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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的作者巴刻去世,享年93岁

这位影响广泛的福音派神学家为教会留下了最后一课:以各种方式荣耀基督。

J. I. Packer

J. I. Packer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8, 2020
Courtesy of Cro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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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因内尔·巴刻(James Innell Packer),被许多人称为J.I.巴刻,是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之一。 他于7月17日星期五去世,享年93岁。

1926年7月2日,巴刻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郊外的一个村庄。

他出身卑微,生于一个他称之为下中产阶级的家庭。 家中和教会里的宗教气氛是名义上的英国圣公会传统,而不是以基督为救主的福音派信仰(在他的母会里,没人就这一点教导过巴刻)。 改变巴刻人生的童年经历发生在他七岁的时候。当时他受人欺负,被从校园里赶到格洛斯特繁忙的伦敦路上,结果被一辆运面包的货车撞倒,头部受重伤。 于是在以后的人生里,他头部的一侧一直有一个明显的凹痕。 然而,对于这神意所赐,从儿时开始即伴随他一生的记号,巴刻并无可抱怨,欣然接受。

对于巴刻,比这一事故更重要的是他的皈依基督,这发生在他进入牛津大学开始本科学习后的两周内。 1944年10月22日,在参加由“校园团契”在校分会所组织的福音活动时,他决志信主。 虽然巴刻是一个认真攻读古典学学位的学生,但他的牛津生活心之所系却是属灵方面的。 是在牛津,巴刻第一次听到鲁易士的讲座。 虽然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个人往来,鲁易士对于巴刻的生活与事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1952年,当巴刻藉着对理查德·巴克斯特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离开牛津大学后,他并没有立即开始他的学术生涯,而是在伯明翰郊区当了三年教区牧师。

巴刻有着多变的职业生涯。 其前半部分是在英格兰度过的,后来移居加拿大,度过另外一半。 在英国时,巴刻曾在布里斯托尔的几家神学院任各种教职。在此期间,他还曾在牛津的拉蒂默中心任主任近十年,这是一家在英国国教会中代表福音派利益的智库。 在这个岗位上,巴刻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福音派领袖之一(另外两位是斯托特和钟马田)。 1979年,巴刻转到温哥华的维真神学院就职。这一举动震惊了福音派世界,但在他的余生中扩大了他的影响力。

尽管巴刻是一个谦逊的人,拒绝成功学,但在别人看来他的人生确实是像一个成功的故事。 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义与神的道》(1958年出版),在第一年就卖出了两万本,此后不断再版。 2005年,《时代》杂志将巴刻提名为25位最具影响力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 根据《今日基督教》就塑造福音派的50本书进行一的项调查,巴刻的《认识神》一书排在第五位。 他的名气和影响力不是他本来要追求的。 他坚决拒绝培养追随者。 相反,他是靠着他的打字机成名的(他一生都用它来撰文、著述)。

因为巴刻担任了这么多角色, 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他有多个职业。 他以教书为生,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就是位教授。 但全世界大都知道巴刻是一位作家和演说家。

巴刻作为演说家的名声可与他作为作家的地位相媲美。 在这两个领域,他的慷慨是无人可比的。 巴刻从不会有因为观众太少或者场地太小而不尽最大努力的。 在几乎有求必应这一点上,他的出版生涯可以当作案例来研究。 他的标志性著作《认识神》(已售出150万本)源于一家小型福音杂志编辑约稿的双月文章系列。 他的第一本著作《基要主义与神的道》则源于与一群学生的对话(出版商约稿一本小册子,但巴刻却写成一本书)。 也许历史上没有人比巴刻为别人的书写过更多的背书和序言。

在他的著述和演讲中,巴刻都是作为研究清教徒的学者知名,但他也是一个敬业的教会神职人员,说自己的教学主要是为教育未来的牧师,他花了大量时间在教会各委员会中服事。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与《今日基督教》的关系为巴刻提供了一个著文评论的平台,而他也经常就各种文化话题做出评论分析。 巴刻还有一个职业是争论者(他向我交心说,这是出于必要,而不是有选择的)。 尽管职业面这样宽广,巴刻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神学家,因此我们可以将这视为他的主要职业。

当谈到某位逝者留下的影响时,我们经常会错误地就某种无法预测的推测性身后影响进行考虑。 巴刻留下的主要遗产,在于他生前对基督教世界各种事件以及人们生活的影响。 这是无可争辩的遗产,我将强调列出我所认为的,巴刻一生中影响基督教发展方向的最主要几个方面。

巴刻的第一本著作是为圣经的权威辩护。这既是他一生激情所在,也是他对福音派教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巴刻非常坚定地相信,圣经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话语。 他提倡被认为不合时尚的圣经无误论的信条。 就圣经的可靠性,他出版了多本著作。 他担任圣经英语标准版的总编辑,称该项目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 巴刻使福音派在圣经权威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 就我个人而言,在巴刻的遗产中没有哪个比这个对我更重要了。这始于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从家乡的一家基督教书店的书架上,抽出一本平装本《基要主义与深得道》的那一刻。

面对自由化的趋势和攻击,巴刻如何成为保守福音派的发言人,是他一生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当巴刻满意地回顾他十年来在“圣经无误国际理事会”所起的领导作用时,他谈到在圣经无误问题上“守住战线”。 这一比喻也适用于巴刻倾尽心力的几项事业。 在许多神学问题上,诸如圣经的性质及其解释、妇女在教会中的角色以及教会对同性恋的立场上,巴刻帮助守住保守福音派的立场。 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从过去寻找真理。 在《认识神》一书中,他引用了耶利米书6:16所勾勒的景象“古道… 是善道”,声称他的书是对遵循旧路的一个呼召。

巴刻一生中另一个统领主题是他对普通人的尊重。这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 对于在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那些与普通人的共同点,巴刻从未丧失过。他作为后世清教徒的身份,也抚育了同样的精神。 虽然巴刻可以写出最好的专业文章,但他感受到的呼召是写能让非神职人士看懂的中等专业水平的学术文章。 他从不追求名利。 为对他表示敬意而出版的作品集的标题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为神的子民研究神学》。 当Alister McGrath将巴刻归类为神学理论家而不是神学家时,巴刻感觉“这真是一大发现”,并因此得出结论,他是“一个针对成年人的教理学家”,致力于向普通基督徒系统地传授教义。 巴刻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会因从未完成或发表过自己的系统神学著作而痛苦,因为他认为,为非神职人员写非正式的神学著作是他所受的呼召。

巴刻人生遗产的另一部分,是他堪称楷模的基督徒品格,为那些认识他的人效仿,并激励他们。 他的敬虔在每时每刻都很明显,对于与他相处过的人,有他在身边真是一种祝福。 他的话语是智慧的言语。 他很勤奋,但同时对自己的时间并不吝啬。 与他所爱的清教徒一样,巴刻认为,基督教信仰既基于清晰的思维,也与心灵紧密相关。 巴刻以最优雅的英国方式精确地陈述,但同时也散发出属灵的温暖。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见过巴刻的人,立刻会感觉到他是我们在信仰中的属灵亲友、旅途上的伴侣。 真实的属灵音符是清晰的。

巴刻的作品表明,什么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以及他认为教会应该最看重什么。 因此,巴刻的部分遗产在于帮助基督徒制定正确的议程,去关注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情。 巴刻的优先顺序是这样的:圣经、教会、正确的神学、生活的圣洁,以及职业。 巴刻就如此广泛的主题写作,不仅是因为他思想活跃和宽广,而且因为他倾心于让基督徒在所有与生活有关的主题上都正确地思考。 巴刻对于每个领域的真理都充满了热情。

同时巴刻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他终生都是忠实的圣公会教徒,但在福音主义的不从国教派中同样感到轻松自在,同时也许在改革宗圈子里最具影响力。 他是典型的英国人,但他成年后一半的时间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另外更有意思的是,他在美国影响最大。 尽管巴刻是同时代最著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之一,但他从未在哪所名校里有过显赫教职,也从未长期就职于一个高知名度的牧师职位。 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性格平静,却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争议的中心,经常受到诋毁。

如果我们问,一个专心于自己事情的安静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著名和有影响力?答案是,巴刻发表的著作是他思想的传播工具。 因此,他的一生就是对文字写作、出版的威力的一个见证。 由于他的作品,巴刻也成为广为人知的讲员。 在写作和演讲两个方面,他的内容总是深思熟虑、充满逻辑、清晰和充实。就他所要呈现的大量材料,他经常会发现时间不够。

巴刻将自己取得的名声和成功归于神的恩赐,很明显情况就是如此。 他原本没想出名。 他只是完成了放在面前的任务,结果会怎样则交托给神。 在客厅里和青少年交谈,与在拥挤的礼堂里发表演讲,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任务。 归根结底,巴刻服事的是神的国和它的王。

在晚年,当被问及他留给教会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时,巴刻回答道:“我想我可以把它归结为这几个字:以各种方式荣耀基督。” 因为巴刻一生的事迹,以及他现在对世界的影响,这句话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

Leland Ryken是惠顿学院的退休英语教授,他在那里任教半个世纪。 他著有巴刻传记,题目是《巴刻宣讲福音的一生》。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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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的道路上跌倒

我们所蒙不妥协的忠心的呼召, 在其中可有奇异恩典的空间?

