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公款对全球教会的捐献造成困扰

专家预测，到2050年，欺诈将使基督教事工损失17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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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影响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基督教事工和教会。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预计，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盗贼们在2050年将盗取1700亿美元，但各个教会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

以下是有关教会挪用公款的趋势，对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共同主任托德·詹森（Todd Johnson）采访问答。

挪用公款是教会和基督教事工的一个特殊问题吗？

这对宗教组织是一个特别问题，因为信任是如此重要。我们发现，在有人被判犯了挪用公款罪后，甚至有牧师因此入狱，还有些教会会友仍然说，“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仍然无法接受事实。

这显示了信任的力量。信任是好的，但如果它被滥用了——就是在熟人中行骗（affinity fraud）的定义——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你担任共同主任的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预计，到2025年，教会中的挪用公款行为将减少约100亿美元。为什么？

对此，我没有一个单一的明确答案。这些预测是综合数据，与国民总收入、基督教的人口统计数据、基督徒的收入和捐赠率以及欺诈的动态有关。这些都在不断变化。

它的里面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很难归因于一个单一的原因。这些数据具有彼此相互不同的趋势。

从长远来看，该中心预计基督徒的挪用公款行为会增加。是什么在推动这一点？

由于经济增长，它正在上升。

我们看到的总体趋势之一是，基督教正在从较富裕的国家转移到较不富裕的国家。但使情况复杂化的是经济增长在减缓，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方。

1990年代，中国主要是农村，随着教会的迅速发展，它是穷人的教会。现在基督教已经进入城市中心，它是农村和城市的混合体，经济正在发生变化，人口统计数据正在发生变化，基督徒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在同时发生变化。其结果是，被挪用的金额预计将在那里和其他类似的地方上升。

我们也担心欺诈的比例会上升，因为基督教正在教会更独立的地方增长。这种独立性是基督教发展的部分原因，但这种独立性也意味着在金钱方面，管控可能会减少。因此，作为一个全球社区，我们可能会为这种增长付出代价。

个别教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防止挪用公款。但是，是否有一些东西可以影响整体欺诈率？

即使在更多管控的情况或更尖端的结构下，人们还是会找到方法。

我们希望在基督教会里的欺诈行为比例不会像在商业或其他的情况下一样的高。但金钱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人们赚钱，然后他们奉献金钱。基督教鼓励奉献。其中有一些被盗用。我们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教会犯罪资料夹，它相当满。

我们把这件事公开是希望教会会认真对待问责的问题，并尽可能地阻止这种情况。

近期教会挪用公款的案件

1 加州，奥克兰（Oakland）

非洲卫理公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一名主教和一名平信徒领袖抵押了该教会在奥克兰、圣荷西、帕洛阿尔托和洛杉矶等地所拥有的房产，以获得1400万美元的高息贷款。这笔钱被用来在北卡罗来纳州购买房地产。

2 德州，拉伯克（Lubbock）

一名簿记员从磐石教堂（Church on the Rock）拿走45万美元，用教堂的信用卡支付汽车贷款、医疗费用、膳食，并维持她与女儿共同拥有的一家面包店。

3 巴西，福尔摩沙（Formosa）

一位天主教主教和在他的监督下的五名神父偷走了相当于608,000美元的财物，并用来购买名表、笔记本电脑、手机、牛、牧场，甚至还有一家卖彩票的商店。会众第一次注意到欺诈行为，是在报告中看维持主教、神父公寓的费用飙升。

4 尼日利亚，拉各斯（Lagos）

一名教会簿记员从活信仰教会（Living Faith Church，也称为胜利者教堂）拿走了大约99,000美元。当牧师面对他时，他做了一个完整的忏悔，并写下如何偷走了这些款项。

5 新加坡

城市丰收（City Harvest）教会的创始人兼主任牧师以虚假的债券投资的形式抽走了相当于1700万美元的资金。大部分钱本是用于支援他妻子的音乐事业，是使用流行音乐接触非信徒的专案的一部分。许多教会会友支持这事工。教会领袖额外使用了1900万美元，试图向稽核员隐瞒挪用公款行为。

6 澳洲，阿德莱德（Adelaide）

有一家为多个教堂提供收存款服务的公司工作的一名女性偷走了大约30万美元，用来去海外旅行，并买了26,716美元路易威登的产品。当一名教会财务人员注意到报告中的差异并开始追踪一些捐献记录的序列号时，就把她抓到了。

如何保护你的教会避免公款被挪用

制衡机制

确保多人参与金钱处理过程的每个部分。如果一个人收奉献款项，应该由另一个人存奉献款项。如果一个人支付帐单，应该由另一个人核对帐目。 CT的 “教会法律与税务”（Church Law & Tax）建议在半固定的基础上做责任轮换。

问责文化

培养重视责任感的文化。太多的基督教事工依赖信任（和“家庭”意识），忽视了我们都是容易受到诱惑的罪人的事实。当“教会法律与税务”询问遭受欺诈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建立问责制时，第一个解释是害怕冒犯某人。如果问责被视为冒犯，而不是负责任的管理，教会将面临挪用公款的风险。

透明度

保密会对罪有好处，坦诚会鼓励道德正直。即使有痛苦，也要致力于保持透明度。 “教会法律与税务”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教会不披露挪用公款行为。这是冒犯了捐献者的信任，是隐瞒了严重的罪行。

丹尼尔·西利曼（Daniel Silliman）是今日基督教的新闻编辑。

翻译：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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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迦南人的征服：一个问题，四个可能的答案

BRAD EAST

旧约这段迦南屠城的叙事不一定是让人跌倒的绊脚石，但我们确实应该真正对待它引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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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有一个问题。在救赎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亚伯拉罕的神命令一个民族去消灭另一个民族。一个侵略者去攻击另一个国家，是因为上帝判定后者有罪。侵略者毫无怜悯，他们不放过妇女和儿童，把原来住那地的居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并摧毁他们拜神的场所和宗教活动的象征——实际上，就是把他们整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而且，根据希伯来经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掌握主权的上帝的可怕意志之下。

这是神的子民的历史上一个令人痛心的时刻。但我指的不是以色列各部落对迦南的征服。我指的是亚述人（在耶稣出生前700多年）对以色列北部王国的攻击，以及大约130年后巴比伦人对南部王国，特别是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的摧毁。

正如旧约圣经中的历史和预言书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异教帝国对以色列的暴力，不管是在北方还是南方，都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审判。那么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呢？他们违背了摩西律法中所揭示的上帝对他们圣约生活的旨意。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耶和华立约，他们也作为一个群体遭受了圣约的惩罚。以色列人背约的结果是：大规模的毁灭、政治混乱、不可估量的痛苦，以及（有人）死亡和（有人）被流放。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即使是——特别是——作为他的选民。

当人们，包括基督徒，对圣经的伦理或圣经中上帝的品格产生疑问时，通常不会首先想到这一系列以色列人遭审判的事件。我们首先和最容易想到的，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命令下消灭了迦南人的事件。但是，有两个原因使基督徒对有关迦南人征服的问题的回答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对以色列和犹大的毁坏联系在一起。

第一，是因为根据律法和先知书，在上帝照管之下，人类的受苦是不分种族、不偏不倚的，以色列人也不能幸免。第二，是因为把以色列的圣典当作自己的圣典（也就是基督教会的正典）来读的基督徒通常是外邦人。作为外邦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将犹太人视为圣经故事中的陪衬——我的意思是，我们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不应该做什么的例子，而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放纵诱惑、跟随马吉安把旧约的部分内容完全从正典中删除的时候。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并没有把旧约从圣经中剔除的选择。问题不在于外邦人是否接受旧约，而是旧约是否接受了我们。使徒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旧约接纳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因着信仰声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这个原因，以色列人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旧约是信仰宝库中不可妥协的组成部分，包括使徒和先知对以色列上帝的福音的双重书面见证。不管你喜不喜欢，这见证包括（记载迦南屠城的）《约书亚记》。那么，我们这些自称相信第二位、也是更伟大的约书亚（就是耶稣）的外邦人，应该如何接受和理解这本书，将其作为主今天对我们说、也为了我们而说的话语呢？

事实和解释

针对这个问题，特里穆（Charlie Trimm）写了一本精彩的书《迦南人的毁灭：上帝、种族灭绝和圣经解释》（英文书介）。作者涉足这个题目的勇气令人钦佩，因为约书亚和迦南的主题在学术和教牧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流派，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和文章已经有很多。

拜欧拉（Biola）大学教授特里穆在这本薄薄的书中穿越了噪音——这本书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为读者构建可能的答案。这些读者并不是心怀恶意的挑刺者。他们是我的每一个本科生学生，以及不少成年基督徒弟兄姐妹。这些诚实的基督徒想知道如何处理征服迦南的问题。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上帝和他的天父，但约书亚记的记叙是他们相信上帝的一个障碍。因此，我毫不怀疑，特里穆这本简洁、易懂、明智及研究透彻的书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教牧工作中和神学课堂上的宝贵资源。

特里穆将该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他概述了古代近东的战争，总结了当代关于种族灭绝的学术研究，并向读者介绍了迦南人的背景。这为第二部分打下了基础，在第二部分中，他概述了基督徒对迦南征服的四种主要的解释。在讨论这些解释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开篇几章中突出介绍的几个事实。

首先，与我们有些人可能读到的或假设的不同，herem （“灭绝净尽”，即通过屠杀将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奉献给上帝）的做法在古代近东并不常见。事实上，除了在其他国家的记录中可能提到的几处（可能是夸张的记叙），以色列在这方面似乎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种族灭绝是很难定义的。它必须包括种族、民族或宗教因素吗？它是否必须以消灭整个群体为目标？应该如何定义这样一个群体？(例如，它可以是一个政党吗？或者它的成员资格是否必须是非自愿的？）动机重要还是只有后果重要？例如，所有定居者的殖民主义行为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吗？对长崎和广岛的轰炸呢？

第三，关于迦南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各种命令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出埃及记》第23章、《利未记》第18章、《民数记》第33章和《申命记》第6-7章都包含彼此不同、有时是彼此相反的命令——几乎没有一个命令提到herem，甚至几乎没有一个命令描述大规模的杀戮。这些差异为解释迦南征服提供了许多道德、历史、释经和神学上的可能性。

特里穆将这些可能性归纳为四种，每种都是 “重新评价”的问题。迦南征服的问题、挑战或难题可以通过重新评价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解决：（1）上帝，（2）《旧约》，（3）《旧约》的解释，或（4）《旧约》中的暴力。

