他们的观点是圣经所教导、要求的。 他们对上帝话语的共同忠诚构成一种更深层的团结合一,这种团结应能使他们以宽大的精神对待在这场辩论中与他们立场不同的基督徒。

性别互补论及平等论者可以透过更多地了解圣经里三段关键经文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和相互尊重——提摩太前书第2章、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 书第1章最常被引用来支持与“教会领导层的性别角色”相关的主要论点。 但若人们理解在解释这些经文时必然遇到的挑战,也许能让人们对那些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更宽容。

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2:12,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为“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如果不考虑上下文,这句话似乎禁止任何 女性教导任何男性任何事情,或对任何男性拥有任何权威上下之分的地位。女性必须“保持沉默”。 然而,根据经文更广泛的上下文,多数释经者会将这一指令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教会环境中,尤其是公开的集体敬拜。

性别平等主义者通常会反驳,保罗的本意是将禁令作为临时措施,因为那个时代女性的教育程度通常远低于男性。 当提摩太在以弗所传道时,也许那里的女性容易接受某些错误的教导,或者她们正宣扬“复活已然发生(提摩太后书2:18),不再需要婚姻”等错误的教导 (提摩太前书4:3;马可福音12:25)。

一些平等主义者也认为保罗在希腊文原文选择使用的措词“我不允许”展现了这些要求的临时性。 无论如何,既然女性和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既然危险的异端论述不再构成威胁,保罗的禁令可能不再适用于今日。

性别互补论者通常会同意,保罗告诫/教导的某些层面可能是暂时的,或与当地文化有关,比如更前面几节禁止“编辫子”,但同一批人坚持认为2:12的情况不可能 是这样的,因为保罗是根据亚当和夏娃在创造之初的关系(提摩太前书2:13-15)来立定这样的规范的。 这种认定提摩太前书2:12具有跨越时空文化的原则的信念似乎很有说服力,但若仔细考察这段经文,会发现关于亚当和夏娃的呼吁意味着保罗的本意并非在设立两性在 教会里的角色,而是关于婚姻内的角色——妻子和丈夫应如何相处。

正如保罗正确地阐述,创世纪2:24在结论中明确指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定义了婚姻关系,即两人成为“一体”。亚当在上帝面前承诺要爱护自己的妻子夏娃,就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 保罗在以弗所书5:29-30中用“头-身体”来比喻婚姻,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保罗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 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

此外,在以弗所书2章中,保罗引用创世记2:24关于二人如何成为一体的论述,证明创世记的经文是他使用“头-身体”比喻的灵感来源。 旧约圣经常用婚姻来比喻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赛54:5-8;以西结书16),在此基础上,保罗又用头和身体的意象来表明基督对教会(即祂的身体 )的爱。

因此,当保罗提到亚当和夏娃时,就像他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和以弗所书第5章中所做的那样,他并不是把亚当和夏娃当作所有男性应该如何 与所有女性相处的典范(立定男女的性别角色),而是作为丈夫和妻子应该如何相处的明确典范(婚姻角色),如同创世记2:24所强调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希腊文中,提摩太前书第2章中使用的男性(anēra)和女性(gynē)的单字实际上是“丈夫”和“妻子”在希腊文中常见的用 字。 有时,需要定冠词或代名词才能帮助指明经文意指何种意思,而在多数情况下,译者需要根据上下文才能确定。

尽管许多英文圣经将第12节译为女性和男性,但鉴于保罗强调的是亚当和夏娃,因此更有可能按照《通用英文圣经2019年版》等书中的译法来翻译:“我不容许妻子 [gynē]教导或控制丈夫[anēr]”。 不意外的是,早在现代女性主义出现之前,马丁·路德就已认识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里明确指的是丈夫和妻子,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

另有三个因素支持以婚姻来解释提摩太前书2:12。 首先,在保罗其余的著作里共11处不同语境脉络中,anēr(“男性”或“丈夫”)ㄧ词出现50次,gynē(“女性”或“妻子”)出现55次。 在每次出现的语境脉络中,这些字都表示“丈夫”和“妻子”的语意,而不是“男性”和“女性”。

其次,提摩太前书2:9中详细列出保罗禁止穿戴不体面的、引人注目的服装和首饰,这与新约时期其他希腊罗马文本中类似的“不被允许的装饰品清单”相似 。 在当地文化里,遵守这些禁令是妻子良好行为和端庄的证明,而不是一般女性的证明。 因此,保罗写到此处,似乎已从丈夫和妻子的角度处理这些问题了。

第三,彼得前书3:1-7和提摩太前书2:8-15在思想和用词上有大量相似之处。 彼得明确承认他读过保罗的书信(彼后3:15),而人们普遍认为彼得前书第3章指的是婚姻。 如果我们遵从以经解经的原则(也就是,如果我们允许透过其他更清楚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其他不那么清楚的经文)那么,彼得前书第3章和提摩太前书第 2章之间如此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为提摩太前书第2章同样涉及婚姻角色而非性别角色的诠释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

当然,我仍然需要澄清提摩太前书2:11-12中的种种规定,即使这些经文可能是关乎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妻子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妻子 讲道,也不许她辖管丈夫,只要沉静。”然而,圣经在其他地方同样要求男性或所有相关人员“保持沉默”是有益处的事(帖前4:11;帖后3:12;提 摩太前书2:2)。

根据这些例子,保罗关于“安静”或“沉默”的要求可以是指“停止不受欢迎的、破坏性的或负面的言语(争论、抱怨、唠叨、喋喋不休)”,而不一定是绝对的 保持沉默(彼前3:1)。

关于保罗禁止妻子教导丈夫的部分则似乎有些奇怪,特别是考虑到圣经里有许多关于女性非凡智慧的正面报导,包括她们纠正丈夫的行为(士师记13:23)或上帝指示丈夫按照妻子的 吩咐行事(创世纪21:12)。 在这段经文中,“教导”一词与一个罕见的希腊文词汇搭配在一起,该词有时被翻译为“行使权力”,但也可以被翻译为意指“滥用的权力”,如“ 支配者”、“控制”或“老板”。 教父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在一篇关于《歌罗西书》的讲道中警告丈夫不要“跋扈”,谈及妻子时也使用了同个词。

基于这样的例子,《通用英文圣经》将提摩太前书2:12 翻译为“我不容许妻子教导或控制丈夫。”这一译法表明,常被翻译为“教导”的词可能具有不 太常见但公认的贬义,即带有“指示”、“教训”或“命令”,例如马太福音28:15就是如此。 因此,将保罗这句话翻译成“我不允许妻子教训或管理丈夫,而应安静/停止”可能更恰当。

2:11提到妻子的“顺服”也许让一些读者觉得有贬低之嫌,但经文的本意似乎是指一种接受的态度,一种愿意倾听并在必要时被说服的意愿,而不是无意识的顺从 。 注意,圣经在其他经文同样要求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要顺服所有掌权者(罗13:1、5;提多书3:1;彼前2:13-14),甚至是要顺服年 长者(彼前5:5)。

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都坚持认为,教会的监督(或长老)的候选人应该是“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然而,这项指示不能被视为排除女性担任教会职务的资格,因为圣经几乎普遍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表达概括性的陈述、法律和规范。

例如,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在希伯来文中的措辞,都像是只对男性说的(例如,在希伯来文中,所有的“你”的形式都是阳性单数),包括第十 诫,其中坚持“你(阳性单数)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出20:17)”。 然而,圣经读者们一直正确地理解这条诫命和其他所有诫命同样适用于女性。

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中对每个职位的描述都用了同样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 即使有明确证据表明相关职位确实允许女性担任,即使我们不常在该职位上见到女性,也是如此。 例如,我们知道有合法的女先知,如米利暗(出15:20)、底波拉(士4:4)、户勒大(王下22:14)和亚拿(路2:36)。 但民数记12:6-8、申命记13:1-5和18:14-22中对“先知的工作”的描述写得好像只适用于男性。 民数记第12章中描述耶和华合法先知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语言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在上下文中,当时唯一的先知是米利暗。

