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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关于三位一体的思考往往具有显著的修正派倾向

神学家马太·巴雷特(Matthew Barrett)就我们对父、子和灵的正统理解的偏离做出诊断。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4,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Envato

总体而言,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圣经和道德持保守态度。然而,根据神学家马太·巴雷特的观察,他们对上帝最基本的宣称往往是显著地具有修正派特点。

巴雷特是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Mid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信条杂志》(Credo Magazine)的执行编辑,也是《完全的三位一体:不被操控的父、子和灵》(Simply Trinity: The Unmanipulated Father, Son, and Spirit)的作者。这本书是他2019年旳著作《没有更大的:没有被驯化的上帝属性》(None Greater: The Undomesticated Attributes of God)的续作,它同时做了两件事。首先,它指出福音派神学的三位一体论如何偏离了经典的基督教传统。其次,它募集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最佳老师团队”,他们来自那经典传统,能带领读者回归圣经正统观念的安全港湾。著作的语气平易近人,但内容来源却是深厚的。

福音派是怎样错误理解三位一体的?巴雷特谈及的范围很广,但他着重于被他称为“社会三位一体主义”(social trinitarianism)在近代神学中的发展。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倾向于将上帝的一体性视为一个位格的群体。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立场,而并非单一的学派。巴雷特介绍了一些主要人物,包括自由派神学家,如约尔根·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和莱昂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及相对应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如韦恩·古德恩(Wayne Grudem)和布鲁斯·韦尔(Bruce Ware)。

社会三位一体主义的标志是它愿意将三个位格的关系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典范。对于如莫尔特曼和博夫这样的自由派学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要利用父、子和灵的平等地位来提升社会平等主义的愿景。诸如古德恩和韦尔等保守派,则有时会利用三位一体内所谓的等级制度——即他们所谓的子对父的"永远服从"——作为他们对性别互补论的基础。 (许多互补论者持不同意见。第十长老会教堂的牧师廉姆·格里格(Liam Goligher)几年前在一篇被疯传的博客中提出了警告,他指责古德恩和韦尔破坏了父、子、灵之间的合一性。)《完全的三位一体》一书做出了透澈的分析,指出三一神学上的修正派趋势是如何进入了看似保守的美国福音派世界。

回归的途径是怎样的?在他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巴雷特重寻三位一体的经典教义,论述了永恒与历史的关系,同时肯定了上帝的一体性和简明性。他所涵盖的教义——圣子的“永恒受生”(eternal generation),圣灵的“永恒发出”(eternal procession)和三一神的“不可分割的工作”(inseparable operations)——听起来相当高深,巴雷特却轻松而清晰地解释了这些教义。

在这些章节中,巴雷特还用了一整章来检视古德恩、韦尔和其他人关于圣子是“永远从臣服于父”的主张。他正确地指出,父、子和圣灵之间的起源关系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对救赎的理解。

这本书并不是完美的。在讨论近代修正派的产生缘由或者经典基督教对三位一体理解的辉煌时,巴雷特都不够深入。而且,对于基督徒灵命塑造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而言,三位一体的思考该如何运作,他未能做出定位,使这本著作的重点只限制于思想辩论和圣经诠释。

这与经典的基督教思想模式不太吻合。以四世纪教父拿先素斯的贵格利(Gregory Nazianzus)为例,在他的五个神学演说中,他当然论述了有关父、子和灵的圣经经文,但这只是在他为三一论对话作出所需的属灵预备时做出深思后才进行的。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表明,正如《圣经》所描述的,上帝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但是,无论左派或右派的社会三位一体主义,都倾向于犯同一错误,就是把上帝与其他的人做错谬的类比。除非我们解决此根源性问题,否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神学错误的症状不时出现。

尽管如此,《完全的三位一体》努力尝试识别和消除其中一些有害趋势。对于近年阅读过有关三位一体的令人困惑的博客文章的人,这本书将帮助您重回神学正轨。对于那些想重寻崇拜三一上帝的丰富的人,巴雷特肯定是能胜任有余的向导。

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改革宗神学院系统神学的约翰·戴姆·特林布尔(John Dyer Trimble)教授。他是《牛津改革神学手册》的合编者。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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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COVID-19疫苗的3个生物伦理学问题

在对新的mRNA进行了考量后,基督徒专家们对于疫苗持支持态度。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23, 2021
Matt Slocum / AP

随着美国COVID-19疫苗的推广从医护人员扩大到老年人和必要员工,美国人正在衡酌若有机会的话是否要注射疫苗。

尽管来自莫德纳(Moderna)和辉瑞(Pfizer)的冠状病毒疫苗代表了一种新型疫苗——使用mRNA而不是用毒性减弱的病毒来触发免疫反应——但围绕它们的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源自原有的对一般疫苗注射的担忧。

在这次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之前,对疫苗的犹豫不决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19年全球健康面临的十大威胁之一。 基于对疫苗成份在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考量,有些美国基督徒拒绝注射疫苗,有的基督徒则和顾虑疫苗的安全性和副作用的少数人有同感。

迄今为止,实验已证明COVID-19疫苗的有效率为94–95%,且副作用在几天内就会消失。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调查,仍然有50%的白人福音派人士和59%的黑人新教徒表示不会接种,而大多数的美国人(占60%人口)表示愿意接种。

尽管有这种矛盾,基督徒在传统上一直支持疫苗的接种,以表达对邻舍的爱,并说其好处远大于受伤害的机率。在1700年代,清教徒传教士科恩·马瑟(Cotton Mather)就敦促他的会众进行天花接种,即使那时候疫苗还未成功开发。现今,知名的基督教医学专家和伦理学家也在提倡疫苗。

当新一代的美国信徒再次考虑新冠疫苗是否安全和合乎道德时,许多福音派组织和专家们就已经开始发表意见。以下的一些问题着眼于疫苗本身对个人使用是否安全以及合乎道德标准——从解决来自流产胎儿的细胞株在疫苗开发中的普遍使用开始,还有一些问题进一步探讨疫苗分配的道德规范,为了本地和全球社群着想。

1.用流产胎儿的细胞制备的疫苗是否违反了赞同生命权的信念?

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赞扬使用mRNA技术的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因为它们不包含胎儿细胞,在生产过程中也不使用胎儿细胞。

虽然这两家公司确实在测试中使用了胎儿细胞株,以检查潜在的副作用或可能对细胞的损害,但这是审验疫苗的标准做法。胎儿细胞株本身不包含胎儿组织。它们是在实验室内从几十年前获得的胎儿细胞中培养成的。

为了生产当今许多种类的疫苗,制造商使用通过1960年代两次流产获得的胎儿细胞株,这些细胞经过培养和冷冻保存后以便长期使用。当时,胎儿细胞被认为是承载病毒的最佳活细胞,并且已被用于开发风疹,狂犬病,甲型肝炎,水痘,带状疱疹和小儿麻痹症(虽然这不是美国通用的版本)。

新型疫苗的开发已渐不使用胎儿细胞株,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可用动物细胞和其他非胎儿的人类细胞作为替代品来开发可行的疫苗。附属于支持生命权的“苏珊·B·安东尼名单”(Susan B. Anthony List)的研究部门夏洛特·洛齐尔研究所(Charlotte Lozier Institute)制作了一张图表,来说明获得政府疫苗开发计划“疾速行动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资助的候选疫苗厂商在开发疫苗过程中何时使用胎儿细胞。

该研究所指出像莫德纳和辉瑞这样的疫苗厂商,它们使用这些细胞进行测试以确认抗体反应,而其他的疫苗厂商则仍依靠流产的胎儿细胞来生产疫苗。

尚未批准在美国使用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它们仍使用旧的胎儿细胞株来开发和制造疫苗,以及用于实验室内的测试。上周,阿斯利康的疫苗获得四个国家的批准。这两家公司都与最近成立的全球联盟COVAX签署了一项协议,就是将疫苗分发给中低收入国家。 它们的疫苗也更便宜,因而使某些国家更容易获得它们。

另外两个候选疫苗诺瓦瓦克斯(Novavax)和赛诺非(Sanofi Pasteur)仍在试验中,但也可能会被选用。它们在开发中不使用胎儿细胞株。它们都是“蛋白质亚基”疫苗,它们使用病毒中的蛋白质触发免疫反应。

但是,即使是厂商需要胎儿细胞株进行生产,许多反堕胎运动的领袖们表示,他们也不会反对注射疫苗。天主教会表示,选择免疫的人不会因堕胎罪而受到谴责。美南浸信会道德与宗教自由委员会也说,接受疫苗在道德上是允许的

三一国际大学的生物伦理与人类尊严中心(CBHD)建议,可以提倡用合乎道德观产生的细胞株或其他更好的产生方法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基督教医学和牙科协会与其他三个支持反堕胎的医学协会一致呼吁研究人员开发合乎道德观的COVID-19疫苗,在开发过程中的任何阶段不使用堕胎胎儿的细胞。

2. 接种mRNA技术的疫苗是否安全且合乎道德标准?

基督教伦理学家马修·阿博(Matthew Arbo)、本·米契尔(C Ben Mitchell)、和安德鲁·沃克(Andrew T. Walker)上个月在《公众论坛》期刊上写道,“由于在疾速行动计划下快速发展的步调,相对于之前其他的疫苗,很自然地大众会担心COVID-19疫苗可能不会一样地安全有效,其他疫苗用较缓慢的进度开发。”

他们说: “尽管疫苗的开发确实很快速,但是遵循了相同的科学过程。” “事实上,由于风险很高,因此审查和监督从未像这次这样严格。”

自1990年代以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应用mRNA来进行免疫治疗,直到现在才将其用于疫苗开发中。从2002-2004年间SARS病毒爆发和2012年MERS爆发期间对冠状病毒的了解开始,科学家们发现他们也可以使用mRNA对付引起病毒传播的刺突蛋白。

在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新型冠状病毒后不到两周,中国研究人员对该病毒的DNA进行了排序,并向世界公开。几天之内,莫德纳的研究人员应用过去的研究结果并确定了mRNA疫苗的序列。

辉瑞和莫德纳的COVID-19疫苗使用合成的mRNA链,可告诉人类细胞如何复制位于新冠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从而激活免疫反应。这不是DNA;它是RNA。因此很容易分解,并且无法侵入人类的遗传密码。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所长也是基督徒的遗传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疫苗若有任何重大问题都会在头几个月的试验中出现。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与其他疫苗有任何大不相同的副作用或风险。但是,还需要经历更长的一段时间,科学家们才知道mRNA疫苗的长期效用。

CBHD相信,尽管是破纪录的开发进度,但疫苗厂商和美国监管机构已尽可能地把风险降低。 ERLC也表示同意,认为美国政府的优先审核对加速监管流程至关重要。

3.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有义务接种COVID-19疫苗吗?

