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阳刚化并不会使它更壮大

历史告诉我们,教派的发展与教会成员的性别比例无关。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6,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earl / Lightstock / Envato

“教会正经历一场男性危机。” 你无疑听过这句话,它在不同的时期被反复提起。 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西雅图现已解散的以男性为主的战神山教会(Mars Hill Church)的前牧师经常提出这样的说法,“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一群乖巧的、柔弱的、温驯的、小姑娘似的教会男孩”,或者就是“百分之六十的基督徒是小姑娘,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像小姑娘一样的男人”。

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话也触动了男性基督徒们的这根神经。 就在最近,公共神学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heology)的主任欧文·斯特拉坎(Owen Strachan)就男子气概的本质,通过播客和相关的推文,又重启了这个常年对话的序幕。

这些论证声称,“男人所到之处,教会就会成长”,或者说,“男人引导,女人跟随”,这两种说法都暗示着女性人数多对教会成长不利。 从大卫·默罗(David Murrow)的《为什么男人讨厌去教堂》(Why Men Hate Going to Church)到莱昂·波德尔斯(Leon Podles)的《教会无能》(The Impotent Church),大量关于基督教男子气概消亡的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创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产业,推销基督教男子气概受到威胁的观点。 这些书的销量很可观,所以其中的想法就一定站得住脚吗?

错了,事实证明,今天的基督教并不比50年前、100年前、300年前、1000年前,甚至是教会的第一个世纪更“女性化”。 那些认为教会的成长取决于特殊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活动——甚至依赖尤为“男性化”的教牧方式——的人,误解了教会的历史记录,也危害了教会关于性别的历史教导。

古代资料明确指出:从一开始,基督教就是一个女性占绝大多数的宗教。 第四世纪的教父耶路撒冷圣济利禄(Cyril of Jerusalem)在他著名的《教理讲授》(Catechetical Lectures)的开篇,就对会众中的男性说话。 他说

“很可能你是为了别的原因来这儿的。 一个男人可能为了讨好一个女人,以此为由来到这里。 ……我接受这种理由,并且欢迎你,虽然你是带着邪恶的目的而来,但也会成为一个被美好的希望所拯救的人。”

在这里,在基督教早期最著名的一篇关于如何教导信仰的文章中,牧师开宗明义地说,“听着,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只是因为你们的未婚妻强迫你们来这里。”

妇女皈依基督教的现象非常突出,公元370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不得不向教皇下令,不要再派传教士去敲异教妇女的门了。 历史学家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皈依早期基督教的人当中,上层社会妇女的比例非常高,其他就是奴隶和少数民族了。

原因有很多,但从宗教史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整理的大量历史数据中可以看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仅仅是基督教对妇女的优待,至少不会施压要求寡妇迅速再婚。 基督教对年轻女孩结婚的压力也比较小。

在陈述他的理由时,斯塔克报告了公元前303年、在教会经历的一波迫害中发生的一则轶事。 当时官员们捣毁了一座家庭教会,没收了基督徒们聚集起来要分发给穷人的物品:其中有16件男式外衣和82件女式外衣。 自古以来,教会的女士们在认捐活动上,也绝对是完胜男士们的。

从教理手册到教会援助工作、再到古代的原始资料记载,情况非常清楚:基督教的女性比例很高。

约会传道还是婚姻传道?

斯塔克还指出,由于罗马世界遗弃或杀死了许多女婴,所以它的男女比例非常不平衡:每100个女人对应大约130个男人,失衡情况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 因此,很多罗马男人很难找到老婆。 由于基督教徒以女性居多,所以很多基督教女性也很难找到丈夫。 (如果这个情形听起来很熟悉,那是有原因的:这与今天基督教女信徒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

由于古代的这种不平衡,基督教女信徒往往嫁给异教男子。 《新约》,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多次提到在宗教上分裂的家庭。 (哥林多前书7:12-16和其他经文。)在异教丈夫和基督教妻子的较量中,基督教通常会获胜。 但这恰是古代教会和现代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大差别。 古代基督徒从不讳言将信仰归功于基督徒的母亲:提摩太的信仰就归功于他的母亲和祖母。 圣奥古斯丁把他的信仰归功于他的母亲。 而且我已经提到了圣济利禄的教理讲授,它提供了隐性的证据,证明很多异教徒的男性为了娶女基督徒,参加了基督教速成班。

基督教妻子改变历史的突出案例也很多。 因着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的情妇玛琪亚(Marcia)的求情,挽救了未来教皇的生命。 作为蛮族法兰克部落国王克洛维(Clovis)的妻子,克洛蒂尔德(Clotilde)对丈夫的皈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促成了整个法国的福音化。 事实上,在基督教扩张的过程中,基督徒们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由与异教男子结合的女基督徒完成的。

很明显,早期基督教会的特点是,有很多基督徒妇女与非基督徒男子结婚,然后用坚毅的眼神,拉着丈夫和孩子去教堂,直到他们最后向基督的怜悯投降。 早期的婴儿洗礼习俗可能也有助于这一过程,因为基督徒妻子可以利用这一仪式来“宣称”对子女信仰的主权,而让他们的异教丈夫在后面追赶。 美国新教徒通常不给婴儿施洗(而且婴儿的数量比过去减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婚姻不像过去那样是有效传播福音的途径。

关于后一点,几乎在基督教的各历史阶段,教会的成长有很大一部分都与生育有关。 一个男多女少的教会,就是一个离灭亡只差一代人的教会。 那么,相反的情况也同样是事实:有女人的教会就是有婴儿的教会,因此也是有未来发展的教会。 在早期基督教会中,妇女人数众多,所以她们的生育能力推动了基督教人口强劲的自然增长,与停滞不前的异教人口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的基督教一直是女性主导的

即使是许多推动“男性危机”说法的人,也承认教会中女性占多数的悠久历史。 例如,“男子气概的艺术”(The Art of Manliness)网站上的一篇长文详细介绍了女性如何大规模地主导着美国早期教会。 文章提供了不同宗教历史学家的引文、18和19世纪目击者的描述,以及直接从教会记录中提取的数据,这些都表明,至少在19世纪中期之前,美国的基督教会大约60%到80%的成员为女性。

到了20世纪,我们有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从1850年到193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进行了一次宗教团体的普查,要求美国的每一个教会和教派对各自的各种主要统计数据进行报告。 从1906年开始,这些统计数据也包括了成员的性别报告。 此外,自1972年以来,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收集了足够的数据,以估计女性在教会会众中的比例。 而在几波调查中,GSS还询问了受访者童年时父母去教会的模式,这至少可以估算出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家庭中母亲上教堂的比例。

这张图中的数据很枯燥,但它能说明一个问题:近年来基督教会的性别构成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整个关于基督教男性比例下降的故事就是一则假新闻。 我们出席或不出席,就和我们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 从童贞女玛利亚开始到现在,基督教女性在教会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比基督教男性要显著得多。 换句话说,男性的宗教自满这一不幸的现实并不新鲜,它也不是教会生存的威胁。

这种趋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特有 最近的国际调查显示,基督教徒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以女性居多。 在基督教和许多穆斯林国家,妇女的祷告次数都多于男性。 非洲保守且快速增长的福音派教会中大多数是女性,就和欧洲那些已然衰落又与世无争、不断进步且由国家扶持的教会的情况一样。

更多的男人并不意味着更多的成长

“男性危机”的说法所引发的争议,是它暗示当教会会众中男性不够多时,教会终将衰亡。 不够“阳刚”的教会就会自招灭亡。

这个说法可以被检验,而它恰巧是完全错误的。 下图根据皮尤(译注: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2007至2014年间美国各宗教教派在美国人口比例中增长或下降的情况调查,绘制出了皮尤2007年宗教景观调查(Religious Landscape Survey)中各教派女性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

从图中可以看出,教会出席率的性别平衡与教会成长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关联。 让你的教会更男性化并不会使它更壮大。

有些教派可能会反对我的方法,因为我使用的是调查数据,而不是教派本身报告的会员人数。 然而,我利用皮尤的性别平衡数据和2007年至今各教派报告的教会增长情况,在35个大型教派的样本中使用教派成员数量来测试这种关系。 同样的,不存在任何相关性。 一个宗教团体的性别平衡与教会的发展关系不大。

今天是这样,一个世纪以前也是这样。 下图显示了1906年至1936年间31个教派的增长情况,并将其与1906年这些教派的性别比例进行了比较。

同样,没有关联。 教派的成长根本与教会成员的性别比例无关。

真正的问题绝非性别问题

最终的真相是:所有对教会“男性的终结”的抱怨,都是过激的、没有道理的。 基督教从最开始、及至此后每一个时期,都是一个女性占多数的宗教。 这种情况不会很快改变。

有了这些信息,保罗关于男女信徒的警告(见提摩太前书2-4章和其他地方)突然听起来有点不同了。 保罗对妇女应该如何行事作了详细的指示,也许是因为他所要传道的教会绝大多数都是由嫁给非基督徒的妇女组成的,她们很实际地想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家庭树立榜样。

同时,当保罗对男人说话时,他经常谈到领导的角色,也许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基督徒男性都是这样的角色。 如果早期教会真的有70%是女性,如果由于缺乏固定的聚会场所,教会的规模通常比较小,而且考虑到第二世纪以来基督教徒中修道率很高,那么早期教会参加教会活动的男性很可能大部分是会众领袖、教会工作者或独身主义者。

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教会所传讲的教义。 希望支持女性按立的读者也许会很高兴听到女性是早期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让教会更有男子气概并不能推动教会的发展。 但希望支持限制女性授职传统的读者也会得到再次的肯定。 尽管保罗写信去的教会的性别平衡问题和今天一样,甚至比今天的更不平衡,但他还是坚持由男性担任牧师和教会领袖。

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挑战这两种解读中的任何一种。 我只是要挑战一种观点,即基督教在美国衰落的原因是它变得过于女性化。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今天美国基督教会的性别平衡问题,与任何一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是否可以(或应该)对性别失衡采取任何措施?