如果圣经中还有其他经文禁止女性担任长老,提摩太前书第3章和提多书第1章也不会与这些经文相悖。 但是,这些经文使用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并不能成为假定其禁止女性任职的充分依据。 新约时代的教会内可能既有灵命成熟的女性,也有灵命成熟的男性,我们或许可以从新约选择使用“长老”一词来称呼这些领袖窥见这一点(见徒14:23;提摩太 前书4:14, 5:17;提多书1:5;彼前5:1)。

“长老”一词更通俗的含义是指年龄成熟的人,首次出现在创世记18:11便是指成熟的男性及女性:“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年老的长老”(作者Gordon P. Hugenberger对 创世记18:11的翻译)。

历史上,福音派认为洗礼、教会组织结构或理想的敬拜音乐风格等其他次要问题很重要,值得在祷告中慎查,但不能执着于分裂。 基督的跟随者没有理由因为次要的问题而彼此诋毁或断绝关系。

这种宽大的精神应适用于当前关于教会领袖性别角色的辩论。 即使从实际实践的角度出发,也没有必要把持一种观点的基督徒与持另一种观点的基督徒区分开来。 性别平等论者和性别互补论者都应该能够在同一间教会里快乐地成长,无论教会领袖倾向哪种方式。

尽管性别平等论者欢迎有能力的女性担任长老或牧师,但他们也认识到圣经中没有任何经文要求教会里必须有女性长老或牧师。

同样的,互补主义者也应该能够参加有女性担任长老或牧师的教会。 当然,互补主义者不会鼓励或投票支持任何女性担任这些领导职务。

尽管如此,在有女性长老或牧师的教会中,性别互补论者听从并学习这些长老或牧师的教导绝不会是罪,只要这些女性领袖传讲或教导的内容忠于神的话语就可以了。 例如,如果一位女性长老指示会众在崇拜开始时唱“奇异恩典”,那么会众中的性别互补主义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唱这首赞美诗,因为遵从这样的指示并不是罪。

任何参与关于性别角色和婚姻角色的讨论或教导的人,都应虚心接受指正,并尽可能宽容和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 愿主引导我们继续查考圣经,教导我们以更谦卑和宽容的态度彼此相爱。

Gordon P. Hugenberger 是戈登·康威尔神学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旧约资深教授,也是波士顿公园街教会(Park Street Church)的前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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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为了拆穿基督教而研究基督教

十年后,我成为一名基督徒。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4
Eileen Laubscher

我的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都是世俗化的,我未曾认真思考关于宗教的问题。 虽然我的家庭在名义上是圣公会的成员,我的父母也认为他们有义务带我们去主日学,并安排我们接受洗礼,但我的母亲告诉我们,她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与方舟 和神迹有关的故事听起来就像讲给小孩听的寓言故事。

身为一名对圣经所知有限的青少年,我认为基督教就是一种既迷信又充满各种限制的世界观。 所谓可以行奇迹的神人,仅仅是无稽之谈(当你对教义的了解只停留在片段又肤浅的表层时,很容易就会拒绝这些教义)。

当我进入20初岁时,我对存在主义、斯多葛主义(Stoicism)和虚无主义等哲学学派产生兴趣。 我将它们视为寻找人生意义的可能途径,我内在的动力驱使我试图回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是否有意义,而不仅仅是终结于死亡那日的一连串随机事件?”大约有 10年的时间,我在现代科学以及人类广泛的哲学和宗教信仰体系中寻找答案。 这两条路最终汇集在一起,引导我走向原本看似毫无可能的基督信仰中。

对各种宗教传统的研究使我接触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冥想,以及各种东方大师。 每种体系都能为我带来一些启示,但没有一个信仰传统能让我在智性上感到满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找到一个关于生命和宇宙的一统性的真理。

在我追寻真理的几个不同阶段中,我接触到“宇宙性的基督(cosmic Christ)”的概念。 所以我决定为了真正客观的做研究,我也需要让自己熟悉基督教的经文,就像我熟悉古兰经和其他经书那样。 我在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教授数学的上下班通勤途中,会聆听新约圣经的音档,希望能验证我试图证明的“基督教信息是虚假的”的理论 。

然而我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透过四本福音书,我听到一个与我之前读过的任何宗教作品都截然不同的声音。 在耶稣与当时犹太教领袖的辩论中,我看到一个可信且精辟的智者。 祂做的比喻和隐喻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巧妙而连贯地揭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祂子民真正的牧羊人。 祂自称祂所说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是古代预言的体现,但祂也会同理人至哭泣、表达对门徒的不满,以及一系列正常人类会有的情感。

我原本以为我会看到一个简单的英雄形象,大谈空洞的属灵陈腔滥调,但我却见到一个极为真实、具有一致性、激励人心的形象——豪不像随意捏造出来的角色 。 爱因斯坦于1929 年接受《周六晚邮报》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人能在阅读福音书时不感受到耶稣的真实存在性。祂的性格在每个字里行间跃动。没有任何 一个神话里有像这样的生命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对基督教进行大量的研究。 我研究了旧约和新约。 我阅读有关弥赛亚预言的神学观点和犹太拉比的著作。 我寻找圣经以外其他资料中关于耶稣的记载。 我还探索初代教会与第一世纪犹太教互动的历史。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不再相信无神论者之间盛行的“与耶稣相关的神话已失控”的说法。 部分原因是,我开始能见到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连结和一致性,这种连结和一致性的规模极大,非常了不起。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耶稣的生与死是上帝的应许得着应验的整体图像的一部分。 如果耶稣从未说过或做过新约中记载的大部分事情,那么圣经作者必须编造大量的细节,并让这些细节以某种方式与旧约中各种形象、主题、预言、节日日期、仪式相互 协调一致。 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骗局。

圣经所宣称的真理比我所想像的更加可靠,也出人意料地令人信服。 我越来越发现基督教关于“罪”、“如何赎罪”,和“救赎”等核心信息的一致性,且它们对我越来越有说服力。 现代人通常会拒绝接受“人生而有原罪”的观念,但对我来说,这个观念让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变得有理可循起来。

在研究世界上各式宗教的同时,我也研究科学对我们的宇宙和有意识的生命的发展过程所提出的解释。 纯粹的唯物主义过程足够解释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吗? 我广泛地阅读宇宙学、量子物理学、相对论、生物起源和进化论等领域的书籍。 我发现,有许多备受推崇的科学家认为,要解释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宇宙,某种形式的“具有引导性的智慧体”的存在是必要的。 “似乎有某个人微调了自然界中一系列的数字,使整个宇宙得以正常的运转⋯⋯宇宙中充满压倒性的‘设计过的痕迹’,”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如此 说。屡获科学奖项的化学家马科斯·埃伯林(Marcos Eberlin)也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证据“似乎超越任何‘随机进化过程’的可能性,指向宇宙间存在的一个独特的思维意识, 一种‘预见(foresight)意识’的存在。”

这些观点都不是粗糙的“用上帝来填补知识缝隙(God of the gaps)”的论述(也就是用想像中的造物主来取代我们无知/无解之处)。 这些都是对统计证据和科学证据做专业评估后得出的结论。 简而言之,有许多科学家提出,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比唯物主义过程所能解释的更多的现象。

上图:朱莉·汉娜的个人圣经。下图:汉娜在约翰尼斯堡的教会。
上图:朱莉·汉娜的个人圣经。下图:汉娜在约翰尼斯堡的教会。

在上帝在我的思想上做工的同时,我相信圣灵也在我的心灵里面做工。 在我信仰基督的理性之旅中,我在某些时刻感觉到生命中有来自更高之处的指引。在我研究基督教的初期,当我还未被基督教的教义说服时,我曾一度沉浸在苏菲派(Sufism)的思想。 苏菲派以静默与沈思著称。我认真地尝试遵守它的戒律,包括培养对他人的耐心和爱心。 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记得有一天,因为邻居孩子的尖叫声让我对邻居动了脾气。在激烈的争吵冲突之后,我气冲冲地回到家,并对自己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感到非常沮丧。我筋疲力尽地感到自己全然失败,我大声的说:“我放弃了!我做不到。”这时,在我的意识中出现一个清晰的声音,与我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轻声地说: “你当然做不到。