Wang Ming-Dao

Wang Ming-Dao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5, 2020
Portrait by Joel Kimmel

有人问我今日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我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 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像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那样在任何阻力之下仍然传扬福音,那样只本着神的话教训人。 谁能这样作,谁便能蒙神赐福,被神重用。 他们要遭遇使徒所遭遇的,他们也要成就使徒所成就的, 神的荣耀和大能要借着他们彰显出来,如同当日借着使徒彰显出来一样。——王明道,摘自王明道《顺从人呢?顺从神呢?》

逼迫的效果往往与迫害者所计划的相反。 教父特土良写道,忠心的基督徒的殉难实际上刺激了早期教会的成长:“我们越是常常被你们碾轧,我们的数目就增长得越多;基督徒的血是种子” (《护教辞》) 。 当牧者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殉道者的故事在他们事奉的最黑暗的时刻可能是很大的鼓励。

但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些殉道的叙述会让读者觉得,那些忠心地为基督受苦的人很少经历恐惧或诱惑的挣扎。 例如,按照爱任纽的讲述,当卫兵准备把坡旅甲钉在十字架上时,他说,“让我就这样,不必钉我;那位赐我力量忍受烈火的,也必赐我力量,让我不用钉子固定,也能在木桩上纹丝不动。” 虽然像坡旅甲这样的故事可能带给人鼓励,但他们也可能给牧者带来强烈的罪疚感——当诸如充满张力的预算会议这样简单的小事都会让牧者质疑他们的呼召时。

当我们倾向于相信真正的忠诚需要绝对完美的决心时,记得中国牧者王明道的一生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虽然他的信仰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他也经历过导致妥协的惧怕。 王明道的生平和教导提醒我,基督“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的宣称是针对所有的人,包括牧者和平信徒的。

忠心、妥协和恢复

王明道是在北京的一间基督教教堂和学校长大的,但他直到14岁才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一次重病中,他向上帝许诺,如果他幸存下来,他将放弃他预定的政治职业道路,进入全职事奉。

王明道把自己的名字从”永盛”改为“明道”,20岁前开始在长老会学院教书。 1923年,他在家中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1937年成为北京基督徒会堂。

在日本占领北京(1937年开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他对基督的忠心受到政治势力的挑战。 在这两个时期,政府都试图利用当地的教会来促进政治目标的达成;在这两个政府之下,王明道都见证了基督徒屈服于政治压力的现实。

在日本人占领期间,王明道拒绝让他的基督教刊物《灵食季刊》被日本政府用作宣传工具。 王明道还拒绝将他的教会与1942年成立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担心日本政府利用该委员会影响中国教会。 他收到来自日本当局的许多威胁,以至于他购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中。

伴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产生了三自爱国运动。这是一个国家批准的、跨宗派的新教组织,它试图将中国基督徒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绑在一起。 当政府要求教会领袖加入三自运动的压力不断增加的时候,王明道拒绝投降。 他的理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教义性的。 许多加入三自运动的人否认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圣经的默示、童女怀孕、赎罪和基督的身体复活。王明道不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怎么能违背良心与他们交往,好像他们真是基督徒一样?

三自运动的领导人被激怒了,命令王明道加入他们的要求变成了威胁和迫害。 王明道的反对者为了孤立他逮捕了最亲近他的人。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引用马太福音26:45(“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讲了一篇题为《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的道。 他在讲道中说,为了向神尽忠,我们甘愿做出牺牲。 不管别人如何歪曲事实、毁谤我们,我们都因为信仰而坚定不移。 同一天,他与妻子和18名教会同工一起因“反革命”罪被捕。 他们被用绳子绑住,押到监狱,在那里的几个月里狱友(在当局的引导下)跟王明道分享了如果他拒绝合作将遭受的酷刑的恐怖故事。

这个策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多年的压力和迫害终于把王明道压垮,他承认了虚假的指控。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第二天,他在一个三自运动的集会上宣读了承认他的“罪行”的悔过书。 王明道的跌倒既非微不足道,也不是私人性的。

但王明道从监狱获释并没有终结他受到的折磨;它只是把折磨从外部转移到内心。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为了人身自由而牺牲了什么。据大卫·艾克曼说,许多人讲述他们看到王明道在北京街头游荡,重复说着“我是彼得,我是彼得”。

获释后,王明道本应加入三自教会,宣讲政府批准的信息,但他无法让自己这样做。 最后,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收回了他签名的悔过书。 王明道再次被监禁,在那个监狱里他被关押了22年。 由于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他于1979年获释。 他失去了所有的牙齿和大部分的听力和视力,但他的信心仍然完好无损。 他和妻子在他们住的公寓里教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直到1991年王明道去世。

”我是彼得”

1983年,在出狱仅四年后,王明道写道,

有人问我今日的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 我回答说:“走使徒的道路。” 那就是说,跟着使徒的脚踪走,像他们那样勇敢刚强、那样不怕恐吓、那样不顾性命、那样至死忠心、那样不讨人的欢心,

在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妥协之后,王明道呼吁其他人不屈不挠地向神尽忠。 在他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在受苦中坚忍呢? 从他重复所说的话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我是彼得,我是彼得。”

王明道呼召基督的追随者“跟着使徒的脚踪”向神尽忠。 他多年的忠心忍耐类似于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勇敢地传扬基督的信息,而他避免迫害的妥协则跟门徒在基督上十字架受难前抛弃主类似。 任何在使徒的道路上行走的呼召都必须为人的软弱这一现实提供空间。 寻求宽恕和经历救赎是在信仰上不妥协的呼召的一部分。

甚至在他被监禁之前,王明道就对可能屈服于诱惑的信徒表现出了同情的敏感。 他在讲道中说:

教会中有许多像彼得一样的圣徒。 他们因为一时的软弱,跌倒失败,得罪了主。 …这时他们最需要明白主的赦免与饶恕,最需要知道主的慈爱与怜悯。

王明道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话最终会适用于他自己,但他寻求饶恕和最终回到监狱的榜样揭示了他早期教导的全部含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王明道来说,他的妥协可能让他在社会上获得显赫的地位,而他后来的悔改使他回到了监狱。 相比之下,当我们看到今天一些基督教传道人陷入一些严重的、公开的罪时,我们常常会目睹这些传道人在离开事工仅仅很短一段时间后就试图重获他们的公共事奉平台。

王明道的例子向我们表明,终身事奉的呼召跟终身拥有事奉平台的呼召不一样。 他被神的赦免所恢复的,不是自由或名望,而是22年的囚禁和折磨。 虽然被囚禁——也许正因为被囚禁——他仍然能彰显"神的荣耀和大能”。

使徒彼得的生命就是忠心的恢复的样板。 虽然他在十字架前三次否认基督,但他的主后来恢复了他的事工。 基督三次问他,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吗?

彼得心里伤痛,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约翰福音 21:17~19)

彼得后来在早期的教会里做了大事,但他是在经常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事奉,正如耶稣所预言的,他忠心的事工最后导致他殉道。 基督教领袖真正的恢复不是通过是否重新得回名人的地位或牧职来衡量,而是通过恢复以悔改和信心为标志的生活来衡量。

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的事奉

牧养教会引导我面对自己的有限,这是我的其它工作不可能达到的。 我个人的罪、我的缺点和无能都会因为牧养的工作浮出水面。 如果说我曾经感到需要个人的谦卑和神的恩典,那就是在牧养事奉中。

没有基督徒,甚至没有牧师,对罪完全陌生。 经常性地认识罪、认罪、离罪悔改,是忠心牧养工作的必要环节。 尽管牧师的公开失败可能令人沮丧,但耶稣基督对牧师的牧养不亚于对平信徒的牧养。 他是大牧者,所有真正的信徒都是他的羊群的一部分。 我发现经常提醒自己,虽然神呼召我做牧人,但我也永远不会停止做羊,是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在试探和苦难中驾驭牧养事奉,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觉得王明道的故事特别清楚地传达了在困难面前对基督彻底忠心的必要性和我们作为人的脆弱的现实。 作为一个被呼召在信仰上不妥协的牧师,我永远不会忘记对主恩典的需要。

约翰·吉尔是加州浸信会大学基督教研究副教授及加州里弗赛德救赎者浸信会的门训牧师。

基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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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信念发声的时候,我们应当彰显神的荣美

在努力行义事的时候,反倒容易忘记行事的正确方式。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1,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Mike Von / Unsplash

[Read in English]

在某位国会众议员的办公室外面,举着自制抗议标语的基督徒和身着长袍、戴着罗马领的神职人员在游行,就美墨边境上寻求庇护的家庭被拆散一事提出质问。 他们一起高呼,“留下孩子,递解种族主义者!” 还有, “把他们关起来!” 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为美国边境巡逻机构工作的人。 在抗议拆散亲子的非人道丑行的同时,作为报复,他们将另一方进行同样的非人化处理,要求取消他们的权利、限制他们的自由。

在为移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基督教非营利机构的办公室里,当地教会的志愿者帮助年轻移民填写DACA申请。 这些年轻男女在还只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和家人一起来到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属于无证移民,无论是在美国生活、工作或上大学,都要时刻面临着被驱逐出境的威胁。 一起吃着甜甜圈、喝着咖啡,志愿者们与急切的移民们一边聊天,一边浏览、准备那些复杂的文件、表格,以便他们能够合法地留在自己的社区。

两个场景中的基督徒虽然可能就移民问题持相似的理念,但他们选择以截然不同的践行方式。 是什么让我们立即认识到他们彼此不同呢? 我要说,第二个例子中的基督徒,在践行自己关于移民问题的信念时彰显了神的荣美。 我相信,一方面神期望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公义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信仰的形式是优美的。 今天,我们以移民问题为例,来说明一下该如何批判性地评估自己的信念,并自问这些是否会在世人中展示神的美好。不过,我提出的框架可以适用于基督徒所持有的任何信念,甚至包括一些我们可能不同意的信念。

主的荣美

在我们发问自己的信仰是否反映了神的荣美之前,必须了解神的荣美是什么,以及作为基督徒,为什么在自己的信念中彰显这一点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神学教授、《主之美:从美学看神学》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金(Jonathan King) 解释说:“荣美是神所固有的,彰显在祂所做的一切中。” 《诗篇》的作者们作歌称颂神之荣美。 大卫在《诗篇》27:4中的唯一要求是,“瞻仰祂的荣美”。 以赛亚说,对义人的回报将是看到神的荣美(赛33:17)。 牧师、作家约翰·派博(John Piper)将神的荣美理解为,“特别的均衡性,并且神的所有属性都是相互作用、彼此和谐”。 换句话说,这一荣美包含了神的各种属性协同效力的完美方式,即使它们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 公义与怜悯、善良与真实、圣洁与同情,这些神的的属性所表现出的对称、完美,正是祂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从圣经、历史的角度看,神的美好也与神的荣耀紧密相关。 《圣经》中有数百处的地方,作者们使用“荣耀”一词来提及神的无上价值和美好,表明神是怎样区别于宇宙中其他所有一切的。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目的就是让整个世界知道祂独特的荣耀和美好。 《诗篇》96:3 指示追随神的人,“在列邦中述说祂的荣耀”。约翰则提出基督教的基础理念,即耶稣是神“道成肉身”,向我们揭示祂的荣耀(约1:14)。 金将神的美好称为“祂的荣耀的外在表现”,“以祂的创造、救赎和成就大工的荣耀所具有的美学特质来表述,使人感知”。 神在世界上的救赎行动不仅有效,也是优美的。

美国18世纪的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就神的荣美有大量著述。 他认为,当基督徒得救时,神让我们睁开眼睛,以前所不能的方式看到祂的美好,让我们的心中,“对神本性的完美极致会感受到诱人的魅力和甜美的滋味”。 基于这种理解,金提出,在世界上彰显神的荣美,是基督徒效法、追随耶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当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思考时,神的荣美可以定义为其属性之间的独特关系,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神成就了祂在世上的大工,并展示祂的荣耀。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及其激发的行动要反映神的荣美,这有什么要紧的吗?