上述国际调查确实还提出了一个原因,即女性更具宗教热忱。 在家庭以外就职的女性(尤其是全职工作且无子女的女性)与男性的宗教热忱大致相同(在大多数国家,85%或以上的适龄男性都参与全职工作)。 和男人一样有工作生活的女人,往往和男人一样没有宗教信仰。

换句话说,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他们的男性教徒人数不足,而是他们向现代西方世界贪婪的、以工作和事业为中心的消费文化做了太多妥协。 信仰永远是家常便饭,在外工作的男女都在经历世俗化。 教会选择敬拜玛门,对神的敬拜自然就受到影响。

因为默认通过工作得到报酬(以及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学校教育)应是一个人生活的中心部分、日程表中的主要内容和社会身份的主要组成,教会已经放弃了最重要的立场。 为了成长,教会最好少向世俗的成功妥协,而是鼓励清贫的誓言,更新克己的纪律。 与其培养更多的大胡子牧师,不如劝诫教会中的富人把收入的20%、30%、70%或90%奉献出来。

教牧辅导应鼓励教友重新思考,是否真有必要做现在这么多的工作,还是可以考虑减少生活的开支。 当我们的儿女考虑上大学时,我们应该敦促他们考虑学生贷款的危险——不是说他们会背负太多债务,而是说他们将不得不把太多的生活时间投入到用以换取报酬的工作中去,而没有足够时间参加教会和家庭的活动。如此只是得不偿失。 更多的男性信徒不会带来教会的复兴。但若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弃这个世界,却可能点燃复兴的火焰。

Lyman Stone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的研究员,也是咨询公司 Demographic Intelligence 的首席情报官。

翻译:许珏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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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对鸦片类药物上瘾时

我愿意服事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但要做朋友就困难得多。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5, 2021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Envato Elements

我跪在打开的车门旁,旁边是我的朋友,她躺在副驾驶座上。周日上午礼拜时,有人把她扔在了教堂的停车场。她的右臂上有许多新的针眼(skin pops),一根带血的针头在她的腿上。

“对不起,我不知道该去哪里”,她说。 “我想停止用药,但是…”,她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我把手放在她弯着的肩膀上——几个月前给她施洗时,我也是这样支撑着她的肩膀。我记得教会里的人是如何一起欢笑,试图找出如何让她完全浸入水中,同时保护她腿上戴着的脚踝监控器(ankle monitor)。现在,脚踝监控器不见了,但她受洗时那种超脱凡俗的情感也不见了。

“我不会坐在这里看着你自杀”,我说, “我得找人帮忙。”

我关上车门,走开。但没走十步,我就转身回去开门。

“我敢打赌,你这一辈子中很多人都在离你远去。但我们不会让你独自经历这一切。”这次我进去求助时,我没有关车门。

我听到我的朋友说:“我就知道我在这里会很安全。”

我的朋友——她允许我讲述这个故事——并不是第一个向我承认因滥用药物而成瘾的基督徒。第一次面对这种事情时,我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帮助——我带来的论断多于希望。背叛和愤怒、无望和悲伤的感觉一波一波地袭来,忏悔的谎言撕碎了共同的记忆,我也使自己与对方疏远。

当一个在基督里的弟兄或姐妹将自己的毒瘾曝光时,人们应该如何反应?没有一个流程图可以遵循,也没有什么现有资源,尤其在疫情期间更是没有。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答案是基督徒的友谊。我指的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共同盼望,以忠实的鼓励和相互信任为标志的友谊。

在我所在的阿巴拉契亚乡下社区,65%的人说药物滥用是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首要问题。在我们这个刚成立三年的教会中,超过一半的会众受到药物成瘾的影响。当我和我丈夫在这里服事时,我们看到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滥用药物,以及在不同康复阶段的人们。

最近的报导 指出,在疫情期间,鸦片类药物的滥用和过量使用在40多个州都有所增加。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成瘾往往是一种孤独和孤立的状况。

对于与药物依赖性征战的信徒来说,与基督教社群的隔离会加剧绝望、羞耻和无价值的感觉。然而,许多人也因为害怕被谴责而避免与人联系。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再次吸毒,或者在康复期间使用合法、经证实可以帮助治疗鸦片类药物成瘾的药物,如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美沙酮(methadone)和纳曲酮(naltrexone),会受到论断。这些是一些基督教群体所不认同的。

许多教会无法处理药物成瘾的混乱不堪。康复不是一条平顺的途径,也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知道,对我来说,在康复庆祝会上齐心背诵12个步骤并不难。但在我生活的其他情境中,与“那些”庆祝会里的人互动是比较困难的。我愿意服事,但发现要分享我的生活却困难得多。

然而,我对福音的理解是,当我不值得信任时(约2:24),耶稣冒着与我交朋友的风险(约6:70-71),显明了神的爱,完成了神使所有受造物与自己和好的计划。而我被呼召去跟从他。

这种呼召并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策略来指引我该如何应对我教会和社区中与毒瘾搏斗的人。基督徒的友谊没有万无一失的过程,特别是当你在处理毒瘾和疫情的时候。

在这些时候,我发现“心态”(heart posture)这个词比策略更有用。我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为与他人的持续互动做准备。在不同的情况和环境下可能需要不同的回应方式,但目的是相同的。以下是我发现能帮助我的要点。

1.方向

只有神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所需要改变的深度和类型,但圣经很清楚地说,不管一个人的心目前的状况如何,每个生命都有价值(诗139:13-14)。一个在毒瘾中挣扎的人,其价值不亚于英国的女王。人们习惯于把一个人看作比另一个人更有价值,但好消息是神不会这样。

我们可以祈求神调整我们的心,让我们像神一样重视彼此。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身体和生活显示出毒瘾的影响时,我们不必谴责他们或忽视他们。我们可以夺回自己的思想,让它们顺服于重视每个灵魂的基督。

当神开始调整我的心态时,我开始看到人们连承认滥用药物的问题都会冒的风险。这是一种勇敢和有勇气的行为,因为这让一个人暴露在我可能做出的所有反应面前。

现在,当一个朋友完全坦诚地分享她的挣扎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谢她对我的信任。我承认自己的恐惧,并请求和她一起祷告,这样我们都可以寻求智慧,并知道如何好好爱对方。

2.预备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或预备好一个友谊可能带来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友谊因疫情下保持社交距离而更艰难的时期。但是,在真正的友谊中,没有退出的计划。基督徒的友谊需要开放的态度。

我们通过私下和共同的祷告、读经、守圣餐(是的,甚至通过视频会议)、敬拜、慷慨和顺服等简单而必要的行动,为彼此的友谊预备好我们的心。通过这种方式,神让我们一起为可能到来的一切做好准备。

真诚的群体也为有关突发事件的对话创造了空间。正在康复中的人,需要针对万一他们重新使用毒品而发生的潜在问题,能提出见解和应对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讨论医疗方案和法律问题,并就一起走的路达成共识(摩3:3),有护栏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安全。

3.持续的参与

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朋友共同分享的永生中,污名是盼望的敌人。我有好几个在康复中的朋友说,有时候基督徒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个工作专案。

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我觉得自己被毒瘾的污名所困,因为大家都只想和我谈这个问题。请你也问我关于我的孩子,我的工作,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才是我想成为的人。 ”并不是她想躲避自己的过去,她想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复原计划是很好的,但人们也需要在基督徒群体的完整生活中受到欢迎。

一个人的康复可能与另一个人的康复截然不同,而以福音为根基的友谊是最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共同追求恢复,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基督徒友谊的目标:不是严厉的谴责,而是深刻的联系,不是限制,而是相互的建造。

在教会中,我们能得到自由和医治来实践悔改、饶恕、怜悯和恩典。我们不是被造来独自过基督徒的生活,而是被造来活在一个信仰群体中——有怜悯却又坚定地互相砥砺去做神所计划的任何善工。这将意味着我们会给自己带来不便,为负责任的互动创造安全的空间,并为他人和与他人一起忍耐。这些都是耶稣所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通过服事和被服事了解到,在十字架脚下没有道德高地。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得着“洁净”都是从耶稣开始的,祂告诉我们要一起跟随他。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教会这个福音所塑造的群体中,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康复和恢复,能更好连接友谊的地方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给教会写道:“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Naomi DeBord Bivins 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克斯伯勒(Wilkesboro)的根基教会(The Foundation Church)的牧师。她拥有亚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硕士学位,也是一名有经认证的康复教练。

翻译: Addison Lin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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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当上帝给耶稣两个家谱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何理清马太和路加两个家谱之间的许多差异。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20, 2021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圣经》中的难题就像减速垄一样:它们可能令人沮丧,它们或会危害不谨慎的人,但它们却有效地使我们慢下来,并使我们集中注意力。 张力引发思考。 明显的矛盾迫使我们更细密地与文本搏斗。 当上帝默示它们时,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研究福音书时,我们立刻遇到了问题,就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耶稣的家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马太福音》第一章列出了由亚伯拉罕起的42代;而《路加福音》第三章由亚当起有77代。 在大卫和耶稣之间的几十个名字中,只有五个同时出现在两个名单上。 更糟糕的是,耶稣有两个不同的祖父:雅各(太1:16)和希里(路3:23)。