CBHD探讨了这个问题,认为科学家需要更多地了解COVID-19疫苗才能充分提供答案。该组织建议,将来的道德义务考量可类似于注射年度流感疫苗。由于SARS-CoV-2病毒的持续传播和死亡人数的增加,现在许多人认为注射它有道德上的迫切需要。一些人假设群体免疫可以不需要用注射疫苗来达成,也就是若有足够的人产生了对COVID-19的免疫能力,就保护其他尚未有免疫力的人。但若没有付上牺牲更多生命的代价,这是不可能的,柯林斯表示

科学家不知道需要多少疫苗接种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力。最初估计是70%,但免疫学专家安东尼·弗契(Anthony Fauci)最近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数字。对于麻疹等传染性很强的疾病,该比例为95%,但仍可能发生小规模的传染。

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艾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建议,将注射疫苗作为个人选择并认为仅影响他们自己本身的人,更应该为他们周围易被感染的邻居着想。

他写道: “还有第三者——也就是不能接种疫苗或无法获得疫苗的人仍可能被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感染。共同利益的总原则可以归结为仁慈、爱心、关心他人,为服务他人将个人之急先放下。基督徒在考虑疫苗问题时,必须权衡这一关键性的圣经原则,这应是他们考量的一部分。”

莫勒还说,他将会接种疫苗,并鼓励其他基督徒也这样做,但他反对政府或其他组织企图强迫人们接种疫苗。

一些基督教大学,除了施行强制性的COVID-19安全预防措施,还要求学生注射流感疫苗,若可以得到COVID-19疫苗时,也可能需要注射。雇主或其他场所(甚至包括教堂)是否会考虑要求接种疫苗的好处,这还有待观察。

“就像各州和地方政府将疫苗接种包括在进入日托和公立学校的要求一样,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若要参与社区许多的活动(甚至在教堂内),需要先接种COVID疫苗的要求。”福音联盟的乔·卡特(Joe Carter)写道。 “关于这种政府权力的讨论应基于对邻舍的爱(马可福音12:31)和智慧(箴言4:7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寻求最正确的资讯,并倚靠上帝赋予的理性和审慎来做出判断。”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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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枪手与教会的关系将问题摆在牧师们的面前

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会众,以应对假福音和渗透其属灵生活的歪曲教义。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9, 2021
Ben White / Lightstock

当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都在关注本周围绕罗伯特·亚伦·朗(Robert Aaron Long)行为的一系列事件时,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疑问。 我们与媒体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哀悼受害者,并想知道这个枪手的动机,希望了解是什么导致他的错乱和暴力,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其他人对自己和他人采取有害行动。 通过目前详细的报道,围绕着枪支文化、对亚裔美国人的认知和对性的信念,我们正在解读的可能相关因素。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对当前的状况有更多的疑问。 在枪击和逮捕发生后不久,一段罗伯特·亚伦·朗在亚特兰大地区一座教堂接受洗礼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 他在Instagram上的自我描述说:“比萨、枪、鼓、音乐、家庭和上帝, 这几乎是我人生的总结。”

我们这些美国教会中人必然会想,一个耶稣的跟随者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教会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地教导、纠正或关怀这个深陷困境的人。

虽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责备教会或基督教,但这一悲惨事件有几件事应该让基督徒,尤其是基督教领袖们思考清楚。 作为一个牧师,我看到我们可以问三个关于会众的问题。

我们的人都是谁?

当代美国教会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在教会学的意义,“教会”被理解为一栋建筑、一个要去参加的活动,甚至是从网上下载的讲道内容。 但《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ekklesia)是被福音呼召出来的人,作为基督的子民被召在一起,被呼召加入神的使命。

任何带领会众的牧师都必须了解构成教会的那些人是谁,以及我们要如何认识他们,并与他们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我的一位朋友说,“呼召加入教会就是呼召门徒”。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一个健康的教会中,成员以及牧养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

希伯来书13:17告诉我们,教会领袖必须对教会中的人“交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会员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是我们要对我们如何带领他们、牧养他们、照顾他们的属灵需要作出交代。

如果我们不了解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将无法提供哪怕是简单的报告。 这是一个艰巨的责任,但必须认真对待,尤其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还有谁在训导我们的人?

我听牧者说,教会的门徒训练不够。 我想说的是,问题不在于缺乏门徒,因为人们总是在接受门徒。 每当人们离开敬拜仪式或小组时,每当他们合上圣经时,他们就会立即被社交媒体和通讯所淹没,播放另一种说法。

他们的工作场所、社区里的朋友和消息来源都在对他们进行引导。 牧者可以假设他们的会众被那些外界的影响所淹没,但也要问他们的人在接受什么信息。

从一世纪到今天的教会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很容易相信各种不符合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东西。 在教牧事工中,我最困难但也是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把人们叫来,与他们见面,帮助他们看到他们在有线电视新闻中听到的叙述与《圣经》的叙述不一致,或者说他们那过度尖刻的精神更像这个时代的精神,而不像基督的灵。

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了解你的人,但你也必须知道是谁在引导他们,你必须愿意纠正他们。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这是必要的工作,也是牧者从教会开始就一直在做的工作。 在这些时刻,我更多地发现自己认同保罗在加拉太书3:1中所说的,“无知的加拉太人哪,… 谁又迷惑了你们?”

我们的人信的是什么福音?

我不知道罗伯特·亚伦·朗究竟是如何理解福音或基督教的,但我知道有一种基督教不是很属基督的。 其实,有很多种基督教并不是很属基督的。

在美国现在有一种基督教,它关注的是如何被合适的社会群体所接受,并坚持合适的社会叙事。 这是一种不太极端的基督教,但也仍然很属灵,按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的话说,是一种“道德治疗性自然神教”。 还有一个流派的基督教遵循一种美式的道德准则,差不多就是“上帝、枪和国家”的基督教。 这些都不忠于福音的真正呼召。

福音并不是叫我们进入基督徒的部落,而是叫我们深深地依靠耶稣这个救主和主。 当我们开始在圣洁的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时,我们开始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耶稣的生命和工作得到宽恕和救赎。

有很多人可以认同某种基督教,却从不认同基督。 这种部落式的基督教会导致自以为是和自我辩护。 它非但没有带来爱、宽恕和基督里的自由,反而只会导致羞耻、自恨、大分裂,甚至愤怒。

看来,罗伯特·亚伦·朗虽然是公开宣称自己为基督徒,但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已经开始相信这种福音了。 他试图服从上帝,根据[他对调查人员的说法,“她们”才是问题的症结。 这当然是一个老问题,可以一直可以回溯到伊甸园。 当神叫亚当为他的罪负责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回过头来向神寻求宽恕,而是责备别人。

可悲的是,这种倾向仍然存在于男女心中,只有当我们相信真福音时,才能治愈。 我们必须看到,神自己愿意承担我们的罪(以及我们周围人的罪),愿意代替我们被贬斥、被粉碎、被羞辱、被鄙视、被定罪。 当我们认识到了这种爱,靠着神的恩典,它就使我们那摆脱了困扰我们教会的假冒伪劣的福音部落主义,使我们在基督里追求神。

教会领导和牧养事工是很难的。 我提供这篇文章并不是对任何教会的批评,我发现自己与海棠果浸信会(Crabapple Baptist Church,即凶手所属的教会——译者注)的成员和领导层一起哀悼。 但对于所有基督教领袖来说,本周在亚特兰大发生的悲惨事件应该重新唤醒我们,并引导我们更深地致力于了解我们的百姓,对我们的百姓进行门徒训练,并为了他们的灵魂而向我们的百姓清楚而忠实地传讲福音,最终使耶稣能够正确地获得他应得的荣耀。

杰森·迪斯(Jason Dees)是亚特兰大基督圣约教会的主任牧师。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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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给有偏见的教会的信

使徒保罗对“主的晚餐”的指示如何与当今的多民族教会接触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8, 2021
Illustration by Chad Hagen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多种族会众一起聚会是解决白人种族主义的办法。 但正如社会学家克丽·利特尔·爱德华兹(Korie Little Edwards)的研究表明,即使教会聚集了不同种族的教徒,他们聚集的_方式_也往往强化了社会对白人文化的偏爱和对白人权力结构的服从。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即便解决了主日上午崇拜的种族隔离问题,也没有解决基督教内的种族压抑性问题。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况。 使徒保罗写信给一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被奴役的和自由人组成的多种族、多阶级的教会(12:13)。 这使得他们的会众远比今天典型的北美教会更多元化,据爱德华兹所言,北美有些教会中甚至连一个别的族裔成员都没有。

然而保罗却告诉哥林多人,他们的聚会“弊大于利”(11:17-22)。 原因是什么? 他们来参加主的晚餐的方式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 有的人有太多东西可吃。 有的人却一无所有。

要理解保罗的批判,我们需要了解用餐在哥林多社会中的运作方式。 哥林多社会有明确的等级制度,这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和经济阶梯。 你在这个阶梯上的位置取决于你是否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智慧”、“有影响力”,以及“出身高贵”(1:26)。

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甚至可能关乎生死。 赚取其中一个标签意味着你更有可能获得所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关系,而你的生存亦可能悬系于此。