第一种选择号称以圣经的字面意思为依据：亚伯拉罕的上帝命令并认可种族灭绝行为，但种族灭绝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因此，亚伯拉罕的上帝是邪恶的，应该被摒弃，不值得相信。这是 “新无神论者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观点。对他来说，“旧约中的上帝可以说是所有虚构故事中最令人不快的角色。” 这也是东正教神学家哈特（David Bentley Hart）的观点，他说“在大多数旧约章节中 ”以色列的上帝 “被表现得相当邪恶：一个血淋淋的、残忍的、制造战争的、种族灭绝的、暴躁的、杀人的、嫉妒的风暴之神。”然而，特里穆假设，如果你如此相信，那就意味着你不再是基督徒了。因此这是他在这四个选项中排除的唯一的一个。

第二种选择认为，“虽然旧约记录了极端的神性暴力的例子，但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暴力的文本对我们有任何权威，我们应该把上帝与这些记叙脱钩。”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包括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塞伯特（Eric Seibert）、斯塔克（Thom Stark）和博伊德（Gregory Boyd），对重新发掘马吉安主义没有兴趣。他们想保留旧约。但他们认为要让迦南征服与我们的良知或耶稣的生活和教义相协调是不可能的。那么，基督徒就必须承认，上帝用暴力制裁迦南人的文本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没有权威性，也并不反映上帝的真实品格。

第三种选择说，问题不在于文本，而在于我们对文本的解释。也许《约书亚记》中叙述的事件应该被看作寓言，或者被比喻性地理解（实际上旧约更主张非致命的攻击行动或将敌人放逐），或者被归类为夸张的修辞。因此迦南人与其说是被消灭了，不如说是被解除了武装（亦即被剥夺了所拥有的东西），从而从一种威胁变成了单纯的邻居。

不过，这个选项和前一个选项都必须面对两个相关的问题。《约书亚记》中描述的事件是否在历史上发生过？即使没有，文本中难道不是明确讲到迦南人被屠杀吗？即使死亡只是文本记载，这文本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对吗？我们（相信自己）是通过圣经的话语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约书亚记》对这种塑造有贡献吗？

与约伯一起来到旋风之前

第四种选择既捍卫了迦南征服的历史性，也捍卫了其道德和神学的合法性。特里穆提供了许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一种是迦南人的邪恶是上帝通过以色列人对他们进行审判的近因。在接下来的故事中，以色列人受到了几乎同样的审判。这个事实加强了这种观点。另一条路线是迦南征服的独特性——用神学家詹宁斯（Willie James Jennings）的话说，就是它的 “不可重复性”——它植根于上帝对亚伯拉罕关于土地的盟约承诺。

第三个建议是把迦南征服视为最终审判的预表或图景，而最终审判的判决远比失去在世上的生命更严厉。（哲学家卡里——Philip Cary指出，其实我们都是喇合，生活在属灵的耶利哥的城墙围出的城中。我们会向主打开我们的家吗？我们对他的信任是否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保护？）最后，有些人不仅把迦南征服与后来发生的外邦人夷平圣殿和耶稣通过赶人出去洁净圣殿的事件联系起来，而且还把迦南征服与前面发生的出埃及和大洪水联系起来。特别是在诺亚的故事中，当混沌的大水吞没了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成为他们所有人的坟墓，我们看到了上帝严厉的审判的结果。《启示录》也提供了类似的死亡和毁灭的全面图景。

哲学家韦特斯坦（Howard Wettstein）写道，“灭绝净尽”的文本将我们与约伯一起置于旋风之前。我们呻吟和哀叹，但没有得到答案。事实上，我们得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特里穆也做了类似的事情，他为教会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释。让我们带着恐惧战兢的态度来决定我们选择哪种解释。

Brad East是艾比林（Abilene）基督教大学的神学助理教授。他是《圣经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和《教会之书：教会语境中的圣经神学》（The Church’s Book: Theology of Scripture in Ecclesial Context）的作者。

翻译：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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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的道理与文化战争是背道而驰的

Russell Moore

基督的胜利是通过受难赢得的，而不是通过社会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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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改编自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的时事通讯。请点击这里订阅。

道德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本周在《大西洋》杂志上写道，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巴别塔的另一边。

海特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的当然不是指字面上的意思。这个比喻指向了美国在文化上分裂成的部落派别，海特认为其在2009年达到了临界点，当时Facebook率先推出了 “点赞”按钮，Twitter也增加了转发功能。

虽然文化战争一直存在，但这些技术的发展鼓励了琐碎性、暴民心理，以及日常愤怒的可能性，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海特来说，这种陷入巴别塔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一场新的文化战争，而是一种 不同类型的 文化战争——其目标不是对方的人，而是己方中对于对方的观点（甚至是他们的人性）表示同情的那些人。

以制作疯传内容为目标的政治、文化或宗教极端分子将“自己团队中的异议者或细致全面的思考者”作为目标，确保基于妥协和共识的民主机制“陷入停滞”。

同时，海特认为，这种由愤怒驱动、强化的疯传性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机制“在整体上变得更愚蠢”，因为 “社交媒体向他们的成员灌输了一种长期的恐惧，使他们害怕被飞镖击中。” 这使得话语权被极少数的极端主义挑衅者控制——他们一直在寻找“叛徒”、“卡伦（Karen）”或“异端”来铲除。

海特的比喻可能比他意识到的更有针对性。毕竟，巴别不仅仅是一个导致分裂和混乱的技术成就。它植根于两种驱动力——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浸淫其中的愤怒文化的背后原因。

其中之一，是对个人荣耀和名声的渴望，巴别的建造者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动力在人们身上起作用，他们认为建立个人“品牌”的唯一途径，是攻击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人，或者说一些足以吸引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暴徒的骇人听闻的话。

另一个驱动力是自我保护的愿望。建造者们说，这座塔是必要的，因为要“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第4节）。需要这种技术来防止生存威胁。

那么，在这个巴别后的世界里，基督徒的姿态应该是什么？

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十多年前就警告说，美国福音派“文化战争”的大部分参与是基于一种高度的“怨恨情绪”（ressentiment）。他说，这超出了反感的范围，包括愤怒、嫉妒、憎恨、暴怒和报复的组合——其中伤害感和焦虑感成为该群体身份的关键。

通常情况下，这种由焦虑引发的愤怒和报复，不是与对具体政策结果的恐惧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一种更原始的、更类似于初中生的恐惧感联系在一起：对羞辱的恐惧。这感觉就像一种死亡——那种让人暴露在外面的世界中并被嘲笑的死亡。

在亨特看来，当该群体拥有一种特权感时——更多的尊重、更大的权力、多数人的地位——怨恨情绪的姿态就会加剧。他警告说，这种姿态是一种政治心理，表现为“谴责和诋毁敌人，努力征服和支配那些应受谴责的人”。

老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 Sr）将他的政治运动命名为“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这不是巧合。这种观点追溯到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即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拥有与保守的福音派相同的价值观，却被无视多数人意愿施行统治的沿海自由主义精英阻挠。

通常情况下，美国生活中最有争议的方面集中在“谁在试图把美国从我们身边夺走？”——无论是冲破边界的移民大篷车、想象中的美国精英们制造全球大瘟疫以便用疫苗来控制人口，还是指称崇拜撒旦的恋童癖团伙占据了政府的最高层。

阿曼达·里普利（Amanda Ripley）在她的《高度冲突》（High Conflict）》一书中写道，每当我们的大脑对事件进行了 “急速评估，并试图将其纳入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模式”时，羞辱感就会发生。但这还不够。她指出，“要感到被压低，我们首先得把自己看作是属于高处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里普利指出她仅有的一次打高尔夫球的经历，当时她一次又一次地错过球。她说，她嘲笑自己，但并不感到羞辱，因为擅长高尔夫不是[她]身份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世界知名的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Tiger Woods）也有同样的表现，他就会感到羞辱，特别是如果他的失误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被拍到。

然而，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弗莱明·拉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在她的权威性著作《耶稣十架受难记》（The Crucifixion）中指出的那样，对于罗马帝国来说，没有什么做法，比把那些反对其统治的人钉十字架，更能羞辱人和显示其统治权威了。

十字架不仅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以最嘲讽的方式做到的——放大了凯撒对在木桩上痛苦喘息的人的统治。罗马士兵站在周围，人群在愤怒和笑声中尖叫，受难日（Good Friday）看起来就像巴别塔的胜利，就连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王头上都有多种语言的标志。

然而，当耶稣谈到这种向下的轨迹时，是把它看作他将被“举起”、并“吸引万人来归我”（约12:32）的方式。这不仅与那些寻求扩大自己名声的人形成对比——例如，凯撒就不希望自己的统治有竞争对手——而且与那些寻求自我保护的人形成对比，例如门徒就因恐惧而逃跑。

只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神的代罪羔羊，被他父神的复活大能证为无罪，才能在五旬节以一种扭转巴别的方式浇灌下圣灵。

但是，复活和升天并不是对耶稣十架受难的一种化解。相反，它们是对耶稣所宣示的通过失败而得胜、通过软弱来彰显大能的一种延续。正如新约学者理查德·海斯（Richard Hays）曾经指出的那样，耶稣复活后没有向彼拉多或凯撒或希律显现。那么做将不过是为自己平反、赢得一场争论，而不是拯救世界。

相反，正如路加所说，耶稣“将自己活活的显现”（徒1:3）给他所拣选的人做见证。这是因为，耶稣的国度不是通过怨恨和不满，而是通过那些用真诚和真理，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作证的人来推进。像这样的征服——通过“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启12:11）——就是胜利的样子，特别是当人们看到敌人到底是谁时。

专家告诉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的情况会比前几年更糟糕。那些试图通过利用恐惧和愤怒为自己扬名的人将继续在这方面做得更变本加厉。他们不会缺少观众，后者认为，他们与毁灭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不得不有的大量的戏剧化的愤怒。

文化战争和愤怒周期可能会刺激收视率、点击率和筹款呼吁，但它们不能使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和解。他们不能使一个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团结起来。从长远来看，它们甚至不能使我们不那么害怕。

耶稣受难日应该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给一个已经被自己耗尽的文化增加更多的愤慨和怒气，是不符合神所定义的祂的智慧和力量的。建造巴别塔不能帮助我们，只有背负十字架才能。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领导《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学项目。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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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讲道中应摒弃的五个错误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and Justin Taylor