理清差异的努力往往集中于《马太福音》一方,部分原因是他的家谱看起来更具神学动机——不少的间断,所提及的女性,以14为一组的三个群组等等。 我们假设路加“只是在列出事实”,而马太以摆弄事实来表明观点。 但这同时贬低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太的和作为神学家的路加。 我认为路加的家谱有一个与马太一样有力的神学议程,甚至是更有力的。

想想他如何列出从亚当到基督的77代。 这个数字指向安息日。 它让我们想起了拉麦的77倍报应(创4:24)和耶稣的77次饶恕(太18:22)。 它唤起了每七个七年守一次的禧年(利25:8–55)。 耶稣在路加福音4:16-21中宣告祂履行禧年的应许,这一发展在两章之前已预示了,他们被召回鄕报名上册这事提醒我们禧年时各人要“归回自己的家”这诫命(利25:10)。

也值得注意的是,路加不是在耶稣生命的开始时介绍祂的家谱,而是在祂开始工作时,当时祂“大约三十岁”(3:23)。 三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 祭司在这年纪开始他们的工作(民4:3);于这年纪,大卫成为君王(撒下5:4),以西结看到神的预言异象(结1:1)。 通过在这个阶段插入祂的家谱,路加将耶稣的血统与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工作连接在一起。 通过追溯到亚当,而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他把耶稣描绘成各国的先知、各民的祭司以及全地的君王。

接着,是耶稣的祖父(们)的问题。 自三世纪初以来,人们一直猜测约瑟有两个父亲,要么是因为他被合法收养,要么他是由遗孀与亡夫兄弟结合而生的孩子。 (在这个犹太习俗中,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孩子就死了,他的兄弟为了替他家族中留名,会娶那寡妇。 )如果是这样,那么约瑟是希里又是雅各的儿子。 对我来说, 这听起来总像是极端的辩护。 但后来我开始注意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中,有不同地方论及遗孀与亡夫兄弟的婚姻或合法收养。

其中之一涉及希律和他的兄弟腓力(路3:1)。 希律娶了腓力的妻子,激怒了敏锐的犹太人,并最终令施洗约输被斩首(可6:17)。 因此,路加在叙述耶稣成年生活时,是先讲述了一个人在哥哥还活着的时候,进行了一段犯了奸淫的“遗孀与兄弟的婚姻”的故事。

另一个是与耶稣自己有关:“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路3:23)。 在法律上,耶稣是约瑟的儿子,但约瑟并不是祂的生父。 正如加百列向马利亚解释,耶稣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和“神的儿子”(1:32,35)。

我们甚至在施洗约翰身上找到一个例子,他把自己与一个“我不配帮他解鞋带”的人(3:16),与耶稣做对比。 解鞋带就是在男子解除遗孀与亡夫兄弟婚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申25:9;得4:7)。 也许,正如大贵格利所言,约翰不仅宣称自己在基督之下,而且不配取代祂成为以色列真正的丈夫。 约翰是伴郎,而不是新郎(约3:29)。

在这个更广阔的范围中,希里和雅各的难题不是巧合,而是模式的一部分——一个假如我们不放慢至几乎停顿的速度就很可能被忽咯的。 感谢上帝给我们减速垄。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牧师,也是《圣灵与圣礼》(Zondervan出版)的作者。 在推特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季小玲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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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预言无法实现之时

在《圣经》中,既有假先知,也有做了假预言的真先知。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9, 2021
Spencer Platt / Getty Images

预言是讲说神要说的话,更多的时候是关于直言不讳,而不只是关于预告。

然而有时候,预言确实可以预告未来。 10月下旬,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宣称,他已经听到了主的声音:“毫无疑问,特朗普将赢得大选。” 罗伯逊说对了的是,特朗普的大选表现确实远远好于预期。 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得到的7000万张选票,据称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总票数,我们可能认为罗伯逊确实听到了什么。 但是,他是否看到了事情的全部?

在一些选举中,预言远不止是50/50的猜测。 2016年,一位牧师和先知耶利米·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在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崭露头角之前,就准确预测了他的第一个任期。 罗伯逊并不是唯一一个预期2020年特朗普总统再次获胜的人。 大多数公开发表的预言,包括约翰逊做出的,都站在特朗普一边,有的提到选举会有争议。

但即使是一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也觉得神在说拜登这次会赢。 基于以色列的弥赛亚派领袖罗恩·坎托(Ron Cantor)说,他两次从上帝那里听到拜登会赢,原因是教会对特朗普的偶像崇拜。 他对追随者说:“即使奇迹发生了,[特朗普]真的重新当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小——证明了其他先知是对的,我这里提出的警告依然不变。”

如果经历了重新计票和法院诉讼后,选举结果维持不变,那么其他那些预测特朗普获胜的人是不是都是假先知?

预言中的失误并不会使每一个犯预言错误的人成为假先知,就像教学中的错误不会使每一个犯教学错误的人成为假老师一样。 但假先知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真正的预言恩赐现在还存在的恩赐终止论者(cessationist),也同意这类人是存在的。

无论是否来自假先知,非常公开的错误预言都有可能使神的名蒙受极大的羞辱,必须特别严肃对待。 本来就喜欢嘲笑基督徒的人,可以找到更多的嘲笑理由。 申命记18章对于错误的预言发出警告,指出那是先知“擅自”说的;这个词的希伯来文通常是指傲慢无礼的叛逆(例如,申1:43,17:13)。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申命记18:22写道,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倾听神

然而,即使是真正的预言,也可能比我们许多人所希望的复杂得多。 在《圣经》中,真正的先知常常以别人认为古怪的方式行事(耶19:10;徒21:11),他们同时代的人有时认为他们精神不正常(王下9:11;耶29:26;约翰10:20)。

与有关神的长远目的的预言相比,《圣经》中有关神的短期目的的预言大多是有条件的,无论是否这样说。 因此,约拿所预言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书3:4)并没有在约拿的世代应验,因为尼尼微悔改了。

耶利米对这一过程作了明确的解释:“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耶18:7-10) 关于有条件的预言如何运作的观点各不相同。 我自己的看法是,上帝预知人的选择或最后的结果,但他也在一定时间内包容为时间所限制的人。

同样,上帝有时也会推迟应许的结果。 以利亚预言了亚哈后裔的毁灭(王上21:20-24)。 然而在亚哈谦卑之后,神却私下告诉以利亚,因为亚哈谦卑自己,所以“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 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21:29)。 同样,神也交托给以利亚三项任务(王上19:15-16)。 以利亚直接完成了其中的一个——呼召以利沙。 另外两个是由以利沙和他又委派的另一位先知所完成的。 大部分的任务是由别人完成的。

通常情况下,圣经的预言更多的是表明什么,而不是什么时候。 例如,《约珥书》的前两章以主的日子,即神的审判之日,来描绘即将发生的蝗虫入侵。 然而,最后一章似乎描绘了在神审判的终极日子里真正的入侵(3:9-17,尤其是14节)。 在预言中,这种情况就是,较近的事件可能预示着较晚的事件,但不会指明两者之间相距的时间多长。 基督徒是这样看待《旧约》中关于弥赛亚降临的预言的:没有人预先认识到耶稣会来两次。

但关于美国大选的预言大多是有条件的吗? 还是他们根本就错了? 毕竟,任何人都可以说:“选举的结果将是这样那样的, …, 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投票给某某。” (不过,鉴于对特朗普不利的几率,对他当选的预言相当大胆。)

听到我们自己的回声

但即使是敬虔的人,有时也会误解他们所听到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摩西一样面对面地听清楚神的话(民12:6-8)。 在主对他说话后,拿单必须纠正他向大卫所作的保证(撒下7:3-5)。 即使是像拿单这样敬虔的宫廷先知,也会在得宠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假设。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限于宫廷先知。 当施洗约翰听说耶稣在医治人的时候,他怀疑耶稣的身份(太11:2-3;路7:18-20)。 也许约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早先从神那里听说,即将到来的那位要用圣灵和火施洗(太3:11;路3:16)。 据约翰所知,耶稣并没有用火给任何人施洗。 约翰从上帝那里听到的是正确的,但约翰的推论是错误的,因为他和所有的先知一样,只看到了整个大图景中的一部分。

不仅所有的预言都是不够全面的,更危险的是,有时我们可能会将自己错误的解释与神的信息混淆。 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记得为合适的配偶或工作祷告的时候;我们个人在一个决定中越是感情用事,往往就越难思考、聆听清楚。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路加没有把使徒行传21:4中圣灵引导的讲话称为“预言”的原因。 保罗的朋友“被圣灵感动”,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然而神已经告诉保罗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徒19:21的可能意思)。 保罗的朋友们正确地听到,他将在耶路撒冷受苦(20:23;21:11),但却错误地从这一信息中推断出,他不应该去那里(21:12-14;另见王下2:3-5,16-18)。 主观性是很复杂的,但只要我们需要主的智慧,我们就得忍受一些主观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预言都是“部分性的”,正如教师“知道的有限”(林前13:9)。 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也是局部的(9–12节). 说所有录入《圣经》的预言都是完美的,并不意味着神的仆人都没有说出过不完美的预言。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坚持每一个预言都“当慎思明辨”的原因(林前14:29)。 祂警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藐视先知的预言;但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帖前5:19-22)。