在哥林多,公共用餐为个人提供了一种宣告自己所属社会阶梯位置的主要机会,甚至是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就像今天的中学食堂,吃饭时你坐在哪里,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你在社会上的地位。 多带些食物或要求更体面的座位等等,都是试图攀登这阶梯的策略。

这一切在哥林多都是平常之事,但保罗声称,这种行为在教会中不应存在。 鉴于这个多民族、多阶级的教会羞辱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方式,他们所做的根本不能被称为“主的晚餐”。 他们的行为是哥林多人式的,而不是基督徒式的。

哥林多信徒在聚会的方式上仿照哥林多社会的等级制度,显明了他们“藐视教会”,“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11:22, 27)。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17-34中所言的激烈程度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但考虑到他在书信前文的话,就完全合情合理了。 你们蒙召的,保罗如此告诉教会: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

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 (林前1:26-27, 29)

一开始,保罗就告诉他的听众,基督建立教会的方式把哥林多那尊崇智慧、影响力和尊贵出身的社会阶梯打得粉碎。 但哥林多教会是如何回应的呢? 他们将那压抑的社会阶梯复制到了他们聚会的方式中来。

保罗的解决方法不是要解散这个多种族、多阶层的教会,也不是要减少用餐在他们团契生活中的作用。 相反,他呼吁教会在聚会筵席时“彼此欢迎”。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主要的英文圣经都把保罗在33节的命令翻译成“彼此等待”(和合本,林前11:33)。 但在款待饮食的语境中,被译作_等待_一词的希腊语动词也可指“欢迎某人”,类似于我们在餐饮服务业中所指的在餐桌边服侍。 哥林多教会若能“彼此欢迎”,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保罗在接下来的话中给了我们一个线索。 在哥林多前书12:12-13中,他提醒哥林多人,虽然他们是一个种族和经济多元化的教会,但每个人都是基督一个身子上的肢体。 不同的成员运用他们不同的天赋为整体谋福利。 这是当代多民族教会仍然持守的信息。

不过,我不确定对下面的内容我们是否依然感兴趣:“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12:24-25)。

神亲自安排教会的结构,以便在教会内给那些在教会外并无荣耀的成员更多的荣耀与关心。 上帝确实关注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但只是为了特别恩待那些处于底层的人。

正因如此,保罗呼吁教会会众以这种不顺从文化的方式彼此欢迎。 通过不给社会上有权势的人以特权、并积极地将特殊的荣耀给予在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人,哥林多信徒的聚会会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哥林多教会在主的晚餐上保留社会等级制度的做法,也映照出许多多种族教会在敬拜方式、参与社区活动和领袖的种族构成等问题上,都会优先考虑白人的喜好和规范。 但如果问题相似,或许解决方法也相似。

例如,多种族教会可以学习历史上黑人教会在自己的聚会中如何拆除社会等级制度的方式。 每一个教会,无论其种族构成如何,都必须“省察”自己,“分辨”会众生活如何给予白人文化特权,如何把一些弟兄姐妹当作基督身体中不完全的成员(林前11:28-29)。

遵循保罗指示的多民族教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为我们其余人示范如何重新整合我们的团契生活。 那样,我们就都可以拥抱保罗关于“彼此欢迎”的指示,在我们的教会中给那些最可能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以特殊的荣誉。 愿我们带着勇气和喜悦如此去做。

Michael J. Rhodes是克理浸信會神学院(Carey Baptist College)的旧约讲师,也是孟菲斯一个多民族教会 Downtown 教会的助理牧师。 本文改编自《基督教伦理学研究》(Studies in Christian Ethics 33.4 (2020))中的一篇论文:“在爱的团契中排椅子”。

翻译:许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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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仍然保持信仰

当研究的注意范围超越隶属关系时,离开宗教机构的举动就会变得更加细微复杂。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8, 2021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我在伊利诺州乡下地方的一个小镇里牧养一家美国浸信会。当这个建筑物在1968年投入使用时,这教会有300多位成员。到了1990年代末,大约有一百位。当我在2006年成为他们的牧师时,只有50位。现在,在一个好的星期天,我可以从讲台上看出去,看到座位上有20个人。

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我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家,部分原因是要试图弄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出版的书《“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要去哪里》(The Nones: Where They Came From, Who They Are,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中,我详细记录现在有这么多美国人如何,以及为何被放在不隶属任何宗教的行列(即所谓的“无”,None ——译者注)。

我所发现的是,尽管许多人离开了所隶属的宗教,但他们并没有把宗教和灵性的所有方面都抛在脑后。因此,尽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能不再轻易地算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仍然每年参加几次礼拜或维持对上帝的信仰。

现实情况是,很多“无”其实是“有一些(宗教)的”。

根据归属来分类“无”

通过对宗教归属的调查来衡量,不归属任何宗教的人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包括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例如,《综合社会调查》询问了一个常见的问题:“您的宗教偏好是什么?”受访者可以从很多选项中进行选择,包括“无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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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宗教归属。这比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仅略有增加,直到在1990年代开始攀升。在1993年至1996年之间,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跃升了约4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代的开始,增加到近六分之一(近15%)。

表示“无宗教”的受访者人数持续增长,在2012年达到了五分之一(19.6%),在最新的调查已接近四分之一(23.7%)。

有充分的证据 表明了,GSS低估了没有宗教归属的人的比例,因为有些受访者可能在面对一位采访者时,会较不愿表示自己是没有宗教归属的人。尽管如此,所有调查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些不秉承宗教传统的人每年都在增长,即所谓“无”的兴起。

在我的书中,我提到在其他宗教传统中,唯一人数有重大变化的,就是主流更正教徒(例如,联合卫理公会和圣公会)。数据表明,很多“无”是在其中一种传统中长大的,但到了成年后就离开了。

根据行为来分类“无”

归属是衡量宗教信仰最流行的方法,但宗教生活还有其他层面。如果我们相信“行动胜于雄辩”,我们可能会研究宗教行为是否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

值得看的是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从社会科学得知,公共礼拜聚会对于产生社会资本、提供神学教育以及鼓励信徒继续致力于其信仰传统的宗旨至关重要。

像宗教隶属一样,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宗教出席率一直在下降,但这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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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大约十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礼拜活动。在另一端,大约十分之二的人说他们从未或很少参加教堂礼拜。在1980年代,教堂出席率最低类别的美国人所占比例保持稳定,然后从那时起逐渐增加。到2010年代,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从未参加过教堂,或者每年参加一次以下。

同时,每周参加礼拜的美国人所占比例缓慢下降。在1990年代和2010年代之间,这一最高出席率的比例下降了约2.5个百分点。目前,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每周参加礼拜一次或以上,而三分之二每年至少参加一次礼拜。

是什么导致人数减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一直相信年轻人会在成年初期摆脱宗教信仰,但在他们结婚,生子并定居下来之后,便回到教堂。婴儿潮一代确实如此,但现在的数据表明,在较年轻的群体中,这种情况并没有那么多。较多的年轻人在20多岁时停止参加教堂活动,再也没有回来。

根据信仰来分类“无”

宗教传统最后的层面是宗教信仰。这些问题很难在调查中提出,但是GSS于1988年开始探讨这一主题。

“哪个陈述最能表达您对上帝的信仰?”受访者可以在以下六个选项中挑选:从“我知道上帝确实存在,对此我毫不怀疑”,到无神论者的选择“我不相信上帝”,和不可知论者的选择,“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也不相信有任何办法可以找到答案。”选择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选项将被视为在宗教方面的“无”,是合理的假设。

https://datawrapper.dwcdn.net/tYiTD

1988年,只有5.1%的美国人选择了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选项。二十年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其中3%的人选择了无神论者的选项。从那时起,持有这些信念的比例在调查的最后两波中已上升至约11%。

分析这三个分类

绝大部分美国人(60%),无论是根据归属、行为还是信仰,都无法归类为“无”。但是,在那40%在至少一方面与宗教有隔膜的人中,很少在三方面都与宗教无关。

这维恩图(Venn diagram)说明了这40%的人口如何分布在宗教信仰的三个层面上。请注意,行为(不参加教堂)是一个人被算为“无”的最常见原因。

有40%的“无”不参加教堂,但仍然觉得隶属某个宗教团体,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上帝。另外有四分之一的“无”既不去教堂也不表示与任何宗教团体有隶属关系(绿色和黄色圆圈的交集),但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上帝。这两类占了“无”的三分之二。

难怪研究表明,在美国没有宗教归属的人返回教堂并重新认同是基督徒的可能性,与成为自我认定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可能性一样多。在我的书中,我说到“没有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人在仅仅四年之后,就有将近20%把他们的归属改变成基督徒。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宗教信仰)”的类别涵盖了五分之一的美国人。丰收!