如果你想帮助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圣周，那就先从放弃这些熟悉的谬论开始。

Christ Before Pilate, Mihaly Munkacsy (1880)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不要说耶稣在33岁的时候就死了。

常见的断言似乎是合理的，如果“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路3:23），并从事三年的传道事工（约翰提到了三个逾越节，可能还有第四个），那么他死时已经33岁了。然而，几乎没有学者认为耶稣死的时候实际上是33岁。耶稣的出生时间是在大希律王下令处决“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太2:16）和希律王在公元前4年春天去世之前。如果耶稣出生在公元前5或6年的秋天，并且我们记得我们在公元前和公元后之间是没有那个 “0″年的，那么耶稣在公元33年的春天去世时（我们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37或38岁了。即使耶稣死于公元30年（唯一有可能的替代日期），他应该是34或35岁，而不是33岁。没有任何主要教义会受到这种常见误解的影响。但不要在讲台上自信地宣称不真实的“事实”，从而损害你的信誉。

2.在解释最后的晚餐上为什么明显没有羔羊时，不要只说耶稣是最终的逾越节羔羊。

虽然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这是光荣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主的晚餐上没有实体的逾越节羊羔。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是有的：“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路22:7-8；参可14:12）。即使福音书中没有特别提到，吃逾越节羊肉也是每个犹太逾越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出12:3）。这就是为什么门徒们要在晚上在城门之内集体吃这顿饭，在那里应该是就着红葡萄酒吃，在掰饼和唱赞美诗之前吃完。虽然对最后的晚餐的性质存在分歧，但我们认为很清楚的是，在受难的前一天晚上耶稣与十二个人一起庆祝逾越节，而耶稣也明确表示，对于纪念神通过牺牲羔羊的血将他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这一传统，他是遵守的。

3.不要说在棕榈主日敬拜耶稣的和受难日上喊着把他钉死的是同一群人。

这种说法通常是被作为一个有力的讲道重点，说明在涉及到弥赛亚耶稣时，人心是善变的。但需要补充几个条件。首先，我们并不完全清楚高喊“和撒那”、赞美耶稣凯旋的那群人与聚集在本丢彼拉多面前喊着“钉他十字架！”的是同一群人。前者似乎主要是来自加利利的朝圣者和耶稣的门徒，而后者似乎主要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人。其次，这两群人都是在误解的基础上表达激昂的情绪。当耶稣骑着驴子进入耶路撒冷时，那些高呼“和散那”的人之所以兴奋，是因为民族主义对弥赛亚的错误认识。当耶稣与本丢彼拉多一起站在耶路撒冷的众犹太人面前时，后者被他们的领袖煽动起来，错误地指控耶稣亵渎神明，他们的谴责同样是基于对弥赛亚身份的误解。这两群人的共同纽带不是人心的善变，而是对谦卑的弥赛亚和受苦的仆人缺乏真正的认识和敬拜。

4.不要绕过妇女作为基督复活证人的角色。

复活记述中妇女的数量和身份可能很难知道，这也是我们在 《耶稣的最后日子》（The Final Days of Jesus）中提供词汇表作为指南的原因之一。例如，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地方是，不少于四位妇女同名马利亚：（1）抹大拉的马利亚；（2）耶稣的母亲马利亚；（3）雅各和约西/约瑟夫的母亲马利亚；以及（4）革罗罢（可能是拿撒勒人约瑟夫的兄弟）的妻子马利亚。此外，还有约亚拿（她的丈夫苦撒是希律安提帕的家宰）和撒罗米（可能是使徒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当你在这个复活节讲道时，不要把妇女的见证作为一个偶然的细节而忽略。在第一世纪，妇女甚至没有资格在犹太人的法庭上作证。约瑟夫斯（Josephus）说，即使是多个妇女的见证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她们的性情轻浮和大胆”。第二世纪批评基督教的克理索（Celsus）嘲笑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所谓的复活证人的想法，称她是一个“被巫术所迷惑的歇斯底里的女性”。

这一背景很重要，因为它指出了两个关键的事实。首先，它从神学角度提醒，弥赛亚的国度将世界的体系颠覆。在这种文化中，耶稣从根本上肯定了妇女的充分尊严和她们见证的重要价值。第二，从护教角度，它是对复活记载历史准确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提醒。如果这些是“乖巧捏造的虚言”（彼后1:16），妇女就不会被作为复活的基督的第一批目击者出现。

5.不要专注于耶稣的苦难，以至于忽略了十字架在复活中展示的和通过复活所带来的荣耀。

某些基督教传统倾向于几乎单方面地关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关注他不得不忍受的不可思议的痛苦，关注他的羞辱和与上帝的分离。这可以在电影中看到，如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耶稣受难记》，罗马天主教在通往十字架的各站重演了他沿 Via Dolorosa（即悲伤之路）的受难之路，以及我们俩在我们参加的福音派教会中所听到的不少讲道中的关于受苦的信息（更不用说我们最喜欢的许多赞美诗）。当然，《圣经》的四本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一致认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很多苦，因为他为我们的救赎献出了生命，使我们的罪孽得到了宽恕。

然而，复活节的故事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在约翰的陈述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即“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13:1）。在介绍洗脚的场景，以及整个充满激情的叙事时，约翰写道：“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 …”（13:3-4；参见14:28).

换句话说，约翰不厌其烦地表明，十字架不是一个死胡同，而是耶稣返回天父之家路上的一个驿站!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叙述耶稣受难的一开始就打下了一个胜利的基调：天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到了耶稣的手中，而耶稣正在回到他之前的荣耀中，他和天父一起享有这些荣耀（17:5，24）！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耶稣“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才“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12:2）。这个复活节，让我们确保在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时，不要遗漏“荣耀 ”这一部分。毫无疑问，十字架本身是荣耀的，它展示了耶稣完美的顺服、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上帝之子为有罪之人提供的赎罪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确实已经“成了”（约19:30），但他统治、治理和代祷的荣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

安德利亚斯·科斯腾伯格（Andreas Köstenberger）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Wake Forest）的东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新约和圣经神学高级研究教授。贾斯汀·泰勒（Justin Taylor）是 Crossway 出版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兼出版人。他们合著了《耶稣的最后日子：有史以来最重要人物的最重要一周》（The Final Days of Jesus: The Most Important Week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Who Ever Lived）（Crossway 出版）。

翻译：刘晨晨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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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俄罗斯基督徒如何看待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Jayson Casper

挣扎于“挺普京派”和“支持祷告派”之间，只有少数人公开表示反对俄国入侵乌克兰。乌克兰的神学院领导人们呼吁悔改认罪。

2022年4月1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从扎利亚德耶（Zaryadye）公园看日落，背景是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Kirill Kudryavtsev / Getty

被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俄罗斯教会的讲道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情绪。

在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天后，莫斯科自由之地五旬节教会的阿列克谢·诺维科夫（Alexey Novikov）在讲道中引用彼得前书2:17说，“尊敬沙皇！” 虽然不是挺战，但肯定是挺俄的。他说，一旦合法选出的总统决定派出部队，基督徒就有责任支持他们。

一个月后，俄罗斯沃罗涅日（Voronezh）活水之源浸信会的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Mikhail Belyaev）问道：“为什么教会沉默不语？”

许多乌克兰福音派教徒对他们在国境另一面的同人未能公开反对战争而感到愤怒。他们还引用了使徒彼得的话，强调同一节经文前半部分的诫命：“亲爱教中的弟兄。”

但别利亚耶夫的讲道并非挺乌。他在莫斯科以南320英里处的教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他说，教会并不沉默。他们在传扬福音，为和平祈祷。

“俄罗斯人对于乌克兰人的抱怨是认真的，”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浸信会神学院约翰·利兰神学研究中心（John Leland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的神学副教授安德烈·希林（Andrey Shirin）说。 “但他们把上帝放在民族之前——而且认为许多乌克兰人把自己的国籍看得太重了。”

希林30年前就离开了俄罗斯，他说，当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信徒都对政治保持警惕。虽然一些牧师批评了战争，但很难找到同情乌克兰的讲道。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于俄罗斯在法律上规定必须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次战争，民意调查显示了强烈民意支持。 65%至89%的人表示赞同；71%的人说，他们感到“自豪”和“喜悦”。

一些分析家认为宣传在起作用：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依靠电视获取新闻，而三分之二的人的新闻来源是国家广播。只有5%的人可以使用VPN知晓境外的报道。

还有人认为民调结果失真：在一项“问题清单实验”中，当俄罗斯人不必直接回答关于战争的问题时，支持率仅有53%。

针对福音派的具体民意调查并不存在。

希林指出，给出精确民调结果是困难的，估计持有像诺维科夫这样的挺俄情绪的只占20%。但持同情乌克兰、明确反战立场的更少，只有10%。他所估计的占70%的像别利亚耶夫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被归类为 “支持祷告派”，在他们所处的当前俄国背景下，这意味着不进行是非判断。

“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会在态度上有很大不同，”希林说。 “它使人的立场更中立些。”

但这并不能满足乌克兰福音派基督徒的要求。

“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基督徒表现出的沉默、疏远，甚至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公开支持，”七位神学院领导人在4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吸引了近300人签名。 “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苦难，要求人们公开与她们认同。”

被指控的主要行恶者中包括俄罗斯最大的五旬节联盟的负责人谢尔盖·里亚霍夫斯基（Sergey Ryakhovsky），他在3月29日的议会会议集会上发言，声称拒绝所谓的“纳粹主义”，也就是被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栽赃给在为乌克兰领导人的那一意识形态。

“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更强大，”他在谈到大公教会的参与时说： “今天，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基督教使命，为了我们的人民，不论他们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

诺维科夫的教会属于拉霍夫斯基的宗派。

但乌克兰基督徒的抱怨在目前的入侵开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开始支持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此后，浸信会领导人与普京一起出现在俄罗斯的国家统一日，并向俄罗斯总统致以生日问候。

其他人则早已经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当普京在2013年宣布离婚时，圣彼得堡的浸信会牧师维克多·什伦金（Victor Shlenkin）向其他基督徒发出呼吁。

“一些新教领导人将普京比作智慧的所罗门，”他说。 “但他们是否忘记了所罗门的结局？”

自战争开始以来，其他人把它与魔鬼相联系。

“到目前为止，撒旦已经赢了两次，”浸信会联盟前副主席叶夫根尼·巴赫穆茨基（Evgeny Bakhmutsky）在2月27日说。 “在俄罗斯军队的参与下，撒旦推动在乌克兰领土上发动了一场战争，他甚至在基督徒中播下了不和谐和敌意。”

