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发生以后

服事丧亲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Cottonbro Studio / Pexels

也许你从没遇过这样的事,但它肯定曾发生在别人身上。

公司秘书交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急事,打电话回家。

你感到喉咙干涩,在办公室按下电话按键。铃声才响一下,你的配偶马上接起来,他的“喂”听起来非常哀伤,似乎刚受到惊吓并哭过。

两分钟后,你挂上电话,你的手发抖着,感觉喉咙好像肿了起来。此时,你只能盯着墙壁看。你刚得知自己17岁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了。

起初你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几小时前我才见到他阿,他不可能死了!”

你告诉别人你必须马上离开时,脑子ㄧ阵晕眩。你没有多加解释,别人疑惑地看你夺门而出。你冲进车内,启动引擎,急速赶回家。

在震惊后的麻木状态下,内疚和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我真不该允许他开车、他的朋友们不该叫他自己过去、他当时不该去的⋯⋯上帝不该让这事种发生!

当你抵达医院时,你的情绪从未经历如此多变化,从内疚到无助,再到愤怒,最后转至悲痛。还有那麻木的感觉,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死了,却仍会感到疼痛。

在医院的小礼拜堂里,你问医生和警察几个问题:“是不是……车速太快了?到底怎么发生的?”

你未曾想到的是,他们的回答会让你陷入更深的黑暗中。警官低声说,“你儿子把车子撞进水泥桥墩里,他给朋友留下一张纸条,他是自杀的。”

你坐下来,这噩耗慢慢侵入你的思绪里,你完全无法相信。你的儿子不只是死了,而且还是他自己决定要死的。自杀是拒绝一个人最终极的形式: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不继续活下去,比和你一起生活更好。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下来。你充满内疚的哭着,虽然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预防这场悲剧,但你还是让儿子走上了不归路。你甚至因他选择自杀而替他感到内疚。

在那些你无法入眠的夜晚里,你被拒绝的感觉逐渐转为苦毒。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一想到要向亲戚、朋友及教会解释,你的哀伤转为羞愧。当这羞愧紧紧抓住你时,你开始感到孤单,这种孤单的感觉是如此厚重,以致于你觉得没有任何人能穿透它。

以上这个想像出来的场景只稍微揭示了自杀者的亲人所经历的情感漩涡的一小部分。因自杀而失去挚爱的人所感受到的悲痛,通常比我们多数人能想像的更可怕。

当自杀发生时,活着的亲人往往会发现,有能力或愿意帮助自己的朋友少之又少。通常会有牧师被叫去自杀现场、家里或医院安慰家属。

我第一次面对自杀者亲属的伤痛时,是警局的驻点牧师。我被请去帮助一个家庭,他们的儿子用散弹枪朝自己的头开枪。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该说什么,以及长期而言,什么样的做法对这家人而言才有帮助。

自那时起,我便有机会服事许多因自杀而陷入痛苦的家庭。根据这些经验,以及一同服事于此事工的同事的见解,我能够去装备牧师、警官、警局牧师和咨商师。我发现,虽然他们身处于极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我们仍可对这些因自杀失去挚爱的人有着极有意义的服事。

诚实面对痛苦的事实

我所学到的第一个,也或许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诚实以对。首先要向逝者的亲人直白地说出“自杀”一词,而不是委婉地说类似“不幸的事件”等词汇。

这ㄧ点不容易做到。悲伤所带来的局促不安感会让我们不想面对真相。那些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人,都不想面对“挚爱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痛苦的事实。但不去面对,只会让人更难从悲伤中恢复。

克拉拉曾试图隐藏真相。她的丈夫在她年轻时,死于一起悲惨的“意外事故”。在她所住的小镇,每个人都知道她和吉姆的婚姻有些问题,而且吉姆一直深陷于忧郁症。

当警方和她解释意外现场时,克拉拉已怀疑吉姆是自杀的。她听到有人根据验尸官的调查结果在背后说着残酷的谣言。她知道镇上有许多人说吉姆是自杀的,只因验尸官是他们的老友,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才判定为意外死亡。事实上,谣言是对的。

多年后,当她儿子到了会质问父亲死因的年纪时,克拉拉被迫面对事实:吉姆是自杀的。这个事实带来的震惊和羞愧远远超过她所能承受。承认多年来的自我欺骗及接受丈夫自杀的事实,几乎使克拉拉情绪崩溃。当初帮她逃避事实的朋友实际上完全没有帮到忙。

没有人在面对自杀的事件时会感到自在的。但我发现,若不能诚实以对,哀痛就不会结束,医治则不会发生。

当然,坦白的说出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粗暴或不敏感地处理他人的情感。我们可以温柔、充满爱的说出事实。我们不必假装自己不害怕、不尴尬,或没有同样受伤。事实上,当我们流露出这些情感时,我们便是向丧亲者表示,他们也能放心地去感受及表达这些情绪。

接受“毫无节制”的情绪

我们千万别避开丧亲者的情绪,无论有多令人不舒服。倾听和接纳他们的感受是这个事工里很重要的一环。但要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可能跟我在马克家的经验一样难。

马克是开枪自杀的,他的家人因此对他感到极度的愤怒,其中有家人甚至希望他能再次活着,这样他们就可以杀了他!

我第一个回应是试着让他们冷静下来。 “你们不是真的想杀他吧!”,我这样说。

马克的妹妹冷漠且清晰地回答:“没错,我就是想杀了他。”当我看着这个痛苦的女人的眼睛时,我知道她是认真的。

但似乎在借着言语发泄这些情绪后,她就得到释放了。 ㄧ阵子后,她得以放下恨意,好好的面对失去亲人的感受。如果我当时地阻止她发泄任何想说的话,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我因此学到了宝贵的教训:每个人都有权力,甚至有这样的需求——去感受并表达这样激烈的感受。马克的妹妹无法阻止自己这样发泄愤怒,就如同我无法阻止一朵云飞过我的头上。她需要面对这样的愤怒,当她这样做了,她最终会能够控制她的情绪。

我们必须预备自己去倾听多种不同种的情绪。有些丧亲者感到强烈的愤怒和恨意,其他人则感到痛悔或内疚。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感到释放,甚至平静及快乐。

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应该有这些情绪,情绪已经在那里了。问题在于:这些情绪里究竟深藏着什么样的情感?最健康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当我觉得丧亲者的情绪太极端或不够深时,我会强迫自己去听他们说话,豪不打断。这能帮助他们释放、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悲伤,并为其他家庭成员设下榜样。这个榜样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愿意聆听你的任何感受,而你们也必须为彼此这样做。」

只有上帝能审判

我记得约翰这个人,他似乎尽全力在妥善处理母亲自杀的事。但是,他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因为想着母亲可能因自杀而下地狱而饱受折磨。

上帝是否已经因她自杀而定她的罪?长久以来,神学家一直都在辩论自杀者在永恒里的去处,但是,根据我对圣经的理解,我不觉得约翰有任何需要恐惧的理由。我鼓励他信靠神——那唯ㄧ有资格审判他母亲的神。当约翰开始信靠上帝时,他的注意力就从他母亲曾做过的事,转到神已为他们成就的事上。

对教会领袖来说,把审判的事交给神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常常被丧亲者视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即使家属很想知道神最后的裁决为何,但借着拒绝对自杀者的去处下判决,我们能鼓励他们去相信上帝的主权。

这并不代表我们要提供虚假的盼望。有很多悲伤的亲属来找我,向我打听某位亲人“现在是否与神在一起?”