实践中的美好信仰

以神对于美好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信仰和理念,可以确保我们的行为彰显神的真实品格,而不仅仅是其某一方面。 基督徒高呼:“留下孩子,递解种族主义者!”这样做虽然可能是为了传达神对于拆散移民家庭的做法的悲痛和愤怒,但是却无法彰显祂对所有人的爱。 即使他们成功地揭露了将移民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这一做法的恐怖,这样做的方式也使世人无法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同情这些属性。

相比之下,那些通过法律援助为年轻移民服务的教会会员,更能彰显神品格的对称和完美,因为他们既表现出神对移民的爱,同时也体现了对政府法律的尊重。 在基督之美的光辉下践行他们对移民问题的信念,当这成为他们行动的目标时,圣灵就赋予他们能力,从神的永恒圣洁与无尽恩典之间的张力所在之处,表达他们的爱。

需要澄清的重要一点是,就那一移民问题的抗议而言,它的缺点不在于没有个人色彩,尽管第二个例子的特点是具体到个人、给予特殊关注。 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是不具个人色彩的。 大自然不能以可听见的方式单独地和我们说话,然而我们承认,它宣示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祂的美好。

在我们举的两个例子之间选择哪个也与务实无关。 尽管第二个例子似乎比第一个能成就更多的好事,在践行我们的信念时寻求反映出神的荣美主要不是关于实用性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那荣耀、美好的形象受造,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被那些在世界上反映他们造物主荣美的人所吸引,但我们不应该仅为了务实而追求美丽的信仰。 使美丽的信仰如此有价值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反映了神的完美品格,并为一切不美好的事物所映衬,而不在于它们是否总能有效地吸引别人来追随祂。 寻求在我们的信念中展现神的荣美是对神的忠实,即使它并不总是最有果效的。

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在神荣美的光辉中活出自己信念的一个完美模式。 就在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耶稣再次向他的门徒们预言他即将死去。 他解释说,一颗麦粒必须埋入地下、死亡,然后它才能繁殖。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自然的、紧急的恳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12:28) 在评论耶稣的祷告时,牧师、作家尤金·彼得森(Eugene Peterson)承认,“荣耀根植于死亡和埋葬”。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信念显示神的荣美、荣耀祂,死亡是必需的。 就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上践行自己的信念,对于我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假设,我们必须死去。 对于那种惧怕被其他基督徒论断为“过于软弱”的意识, 我们必须死去。 对于那种需要让自己显得正确、并表明其他人如何错误的做法,我们必须死去。 对于那种渴望让别人意识到我们持什么信仰的心理(无论是想被承认为是与世界分离、“激进的”,还是与现代道德标准接轨),我们必须死去。 为了使我们的信念能够展示神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和荣耀,我们必须效法耶稣,无论是在生在死,他都是美好信仰的完美典范。

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们前面例举的那些当地教会的志愿者,花费大量时间,忠实地帮助年轻的无证移民,准备必需的复杂法律文件,以保证获得他们合法工作许可和驾驶执照,追寻他们的美国梦。 在另一个中等规模的美国小镇,一位当地牧师确信,需要教导会众们圣经上对移民是怎么说的,并引导他们怎样好好地爱他们。 当他们的州长宣布拒绝在他们州安置叙利亚难民时,几十个教会的会众参加了抗议,他们的标语上用手写着圣经中关于爱和欢迎移民的经文。 教会的会员们还给州长办公室打电话,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信仰使他们必须欢迎陌生人。他们的牧师与一群其他宗教的领袖一起去与州长会面。 拒绝那种将反对欢迎难民的人非人化的诱惑,他们制定了一套抗议、倡导的具体做法, 以彰显神的美好。

因为神哀恸于移民们在这个国家被边缘化、那些迎合恐惧而非鼓励信仰的不公正法律和政策,来自两个社区的基督徒在神里面联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倡议、服务可以帮助弱势移民在他们的社区找到归属、安全感,来自两个城镇的基督徒都欢欣鼓舞。 有时他们的行动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祈祷的结果,但是因为在践行自己的信念时,他们致力于忠实地反映神的美好,他们知道,无论具体结果如何,他们的行动将作为敬拜方式继续下去。

上帝关心我们信仰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在世界上活出自己的信仰。 我相信,祂希望我们的信念受创造力塑造,我们那深沉的信念显示出令人惊叹的美丽。 要思考如何在我们的信仰中如何彰显神的荣美,一个好的做法就是审视我们的信念,特别是那些涉及争议性议题的信念,并问自己,我们谈论它们、采取行动的方式,是否主要是在强调神品格的某个方面。 我们对神的真实的热情,是否使我们对祂的善良视而不见? 我们对神的正义的热心,是否使我们看不到祂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对神的同情的关注,是否使我们淡化了祂的圣洁? 一旦发现了任何缺陷,我们就可以努力在自己的言语、行动中,将所缺失的反映神性格的那些特征重新引入,培育那美好的信仰。

我们都有不同的信念,所以我的目标不是告诉你该相信什么。 我的祷告很简单,就是无论我们的道德、政治或神学观点如何,我们都会全心地借助于基督,在践行信仰的方式中彰显出神的荣美。 你有没有哪个信念需要放到神美好品格的窑炉里烧培? 我不能保证没有痛苦,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将是值得的。 变得更像耶稣总是值得的。

Tabitha McDuffee 是一位作家、学生,住在南加州。 她的博客是TabithaMcDuffee.com,并在伦敦大学完成有关保护难民和被迫移民研究的硕士学位。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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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福音派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

试图诠释“基督教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三本著作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7,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Envato

在2000年代中期,记者和学者们担心美国即将成为一个神权国家成为一种时尚。保守的白人福音派推动了乔治·W·布什的选举,并帮助梅尔·吉布森的《基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成为票房大卖。他们似乎已经准备好了重新主导政治和文化。于是,书籍和文章倾泻而出,警告 “统治主义”(Dominionism)、“基督教重建主义 ”和其他各种运动的奇特危险,这些主义合谋,要把基督教信仰强加给毫无戒心的民众。

这种说法随着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而轰然倒塌。几乎在一夜之间,对美国沦为神权主义的恐惧消失了。专家们开始预测宗教右翼的死亡。曾经把小布什推上权力宝座的福音派 开始8年抗战,转为防守。福音派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看成是世俗主义讨伐的目标,而不是冉冉升起的执政者伙伴。

然后唐纳德·特朗普打破了这一切。他出人意料的当选部分得益于白人福音派的支持。他重新唤醒了人们对宗教保守派会在神权主义旗帜下动员民众的恐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85年的小说《女仆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梅开二度,被重新用作特朗普时代的警世寓言(及被Hulu用来制作一部热门的电视连续剧)。小说(电视剧)想象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反乌托邦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被强迫为男人繁衍后代。

然而,美国陷入真正的神权主义的想法缺乏小布什时期的(表面上的)可信度。尽管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热情地将特朗普送入白宫,但特朗普缺乏个人的虔诚,这使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彻底基督教化的联邦共同体的统领者。大体上,他的福音派支持者也没有将他误认为是一位虔诚的政治家。与其说特朗普是大卫王,不如说他是居鲁士——这位异教的波斯皇帝在征服巴比伦后,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家乡重新定居,并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不过,随着特朗普上台,宗教保守派的政治命运似乎有所改善。这为一个新的新闻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点创造了条件:揭开白人福音派为何如此狂热地涌向特朗普,支持他。这种类型的书籍和文章的典型特征仍然是对保守派基督徒操纵权力杠杆的担忧。但是因为穿戴全套神权统治服装的戏景已经黯淡下来——而且特朗普更多是将自己塑造成拥护美国伟大的明君而不是伸张宗教信仰的平反者——这类书籍和文章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一种截然不同但有部分重叠的现象上:那就是基督教民族主义。

特权与权力

与民族主义本身一样,基督教民族主义也很难界定,特别是这个词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又可以以贬义的方式被使用。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触及到宗教、国家、种族或族裔认同的深流。然而,我们很难为它设定精确的界限,因为同情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对其标志性诉求的支持程度也不同。如果定义下得太窄,你可能会错过一个重要的、由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构成的矩阵。如果定义下得太广,你可能会把那些根本没有并肩站在一起的基础的人归为一类。

这样的难题在三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新书中向我们展示出来。这三本书以不同的方式描绘了一个致力于维护自身特权和权力的运动,它偏向于土生土长的白人而非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并利用法律权威把基督教化的道德秩序加诸于社会。这些书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说服力,但每一本都(以不同的方式)值得阅读和思考。