我难以描述那句令我吃惊的话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 我笑出声,瞬间感到一股卸下重担的喜悦。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不必努力地使自己完美。我知道一定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活出更好的生命,尽管我当时还无法确定那是什么。

在我后来的研究中,当我认真的思考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时,我经历了对自己罪性严肃而痛苦的认识。 并不是我在道德上犯下什么过失而唤醒我良知的声音,而是一种更广泛的对自己的认识,即意识到我所有计划和行动主要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突然间,圣经中关于“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宣判不仅仅只是知识上的抽象概念。 我泣不成声,羞愧地俯伏跪倒在地。

因着恩典,我没有经历到持续性的绝望。 当我全心全意地承认自己确实是个有罪的人,并祈求上帝的宽恕后,我立刻感受到一股深刻而平安的祝福。 经过多年的否认和极度的不情愿,我终于准备好接受基督教信息的真理。 在最适当的时刻,我将自己委身于基督,受洗加入教会。

在约翰福音6:44,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现在每一天,我都感谢上帝的恩典,祂亲自吸引我这个傲慢的怀疑论者 来到祂身边。

朱莉·汉娜(Julie Hannah)是一名数学教授,也是《怀疑论者对耶稣的探究》(A Skeptic’s Investigation into Jesus)一书的作者。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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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互补论”还能继续存在吗?

我很想继续称自己为互补主义者。但我们需要好好定义这个词。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4
Illustration by María Jesús Contreras

性别互补论还有未来吗? 我指的不是上帝设立的男女互补的概念本身是否会继续存在,也就是我们这些坚持男女价值平等、男女有别原则的人认为根基于圣经的概念。 我所说的“性别互补论”是一种特定的运动——对圣经中某些信念的连贯性框架的支持。

我非常希望能够继续以性别互补论者自居,相信圣经设定男女性在教会和家庭里的独特角色。 但近年来,性别互补论(complementarianism)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被人试图消灭、并吞和蚕食,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会继续用它来描述自己的信仰。

自从性别互补论这个词在1980年代末首次被用来描述或框定我所持的神学信念以来,这个概念就遭受许多批评。 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惧怕质疑,而应接受健康的、正向的他人的批评。 这些质疑迫使我们拷问自己的思想,找出我们自身未曾言明的预设想法,并在对上帝的理解和认识中不断成长。

但试图消灭这个词则是另一回事。消灭它并非简单地说:我认为你错了,原因是⋯⋯。消灭这个词意味着:你不配存在。这里没有你的位置。不幸的是,有越来越多反对性别互补论的人选择跳过批判的过程,直接消灭它。确实,如今有许多较新、较年轻的评论家通常会谴责性别互补论的所有形式——无论背景处境为何时何地——都视性别互补论的本质既滥权且不可容忍。

我与许多这些反对性别互补论的弟兄姊妹一样感到悲伤。 我悲伤的是,性别互补论神学被一些自称其“支持者”的人误用和滥用,对他人,尤其是女性造成极大的伤害。 我祈求悔改,并重新致力于我所坚信是忠于圣经且能富结果子的男女互补教导。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性别互补论的概念从根本上而言,除了对女性造成伤害外,没有任何其他作用,现代教会里没有它的位置。 但这同样也意味教会里没有像我这样持性别互补论的女性的位置。

我拥有神学博士学位,有丰富的事工领导经验,也得到数位持性别互补论的男同事的敬重及支持。 当我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和资历来证明性别互补论事实上能够提升且敬重女性时,人们却告诉我性别互补论根本不可能产生如此正向的结果,说我实际上一定不是位性别互补论者 。

当性别互补论的反对者甚至否认其今日仍应存在,性别互补论怎么可能还能有个有意义的未来呢?

然而,并非只有那些想消灭性别互补论的人正让这个理论失去未来。 那些对性别关系和角色有更严格保守观点的人也在利用它的神学框架,试图抹灭性别互补论与父权制(男性对社会的统治权)之间的差异。 但性别互补主义神学并不等于父权意识形态。 我们这些坚持性别互补主义所定义的神学原则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

撰写于1987年的性别互补论创始文件——《丹佛宣言》——坚持男女有平等的人格/权。 这份宣言承认圣经教导里有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且有关于在家里和在教会里如何敬虔地呈现这些差异的教导。 《丹佛宣言》呼吁女性发挥上帝赐予的聪明智慧,不卑不亢,并积极主动地“在言语和行为上宣扬上帝的恩典”。

这与那些谈论著男女天性不平等、将男性领导权从婚姻和教会扩展至社会所有领域、声称神学研究(甚至更普遍的高等教育)中没有女性的位置,鼓励由丈夫来决定他们允许/不 允许妻子阅读哪些基督教书籍,暗示女性在家庭之外没有“合法的事工”的人形成直接的对比。 这些并非性别互补主义的内涵。

事实上,许多支持父权制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在他们看来,性别互补主义过于被动,它的主张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性别互补主义却越来越常被父权主义扭曲且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劫持。

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没有公认的差异时,性别互补论还怎能自立呢? 它还能如何以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存活下去?

除了来自外部势图消灭它或利用它的压力外,性别互补论面临的第三个——也可能是目前最大的危险——正是来自自身内部的蚕食。

当性别互补论的支持者坚持在《丹佛宣言》的基础神学原则外重新定义性别互补论时,这种蚕食状况就发生了。是的,不同的人、教会、事工对《丹佛宣言》的原则会得出不同的应用结论。

然而,当人们将自己对《丹佛宣言》的解释定义为“唯一信实的性别互补理论的实践”时,这个理论自我毁灭的危险时刻就出现了。当人们不允许其他人得到不同的实践结论(尽管其他结论仍以性别互补论的神学定义为基础并有ㄧ致性)时,这个理论迟早会毁灭。

当自称为性别互补主义者的人急切地驳斥任何女权主义思想,却显然满足于忽视赤裸裸的厌女症行为时,这个理论的“自我阉割”也就发生了。 近期,我看到一位自诩为基督教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发了一条推特,却遭到某些性别互补论者的恶意攻击,而一段断言女性天性不如男性有理性思考能力的病毒影片却得到 性别互补论阵营近乎沉默的回应。

当我们互补论者选择性地坚持或不坚持圣经原则时,我们就参与了自己的毁灭。 如果我们——性别互补论的信徒——不全面地、一致地坚持我们所信仰的内容,性别互补论又怎可能持续下去?

我不知道我们所认知的性别互补论还能存活多久,但我知道,只有当我们这些互补论基督徒愿意在言语及行为上始终如一地证明那些判定互补论(以及其支持者)不能结出 任何美好福音果实的人是错的、当我们愿意毫不含糊地谴责所有关于性别的不符合圣经及厌女的教导,以及当我们愿意对我们的神学原则负责,既拒绝降低或超越这些原则时 ——性别互补论才能继续有其作用。

如果性别互补论者愿持续参与上帝手里的工,那么所有支持者,无论男性或女性,都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在这个愿景框架里,在彼此互补的伙伴关系中这样做。 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机会:以身作则,让人们理解上帝创造男性和女性,使让他们共同承载祂的形象的真实意义。

我们有机会重申上帝所喜悦的女性在圣经故事情节的发展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如路加福音24:1-12),并建立我们在罗马书16章看到的男女之间奇妙的事工 伙伴关系。

我们有机会效法和尊崇我们的救主,祂总是以极大的尊严和尊重对待女性,祂呼召她们在祂里面找到丰盛的生命,并敦促她们邀请其他人也这样做。

丹妮尔·特鲁伊克(Danielle Treweek)是《单身的意义:为当代教会找回末世论的愿景》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英国圣公会雪梨教区的教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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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坟墓中相会

在复活节期间和复活节之后,耶稣始终与我们同在。

Double Take画板油画。24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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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4, 2024
Cherith Lundin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她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 马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取他。” —约翰福音20:14-15

是个永恒的矛盾奥秘,也是基督徒面对的典型问题之ㄧ:这个世界充满悲伤,我们能如何坚持喜乐? 身为基督徒,我们将盼望寄托在基督对死亡的胜利上。 我们虽然为自己的救赎——永生的礼物——感到欣喜,但悲伤仍在今生肆意滋长、肆意蔓延。