某些流行的教导使当代的许多预言更有问题。 我相信,过分的“正向忏悔”教导已经将潜在的问题变成错误预言的主要来源。 就连今天许多指斥“说出需求,认领恩赐”(“name it and claim it”)神学的圈子,现在也在搞“先知宣言”。 其中有些宣言是为了申明信仰。 毕竟,耶稣确实邀请我们用信心来对山发命令(可11:23)。 但只有当信心的目标正确时,这信心才是正确的,而耶稣在上一节中指明这目标是神(22节)。 除非得到神的授权和引领,预言性的“宣言”就是空洞的,。 正如《耶利米哀歌》所说:“主若没有命定,谁能吩咐而行呢?”(哀3:37)。

倾听到不同的声音

那些自称代表神说话的特别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不说话。 2008年,一位对我一无所知的埃塞俄比亚牧师,准确地预言了我的儿子,并说我正在写两本大书。 当时让我困惑的是,他说我的第二本书会比第一本书大。 我以为我的《使徒行传》注释会先写出来,它有四千多页。 虽然有些印象深刻,但我认为梅斯芬(Mesfin)关于更大一本书的预言肯定是错的。 但我的神迹书,原来只有1100页,最后比我的使徒行传注释先出来。 结果梅斯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今年,许多基督徒听信了教会领袖做出的特朗普将再次赢得选举的预言。 有些人,如耶利米·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继续坚持他们的预言最后会变成真的。 其他人,如克里斯·瓦洛顿(Kris Vallotton),则公开道歉。 现在,很多人会认定,这个预言是有条件的,时机不对的,或者,更可能是错误的。

虽然我一直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我希望看到神的预言被证实,能理解这种失望的心情。

我不是先知,但我自己的梦使我深深不安。 例如,2016年3月,即大选前8个月,我梦见特朗普可能会像圣经中的耶户一样(王下10:28-31),需要悔改。 2016年5月,我梦见上帝对特朗普(未来)虐待难民儿童的行为感到愤怒。 后来我梦见他的话挑起了种族暴乱。 2016年大选后,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噩梦,别的人很多却没有看到同样的事情。” 第二年,我梦见自己就即将到来的强烈反应,警告特朗普的支持者:“你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参见何8:7)。

我无法放下这些梦,尽管很多我尊敬的人支持总统,而且其原因我也明白。 有时我自己的观点也会摇摆不定,因为我是反堕胎(pro-life)的,也很欣赏总统对福音派的尊重。 今年8月,我梦见特朗普输掉了2020年大选。 这只是一个梦。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梦,即使当有些梦看起来很重要时,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有的梦可能是受到睡前看BBC新闻的影响。 但是起码地,梦确实是在激励着我去祈祷。

视角不同,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只是大拼图中的一块。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主仍然掌控着历史,无论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凭着《圣经》中祂确实的话语活着。

如果面对着各种的不可能,特朗普突然真的当上了总统,那些预言会让公众注意到神的工作。 否则的话,可能是神要人们注意了,在许多灵恩派的圈子里,需要进行大扫除了。 圣灵的鼓励并不总是转化为我们想听到的话语;“预言性的宣告”会使我们对上帝真正的话语感到迟钝;依赖于听别人转述上帝说什么了,可能是件危险的事(见王上13:11-32)。

作为一个灵恩派基督徒,我喜欢看到预言成真。 但预言是需要评估的。 只要有可能,在将它们公开之前,就应做评估。 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那之后也应做评估。

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是阿斯伯里神学院的 F.M. 与 Ada Thompson 圣经研究教授。 他是《基督传记:记忆、历史和福音书的可靠性》的作者,该书获得2020年CT图书奖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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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2021年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50个国家

关于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最新研究表明,四分之三的殉道者在尼日利亚,它首次跻身基督徒受迫害最严重的十个国家的行列。 苏丹终于跌出前十名,印度还名列其中,而莫桑比克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被加到了 Open Doors 的观察名单中。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3, 2021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Benne Ochs / Getty Images

每天,全世界有13名基督徒因为信仰被杀害。

每天,有12座教堂或基督教建筑遭到袭击。

每天,有12名基督徒被不公正地逮捕或监禁,此外,还会有5人被绑架。

以上为2021年的“世界观察名单”(World Watch List,WWL)的报告内容,是Open Doors机构对于基督徒因跟随耶稣而受迫害最严重的50个国家的最新年度统计。

“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名单是关于压迫的。 … 但这一名单实际上都是关于恢复力的”,Open Doors USA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大卫·克里(David Curry)今天在发布报告时是这样介绍的。

“神的子民中受苦人数之多,似乎应该意味着教会正在消亡——基督徒保持沉默、失去信仰、彼此远离”,他讲述说, “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地,在鲜活的色彩中,我们看到了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神的话:‘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赛43:19)”

名单上的国家包括3.09亿基督徒,他们生活在受迫害非常严重或极端严重的地方,比去年名单上的2.6亿有所增加。

另外还有3100万来自其他24个国家,这些国家不在前50名之列,如古巴、斯里兰卡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全世界每8个基督徒中就有1个面临迫害。 这包括非洲六分之一的信徒和亚洲五分之二的信徒。

去年,在 Open Doors 的84个问题表格中,有45个国家的分数高到了“非常高”的迫害程度。 今年,在29年的跟踪调查中,头一次所有50个国家都达到了这个指标——还有4个国家恰好落在截止分数线外。

Open Doors 确认了导致去年分数上升的三大趋势:

  • “新冠疫情成为通过救济歧视、强迫皈依以施行宗教迫害的催化剂,被作为加强监视、审查的理由”。
  • “极端主义分子的袭击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一步蔓延,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到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其他地区。”
  • “中国的审查制度不断向新兴的监控国家传播和扩散。”

自1992年以来,Open Doors一直在监测世界各地对基督教的迫害情况。 自2002年开始观察名单以来,朝鲜已经连续20年排名第一。

2021版的追踪时间段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是根据在60多个国家的 Open Doors 工作人员的基层报告整理而成。

WWL年度排名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祈祷,以更有效的愤怒为目标,同时向受迫害的信徒表明他们没有被遗忘。它经年的记录表明,随着迫害越来越严重,朝鲜现在面临竞争对手。

今天基督徒在哪里受逼迫最严重?

今年最恶劣的十大迫害者排名相对来说没有变化。 排在朝鲜之后的是阿富汗,其次是索马里、利比亚、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亚、也门、伊朗、尼日利亚和印度。

在达到了 Open Doors 设定的暴力指标的最大值后,尼日利亚首次进入前十名,。 这个非洲基督教徒人口最多的国家,总排名第9,但在暴力事件方面仅次于巴基斯坦,在因信仰而被杀害的基督徒人数方面排名第一。

在实行了三十年的伊斯兰法之后,苏丹废除了对叛教者的死刑,并在新宪法中——至少在纸面上——保证了宗教自由,首次没有进入前十名。 但它仍然是名单上的第13位,正如 Open Doors 的研究人所员指出,来自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仍然面临着来自家庭和社区的攻击、排斥和歧视,而基督教妇女则面临着性暴力。

最难追随耶稣的地方:



1. 北朝鲜
2. 阿富汗
3. 索马里
4. 利比亚
5. 巴基斯坦
6. 厄立特里亚
7. 也门
8. 伊朗
9. 尼日利亚
10. 印度

印度连续第三年保持在前十名,因为“政府认可的印度教极端主义,使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事件继续增加”。

同时,由于“对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数派的监视和审查不断加强”,中国十年来首次加入前20名。

在前50个国家中:

  • 12个国家的迫害程度达到“极端”,另外38个国家则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在前50名之外的另外4个国家也可列为“非常严重”:古巴、斯里兰卡、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尼日尔。
  • 19个在非洲(6个在北非),14个在亚洲,10个在中东,5个在中亚,2个在拉丁美洲。
  •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有34个国家,以佛教为主的4个,以印度教为主的2个,以无神论为主的1个,以不可知论为主的1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则有10个。

2021年的名单新增了4个国家:墨西哥(第37)、刚果民主共和国(第40)、莫桑比克(第45)和科摩罗(第50).

“由于北部卡波德尔加多省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莫桑比克上升了21位(从第66位上升到第45位)。 “主要是由于伊斯兰团体民主同盟军对基督徒的攻击”,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升了17位(从第57位上升到第40位)。 由于贩毒者、帮派和土著社区对基督徒的暴力和歧视不断增加,墨西哥上升了15位(从第52位上升到第37位)。

四个国家从名单上掉了下来:斯里兰卡(原第30位)、俄罗斯(原第46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No.47位)和尼日尔(原第50位)。

基督徒面临暴力最多的地方:



1. 巴基斯坦
2. 尼日利亚
3. 刚果民主共和国
4. 莫桑比克
5. 喀麦隆
6. 中非共和国
7. 印度
8. 马里
9. 南苏丹
10. 埃塞俄比亚

Open Doors 报告时间段: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

其他排名的重大变化:由于游击队、犯罪集团和土著社区的暴力活动,以及世俗社会日益增长的不容忍,哥伦比亚从第41位上升到第30位,上升了11位。 由于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增加,土耳其从第36位上升11位至第25位。 而孟加拉国由于罗兴亚难民中的归信基督教者受到攻击,排名从38位上升到31位。

然而,其他类型的迫害可能超过暴力[如下文所述]。 例如,中非共和国从第25位下降了10位。 排第35为,但那里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仍然是很极端的。 而尽管肯尼亚从第43位下降到第49位,那里的袭击事件却依然“显著增加”。

同时,南苏丹在 Open Doors 所追踪的十大暴力国家中排名第一(排名第9),却连观察名单的前50名都没有进入(排第69)。

在2017年观察名单25周年之际, Open Doors 发布了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迫害发展趋势分析。 25年间,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朝鲜、沙特、伊朗、索马里、阿富汗、马尔代夫、也门、苏丹、越南和中国。

Open Doors 指出,5个国家同时出现在整个25年和2021年的前10名名单中,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迫害的稳定性。

基督徒在这些国家是如何受迫害的?