对于剩下的两个因素,很明显,归属是紧随其后的,跟着是宗教信仰。只有四分之一的“无”表示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所有在红色圆圈里的人)。

维恩图的中心表明,在一个层面是“无”的人中,只有15.3%在三个层面都是“无”。换句话说,在美国人口中,只有约6%既不属于任何宗教传统、也不去教堂,并且还持有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的世界观。

正如埃德·斯泰泽(Ed Stetzer) 去年写的: “放弃25%的人口,把他们视为无法接触,或视为都是无神论者,是错误的。认为教会继续像往常一样就会吸引“无”,这也是错误的。”

他告诉教会领袖:“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不是无法接触的人。”但是,要让领导者接触到这个不断增长的人口,不论他们的社区中的,甚至是在他们的教会中的,就必须准确地了解在美国那些没有归属的人的不同情况。

了解这些人的分类和轨迹至关重要,但是在进行分类时,非常容易会过分概括同一类人共同没有的地方,而忽略了他们共同有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给教会一个简单的清单,列出牧师可以做的事,使“无”重返教堂。但是在美国,至少有6000万个这样的成年人离开有组织的宗教,他们有6000万个原因。

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了解这个群体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基督徒需要愿意听他们的心声。与“无”进行对话——以一种非判断性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顾虑和包袱——是教会处理美国宗教架构这一重大转变的最佳方法。

Ryan P. Burge是伊利诺州东部大学政治学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结果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宗教”网站上,他在@ryanburge上发推文。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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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RZIM将不再进行护教事工

在对受害者发出呼吁并透露更名计划的几天后,拉维·撒迦利亚的机构又宣布了在事工上的急剧转向方案。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2, 2021
Courtesy of RZIM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护教(apologetics)事工,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RZIM)将在今年停止其护教事工。

首席执行官萨拉·戴维斯(Sarah Davis)周三上午向员工宣布,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规模缩减后的这一传道事工会将重塑为一个慈善拨款机构。

它计划把资金捐给实现其捍卫福音真理初衷的各机构,以及照顾性侵受害者的组织。

“RZIM不能也不应该继续以目前的形式作为一个机构运作。 戴维斯说:“我们也不相信我们只要重新命名该组织,就可以继续‘照常运转’。”她是撒迦利亚的女儿,自2020年5月他去世后,她一直领导该事工。

自从9月份对撒迦利亚的指控受到报道以来,对RZIM讲员们的邀请已被纷纷取消。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随着它调查已故创始人的性侵行为,并最终将其证实,这个拥有3500万至4000万美元资金的事工所收到受到的奉献捐款已经减少。

戴维斯周三承认,调查所发现的“罪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RZIM的事工(最近)在经历着一次独特的旅程,与我们能想到的现代福音史上的任何经历都不同”,戴维斯说, “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事工,最近一直在处理各种各样的情绪,包括为性侵受害者感到的强烈悲痛,对拉维的行为的憎恶,对我们所爱和所服事的事工的未来感到失望、沮丧、愤怒和不确定。”

该事工目前正在由咨询公司Guidepost Solutions对文化和结构进行广泛审查。 戴维斯告诉员工,预期裁员会有约60%,并将立即开始,在4到6个月后完成审查时,领导层也会有变动。

同时,各部门的员工被告知要在“悔过、补救、学习、服事”等方面,“集中天赋、技能、资源”。

尽管对其机构文化、以及过去对性侵指控的处理方式所进行的外部审查还在进行,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宣布将改名。 它还呼吁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报告其世界著名的已故创始人的性侵和性骚扰行为。

上个月的调查报告证实了,对这位护教家的指控可以追溯到2004年,并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性侵行为一直持续到2020年5月他去世之前的几个月。 但是,虽然调查做出了结论,但并不全面

在周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RZIM)承认可能还有更多的受害者。 这是RZIM首次直接要求受害者站出来。

咨询公司Guidepost Solutions将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提供报告,作为其对RZIM全面审查的一部分,而受害者权益倡导者蕾切尔·顿荷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将出任与幸存者的保密联络人。 电话热线有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设置。

“我们继续为受害者深感悲痛,她们所受到的待遇与福音完全背道而驰”,首席执行官莎拉·戴维斯(Sarah Davis)在官方声明中写道。 “我们也痛苦地、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已经发生的组织性失败,以及需要在内心和行动上进行的忏悔。”

戴维斯说,这项审查是全面的,预计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预计很快就会裁员。

该传道会还宣布将从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删除撒迦利亚的教导。 RZIM的12个国际分支机构都在独立评估自己的事工文化和未来计划。

传道会知道以前的指控

至少从2008年开始,美国和亚洲的RZIM高层领导就知道对撒迦利亚的指控。当时一名印度团队成员向新加坡董事会负责人报告说,有人看到撒迦利亚一名与他没有关系的女人在新加坡酒店里。 撒迦利亚握着她的手,似乎和她很亲密。 根据CT获得的内部文件,撒迦利亚将其斥为误会,而传道会没有进行调查。

该团队成员在2012年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还提出了关于撒迦利亚独自前往泰国的问题。在那里,撒迦利亚拥有两套公寓——一套自己用,另一套给按摩师住。 当时传道会也没有调查。 新加坡董事会反而对该团队成员是否散布针对撒迦利亚的谣言展开了全面调查。

“董事们一直认为,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贬损言论都必须立即停止,因为它们不荣耀主。”在CT获得的一份2012年的电子邮件中,新加坡董事会主席这样写道。 “我们同样坚信,兄弟之间有误会的地方应该和解。 … … RZIM的工作对不信主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何公开的争议都会给各方和组织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RZIM的其他国际办事处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 印度、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团队成员告诉CT,当他们表示关注时,他们的意见不被理会。 领导层强调撒迦利亚的好名声。 他被认为是无可指责、无可置疑的

在给美国董事会的一封针对撒迦利亚针性侵丑闻中全机构共谋行为的长达26页的信中,RZIM发言人露丝·马尔霍特拉(Ruth Malhotra)写道,领导层对指控的策略性反应是“拖延、否认、藐视、中伤”。 根据马尔霍特拉的说法,当2017年撒迦利亚否认向加拿大的一名妇女索取过色情照片时,她就提出了问题。 一位上级领导没有试图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要求知道:“你站在哪一边?”

在2021年的调查后,美国董事会承认错误,并承诺对该布道会的文化和领导层进行审查。

“就拉维对于其不道德恶行的否认,以及对电子邮件和其他公开记录所做出的欺骗性解释,我们极其错误地予以相信”,声明说。 “我们还认识到,这种长期存在的性侵行为的背后,往往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政策和文化问题。 当务之急是,无论在我们组织中何处存在着这些事情,我们都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以确保它们得到正确的诊断和解决。”

美国董事会是匿名的,声明中没有个别成员的签名。 目前还不清楚是谁写的声明,也不清楚董事会成员是否一致同意。

国际性的检讨

RZIM的12个国际办事处也在评估自己的文化,并对未来做出决定。 各个国家的事工领导层要决定是关门还是继续运作,是继续隶属于美国的传道会还脱离开,是保留撒迦利亚的名字还是放弃。

英国事工拉美事工各自宣布,他们打算与美国总部脱离,成立独立的护教组织。 拉美董事会在发表声明后关闭了其网站。

RZIM西班牙分部正在评估“下一步”,但表示已经收到了“许多鼓励性的表示”,希望他们继续在西班牙进行护教和传福音工作。

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运作的RZIM德语分部宣布对团队进行性侵问题培训,并对自己的组织结构、文化进行审查。

“回过头来看,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对拉维·撒迦利亚有明显的偏信,我们也过于相信RZIM内部的监控机制”,该事工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说, “我们对这些失败感到非常抱歉。”

RZIM加拿大分部将要关门。 “我们认识到,目前需要一种基于护教学的传福音方法。”加拿大董事会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认定加拿大RZIM分部不可能完成这项使命”。

服务于东南亚和大洋洲的RZIM香港分部表示,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途径以纪念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并说:“我们为因错误相信拉维而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毫无保留地道歉。”

印度和土耳其的RZIM官员已经翻译了美国董事会的道歉,并公布了有关调查的信息,但并没有对这些事工的未来做出单独的公开声明。 RZIM中东分部似乎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

RZIM罗马尼亚和新加坡分部公布了祷告和重新评估的时间。

罗马尼亚的事工说,它正在祷告,“对于拉维·撒迦利亚的行动所造成的任何创伤,以及这个消息所导致的任何失望,愿神都将治愈。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祂的恩典中,并继续致力于寻找和呈现真理。”

RZIM非洲分部表示,其首要任务是“为受害者和受害者权益维护者祈祷,倾听并学习她们的意见,酌情寻求她们的原谅,并采取出现的措施”。

两位非洲事工的领导人亲自出面向一位受害者道歉。 该事工也在鼓励其他人站出来。

“鉴于拉维的欺骗和性侵程度”,声明说,“我们认识到,可能还有许多人受到伤害,他们的故事还不为人知。”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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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路易·帕罗去世——他从波特兰向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宣讲福音

这位阿根廷出生的布道家,最初为葛培理作翻译,后来自己引领八十多个国家的千百万人决志追随耶稣

Luis Palau

Luis Palau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11, 2021
Courtesy of Luis Palau Association

布道家路易·帕罗(Luis Palau)因肺癌去世,享年86岁。作为一位来自阿根廷、定居美国的移民,帕罗成为葛培理牧师最出名的继承人,在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分享福音。他的传道事工引导千百人决志追随耶稣。

帕罗向拉丁美洲的国家领导人传讲福音。随着苏联铁幕的终结,他的福音运动将包括新教徒、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内的不同流派的基督徒集聚在一起。年轻时候他为葛培理作翻译,后来在他1978年正式启动自己的福音机构时,葛培理又为它提供资助。

帕罗是在拉美福音运动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开始传福音的。在二十世纪初,灵恩运动开始传到该地区。到了二十世纪60和70年代,厄瓜多尔的雷内·帕迪拉(Rene Padilla)和秘鲁的塞缪尔·埃斯科巴(Samuel Escobar)开始强调“全面宣教”(misión integral),对于当时的福音主义提出挑战,因为他们觉得它过窄地强调个人得救而牺牲了更宽广的社会关怀。但帕罗并未追寻同样的轨迹。他用西班牙语写作、批评解放神学,他的宣教事工则注重归信。但是,他后来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寻求主动地与社区结合,特别是他居住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帕罗非常好地做到了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传福音、将属灵重点放在基督里个人的得救上,但是他也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圣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达伦·多楚克(Darren Dochuk)这样说,“即使不是齐备的社会福音,他的信息也是充满了社会关怀。”

在1990年代,帕罗的全球事工开始特别注重美国。他的儿子们在这一事工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受他们的影响,摇滚音乐会和社区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地成为他的福音传播活动的标志。1999年,《纽约时报》征询谁可能成为葛培理的接班人。帕罗是列首位的候选人。

尽管成年后一直生活在美国,帕罗依然通过广播与拉丁美洲保持联系。而当年正是通过这同一媒体,少年的他第一次听说了葛培理,并因此激发了他传福音的热情。他经常为他的福音活动购买黄金时段的同步转播时间。在公开讲道以外,他也出现在本地的电视上,回答观众的问题,带领当地人归主。