每天清晨,我在新的怜悯中醒来,仍然必须面对旧的伤口。 我可以念给你听一大串我曾遭遇的损伤,但我知道你也有你的损伤:关系疏远的女儿、需要修补的婚姻、新的医疗诊断结果、过早逝去的爱人、烧毁的房子、去世的宠物、背叛你的爱情、伤害你的人群。

当复活的耶稣出现在花园坟墓前时,马利亚还没有认出祂。 耶稣问她:“妇人,你为什么哭泣?”即使在胜利的时刻,基督也为她的悲伤留出空间。 以这角度来看,“复活”不正是道成肉身的再现吗? 基督以婴孩之身降临,为了赎罪放弃一切权力,是的,但祂如此做仅仅是为了与我们靠近,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奥秘。

耶稣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马利亚的悲伤保留空间。 在花园里的坟墓——那个既是绿地又是坟墓、既是奇迹又是哀悼的地方——耶稣同理马利亚的悲伤表明,我们被拣选来认识祂,也被祂所认识。 我们不只是需要被拯救的子民;我们是祂拯救并差派出去的子民(马可福音3:13-14),但也是被邀请来与祂同在的子民。

在复活节主日,我想起耶稣复活后做的第一件事。 虽然这位神人刚复活,但祂继续弯下腰,保持低姿态。 这就是耶稣一贯的作风。 祂是“道”成了肉身,祂化作人形与我们同住、同食、同受苦、同庆。 祂是我们复活的主,祂俯身倾听马利亚的声音,在花园坟墓中与她同在。 祂是上帝,在时间之初就站在花园里的人类身旁。

当祂说出马利亚的名字时,她终于认出了她的拉波尼,与祂团聚(约翰福音20:16),这就是马利亚的喜乐。 而这也是我们的喜乐。 复活的耶稣不但带来救赎,也带来了自己。 祂的胜利将把我们从坟墓带入荣耀,而祂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在地上有着生命的花园坟墓中。 即使失落交织在我们所有的爱和年岁之间,祂前来与我们同在,在复活节期间及之后的永恒里。 哈利路亚!

默想:



1. 在这个季节里,尽管世上仍充满悲伤,你如何坚持喜乐的?
2. 如果耶稣问你:“你为什么哭泣?” 你会怎么回答?

瑞秋玛莉·康(Rachel Marie Kang)是The Fallow House的创始人,着有两本书。

本文是《日常中的复活节》(Easter in the Everyday)的一部分,这是一份帮助个人、小组和家庭度过2024年四旬斋和复活节的灵修特刊。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特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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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及生育”教导背后的神话

新约教授研究关于这位以弗所女神的古代记录,以帮助我们解读这段充满挑战的经文。

以弗所的亚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以弗所的亚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3, 2024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身为女性新约学者,我无法回避提摩太前书2:11-15,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在指出妇女应该“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后,又称她们“必在生产上 得救”。 这句“因生产得救”曾无数次被陌生人和(可能出于)善意的熟人对着我引用过,但其中一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位年轻人前来和我说这句话是个恰当的处境,但大约十年前,在一次关于我的教导的谈话中,这位青年说:“毕竟 ,妳是通过生育得救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处的权力地位高于他,我可以看出他的“玩笑”是想让我回到我应有的位置。

“那么,我想我没有得到救恩,”我反驳道,我知道他对这节经文的理解仅在字面上生育的意思。 与他不同的是,我当时知道我的身体有多种迹象表明,我可能永远不会生育。 (顺带提一句,在上帝的恩典下,我最终确实成为他人的母亲)。

我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微小的视角,让我们了解女性因人们对提摩太前书2:11-15这段经文的滥用而受到的可怕伤害。 桑德拉·L·格拉恩(Sandra L. Glahn)在她近期出版的《没有人的母亲:新约及古代背景下以弗所的亚底米》(Nobody's Mother: Artemis of the Ephesians in Antiquity and the New Testament)一书的导言中,描述一段关于她失去婴儿的心碎经历,以及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与这段经文相遇的情景:在这些文化中,这段经文在决定女性如何参与教会的议题上 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她和我一样,将有关女性身份以及如何衡量女性价值的资讯内化。 这些人总是说,我们的箭筒里必须要有很多箭(儿女),我们的事工禾场就是我们的家。

格拉恩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她在书中透过研究提摩太前书的历史背景,仔细解构以上这些观点。 格拉恩深入研究关于以弗所这座城市和以弗所人的女神亚底米(Ἄρτεμις)的古代证据,并发现一些令人兴奋的、能破译神话的证据,从而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 这段背景极其复杂的经文。 她在整本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透过介绍历史资料来解释保罗的这些主张,再结合圣经文本来分析这些主张。

准确地描绘女神亚底米(Ἄρτεμις)

格拉恩在书中第一章探讨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已在你脑海中闪过:我们真的需要另一本关于这段经文的书吗? 为什么是现在需要? 格拉恩从几个方面给了肯定的答案。 她说,基于以下原因,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审视提摩太前书2:11-15:

  • 在教会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女性被认为天生就不如男性。
  • 证据显示(尽管有上述观点),女性在教会内依然非常活跃。
  • 在现代,我们可以透过资料库、碑文和其他考古证据获得更多历史背景资讯。
  • 由于现代对古代碑文、古代文书记载和古人的生活实践、标志、符号以及文学分析的研究有所进展,我们如今能更好地分析这些资料。

这本书第二章的重点放在以弗所城,提摩太收到保罗书信时可能人就在以弗所。 格拉恩首先介绍以弗所在圣经文本里出现的位置。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使徒行传19章,保罗在那里的宣教导致人们“焚烧邪术书和起义”。 在起义期间,人群中响起“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的呼喊声(徒19:28, 34)。 保罗关于基督的信息威胁到他们对女神的崇拜——以及伴随着他们的崇拜而产生的商品。

格拉恩至本章为止的观察总结与常见的标准说法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她对女神的描述。 许多人认为,亚底米是生育女神,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卖淫女神。 在呈现她外观的物品上,我们看到她的躯干或胸部布满了像鸡蛋一样的东西,许多人认为这些鸡蛋就是她的众多乳房。 正如格拉恩所指出的,有些人也强调亚底米和希腊神话中亚马逊人的连结。 但古代文献是如何形容亚底米的呢?

与以上这些描述截然不同。

亚底米最常被人称为“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她“不是任何人的母亲”。 她重视贞操,有时甚至为维系自己的贞操而战斗。 即便如此,亚底米还是被人视为一位助产士——因为亚底米曾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在弟弟阿波罗出生时所遭受的痛苦。 妇女们会祈求亚底米让她们能平安分娩,或用她的箭迅速将她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在这些古文记载中,亚底米未曾与卖淫联系在一起。 格拉恩指出,卖淫在当时的以弗所是违法的事。 格拉恩在下一章展示的古代书信中的证据也证实古代文学作品里对亚底米的描述。 格拉恩也检视古代楼房和纪念碑等各处提到亚底米的文字,这些文字所描述的女神形象十分一致。

尽管格拉恩注意到文学作品和现有书信中的亚底米形象相对一致,但建筑和艺术作品中的亚底米形象则更为多元。 有时,亚底米看起来像亚马逊人,一个传统的美女——戴着珠宝,梳着辫子。 而有时,坦白说,她看起来很奇怪,浑身长满了被后人解释为乳房的卵状物。 但这些形象并不代表不同的女神或不同的传统。 正如格拉恩指出的那样,那个时期的钱币正面和背面各有一个亚底米的肖像。 但这位美丽的处女猎人肯定不是任何人的母亲,所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奇怪的蛋形呢?