虽然很难,但我唯一能给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即便我想赦免,而不是定罪,但审判的权柄终究不在我手上。我的角色就是提醒丧亲者,神是唯一有资格的审判官,而祂审判的依据是我们与基督的关系。

以接纳代替被拒绝的感觉

我们的生命里可能充满拒绝的不同种形式,如:无情的言词、未获得的倾听时刻、说话被打断。但没有一种拒绝比因自杀而失去亲人的人所感受到的拒绝还强烈。对他们而言,自杀的人向他们传递了“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生活”的讯息。

我有位警局牧师朋友曾会见一位年轻的妻子。她的丈夫在跟她吵架的当下自杀了。他在扣下手枪扳机前喊道:“我就做给妳看!”

这位年轻妻子受到极大的惊吓。她的丈夫几年前才宣誓要与她共度余生。她觉得丈夫是为了摆脱这个承诺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被丈夫以这种可怕又极端的方式拒绝,以至于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没有价值的人。

我的牧师朋友和她一起坐了好几个小时。隔天也打电话陪她聊天。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就会去探望她。他透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和她说:“神接纳妳”。若不是他亲自做了这些事,她可能会很难相信这句话。

要提供这种接纳的感觉可能会花不少时间,而丧亲者有时可能会太过依赖帮助者的陪伴。为了避免这类问题,主要的帮助者可以在不中断联系的前提下,介绍其他同样关心他们的人。这能让丧亲者知道其他人也接纳着他们。

不要忘了陪伴的力量

我们经常会以为在这种时刻必须对丧亲者说正确的话。但仅仅陪在他们身旁也是极有价值的事。

在我早期接到的其中一次自杀案例里,我被要求和家属坐在他们家的饭厅,警察和验尸官在屋子另一边检查现场及迁移尸体。这间房子很小,我们几乎可以听到每句话、每个声音。

我问家属是否愿意暂时离开房子,让验尸官完成工作。他们拒绝了,默默地坐着。长达10分钟之久,我试着向家属们说些有意义话,却想不出半句。所以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只跟他们一起坐着,他们同意了。

我们就这样默默坐了一个半小时以上。有时有人会移动身体的重心,我们的眼神会有所交会,好像在进行某种视讯会议那样。我在那个饭厅里有着前所未有的不舒服感,但我觉得这个家庭需要有人陪伴在那里。

验尸官和警方离开后,我又待了一个小时。在我离开前,我怀疑我们说到话的时间连15分钟都没有。

第二天,因为这个家庭没有所属的教会,我被请去主持葬礼。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和他们只有零星的接触。那段时间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觉得自己无法给他们需要的东西。我真希望当时还有别人能帮助他们。

自杀发生将近一年后,一位朋友提到,他曾见过这家庭的一位成员。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你当时做了什么,但是他们肯定是非常感谢你。”

但我当时做的只有陪伴他们。如果我当天试图与他们有些对话,也许结果就不会这么正面。这些家庭成员需要一个外面的人与他们待在一起,和他们一起感受伤痛。现在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刻意允许一段沉默的时间。事件过后,丧亲者们会和我提及那段时间的重要性。

当然,“在那陪伴”的时间要多长,端看帮助者的时间安排。我发现,在事情发生的当下,通常需要一到三个小时的陪伴,便足够表达我对这个家庭的关心。在这段时间里,除非家庭成员有所要求,否则我不会留下他们去独自面对。我知道他们不会想要我一直留在那里,但他们需要知道我不会离开他们。

引至饶恕的道路

当我和丧亲者相处时,我发现他们也许需要两种饶恕。第一种饶恕与丧亲者有关:他们本身渴望得到饶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某种程度上要为自杀事件负责任。有人会悲伤地说:“如果我更常关心他就好了”;“只要我更有爱一点,或让她见她的男友,或…”。

有时,这些“只要”足以引起极大的痛苦。例如,珍妮特的家人知道她有自杀的想法。他们不停地注意着她,每十五分钟就开车经过她家,查看她的状况。有次经过她家时,他们看到她的车子在车道上,引擎正运转着。他们观察了一下,发现珍妮特坐在车里,所有车窗都关着,但有一根吸尘器的管子接在汽车的排气管,透过后车窗向车内灌入浓烟。

因为他们及早赶到,珍妮特还没受伤。他们取下软管,把她带回她家,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应该打电话给警察,还是将珍妮特送到急诊室?珍妮特向他们保证那天晚上她不会再自杀了,她只想睡一觉。最后,家人拿走她的车钥匙和吸尘器软管,就离开了。

但珍妮特还有一组备用钥匙跟另一跟管子。次日早晨,邻居发现她在车子里,已没了气息。

珍妮特的家人知道自己作了错误的决定。当我见到他们时,他们不断提起这件事。如果我否认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也不够诚实。但我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可以原谅他们。他们需要从我的行动中看到,基督也愿意饶恕他们。然后他们需要理解如何饶恕自己。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得到饶恕,他们也慢慢的接受了饶恕。

对像珍妮特家属这样的人来说,神学性的对话并不能带来医治。但是,简单地分享基督对我们的爱,以及祂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总是恰当的。我会试着解释饶恕有其具体且实际的一面。我说:“我知道你们现在不觉得自己真的已被饶恕了,而且你们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期待。但饶恕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更像是一种行动——决定不要求别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行动。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事:不让我们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如果上帝饶恕你了,你也可以饶恕自己。”

如果一名丧亲者感受不到饶恕,他会因自己没有阻止自杀而感到愤怒。愤怒的根源在于受伤,只要他感受到这伤害,他就会对自己生气。但他不需因生气而拒绝接受饶恕。

我也许会说:“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你没必要一直惩罚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所做的事、拒绝别人给你的帮助。你有权决定,一步一步地接受上帝的饶恕,并原谅自己,从错误中学习,或许将来可以帮助别人。”一旦做到这点,丧亲者就能在哀恸这条路上自由的走下去了。