社会学家安德鲁·L·怀特海(Andrew L. Whitehead)和塞缪尔·L·佩里(Samuel L. Perry)在《为上帝夺回美国——美国的基督教民族主义》(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 Christian 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进行了公允的、以调查为导向的分析。怀特海和佩里将基督教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 “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它主张将美国的公民生活与特定类型的基督教身份和文化相融合”。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文化愿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是神圣的(基督教的)”这一信念。对这种愿景的委身表现在对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拥枪权的狂热捍卫和关于爱国主义和美国国旗的争议上。

最关键的是,它还表现为一种维护边界(包括种族和民族的边界)的本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目的是为土生土长的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积累或维护权力和特权。他们有一种“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而不是他们”的委屈感(“他们”的例子包括“穆斯林恐怖分子”或 “暴力的墨西哥移民”)。怀特海和佩里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不成比例地认为移民破坏了美国文化。他们的研究还显示出有这种主义倾向的人对跨种族婚姻、跨种族收养和执法中种族不平等的叙述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正如上述素描所示,怀特海和佩里强调,基督教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愿景而非宗教愿景。记者凯瑟琳·斯图亚特(Katherine Stewart)在《崇拜权力的人——探秘宗教民族主义危险的兴起》(The Power Worshippers: Inside the Dangerous Rise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一书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她写道,作为一种 “政治意识形态 ”而非 “宗教信条”,基督教民族主义宣扬的是“美利坚共和国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被建立起来”的神话。

怀特海和佩里努力追求社会学的精确性,而斯图亚特则公开敌视这一运动及其目标。她对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警觉”",并一心想要抵制它。有时,她对白人福音派的戒心和阴谋感近乎滑稽。例如,本书以作者讲述她在一间浸信会教堂参加一项“家庭研究委员会”活动时决定穿上“军事迷彩服”(其实是“一件印花裙子”加一件粉色开衫)开篇。

《崇拜权力的人》指责福音派密谋“用一个立足于特定版本的基督教的国家取代我们的基本的民主原则和体制”。按照斯图亚特的看法,这个阴谋是通过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宗教自由诉求来推进的。她写道,保守派基督徒 “通过玩弄美国的司法系统来推进‘宗教自由'的议程,实际上是为某一种宗教建立一套非常明确的特权。”

斯图亚特的为她自己的研究添上了活动家的色彩,而学者杰拉多·马蒂(Gerardo Marti)则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基督教民族主义。在《美国的盲点——种族、阶级、宗教和特朗普总统任期》(American Blindspot: Race, Class, Religion, and the Trump Presidency)中,马蒂探讨了使美国成为种族、民族和宗教身份交织的沃土的深层动力。他认为,从一开始,界定 “真正的 ”美国身份的努力就与 “白人定居者优越性的合法化和建立明确的种族等级制度 ”密不可分。

马蒂回顾了许多历史时刻。这些时刻促使白人和新教成为美国身份的半官方标志,其中包括内战后未能保护美国黑人的权利,出于对白人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拒绝接纳来自亚洲和其它地区的移民,以及在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中把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定为罪犯。后一项措施导致了今天移民家庭和社区所面临的许多挑战。

防范威胁

这三本书都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正在寻求保护,以防止他们的宗教自由、经济地位和整体文化影响力受到各种威胁。然而,三本书都没有能完整地讲述其中的动机(尽管佩里和怀特海指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种族的态度存在着很深的问题)。而在分析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主义的委身的过程中,这几本书的作者们也背叛了自己的对真实的委身,这使得他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差。

在宗教自由的话题上,斯图亚特大错特错地将宗教保守派的主张框定为“渗透”司法机构、为宗教目的弯曲法律的阴谋。她从根本上歪曲了保守派法律努力的规模与反对它的团体的规模的相对关系。而且她没有区分为宗教团体和个人活出信仰开辟空间的努力和将这宗教信仰强加于多元社会的企图。

佩里和怀特海虽然分析得比较谨慎,但也陷入类似的困惑。他们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为一些基督教标志在公共生活中寻求特权地位,因为后者认为其它宗教的信仰者(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对美国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地位的威胁。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在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词典中,宗教自由只包括 “做基督徒的自由”。但在公共场所展示基督教的标志是否违反任何国家中立原则,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在2019年的一项涉及布兰登斯堡(Bladensburg)十字架(一个政府土地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7票赞成、2票反对)裁定,一些宗教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世俗的含义,这样的结果似乎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实际希望看到的。

更明显的是,佩里和怀特海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通过援引宗教自由作为“歧视性取向和性别少数群体”的借口,来应对社会对婚姻和性的看法的变化。然而,他们的论点不仅仅是强调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对宗教自由的理解的不一致或不连贯的问题。他们所用的负载太多含义的语言(如“歧视”)只是预设了涉及性取向或性别冲突的案件不应该以有利于宗教传统主义者的方式解决的立场。

某些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强烈感受到的另一个威胁是失去经济上的安全。马蒂在书中批判了白人工人阶级对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的移民的不满。但他的分析从里根总统任期直接跳到茶党时代,忽略了理解这种怨恨的来源(无论合理与否)所需的(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键时期。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其中许多被转移到海外),进一步侵蚀了工人阶级稳定的基础。特朗普获得支持,部分原因是他誓言要支撑这些工作岗位。

马蒂对资本主义持极端批判态度。他也敏感地意识到,福音派有时是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与上帝的照管等同的。然而,尽管他承认白人福音派多半“处于经济光谱的中低端”,但他仍然不承认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他们的吸引力。特朗普的经济纲领背离了资本主义的玩法,攻击企业通过将工作转移到国外(尤其是中国)掏空了工人阶级。你不必排除对移民的担忧中可能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但你可以承认这种担忧可能有其它更值得同情的动机。

被焦虑包围

然而,归根结底,对威胁的感知是超越任何一个政治或文化议题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思想中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担心宝贵的东西被人夺走。正如这几本书所指出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数量正在减少,文化影响力也在消退。白人福音派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困的少数派。但2016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们没有团结在一个在广泛意义上跟他们目标一致的候选人周围,(译注:指希拉里也是一名广义上的福音派基督徒)而是选择了特朗普和他赤裸裸的保护支持者免受敌人攻击的承诺。

这样的焦虑根源于福音派自身的感情。我们是一群在每次布道结束时都会听到悔改信主的呼召的人。我们的敬拜“经历”往往浸透着情感的狂热。翻译成政治术语,就是我们对宗教生活的热情往往会流露为过分火爆的言辞。随着政治危机感的加剧,许多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加强了对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委身,以及对支撑它们的文化和历史神话的迷信。斯图亚特正确地观察到,在经济不稳定和其它被认为是混乱来源的背景下,基督教民族主义为其信徒提供了“信心、身份,以及他们在世界中的地位是安全的感觉”。

但我们很难说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是唯一被焦虑困扰的人群。这些书的作者们也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他们自己的不安——不仅是对热忱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而且是对任何自信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政治行为。马蒂认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由于“对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充满信心”,只欢迎“不挑战他们的前提”的政治伙伴关系。怀特海和佩里也谴责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所谓的教条主义,称其“作用是抑制任何妥协的机会”,“不允许有其它观点的可能性”。在斯图亚特的理解中,美国不是陷入了一场文化战争,而是陷入了一场“关于民主未来的政治战争”。

然而,在拒绝宗教教条主义的同时,这些批评者却有意无意地为它设置了一个世俗的对手,而后者的前提同样是不可妥协的。斯图亚特的“民主”理想似乎不过是多数人意志的粗暴主张。她声称,基督教右翼是“好战的少数派”,但她的书却高扬“我们现有的多数派”,它(带着不祥的征兆)应该得到“它所应得的权力”。

在这种担忧的背后,是一种过于狭隘地关注权力的政治观念。在这样的框架下,某种信念是否真实的问题被安全地搁置到一边,或者靠引用一些吓唬人的话不屑一顾。例如,马蒂提出,“对理想秩序的强制推动 ”不是源于理性的考量,而是 “源于一套嵌入体制结构中的价值观和话语”。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任何建议——比如降低移民率的建议,都不需要就其优缺点进行辩论,任何建议都可以被当成永久延续不公正的“结构”而得不到听取。批评者指责基督教民族主义者颠覆民主准则,但将政治约化为生硬的强加权力也会带来类似的危险。

倾听与学习

福音派基督徒到底应该如何接受这样的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因为福音派与这些作者所描绘的基督教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

许多福音派——在被特朗普分裂的两边都有——至少会在这幅画像的一部分中认出自己,即使他们与基督教民族主义最丑陋的倾向保持距离。毕竟,持有传统的爱国情结而不神化国旗是可能的;承认犹太教-基督教对美国建国的影响而不把宪法当作神圣的启示是可能的;加强宗教自由而不把非基督徒排斥在其祝福意外时可能的;同情白人工人阶级的挣扎而不妖魔化移民或其他种族的成员也是可能的。然而,这些书所编纂的论点和证据,不能仅仅通过断言白人福音派教徒不存在他们所描述的问题而被抛开。

这些书并没有拿一面镜子来反照保守派基督徒,而是通过一套带有偏见的镜片来折射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然而,我们仍然可以用谨慎、有爱心和谦卑的态度来阅读它们。即使没有别的理由,它们也暴露了潜伏在某些白人福音派团体中的盲点(借用马蒂的书名)。认真倾听有助于我们认识到那些从根本上与福音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并将自己从这些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这也能够表明我们愿意给予批评者得到公平的倾听的机会,即使他们的批评本身不够宽厚。

归根结底,在商议性的民主制度下生活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互相倾听–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愿意互相学习。如果我们想让怀疑论者相信我们可以在遵守民主的规则的同时,在公共广场坚守基督教真理的宣称,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倾听开始。

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是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也是“如此基督教”(Mere Orthodoxy)的创始人。

翻译:田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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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正义

现在是教会为种族主义的罪恶作出补偿的时候了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2, 2020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4:10