格拉恩列出许多不同解释,包括牛的睪丸和鹿的犬齿,但最终认为这些形状是一种与以弗所人的亚底米的力量有关的魔法珠宝中的珠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戴着这些珠宝,被人们描绘成一个光彩夺目、法力无边的神——这正是亚底米的真实写照。

以弗所的亚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T
以弗所的亚底米(Ἄρτεμις)女神

口号及保罗的回应

格拉恩在书中最后一章《因生育得救》中探讨更准确地描绘亚底米女神能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整本提摩太前书,尤其是提摩太前书第2章——在这 一章中,对亚底米的误解深刻影响了基督徒对女性如何参与教会的理解。 格拉恩将提摩太前书理解为一场针对亚底米的(相对微妙的)论战。 她证明了在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中,保罗针对人们关于亚底米信仰的论述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频繁出现,并将保罗书信中出现的各种主题与格拉恩书中 提及的古代证据做连结。

但她提出的论点也不仅止于此。 格拉恩证明了为什么释经者应该把提摩太前书2:11-15看作是保罗对妻子的指示,而不是对所有女性的指示。 正如她所论证的那样,禁止女性“讲道或辖管男人”仅仅意指女性不应该“透过讲道辖管丈夫”。 虽然格拉恩的论点在这里与其他学者对这段经文的典型讨论趋于一致,但她对问题的阐述十分清晰,并与更广泛的论题相联系。

在这ㄧ章中比较有趣的议题之一是,“女性因生育得救”是以弗所人常见的一种口头禅或口号。 如果真是如此,那保罗就是在重复他们的口号,并对这样的口号作出回应:若(她们)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 释经者通常对这句经文单复数之间的转变感到困惑(原文直译为:“一位女子”必在生产上得救,若“她们”常存信心⋯⋯),但正如格拉恩指出的 ,若理解这节经文为保罗先是引用口号,再回应此口号的角度来看,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总之,对那些想进一步了解“以弗所人的亚底米”的人来说,本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 它提供了对古代文献的全面考察和一些实用的分析。 因此,本书的一大优点也可以被视为其主要缺点之一:起初,该书似乎是为知识渊博的普通读者而写的,但有几十页的篇幅却引用大量极为专业的原始资料。 有时,相关的讨论也相当学术。 当然可能是我误判了目标读者,但格拉恩在此书自传式的序言与她整本书中对古铭文证据的分析在风格和语调上有很大的差距。

另外,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对提摩太前书的诠释在这本书中没有扮演更持续的角色。 不过,值得称赞的是,格拉恩对那段特定经文的研究篇幅确实相当长,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格拉恩的分析主要(但绝非唯一)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保罗在整个书写过程中,皆挂心于“以弗所的亚底米”的文化背景,而事实也有可能并非如此 。

麦迪逊·皮尔斯(Madison N. Pierce)是西部神学院新约副教授。 她是《Divine Discourse i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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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帝穿上戏服

为什么我们需要符号帮助我们感受到上帝?

Landscape with 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by Domenico Zampieri. Date:1610–16.

Landscape with Moses and the Burning Bush, by Domenico Zampieri. Date:1610–16.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 202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CCO

当两岁的萝拉在高脚椅上扭来扭去时,我还是个青少年,正试图逗她开心。我自认是个聪慧的保姆,于是我拿起她的塑胶餐垫,上面有米老鼠和米妮的图案。

“这是唐老鸭和黛西鸭的照片吗?”我问。

“不是,”她咯咯笑着。

“是高飞和布鲁托吗?”

“不是!”她大叫否认。

“好吧,他们是谁?”我问,并准备好奖励她正确的答案。 但她的回答让我措手不及。

“他们是穿着戏服的陌生人!”

如今萝拉已长大成人,但我一直在思考她在幼儿时期展现出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她对这个世界(迪士尼世界)一本正经的态度是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哲学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所描述的“低符号藩篱”的完美范例。

我是在天主教作家罗海瑟(Ronald Rolheiser)的著作《四碎之灯》(The Shattered Lantern)中认识到这个概念。 罗海瑟说,如果许多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感知到上帝的存在,那么或许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缺乏强而有力的符号。

使用符号的能力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 想想看与“进食”有关的符号。 所有动物都倚靠食物维持生计和愉悦身心。 但人类可以使用烛光、瓷器、祝酒词和祝福语来为一餐饭增添意义。 透过符号,我们在进食的同时能体现浪漫、友情、荣誉或庆祝的情感。

我必须承认:我通常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为这些符号费心。 例如,当我在路上吃东西时,我的符号藩篱就很低;食物只是身体的燃料,我的“那一天”只是个充满需要我管理一堆事的“数个小时”。

但罗海瑟尔警告我们,低符号藩篱会耗尽我们人生经验里的意义。 为了解释这一点,他请我们想像一名被慢性背痛困扰的中年男子。

这种疼痛意味着什么? 它可能意味着他患有关节炎,这是个医学符号;它也可能意味着男子正在经历某种中年危机,这是个心理符号;它也可能意味着男子正经历逾越节的奥秘,这是他 的十字架,是个宗教符号。 背痛也可能兼具以上三者。 我们可以以低阶的方式(关节炎之苦),也可以以高阶的方式(成为逾越节奥秘的一部分)解释自己经历的符号。

上帝在我们日常经验中的明显缺席,与我们符号藩篱程度的降低密切相关。

我读罗海瑟的书是因为有两位朋友(一位是基督徒,一位是怀疑论者)承认他们渴望能更敏锐地意识到上帝的存在。 无法“感受”到上帝的存在,这让两位女子很受伤。

《四碎之灯》提醒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不等于有信心。 无论我们是否感受到祂,上帝都在我们身边。 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 圣十架约翰(St. John of the Cross)在他知名的著作《心灵的黑夜》里说,上帝有时会收回祂的同在。

然而,圣十架约翰指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更多与我们自身的“盲目”有关。 鉴于耶稣鼓励我们寻找才能寻见(路加福音11:9),罗海瑟希望我们培养ㄧ种在冥想/沉思中“接收到祂”的能力——他相信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能感觉到上帝的 存在。

在一个自恋、追求享乐和躁动的文化中,这样的“接收能力”似乎徒劳无功。 “低符号藩篱”既是我们问题的原因,也是我们问题的症状。 用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白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的话来说,我们身处的土地曾经“挤满了穹苍”,但现在往往更像萝拉那张塑胶餐垫一样扁平 。 当诗人看到“每个普通的灌木丛都燃烧着上帝的火焰”时,我们只看到矮矮的树。

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低矮的符号藩篱是一种现代教义的副产品,即相信“大自然里能见到的事物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但这也是我们宗教改革传统的产物,因为我们对“迷信”心存戒备。 毕竟,萝拉是对的:米奇和米妮确实真的只是穿着戏服的陌生人,如果不这样认为,就太愚蠢了。

但若有些情况真的就不只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呢? 当面包和酒不仅仅是食物和饮料,而是破碎身体的符号? 当洗礼之水确实能将我们带入死亡及复活之中?

当古以色列人需要唤醒他们对上帝的意识时,同样需要提高他们的符号藩篱。 在撒母耳记上7章,他们倒出一桶桶的水来表达悔改,用石头建造“以便以谢”来纪念上帝的供应和拯救。 有时候,水不仅仅是水,石头也不仅仅只是石头。

许多人讨论著年轻的福音派基督徒离开符号藩篱“低”的新教教会,转而加入更注重礼仪的教会的现象。 也许他们追寻的一部分正是更高的符号藩篱。 如果我们在敬拜中用根基于圣经教导的符号包裹他们,事情是否会有所不同? 当然,我们必须对冒牌的“穿着戏服的陌生人”持警惕的态度,但我们也必须帮助自己记住,我们被邀请进入一部奥秘而奇妙的福音剧中——进入一个比虚构故事更 奇怪(以好的方式)的真理叙事之中。

卡洛琳·阿伦兹(Carolyn Arends)是一名歌手、作曲家兼作家,她创作并发行了9张专辑,撰写2本著作,包括《与天使摔跤》(Wrestling With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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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教会,大大的信心

小教会面临许多挑战,但也有着独特的优势。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8, 2024
Illustration by Michael Marsicano

周日上午,迦勒·富盖特(Caleb Fugate)开车沿着宾州距离匹兹堡东北部70英里处一条山丘公路行驶,经过宽阔土地上的几间老房子,然后把车停在戴蒙德维尔卫理 公会联合教会后面的碎石地上。 如果不是红色大门旁巨大的卫理公会标志——十字架和火焰——这座白色的小建筑从正面看来就像一座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