Open Doors 追踪了六个类别的迫害,包括社会和政府对个人、家庭和教会的压力,并特别关注妇女问题。

但如果把暴力作为一个类别孤立出来,前十名迫害者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只剩下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印度。 事实上,现在有20个国家对基督徒来说比朝鲜更致命。

在2021年的报告中,全球登记的殉难人数上升到4761人,比前一年统计的2983人增加了60%,并超过了2019年报告中提到的4305人死亡。 (众所周知,Open Doors 倾向于比其他团体更保守的估计,其他团体往往将每年的殉难人数统计为10万)。

基督徒在哪里殉道最多:



1. 尼日利亚:1350人
2. 中非共和国:924人
3. 斯里兰卡:200人
4. 刚果民主共和国:152人
5. 南苏丹:100人
6. 布基纳法索:50人
7. 埃及:23岁
8. 巴基斯坦:20人
9. [姓名不详]:20人
10. 哥伦比亚:16人

Open Doors 报告时间段: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

每10个因信仰而被杀的基督徒中,有9个在非洲,其余的在亚洲。 在 Open Doors 确认的2021年殉教者名单中。尼日利亚以1350名居世界之首。

绑架基督徒的事件从前一年的1052起上升到1710起,这是 Open Doors 首次对该类事件进行跟踪。 尼日利亚位居榜首,有224起。

在新近追踪的强迫婚姻类别中,尼日利亚也居于首位(在全世界的630起中占130起),袭击基督教家庭(3315起中占1500起),抢劫基督教商店(1979起中占1000起)。

在基督徒遭到强奸或性骚扰的7大国家中,有4个国家是阿拉伯半岛上外来务工人员的接收国:沙特阿拉伯(第13)、卡塔尔(第27)、科威特(第43)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47). 尼日利亚是第八个。 全世界有8537起记录在案的案件,但 Open Doors 警告说,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许多袭击事件发生在私下,没有被报告。

在包括殴打和死亡威胁在内的新的身体或精神虐待类别中,印度排名第一。 好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次大陆的持续兴起,造成了全世界报告的14645起案件中的1445起。

在 Open Doors 之前追踪的其他两个类别中,中国是主要的违规者。

哪里的教会被攻击或关闭最多:



1. 中国:5576
2. 安哥拉:2000
3. 卢旺达:700
4. 缅甸:204
5. 尼日利亚:150
6. 埃塞俄比亚:124
7. 布隆迪:100
8. 马里:100
9. 巴基斯坦:58
10. 布基纳法索:50

Open Doors 报告时间段: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

北京因信仰原因逮捕、监禁或未经起诉而拘留了1147名基督徒,而全世界共有4277名。 Open Doors 的这一统计数字从去年的3711人上升到2019年的3150人。

同时,全世界发生的袭击和被迫关闭教堂的事件有4488起。 在去年的报告中,这个数字已经从1847起猛增到9488起,其中中国就占了5576起。

安哥拉排名第二,有2000起,卢旺达排名第三,有700起。 (两者都不在前50名迫害国家之列,安哥拉应该是第68名,卢旺达第72名)

Open Doors 提醒说,在一些国家,上述侵权行为很难准确记录。 在这些情况下,提出的是整数,总是倾向于保守的估计。

它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宗教自由研究所的认证和审计,该研究所是一个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福音联盟支持的网络。

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些国家受到迫害?

主要的动机因国家而异,更好地了解差异,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基督徒更有效地为他们在基督里受困的弟兄姐妹祷告和发声。

例如,虽然阿富汗是世界上第二大最严重的迫害者,也是一个官方的穆斯林国家,但根据” Open Doors 的研究,那里迫害的主要动机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而是种族对立,也就是报告中所说的“部族压迫”。

Open Doors 将对基督教迫害的主要来源分为八组。

伊斯兰压迫(29个国家):在观察名单上超过半数的国家中,这是基督徒所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在12个基督徒面临“极端”程度迫害的国家中,有5个是这种情况:利比亚(第4)、巴基斯坦(第5)、也门(第7)、伊朗(第8)、叙利亚(第12)。 在这近30个国家中,大多数是官方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但是,实际上有7个国家是基督教徒占多数:尼日利亚(第9)、中非共和国(第35)、埃塞俄比亚(第36)、刚果民主共和国(第40)、喀麦隆(第42)、莫桑比克(第45)和肯尼亚(第49).

部族压迫 (6个国家):这是阿富汗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第2)、索马里(第3)、老挝(第22)、卡塔尔(第29)、尼泊尔(第34)、阿曼(第44).

独裁妄想症 (5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5个国家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大多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第21)、土库曼斯坦(第23)、塔吉克斯坦(第33)、文莱(第39)和哈萨克斯坦(第41)。

宗教民族主义(3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三个亚洲国家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 基督徒主要是在印度受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攻击(第10),在缅甸(第18)和不丹(第43)被佛教民族主义者攻击。

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压迫(3个国家):这是基督徒在三个国家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都在亚洲:朝鲜(第1)、中国(第17)、越南(第19)。

基督教宗派保护主义(2个国家):这是厄立特里亚基督教徒面临迫害的主要原因(第6)和埃塞俄比亚(第36)。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2个国家):这是哥伦比亚(第30)和墨西哥(第37)基督徒面临迫害的主要根源。

世俗不容忍(0个国家): Open Doors 追踪基督徒在这方面所受的迫害,但在所研究的50个国家中,它不是主要根源。

迫害基督徒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Open Doors 确认了去年基督徒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原因、方式的四个新的或持续趋势。

首先,全球瘟疫大流行为迫害提供了新的途径, Open Doors 记录了在埃塞俄比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越南和中东的基督徒在获取救济方面受到的歧视。

在印度,有超过10万名基督徒接受了 Open Doors 合作者的援助,其中80%的人报告说,他们以前曾被“从食物分配点赶走”。 研究人员指出:“有些要走好多英里,隐藏他们的基督徒身份,到其他地方去找食物。” Open Doors 还搜集了缅甸、尼泊尔、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中亚、马来西亚、北非、也门、苏丹等地“否决向农村地区基督徒提供援助”的报告。 “有时,这种决是出自政府官员之手,但更多的是来自村长、委员会或其他地方领导。”

Open Doors 注意到:

“新冠全球大流行使迫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 即使在新冠危机消失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之后,也不应忘记基督徒在2020年遭受的明显歧视和压迫。”

公共卫生居家令也增加了许多信徒的脆弱性。 研究人员指出:“放弃当地多数信仰,跟随基督的基督徒知道他们有可能失去配偶、家庭、部落和社区以及地方和国家当局的所有这些支持”。 “如因为新冠疫情而失去收入,他们不能依靠传统的网络来生存。” 同时,从埃及到拉丁美洲的教会领袖告诉 Open Doors,对教会礼拜的禁令导致捐款减少了约40%,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收入,也减少了他们的会众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援助的能力。

Open Doors 注意到:

“大多数来自当地主流信仰的皈依者说,由于新冠疫情的隔离限制,将他们与那些最反对他们信仰耶稣的人关在一起。 这尤其影响到少数族裔妇女和儿童。 对于千百万基督徒来说,工作、教育和其他外在兴趣,为他们摆脱经常性的逼迫提供了短暂的平静时间,。 所以当封城发生时,就意味着这个喘息的机会已经没有了。”

“我们还收到报告说,由于脆弱性增加,在全球瘟疫大流行期间,针对妇女和女孩的绑架、强迫改变信仰和强迫婚姻的情况有所增加。 此外,在拉丁美洲的那些容易受到毒品团伙侵害的地方,对基督徒来说变得更加危险,因为瘟疫减少了试图维持秩序的官方当局的存在。”

其次,对宗教团体的视频和数字监控越来越多,监控技术的改进和扩散是另一个重要趋势。

Open Doors 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坚持认为,当病毒在武汉出现后,中国果断行动,遏制了新冠疫情。 但对于其9700万基督徒来说,在重重限制中他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监控深入到他们的家中,线上和线下的互动被追踪,他们的脸被扫描到公安的数据库中。”

报告指出:

“来自河南和江西省各县的报道称,现在所有国家批准的宗教场所都有了带有面部识别软件的摄像头。 据称这些摄像头很多都安装在标准的闭路电视摄像头旁边,但它们与公安局相连,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立即与其他政府数据库连接。 人脸识别软件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有关,它监测公民对共产主义宗旨的忠诚度。”

Open Doors 的研究人员指出,同样地,印度的“宗教少数群体担心接触追踪应用会有‘功能蠕变‘,被用来监视他们和他们的行动。”

第三,是“公民身份与信仰挂钩”之风继续蔓延。 研究人员指出,“在印度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宗教身份越来越多地与国家身份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印度人或优秀的土耳其人,你必须分别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这往往是由当权的政府暗中——如果不是明确——鼓励的。”