们《今日基督教》的同工们深深地热爱教会。 为基督的新娘服务,使她对神的爱加增,讲述有关她在世人中的救赎性、变革性工作的故事,是我们工作的核心。 我们不是因为她有过罪的历史而兴高采烈。 但是,如果不能真实地讲述我们兄弟姐妹的故事,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爱他们。 如果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也曾参与其中,我们就无法真实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即使是在述及最杰出人物的缺点时,《圣经》也总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应该效法圣经的做法。

从创建伊始,两种原罪就在困扰这个国家:毁灭原住民的和实施奴隶制。 两者的根源都在于没有认识到其他种族与自己是平等的。 正如主教克劳德·亚历山大所说,种族主义就存在于我们国家所诞自的羊水中。 就在滋养我们国家、文化和民族发育的那个环境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病毒。 这种族主义的病毒感染了我们的教会、宪法和法律,以及我们的态度和意识形态。 我们从未彻底击败它。

在天路客之前,第一批奴隶就已到达了北美海岸,那时候马萨诸塞或康涅狄格还没有建立。 在乔治·华盛顿出生时(北美)奴隶制已经存在了113年,在撰写《独立宣言》时它已经存在了157年。 我们早期的总统有九位是奴隶主。 奴隶制意味着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被强行分开,再也不能相见。 这意味着白人男子可以不断地强奸数十万黑人女孩和妇女。 出版于1839年的《美国奴隶制现状》,由西奥多·韦尔德(Theodore Weld)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Angelina Grimké)经广泛采集资料写成,书中是这样描写奴隶的境况的:

“(他们)经常被残酷地鞭打,划破的肌肉里被揉进红辣椒,伤口又被浇上热盐水、松香油或别的什么,来强化折磨;他们经常被剥光衣服,后背和四肢被用刀划破,再被用桨击打几十、数百次,变得体无完肤…他们经常被猎犬追捕,像野兽一样被射杀,或者被狗撕成碎片;他们经常被双臂吊起,鞭笞、殴打,直到他们昏厥,在靠恢复剂苏醒后,再次被殴打,直到他们又一次昏厥过去,有时直到他们死去;经常他们的耳朵会被割掉,眼睛被挖掉,骨头被打断,肌肉上被用火红的烙铁打上印记;他们被致残、被肢解,被在慢火上烧死。

这一制度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了近250年。 不仅要在肉体上受折磨,而且要在社会中受磨难。当我们想到这些,就会不寒而栗——奴隶们周围的白人社会对他们的哭诉基本上充耳不闻,不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不配被爱,那是怎样的被凌辱、遭遗弃的感觉。我们想知道,它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中会留下什么样的深刻创伤。 内战前经济上的奴隶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推动财富创造的最强劲引擎之一。 它产生了流入富裕社区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并在劳工、投资、教育机构等方面提供了机会,使之能支持科研、创新和生活的质量。 然而,它却让非裔美国人陷入赤贫。

只有大约42%的白人基督徒认为奴隶制的历史继续影响着今天的非裔美国人。 然而,奴隶制只是症状,而不是病毒本身。 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支持奴隶制并围绕其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依然流传下来。 症状虽已消失, 但病毒却通过变异而存活。

重建政策的垮台和吉姆·克劳的兴起,使南方在1965年以前一直得以推行种族隔离和压迫。 因为内战后种植园主仍然需要廉价劳动力,他们就剥削他们的佃农和租客,基本上是像以前一样地残酷对待他们。 一方面动用私刑来恐吓黑人家庭,对他们进行支配、控制,另一方面,南方立法者不断采用更创造性的方式来阻止黑人投票或保护自身及财产。 在北方也是一样,特别是当大量黑人为逃避南方的压迫,来到北方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时,在住房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系统性歧视,使得非裔美国人几乎不可能为拥有住房筹措资金,或者累积代际财富。

许多进步性政策只是加深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新政时代的社会保障法实际上将绝大多数黑人排除在联邦退休补助之外,而《退伍军人权力法案》在支持战场归来的黑人退役军人拥有住房方面则完全不起作用,在资助他们接受大学教育方面也效果不佳。 由于政策及偏见,黑人被迫住进日益贫困的社区,很少有人能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在年轻人的成长中,周围都是暴力犯罪,被失业、家庭破裂、毒瘾和绝望包围,无法得到一份像样的教育、一个住家,或在就业市场上被公平对待。 而这一切还没有提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崩溃,其导致的过度监禁,以及执法部门与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

对于这些别的作者介绍得更详细。 我们认为,在《今日基督教》的内容中不断讲述这一切是很重要的。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灾难性的贫富差距:如今美国黑人家庭的中位净资产是白人家庭中位净资产的十分之一。 在1955年至1970年间出生的黑人儿童中,62%是在贫困社区长大的,而白人儿童只有4%。 对于在1985年至200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结果甚至更糟,66%的黑人儿童在贫困社区长大,而白人儿童只有6%。

对上述情况的唯一解释,就是种族偏见的顽固存在以及堂而皇之地被政府机构推行。 让我借用(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学者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的一个比喻。 两个探险者进入一个满是精细蜘蛛网的洞穴。 其中一位因为找不到一只蜘蛛,就拒绝相信蜘蛛的存在。 另一位回答说,“你看到蜘蛛网了。” 有蛛网意味着必然有蜘蛛在那里。 种族偏见就是那只看不见、却就在那里的蜘蛛,它编织着蛛网,在政策层面和具体行动中,用不平等和虐待束缚了美国黑人达四百年。

会扮演了什么角色?

当然,确实有一些白人基督徒为废除奴隶制做出了巨大努力,承受了极大风险,许多人在解放南方各州奴隶的那场战争中付出了鲜血。 如果正确地释经,作为教会中心的圣经不仅在救赎罪人方面,在促进正义和慈善方面,也是威力无比的。 但这些事迹却不过是例外,而且实在太少了。 许多基督教社区,包括福音派社区在内,对于奴隶制保持沉默,甚至成为蓄奴的同谋。

事实上,说是同谋还是远不够严厉。 尽管这样说会使我们这些热爱教会的人感到悲痛,但事实是,为了维护奴隶制,甚至鼓励奴隶制,而去构建一套宣扬种族优越论的神学理论,可能是美国白人教会犯下的最可怕的罪。 许多白人基督徒认为,奴隶制不仅应被许可,而且如果能给那愚昧的民族带来福音和文化,它就是有益的。 即使在内战前夕,牧师们还在推动分离主义事业,争辩说“保留和延续美国现存的奴隶制”是上帝对南方各州的“神意委托”的一部分。 如果上帝制定了种族等级制度,我们算什么人,竟然想推翻它?

许多为内战前南方的奴隶制辩护的牧师,同样为内战之后的种族主义制度辩护。 因为南方支派在战前和战后都在为奴隶制和白人至上辩护,许多新教教派发生分裂。 基督教牧师和非神职领袖们参与私刑,参加三K党,并为种族隔离辩护。 虽然越来越多的福音派人士开始支持民权运动,但是我们许多持坚定个人主义信念的福音派基督徒,就如何去认识并消除政府和市场运作中制度化的种族不平等,还是没有经验的。

尽管奴隶制失败了,但支持它的神学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它宣称神认可种族偏见,并寻找理由,不择手段地将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诉诸行动。 布赖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奴隶制最恶劣之处不在于强迫奴役,而在于那些谎言,例如,黑人不如白人好、黑人不能与白人平等,黑人比白人进化程度低、不那么有人性、能力较差、价值较低、更不配各种权利。” 白人教会不仅是编造这些谎言的同谋,而且给它们加上了神的许可。

在21世纪的今天,没有多少人还记得法拉里斯这个名字,但在古典时代他是臭名昭著的。 作为西西里的阿格里根托城的僭主,法拉里斯以一种残酷的刑具而闻名:置于火上的一头内空的巨大青铜公牛。 当受害者被塞入铜牛,被活烤,濒死的尖叫声从公牛的鼻孔传出,变成洪亮的呻吟,使宫殿里充满了音乐声。 你可能就是盛宴上的客人,没有意识到你享受的娱乐来自别人的痛苦。

今天的几代人可能会说,不是我们发明了种族不公的公牛。 但我们确实从中获益。 尽管非裔美国人遭受了种种苦难,他们的韧性、创造力、勤劳和不屈不挠的信念,只能用奇迹来描述。 我们不仅从他们的劳动中获益,他们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他们的艺术和音乐,他们的电影、诗歌和著作,他们的赞美诗和讲道,都一样让我们获益。 将黑人苦难转化为美国的经济富足,以及他们的艺术、激情和辉煌,丰富了我们在宫殿中享受的盛宴。 也许我们可以坦承地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受苦。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因此只有一件事可以做:放下我们的叉子,将我们的兄弟姐妹从公牛的肚子里解救出来。

就是复杂的世界中痛苦的现实。 美国一直是正义事业中一支非凡的力量,是民主、人权和经济机会的有力倡导者。 它所倡导的理想使数以亿计的人得从贫困和压迫中摆脱出来,其技术、创新和艺术改变了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 同样地,美国的教会以各种方式推进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事业,从派遣宣教士到翻译圣经,到物质支持、人员配备各项宣教事工,给世界每一个角落带来光明和生命。 然而从历史上看,在种族不平等问题上,美国的福音派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保持沉默、共谋,或者为其辩护。 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写,“善恶的分界线不是划在国家、阶级之间,甚至也不是划在政党之间,而是划在每个人的心中——全人类的心中。”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

我们一直在思考两个圣经叙事。 第一个(徒10)是关于使徒彼得的,他认为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不应该与其他民族的人民交往。 他认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应该保持分离。 然而,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示,对于那些神使之为清洁的,他不应该再声称是不洁的。 他走进一个名叫哥尼流的外邦人的家中,宣讲福音,于是圣灵降临。 这是向非犹太人传播福音的转折性时刻。这时彼得认识到,他本以为义的,实际上却是不义的。

同样地,白人福音派人士现在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以应有的严肃、认真来对待种族主义之罪。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触发的悲痛和愤怒不仅仅是关于警察暴力, 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文化,让虐待、压迫非裔美国人的事情不断重复地发生。 我们一直是这一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甚至是最后一个加入到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的。 《今日基督教》在这方面的记录是良莠参杂的的。 新福音派人士普遍认为,宣扬拯救的信息就足够了,相信正义就会随之而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以为义的实际是不义的。 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悔改。

但光是悔改是不够的。 另一个圣经叙事是关于耶利哥的一名税吏的故事。 撒该是罗马占领当局的合作者,通过加上自己的额外高额收费,他靠掠夺邻里的财产来致富。 耶稣遇到他,来到他的家中,震惊了众人。 救恩那天降临到撒该的家中。 他宣示到:“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19:8)

撒该没有亲自设计罗马那不公正的税收制度。 但他也没有谴责它;他参与到其中,并从中获利。 因此,撒该不仅为他的行为悔改,而且还做出补偿。 通过他所设立的,我们姑且称之为“撒该基金”,他将属于邻里的归还给他们。 我们愿意也这样做吗? 黑人的生命同样需要珍视。 他们如此重要,以至于耶稣为之牺牲了一切。 我们愿意同样做出牺牲吗?