第二种饶恕,是饶恕自杀的人。

杰克在13岁那年经历到父亲最终极的拒绝:父亲自杀了。这男孩需要别人帮助他,饶恕抛下他的父亲。

无论杰克听到多少次关于父亲精神病情的解释,无论他听到多少次关于父亲所承受的压力,全都无济于事。杰克无法停止他的愤怒及怨恨。

帮助杰克的第一步,是让他看到别人已原谅他的父亲——不是一同责怪父亲的决定,而是展现饶恕的意愿。然后,帮助杰克看到,拒绝饶恕并不能伤害到他的父亲,反而是伤害他自己。

杰克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接受他父亲的不完美,但男孩最终能够原谅,并在悲痛中继续前行。

接到下一通电话时

在帮助自杀者家属的事上,没有任何方法能保证一定成功。有时我们会觉得这种事不是我们能处理的,因此需要转介。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接听下一通语无伦次的丧亲者的电话。

陪伴经历自杀事件的受难者,是一种特殊的服事机会。身为帮助者,我们对丧亲者而言很特别。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代表着神,而他们通常会认真看待我们代表神的这个身分。我们虽然不必要求自己有完美的表现,但这确实给我们机会,以基督的方式向人树立同理心及饶恕的榜样。

版权所有 © 1989,本文作者或《今日基督教》/《Leadership期刊》,点选此处以取得《Leadership期刊》的相关资讯。

翻译:荣怿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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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虽然经济不景气,福音派收到的奉献仍在增加

研究报告指出,非营利组织的奉献收入明显增加,而许多巨型教会却陷入奉献短缺的困境。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Alexander Gray / Unsplash

过去一年,虽然人们的生活成本增加了,但福音派事工机构收到的奉献同样也增加了。

福音派财务责任委员会(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ECFA)年度奉献状况报告中指出,2021 年度事工奉献增加的幅度比过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还要多。因通货膨胀和疫情流行等因素,事工领袖们都很担心事工会入不敷出,然而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却以慷慨的心来应对危机。

ECFA 调查了约 1800 个组织,他们发现,2021 年收到了超过 190 亿美元的捐款。经通膨调整后的奉献金额增加了约 3%,而过去十年的奉献平均增幅仅仅接近 2%。

ECFA 的总裁兼执行长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在报告中说:“与许多人所预期的相反,在疫情流行期间,ECFA 成员收到的奉献很充足”。他继续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ECFA 成员在面对通货膨胀和其他挑战时持续做着善工、扩展他们的事奉范围”。

虽然基督徒对福音机构的事工感到兴奋和乐观,但巨型教会面对的则是另一番风景。ECFA 调查了 87 个参与他们组织的教会。2021年,这些教会的奉献收入下降了 6.6%,和前一年比又下又降了 1.1%。

ECFA 副总裁杰克‧莱普(Jake Lapp)主要负责成员机构的财务状况,他将奉献收入下降的原因归咎于 COVID-19 的流行。一些教会回报其聚会出席率依旧只达到疫情流行前的一半。

莱普说:“较大的影响因素是教会前一年无法有实体聚会,或是得限制实体聚会的人数。而会众回来实体聚会的速度非常缓慢”。

研究显示,并非所有教会的奉献收入都受到相同程度的打击。年度预算超过 2000 万美元的教会奉献收入只下降了约 2.5%,年度预算低于 200 万美元的教会献收入则下降了 8%。受影响最严重的为每周主日有约四千至八千人出席的巨型教会。

根据另一项 ECFA 的研究,有接近 10% 的新教徒于巨型教会聚会,但在美国大约三十二万个新教教会中,这些巨型教会只占不到 1%。(ECFA 的奉献调查并未包含小型教会。)

考量到严峻的经济情况,以及许多教会正面临历史性的低出席率等挑战,奉献收入的下降并不令人意外。但另一方面,近 80% 的非营利事工收到的奉献有所增长,这一点意义非凡。

莱普说:“这是个令人惊叹的消息,虽然 2021 年底通货膨胀创下了纪录,并且在经济依旧不稳定的情况下,捐赠人还是非常地慷慨”。

其中一些增加的奉献收入被直接用于帮助正经历经济困难的人。报告中所调查的每一个孤儿事工收到的奉献都有增加,93% 关怀街友的事工也是如此。

因有许多福音派信徒支持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每十个关怀未婚妈妈的福音机构就有近八个 2021年收到的捐赠金额增加。反人口贩卖的事工收入增加 29%;美国基础教育(K–12 education)收到的捐赠上升了 18%;为教会植堂的奉献也增加了 12%。

根据美国捐赠基金会(Giving USA)的资料,平均每一个美国人对位于美国的慈善机搆的捐赠只增加了 0.2%。

有两类福音事工今年收到的捐赠有所下降:戒酒戒毒康复中心的捐款下降了 2.7%;学青事工的捐款则下降了 2.9%。

ECFA的年度奉献状况报告根据成员机构于2021年收到的现金奉献,其中包括加密货币和股票期权(Stock Options)。调查范围不包括非财务性捐赠,如志工参与的形式或其他奉献的形式(例如学费或课程费用)。

报告中记录, 2021 年被迫动用备用金的事工数量有所上升。在疫情流行的第一年,每四个受访的 ECFA 事工中,只有一个表示他们不得不动用存款。而去年每三个事工中就有一个不得不动用备用金。不过只有极少数的事工表示已用尽所有存款。

然而对福音派非营利组织来说,整体的趋势是好的。

莱普说:“在过去五年的历史中,有三年 ECFA 的成员收到的现金捐赠超越全国慈善机搆所收到的总额”。

将2022年所收到的数据一起来看,这股趋势似乎会持续下去。有近一半的 ECFA 组织成员表示,今年迄今为止的奉献收入已经比去年同时期还要多。

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资料,目前的年通膨率约为 8%。在 ECFA 组织成员中,2023 年度加薪计划的中位数是 5%。

翻译:思慕

校阅: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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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教会内因政治起冲突的三个原则

当我们理解公共政治的参与有其限制性,不该成为我们道德认同的来源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跨越党派之间的隔阂。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每个选举季节来临前,有些基督徒会提醒我们“耶稣不是共和党支持者或民主党支持者”。

但同样在每场选举来临前,其他基督徒则会跟我们说“投给支持堕胎的候选人是错的”或“基督徒应该只投给那些会为种族正义奋斗的候选人”。

由于选票背后的问题涵盖严肃的道德意义,涉及——人的生命、宗教自由、婚姻、经济、种族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医疗照顾——上帝肯定会在乎我们是如何投下这一票的。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基督徒无法在“投给谁”的问题上达到共识,即使是在与圣经教导有关的议题上。

一些基督徒自豪地戴着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共和党口号)帽子,摇著特朗普的旗子,在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来访他们的教会时为他们欢呼。这类行为背后部分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共和党是唯一会阻止堕胎法案,或捍卫保守派基督徒的权益,让他们能安全地根据基督信仰对性道德(sexual ethics)相关议题表达自己看法的政党。

其他基督徒则撰写社论,认为支持特朗普等同于放弃福音派价值观,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和言论(其他共和党政治人物也有同感)与《圣经》中关于爱陌生人、关心穷人或将他人视为神的形象来相待的教导不相符。

那么,基督徒该如何与在政治上跟自己意见相左的其他基督徒相处?我们是否有办法在福音里找到共同点,同时对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保持开放的态度?