他负责主持这里早上9点的主日,并在主日结束后用30分钟的时间与会友交流。 然后,他回到车上,驱车3英里进城,参加早上11 点在克莱默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会举行的礼拜,该教会距离克莱默市中心的餐厅和当地商业街只有几个 街区。

这两间教会所在的小镇人口加起来不到1500人。 在午餐时间到来前,迦勒总共向不超过60人进行布道,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 周间,他的听众则较为年轻;迦勒在附近的宾州印第安纳大学负责卫理公会的校园事工。

27岁的迦勒从神学院毕业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呼召。 他拒绝了休士顿ㄧ间大型卫理公会教会的副牧师职位,听从儿时在普苏塔尼的牧师的建议:回到宾州的农村,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服事。

他说,“来到这间小教会,对我的成长和人格的成熟是最棒的帮助。”

在美国,像迦勒所服事的这样的小教会越来越普遍。 根据哈特福德宗教研究所(Hartford Institute for Religion Research)进行的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小型教会(每周参加聚会的人数不超过100人)目前占美国教会总数的70%。

但是,小型教会数量的成长也呈现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今日信仰团体》(FACT)在2020年调查听取了1万5000多间美国教会领袖的意见后,发现不同规模的教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各不相同。

“每种规模的教会都有自己的恩赐,可以事奉其所处的社区和整体基督信仰,”FACT所长斯科特·图玛(Scott Thumma)说。

目前,全美国教会周日早上的平均聚会人数是20年前的一半。 2000年,美国教会参加礼拜人数的中位数是137人,现在下降到65人。 随着教会参与人数的减少,小规模教会在美国宗教的占比越来越大。 2000年,有45%的教会每周参加礼拜的人数少于100人。 现在这一比例已攀升至65%。

会众人数少于100人的教会往往面临生存挑战。 它们更有可能拥有兼职、无薪或带职的牧师,教会在设施花费的预算比例也最大。 在主日早上出席人数少于50人的教会中,65%的教会在过去二十年中减少了5%或更多的出席人数。

然而,小规模的教会却出乎意料地信实。 FACT调查发现,小型教会每周日确实出席教会的会员比例最高。 他们对教会的人均奉献额最高,而且更有可能在教会做志工服事。

由于小型教会通常有兼职或无报酬的神职人员,他们在人员配备上的花费也较少,这就为宣教和地方事工腾出了预算。

身为一个27岁的单身青年,迦勒有时间和精力每周投入多达70小时参与在三个不同的事工中,但他感到力不从心。 克莱默市的教会有一些有青少年孩子的家庭,因此他们需要青少年事工。 成长中的事工需要牧师投入更多的时间,但这三个事工都依赖他,他能做的实在有限。

“这是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迦勒承认。

戴蒙德维尔联合卫理公会位于一个有着200人口的小镇上;教会的20名会友占当地人口的10%。 迦勒承认,这间小教会并未计划着“成长”,FACT调查发现这种情况在最小型的教会中很常见。 但它们的会众希望在教会仍存在的时候,尽可能地服事他们的社区。

当会众得知当地一间幼稚园班上有名学生没有冬天可穿的大衣时,他们主动联系老师,不仅买了一件大衣,还买了学生所需的鞋子和衣服。 当社区里一家基督教托儿所搬迁时,教会透过卖汤筹集了500美元用于翻新。

迦勒说,他的会友们都对自己的教会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是那些已经参与教会活动超过半个世纪的会友。

虽然卡罗尔·博耶(Carol Boyer)的家离戴蒙德维尔有20英里远,她还是会开车经过其他卫理公会教会,来到她成长并度过了几乎整整75年时光的教会。 她的曾祖父母于1842年帮助创建了这间教会。 她说,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个星期天,人们都会从家里涌现,汇集成一条队伍,一起走去教会。

现在,前往教会的人流少了很多,这让卡罗尔很沮丧。 她说,教会成员一直在邀请戴蒙德维尔的居民,甚至把毯子和邀请函送到镇上的每个家庭。

她说:“我告诉人们,‘我不需要你们的奉献,我需要你们的光临。’”

在两年的教牧生涯中,迦勒发现乡村小教会很乐意让牧师尝试新事物。 他说:“我们的规模这么小,能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是一种祝福。”

密西西比州格林伍德的第一浸信会每周平均有125人参加聚会,并没有立即面临关闭的危险,但教会的座位也没有座满人。 FACT调查发现,像第一浸信会这样的中型教会的规模已不如以往。 在美国,101-250人的教会占美国教会的21%。

第一浸信会的主任牧师科林·蒙哥马利(Collin Montgomery)说,这间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国的重建时期(1865-1877),近几十年来已大幅衰落,但过去两年来一直在 努力振兴教会。 由于聚会人数减少,这间拥有600个座位、历史悠久的教会礼拜堂感觉空荡荡的,因此教会一有机会就向当地社区敞开大门。

一所私立特许学校在周间租用教会的教室。 《青年生命》(Young Lives)是一个为未成年母亲设立的事工组织,他们也使用第一浸信会的空间举行会议,一个刚起步的行动怀孕诊所的董事会也在第一浸信会举行 会议。

有近十分之六(58%)的中型教会为外部团体提供场地,其中约有一半的教会不会收取场地使用租金。 虽然多数的外部团体都是支持性质的团体或非营利组织,但FACT调查发现,教会接待了各式各样的组织,从4-H俱乐部到瑜伽班都有。

在美国加州的罗斯维尔,谷泉长老教会在周间接待非常多外部团体,以至于它几乎能被视为一个非正式的社区中心。 自COVID疫情发生以来,谷泉教会周日的出席人数一直徘徊在250人以下,有40多个家庭在YouTube上观看直播。 但这间教会已然是社区活动的中心:学前班、县青年管弦乐团和唱诗班、社区活动和拼布协会都让教会在周间向外保持开放。 谷泉教会也将教会场地租给另一间教会。

社区团体的租金帮助抵消了教会建筑的成本,因为这栋建筑的抵押贷款原本由250多名会友分担。

科林牧师承认,额外的租金收入对教会有所帮助,但教会寻找租户并不只是为了钱。 教会希望利用这间历史建筑成为社区的祝福。

虽然教会希望能继续发展壮大,但科林牧师说,目前教会的规模有助于使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受欢迎的地方。 他说:“这样的规模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人们感觉彼此很熟悉,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很好地动员起来。”

谷泉教会和第一浸信会都有每月只来教会一次的会友,例如当教会举办足球比赛或湖边旅行等活动时。 但那些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的人都深深委身于教会。 谷泉教会的主任牧师布拉德·安德森(Brad Anderson)指出,自COVID疫情发生以来,教会收到的奉献有所增加。

“小规模的教会较容易有亲密感及亲和力,富有资源的大教会有其优势,而在某些方面,中等规模的教会既做不到真正的亲和力,同时也无法提供太多的活动,因此 它们正在衰落,”FACT所长斯科特·图玛(Scott Thumma)说

FACT研究发现,如今有一半以上的教会(52%)表示,教会的出席率至少下降了5%。

但杰夫·基迪(Jeff Keady)认为,中小型教会的事工非常宝贵。 他和约翰尼·克雷格(Johnny Craig)于2013年创办《200人教会》播客,鼓励那些带领每周出席人数约200人左右教会的牧师。

基迪说:“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教会在全国家庭生活里成就大量的事工。”见到为小型教会牧师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多,让他很受鼓舞。 在美国,95Network, New Small Church, Grow a Healthy Church,和Small Church Pastor等事工和组织提高了小型教会作为一种有效的事工方式的地位。

但是,当大教会拥有更多会友和更多的行销预算来传福音时,小教会的成长速度就显得缓慢无比。 2020年,有60%的基督徒参加美国规模最大的前10%的教会,且大教会的参与人数也增长得最多。

“当前10%的教会拥有全美国60%的基督徒时,留给其他教会的人就不多了,这是个挑战,”图玛说。

虽然最大间的教会吸引最多的参与者,但并不一定能留住他们。 基迪注意到,美国最大的教会人员流动率非常高。 而即使是那些加入教会成为会员的人,也不太可能会在教会进行有意义的互动。 哈特福德的研究表明,在规模最大的教会中,自愿服事的人数比例最小,人均奉献量也最少。

基迪不想贬低大型教会,但他担心的是,当“默默的/匿名的聚会”成为一种常态选项时,这些教会应如何帮助培育会友有深厚的信仰?