帕罗生长在距布宜诺斯艾利斯30英里的小镇Ingeniero Maschwitz。他出生于1934年,是一个双语家庭里七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的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民自西班牙,而母亲的家里则是苏格兰和法国后裔。在一位英国石油公司高管爱德华·罗杰斯(Edward Rogers)送给帕罗的母亲一本《圣经》后,帕罗的父母,老路易·帕罗( Luis Palau Sr. )和玛蒂尔达·鲍尔福·德·帕罗(Matilde Balfour de Palau),成为基督徒。罗杰斯在帕罗的孩童时代对他有着非常关键的属灵影响。在帕罗的父亲意外去世后,罗杰斯在经济上帮助这个家庭走出困境。

帕罗自己的归信经历发生在1947年的夏令营期间,是营地的一位辅导员带他信基督。

“关于你是怎样接受耶稣的,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只是必须是你自己的”,帕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有的会有那种大马士革路上,天上射下来光茫,将‘罪魁’带入耶稣怀抱的经历。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孩子,刚开始学习罪意味着什么,从天上射下来的光,看起来好像是在寒雨中照在《圣经》书页上的一道摇动的手电筒光柱。在我们的皈依中,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真实性。

帕罗从小就跟着双语的父母学习英语。他受的教育大部分也是用英语进行的,一开始是在英语寄宿学校,后来则是在一所与剑桥大学有关的学校。

在完成学业并在伦敦银行的一家分行找到工作后,还是一位阿根廷少年的帕罗第一次在广播中接触到了葛培理的声音。仅仅几年后,帕罗自己就请求当地的电台允许他讲道。原本想当律师,帕罗现在开始梦想以葛培理式福音大会特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福音布道。就在这一时期,他参加了由来访的美国牧师、作家雷·斯泰德曼(Ray Stedman)主持的查经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泰德曼敦促阿根廷人前往美国接受传道事工培训。

到达加州旧金山湾区后,帕罗与斯泰德曼住在一起,斯泰德曼同时也在指导年轻的查克·斯温多尔(Chuck Swindoll)。作为导师,斯蒂德曼不仅仅是指定书籍或做出建议。他带着帕罗参加会众的心理咨询班,拿他的律法主义背景开玩笑,以出人意料的坦率对待他,讲一些似乎犯禁忌的故事。斯蒂德曼鼓励帕罗去达拉斯神学院学习,但帕劳对四年的承诺感到畏惧,于是选择了穆特诺玛(Multnomah)圣经学院(现在的穆特诺玛大学)一年的课程。

在穆特诺玛,帕罗遇见了他未来的妻子帕特西亚(Patricia),她是俄勒冈人,有着自己的向全球传福音的梦想。婚后,夫妻俩先后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海外宣教(Overseas Crusades)的传教机构工作过,后来搬到了底特律。家庭规模不断增长,他们最终有了四个男孩,帕罗决定在俄勒冈抚养他们的孩子。帕罗继续出差旅行,而帕特则留在家里。他曾经计算过,在婚后57年的时间里,由于出差他们已经累计分开了15年。

帕劳后来写道:“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儿子们生命中珍视的许多最珍贵的时刻,都是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降临、过去的。我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但确实很伤感那留下的许多美好回忆里我并不在场。”

在葛培理访问阿根廷时,帕罗短暂地见过他。但在帕罗接近30岁时,他们的人生又有了交集。帕罗以葛培理为榜样,效仿他以城市为中心的策略,提命成功的商人进入他的事工委员会,在他的讲道中提到各种时事,挖掘著名的运动员在他的活动中作见证,除非是具多样性背景的教会联盟邀请他,他不会试图去办布道会。在服事开始之初,他曾为葛培理当翻译。在他们几十年的漫长服事过程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合作过。

帕罗的福音大会经常是承接当地教会和圣经协会几十年的事工。除了向参加的众人讲话外,帕罗和他的福音团队还寻求和地区领导人会面。CT在1974年报道说,“与危地马拉总统卞罗斯阿兰纳奥索里欧(Carlos Arana Osorio)原计划的二十分钟交谈持续了一个小时;总统接受了帕罗赠予的一本《圣经》,说他要研究它。”

也许帕罗的朋友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后来被判定犯下种族灭绝罪(判决后来又被推翻)的危地马拉独裁者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他和一些福音派领导人是朋友)。“有一位基督教总统作为典范是很好的”,在1983年帕罗这样告诉CT,“神的手似乎放在他身上。”

尽管他做的是国际传道事工,而20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又政治动荡,但帕罗因为很少评论政治而著称。

“那些蒙召进入政坛的人,应该把它当作主的事工。我不在乎他或她是左翼、右翼、无神论者或宗教领袖,我总是告诉政治家们,‘你的职位是神的授权,你是神的传道人’。”帕劳在1996年说道,“所以,我鼓励他们思念公义和正直,为穷人和有需要的人辩护。

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作用。”

除了与政治领袖的关系,帕罗还与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根廷人的豪尔赫·贝戈利奥(Jorge Bergoglio)长期交好。当这位朋友在2013年成为教皇方济各时,帕罗为这一任命欢呼。

“因为阿根廷,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对福音派基督徒的开放性,这都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在2013年告诉CT,“我有点激动,因为我了解他。”

这种普世合作的精神也是帕罗福音大会的标志,往往反映了与当地教会数月的实地合作,以及在原本长期疏远的基督徒之间建立信任。通常情况下,这些合作延伸至新教教会以外。在埃及和俄罗斯等国家,福音派和正教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不和,这些福音大会成为伙伴关系的催化剂。在中美洲,天主教徒和灵恩派人士参加了他的活动。

但这种友情不一定延伸到他所定居的国家。1976年,因五旬节派和非五旬节派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帕罗取消了在芝加哥计划的一次针对西裔基督徒的福音大会。

“有趣的是,在世界各国里,美国是各教派最难于合作的国家。帕劳在1996年对CT说:“美国大谈‘在上帝之下成为一国’这个主题,但这纯粹是理论而已。一个全城范围的福音大会的主要工作,不是去触及那些未皈依的人,而是把教会们聚集在一起,去接触那些未信主的人。”

尽管他的阿根廷背景,但当他离开南美后,帕罗的神学训练、人际关系和事工结构意味着世界上许多人都把他视为美国人。

”他采用了葛培理的模式。他背后有这个了不起的组织,它提供了问责制、管理专业知识、筹款途径、合法性等。”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宗教学副教授丹尼尔·拉米雷斯(Daniel Ramirez)说,“这来自美国,而不是来自拉丁美洲。”

随着时间的推移,帕罗越来越注重在美国的活动,其模式也开始与他以往在许多国际活动中所采取的有所区别。他的儿子们说服他,把crusade(crusade 原意为十字军,也被葛培理、帕罗用来称呼自己组织的福音大会——译者注)这个词换成 festival(即节日——译者注),尽管这个建议他一开始是反对的。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开始把活动场地从体育场馆换到市中心的城市公园。许多活动也开始包括社区服务项目。在一次春假期间,他通过卫星广播对几十个教会进行讲道,鼓励会众通过沙滩派对与当地乐队、演讲者和当地体育活动与大学生进行接触。

“他显然是正统的,但同时也不招人讨厌”,惠顿学院葛培理中心的执行主任埃德·斯泰泽(Ed Stetzer)说。“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做到的,他做到了。”

几年后,他在波特兰地区的事工,与已公开其同性恋者身份的当时的市长建立意向性关系,与这个以世俗和进步的名声而自豪城市合作,这些都引起了关注。有时,帕罗担心事工越来越多地专注于服务社区,可能会喧宾夺主地压过他被呼召去做的福音工作。

“我们有可能会转一圈又回到原地,就像自由派一样。”他在2008年对CT说,“我们不能因为与政客共进午餐而淡化福音。我致力于传扬耶稣的血和耶稣的十字架。”

通过他在美国举行的福音大会,他还寻求加强与拉丁裔社区的意向性关系。

“拉丁裔是最有条件将福音信息传到这个国家的,因为我们对家庭的高度承诺,也因为拉美裔对福音有一种狂热的感觉”,帕劳说,“我只要提到一段圣经,他们就会爆发出掌声!” 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体育馆的集会上,帕罗抛出了一段圣经经文的前半部分,观众们朗声回应剩下的部分。

帕罗还认为拉美人可以弥合两极分化的白人和黑人社区。他表示,“我们没有像白人那样将自己与城市的问题隔离开来,我们也没有像非裔美国人社区那样的历史伤痛。”

“拉丁裔涌入福音运动,也将改变福音派教会本身”,帕罗说,“主流福音派教会在当前文化中已经变得太舒服了。它已经失去了火气,失去了对是非的信念。”

尽管帕罗所到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形势都存在很大争议,但除了一些个例,他基本上避免了冒犯各方。1977年,帕劳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威尔士6万多人进行了演讲。但在2005年,卡迪夫市因帕罗的“极端福音派信仰”而取消了对他的接待。同年,帕罗敦促中国家庭教会正式注册,以“获得政府更大的自由和祝福”。他的言论引起了宗教自由倡导者的强烈批评

即使他的事工在美国不断扩展,帕罗还是哀叹西方世界缺乏传福音的热情。

“然而,在北美和欧洲,我发现虽然有关传福音的讨论很多,但真正的传福音行动却很难察觉。”他在1998年告诉CT,“北美的福音派基督徒乐于支付任何金额去听一场音乐会。

他们把文娱中心挤得满满当当,参加敬拜会,甚至是代祷属灵征战大会。但是当谈到面对面的争战,也就是善意而直接地与人谈论他们对基督的需要时,人数突然减少了。在太多的教会中,对于向他们的城市宣讲福音的挑战,他们的反应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很昂贵’。”

15年后,帕罗对自己的信念愈发坚持

“我们基督徒——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遍有这样一种观念,以为我们甚至在开始与别人交谈之前,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帕罗说,“圣灵说,他要证明世人在罪、在义、在审判的错误。你相信吗?我相信。”

帕罗身后健在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四个儿子和许多孙辈。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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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读圣经的10种新方法

今年,我们更急需把经文刻在心里。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8, 2021
Neely Wang / Lightstock