阿列克谢·马尔科维奇（Alexey Markevich）表示同意。

“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对别的国家做下的坏事悔罪，”这位莫斯科浸信会的牧师在3月18日说。 “哪一个更接近我们：我们对基督里的兄弟关系的忠诚，还是我们对不敬神的当局的服从？”

在看到位于乌克兰伊尔平（Irpin）的欧亚传教会（Mission Eurasia）总部被烧毁的《圣经》的照片后，尤里·西普科（Yuri Sipko）对他的同胞们说了一番严厉的话。

“俄罗斯基督徒赞同这种行为，”这位前浸信会联盟主席说， “[但是]我看到基督为看到这种野蛮的行径而哭泣。我也在哭泣。”

一位与福音机构网络 Faith2Share 一起服事的俄罗斯东正教领袖波诺马廖夫（Ponomarev）——出于安全考虑，他要求不使用全名——说，这些人并非离群的特别之人。。但是，和其他数百名像他们在3月份签署了一封由福音派牧师领导的反对战争的公开信的人一样，他们都是“勇敢的”。

他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感到惊讶，他认为大多数俄罗斯福音派教徒同意这封抗议信——他称这封信的发出是一个“奇迹”。 2016年的亚罗瓦亚法（Yarovaya Law）经常被用来对付福音派基督徒，使一个本就不习惯发表意见的社区更加谨慎。

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们倾向于避免政治，但他们反对战争。

然而，作为俄罗斯人，有些人被卷入了潮水中。西方的制裁使人们的态度更加强硬，而许多家庭和教会则出现了分裂。

他说，但是乌克兰的福音派人士所做的，对于推进自己的目标也帮助不大。他们对于俄国基督徒就战争发出谴责的要求太高了。

“几乎有一种疲劳的感觉，”波诺马廖夫在谈到国境两边的关系时说。 “八年来一直被告知他们是‘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已经没有省下多少耐心了。”

安德烈·迪里延科（Andrey Dirienko）可能是一个例子。

当俄罗斯被称为“邪恶帝国”时，这位来自莫斯科东北170英里的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的五旬节派主教感到不快，希望得到理解。

“有时[领导人]必须在几种邪恶中选择最小的一种，”他在2月27日说：，他呼吁祈祷上帝给俄罗斯政治家以智慧。 “神掌握着答案……和平会到来。”

但他对乌克兰人说：不要试图在人们身上寻找敌人。

然而，神学院领导人本月发出的题为《来自废墟的声音》的公开信，并没有从这种一般性声明中得到安慰。它指责俄国福音派领袖们为了接近政治精英，放弃了与“被钉死”的基督身体一体的同情之心。

迪里延科是里亚科夫斯基（Ryakhovsky）的授权代表，后者目前是俄罗斯总统的轮值宗教委员会中的两名福音派成员之一。

“甚至许多大声反战的人也支持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的世界影响范围，”海外理事会东欧和中亚地区主任塔拉斯·迪亚特利克（Taras Dyatlik）说，他也在这封信上签名。 “俄罗斯的基督教世界观必须把其中的宗教帝国主义成分清洗掉。”

280多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和执事同意这一点，签名发表了他们自己的公开信。

只是不要过分夸大他们的影响。

“他们的声明是可耻的，不过是被媒体驱动、不得不批评教会权威的一种努力，”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utside Russia）的美国大主教和退休神学院院长亚历山大·韦伯斯特（Alexander Webster）说。 “与没有参与那个小规模抗议的4万多名主教和其他主要神职人员相比，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

韦伯斯特说，在教会里人们是可以有不同意见的。对他来说，主要是不悦于信中所做出的，指基里尔（Kirill）牧首将受到永恒诅咒的暗示。在冷战期间，他就批评了与克格勃合作的神职人员。而这场战争，他说，被谴责为“在道义上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少数与领导层决裂的俄罗斯东正教人士——其中一些人曾经很显赫——是在 “在世界面前亮我们的家丑”。

不过，韦伯斯特称赞了莫斯科下属的乌克兰东正教会（UOC）的大主教奥努弗里（Metropolitan Onufriy），后者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表示支持保卫自己土地的战士，并呼吁普京停止自相残杀。

“他是一个现代的先知，在强权面前敢于挺身而出，”韦伯斯特说， “他做得很平静，而且冒着一定的风险。”

奥努弗里还面临着来自他自己政府的风险，因为他曾批评过乌克兰前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和现任总统沃洛季米尔·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左倾政策”。目前乌克兰议会正在审议的一项法案实际上要求取缔UOC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里亚科夫斯基等人谴责这是对宗教自由的冒犯。

如果只是进行有限的军事干预，以支持顿巴斯的“受迫害的俄罗斯族人”，韦伯斯特本会支持的。

他说，没有人的手是干净的，他将西方对乌克兰的干涉追溯到2014年将亲俄总统赶下台的广场（Maidan）抗议活动和2018年的教会独立（autocephaly）运动，最终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承认了位于基辅的东正教会的独立性。

韦伯斯特继续说，2021年9月，北约和乌克兰举行了联合防御演习。今年1月，北约拒绝了俄罗斯关于不给予乌克兰成员国资格的要求。而在战前一周，泽伦斯基对于乌克兰以核武器换取安全保障的外交框架提出质疑，导致莫斯科指责基辅计划发展原子弹。

鉴于北约扩张的威胁，10个俄罗斯人中有7个将国家安全作为战争的主要理由，而一半人认为保护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乌克兰人是目标。只有五分之二的人认为主要目标是改变乌克兰的领导层，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是完全征服这个国家。

在被要求估计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各种态度时，韦伯斯特对俄罗斯的一般民意调查提出质疑，并批评西方媒体利用民意调查来进行战争宣传。

“整个方法是有问题的，”他说，并指出无法获得可靠的信息。 “我们不相信按照大众的意见来管理教会。我们相信，圣灵和神圣的传统指导并激励着教会领袖和忠实的信徒。”

不过，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罗曼·伦金（Roman Lunkin）已经尽力了。他说，大约一半的俄罗斯人民支持军事行动，而大约10%的人支持乌克兰。他估计希林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40％。

在普通的福音派信徒中也是如此。

“保卫自己的国家是很自然的，”他说。 “新教教会早已经成为国家社区，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情绪。”

上个月，身为东正教基督徒的伦金发表了一份图表，概述了俄罗斯主要宗教人士所表达的，从明确支持到谴责的不同立场。他说，如果说有什么要指出的，那就是神职人员之间有更强烈的多样性。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伦金随后对福音派牧师进行了采访，其中许多牧师是由乌克兰人培训的。按他的估计，对俄罗斯政策的支持率下降到30%，与“支持祈祷派”的立场相当。他认为对乌克兰的支持率为40%，其中一半会公开这样说。

但他说，大多数人缺乏政治经验，因受公众舆论挟制，只能保持沉默。

这与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并无不同。

伦金说：“主要部分是支持和平的，可能对特别行动（即侵乌战争——译注）不满，”尽管他们承认背后的原因。 “但他们为什么要因此分裂教区？”

并不仅仅是福音派人士不参与俄罗斯政治。

消息人士指出，尽管政府继续镇压反对派，但俄罗斯已经不再是苏联了。除非呼吁抗议，陈述观点并不一定会被罚款或坐牢。

所以要大声说出来，乌克兰的公开信中这样说。

“寻求圣灵的力量，”神学院领导人敦促，”采取实际步骤，影响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关于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该国的最高领导人。”

从美国发出这样的声音更容易。

虽然希林原来无法想象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但他也可以自由地呼吁结束”自相残杀的冲突”。

他说：“大多数俄罗斯新教徒的立场，是由几十年来作为一个受迫害的少数群体所形成的。 “不参与政治一直是他们的生存策略。”

翻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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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和平主义：乌克兰的门诺派传统塑造了福音派对俄罗斯的反应

Jayson Casper

重洗派塑造了斯拉夫的属灵复兴。登山宝训激励了遭受苏联迫害时的忍耐。但是，如何在战争中实践非暴力呢？

2022年1月30日，一名军事教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次训练课上教平民拿着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木质复制品。

Sergei Supinsky / Contributor / Getty

乌克兰浸信会的信徒曾是和平主义的实践者。

现在，因俄罗斯军队的入侵，乌克兰人正陷入一个险峻的生存之战中，许多人都被困在战争的前线。领袖们呼吁北约实施禁飞区。牧师为士兵们祷告；教会供应面包给难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它不像单纯的自卫那么简单。但是，大多数斯拉夫福音派信徒所实践的非暴力也不是一个明确的信念原则。曾在苏联掌控下的烈火中锻造，是当时世界第二大浸信会团体，他们沿着一条与在美国的同教派弟兄们截然不同的道路发展。

只要问问罗曼·拉库巴（Roman Rakhuba）就知道了，他是土生土长的浸信会信徒。

“我本来从不会称自己是门诺派”，这位乌克兰门诺派弟兄教会协会（Association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 of Ukraine，AMBCU）的负责人说。 “但我后来发现我一直在遵循他们的原则。”

乌克兰被称为东欧的“圣经地带”（Bible Belt），它的福音派信仰受到重洗派传统极大的影响。拉库巴在距基辅东南方350英里的札波罗热市（Zaporizhzhia）长大，离那棵与1789年建立的门诺派乔尔地察（Chortitza）殖民地相关的老橡树不远。

他的祖父因他们的一位传教士得救了。

但作为一个浸信会的孩子，拉库巴在没有玩具枪的情况下长大，被指示永远不要用邪恶来回报邪恶。由于被禁止参加战争，他的亲戚们拒绝加入苏联的军队。他记得他祖父在家中接待门诺派的教徒，得知凯萨琳大帝1763年颁布法令，邀请德国移民来开发俄罗斯的内地。

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有政治异议份子和叛乱份子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被提供了土地、自治权，以及——对和平主义者至关重要的——免除服兵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门诺派群众在乌克兰蓬勃发展，建立了为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但是，日益富裕影响他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醉酒和跳舞变得司空见惯。

接着来到的是敬虔主义。

在19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如路德会的爱德华·韦斯特（Edward Wuest），受到门诺派教徒的接待。他们强调过基督徒的重生生活应有个人的皈依、祷告和查经，这吸引了对传统教会不满的殖民者。 1860年，这个群体产生分裂，一个平行的门诺派弟兄教派诞生，他们还差派传教士远到西伯利亚和印度。