Open Doors 指出: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印度基督徒不断受到专横宣传的压力。 ‘要想成为印度人,就必须是印度教徒’的信息,意味着暴徒继续攻击和骚扰基督徒以及穆斯林。 认为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印度人,意味着普遍的歧视和迫害往往不受惩罚。 印度还继续阻止外国资金流向许多基督徒经营的医院、学校和教会组织,而所有这些都是打着保护印度民族特性的幌子。”

“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还承担了伊斯兰教的民族主义保护者的角色。 圣索菲亚大教堂原本是一座大教堂,后来变成清真寺,直到现代土耳其决定将其作为博物馆。 但在2020年7月,土耳其总统说服法院将其重新变成一座清真寺,加强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 土耳其的影响和民族主义目标延伸到边界之外,最明显的是它在与亚美尼亚的冲突中支持阿塞拜疆”。

第四,尽管为遏制新冠病毒而实行了封城,但主要由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事件却有所增加。 研究人员指出:“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新冠瘟疫大流行期间,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有所减少。”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督徒“面临的暴力事件却比上一年高出30%”。

Open Doors 指出:

“尼日利亚有几百个以基督教徒为主的村庄,被武装的豪萨-富拉尼穆斯林好战牧民占领或洗劫;有时,田地和庄稼也被摧毁。 博科圣地以及与ISIS有关联的衍生组织“西非省伊斯兰国”继续困扰着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北部。”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区,不公正和贫困助长了伊斯兰极端主义。 这些极端组织利用政府的失误,武装圣战分子进行宣传,推动招募,并定期进行攻击。 今年,一些团体承诺向基督徒等‘异教徒’开战——他们声称‘真主惩罚我们所有人’,因为异教徒的缘故,才有了这场瘟疫全球大流行。”

“布基纳法索直到最近还以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宗教和谐而闻名,但由于干旱和暴力,100万人——占人口的1/20——流离失所(还有数百万人在挨饿)。 去年,布基纳法索首次戏剧性地进入了世界观察名单。 今年,伊斯兰极端分子继续以教堂为目标(一次袭击中14人死亡,另一次袭击中24人死亡)”。

WWL与其他关于宗教迫害的顶级报告相比如何?

Open Doors 门认为,将基督教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是合理的。 同时,它还指出,关于世界穆斯林人口没有可比的文件。

世界各地对宗教自由的其他评估也证实了 Open Doors 的许多调查结果。 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对政府和社会对宗教的敌意的最新分析发现,2018年基督徒在145个国家受到骚扰,比任何其他宗教团体都多。 穆斯林在139个国家受到骚扰,其次,是犹太人在88个国家受到骚扰。

根据皮尤的数据,如果只考察政府的敌意,穆斯林在126个国家受到骚扰,基督徒在124个国家受到骚扰。 如果只研究社会内部的敌意,基督徒在104个国家受到骚扰,穆斯林在103个国家受到骚扰。

Open Doors 的研究人员和实地工作人员对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监测,但对100个国家进行深入关注,并特别关注74个受迫害程度“高”的国家(在 Open Doors 的100分制中得分超过40分)。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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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基督徒处境最艰难的50个国家:

排行

国家

1

北朝鲜

2

阿富汗

3

索马里

4

利比亚

5

巴基斯坦

6

厄立特里亚

7

也门

8

伊朗

9

尼日利亚

10

印度

11

伊拉克

12

叙利亚

13

苏丹

14

沙特阿拉伯

15

马尔代夫

16

埃及

17

中国

18

缅甸

19

越南

20

毛里塔尼亚

21

乌兹别克斯坦

22

老挝

23

土库曼斯坦

24

阿尔及利亚

25

土耳其

26

突尼斯

27

摩洛哥

28

马里

29

卡塔尔

30

哥伦比亚

31

孟加拉国

32

布基纳法索

33

塔吉克斯坦

34

尼泊尔

35

中非共和国

36

埃塞俄比亚

37

墨西哥

38

约旦

39

文莱

40

刚果民主共和国(DRC)

41

哈萨克斯坦

42

喀麦隆

43

不丹

44

阿曼

45

莫桑比克

46

马来西亚

47

印度尼西亚

48

科威特

49

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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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摩罗

我们和智者们(Magi)一同崇拜,而不是与MAGA为伍

主显节提醒我们,信仰不是政治权力的道具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3, 2021
Anadolu Agency / Contributor / Getty

过去的1月6日星期三是主显节,是基督徒庆祝基督之光如何传播到万邦的日子。 主显节——在东方也被称为神显节——着重在耶稣向全世界揭示祂的真实身份。 在西方,它主要传述东方博士们(代表国家或外邦人)通过神秘的观星术寻觅耶稣的故事。 在接下来的数周,主显节会让人想起基督的洗礼和迦拿的婚礼,那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但是我们在美国刚过的这个主显节却是多么的奇怪!不是智者来崇拜新生的君王,而是MAGA帽子降临在我们国家的首都。 不是基督藉由浸礼来宣告祂的真实身份,而是男男女女高举着“耶稣拯救”的标语牌,要求推翻总统选举的结果。 我们看到的不是在婚礼上展现爱的奇迹,而是政治暴力。

主显节呼召我们走向光明和真理。 它提醒我们,《以赛亚书》中的应许在基督里应验了:“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发现的光辉”(60:3)。 光是美好的,也有启示性的。 Epiphany(即主显示,顿悟——译者注)这个词源于“揭示”一词,表示对真理领悟的心态。 顿悟时刻(have an epiphany)就是掌握事实,接受真象。 在福音故事中,耶稣的追随者开始慢慢了解祂是谁。 他们看到了这个事实:世界的光已经来到全人类和各种族中。

主显节的节期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接受基督的光。 我们还赋予要与全世界分享的神圣使命。 但是,当昨天人们高举写着“让美国再次属神”的旗子颠覆民主制度,如果各国都在注视,旁观者还会想和这位基督有任何关系吗?

特朗普支持者在攻击国会大厦所用的暴力,就是拒绝接受真相的反主显行为(anti-epiphany)。 它代表黑暗,基于谎言。 我们信仰的象征——耶稣的圣名、十字架和福音——被特朗普主义的狂热者所利用。

在东方智者的故事中,希律王试图让智者们作保护自己权力的马前卒。 他宣称自己也是虔敬的,好让他们可以信任他,之后他询问他的天象家在哪里可以找到耶稣,他假称也“好去拜他”(太2:8)。 因此,主显节提醒我们,同样的敬拜言语也可以被世俗的政治野心者作为武器使用。

在国会山庄发生的事件是一场悲剧,但那并不令人意外。 四年多来,特朗普表明,他不惜说任何谎言,无视任何道德规范,会采用任何的暴力和分裂手段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通过散布假消息,他煽动了一场叛乱,对其却至今没有明确地谴责。 和希律王一样,他也乐于利用宗教领袖作为马前卒。

可悲的是,在这次反主显事件(anti-epiphany)中,智者们却不那么明智。 他们心甘情愿地被利用。 所以对我而言,昨天的暴动最糟糕的部分是它代表了美国教会的彻底失败。 这种拒绝接受真相的反主显行为(anti-epiphany),暴露了基督教民族主义、错误的灵性养成、虚伪的教导、政治偶像崇拜和让无知挂帅的可怕后果。

虽然这事件让我深感悲伤,但必须明确承认:昨天的暴行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白人福音派教会要负责任。

一个残缺和畸形的福音派政治神学导致了我们现处的窘境。 杰夫瑞·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将在国会山发生的叛乱描述为“混乱…植根于心理和神学现象,并被末世论的焦虑加剧。 ” 他讲到一位示威者对他说:“这在圣经里都有… 一切早就预言了。 《圣经》中说到了特朗普。 ” 戈德堡接着说,“将特朗普和耶稣结合一起是这造势活动的一个中心主题。 ‘如果你相信耶稣,欢呼吧!‘一个站在我身旁的男人高喊道。 人们欢呼附和。 ‘如果你相信特朗普,欢呼吧!’”

基督之光降临万邦是最好的消息,但并不总是令人欣慰的。 因为光能揭示隐藏的东西, 它能暴露黑暗。 教会必须结算“那暗昧无益的事”(弗5:11),这次反主显事件——以及所有导致它的——让它们显露出来。 若不考虑乔希·霍利(Josh Hawley)、葛福临(Franklin Graham)和罗伯特·杰夫瑞斯(Robert Jeffress)等人鼓吹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异端,就无法理解对国会大厦的攻击;埃里克·梅塔萨斯(Eric Metaxas)对特朗普的疯狂末日崇拜;耶利哥行军(Jericho March)的亵渎;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福音派教徒,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实现其蹩脚的所谓伟大美国的一种手段。

我曾试图对这些领袖、事件不予理会,把他们看作应当忽略的疯狂捣蛋和怪异的表现。 相反的,我关注的是牧师和基督徒平信徒如何日复一日地寻求并忠实地跟随耶稣,爱他们的邻居,服事贫困人,体现我们在这节期所要宣扬的真理。 但我不能忽略另一个事实,就是数以百万计的福音派信徒被那些假借耶稣之名宣扬谎言和丑恶的人所左右。

昨天的暴力事件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那些推荐特朗普并支持他作总统的福音派领袖们。 可悲的是,这个责任也可以更广泛地落在美国白人教会上。

基督教信仰和特朗普主义的融合并不是在四年前凭空而出。 它产生于数十年的拙劣教理教导和灵命塑造。 在这错误的教导中,美国国旗和基督的十字架并不冲突。 福音派领袖们也认为,失去他们的灵魂只是攫取政治权力的小小代价。 白人至上主义的论述,也偷偷地潜入教堂的讲台和会众中。 还有,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向所有人宣传基督的光,而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成对比的是,主显节告诉我们耶稣在所有国家中掌权,而昨天的事件则显示,当我们颠倒了那信息时会发生什么事:基督教的信仰被用作支撑政治权力的工具。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当我们的教会似乎已经成为后真相的中心时,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该如何往前行?当耶稣的启示被阴谋论和末世恐吓伎俩取代时,我们怎么能遵行耶稣的道呢?在国会草坪被披覆MAGA旗帜的十字架所投下的阴影所遮盖时,我们如何体现美好的正统——真理与光明?