当我们对所处的世界感到焦虑时,转向圣经应该是基督徒的直接反应。 然而,美国圣经协会(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ABS)的年度报告,《2020年圣经状况》,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趋势:只有9%的美国人在2019年每天阅读圣经——这是ABS十年研究中的最低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前几个月下降得更多。 但即使2021年只有我们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不确定性的一小部分,我们也都更需要圣经的指引和确信。 我多年来一直带领面对面的查经班和在线读经小组。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开始查考或重新查考圣经有时需要一些实用的办法。 以下是十种读经的方法。新的一年,新的眼光。

1.在书架上添加新的译文。

如果你多年来主要读一个译本,就找一个新的译本。 我曾经忠实地只使用一个自己熟悉的译本,但最近开始读两个不同的译本。 一两个不同的译词会让我掩卷沉思,熟悉的诗句也有了新的意义。 对于这种阅读圣经的新方法来说,可以并排看到两到四个译本的平行圣经也是极好的。

2.大声朗读经文。

虽然看似简单,但大声朗读圣经其实更接近圣经最初呈现给原始受众的方式。 许多教会都遵循这种方法,用三年的时间把圣经读完。 当我们朗读经文时,短语会被强调,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一段经文的韵律(虽然在翻译中确实会丢失一些节奏)。 在小组中一起大声朗读,也可以增加读经的多样性。大家听到的不同语气乃至不同翻译,都可以引发关于选词的有益讨论。 在我的查经班里,我们第一次尝试这样做的时候,我选择了《以赛亚书》第一章:“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 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第15节) 上帝的愤怒和沮丧通过先知传达出来,并以一种更有力的方式真实地展现给了妇女们。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方法的效果,你还可以邀请不同信仰和教会传统的人与你一起阅读。

3.开车、做饭、走路时听。

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不读书的人或难以找到稳定时间每天读圣经的人。 利用音频资源可以快速地推进读经计划,让人惊叹。 互联网和圣经应用软件能够涵括众多的翻译乃至口音,使得这种方法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你可以在YouTube上听大卫·苏克特(David Suchet),在Audible上听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新约》读本,或者在Spotify上听《街灯》(Streetlights)。这是一种有趣的混搭方式。 当你尝试这种方法时,要提醒自己:我和丈夫开始在长途自驾游中听有声读物时,我发现听旁白时很难不走神。 如果你发现你的思想飘忽不定,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信息的一两个关键点上。

4.在一年内按时间顺序读圣经。

几年前,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买了一本年表圣经。 我们俩决定同时阅读它,并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的Facebook内部小组。 时至今日,我们每年都会按照学者们推断出的事件发生顺序来阅读圣经。 这种方法对我对经文的理解影响至深。 神对祂所造之物的救赎计划持续展开,而心爱的经文和段落则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 在阅读先知书的同时阅读有关君王的故事、比较福音书的记载、结合给教会书信来理解《使徒行传》中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有助于填补我对圣经认知上的空白。

5.使用注释或辅助查经的工具。

使用新的注释来帮助自己查考当下的段落或书籍。 注释在提供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比研读版圣经更进一步,它们有助于以整体的方式将圣经的叙述串联起来。 其他多媒体资源可以作为我们每天的读经的补充,比如她(他)读真理、福音联盟的免费课程圣经项目的视频和研究。

6.一口气读完一整本书卷。

如果读一整本圣经书卷听起来很吓人,可以尝试从较短的开始,比如《腓立比书》。 阅读整篇保罗书信,可以深入了解当时腓立比古城的情况。 它让我们粗识保罗在这些教会中遇到的各色人等,并看到他们与我们自己教会中可能存在的人有多么相似。 我曾经花了一个夏天的下午,一口气读完了《马可福音》,因此更清楚地看到他对福音传播的迫切感。 他的传道之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跃然纸上。 这个方法的另一种实施手段是一次读完一个作者的书。 (例如,若要更细致地查考约翰,可以阅读他的同名福音书、三封书信和启示录。)

7、使用《读者圣经》(Reader’s Bible)。

《读者圣经》去掉了章节号和经文号,所以读起来更像一本小说,只有一篇,而让人不易分神。 有些人发现这种形式有助于他们进行更长时间的阅读。 圣经原文并没有断句,所以这样能让人体会到早期基督徒的读经方式。 使用《读者圣经》的朋友说,他们尤其喜欢用这样的方法读诗歌和预言。

8.每周反复思考一首诗篇。

与其每天读不同的诗篇,不如选一首在一周内每天诵读。 读的时候,留意诗篇中哪些语句让你印象深刻,让你更能感受到作者的情感。 我经常把《诗篇》第51篇当作每天的祷告来读,我很惊讶地看到,那些脱颖而出的经文常常反映了自己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向神呼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51:10)——我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开始一天的方式。

9.连续背诵耶稣的比喻。

读耶稣的比喻,省略中间任何的过渡文字。 让祂还原为讲故事的高手吧。 耶稣知道,让听众理解属灵教导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们讲故事。 罗伊斯-特夫贝格(Lois Tverberg)在《与拉比耶稣一起读圣经》一书中指出,“耶稣常见的关于渔夫和农夫的比喻,并没有像在他所处的农业世界里那样,唤起我们的内脏反应。” 我们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关注,更好地找出其中的教训。 祂原来的听众是谁? 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什么教训可以应用于我们当下的世界? 查考比喻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文本。

10.写出整本书卷。

写出经文可以帮助你以新的方式阅读圣经。 你可能会发现某种模式开始出现。 你可能会看到单词或短语是如何重复强调的。 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你会有篇幅众多、亲笔书写的笔记可以翻阅,进一步将你与圣经联系起来。 我在读《雅各书》的时候第一次像这样手写经文。 我吃惊地发现,雅各的话常常会让我想起耶稣的教导。 雅各写到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开始手书之前并未注意到的一点。

圣经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当我们决定新年目标和读经计划时,愿我们先翻开圣经。 正如珍-威尔金(Jen Wilkin)写道:“人类的启示是上帝启示微不足道的替代品。” 无论2021年会带来什么,当我们阅读、聆听和默想时,《圣经》都是丰富的洞察力和希望的源泉。

Traci Rhoades是《不是所有流浪(灵性)的人都会迷失》的作者。 她在tracesoffaith.com上发表作品。

翻译: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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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应该直言不讳地讲论COVID-19疫苗吗?

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有些人敦促接种疫苗作为爱邻舍的一种方式,而另一些人则说按各人的良心做决定。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8,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Gchutka / Getty / Product School / Unsplash / Envato

根据皮优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 调查,大约有一半的美国更正教成年人不打算接受新的COVID-19疫苗。

虽然自去年9月以来,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实际上升高了——上个月三家 公司 宣布了可行的疫苗——50%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59%的黑人新教基督徒表示他们不会接种疫苗,而美国人口大多数(60%)说他们会。

几个世纪以来, 宗教和医学 一直在合作预防疾病,尽管这种关系有时很复杂。近年来,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依靠教会领袖的支援,特别是在 有色人种社区促进健康方面赢得信任。 冠状病毒大流行已成为信仰和科学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例子。

鉴于基督徒之间的分岐,牧师们应该如何与他们的会众讨论COVID-19疫苗?他们应该鼓励参加聚会的人接种疫苗吗?

CT听取了五位牧师的看法,有关种族、神学和会众背景等因素如何影响他们处理这个问题。

杰夫·舒尔茨(Jeff Schultz)——印第安纳波利斯信心教会的讲道和社区关怀牧师

我们的教会一直在为疫苗的研究和开发祈祷,但是接种疫苗与否,并不是我们要作指导的。

我们的会众有许多医生、护士、医学研究人员和药物开发人员。我们相信,上帝会通过奇迹般的干预而行事,但更常见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天赋和智慧,来服务他人。我们鼓励人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我们有些成员,在有疫苗之前不会做实体礼拜。但我不认为我们会正式说任何关于接种疫苗的事情(除了为疫苗的存在而感恩)。

在个人的层面,我会鼓励大家在作这个决定上咨询他们的医生。我认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是极低风险的干预措施,帮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 COVID-19疫苗是阻止致命疾病传播的另一种重要方法。但我不相信,作为牧师,我具备指导人们进行可能有副作用或长期健康影响的医疗。我想帮助大家看到疫苗好的一方面,同时要求所有人尊重别人的决定。

路加·波波(Luke B. Bobo)——在堪萨斯州的牧师网路“Made to Flourish”的战略伙伴关系主任,圣约神学院客座教授

堕胎、电影、音乐、枪支、卡通片、医疗科学——作为解读文化的人,牧师必须讨论这些话题,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无关痛痒的。这些文物传递的资讯往往与基督徒的生活和世界观背道而驰,与会众沟通有关COVID-19疫苗也不例外。我相信牧师必须以合乎圣经、明智和基督教导的心态来参与疫苗的讨论。

当然,对非裔美国人牧师来说,与他们的会众谈论这疫苗会更加复杂,因为过去为了医疗进步,曾对黑人造成了许多虐待。谁能忘记塔斯克吉(Tuskegee)梅毒实验和臭名昭著的“亨拉(HeLa)”细胞——未经家人同意从亨利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偷取的癌细胞?因此,牧师也必须从历史的角度面对这个话题。

牧师必须教他们的人如何用分辨的方法来思考这COVID-19疫苗。如果他们被问及是否计划接种疫苗,他们应该陈述他们的答案,然后发表如下声明:“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花功夫作出你自己的决定。”换句话说,牧师不能代替他们的会众思考;相反的,必须装备他们,给他们需要的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自己思考和作决定。

曼迪·史密斯(Mandy Smith)——辛辛那提大学基督教会牧师

关于疫苗,我在哲学或神学层面上没有问题,我会听从我教会的医疗专业人士,他们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我所领导的教会是位于有时被称为“药丸山”的地方——我们附近有四家医院,因此我们有相当多的医疗专业人员。同时,由于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我们也有很多人对另类生活方式感兴趣,这导致他们对疫苗有顾虑。