这是有可能的。但这种作法需要我们超越一种普遍存在于美国基督徒之间的错误想法:我们是否是个道德的人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所投下的政党)。

一项2020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他们的孩子跟一个支持别的政党的人结婚,有38%的美国人会“很苦恼”。一个问卷参与者解释 “这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了。这是严重的道德鸿沟。” 这份问卷于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袭击、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案,以及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违法法案)的裁决之前所进行——而这几个后来发生的事件都使各党派在道德议题上的分歧更加剧烈。

耶稣的追随者致力于反对罪恶及寻求公义,也因如此,若有人说 “我们应该谨慎地将我们的政治选择视为决定我们是否道德的根本因素” 则有悖常理。因为,正是因着我们所信仰的基督教,我们知道属世的政治本身的道德局限性。

我们确实应该利用政治来追求公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必须认知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的可错性。当我们和其他与我们做出不同政治选择的基督徒打交道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不要把自己的政治选择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换句话说,正如迈克尔·韦尔(Michael Wear)在本刊近期一篇文章所说,我们必须避免 “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

(编按: “政治宗派主义” 意指两个意见相歧的群体不再关注思想上的优劣,将对方妖魔化及自我道德化,且充满厌恨情绪)。

理论上而言,若我们认知到三个关键原则时,我们就能跟与我们政治观点相反的基督徒维持良好的关系:

1. 两个主要的政党都反映了部分的基督教原则,但同时也都将这些原则与对圣经真理的扭曲解释混淆在一起。

由于美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受到了大量信奉圣经的基督徒的影响。目前,这两个政党都有曾被按牧过的基督徒党员在美国国会任职。这两个党的政纲都能反映出数十年来基督徒参与其中的痕迹。

民主党对贫困、种族正义、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的关注不仅得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黑人和西班牙裔新教徒及来自其他族裔的福音派的支持。

民主党的信念深深地被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所塑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0年代开展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 )正是由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派基督徒草拟。该党对公民权利的拥护及提倡从未远离对黑人教会的关心。

尽管民主党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与性及堕胎有关的议题上——与神学上正统的基督徒的立场大不相同,但该党对平等和多样性的支持确实植根于深受20世纪末自由派新教徒欢迎的基督教普世愿景。

同样地,共和党也深受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影响。共和党2016年发布的党纲里提及上帝多达15次,并支持宗教自由、保护未出生的婴儿及婚姻的重要性等原则。

共和党自美国内战前成立至今,一直是守护主流新教教派道德理念的堡垒。但在20世纪末,它也成为充满白人保守派基督徒的政党,这些人深受该政党在公共生活领域里对堕胎、性及宗教议题中的保守立场所吸引。

因此,该党的一些党纲声明似乎是直接取自保守派基督徒学者的作品。例如,有条纲领宣称,“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在身体和情感上更健康,更可能在学校有良好的表现,不太可能使用毒品和酒精、参与犯罪或婚外怀孕。”

但是,若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由基督教原则所塑造,他们同时也都扭曲了基督教的真理,意思就是,狂热的党派信徒极有可能将异端教导与基督教教义混淆。

例如,民主党对多元化和平等的强烈支持,导致该党对堕胎权、同性婚姻和其他LGBTQ权利的强烈肯定,这与历史上的基督教正统观念不符合。

共和党在援引上帝之名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关于提升美国军事力量、美国特例主义(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枪支权,以及将有利于增长(而不是进步)的税收制度道德化⋯等,其他基督徒也对这些政策表示异议。

认识到每个政党在某种程度上同时认可基督教原则及异端想法,应该能让基督徒有接纳支持不同政党的其他基督徒的能力。

身为一名美国基督徒,我知道我支持的政党有很大的缺陷,我也知道另一个政党包含一些基督教真理的元素。因此,我很高兴能见到其他基督徒去接触另一个政党,或者更好的是,去挑战这两个政党去更充分地反映公义的原则。

2. 基督徒政治分歧的主因往往来自于不同的策略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则。

即使我们为了一个跟道德原则有关的的政治问题争论,我们在道德上的坚持虽然很明确,但对于何项政策才能达到这个道德目地则无法那么确定。

例如,也许基督徒都同意堕胎是错的,但对于哪些政策最有可能拯救未出生的生命却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拯救未出生的婴儿意味着投票给那些会将堕胎订为非法的政治人物。另一派人则认为,拯救未出生的婴儿意味着投票给那些会制定扩大产妇健保政策及更好的产假政策的政治人物。

当我们意识到许多的分歧是来自于不同政策理念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则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好地聆听那些跟我们有不同政策选择的基督徒,更好地意识到他们可能同样是正统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关注潜在的道德问题。

如果某方面来说,在堕胎议题上的辩论是如此,那其他任何与道德原则相关的政治辩论也同样如此。尊敬地善待移民、追求种族正义、在乎上帝的创造物(环境)、支持婚姻、减轻贫困和寻求和平的要求⋯等,都是基督教伦理中不可抹灭的原则。但是,对于如何将这些任务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信徒们之间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

虽然基督教神学启示我们能努力将一些上帝国度里的目标带入当代社会里,但我们同时需要查考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以找出如何能更好的实现这些目标。即便如此,我们所得出的答案可能更常是取决于我们自身成长文化的滤镜,这一点是我们所不愿承认的。

3.任何透过立法使社会变得更有道德的尝试都无可避免地带有选择性和不完整性,且可能产生混合的结果。

美国有哪个主要政党致力于解决离婚、赌博成瘾、婚姻不忠和酗酒等问题?哪个政党会做最多的努力来保护穷人不被预支薪水所生的利息剥削?有哪个党致力于消灭情色产业?