我们必须开始耗时的修复工作,以基督之光这坚定不变的真理为中心,重建我们的教会。 我们也必须重建社会,让我们可以听到并说实话,服事有需要和贫困的人,爱我们的邻居,学习如何虚心,以苦难为乐,并在黑暗中见证基督的光。

这工程将会是令人沮丧的小规模的、局部的,不会被察觉到,不会出现在头版新闻。 面对争闹不休的列国和普遍的教会和国家的衰败,这项工作会被认为是琐碎和不重要的。 这项工作将是漫长、有风险和不确定的。 但是,就在那温柔谦卑的地方,或许智者们也在那儿,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那颗引领我们走向真正世界之光的小晨星。

蒂什·哈里森·沃伦(Tish Harrison Warren)是北美圣公会的牧师,着有《每日生活礼赞》(Liturgy of the Ordinary)和《在夜晚的祈祷》(Prayer in the Night)(校园团契出版社,2021年)。“直言不讳”是《今日基督教》的嘉宾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见。

翻译:江山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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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国会大厦被冲破

唐纳德·川普、品格和阴谋的后果。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1
Ed Stetzer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加拉太书6:7)

经过一个季度的政治播种,我们看到了今天在国会大厦的“收获”。

父母教导孩子:行动是有后果的。 不幸的是,我们近来看到很多例子,有人似乎从来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而且最令人不安的是,当这些例子发生在受托掌权的人身上时,后果是深远的。

当那人拥有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后果可以持续好几代。

这一天将会多年被记住。

川普总统不断声称有大规模欺诈,以及他不愿承认2020年的选举结果,都导致了后果。 川普告诉我们这会发生。

总统自己说:

由于你们向总统的所作所为,很多人不会出来投票,很多共和党人会投反对[你们的]票,因为他们讨厌你们对总统的所作所为。

川普的行动带来了我们当前的收获。

竞选乔治亚州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当选,这将对宗教自由和反堕胎运动产生重大影响——这两方面对于我和许多其他福音派信徒都非常重要。

川普确保他是本周投票的议题,人们也相应地投票,其后果却会多年负面地影响支援他的福音派。

是的,许多福音派信徒勉强同意投票给川普,承认对他的品格担忧,但附和他的政策。 然而,后果在今天正在展示出来,附和他的福音派信徒也必须谴责这种非法行为。

在乔治·佛洛伊德身亡后,和平抗议有时变成暴乱,许多人(包括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谴责他们失控。 现在,川普忠诚的支持者正在冲击国会大厦。

我们今天在萤幕上看到的不是和平抗议。 与以往不同,在这次事件中,骚乱对华盛顿特区的冲击,导致众、参两院被疏散。

暴动永远不是对的,不管是出于犯罪分子掠夺社区,或是出于总统兜售阴谋煽动。

2020年夏天,因为佛洛伊德被杀事件,美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重要的和平抗议活动。 其后,有多辆汽车被烧毁,多个城市遭到抢劫抢掠。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和参加这些和平抗议的人士一起,呼吁种族正义和结束暴乱和暴力。

今天,福音派必须像他们在去年夏天踊跃所做的那样,说出发生的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件,国会大厦被不法暴徒围攻并冲破,许多被阴谋论煽动的人卷入——许多这类阴谋论在某些(甚至是有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中流传。

川普主义的决定性时刻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有几个决定性的时刻可以解释为什么川普总统在大选中失利、共和党在乔治亚州参议院的决选中失利,而现在川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又是如何煽动他的一些忠实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这些图像将会被烙印在美国历史的记忆中。

这些行动几十年里都会被人记住。

当唐纳德·川普登上政治舞台时,许多人把他视为一股新鲜空气。 选民们不但没有对他那斗士的形象反感,反而被他吸引,因为他愿意反击。 然而,这种趋势使他赢得的敌人和他赢得的拥护者一样多,尤其是当他越过界限,做出欺凌、贬抑和种族主义的姿态。

川普发动了四年的人身攻击,然后放大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 可悲的是,这是拥抱部落政治,而不是试图克服它。

这种策略不仅仅使他的竞选沉下去,还暴露出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浑浊真相。

在选举之后,川普一再提出一些毫无根据的大规模选民欺诈的说法。

要说清楚的是,我支持任何政治家及其竞选组织通过法律途径来挑战、提交有关选民欺诈和投票不一致的证据——可是他已经有机会在法庭上提出诉讼。 他的法律挑战没有得逞,往往被他任命的法官驳回。

在星期天,川普与乔治亚州国务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共和党人)通了电话,要求他“寻找”足够的选票来帮助他获胜,并表明这些选票属于他。 这只会更加激动民主党人,并引起许多共和党员的顾虑。

川普的处事方式使共和党本周失去了参议院。 当你用选举舞弊的谎言来填满人们的脑海时,(共和党人的)投票率下降就并不怎么令人震惊了。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当人们理他所造成的损害时,我相信更多的人会把这些事情看得更清楚。

除了政治局势,我更担心我们的见证会遭受到持久的伤害,因为(白人)福音派信徒一直与这位总统如此密切。

结算

在美国,将有一个结算的时刻会来到…

但也有一个福音派结算的时刻。

现在,我们知道三件事。

品格是重要的。

选举是有后果的。

阴谋论也是。

翻译:励元达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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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要摆设圣诞树?

常青树、装饰品和馈赠节日礼物背后的历史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5, 2021
TongRo Images / Thinkstock

常青树自古就是在冬日中生命的象征。 罗马人在新年用常青树枝装饰他们的房子,而古时的北欧居民则在冬季砍伐常青树,并把它们栽到屋内的箱子里。 许多早期的基督徒敌视这种做法。 二世纪的神学家特土良谴责那些庆祝冬季节日或用月桂枝装饰他们的房子以纪念皇帝的基督徒:

“让那地狱之火迫在眉睫者,在他们的柱子上,装上已判定随即烧毁的月桂:黑暗的证词和他们受刑罚的恶兆对他们合适不过。 你是世上的光,是一棵常青之树。 如果你已经弃绝神庙,就不要使你自己的家门成为一个新的神庙。 ”

但是到了中世纪早期,逐渐流传说,当基督在冬天的死寂中诞生时,全世界的每棵树都奇迹般地摆脱冰雪,生出新的绿芽。 与此同时,向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宣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文化习俗,例如常绿树。 这些传教士相信,道成肉身宣告基督的主权凌驾那些之前曾被用作为崇拜异教神祇的自然符号。 不仅个人,就是各样文化、符号和传统也可以变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容忍对异教神祇本身的崇拜。 根据一个传说,八世纪的传教士波尼法修(Boniface),砍下一棵代表异教神祇佗尔(Thor)(并用于献人祭)的橡树之后,转而指向附近的一棵冷杉树,作为上帝爱和怜悯的象征。

天堂之树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树木被用作圣诞节象征的明确记载,其始于1510年的拉脱维亚和1521年的斯特拉斯堡。 传说认为改教家马丁路德发明了圣诞树,但这个故事几乎没有历史依据。

最有可能的理论是圣诞树始于中世纪的戏剧。 描绘圣经主题的戏剧开始是教会崇拜的一部分,但到了中世纪晚期,它们已经成为吵闹、充满想像的表演,由非神职人员主导,在露天进行。 庆祝耶稣诞生的戏剧与创造的故事被联系在一起,部分因为圣诞夜也被认为是亚当和夏娃的节日。 因此,作为那天戏剧的一部分,伊甸园被一棵挂有水果的“天堂树”所象征。

在十六世纪,这些戏剧在许多地方被禁止,人们也许开始在家中立起“天堂树”,以弥补他们再也无法享受的公众庆祝活动。 最早在家中使用的圣诞树(或常青树枝)被称为“天堂”。 它们通常挂着象征圣餐的面制圆饼,如今发展成为装饰德国圣诞树的饼干装饰品。

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尽管一些神职人员反对,这种习俗越来越受欢迎。 例如,路德会牧师约翰·冯·丹豪尔(Johann von Dannhauer)像特土良一样抱怨说,这个符号分散了人们对真正的常青树——耶稣基督——的关注。 但这并没有阻止许多教堂在圣堂内立起圣诞树。 树旁边通常矗立着木制的“金字塔”,就是摆着蜡烛的一叠架子,有时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支。 最终,这些金字塔般的蜡烛被放置在树上,就是我们现代圣诞树灯和装饰品的祖先。

尼古拉斯(Nicholas)和温塞斯拉斯(Wenceslas)