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意见分歧的空间——在必要的事上要团结,在非必要的事上要有自由,在所有的事上要有爱心。在哲学层面上,我们对疫苗的看法如何,是属于非必要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也不应该为此而与其他基督徒分裂。

同时,在实际层面上,我们对疫苗做出的决定,会相互影响。虽然有关在什么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在一起玩,我们在一起聚餐和领受圣餐,那么,我们在疫苗上做出的选择不是单单为了我们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的整个团体的缘故。如果说冠状病毒大流行向我们展示了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生活、身体和健康是交织在一起的。

斯蒂芬·库克(Stephen Cook)——孟菲斯第二浸信会主任牧师

在美国,COVID-19已经夺去了超过283,000个我们邻舍的性命,与超过150万个在世界各地我们邻舍的性命。存着快要接种疫苗的希望,牧师们有机会召唤我们教会里的基督子民去爱邻舍,活出基督对彼此相爱的命令。

当一位律法师问耶稣,想要知道谁是他的邻舍时(路加福音10章),耶稣就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应——当他看到有人被殴打,被任由自生自灭时,就停下来帮助那人,满足了他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被耶稣指出来,作为怜悯服务典范的撒玛利亚人,是通过使别人得到痊愈,来活出爱邻舍的呼唤。

鼓励信徒接种疫苗,预防这已经摧毁了许多人的疾病,是牧师的责任。这是一个召唤基督跟随者的时刻,去考量扮演我们应有的角色,促进世界得到痊愈。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想起,在故事的结尾,耶稣抬高一个在看到迫切的需要时,做一个好邻舍的人。

斯蒂芬妮·洛布德尔(Stephanie Lobdell)——俄亥俄州弗农山拿撒勒人大学的院牧

基督对爱邻居的指示,以独特的方式告知我做院牧的大学校园,从戴口罩到用有机玻璃隔屏把食堂用餐者分开。跟着,它也会告知我们对疫苗的立场。如果一个人在生理上能接种疫苗,这又是实践对邻舍的爱的一种方式。

作为卫斯理—圣洁传统的基督教文理大学,我们为这疫苗话题带来了多一点动力。作为卫斯理人,我们坚定地持守,在恩典中合作是基督教实践的中心思想。上帝采取主动,邀请我们进入一个爱的关系,以及进入一个有意义的伙伴关系,一起体现新创造的工作。我们要激励我们的学生,把他们正在学习的职业视为这种伙伴关系的体现。

当科学家揭开一种危险病毒的DNA,当医生不辞劳苦地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研究人员制定一个保护人们免受感染的疫苗时,我们不要漠视科学,举起一个自以为是的拳头,声称“信心胜过恐惧!”相反地,我们要欢欣鼓舞。为了那神圣任命的职业赋予生命的保存,我们为此而欢欣鼓舞。我们宣布,既感谢上帝的供应,也感谢上帝赐给人类能力。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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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拉维·撒迦利亚:私藏数百张女性私密照、面临性侵按摩治疗师、强暴等指控

他所创建的福音机构为曾「误信」这位隐瞒自己不端正性行为的领袖一事表示歉意。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6,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RZIM

为期四个月的调查发现,已故的拉维·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利用自己作为世界著名的基督教护教者的声誉,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美国与海外性侵按摩治疗师,而由他的家庭成员和忠实盟友领导的传道机构未能追究他的责任。

他利用自己对按摩的需要以及频繁的海外旅行来掩盖自己的性侵行为,借口属灵对话建立信任,直接从他的传道机构提供资金,用以引诱受害者。

拉维·撒迦利亚国际传道会(RZIM,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周四发布的一份12页的报告,证实了撒迦利亚在其所拥有的亚特兰大日间水疗中心的性侵行为,并在美国发现了另外五名受害者,以及在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性侵证据。

仅从对撒迦利亚以前使用的电子设备进行的有限审查,就发现了他与美国和亚洲的200多名按摩治疗师的联系,数百张年轻女性的照片,其中一些是女性裸体照片。 直到2020年5月他享年74岁去世之前的几个月,撒迦利亚还在索取、收集这些照片。

据调查人员透露,撒迦利亚从本应专用于“人道救援”的资金中支付数万美元给4名按摩师,为她们长期提供住房、教育费用,以及每月资助。

一名妇女告诉调查人员,“在他安排传道机构为她提供经济资助后,就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 她说这是强奸。

报告称,她说撒迦利亚“让她和他一起祈祷,感谢神赐予他们两人的机会”,并如他对其他受害者宣称的一样,“称她是因为他过着服事神的生活而得到的奖赏”。 撒迦利亚警告这位女士——也是位基督徒——如果说出对他不利的话,当他的名声受损时,她将为数百万灵魂的失丧负责。

这些发现,以及RZIM几个月来进行的内部审查所透露的细节,挑战了许多人对撒迦利亚的印象。

当他5月去世时,人们称赞他的忠实见证、他对真理的承诺,以及他个人的正直诚信。 现在很清楚,在台下,这个长期以来被全世界基督徒所敬仰的男人性侵了无数妇女,并操纵身边的人,使他们对他的恶行视而不见。

米勒与马丁(Miller & Martin)律师事务所的林赛·巴伦(Lynsey Barron)和威廉·埃塞尔斯坦(William Eiselstein)受雇于RZIM进行调查,采访了50名证人,并检查了撒迦利亚从2014到2018年间使用的电话。 最后律师们表示,“我们确信,我们发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得出撒迦利亚先生进行不当性行为的结论”,尽管这一调查并不详尽。

RZIM董事会在调查的同时发表声明,表示歉意并承担一定责任。

“拉维采取了一系列广泛措施,以便向家人、同事和朋友隐瞒自己的行为。 然而我们也认识到,长期性侵的情况,往往意味着存在重大的结构、政策和文化问题。 … … 我们的工作人员、捐助人和公众都信任我们能指导、监督和确保对拉维·撒迦利亚的问责,但在这方面我们却失败了。”

RZIM在2020年9月《今日基督教》的报道之后,针对在撒迦利亚的水疗中心工作的三名女性所提出的性侵指控,雇用了米勒与马丁。 最初,传道机构的领导人表示不相信这些女性。 如今,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

声明说,“我们不仅相信那些公开做出指控的女性,而且对于之前没有公开指控拉维,但在调查中其身份、故事浮现出来的更多女性,我们也相信”。

因为RZIM内外的基督徒对其长期领导人失去了信任,该机构在其著名的命名者去世后的八个月时间里,从不得不重新构思其全球事工的运作,到现在不得不完全重组。

在调查期间,出于对高层官员就指控所做出的初始反应的不满,多名RZIM的讲员和工作人员离开了该事工。 RZIM的加拿大分部暂停了4月份之前的筹款工作和募捐活动,而基于英国的撒迦利亚信托基金会则威胁说,如果RZIM不向受害者道歉并进行重大改革,就将分裂出去。 (更新报道:报告发布的第二天,英国董事会一致投票决定从RZIM中分离出来,并将选择一个新的名字)。

甚至在周四晚上报告发布之前,RZIM领导层就已经转向减少撒迦利亚家族的参与。 拉维的遗孀玛吉·撒迦利亚(Margie Zacharias)于1月辞去了董事会和事工的职务,而她的女儿萨拉·戴维斯(Sarah Davis)则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仍担任首席执行官。

RZIM内部工作人员则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护教机构,该事工计划大幅缩减规模,降至10名美国护教家和几名国际讲员,由少量工作人员辅助。

受保密协议限制的调查

除了证实之前关于撒迦利亚水疗中心的性侵报道外,新的报告还证实了一位加拿大女性洛里·安妮·汤普森(Lori Anne Thompson)四年前所做出的指控,她说自己受撒迦利亚摆布,向他发送露骨的色情短信和照片。 她的案件是公开的第一桩关于撒迦利亚的性丑闻,它激励了其他受害者站出来。

撒迦利亚斯曾在2017年起诉汤普森,声称她致RZIM董事会指控性侵的律师信,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勒索企图。 董事会周四写道:“我们相信洛里·安妮·汤普森已经说出了她与拉维·撒迦利亚关系的真相。”

调查人员与其他证人也进行了面谈,她们也讲述了与汤普森的指控所描述的类似行为,并发现在她的经历前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与其他女性间的短信交流模式。

然而汤普森和她的丈夫布拉德(Brad)却无法亲自参与最近的调查。 对于调查人员提出的解除保密协议(NDA)以允许汤普森夫妇谈论发生的事情的要求,这位已故护教家的遗产执行方予以拒绝。 汤普森夫妇的律师贝塞尔·茨维迪江(Basyle Tchividjian)告诉调查人员,在一切都已经昭然于世的情况下,汤普森夫妇却仍然受到NDA的约束,这一情况是“应受谴责的”。

戴维斯在一封致整个传道机构的邮件中写道,RZIM “为了方便调查进行,要求修改NDA”,但该机构对于遗产执行方没有任何权威,因为后者是由她的母亲玛吉·撒迦利亚控制。 遗产执行方也拒绝让撒迦利亚的私人律师交出当时从他的电子设备中收集到的任何证据,这给米勒与马丁事务所审核的记录中留下了空白。

但根据调查报告,就在撒迦利亚与汤普森夫妇了结官司、公开为自己辩护,并向RZIM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保证他没有做错任何错事、没有必要调查的同时,他还继续索取其他女性的色情照片。

报告说,“虽然他告诉他的员工,他在汤普森事件中的真正错误是没有提醒别人他收到了另一个女人的照片,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就其在汤普森事件期间以及之后200多次收到女性照片之事,他曾经向RZIM管理层或其董事会做过交代。”

事实上调查人员发现,尽管撒迦利亚2017年公开表示,从与洛里·安妮·汤普森的交流中吸取了“艰难而痛苦的教训”,就在那之后仅一天,他就收到了更多的来自另一个女人的照片。 那个女人也继续给他发裸照。