仍然讲德语的人与他们的斯拉夫邻居过著基本上分开的生活，直到两个事件的发生，引发了福音派的复兴。 1858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授权翻译和发行俄文《圣经》。三年后，他废除了农奴制。

“农民第一次不再被土地束缚，”奥德萨神学院（Odessa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会历史讲师玛丽·拉伯（Mary Raber）说。 “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在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农场里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斯拉夫人现在也有一本《新约圣经》，开始加入他们的查经。

门诺派并不是俄罗斯帝国唯一的复兴主义运动。德国浸信会在高加索山脉建立了教会。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圣彼德堡赢得许多精英。这两个团体都没有将和平主义作为规条之一，甚至一些门诺派教徒组织了自卫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混乱的期间抵御盗匪。

但是，没有任何人为布尔什维克的崛起做好准备，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在1923年巩固了其政权。

不算皈依者，在1911年乌克兰有超过 100，000名说德语的门诺派教徒。但他们的人口在1870年代已经受到打击，当时兵役豁免权被撤销，之后才被替代服务（alternative service）所取代。三分之一的人迁往北美中部的平原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战和饥荒继续蹂躏他们，1920年成立的门诺派中央委员会（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MCC）帮助救济乌克兰的弟兄。但是，尽管每天提供25，000顿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估计有9，000人—— 但另一次人口外流导致有20，000人移民去加拿大。

苏联集体化农场导致了十年后的 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这场人为造成的饥荒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像其他基督徒一样，门诺派教徒也遭到逮捕、处决和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数千人被驱逐到中亚。人口继续减少，大部分剩下的人随着撤退的德军向西迁移。

当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为迎合西方盟友并在1944年创建了福音派基督徒浸信会联盟（后来又有五旬节派加入）时，门诺派就在那时瓦解了。

苏联基督徒受到迫害是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他们作为国际橱窗装饰而被官方所容忍，但在社会上被边缘化，教会也被克格勃特工（KGB）渗透。即使悄悄地传福音也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的《圣经》实践强调在政治事务上顺服掌权者——甚至是专制当局。

但就像他们的门诺派前人一样，他们仍拒绝服兵役。

“这并不完全是和平主义，而是不参与，”现任华盛顿州温哥华复兴浸信会牧师的迈克尔·切伦科夫（Michael Cherenkov）说。 “也许这是明智的，但不符合神学的——这只是从过去的经验中体认出的生存之道。”

切伦科夫在苏联乌克兰的地下教会中长大，1960年代，他出生在俄罗斯的父亲因和平主义而入狱。他的家人不仅持续为属灵复兴祈祷，也为苏联的解体祷告。他说，这是一种“解放神学”，在某些方面为现今最终支持武装抵抗俄罗斯撒下种子。（他的母亲最近在东部前线附近的医院里，要求只为乌克兰的军队祈祷。）

1991年，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这个家庭对政治环境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信徒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现实中。切伦科夫说，基督教成为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徒们得到了塑造新社会和分享福音的自由。

但是，由于腐败、肤浅的信仰和挥之不去的苏联心态，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证道能力。

“我们感到对社会转型负有责任，”他说。 “在过去的日子中，我们只学会了防守。”

影响这一过程的第二个因素是独立后福音派神学院的发展，这些神学院主要倚靠西方的资金和人员。谢尔盖·拉库巴（Sergey Rakhuba）是罗曼的的叔叔，但不属于门诺教派，他也是泛福音派的“欧亚宣教”（Mission Eurasia）的主任，他说，他们惊讶地看到乌克兰信徒普遍存在的和平主义。他说，教授们没有特别重视它，但关于神学争议的所有主题的新辩论激增。除了加尔文主义与亚米念主义之争和基督是主之外，关于服兵役的合法性的讨论也出现了。

但对非暴力的怀疑已经绽开了。

跨教派的塔夫里斯基基督教学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院长瓦伦丁·西尼（Valentin Siniy）淡化神学院在抛弃和平主义的发展中的角色。他还认为，著名小说家利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推广这理念上比重洗礼派更有影响力。

但他自己的故事说明福音派的转变。

西尼经历了与拉库巴和切伦科夫家族相似的童年，他属于浸信会的祖父在苏联的迫害下失去了工作。他的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家。他们被教导要谦卑以及不反抗邪恶。但在他年幼的头脑中，他无法理解。

神站在强者的一边，他无奈地下了这结论。

14岁时，他体验到和平主义似乎是软弱无能，当时他在从教会回家的路上，他目睹了一名醉酒的男人试图强奸一名年轻女子。西尼完全不知该做什么，但这骚动引起对街邻居的注意，袭击者最后仓皇而逃。

五年后，他加入了保护另一名将是受害者的行列。现在，他是一名神学家，在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中，他发现《圣经》中的咒诅力量：“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士5:23）

西尼说，美国人在为乌克兰新兴的福音派神学教育努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2007-08年的金融危机耗尽了大量的财务支援，当地工作人员开始担任起领导的职务。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人数骤减的外国教授被欢迎担任合作伙伴的角色。

西尼说，门诺派思想仍然存在于年长的乌克兰人中，就如苏联统治下调教的远离政治参与一样根深蒂固。但是，随着年轻的神学生从神学上挑战这些观念，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更动摇了福音派关系中对“老大哥”的勉强的尊重。他们的神学院制定了联合教学计划，以维持与他们之间的和平，并受到坚定的门诺派和重洗派老一辈领导人的鼓励。

伴随着这些发展，对社会服务做出了新的承诺。

“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不仅是通过拯救灵魂来完成神交付的使命，”西尼说，“而且还要尽我们所能，努力积极地将现今世界恢复到神的神圣计划中。”

他说，这也包括参与国家的武装防御。

但是，门诺派教徒以不同的方式应用类似的信念，他们也为社会服务，因为有外国的支持来帮助他们更新乌克兰的神学遗产。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强调建立和平与发展，于1992年在俄罗斯开设了办事处，几年后与乌克兰浸信会联盟合作，迁往历史悠久的札波罗热。与此同时，门诺派弟兄会的宣教机构“倍增”（Multiply）致力于返回他们曾经因饥荒而逃离的土地。

约翰·威恩斯（John Wiens）在加拿大担任了35年的牧师，于2008年来到乌克兰。在门诺派于1990年代初以来奠定的基础上做工，他建立了新的教会和活动中心，以团结这个宗派的信仰家庭。他整体全面的事工特别服事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因此吸引了新的信徒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因对重洗礼派传统的印象使该运动被当地人接受。

“我们被教导要关怀处在痛苦中的人，”2014年当选为AMBCU会议主持人的罗曼·拉库巴说。 “教会应该要对社会作出贡献。”

在他们二十几个教会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不到40岁，包括那些从其他福音派教派加入的成员。但2014年是门诺派弟兄会的转捩点——事实上是整个乌克兰。

威恩斯在一月份因患癌症而过世。同年2月，亲欧盟的“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罢免了一位亲俄总统，俄罗斯以占领克里米亚半岛（Crimea）作为回应。 3月，俄罗斯进一步吞并了那块土地，而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则控制了顿巴斯（Donbas）东部地区。

乌克兰陷于火海中，处于一种复杂但非常真实的战争中。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在2000年代初将其建设和平的工作重点放在巴尔干地区，现在又匆促地重新在乌克兰启动这工作。

救援机构组织会议邀请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专家，分享有关和平、正义与和解的看法。他们与贵格会的取代暴力专案（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合作，激发群体的反思和个人的转变。 MCC还支援一个被顿巴斯分界线分隔的数个教会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的领导层表达了对和平主义和维持团结的承诺。

AMBCU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我们传福音时，非暴力的信念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倍增”欧洲和中亚区域团队负责人约翰·马蒂斯（Johann Matthies）说。 “我们邀请人们跟随耶稣，而不是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代价高昂的门徒训练的想法后来才谈论到。”

但是，尽管带有传统重洗派的名义，有些人说门诺派对武装防御的看法已与浸信会几乎没有区别。威恩斯去世后，两名AMBCU成员被征召入伍，马蒂斯填补了领导阶层的空缺。

在札波罗热结附近的第聂伯罗（Dnipro）举行的领袖年会中，他提议大家研读登山宝训，而不是邀请一些口才很好的讲员。参与者大声朗读主耶稣的话，每个人都分享圣灵的感动。

“这是第一次，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马蒂斯说。 “因为敌人就在门口。”

在首都基辅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浸信会准备战斗。三十多名牧师聚集一起讨论事情，一位年长的领导人站起来说，“我们是和平主义者”，并劝说乌克兰无法对抗这样一个邪恶的超级大国。

那并不是很顺利。

“老一辈人仍然在创伤的阴影下，年轻的领袖希望能积极面对这种侵略的行为，”切伦科夫说，他代表武装抵抗运动发言。 “在几个月内，大家的观点就完全改变了。”

谢尔盖·拉库巴说，如果没有迫害的经历，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强调教会讲坛上传讲的非暴力信息。他以2004年的橙色革命作为起点，当时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示威抗议选举舞弊。尽管这一行动分裂了福音派——许多人说，他们本该服从掌权的当局——但要作一位忠实的公民这述求在年轻人中引起更多的共鸣。

顿巴斯人发挥了作用。

“2014年，他们说，‘如果我们不保卫自己的国家，有谁会出面？’” 拉库巴说。 “和平主义就在那时开始崩溃。”

八年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承认东南部两个所谓“共和国”的独立。三天后，他接着发动了一场战争。

44岁的非宗派牧师奥列格·马格迪奇（Oleg Magdich）领导一支由80位平民组成的国土防御队做晨祷，其中只有10人参加过战斗。当俄罗斯士兵接近基辅（Kyiv）时，乌克兰志愿者花了几天的时间用沙子和水泥块建造路障，并在通往城市的桥梁上安装炸药。他们现在正准备重新部署到南部。

奥列格·米罗年科（Oleg Mironenko）最终选择了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是2014年门诺派兄弟会的两名应征入伍者之一，他首先参与了顿巴斯的防御。另一位要求参与替代服务。教会支持他们俩。

神没让他参与直接的战斗，他被指派当炮兵部队的军车驾驶员。虽然在战争中精神受到创伤，但他也目睹了士兵如何转向耶稣并需要属灵的照顾。

他之后重新入伍，成为一名随军牧师。另一位门诺派弟兄会信徒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该教派的成员中有许多退伍军人。