如果在这个选举季,你还没有看到任何涉及以上这些问题的政治广告,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的党派政治中有道德选择性的最佳证明。这同时也是个迹象,表明政治无可避免会有的局限性。几代之前的美国基督徒在政治运动上对于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却没有取得多少持久性的成功。

因此,今天的政治人物们不会再过多地谈论这些议题——但当然,基督徒应该要关心政府是否与这些邪恶现象及其他形式的邪恶对抗。当我们越是拓宽自己的视野,了解如何在这个世界追求上帝的公义,我们就越不可能以政党政策这种非常有限和不完美的手段来作为我们衡量他人道德与否的标准。

将上帝国度的光带入我们的社会的任务比党派自身的议程要弘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该把上帝的国度与政党政治混为一谈。政治选择当然重要,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信实的基督徒来说,其中的意义更多的是智慧和策略上的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

对于想要实践特定的目标而言,政党是个非常不完美但有效的工具,但一旦我们把它们当作我们道德认同感的来源时,它们就成了可怕的偶像。

在这个选举季节,让我们好好使用上帝赐予我们的选举工具,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接纳那些碰巧与我们做出不同政治选择的基督徒姐妹或弟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另一位基督徒可能跟我们有同样的道德关切,只是对于如何能实践这样的目标有不同的想法。

丹尼尔-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是《未出生婴儿的捍卫者》的作者。

《Speaking Out》是本刊的特邀意见专栏(与社论不同),不代表本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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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为这暴力世界的祷告

在这饱受苦难的时代里,我们能如何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身为育有两位小学儿童的父亲,当我听到离我家仅三小时车程的德州奥斯丁尤瓦尔迪市(Uvalde)于5月24日发生的重大枪击案,造成19名儿童和2名教师死亡的消息时,我十分的震惊。

案发隔天一早,我开车送女儿去上学,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预测性,我发现自己变得极其惧怕,而且越来越愤怒。

仅仅在10天之前,一个满怀种族主义的18岁男子身穿防弹衣、手中挥舞着高弹匣容量的步枪,在水牛城(Buffalo)一家超市开枪打死10人,弄伤3人。这13名受害者中就有11名是黑人。

在纽约州北部的顶级友好超市(Tops Friendly Markets)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的一天后,一名枪手进入加州拉古纳伍兹(Laguna Woods)日内瓦长老教会(Geneva Presbyterian Church)开枪打死一人,伤及五人。案发当时,一群会友正在举行午餐会,欢送一位曾在此牧会的台湾籍牧师。

在全球疫情流行的背景下发生了种种事件,如国家轰炸国家、教派秘密保存一份有滥权纪录的牧师名单、某个人因肤色而被直接推论为罪犯、基督徒因信仰受到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残酷地驱离自己的家乡等等。

一想到这些暴力事件,人们往往有麻痹自己感知的试探,或是陷入绝望里。我们可能会说:“全世界都一样惨。”虽希望世界会有所不同,但同时感到无能为力,无法带来改变。此时,我们也许会忙碌于工作来转移注意力,或寻找种种看似属灵的陈腔滥调,以慰藉痛苦的心,如:“放手让神做事!”、“神的作为深奥难料”、“天堂才是我们真正的家”。

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暴力,并且圣经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的暴力,或只用简单的神学口号敷衍过去。圣经要求我们共同正视我们的世界,并在必要时向神大声呼喊我们的愤怒。圣经邀请我们向神发怒,因为祂能处理我们所有苦毒愤怒的泪水和诅咒。我们必须大声说出这些话,这样暴力所带来的混乱就不至于在我们心中扎根。

如同在我关于诗篇的里所描述的,在《诗篇集》(Psalter)这部以色列官方的敬拜合辑里,没有任何一个信实的祷文会轻轻放过这世界的邪恶;没有一个真实的信仰会无视于罪的毁灭力量;也没有任何真正的见证会对这世界的暴力视而不见。正因如此,我们会在现今所处的情况下求助诗篇,因为诗篇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充斥着暴力的世界里,我们能如何祷告——更甚是——我们应该如何祷告。

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依旧存在:活在暴力余波后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祷告?我们的口能发出什么样的哀歌,让这看来毫无意义的一切能有点意义?当被仇恨腐蚀的力量让邻舍失去理智的杀害邻舍时,神的所有子民还能对什么样的事异口同声地说“阿门”?在这样的时刻里,疲惫又沮丧的人要向神说什么呢?

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但在过去几年中,我尝试以祷词集的形式,透过文字来回应这些问题——盼望这些文字对于面对着不同形式的暴力的人而言是实用的,并且能安慰他们的心。

愿怜悯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愤怒时的祷告:

圣洁的神啊,祢的怒气有医治的大能; 公义的弥赛亚啊,祢的义怒战胜了邪恶; 圣善的灵啊,祢保守我们不致毁于自己的怒气中: 求祢接受我们受伤的心灵; 除去我们怒火中的言语; 保护我们不受报复他人的试探。 愿我们出于公义的愤怒,能在这破碎的世界里成为呼求正义的力量, 并在我们的邻舍和家庭中修补破裂的关系。 为了神,也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如此祈求。 阿们!

重大枪击案后的祷告:

主啊!祢恨恶流无辜人血的手,求祢不要掩耳不听我们痛苦的哀求,求祢不要在苦难的日子离弃我们。雅各的神啊!求祢倾听我们愤怒的言词,留心听我们因不公义所发出的怒气,与我们在卑微绝望之处相会。主啊,求祢醒来!求祢兴起!求祢为自己的名的缘故,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如此祷告,为的是见证祢拯救和医治的大能。我们如此祈求,乃是奉我们的山寨和避难所的名。阿们。

悲伤痛心时的祈祷:

怜悯的神啊,祢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祢拯救受压迫的人,侧耳而倾听穷乏人的祈求、医治伤心的人。求祢垂听我们的祷告,求祢止息我们的痛苦,使我们的性命得以存活。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今日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那多受苦难、饱经忧伤的耶稣,奉祂的名如此祷告。阿们!

战争时祈求和平的祷告:

主啊!祢是唯一真正的王,我们求祢怜悯今日受到战火蹂躏的人民。止住争战斗殴者的喧嚣,驱赶好流人血的人,折弓断枪,怜悯脆弱的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恢复真正的和平及正义。奉和平之君的名祷告。阿们!

抵挡好流人血的祷告:

主啊!祢憎恨那好流人血的,责备凶残杀戮的人,我们求祢折断残暴的刀剑,好让我们在正午的光明中,见证祢是正义的神、公义的主。奉基督我王之名祷告。阿们!

回应死亡的祷告:

受难的基督啊!祢曾行过死阴幽谷,吞下死亡苦果、尝其苦味,但在永恒中战胜死亡。我们求祢使我们免于死亡的恐惧。当死亡让我们失去所爱之人时,求祢安慰我们,好让我们的心现在就充满祢复活的生命。我们奉那复活及生命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为警务人员的祷告:

哦,主啊,祢喜爱公义及正义,今天,我们为所有警务人员祷告,求祢在他们执行勤务时,成为他们的帮助和祝福;求祢加添他们力量,让他们能保护弱小者、为受压迫者伸张正义、为我们的社区服务,维系城市的平安,使他们成为祢维持世上正义的使者。我们奉万王之王的名祷告。阿们!