图玛说,虽然这些大型教会有足够的规模来举办精彩的活动,但他们往往无法向身处的社区团体提供使用空间,因为这些教会在周间也需要举办教会活动。

但是,大型教会的领袖们,即那些定期聚会人数在2000人以上的教会领袖们,已学会透过让成员参加小组来应对周日早上人满为患的牧养情况。

2020年,有90%的超大型教会小组为其“培育基督徒和灵命塑造策略的核心”,而2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50%。

图玛指出,在他进行这些研究的20年中,2020年标志着教会出席率的中位数变化首次出现负值(-7%)。 他说:“教会平均而言在某些层面的表现比过去20年更疲弱。这让人很惊讶。”

但令他感到鼓舞的是,有四分之一的美国教会现在是多元民族的教会(这意味着有20%或更多的教会会友是有色人种),尽管最大型的教会往往拥有更多 样化的种族和年龄组合。 而各种规模大小的教会如今已视Facebook等科技产物为与教会建筑之外的人们建立连结的重要工具。

牧师们不会掩饰他们的教会目前正面临的障碍,但他们仍充满盼望。

“我深爱着我们的教会,”科林牧师说。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上帝正做着更多伟大的事。”

梅根·福勒(Megan Fowler)是本刊的特约撰稿人,常居于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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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还是人民对宗教设下更多限制?

皮尤研究年度报告对1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级,其中每10个国家和地区就有9个会骚扰信仰群体。中国和奈及利亚的得分最糟。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进入主日礼拜堂

伊拉克的基督教青年进入主日礼拜堂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6, 2024
Spencer Platt / Getty / Edits by CT

今天,在世界各地,政府对宗教的限制达到史无前例的高,然而民间对宗教的敌意却在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其对198个国家和地区(包含当地民众)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限制的程度进行的第14次年度分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除了八个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对宗教团体某种程度上的骚扰纪录。

本月稍早发布的《2024年报告》主要从联合国、美国、欧洲和民间社会共十多个资料来源汲取信息,主要反映2021年世界各国的情况,这是有完整数据可查的最近期的 一年。

在皮尤研究里,“政府限制”项目的10分制中,全球中位数首次达到3.0分,自2007年1.8的基线分以来持续稳定上升。 整体而言,有55个国家(占整体28%)政府对宗教限制的程度被标记为“非常高”或“高”,仅比去年的57个国家少一点。

尼加拉瓜因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干预而受到关注。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得分为5.9,高于其4.7的基线分。 亚太地区从3.2分上升到4.2分。 欧洲从1.7分上升到3.1分。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1.7分上升到2.6分。 美洲从1.0上升到2.1。

皮尤研究中心评量的20项政府限制措施包括“禁止特定信仰、禁止皈依、限制传教或给予一个或多个宗教群体优惠待遇。”

其中一些限制涉及COVID-19期间的政策,如加拿大对仍开放聚会的教会罚款。

另有13项来自个人或团体对宗教展现敌意行为的评量,包括“与宗教有关的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群众滋事/宗派暴力、因宗教原因骚扰他人衣装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与宗教有关 的恐吓或侵害。”

各国民间社会对宗教的敌意自2018年达到2.0的高点后持续呈现下降的趋势,降至1.6分,是自2009年1.2以来的最低分。 但仍有43个国家(22%)评分达到“非常高”或“高”,尽管比2012年共有65个国家得到高分要少得多。

奈及利亚因穆斯林牧民和基督教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被特别提及。

民间社会敌意的地区差异顺序与政府限制的顺序一致。 中东和北非地区得分为 3.6,在2012-2014年达到高峰后,回到3.7的基线附近。 亚太地区从1.7分上升到 1.9分。 欧洲从1.2分上升至1.9分。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0.4分上升到1.3分。 美洲从0.3分上升到0.8分。

只有四个国家在两个类别中都达到“非常高”的评分: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和叙利亚。

中国(得分最高,9.1分)、阿尔及利亚、亚塞拜然、印尼、伊朗、哈萨克、马来西亚、马尔地夫、缅甸、俄罗斯、沙乌地阿拉伯、新加坡、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也是在政府限制得高分的 常客。 今年,巴基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一同上榜,汶莱和厄利垂亚则退出榜单。

在民间社会敌意方面被评为“非常高”的国家较少,但屡犯者也包括印度、以色列和奈及利亚,其中奈及利亚的得分最高,为8.9分。 今年没有新的国家上榜,伊拉克、利比亚、马利和索马利亚则退出了榜单。

皮尤研究的评分采用等级制。 每项指数中排名前5%的国家被评为“非常高”,接下来的15%为“高”。 之后的20%被归类为“中等”,其余60%为“低”。 (虽然皮尤认为北韩在宗教限制上明显高分,但由于独立观察员无法定期进入北韩,因此未将其纳入报告)。

多数国家在这两项指数的得分几乎没有变化。 只有16个国家的综合得分略有上升,达到1.0-1.9或更高,只有9个国家的综合得分出现下降。 只有苏丹一个国家的政府限制指数下降了2.0或更多,因为该国的新宪法将叛教行为非刑罪化。

在民间社会敌意方面,只有土耳其和玻利维亚出现下降,其中玻利维亚与往年一样,没有关于新来的宣教士被驱逐出土著地区的报导。 相反的,乌干达和黑山共和国的得分上升了2.0,后者是因为清真寺遭到破坏,基督教传教过程受到骚扰。

根据皮尤的调查,各国境内最常见的骚扰来自政府。 每10个国家中就有超过9个国家(共183个国家)至少发生过一起骚扰事件。 每10个国家中就有8个以上(共160个)发生来自民间的骚扰事件,有157个国家同时有这两种骚扰事件。

皮尤也统计了世界各地的武力或暴力类型。 因宗教信仰而有财产上的损失在105个国家中最为常见,其中欧洲的发生率最高,达71%。 中东和北非地区在所有其他类型的暴力事件中所占比例最高,全球共有91个国家曾发生人身攻击事件,77个国家曾发生拘留事件,38个国家曾发生流离失所事件,45个国家曾发生杀戮 事件。

衣索比亚在内战期间有78名牧师死亡。

基督徒和穆斯林仍然是受到骚扰最广泛的宗教群体。 骚扰基督徒的国家数量从155个增加到160个,高于基线总数(107个)。 骚扰穆斯林的国家从145个减少至141个,但仍高于96的基线数字。 骚扰犹太人的国家也从94个减少到91个,但2007年只有51个国家记录在案。

其次是巴哈伊教徒、锡克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等“其他宗教”在64个国家受到骚扰,然后是民间宗教,在40个国家受到骚扰。 针对佛教徒(共28个国家)、印度教徒(24个国家)以及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人文主义者等“无宗教信仰”类别(27个国家)的干扰行为并不普遍。

皮尤报告的一个新特点是追踪“向宗教团体提供福利”的国家。 共有161个国家符合条件,其中127个国家支持宗教教育,107个国家为宗教建筑的建设或维护提供资金,67个国家为神职人员提供一定程度的补偿。 在后者之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36个国家)给予某些宗教优惠待遇。 然而,这之中同时有149个国家的政府会骚扰信徒或干涉他们的宗教活动。

皮尤指出,沙乌地阿拉伯会向伊玛目发放津贴,但限制他们讲道的内容。

除了对国家进行统计外,皮尤还整理了数据,以衡量宗教限制和敌意行径对人类广泛范围的影响。 在25个影响范围最大的国家中,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和奈及利亚的整体平均影响最高,这些国家占2021年全球78亿人口中的58亿。 日本、美国、南非、义大利和巴西排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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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死亡的看法改变了我

哥林多教会需要上帝大能的提醒。我们也一样。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6, 2024
Illustration by Duncan Robertson