“虽然我们教会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拿起枪，但我们不会谴责当兵的人，”AMBCU牧师兼扎波罗热新希望中心主任奥列马克辛·奥利夫洛夫斯基（Maxym Oliferovski）说。 “我读过关于和平主义的文章，但那可能不是我的信念。”

自战争第一天起，像浸信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奥利夫洛夫斯基一直积极为流离失所者安排住处，提供救济和引导疏散。因临近顿巴斯冲突的前线，他的中心也有基于门诺派信念提供心理辅导的经验。

“很快地，我们的社会将充满愤怒的、受创伤的人，”他说。 “作为社区的盐和光，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能原谅敌人。”

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但如果可能的话，福音派将处于有利地位。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因留下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士兵）而赢得了赞誉。谢尔盖·拉库巴说，新教徒在乌克兰军队中的牧师可能比所有东正教徒的总和还要多。

在某些方面，它是重洗派遗产残留的部分。自独立以来，尽管自2014年之后这数据有减少，但相关人士估计，超过4/5的乌克兰福音派信徒以替代服务或其他豁免方式来代替义务役军事训练。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不持武器的情况下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贡献，即使这需要多服一年的役。

不赞成全国抗敌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所有18-60岁的成年男性在法律上都被禁止出境，消息人士估计，绝大多数福音派信徒都是以参与人道主义援助而不是拿武装战斗来做出贡献。

然而，根据消息来源，如果情势有必要，他们也做好了准备。

在战争初期，宗主教伊皮法纽斯（Metropolitan Epiphanius）就给予乌克兰正教教徒许可。

“因自卫而杀死敌人不是罪，”这位乌克兰正教会的领袖说。 “拿着剑闯到我们家的人就会被那把剑杀死。”

新教徒缺乏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机构来发布类似的宣言，但来自福音派的消息并没有对这一立场提出异议。然而，国际门诺派教徒仍表达了他们对战争的愤怒，坚持了他们的重洗主义的信念。

“当彼得拔出一把刀时，”门诺派世界会议主席在给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里尔（Kirill）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耶稣告诉他把刀收入鞘。”

但他也谈到了这场阋墙之争中的“双方”。

“我们会效忠于上帝的国度吗？”他问道，“还是向国家、帝国和战争的众神臣服吗？”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在宣传方面更为具体，言论也更广泛。

“我们所有人都是暴力和压迫制度的共犯，”美国和加拿大的执行董事写道。 “非暴力方法可以防止战争，并在战争期间为和平而努力。

马蒂斯同意，但强调虽然耶稣的追随者不得使用武器，但这不适用于政府。教会必须在战前宣讲非暴力，并始终主张和解。但他说，一旦侵略开始，在面对种族灭绝时，呼吁解除武装将是天真的想法。武装冲突代表着全球教会的失败，并呼吁所有的信徒为他们未能阻止它而悔改。

至于他的教派，仍在学习重洗派的方式，并与其他教会的成员交流。

“目前的乌克兰门诺派弟兄会可能还不是承接我们历史的传统，”马蒂斯说。 “但是，当他们勇敢地服事并反对邪恶时，我们和他们一起在学习。”

同样自豪的是安德鲁·格德特（Andrew Geddert），他是MCC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在乌克兰的国家代表。

“他们在神学上某些方面可能不是那么成熟，但在其他方面更为成熟，因为他们正在运用实际的生活经验来面对这个问题，”格德特说，他于2015年开始和平重建工作。 “这与在学术机构中讨论有很大的不同。”

门诺派教徒和浸信会一样，坚定地支援民族事业。

国营医疗中心已请求他们协助向患者提供食物。出钱为士兵购买鞋子、手套和防护装备。在未来的日子里，对心理康复的需求也将非常大。

它们的数目可能仍然很小。福音派可能已经从他们早期的重洗派精神中走出来了。但是，在恢复他们自己的重洗派的传统时，门诺派相信他们也有助于乌克兰的复兴。

“我们应该像以前那样，”罗曼·拉库巴说。 “设置农场、治愈灵魂，为世界提供属灵的力量。”

翻译：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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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另类社会现实

吴仲诚

旧约路得记与士师记不同叙事的强烈对比，能够帮助基督徒面对今天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1年，Netflix线上韩剧《鱿鱼游戏》（Squid Game）风靡一时，全球收视观众高达1.4亿人以上。这部连续剧以韩国儿童熟悉的游戏来描述现代人在所谓公平竞争中出现的社会病态，讽刺一些人为了生存而不惜牺牲他人。在现实中，目前的俄乌战争同样暴露出人类的丑陋。任何冲突都往往带来分化的涟漪，有支持者，就有反对者。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基督徒对二十一世纪的冲突，难道只有支持或反对的两极化选项吗?

不同的叙事

旧约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曾屡次处在类似的残酷处境。以色列人饱受异族的侵略，常有战事。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了在示剑做王，一日内杀了七十个兄弟（士师记9:1-6）。有位利未人带着自己的妾回家，不料当晚他的妾被当地流氓整晚轮奸至死。此事传到其他支派，激起公愤，导致部落战争，险些灭了整个便雅悯支派（士19-21)。士师记作者以重复的一句话总结士师时代的局势: “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士21:25）。当社会中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一切就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自然形成残酷无情的世代，他们字典里也很难找到“仁慈”一词。

就在这时候，摩押女子路得抵达犹大的伯利恒，开始她在异乡的生涯（得1:22）。她之所以来到以色列是因着她婆婆拿俄米的祈祷: “愿耶和华施恩惠于你们…”（得1:8)。拿俄米为两个儿媳妇所祈求的恩惠（ḥĕsĕd），可理解为忠贞，但也可解释为恩慈。这祷告启动了路得的“寻恩之旅”。

出发前，婆媳还争论一番。拿俄米劝路得别选择犹大，因为那里没有神的恩慈，只有祂的攻击（得1:12-13）。她认为儿媳妇该往摩押寻找耶和华的恩慈（得1:8, 15）。路得的回答却完全是逆向的: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得1:16）。对现在的人来说，这是个令人不解的移民决定。若有选择，一般人会选平静、安全、经济繁荣的国家移民，路得怎么会选择那个残酷无情的社会？她会不会选错地方？

路得记第一章的结尾似乎暗示了答案:拿俄米和路得“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得1:22)。当时以色列社会有一条律法有助于像拿俄米和路得这样的人: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24:19）。

这可说是耶和华施恩慈予这些弱势人士的方法，只是在那“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的世代，还有人遵守律法吗？波阿斯后来对路得所说的话似乎暗示，伯利恒的人不但未必遵守那条律法，甚至会骚扰她（得2:8-9）。

其实，路得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以色列人愿否遵守那条律法，也是他们愿否“违反”律法。因为申命记的律法虽保护寄居的寡妇，却也禁止像路得这样的摩押人进入以色列社群里（申23:3）。除非有人施恩慈的热忱达到愿意将此律法搁置一边，不然即便是平时遵守律法的人也会因此而不敢伸出援助之手。

看来此次的收割不仅是耶和华重新眷顾伯利恒的象征（得1:6），也同时是伯利恒有无恩惠的测试。路得也似乎意识到所要面对的种种困难，她知道，身为摩押人，自己需要遇到极大的恩慈（ḥēn）方能在人家身后捡麦穗。（得2:2）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连串的意外。路得在紧跟收割的人身后捡麦穗时，“恰巧”跟到了某块麦田（得2:3），田主波阿斯也就在那时候“刚好”从伯利恒来到田中（得2:4）。这位田主不但准许路得在自己田里捡麦穗，还特别保护她（得2:8-9），她吃午餐，也让她把吃剩的包回家（得2:14）。他命令仆人不可侮辱她，还叮嘱他们刻意让她多捡一些（得2:15-16）。

路得出发时所寻觅的恩慈终于寻到了，且是超出她所想所求的。当她禁不住问波阿斯怎么会在他眼前蒙恩（得2:10）时，波阿斯的回答（得2:11-12）表明他相信这一切并非巧合，乃是耶和华报答路得信心的恩慈的作为。拿俄米听了儿媳妇叙述田中的事件后，也作出同样的结论。（得2:20）。

社会处境的强烈对比

在士师记的叙事世界里，有叛教的以色列人、导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士师（基甸）、好色的士师（参孙）、做偶像神堂之祭司的利未人、强暴他人之妾至死的基比亚人、以及蛮横无理的便雅悯人。此外，那世界还有外侵带来的战火和内讧产生的部落战争。反观路得记，读者见到的是一个有恩慈温暖的叙事世界，一个有耶和华藉著一些人施行恩慈的伯利恒社会。当中不但有对摩押人充满恩慈的波阿斯，还有为摩押人路得与波阿斯的婚姻祝福的十位长老（得4:11-12）。

我们看到一些强烈的对照：士师记讲述一位在基比亚被侮辱而死的异乡女，而路得记则讲述一位在伯利恒不但被接纳，且是被尊为与以色列之祖先（拉结与利亚）同等级的异乡女（得4:11）。士师记作者屡次将那时代的乱局归因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士17:6; 18:1; 19:1; 21:25）。路得记没批判这观点，反倒刻意以大卫王的家谱作结尾（得4:17b-22），似乎暗示士师记所期待的君王就是大卫——那位终极的和平之君（基督）的预表。

路得记的叙事所提供的可说是一种替代社会现实（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这种意识类似布鲁格曼（Walter Bruggemann）在《先知式的想像》一书中所谈到先知们宣讲的替代意识（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

两极化的社会意识

近年来基督徒中的两极化现象连串发生。先是为新冠肺炎而争吵，后为俄乌战争而分裂。这些冲突的原因未必出自圣经，而是政见、种族关系、性别理论、性伦理、基督教民族主义等各种议题。各方以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定义何谓福音派。如纽约市布鲁克林会幕教会（The Brooklyn Tabernacle）的主任牧师辛巴拉（Jim Cymbala）在一篇讲道中所言，现在有一些北美基督徒不再以信不信耶稣来定义一个人，而是以是否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支持打疫苗或反对打疫苗、戴不戴口罩等条件来定义他们。

《今日基督教》有数篇文章谈到近期北美福音派的四分五裂，其中有人感叹关系分裂产生的身份困惑:“这些人在过去都是自己人，可是现在我已不知道他们是谁，也许我也可能不知自己是谁了。” 该杂志的总裁兼主编戴伦博（Timothy Dalrymple）也表示: “令我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我发现那些曾与我在每个议题上并肩作战的人，竟然被互不理解的鸿沟隔离了。我从来没料到如此事情会发生的那么迅速。”