为我们的仇敌祷告:

主啊!祢要求我们去做那不可能的事——祝福我们的敌人、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爱那计谋陷害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求祢在我们心里成就这件不可能的事:帮助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如同祢爱他们一样,让我们记得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但、死亡及邪恶的灵。求祢的灵在我们敌人之中施行神迹,以祢至高主权,约束这世界里的邪恶势力。我们奉那位在祂无难事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为邻舍关系祷告:

主啊!祢命令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仇敌,因此,我们求祢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将邻舍转为仇敌,不至憎恶、羞辱和诅咒他们。求祢赐给我们耶稣的心肠,好让我们爱自己的邻舍,如同祢爱他们一样。我们奉那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为怜爱受伤的邻舍的祷告:

哦,主啊,祢的眼目不转离世人的痛苦,我们求祢睁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邻舍的痛苦,并借着恩典,使用我们成为耶稣医治及与他们同在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现在就燃起对邻舍的爱。奉怜悯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成为爱好公义之民的祷告:

主啊!祢恨恶两样的法码及诡诈的天平,愿我们视世上所有的不公义为对祢的公义的挑战,让我们成为配得祢公义国度的使者,及热切深爱基督真理的人。我们奉那释放受压迫者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为疲于追求正义的人的祷告:

神啊!祢的眼目鉴察人心,我向祢坦诚,我厌恶那些用言语霸凌人的人、那些以为自己在暗处做的事不会被人发现的人、那些自以为被这世界拒绝的人。我很生气、害怕,也厌倦于做对的事。求祢坚固我的心,使我不致失去盼望。我奉那位好牧者、公义的审判官的名祷告。阿们!

为自己心口不一的罪祷告:

主啊!祢曾被同一群人用嘴巴敬拜及嘲讽,求祢怜悯我,赦免我嘴唇油滑、心口不一的罪:我一边承认己罪,却又隐藏另一罪;我用舌头颂赞神,又用舌头咒诅我的邻舍;我向众人展现笑容,私下却怒不可遏;我爱神跟爱玛门一样多⋯⋯还有其他种种的罪。求祢赐下恩典,使我有正直诚实的灵——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奉那永远真实之主的名祷告。阿们!

求神和平之国到来的祷告:

主啊!祢在东方博士造访之日,向世界宣告祢的到来。求祢今日向世界显明祢才是唯一的君王,祢拒绝以世上的暴力来成就我们引颈盼望的和平。使我们坚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点做祢和平国度的事工。奉我们救赎主和君王的名祷告。阿们!

向和平之君表示忠心的祷告:

主啊!唯独祢配得我们献上完全的忠心。今日,我们要向神的羔羊,以及那“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国度宣誓效忠。神啊!祢是仆人样貌的王、和平之君,在祢圣洁的国度里,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及公义。我们奉神圣三一神的名祷告,阿们。

大卫‧泰勒(W. David O. Taylor)是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神学和文化副教授。他着有《敞开无惧:诗篇生命指南》(Open and Unafraid: The Psalms as a Guide to Life)和随附的诗篇插画祈祷卡。

翻译:荣怿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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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街道上,十字架闪闪发亮

在一个充满政治动荡的时期,基督教海报在中国街上大胆地宣扬关于救赎、自由及盼望的信息。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s: Unsplash / Posters 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在192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的街头出现了数百万张基督教海报。

海报里的信息挑战、扭转并颠覆原本广传于人民之间的政治信息,大胆地描绘了国家得到救赎的另一种可能性。

中国的基督徒艺术家用他们熟悉的技术和符号来宣扬: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都会比基督的国度更早消逝。

基督徒利用当时常见的宣传符号,如钟表、面具,或道路及洪水,将人们指向耶稣基督 — 能真正救赎中国的唯一希望。

嘹亮的号角声

1927年,中国国民党因推翻满清、一路扫荡而取得了政权,在一队队特别会制作政治手册的助手帮助下,轰隆隆地北上进入北京。他们的领袖蒋介石及他的副手们更喜欢使用海报及传单,而不是子弹和炸弹。他们在全国各处张贴关于国民党如何从灾难和剥削中解放中国的海报。国民党想要赢得国民的心,而不仅仅只是用武力让他们屈服。

中国宗教手册协会(R.T.S.)是基督教文学及福音小册子的主要生产者,其总书记J·西德尼·赫普斯(J.Sidney Helps)惊讶地看着国民党的革命透过 “使用我们(传教)的方式,且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 来实现其政治目的。

他总结说:是政治宣传的方式确立了中原王朝的新主人。那么,基督徒难道不能用同样的策略来开拓上帝的国度吗?

就在这年,赫普斯向中国基督徒们提出挑战:“起来,宣传你们的王和主人”。

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出版社听到了他的呼吁。

数以百万计的新教宣传海报进入中国市场。这些色彩鲜艳的大海报(109厘米×76厘米)印制在最便宜的纸上,透过米浆和扫把被贴在墙上,短暂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然后就被雨水冲走,或被其他更近期的公告覆蓋。

这些 “无声的布道家” 充斥在中国城市的繁忙街道上,也出现在农村的茶室和寺庙的门上。

被基督释放

在1927年蒋介石上台期间,中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NCC)制作了基督教宣传海报,发送给中国所有新教教会中约三分之一的教会,这些教会属于该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Eradicate Warlords and Unite Guangdong,” unknown artist, c. 1926.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ociety of Chinese Youth and Military.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Eradicate Warlords and Unite Guangdong,” unknown artist, c. 1926.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ociety of Chinese Youth and Military.
“Preach Christ, Reform China,” unknown artist, 1927.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Preach Christ, Reform China,” unknown artist, 1927.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这些基督教海报每100张为一捆,以争取民心为目标开展了自己的福音运动。它们不是用于主日学,也不是用来装饰教会。每张海报的底部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请挂在公共场所”。

NCC的海报修改了国民党的形象,让根除邪恶和腐败的不再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是耶稣和祂的宣教士部队

是基督,而不是蒋介石,才是将中国从外国侵略、无知、阶级差异及迷信中解放出来的人。

看哪!现在是救赎的时刻

在中国街上其他类型的基督徒海报则表达了一股深深的急迫感。

“Decision Time,” artist and date unknown. Published by the Jiangxi China Inland Mission Bible School.Courtesy of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Decision Time,” artist and date unknown. Published by the Jiangxi China Inland Mission Bible School.