有一句拉丁语如今已成为《公祷书》的一部分:“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 意思是,“在生命旅程中,我们在死亡之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生活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现实是,有越来越多的“坏消息”电话或电子邮件以“我很遗憾地说⋯⋯”开头。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葬礼占据了我行程表上空着的位置。 这点倒是不让人惊讶。 我们都在老化。 而衰老,总是毫无例外地领着我们走向死亡——我们在死亡之中。

而我一直有意识地逃避这个现实。 或者说,我总是下意识地逃避它,让自己忙碌于思考、阅读、演讲、写作、照顾家人等等。 也许身为一种为了让自己持续前进而对自己说谎的例子,我总是世界上最乐观的那种人,告诉自己死亡并不适用于我——或至少我活得好像死亡并不会发生在 我身上。

当然,死亡在我的小圈子里并不陌生。 我曾嗅到那可怕的气息,哪怕只是短暂的。 它的气味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你永远不会忘记。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用她父亲的猎枪自杀了,然后被她的哥哥发现。 在她的葬礼上,在加勒比海岛无情的烈日下,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它的邪恶和力量让我止步不前。

几年后,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表弟——基本上就像亲弟弟那样——因为服用过量的吗啡,被他的兄弟发现时已经逝去。 那股味道再次袭来,甚至透过电话传来,但在葬礼上最为真实:死亡的味道,它的力量,以及我们在它面前的无能为力感。 自那时起,我双方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了,死亡的气息一次又一次地从我身边飘过。

但直到现在,当我步入中年,在等待自己身体(而非他人身体)的检测结果时感到一阵恐惧,我才意识到,除非耶稣很快再来,否则我将死去。 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让我明白,即使我的生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现实是,死亡正朝着我走来。

和我相比,使徒保罗更接近(也更快经历)死亡。 首先,他活在一个没有抗生素、疫苗或现代医学的世界。 一个简单的感染都可能是生命进入终结阶段的开始。

身为使徒,他给了我们几份他所受的苦难的清单,其中一份出现在哥林多后书: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哥林多后书4:8-12)

保罗在传道期间也曾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林后11:23-30)。 在耶路撒冷,他差点被一群危险的暴徒杀死(徒21:27-36)。 后来,在前往罗马接受审判的途中,他在地中海一次不明智的旅行中差点淹死(徒27)。

保罗不只是使徒,也是个牧师。 这意味着他可能很常与那些即将死去的人坐在一起祷告(腓2:25-27)。 他可能经历过许多主内弟兄姊妹的葬礼。 根据使徒行传20:9-10,保罗使一个听讲道时昏睡摔死的年轻人复活。 这个年轻人从窗户上摔下来,很可能当场死亡。 保罗像古代先知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放在年轻人身上,使他起死回生。

保罗对自己死亡的看法在腓立比书展露无遗,他甚至写道:“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 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腓立比书1:21-22)”

虽然保罗从他人的死亡和自己濒临死亡的经验中闻到死亡的恶臭,但可以说,让保罗反思最深刻的死亡是耶稣的死亡。保罗着迷于基督的死亡。

透过阅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圣灵的帮助下,试图弄清楚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为什么祂必须死? 为什么祂要死在被诅咒的十字架上? 这种可耻的死法对耶稣的身分有什么启示性的意义? 祂的死告诉了我们耶稣与上帝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事实与以色列、世界和保罗本人有什么关系?

保罗是位十字架神学家。他不断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罗马文化中,这种宣扬很愚蠢,但对保罗和早期的基督徒来说,却是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荣耀地复活了,死亡在永恒里被击败了。

新约里充满关于耶稣复活的表述。有时,耶稣复活的教导蕴含在比喻中;有时,耶稣的复活又以世界末日的形象所表述。然而,哥林多前书第15 章对祂的复活进行了最详细的分析解释。

保罗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建立教会,之后,他去到其他地方继续宣教。 显然地,保罗的离开严重削弱了曾经生气勃勃的哥林多教会。 在他离开不久后,他们就被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所吞噬,这种方式与保罗教导他们的内容大相径庭。 他们的行为其实与不信主的人没有太大差别。 他们之间充满分裂、骄傲、性欲的罪恶表现、自私和属灵恩赐的滥用。这一切都表明,哥林多教会的会众缺乏基督徒的本质——基督在十字架上表达的爱。

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保罗必须回到基础:福音本身。 因此,他在第15章开头提醒哥林多教会福音的内容及其可信性。 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林前15:2)。

然后他详细阐述了福音:“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15:3-4),因为哥林多的基督 徒发展出充满问题的对福音的看法。 在第1-4章中,保罗纠正了他们对耶稣受难的看法,然后在第15章中,保罗纠正了他们对耶稣复活的看法。

哥林多人对复活的质疑似乎有两种层面。 首先,有些人声称复活是不可能的(15:12-19)。 保罗反驳了这种说法,提醒他们基督确实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这是圣经所应许的,也是使徒们(包括保罗)和许多其他人所见证的。 既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声称“复活是不可能的”就是错误的。

最重要的部份是,我们要注意保罗是如何论证复活的真实性的。 我们尤其要注意,保罗没有使用形而上学的论点。 他没有像某些宗教哲学家那样,认为复活是现实本质的一部分,死后总会有新生。

诚然,保罗使用自然世界来解释复活是如何发生的,但这并不是他论证的基础。 相反的,套用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保罗使用自然界作为“真理的世俗比喻”。

例如,保罗不认为我们能透过观察一年四季来证明复活存在。 冬天的死亡总是伴随着春天的生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从死亡到复活的运作也体现在现实结构中,以此证明复活存在。 如果是这种方式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仅仅只是更大现实里的一小部分。

相反的,保罗的论证是从具体的例子延伸至一般人的例子。复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非反之亦然。 对保罗而言,现实世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 对基督徒来说,喜乐总是在苦难之后发生,星期五之后总是星期天,因为耶稣就是这样。

哥林多信徒对复活的第二个问题似乎是关于“如何发生的”。在脆弱的躯体腐烂后,我们如何可能得到荣耀的、不可朽坏的躯体? 我们怎么可能不是以某种模糊的属灵方式复活,而是以“物质实体”的方式复活且不再朽坏? 这确实是个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而保罗并没有照着这样的思路回答。

我自己也会第一个承认,当我不明白某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时候,我很难相信它。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起作用。 就像我无法明白一架巨大的飞机是如何起飞、降落和在天空中飞行的。 但飞机确实能做到!

为了帮助哥林多人克服他们的不信,保罗举了个例子:当一粒种子入土时,它看起来像是种子的样子。 然后,经过腐烂之后,它再冒出来的样子就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个不同的身体。 保罗说,与此类似,人的身体也会经历腐败和腐烂,但在神的大能下,它会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新的物质、荣耀的身体复活。

如果要总结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你相信上帝的大能吗? 因为保罗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这位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他以胜利的心态结束这一章:

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哥林多前书15:53-57)

这是不可能理解的,但保罗相信。 他相信这个真理,因为他相信上帝的大能在耶稣的复活中彰显出来。 奥古斯丁谈到这段经文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从无到有创造万物的上帝,竟然用人的肉体创造了天国的身体。⋯⋯难道在你尚且不存在的时候就能创造你的神, 不能再次创造出你曾经的样貌吗?”

死亡是真实的。 我们的身体在分解,在腐烂。无论我们多努力,自然生命的高速公路只有一个方向:从出生到死亡。 有时,即使在我们身体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死亡也能以意外事故、意外的疾病和暴力等剥夺生命的方式出现。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在生命旅程中,我们在死亡之中。

我的盼望是,我这具每天都在衰弱的躯体有朝一日能像耶稣一样不朽地复活。 祂身为初熟的果实走在了我的前面。 我将跟随祂,因为祂的爱透过复活的礼物传递给我们,甚至比死亡更强大。

我们可以活在这样的知识中:耶稣基督的复活包含着比死亡本身更伟大的现实。 我们因信与祂连结,即使在怀疑和遭遇苦难的时候,也知道这必朽坏的身躯终将披上不能朽坏的外衣。

奥斯瓦尔多·帕迪利亚(Osvaldo Padilla)是桑福德大学比森神学院的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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