树木与礼物联系在一起也花了很长时间。 虽然传说将圣诞礼物的想法与博士带给耶稣的礼物联系起来,但真实的故事更为复杂。 和树木一样,交换礼物首先是罗马人的做法,在冬至期间进行。 当主显节和后来的圣诞节取代了冬至成为基督徒的节庆后,送礼的传统延续了一段时间。 到古典时代晚期,它已消逝,尽管新年时仍交换礼物。

礼物也与迈拉(Myra,在现代土耳其境内)主教圣尼古拉有关,他因向贫困儿童赠送礼物而出名。 纪念他的节日(十二月六日)因此成为礼物交换的又一场合。 在中世纪早期,圣诞礼物通常以向君主进贡的形式出现,尽管一些统治者反而用节日作为向穷人或教会赠送的机会。 (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希米亚的温塞斯拉斯公爵,他的故事启发了那首以他为名的流行颂歌,还有征服者威廉选择1067年圣诞节向教皇捐赠了一大笔捐款。 )

与树木一样,约在马丁路德时代,礼物“进入”家庭,向朋友和家人赠送礼物的习俗在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展。 这些通常是匿名的或隐藏的。 丹麦的一个习俗是把一件礼物以不同名字层层包装,以致只有在打开所有包装层之后才发现意图的收件者。

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诞节

在英语世界,礼物、树木和圣诞节的结合是由于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的影响,后者生于萨克森(现为德国的一部分)。 德国移民在十九世纪早期已带来了圣诞树的习俗,但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于1841年在温莎堡为他们的孩子立起一棵精心制作的圣诞树之后,这习俗得以广为流传。 当时圣诞礼物通常挂在树本身上。

德国和荷兰移民在十九世纪早期也把他们关于树木和礼物的传统带到新世界。 对于希望以一个较老少咸宜的节日取代较旧、吵闹、酗酒的圣诞传统(例如偕众逐家逐户喝酒唱歌)的美国作家和公民领袖来说,快乐的中产家庭围绕一棵树交换礼物的形象有强大的吸引力。 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形象被克莱门特·摩尔(Clement Moore)1822年的一首诗广泛推广。 这受诗今天以《圣诞节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为人所知,它也为我们塑造了现代的圣诞老人形象。

当我们中许多人把树木和礼物作为我们圣诞习惯的中心,我们应当记住,它们最终是结合天与地又叫一切枯干之物开花绽放的那一位的象征。

埃德温·伍德拉夫·泰特(Edwin Woodruff Tait)是亨廷顿大学(Huntington University)圣经和宗教助理教授。 詹妮弗·伍德拉夫·泰特(Jennifer Woodruff Tait)是阿斯伯里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教会史兼职教授。

翻译:Shun-Tak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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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基督教学院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

COVID-19 导致下降, 伤及CCCCU 校园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5, 2021
Sam Wasson/Getty Images

过去这个秋天,国际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对于福音派基督教学院造成重大损伤。

由于领事馆的关闭、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旅行禁令和国际航班的减少,许多留学生在这个学期难以回校。 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IE)对700所院校作的统计,今年秋天美国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数下降了16%, 国际学生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43%, 大约40,000名留学生把入学日期押后。

虽然小型基督教学院的留学生下降程度不那么显著,但缺乏国际学生仍使校方受到很大压力。

“每一个学生都很重要。 这不是陈腔滥调。 这真是有重要意义的。 ” 北美基督教招生联盟执行主任尚特·汤普森(Chant Thompson)说。 “尽管人们可能会说,整体上国际学生并非占学生人数多数,但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

根据综合高等教育资料库的最新数据,属于基督教高等学府联会(CCCU)的学院,平均有4%的学生是来自美国境外。 招收更多留学生经常是学院优先考虑的事。

汤普森说,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学生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野引入校园,提升学生生活。 其次才是经济财务上的影响。 许多基督教学院在招收美国学生方面有困难,导致入不敷支,而国际学生一般比美国学生支付更多的学费

汤普森也指出,基督教学院,“除了投资在招收留学生上,也提供援助给国际学生,因为引进国际学生能在其他方面为校园生活增添更多价值”。

今年秋天,CCCU学院中国际学生的流失很明显。 西雅图太平洋大学(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的学士课程中留学生的人数下降了14人,但研究生中留学生的增长差不多弥补了流失。

“这是非常显著的”,环球交流办公室主任卡罗琳·莫勒(Caroline Maurer)说, “人数下降就是人数下降。 "

芝加哥的北园大学(North Park University)流失了29人,当中有申请学生签证的留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交换生。 据校方的行政人员说,COVID-19使国际学生更难入境美国,也使他们对留学的兴趣减少。

北园的国际学生招收主任迈克尔·德雷克(Michael Drake)表示:“知道封城令和商业关闭等因素会使他们的校园体验受限制,人数下降一点也不出奇。 ”

IIE对2900个机构进行了调查,发现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不是入学人数下降的唯一原因。 上一学年留学生人数也略有下降

然而,并不是所有福音派学校都出现国际学生人数减少。 印第安那州的伯特利大学(Bethel University)逆势而上,多招收了11名国际学生,总共107名。 负责教学事务的副主任芭芭拉·贝勒费耶(Barbara Bellefeuille)说,这是该校连续第二年国际学生人数有显注增加。

贝勒费耶说,伯特利大学新增的三个体育项目有助在国外招生。 如果不是因为全球疫情大流行,国际学生的增长幅度会更大。 有五名国际学生把入学日期推迟到下一个学期。

这学期遭遇的挫折,令那些在招收国际学生中刚开始有起色的学校失望。 西雅图太平洋大学最近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接受其他种类的考试成绩和免除一些测试要求。 西雅图太平洋大学和伯特利大学都有专员负招收国际学生。

CCCU各学院将因国际学生流失所导致的经济损失而挣扎,但所损失的并不纯粹是财务上的亏损。

贝勒费耶说:“我们真的相信教育是能改变生命的。 ” “我认为,如果校园里的学生不能代表这个世界,我们便不能做到这一点。 ”

翻译:Ada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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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基督的临终话语,但我们能解释有什么“成了”吗?

关于十字架上的高潮时刻的仔细思考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5, 2021
Keith Lance / Getty

《圣经》中有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一句话。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临死的时候,说出了“成了”这句得胜的话(约19:30)。 我们一直在引用它, 我们用我们的歌曲和布道来庆祝它,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身上纹了希腊文的原词,tetelestai。 然而,如果有人让我们说出它具体的含义,解释有什么“成了”,我们可能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耶稣是说他的生命和使命已经结束了吗? 是罪的力量被打破? 死亡的统治已经结束? 还是上述的所有?

在神学上,我们可以为每一种解释辩护。 但有趣的是,唯一记录这句话的福音书作者约翰,却没有提到任何以上的解释。 相反地,他却在一段话中用一连串类似的词汇将其与其他几个主题联系起来。 在短短的三节经文中,他五次使用了履行或充满的字眼,耶稣临终的呼喊既是达到高潮。

如果我们把它更细地翻译,译文会是这样的:“这事以后,耶稣知道现在各样的事都已经 成全 了,为要使经上的话 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 _盛满_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 沾满 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全 了!’便低下头来,将灵魂交付给神了。”(约19:28-30,强调是后加的) 约翰似乎要我们把基督的死不仅仅看作是一个结局,而更是看作为一个高潮。

这五个词中的每一个都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它们帮助我们看到约翰所联系起来的几件事。 第一个是指向前面一段:“这事以后,耶稣知道现在各样的事都已经 成全 了…” 什么事之后? 这里说的是,在确保他的母亲被接到他的朋友家里后(26–27节)。 对约翰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 十字架脚下有五个人,包括基督的母亲(马利亚)、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翰本人。 耶稣的死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把不同家庭的人结合成一个家庭。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刻标志着教会的开始。 任务完成了。

紧接着是下一个例子,耶稣提到他的口渴,这是说“使经上的话 应验”。 (他可能是指诗篇69:21:“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耶稣的胜利呐喊,不仅仅是指罪债被取消。 这意味着《圣经》的故事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高潮。 神对先知们所做的一切应许都已应验,在基督里成为“是”和“阿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盛满”(酸)酒的器皿和海绒。 这些事物与主的死所达成的应验有什么关系呢? 这听起来很奇怪,直到我们记起十字架的故事开始于耶稣坚持要“喝父所给我的杯”(约18:11)。 约翰笔下整个十字架故事的框架是,耶稣把上帝审判的酒杯喝得一干二净,就像《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在分灵体山洞里的高潮戏一样,现在他以耶稣借一整块海绵喝下满满一罐(酸)酒作为结束。 酒和牛膝草枝的圣礼色彩(出12:22)使这种联系更加突出。

所以,当我们最终听到这个著名的词,tetelestai,我们至少可以建立三种联系。 耶稣已经“完成”了教会的基础。 他已经“实现”了圣经的应许。 他已经“喝完”了神对罪的审判的酒杯。 现在,在这故事的最后一幕中,除了低头,“将灵魂交付”——就是他在《约翰福音》中一直应许的那个灵,他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临终遗言之所以有名,是有原因的。 例如,佛陀总结他的教诲:“努力以获得自己的救赎”。 但基督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说法:救赎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而是靠他做工。 神的教会成立了。 神的应许得应验。 神的审判已经完成了。 神的子民得到自由。

Andrew Wilson是伦敦国王教会的教导牧师,也是《圣灵与圣餐》的作者。 在Twitter上关注他@AJWTheology

翻译:Steven Hyatt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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