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得破碎。整整70年,每一次抵抗的努力都失败了。如果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去努力 — 同样的政治解决方式、军事策略或经济调整 — 或甚至坚持同样的宗教传统或遵循同样的道德规则,等同于再次投降。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历史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中国不改变,中国可能甚至不会再存在。

做决定的时刻到了”,一张在十字架上挂上时钟的海报点亮了这个信息。时钟上的文字不仅清晰 —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了” — 而且其意像也令人震撼。

在中国,时钟与死亡有意义上的连结,而这张海报特别强调了时间的敏感性:除非立即有所改变,否则末日就在这里。

不再犯罪

中国街上的基督教海报很吸引人的注意力。海报试图说服观众认知到自己在道德和灵性上的危机,但更是传达出 “除了个人的救赎外,他们还面临更多的危机” 等信息。

这些海报以微妙但清晰的方式提及中国正面临的绝望处境。乍看之下,“罪是人的敌人”这幅海报画著的似乎是针对个人的陋习 -酒精、鸦片、卖淫和赌博…等等。

Chow Chih Chen, “Sin the Enemy of Man,”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Chow Chih Chen, “Sin the Enemy of Man,”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然而,当时海报的目标受众会意识到,被这些罪恶所困的不仅仅是一个容易犯罪的人,而更是整个中国的隐喻。

这幅海报背景里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他穿着绿色的衬衫,拿着长矛顶着地上那个可怜人的脖子。从1920年代开始,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发的图像在中国流传着,描绘的正是这种蒙面人。(国民党并不是唯一一个相信海报有深远影响力的政治群体)。他们持续宣扬一条明确的信息:西方人,尤其是宣教士,总是把自己装得像“文明”的人类,但他们实际上是“怪兽”。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就是:西方宣教士特别的阴险,他们的背叛隐藏在高尚的理想背后。表面上透过教育、农业现代化和医药来援助中国,实际上是一种伎俩,是文化帝国主义和经济剥削的幌子。

根据共产党的宣传,民族救亡始于人民认识到隐藏在面具背后的外国侵略的事实,并协力将这种“邪恶”的势力从国内驱逐出去。

创作《人类的敌人:罪》的伦敦基督圣教书会(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艺术家周志晨(Chow Chih Chen)对共产党这种概念作出了回应。他用海报中的画来寓言中国目前的状况。

周志晨利用蒙面人这一标志性的线索帮助观众认识到他的海报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道德缺陷。在他的画中,整个国家都被许多人认为是无害的休闲活动和各种娱乐活动所束缚和迷惑。在其享乐主义的白日梦里,中国失去了抵抗那些把致命的长矛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外国势力的能力。

这张海报向中国发出了来自圣经且与地缘政治有关的信息:“罪的代价是死亡”。

对于那些看得懂的人来说,国家的救赎并不在于现代化、共产主义革命或国民党的军事力量。

在中国,必须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出现。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无助的俘虏,是外国势力能轻易消灭的猎物。海报敦促道:“这个国家必须现在就求助于耶稣,因为只有祂能打破一直以来奴役著这个国家的束缚”。

两条不同的路

很少有东西能像海报上画的“两条不同的路”那样传达出改变方向的必要性。

这是1920和30年代政治宣传活动常用的图像,目的是简化人的选择性。例如这张出现在《申报》上的漫画,把人们放在一个十字路口。

左边是一条标有“敌国产品”的路,上面的标志说明购买进口产品 — 即使更便宜- 却是直接通往让中国崩溃的道路。右边是一条名为“民族产品”的道路,上面的标志指向“民族生存”。

一切都取决于人的选择。该走哪条路呢?

基督教的海报则稍微改变了这个场景。人们很少准确地站在十字路口。相反,他们往往是漫不经心地走过岔路口,继续朝自己的方向走。海报告诫著:如果人们对周围的迹象没有时时保持警惕,将会有灾难性的结果。

你们这瞎眼的看吧!”画著一个佛教僧侣、一个农民和一个学者(中国社会的浓缩面)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走着。他们离掉下悬崖只有半步之遥,如标语所警告的,他们即将坠入“永恒的死亡”。

“Look, You Blind!,” unknown artist, date, and publisher.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Look, You Blind!,” unknown artist, date, and publisher.

然而即使是在这最后的关头,也不会为时过晚。如果人们能注意到路旁的警示迹象,结果也许会大不同。在别处有着另一条道路 - 一条通往永恒奖赏的上升之路。所有寻找救赎的人只需要转个弯,荣耀的冠冕就会属于他们。

拯救生命的十字架

有不少基督教海报警告著:中国和其人民正处于灾难的边缘,他们的脚在深渊的边缘徘徊。

但其他海报则走得更远一步。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已度过关键时刻,不需要做出选择。相反的是,他们需要被拯救。

在1920年代,一场旱灾将2000-3000万中国人推向了饥荒,并夺去了50万人的生命。十年后,洪水使5200万人流离失所,吞噬了200万人的生命。

在这些灾难事件之间,中国经历了近十次内战,在破坏性的经济制裁下萎靡不振、被世界性的大萧条所吞噬,只能无助地看着日本吞并满洲。

接下来的几十年可说是更糟糕,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将地区冲突上升至全国性的战争,再将全国性的战争变成了世界性的战争。

在基督教海报宣传的全盛时期,中国是一个在深渊边缘摇摇欲坠的国家。

“The Horrible Pit,” unknown artist, 1929.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The Horrible Pit,” unknown artist, 1929.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也难怪观众们觉得他们需要一些能支撑他们的东西。

一次又一次,基督教宣传海报具体地像人们提供这种盼望及保证。耶稣的十字架成为在一个危险和毁灭性的世界中唯一坚定的锚救生筏。吉祥的红色不仅向观众承诺了新的开始,也承诺将赐下祝福。只要他们紧紧抓住十字架,他们的厄运和中国的崩溃就会被扭转。

永恒的真理

无论20世纪初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危机是否容易解决,基督教海报让我们看到中国基督徒对其信仰所持有的信心,以及他们如何努力使基督信仰对其同胞有吸引力。

Chow Chih Chen, “The Life Saver,”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Chow Chih Chen, “The Life Saver,”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ccposters.com收集的数百张海报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如何在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宣传时,精心制作自己的民族救赎信息。新教徒相信基督能改变中国,他们以各种方式描述祂奇妙的救赎行为。

因此,当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时,毁掉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海报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今,波士顿大学全球基督教及宣教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 at Boston University)正在收集由宣教士和难民带来的幸存海报。这些海报揭示了当年中国基督徒争夺其国家灵魂的一些创意方式。

达里尔·爱尔兰(Daryl Ireland )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的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拯救的愿景:革命时期的中国基督徒海报》的编辑。