福音派的关系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其中一大因素是各样媒体形成相异资讯圈。各派只选择收看或传播自己圈子的信息、数据、报导等。而这一切背后的价值观衍生出的社会现实便成了人们看事物的“眼睛”，导致敌我分明、谁也不信谁、以及各说各话的局面。对各派来说，自己圈子看到的社会现实才是真的现实，其他圈子的社会现实都是可疑的“假新闻”（fake news）或“虚假资讯”（misinformation）。这几乎是另一类“各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现象。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现实没有客观现实的空间，倘若两方都处在危险状况，任何一方都因缺乏客观眼光而无法察觉。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基督徒群体里只有敌我的斗争，寻找真理的人也无所适从。人们无形中创造一个没有耶和华的恩慈，只有冷酷的叙事世界。

另类社会现实

路得记可为基督徒在面对目前的意识冲突上提供一些亮光，甚至一个模式。路得记显示，纵然在最黑暗混乱的情况中，在神所造的世界里，还有像路得记这样的正面事实可报导。像圣经作者一样，基督徒可在乱局中以正面的事实创造一个正面又健康的社会现实。这种社会现实没有否认目前的黑暗面，但专心于描绘社会里的正面故事。

例如，针对当下的俄乌战争，我们可聚焦于许多社会和基督教组织进行的人道救援。身为基督徒，我们尤其要注意教会与宣教机构在此刻做出的贡献。各国的教会和宣教机构不遗余力的以祷告、财力、物资、人力等资源帮助受困于战火中的百姓和逃亡中的难民。当中有不少的宣教士虽可撤出战区，却选择留下来。（我有一位神学生的父母就决定留在乌克兰，服事并陪伴受难的基督徒。）又如CT近日所报道的，在上海因疫情遭封控的困难和混乱中，基督徒用爱心帮助邻舍、服务社区。

可惜的是，今天人们每天关注的是对立媒体的报导，却忽视了这些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即便在教会里也鲜少听闻。他们的故事需要我们公诸于世，如此一来，我们可在目前的对立社会现实中，树立一个另类的现实感，撰写一个另类的叙事: 耶和华在乱局中还在掌权，还在人间施展祂的恩慈。这也是因对立的社会现实而困惑徬徨的人所需要听到的叙事，我们希望让他们看到，在这冷酷的世代，因着神的介入，人类还能享受到人间的温暖。

事实上，耶稣基督在三年半的服事中带出来的，就是另类的社会现实。他常常夹在亲罗马政府与反罗马政府的犹太人中，跟随他的人中也有站在不同立场的人。面对如此两极化的情况，耶稣选择宣讲另类的现实，即天上国度的社会现实:“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4:17）。细读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耶稣的福音或他的医治事工，所展现的都是超越先知们的先知式想像，因为先知们未想像过像耶稣所讲述的爱敌爱友的永生国度。

耶稣曾说，在他未归来之前，战争会在世上不断发生，人类也会因被分化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太24:7）事实上，从耶稣时代至今，地球上每一个时代都不知发生了多少的战争。而无论人们站在那一边，我们对战争的政见都会成为过去。面对潮来潮往的战争与斗争，基督徒的焦点不应该被模糊。我们的叙事应该是像耶稣的叙事，叙述另类的天国的现实；我们应该像耶稣那样祈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在这分化的世代中，让乱世中的世人看到另类的社会现实。

吴仲诚牧师是新加坡神学院及美国威敏斯特神学院神学硕士、 英国贝耳法斯特皇后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新加坡牧会多年及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旧约副教授，现任澳洲布里斯班神学院旧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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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的另一边

Paul Peng

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分享启示录第15章中的玻璃海的异象如何给经历苦难的教会带来盼望与鼓励。

Anastasia Taioglou / Unsplash

在最近的疫情中，我观察到，人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有的人每天花很多时间看各种信息：疫情中的一个个家庭经历的悲惨，不公义的体制带来的各种罪和扭曲，各种荒唐事，他们越看越陷进去，绝望、愤怒、难受；还有的人根本不看这些，认为看这些会扰乱自己的清净，他们说这些是政府的事，政府会做好的。在跳进灾难之前，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公义的道路，认识在苦难中上帝的公义，那么，你要么根本不愿跳进去——活在自己构筑的岁月静好的幻境中；要么跳进去——无边的苦难会淹没你，使你的心比大地的苦难更苦。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5章，我们会看到，上帝要先给祂的子民福音中的定心丸，然后带他们进入苦难中。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玻璃海的异象，在地上争战得胜的人站在玻璃海边敬拜上帝。这片玻璃海——也是盼望之海，是圣经中的一个包含了我们的受苦的异象。它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混乱与未来的透明的玻璃海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穿越苦难的道路，一种跨越苦海的恩典。

中国有很多关于海的比喻。比如：佛教把尘世间的烦恼和苦难称为“苦海”；情欲令人迷失本性、使人沉沦称为“欲海”；罪孽不断蔓延、斩不断理还乱称为“孽海”；怒气控制不住称为“怒海”；富贵人家很难走近、人情淡薄称为“侯门深似海”；官场如同海水般起伏不定是为“宦海”；中国人认为学习生涯很苦，称为“学海”，做不完的作业称为“题海”，茫茫人群中感到自己多么微不足道谓之“人海”。在这些文化的观念中，海一望无际，充满未知的威胁，具有吞噬性，是幸福人生的敌人。

然而在玻璃海前的这一幕标志着得胜的基督徒所切望等候的就快要到来。因着人的犯罪，万物都伏在虚空之下，陷入败坏之中，都在叹息劳苦，等候上帝的众子显出来；但上帝的众子还仍在挣扎中，心里叹息，在等候完全的得赎。而玻璃海这一幕表明，劳苦叹息的万物如今充满了光彩，万物恢复了秩序。而上帝的众子也显现出来，就是那得胜的上帝的子民。启示录21:1讲到新天新地，但说海不再存在。结合启示录第15章中的玻璃海来解释，我们发现海的异象并没有消失，但是罪海、苦海、死亡之海和魔鬼的吞噬力消失了。所有受造之物都将敬拜做王的上帝的荣耀，而上帝的众子则出现在荣耀的玻璃海边，这海清澈透明、充满亮光、温暖人心。

在疫情中，一个人被隔离起来，不仅不能出去，还要不停地承担繁重的工作。慢慢地，他感到自己要抑郁了，不断重复的工作真是苦啊，他天天看着窗外：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啊。一天，他的朋友给他打来电话，聊了很久，结束时约定，等疫情结束一起去九寨沟。接下来一些天，他工作烦躁的时候，就上网欣赏一下九寨沟的风景，做做攻略，到后来，他闭上眼睛九寨沟的一些场景就浮现出来，心里充满期盼和喜乐。一个疫情中的人，即使只是在心里想想将要去旅游的目的地，都可以得到很多舒缓、放松、期盼。

那么，一个受苦中的基督徒或教会，想到在此生的结束，那个上帝宝座前的荣耀风景，会是多么欢喜，在忍耐中带来多大的盼望，甚至面对逼迫都可以坚忍到底，因为那个更美的家乡让今天的一切忍耐都值得。正如保罗所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8:18）在学海和题海中挣扎的孩子们，在苦难的苦海中挣扎的成人们，在愤怒的怒海中煎熬的男人女人们，在罪海中被罪疚煎熬的神的百姓们——这个玻璃海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给我们喜乐。

有人可能会说：“我明白了，人活着总要有个念想。”小时候，意识形态的宣传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人民群众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一听到这话就特别反感，因为觉得很假。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可怕，我不再相信任何关于未来的应许。然而，没有念想，人活着就像囚徒、困兽、行尸走肉。因此有念想、有憧憬很重要。那么是不是随便构想一个就可以呢，反正当心理安慰，有个寄托？很多知识分子都喜欢说：我们要有个精神家园；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虚构的乌托邦小说，比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许多童话中都有一个完美的佳境，中国人有桃花源。

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止是憧憬与念想。而且这个念想是出于上帝的启示还是人自己的虚构，有着天与地的区别。虚构的憧憬只能像棉花糖一般聊以自慰，而从上帝启示而来的却能带来坚固保障的盼望。这一幕玻璃海之所以不是人的虚构或幻想，乃是因为这一幕建立在扎实的圣经启示的历史中。启示录第15章不是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来自上帝启示的可靠的盼望。上帝过去的工作是真实可信的，剩下的就是将来最后的场景。那最后一幕的荣耀也将得到实现。

Paul Peng是中国家庭教会牧师。

本文英文翻译是2022年4月出版的新书Faith in the Wilderness: Words of Exhortation from the Chinese Church（《旷野中的盼望：来自中国教会的劝勉》）的摘录，该书编辑为 Hannah Nation和 Simon Liu。

中文摘录：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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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带孩子去教会比“选对的”学校更重要

Stefani McDade

即使是基于信仰的教育，其影响也不如参加宗教活动。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Stefanie Amm / EyeEm / Zhuo Cheng You / Unsplash

公共卫生专家泰勒·范德维尔（Tyler VanderWeele）是我们11月印刷版封面故事的共同作者，他最近分析了四类学校——公立、私立、宗教和家庭学校——可能对青少年的长期福祉产生的影响。

范德维尔和他在哈佛大学的团队研究了十多年来收集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追踪了12,000名护士的孩子直到成年早期的发展。这项纵向研究调查了整个群体的社会、身体和心理健康趋势，如药物滥用、焦虑/抑郁、社区参与和性活动。

该团队的分析最近发表在PLoS ONE上，他们的一些发现令人惊讶。

在比较关键的健康指标时，研究人员发现在公立学校就读的青少年和在私立学校就读的青少年的长期幸福感没有什么区别。（所有参与研究的孩子在研究开始时都在9-14岁之间）。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没有任何明确的期待，但我们肯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发现是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发现，”范德维尔说。 “我们发现公立和私立学校在一系列结果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

然而，在上公立学校的孩子和在家上学的孩子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我们发现家庭学校有很多积极、有益的结果，”范德维尔说。

他们的数据显示，在家上学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志愿者，更愿意原谅他人，更会拥有使命感和目的性，并且一生中的性伴侣明显较少。

知道成年早期，在家上学的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可能性也高出51%。 “很有可能是因为选择在家教育的父母都是宗教人士，或出于宗教原因而这样做，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关于课程内容的数据，”范德维尔说。

研究人员只发现了家庭教育的一个不利影响：这些孩子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比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孩子（在这个样本中后两者的大学毕业率相似）低23%。 “这可能表明需要[更加]关注上大学的准备工作，”范德维尔评论说。