不过,有一件事确实发生了变化。 汤普森案发生后,调查人员注意到撒迦利亚在删除信息方面做得比较好,无法被发现或揭发。

在与报告同时发表的声明中,RZIM董事会承认了这一失败,并向洛里·安妮·汤普森道歉。

声明说,“我们错了, 我们怀着深切的悲痛认识到,由于我们不相信汤普森夫妇,私下和公开宣扬错误的说法,他们多年来一直受到诽谤,他们的痛苦被大大延长和加剧。 这让我们很心痛,也很惭愧。”

‘他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自己的不轨行为’

调查人员发现的大部分性侵行为都是围绕着按摩发生的,而撒迦利亚依靠按摩来治疗慢性背伤。 他经常与私人按摩师一起旅行。当一位RZIM同事对于这样“似乎不当”的做法表示质疑时,他反而批评对方。

虽然报告没有面谈国外的消息来源人,但调查人员发现了撒迦利亚在旅行时经常会见按摩师的证据。

报告说:“当可能会一个人独处时,他经常会在酒店房间里安排按摩治疗。 根据他的短信,有时他会在酒店大堂和治疗师见面,有时他会指挥治疗师直接到他的房间来。”

调查人员发现,在2010年代初,他在曼谷拥有两套公寓,与他的一名按摩师共用一栋建筑。 他手机上的笔记应用里,有“我想和你有个美丽的回忆”、“再往前走一点”、“你的嘴唇特别漂亮”等短语的泰语和普通话翻译。

撒迦利亚手机相册里的按摩师和照片上的女人比他年轻几十年,很多都是20多岁。

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RZIM领导层或员工知道撒迦利亚的不端性行为, 这也表明该事工对于这位同名者、创始人几乎没有任何问责。

报告说,“因为他对按摩治疗的需求是众所周知并被接受的,所以他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掩盖自己的不当行为”。

撒迦利亚谈到了“身体屏障”对“保护我的诚实正直”的重要性,但米勒与马丁的报告指出,“作为这些‘身体屏障‘的设计者,撒迦利亚先生很清楚如何躲避它们。”

调查证实,撒迦利亚撒谎说,除了妻子或女儿他没有和其他女人单独相处。 他还时刻持有多部手机,并将其放在与RZIM不同的无线计划中,从不使用办公室的无线网络。 撒迦利亚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但这确保了他的通讯无法被监控。

RZIM董事会的声明承认它“做得严重不足”,“允许因为自己对拉维的误信,导致对他的监督和问责不力,远没有达到明智和爱护的程度”,对此表示遗憾。

报告中的每一个例子,都与一个以宣扬正直诚实和真理而著称的领袖和事工的公开见证形成对比。

在一段与CT分享的录音中,撒迦利亚在去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他的支持者,“你们这些在公开场合见过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私下里是什么样子的。 但神知道的。 神知道的。 今天我鼓励你们做出这个承诺并说,‘我在私下里做人也要配得神的赞誉,“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许多将撒迦利亚视为导师、榜样和属灵父亲的人,一直在努力应对新的信息、他们的被背叛感和对自己责任的质疑。

“我对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失望,我们本可以更努力地抗拒那种顺从式忠诚的潮流,更早地要求更好的答案。因为福音派信条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推崇懦弱或牺牲良心”,澳大利亚RZIM前负责人丹·帕特森(Dan Paterson)周三晚上在Facebook上写道

“我深深感到对主的敬畏,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做出一个交代,在那里就像RZ报告一样,在黑暗笼罩下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人知道。 耶稣来是要通过审判来恢复正义。 哦,我多么希望拉维在这里忏悔!”

RZIM即将发生的变化

调查人员在12月的中期报告中让RZIM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自那以后董事会(成员姓名未公开)和领导层一直在计划着一次检讨总结。

2020年9月进入调查程序时,该事工的官方立场是,这些指控不可能是真的,但会进行调查,以还给撒迦利亚清白。 起初,RZIM聘请了控告汤普森夫妇的其中一位律师所在的事务所。 事工内部的几位人士说,副总裁阿卜都·莫雷(Abdu Murray)建议请一位“粗暴”的前警察来追踪指控者,并发掘该事工可以用来诋毁她们的信息。

几位讲员表示,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可信的,并要求该事工进行真正的、有信誉的调查。此后,在10月初RZIM改变方向,聘请了米勒与马丁律师事务所。

“我相信,对于我们都视而不见的、在不知不觉中促成的、没有开口反对的,以及我们允许继续下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讲员之一山姆·阿尔贝利(Sam Allberry)对英国的同僚说。

正如CT此前报道的那样,随着调查的继续,关于共谋和问责的争斗使该传道机构动荡了数月。 新年伊始,RZIM就在为分裂做准备。

戴维斯告诉工作人员,一些全球办事处可能会决定从RZIM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国家性组织。 目前,每个办事处都有自己的公司章程或作为慈善机构的国家性章程,并通过“附属协议”与设在美国的传道机构建立联系。 这使得RZIM能够作为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传道机构运转。

“35年来,我们一直能够作为一个机构来实际运作。然而,在像我们面临的这种危机时刻,这需要我们的一些董事会必须与总部和国际董事会分开,自行做出抉择,以做出他们认为对其实体最好的决定”,戴维斯这样写道。

RZIM的一些资深护教士认为,各国分部分离出去,是保存该事工中做得好的那些部分的唯一途径。

曾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和其他“新无神论者”进行著名辩论的北爱尔兰数学家和护教士约翰·莱诺克斯(John Lennox)已经敦促RZIM的英国分支机构分离出来。 在CT报道水疗中心指控的第二天,莱诺克斯就退出了与RZIM的所有联系,但告诉英国的护教士们,如果他们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组织,他很乐意与他们合作。

“目前的指控性质非常严重,我不能以RZIM的名义参与任何正在进行的活动”,莱诺克斯在给英国和美国董事会的声明中写道。 “在我看来,如果要想在任何集体意义上保留住优秀年轻护教士团队的潜力,就需要对机构进行重新命名,对机构和董事会进行根本性的重组,而且要非常迅速地完成。”

据该传道会内部多位人士透露,其他国家的董事会也在与美国总部脱离关系。 加拿大董事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这个事工不能建立在以前的结构上”,而是“必须建立于新的方式和关系”。

加拿大的护教事工也裁减了四名团队成员,其中包括讲员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他决定相信那些指控撒迦利亚性侵的妇女,并公开挑战RZIM领导层,要求他们承认共谋。 吉尔曼告诉CT,他非常担心他所爱的事工会选择重塑品牌而不悔改。

吉尔曼的遣散协议中包括一项保密协议(NDA),将禁止他采取“任何可以按照合理预期会对RZIM的声誉造成伤害”或“负面影响”的行动。 吉尔曼提出抗议,保密协议被一份对捐赠者信息保密的协议所取代。

预计很快还会有更多的裁员。 RZIM的雇员告诉CT,他们预计这个曾经在全国拥有100名讲员和250名工作人员的国际传道机构将缩减到原来规模的一个零头。 戴维斯告诉工作人员,裁员将在米勒和马丁报告发布后的几周内宣布。

她写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只是因为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而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对此深表歉意。”

在经过人员裁减和各国分部分离之后,留下来的团队很可能是一些与撒迦利亚关系最密切、与主要捐助者关系良好的讲员。 RZIM内部人士预计,核心人物将包括由戴维斯领衔的讲员迈克尔·拉姆登(Michael Ramsden)、阿卜都· 莫雷和文斯·维特尔(Vince Vitale)。

戴维斯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将权力交给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退休能源公司高管和主要捐赠者克里斯·布拉特纳(Chris Blattner)。 不过,在危机期间,戴维斯更多地承担了RZIM的日常管理工作,她亲自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所有的内部和外部通讯中。

RZIM董事会周四表示,“鉴于调查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评估,我们正在寻求主关于这项事工未来的旨意 … 在辨别神将如何带领的时候,我们花时间专注于祷告和禁食,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讲到这一点。”

RZIM宣布,它正在邀请受害者权益倡导者蕾切尔·顿荷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就性侵问题来教育董事会和领导层,并就未来的最佳做法提出建议。 该部还聘请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来评估“结构、文化、政策、程序、财务和做法”,并提出改革建议。

祷告得到回应

2020年5月,就在他的葬礼当天,撒迦利亚性侵的秘密开始被揭露。 从现场直播中看到这位护教家受到如此尊崇和颂扬并被震惊的,有一位是曾被他动手动脚、当面手淫、并被索取色情照片的那些按摩师中的一位。 包括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和基督徒橄榄球明星蒂姆·特波(Tim Tebow)在内的知名人士,都对撒迦利亚赞誉有加。

没有人站出来吗? 她在想。 没有人吗?

她担心其他女性可能会在那里,为这场景刺伤。 她祷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位女子在谷歌上搜索“拉维·撒迦利亚性丑闻”,找到了由无神论者斯蒂夫·鲍曼(Steve Baughman)所主持的博客RaviWatch,他从2015年起就开始追踪、报道撒迦利亚的“蹊跷说法”。 鲍曼在博客上讨论撒迦利亚关于学历的虚假陈述、色情短信指控以及随后的诉讼。 当那个女子读到洛丽·安妮·汤普森的遭遇时,她认识到那个女人的遭遇就是她的遭遇。

据她所知,这个无神论博主是唯一一个关心撒迦利亚性侵他人却逍遥法外之事的人。 她联系了鲍曼,接着最终对《今日基督教》讲述了撒迦利亚的水疗中心、在那里工作的女性以及背后发生的性侵事件。

水疗中心的这位女士告诉CT,她不对RZIM抱任何指望。 不会承认, 当然更不会道歉。 她想,这个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并靠其声望建立起来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传道机构,绝不会承认他的秘密的真相。

她之所以说出来,只是因为她想让其他女性知道真相,这包括被撒迦利亚伤害的女性,以及被其他著名的、声誉显赫的基督徒所伤害的女性们。 她想让她们知道,她们并不孤单。

本周,她相信神回应了她的祷告。

“我认为它发生在神定下的完美时刻”,她说。 “这是祂的时刻,这是祂的方式。 主在做这件事,剩下的将是神想要剩下的。”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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