也许这个国家还没有为补偿做好准备, 但是种族不公的历史要求个人和企业做出反应。 也许教会可以在恢复圣经教导方面带头。 我知道亚特兰大有一所“撒该基金”,在那里,那些认为四个世纪来非裔美国人遭受不公和掠夺的基督徒开始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纠正错误。 由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委员会,拨款支持教会中和市场上正在崛起的黑人领袖。 这是不够的,但至少是做了些事。 为了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恢复到其应有的地位,为了让我们的邻里能再次目睹战胜世界的基督般的爱,是否应该在每个城市都设立撒该基金,以便基督徒们能牺牲个人利益做出奉献?

我们心存希望。 我们相信,在有破碎的地方神会带来医治,在有死亡的地方神会带来生命。 我们相信爱比死亡更强大。 我们在各种肤色的教会中服侍过,看到耶稣的圣灵在做工。

基督的新娘是美丽的。 她能战胜这种瘟疫。 让我们尽我们当尽的一份责任。

Timothy Dalrymple 是《今日基督教》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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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的掌控收紧,香港基督徒做出回应

他们曾为保护教会而噤声,现在牧师们对这一牺牲公义的做法表示悔过。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5, 2020

为了能让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从白宫步行到圣约翰教堂摆拍手拿圣经的照片,执法人员以暴力驱逐了拉法耶特公园的示威人群。而就几分钟之前,一位最近几个月都在香港街头采访的记者,自信地戴上了防毒面具。周围的同行困惑地看着他,却不意也卷入随后的混战。

在华盛顿特区当前的冲突与过去一年中在香港持续冲突之间,催泪化学品和闪光弹并不是仅有的相似之处。 与美国的基督徒一样,在一个被制度性不公和尖锐分歧困扰的社会中,香港的基督徒挣扎着试图界定自己的角色。

由一群福音派牧师、神学家和泛教会领袖起草,并由香港3500[截至6月15日]多名基督徒签名的公开信,呼应了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想法:致力于福音的完整;拒绝向专制统治屈服;致力于与社区人民同行;教会需要为冷漠和无所作为悔改。

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香港,目前的冲突都是集中在滥用公权力上。 在香港问题上,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抛弃了“一国两制”的模式,而这本应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在1997年后50年里的治理方式。 冲破了这道旨在保护香港免受变幻莫测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影响的隔离墙,中国的领导人现在单方面推行严厉的国家安全措施,使任何反对北京政府的言行都变成非法。

尽管在城市社会基础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香港教会和许多基督教团体继续享有自由,但许多教会已减少了在中国大陆的外展活动。 (基督徒约占香港人口的12%,而内地则约为7%。)

根据新的安全立法,与任何国外“反华”人物或团体,或者当地的政治活跃分子, 哪怕是表面上的联系,都可能导致法律后果。 就包括大陆基督徒的处境在内的敏感问题发表言论,也可能有同样后果。

对于这种政治越权,香港的牧师们在信中申明神的主权:

“天国的王并不通过控制世界来掌管万物。 相反地,祂是通过展示祂的爱和谦卑的仆人形象来做到这一点。 因此,作为天国之王,祂的政治蓝图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4:18-19)”

他们在信中坦承,教会“过于关注其内部事物”,忽视了社会正义,包括为城市中受压迫的少数人群大声疾呼,面对日益严重的专制压力,他们保持沉默:

“面对当局的强力管制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镇压,教会往往选择自保。 他们进行自我审查,对当局的恶行保持沉默,只希望教会事工能够平稳地、不间断地运作。”

牧师们声明基督为最高权威,提出要“真诚地悔改”,并发誓不服从任何政府实体或政党有违圣经教导的命令。

蓄积已久的挫折感

与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的拘捕中遇害而引发的示威活动一样,香港的抗议者也表达了多年积蓄的挫折感。他们目睹了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加强了对香港媒体、学校、民间组织和商界——包括充满活力的外籍人群——的控制,个人自由被蚕食,而那一切本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

香港退休红衣主教陈日君上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个人都明白,香港在货币兑换和许多其他方面对中国非常有用。 现在,他们准备毁掉这一切。但我们无能为力,因为香港很小,中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碾碎它。

美国各地的许多政界人物都鼓励公民在投票中寻求变革,而不仅仅是街头抗议。 然而在香港,随着北京做出的每一项新决定,“一国两制”框架下承诺的普选目标已变得越来越遥远。

对于那些本应负责照看香港利益却装聋作哑的地方官员,香港的抗议者已经感到厌倦。因为他们越来越根据北京的要求来界定这些利益。 这包括拥护旨在增强中央政府控制力的限制性选举改革,以及对那些让内地公司和当地商界精英获利的,昂贵而无实际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予以支持。

在香港街头,在曾是“亚洲最优秀的警察"的眼皮底下生活,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恐惧。而中国自己的国安特工最终将作为新的国家安全条款的一部分进入香港,更是加剧了这一恐惧。 在那些受命保护香港人的警察眼中,香港人已成为敌人,有些人已被官员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现在既然无所顾忌,而北京又选择完全绕过香港部分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地方政府也就基本上无关紧要了。 与本周在美国街头见到的许多人一样,香港的示威者感到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合法论坛来让他们表达不满。

红衣主教陈日君说:“我们没有什么好盼望的。 香港就是完全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我们甚至连食物和水都要依赖中国。 但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

制度之罪

在香港和美国街头上演的冲突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是根深蒂固的制度性之罪的结果。

吊诡的是,香港不均衡的繁荣和其最弱的政治局势是殖民化的双生产物,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军事征服。 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最终民主化的期盼,激发了对于“一国两制”模式的乐观论调。但此后,香港从被视为中国未来的实验室,变成了中国偏执领导人最担心的榜样。

随着这些领导人越来越反外,香港成为瓦解中的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牺牲品。 特朗普政府最近认定,香港不再具备足够的自主性以保证其特殊待遇。他们对此如何跟进,将深刻地影响到香港的未来。

就像催泪瓦斯罐突然落入毫无戒备的人群一样,内地政府最近的举动让那些为香港寻求持久改变的人呼吸急促。

对许多香港基督徒来说,现在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自己亲身投入政治事务的时候,而是应该坚持他们对香港市民的承诺。

正如香港英文日报《南华早报》记者刘美倩(Mimi Lau)在推特上呼吁的:

“香港人,现在不是抛弃家园的时候。 承担起你的角色,成为你自己领域里的意见领袖,坚持你的核心价值与信念。 最重要的是,有信心。 香港值得为我们为她而战…作为一香港记者,我还能做什么? 作为基督的门徒,我能做些什么? 作为朋友,作为同事,作为我的社区成员,作为女儿和姐妹,我能做什么? 为与香港站在一起,我能奉献什么?”

牧师们在公开信中承诺,“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要坚守教会的责任,与所有香港人同行,不断用祈祷和牧养关怀来维护香港,作为‘以马内利’活的见证——神与受苦的人同在。”

在肯定他们坚信神会带领香港人民度过未来的黑暗日子后,他们对大家做出提醒,这个提醒对于同样身处政治分裂中的美国基督徒似乎同样适用:

“教会既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组织。因此,政治议程、诉求不应成为教会的主要焦点。 然而,当面对社会中的不公和邪恶时,教会应该作为社会良知,履行其先知职责,谴责不公义,宣布神的旨意,并为真理做见证。”

Brent Fulton是华源协作的创始人和促成者。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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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蒂姆·凯勒为胰腺癌请求祈祷

这位纽约牧师和作者周日宣布了他的诊断结果,并将于下周开始化疗。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12, 2020
Tim Keller

蒂姆·凯勒在开始胰腺癌化疗时请求关注者为他祈祷。

这位广受欢迎的基督教作家和牧师周日早上(6月7日)在Instagram和Twitter上宣布了他的诊断消息。

“不到三周前,我不知道我得了癌症,” 凯勒写道。 “今天,我将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国立癌症研究所接受额外的测试,然后下周在纽约市开始胰腺癌化疗。”

69岁的凯勒说,当他接受初步测试、活检和手术时,他感到上帝同在,身体感到很棒。 他认为医生能在早期阶段发现癌症是神的干预。

“我有很棒的人类医生,但最重要的是,我有大医生亲自照顾我,”他写道。

凯勒在2017年在曼哈顿的救世主长老会担任高级牧师,在那里工作了28年。 他继续写作、传道并与救赎者的城市到城市教会种植倡议工作。 凯勒请求祈祷,尽管他的治疗有副作用,但他可以继续他的工作。

最近几周,凯勒分享了他的 生活中的福音系列 关于福音和种族,并推广 不同之处 ,关于基督教证人在分歧,他与约翰伊纳祖共同编辑的书。

凯勒在2002年被诊断出患有甲状腺癌,他在《与上帝一起走过痛苦和苦难》一书中写到。 他现在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有一张熟悉的面孔: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 凯勒上月与柯林斯交谈,他是一位基督徒同胞,也是一位屡获殊荣的遗传学家,他在网上谈论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实践信仰。 柯林斯领导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的历史性研究,包括胰腺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的治疗进展。