另一个令人吃惊之处是公立学校的经验与私立宗教教育相比如何。在一长串的健康指标中，研究小组发现，被送入公立学校的孩子和在有信仰的学校就读的孩子在一些结果上只有微小的差别——大约10-15%。

在宗教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当进入成年时，登记投票的可能性略高，肥胖的可能性较小，一生中的性伙伴较少。

另一方面，他们参与狂饮的可能性略高。

“可能是有些孩子觉得他们想反抗，如果他们一生都在经历宗教学校教育，”范德维说。 “我们并没有真正能够确定原因，但很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在进入成年后的教会出席率方面，在家上学的学生也领先于其他人。与那些在世俗的私立或公立学校就读的孩子相比，在基于宗教信仰的学校就读的孩子在年轻时参加宗教活动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但比那些在家上学的孩子要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没有调查基督教学生的信仰保持情况，只调查了整个群体的宗教出席情况）。

人口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告诫说，不要把这项单一研究的结果解释为证明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比如说，仅仅是家庭教育或宗教学校教育是导致较高宗教出席率的 直接原因 —— 而是要承认这组数据是有关联的。

“宗教学校教育和成人宗教活动的出席率——可能也包括家庭教育——之间的联系是 有因果关系的。尽管这项研究并没有表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它确实就是这样。我们从其他研究中得这一点。”斯通这样说，指的是过去的分析法国天主教教育和伊斯兰教教育的研究结果。

斯通说：“儿童所接触的环境确实会导致他们成年后的宗教行为发生变化，[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此相一致。”

然而，根据他在以前使用相同数据集的研究中发现的趋势，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之间的差异远远低于范德维尔的预期。

范德维尔说：“我们之前的工作表明，青少年时期参加宗教活动确实很重要，并以各种方式塑造了健康和幸福。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但宗教学校教育的效果要小得多，这与我们的预期不完全一样。”

“我们发现的是，参加宗教活动比宗教学校教育有更大的区别，”他说。 “参加宗教活动对不同的学校类型都有有益的影响，而且比宗教学校教育的影响更强。”

换句话说，在成长过程中定期参加教会活动的孩子，在成年早期时的整体幸福感远高于那些在宗教学校上学但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参加宗教活动的孩子。

虽然“宗教学校教育本身的效果，在参加宗教仪式和不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异，”范德维尔解释说，“对于那些同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来说，青年时期参加宗教活动显然是塑造健康和福祉的更主要的力量，至少这与20年前的数据和经验有关。”

在以前的研究中，范德维尔发现，成年后每周参加宗教活动与“全因（all-cause）死亡率减少约30%、抑郁症发病率减少30%，和自杀率减少5倍”相关。

此外，“定期参加敬拜有助于保护儿童免受青春期的‘三大’危险：抑郁症、药物滥用和过早的性行为，”范德维尔在他为《今日基督教》撰写的最新文章中写道。 “小时候上过教堂的人也更有可能成长为快乐的人，有宽容心，有使命感和目的性，并做志愿者。”

“因此，无论学校类型如何，”范德维尔说，“去参加宗教活动是有益的，无论是作为青少年还是作为成年人。”

翻译：刘晨晨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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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耶稣道成肉身是成为人，而不是成为超级英雄

A. J. Swoboda and Nijay K. Gupta

祂也有怀疑及受试探的时刻，使我们在经历这些时刻的时候能跟随祂。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在许多儿童版本的《圣经》中，神子就像超人一样能及时出现拯救世界。这些对基督宛如神话般的描述中，耶稣总是能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祂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敌人，却似乎同时回避了耶稣与一般人一样是实实在在有血肉之躯的事实。

但这样的叙事是否遗漏了什么？

虽然这些改编过的故事在睡前亲子时光读起来很有趣，但它们并没有反映出福音书试图讲述的完整故事。耶稣来到世上不仅仅是为了替我们的罪而死。也不是来炫耀祂神奇的超能力和属天的智慧。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上帝道成肉身的事实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换句话说，祂凡事与我们一样，以肉身经历过软弱的凡人的生活。

是的，耶稣可能有软弱。祂在婴儿时期需有母乳喂养。祂也要学如何走路。而且弥赛亚在尴尬的青少年时期，也经历过青春期。为什么耶稣需要经历这一切呢？祂这样做是为了藉著成为人类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正如第二世纪的神学家爱任纽 (Irenaeus)的名言所说，“祂成为人类的样式，使我们能成为祂的样式”。耶稣来到我们的世界，为我们带来祂的神性，这包括了对父神至深的信任及信心；而祂从我们的人性中得到的一部分则是我们怀疑的天性－祂确实曾质疑过天父。

怀疑是人类经验真实的一部分。耶稣全心委身成为完全的人，甚至祂愿意承担人类怀疑的特性。

韧性及决心

《新约圣经》在耶稣的人性上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福音书中，耶稣进入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祂在旷野必须和魔鬼的话搏斗：“你若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4：3）。这些话在耶稣的脑海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人们不禁要问，在耶稣因为布道的事工经历失去及痛苦时，这些怀疑是否会像录音带一样在祂的头脑里反复播放。

我们从这段故事学到的是，真实肉身的耶稣会受到诱惑 — 但是祂没有犯罪。事实上，受到诱惑本身并不是一种罪。我们也看到，肉身的耶稣面对的是对自己身份的疑惑。但听见甚至发出这些疑惑并不等同于屈服于它们的压力。在那次试探故事的结尾，我们见证了耶稣的韧性及决心。不久后，有天使来伺候祂。也许他们给耶稣食物和饮料，让祂的身体恢复活力，但也有可能，耶稣当下也很需要父神仍与祂同在的属灵保证。耶稣虽通过了考验，但祂的信心可能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同样的，在《马太福音》26章36-46节，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祂很孤单。祂的门徒都睡着了。而祂知道自己即将面临在世旅程的最后考验。耶稣做了什么？祂开始有点退缩。“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当然，过了一会儿，祂摆脱内心的惧怕，并宣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39节）。但这并不是信心取代了质疑；而是即使质疑，仍然抱持信心往前行。耶稣并不想喝下那杯苦难，但祂还是接受了。

就在那刻，耶稣体现了如两个儿子的比喻（太21:28-31）中大儿子的表现。当父亲叫大儿子去做需要完成的工作时，他先是拒绝，之后却改变主意把工作完成（29节）。而小儿子起初虽说好要去做，后来却没去做。也许当初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后，问门徒的那个问题 —“这两个儿子，是那一个遵行父命呢？”（31节）— 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一刻，也浮现在祂的脑海中，让祂清楚祂该走的路。

耶稣当下跟据祂内心真实的渴望向父神祷告，但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在这里。正如鲁益师（C. S. Lewis）在一篇关于祷告的文章中所说：“我必须经常庆幸我自己过去的某些祷告没有被神答应。”我们也可以如此形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如果那个苦杯真的被挪去了，我们至今仍然与神隔离。在神智慧的恩典中，祂能使用一个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来拯救这世界。

之后，在耶稣受难期间，祂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哭喊。在后人所谓的 “失职的控告 (The Cry of Dereliction)” 中，耶稣大声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在那一刻，耶稣没有以 “阿爸、父神” 来呼唤。祂不觉得自己是如超级英雄般的神子。祂只身一人，被全人类的罪孽压垮，在怀疑中窒息。天堂没有回应祂，没有鸽子降临，也没有号角声－只有沉默，而血液不断地从祂仍然温暖的身体中流失。

耶稣的质疑是否使上帝神圣的救赎计划受到威胁？当然没有。事实上，祂的质疑是个重要的因素。身为一个真实的凡人— 虽然比凡人多一点能力，但在人性上没有一处不像人类 — 的凡人耶稣，因为和我们一样会有怀疑及问题，使祂能在黑暗中牵引着我们的手。福音书所描绘的耶稣并不是靠着远避祂内心的怀疑来拯救我们，而是教导我们在信心及怀疑中信靠上帝而得以被拯救。

信实地质疑

为什么在信心及疑虑中信靠上帝对现今的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世代充满质疑的混乱及挑战传统的解构论 (deconstructionism)。在后基督教时代 (post-Christian) 的西方，福音的主张及坚持受到严峻的挑战。但难道疑虑就是信心的终点吗？疑虑是信心的敌人吗？对许多耶稣的信徒来说，他们迫切需要知道自己的疑虑不是被仇敌影响的结果，而是反映了耶稣的人性。如果连耶稣都会有疑虑，我们难道不能在祂的疑虑中更加紧紧地跟随祂吗？

这告诉了我们一个重点：疑虑（就如试探）本身不是罪。《圣经》告诉我们，疑虑可以是危险的。有明确的经文警告过疑虑的结果（太14:31；21:21；可11:23；雅各书1:5-8）。但也有同样明确的经文提到，有过质疑的经历的人可以（且应该）是受到基督徒群体接纳的一份子（约翰福音20：24-29，太28：17）。事实上，《犹大书》也提到 “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第22节），这意味着我们的群体里总是存在质疑者。

几年前，我读到关于一位知名的神学家的故事。神学家透露，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的哭求 — 那个失职的控告 (The Cry of Dereliction) — 正是他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他认为一个能说出自己的质疑的神，是个值得追随的神。

我们有没有可能真的跟随一位没有经历过凡人都有的疑虑的经历的人呢？我认为不可能。因为耶稣经历过真实的人性－因为耶稣 “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祂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跟随祂的榜样。

耶稣受到试探，但祂并没有犯罪。因此试探不能被等同为犯罪。同样的，耶稣也质疑过。但祂没有向不信的心屈服，也没有放弃神。所以质疑也不能被等同为犯罪。

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耶稣的爱、恩典和信实所拯救。这是福音书的重点，是《新约圣经》的主题，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不是神－道成肉身成为超级英雄。祂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不是为了让我们为疑虑的心感到羞耻，而是为了教我们如何适当地质疑、忠实地质疑。因此，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因着祂是位会质疑的神，而从我们的质疑当中被祂拯救。

A. J.思渥伯达（A. J. Swoboda）在俄勒冈州尤金市布什内尔大学担任圣经、神学和世界基督教的助理教授，是《怀疑之后：如何质疑你的信仰而不失去它》的作者。尼杰·古普塔（Nijay K. Gupta）是位于伊利诺伊州莱尔市的北方神学院的新约圣经教授。他们一起共同主持信仰与疑惑（Faith and Doubt）播客节目。

翻译：江山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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