胰腺癌可能是一种特别难以诊断和攻击性的癌症,约占美国癌症诊断的3%,占癌症死亡总数的7%。

在过去的十年里,福音派领袖们如神学家达拉斯·威尔德和前国际基督教联谊会主席史蒂夫·海恩在与都与胰腺癌作斗争后去世的。

凯勒在结束他的宣布时提到希伯来书12:1-2:“我面前的比赛以喜悦的方式运行,因为耶稣为我跑出了一场极其艰苦的比赛,带着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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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国家需要的是圣灵的火焰

在这个国家被种族主义撕裂之际,五旬节的信息可以帮助教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4, 2020
Alex Wong / Staff / Getty Images

[Read in English]

这个周末,世界各地的教会以虚拟聚会的方式一起庆祝五旬节。在当年的这一神奇时刻,火舌降临到基督的追随者身上,人们听到以世界各种语言宣讲的福音。 在耶稣复活的奇迹之后,是耶稣升天的奇迹。而再接着发生的,则是五旬节这又一奇迹。

与基督的门徒成对比的是,我们今年是在经历了一场灾祸、一份创伤之后,在一出悲剧的大背景下过的这个五旬节。 尽管他央求活命,乔治·弗洛伊德还是被戴上手铐,窒息而死。他身亡之后,在明尼阿波利斯(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发生了抗议和骚乱。 整整九分钟,一名警察把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尽管后者不断地呼叫妈妈。 此事紧随着布雷奥纳·泰勒阿莫德·阿贝里的被杀事件发生。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已导致10万人死亡的全球大瘟疫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之下。 这一切让人觉得,我们更像是在一个拖长了的大斋期当中,而不是复活节季的结尾。

有些人会认为我在把政治引入教会。 他们会想知道,对于发生在黑人之间的犯罪、黑人家庭的解体、堕胎、抢劫,或者任何能让我们避开这件事情本身的话题,我为什么不生气。 而那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家里,至今依然困扰着黑人的400年种族创伤和压迫史。

抗议、骚乱和警察暴行,与五旬节以及《使徒行传》2:1-21这一段章节有什么关系? 弥赛亚为我们的罪而死,与我们如何对待明尼阿波利斯的烈火有任何关系吗? 教会有什么话要说的吗,还是我们要做福斯新闻网或者MSNBC的门徒?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分裂状态。在此时此刻,圣经上的话意味着什么?

有人竟然能在黑人们的脖子上践踏九分钟,有哪个世道比这个更需要谈讲耶稣呢? 这就是说:回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以燃烧的城市为解释背景,来解读圣经的话语。

以下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

首先,福音将我们联合在一起。

《使徒行传》2:1-21开篇讲到耶稣的追随者在一处聚集。 想一下,在历史上的这一刻,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能挤进一个房间,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 无论那些历史书怎么说,基督教绝不是君士坦丁为了控制人们而创建的某种受国家支持的恐怖宗教。 它卑微地始于一群由120个普通人组成的社会底层小团体,这些人都遇到了活在人们中间的神。

其中包括像耶稣的母亲玛丽这样偏远乡村农民背景的女人,还有像前税吏马太这样的人。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马太与以色列头上的压迫者合作,向人们勒索金钱来装进他的钱袋。 像玛丽这样的人则是这种暴行的受害者。

什么样的教会能同时容纳被压迫者和前压迫者? 只有基督教会。 是什么将早期教会团结在一起? 是他们对耶稣共同的信念。

现在教会该怎样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对于今天乔治·弗洛伊德的家人,这种团结应该是什么样的? 和他们站在一起意味着什么? 多少年来经历的绑架、奴役,吉姆·克劳时代的不公,以及当代的一系列苦难,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深深打下烙印。与美国的黑人社区站在一起,将意味着什么?

这将意味着,作为一种爱的行动,教会要说,“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将用我的一生与你站在一起,见证基督教传统赋予你们黑人生命的价值。”

教会有能力发表这个声明,因为同一个圣灵降临在那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身上。 并不是一个圣灵使妇女能够宣讲神的话语,另一个圣灵使男人宣讲。 并不是一个圣灵对富人传讲,另一个圣灵对穷人传讲。 并不是一个圣灵使我们能与非洲人对话,另一种圣灵使我们能够与亚洲人或欧洲人交谈。 是同一个圣灵向地上的不同民族发出同一个福音。

福音通过圣灵的工作源于我们作为神形象承载者的共同地位。 我们都败坏了,需要神的恩典。 任何意识形态,不论是在实际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如果否认这种共同地位,就是异端邪说。 任何人如果看不到种族偏见这种异端已经传染了这片土地上的某些基督徒,就是在罔顾那压倒性的事实。

第二,福音带我们走出去。

福音把早期门徒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圈以外,和那些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交流、共求生计。 经历五旬节的每个人都是犹太人,但犹太教已经传入罗马帝国不同的语言和社区中。 福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人们因为尊基督为主而团结起来。

如果福音把我们带到一个共享的空间,聆听神的大工,为什么我们不再在一起呢? 对于那注视着我们的世界,见到一个真正在属灵和行动上都合为一体的基督教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黑人基督徒可以对付那些没有理由支持我们的人。 我们可以对付世俗的种族主义者。 真正令人心碎和疲惫的是,在发现自己要为生存的权利而战之后,又发现敌人竟然是我们的兄弟。 正如诗篇所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 (诗55:12-14)

如果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生活是不能以牺牲我们的自由为代价的。 我们本不必为了得到它而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争斗。

在这里,五旬节的故事让我们对此有更深的理解。 当各族被连结在一起时,有两种反应:一组用这么多的词在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醉了。”(徒2:13) 另一组则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徒2:12) 一组人拒绝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据他们已有的经验来否定神的工作。 另一组人则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神在他们中间做什么?

彼得用一两句话来向第一组人做解释,但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答复那就意义发问的。 他告诉众人,他们正在经历《约珥书》2章28-32节所应许的圣灵。 先知约珥声称,当神救赎祂的人民时,不论男女、老幼、贫富,祂都将救赎。 彼得想要提醒早期的教会,圣灵的普世恩赐见证了福音的普世拯救力。

换句话说,五旬节的形式——妇女、男人、富人和穷人一同宣讲神的大工——支持了五旬节的神学,即福音是给每个人的。

早期教会也确实是如此。 21世纪的美国教会也是如此。

今天,有些人看到黑人对伸张正义的要求,却只会给出政治上的解释。 这些批评家回应说,“他们只是些想破坏教会的民主党人”,或者,“他们实际上是些推崇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神学分子。” 但也许这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些方式而已。 当黑人、拉丁裔和亚裔兄弟姐妹呼唤正义时,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这些意味着什么? 神在做什么? 祂正把不同的人联系到一起,然后用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入新的福音空间。

第三,福音使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国度充满希望。

我确信,这个国家的希望不会在任何选举或政党中找到。 选票很重要,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会拯救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充满圣灵的基督教,宽大到足以吸引不同的人在一起。

这种团结涉及到两件事。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不仅仅是“在那里”。 它也在我们的心中。 问题不仅在于世界上有种族主义者。 问题在于,我们都以各种方式活在对神和祂对于我们的旨意的反叛当中。 福音要求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罪做出个决定。 耶稣反复重复的一条信息是,“悔改吧,因为天国近了。”(太4:17)。

他呼召我们各自为我们的罪悔改。 为什么? 因为神的国度即将来临,也就是那第二点。 在他的第一次布道中,耶稣就将这个国度描绘出来,他向穷人宣布好消息,宣讲被掳将得自由。(路4:16-21) 耶稣来是为拯救罪人,而那些得救的罪人现在用他们的生命来为神的国度作见证。 我们知道这个国度将会降临,因为基督复活了。 彼得是这样说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徒2:36)

谁掌管未来? 谁按照他的目的揭开历史? 就是既是狮子又是羔羊的那位(启5:5-6)。 他既体现正义,又体现怜悯。

我们美国教会向正在烈火中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发出这样一个信息:有一位神爱你,并为了你能认识祂而死。 这种爱足以聚集世界上对立的人民,能做到所有的政治家、哲学家所不能的。 有一位正义的神,祂看见了世界上陷入困境的人,比如像乔治·弗洛伊德这样的,并为他们而行动。 有一位王和祂的国度。 祂给了我们祂的灵,让祂的名传达到地的尽头。

Esau McCaulley 是北美圣公会(ACNA)的牧师,惠顿学院的新约助理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黑人读经:操练于盼望中的非裔美国人解经》(校园团契出版社学术书库)的作者。

本文改编自5月31日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救赎者圣公会的讲道内容。

《直言不讳》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本专栏不一定代表本刊的意见。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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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弗洛伊德在休斯敦留下的福音遗产

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大个子弗洛伊德”打开了在第三区住房项目中福音事工的机会。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 2020
Nijalon Dunn / Courtesy of Resurrection Houston

编者按:在此阅读CT弗洛伊德葬礼的报道。

在全国别的地方,人们都知道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是因为他生命最后时刻里,被手机拍摄到的几分钟录像。 但在休斯顿的第三区(Third Ward),人们知道他,是因为他多年来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的——做年轻人的辅导,作为“和平之人”,将事工带入当地。

在通过一个教会项目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寻求工作机会之前,46岁的他几乎一生都在历史上一直是黑人聚居的第三区度过。他的事工伙伴说,在那里他被称为“大个儿弗洛伊德”,被视为“老手OG”,是事实上的社区领袖、擅长处理社区政治。

弗洛伊德谈到要打破他所看到的年轻人间的暴力循环,并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外边的牧师带到这里,特别是在被当地人称为“砖块”的库尼家园(Cuney Homes)公住房区,进行门徒训练和外展工作。

“乔治·弗洛伊德是主派来的和平之人,他帮助福音在我从未生活过的地方向前发展。”在库尼主持敬拜的的休斯顿复活教会牧师帕特里克·PT·恩格沃洛(Patrick PT Ngwolo)这样说。

他告诉《今日基督教》:“我们接触那个邻里所借助的平台,以及从那时到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数百人,都是靠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的努力”。

恩格沃洛和其他教会领袖是在2010年遇到弗洛伊德的。 他是一个身高6英尺6英寸的大个子,当时出现在他们为第三区举办的慈善音乐会上。 从一开始,大个儿弗洛伊德就把自己关注的表明了。

“他说,‘我喜欢你做的事情。 这里的邻里需要它,社区需要它。如果你是为神做事,我也要为神做事”,休斯顿复活教会的基督徒嘻哈艺术家科里·保罗·戴维斯(Corey Paul Davis)回忆说。 “他说,‘无论你们需要什么,无论你们去哪里,告诉人们,弗洛伊德说你们是好人。 我会帮你们的。”

教会加大了在当地的参与,举办查经班,帮助人们外出购物和去看医生。 弗洛伊德提供的不仅仅是方便和保护,在教会办的主日崇拜,还有三对三篮球锦标赛、烤肉聚会、社区洗礼,他都赶来帮忙。

“他帮着把洗礼池推过来,知道人们要做出信仰的决定,在活动当中就要在那里受洗。 他认为这太神奇了,”艺名为“和解”的罗尼·利拉德(Ronnie Lillard)说。 “他在年轻人说话时,总会提到神是会压倒街头文化的。 我想,他想看到年轻人放下枪,接受耶稣,而不是街头生活。”

过去的几年中,在当局描述的从第三区和休斯顿东南部蔓延出来的帮派战争中,已经有超过50人被杀。

外边的人自行进来,很难获得信任,甚至无法保证安全。 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给的认可,对于城区门徒训练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它要求在机会、方向和语境方面都有实效。

“他的信念将心交给一个被福音彻底改变的第三区,他的使命是让其他基督徒有能力能够进来,把福音推广。”在库尼受洗的倪加隆·邓恩(Nijalon Dunn)说。 “弗洛伊德为我们做的某些事情,我们可能要直到在天上再见面的时候才会知道。 有时我们会在‘砖块’那里参加教会活动直到下午3点,而到了4点半,有人就会向篮球场开枪。

邓恩分享了弗洛伊德在洗礼和篮球赛中的照片 弗洛伊德的网名包括“BigFloyd4God.”(即“大个儿弗洛伊德服事神”——译者注)

随着本周弗洛伊德之死消息的传开,基督徒们的悼念和哀恸祷告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涌入。 在 Twitter 上,戴维斯形容弗洛伊德就是“定义上的‘你想所看到的改变’”,并分享了一段悼念视频,其点击量达110万次。 基督徒流行嘻哈艺术家“宣传”转发了 其他认识弗洛伊德的艺术家的追忆,说:“他是我朋友们的朋友。”

他的家人告诉《休斯顿纪事报》,弗洛伊德在2018年左右搬到了明尼苏达.

据牧师恩格沃洛说,他去那里参加一个包括安排工作在内的门徒训练计划。 他说:“一个‘砖块小伙子’是不会随便离开第三区去明尼苏达州的!” 弗洛伊德告诉邓恩他打算今年夏天回来。

虽然他没再回过家,但他的故事将“在第三区这个社区里永远流传下去”,利拉德说。 “他会被画在墙上。 每个成长中的年轻人都会知道乔治·弗洛伊德。 认识他的人会记得他是生命中一道积极的亮光。

事工领袖们听到第三区社区成员的倾诉,他们称弗洛伊德为哥哥、叔叔,甚至是爸爸,因为他们缺乏年长的男性形象作为正面影响。

哀悼者周二晚上聚集在解放公园(Emancipation Park)祈祷守夜。这是第三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在推行吉姆·克劳(Jim Crow)种族隔离期间,曾经是休斯敦唯一对非洲裔美国人开放的公园。 恩格沃洛本周将和当地其他牧师会面,一起哀悼。

弗洛伊德被明州一名警察按在人行道上的视频被人们疯传,成为手机录像记录警察对黑人使用武力的又一标准案例。 弗洛伊德的事工朋友说,当视频最初在新闻中现时,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从以前的类似录像抽出注意力——阿茂德·阿伯里(Ahmaud Arbery)在佐治亚慢跑时被枪杀,以及一位在纽约中央公园看鸟的黑人男子遭一名女子打911报警。 但是接着利拉德发来短信:是大个儿弗洛伊德。

对于这种杀戮的发生,他们并不那么觉得难以置信。 毕竟他们也是黑人。 利拉德告诉CT,尽管他们的无辜、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善行,但他们都有被执法当局怀疑、羞辱和威胁的故事。

现在,他们被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去记住一个他们所认识的温柔巨人,一个使邻居感受到激励的人,一个积极的改变力量。 但他们也说,这并不重要。 他和大家一样,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就这一点本应足以让他免受他们在视频中看到的那种暴力待遇。 弗洛伊德家人和支持者,涉案的警察——这几个人已经被警局开除——应该面临谋杀指控。

恩格沃洛牧师仍在试图搞明白这件事,但他一直在回想一个主题,那就是无辜者的流血。 在该隐的优越感和仇恨驱使他杀死亚伯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创4:10)

“如果你快进2000年,还有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他的血比亚伯的血更能说明问题。 … 耶稣的鲜血说,他可以救赎我们度过这些黑暗和危险的时代,”恩格沃洛说。 “我怀有希望,因为就像亚伯有基督形象一样,我看到我的弟兄弗洛伊德也像基督,这将我们指向一个更伟大的现实。 神确实听到了我们的声音。 他现在甚至听到了地上他的哭声。 报应要么发生在十字架上,要么发生在审判日。”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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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宣教士飞行员林才欣(Joyce Lin)在空运抗冠状病毒物资的行动中牺牲

这位美国宣教士坠机时,在印度尼西亚才开始飞行几个月

MAF pilot Joyce Lin

MAF pilot Joyce Lin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4, 2020
Courtesy of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周二,在向印度尼西亚的偏远村庄运送抗COVID-19物资途中,一位40岁的美国宣教士飞行员因飞机失事丧生。

作为宣教航空使团(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MAF)的飞行员,林才欣 (Joyce Chaisin Lin) 当时正在向印尼漫长岛链最东端的巴布亚省的一个村庄运送快速测试包和学校用品。 MAF发言人布赖德·霍格兰说,她早上6点27分从森塔尼市起飞,两分钟后发出求救呼叫。 据当地警方称,搜救队发现她驾驶的科迪亚克100型飞机坠入附近的森塔尼湖,并在水下约40英尺处打捞出她的遗体。

林女士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而且是一位经过资质认证的正式飞行教练。 今年3月,她完成了MAF指派的首次单人飞行。 她获准飞往20个村庄(MAF向总共约150个村庄提供服务)。不论是给在当地抗御冠状病毒的传教士和援助人员采购肥皂,还是向整个地区运送药品、COVID-19试剂盒和个人防护设备,她都是这些行动的主角。

MAF的主席大卫·霍尔斯滕(David Holsten)对《今日基督教》说:“失去了她,我们在内心沉重的同时,也感到真诚的欣慰,因为乔伊斯(Joyce)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忠实于神对她生命发出的呼召。 为事奉主,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并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了其他的人。”

霍尔斯滕说,MAF已经有23年没有发生过致命事故了。 民航当局正在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 据霍格兰说,由于防冠状病毒而实施的飞行管制,机上没有其他乘客。 在印度尼西亚,旅行仍然受到限制,但MAF有空运货物和急症病人的许可。

林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戈登-康威尔神学院。为成为传教士飞行员,她筹划并接受培训已有十年了。 她最初在MAF实习是在2010年,然后在2015年获得商业执照,2019年移居巴布亚。

“第一次独自操纵科迪亚克降落,感觉真是太神奇了”,她在12月的一封募捐信中写道, “自从听说宣教飞行后,这一直都是我梦想驾驶的飞机。 我驾驶科迪亚克,既在正规的硬质跑道上,也在泥土跑道上降落,并操练应急步骤。”

林在科罗拉多和马里兰长大,是台湾基督徒移民的女儿。 因为当地福音派教会的外联活动,她在小时候就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学位,并在IT行业工作了十年之后,林感受到献身宣教的呼召。 在戈登-康威尔神学院,她发现了航空宣教这一行:这份工作结合了她对飞行的兴趣、她的计算机技能,以及她对献身基督徒事奉的向往。

她立即就确信,这是神的呼召,于是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实现成为宣教士飞行员的目标。 除了向在巴布亚的传教士和人道救援工作者运送物资外,她还帮助建立并维护了一个计算机系统,使他们能够上网。

去年12月,在写给在美国的朋友和家人的一封信中,林为传教士的工作辩护。

她写道,“在任何人反对基督徒或西方人改变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基督教宣教士到来之前,巴布亚并不是热带天堂。 巴布亚部的各落活着就是为了互相残杀。 …人们一直生活在对其他部落和神灵世界的恐惧当中。”

在她执行的第一次MAF飞行中,由于天气恶劣,林不得不改道前往巴布亚高地上最大的城镇瓦梅纳。 在机场,她发现一名妇女需要紧急转送,以便接受大手术。 由于COVID-19引起的交通封锁,所有航班都被取消,但林获准将这名妇女飞往森坦尼。

林将此视为上帝使用她的确据。

写道,“基督徒喜欢引用罗马书8:28的那段著名经文,就是神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那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 回顾自己的生活,在响应呼召、服事于印尼的这段经历中,看到这句经文的真实性一次又一次被证实,这实在太妙了。”

周二,在林原本计划降落的高地村落的跑道上,人们摆上了用红玫瑰制作的一个小小的纪念物。 “献给飞行员乔伊斯·林”,一张卡片上写着,“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林身后在世的亲人包括父母和两个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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