本文章的前一版本发表于ChinaSource

翻译: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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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深知被背叛的感觉

在十字架的呼召中学习基督的榜样。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s: Getty / Ilbusca / Max Dannenbaum / Stringer / Wikimedia Commons

在我刚开始服事的初期,一位年长的牧师和我分享,她曾暂停所有服事,离开教会休息过一段时间。当时我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甚至觉得这可能是错的。她没有为自己辩解些什么。她只是解释说,她和她的家人在事工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需要一段疗伤的时间,然后才能带着信心回到服事禾场。

这在我事奉的初期觉得奇怪的行为,如今已不再让我惊讶。当我数算过去十年来我曾密切关注的牧师 — 来自不同教派、不同年龄层的牧师们 —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被教会里的人深深伤害的痛苦。

教会事工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它却时时刻刻与“人”有关。我们这些服事及带领教会的人,站在处理人类破碎灵魂的最前线 — 我们身上不少的伤疤能证明这点。

当牧师的呼召同时也是去爱人的呼召。我们为我们的工作付出的不仅仅是些技术或能力(例如释经及咨商)— 我们还付出了全部的自己。当我们所爱的人攻击、贬低或反对我们时,牧师们会经历一种深深的背叛感。被背叛的痛苦似乎是牧者的呼召里永远不会变的一部分。

脆弱的艺术

即使牧师经常与人相处,背叛所造成的痛苦是牧师感到非常孤独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份需要人一次又一次变得脆弱的工作,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都没有安全感、友情持久性、防御机制⋯等等的保障。失去关系的风险程度很高。因此,牧师 — 以及他们的家人 — 常常得独自承受关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没有许多能让他们安全的分享心情的真正知己。如果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导师的充分支持,这些事工上的创伤可能会溃烂,最终吞噬我们。

但好消息是:逃避脆弱的感觉 — 及其所带来的风险 — 并不是牧师们的目标。

我们可能会有试探 — 透过干脆少管闲事来让自己免于被拒绝或被背叛的痛苦。单纯的打卡上班、讲道、领薪水,对所有事保持低期望。这种情感上的麻木可能会让我们感觉更安全,但同时也剥夺了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对事工逐渐冷漠和厌倦。

在我自己的服事里,我在与教会领袖同工的关系中最常感受到这种试探。也许我对其他牧师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也许越来越多的滥权丑闻、教会掩盖真相的行为以及教派之间的战争的丑陋现实,削弱了我对教会领袖正直度的信任。但我已将我的生命委身于教会;离开教会不在我的人生选择里。只是有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有着冷漠和愤世嫉俗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更像是自我保护的方式。

在一个充满破碎的牧羊人和羊群的教会里,选择自我保护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是基督的方式。

耶稣,这位完美的牧师,并没有让自己与脆弱感隔绝。相反,祂允许自己因祂的门徒们而失望,甚至被他们伤害。当他们在祂最需要的时刻打瞌睡时,耶稣问他们:“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马太福音26:40)。祂甚至为那个即将出卖祂的人洗脚。

耶稣知道被祂的人民 - 甚至被祂的领袖同僚 - 抛弃是什么滋味。祂也知道为祂们而死是什么感觉。“祂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13:1)。

在客西马尼园的黑暗之中,在祂被钉死的前夕,耶稣塑造了与禁欲主义(Stoicism, 一种无视痛苦、愉悦、悲伤、快乐等情绪的生活哲学)截然不同的坚韧榜样。即使门徒们不支持祂,祂仍忠于祂的呼召,而祂也在天父面前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痛苦,接受了天使的安慰,因此更加坚韧(路加福音22:43)。耶稣的榜样邀请我们拥抱祂所展示的坚韧。这样的坚韧不会被别人的批评或孤独所吓倒,但也不会退缩到变成漠不关心。这样的坚韧使我们有舍弃自己性命的能力。

我们个人的事工永远无法与耶稣的事工相提并论。祂是好牧人;在服事他人之前,我们首先是祂恩典及救赎的对象。但作为被祂呼召成为祂羊群的副牧羊人的我们(彼得前书5:2),我们可以,甚至是应该,以基督的十架来模造我们的服事。

与祂的苦难相交

当我们感觉被自己人背叛时,常常会问:“我在哪一点上做错了?”但这些痛苦的经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事工失败了。它们是我们参与基督的事工的其中一个层面。参与基督的事工就是参与祂的苦难。当我们拥抱舍己 - 这份代价高昂的工作,寻求信实地爱着上帝交付于我们的不信实之人时,我们以独特的方式活出了牧师的使命。我们被任命做牧羊人和照顾人的人,即使他们可能会伤害我们。

这种呼召是十字架式的,但同时也是模造式的。在这个崇尚名人、将受欢迎的程度等同于成功的世界里,我们孤单和被背叛的经历提醒着我们,我们所效法的是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可以盼望 - 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寻求 - 在破碎关系的中得到和解,因为我们的神同时也是使人复活的神。在永恒的未来里,所有关系将在祂里面得到恢复。但当和解在永恒的这一边依旧不可能发生时,我们仍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我们在基督的事工中哪怕只占有一点点的份额,也意味着我们被认可配得为祂的名受辱(徒5:41)。被背叛的心痛使我们与耶稣有更深的结合,将孤单的感觉转化为亲密的感觉。

在我的圣公会传统中,当牧师被授予圣职时,他们被邀请匍匐在地,伸出双臂,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种体现我们誓言的仪式提醒我们,在许多方面而言,牧师的职责是一种死亡的职责 - 代表上帝的子民,以生命为献祭倾倒给上帝(腓2:17)。在我一位牧师朋友一段特别痛苦的服事时期里,她在私下祷告和哀鸣的时后再次摆出了这个十字架的姿势。当她把脸颊靠在祷告室的地板上时,她感觉耶稣就躺在她身边,伸出双臂,祂的指尖触摸着她的指尖。在地板上,在跪拜的谦卑之中,她想像著耶稣说:“别担心。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在痛苦的、令人不知所措的事奉之路上,耶稣是我们的向导。祂已向我们展示了十字架式的爱是什么样子。祂仍然信实地爱着背叛了祂的新娘。当我们寻求效法祂的时候,祂会支撑住我们。

汉娜·金(Hannah King)是北美圣公会的一名牧师和作家。她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乡村教会(Village Church)担任副牧师。

这篇文章是我们秋季《今日基督教牧师》期刊的其中一篇。你可以在这里找到该期杂志所有文章。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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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对世上的和平如此悲观?

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战争是无可避免的。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为和平祷告。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avid Kovalenko / Unsplash / Creative Commons

有时候,每当有新的恐怖战争的出现,才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身处的世界不是个和平的地方”。在缅甸、叶门、叙利亚、衣索比亚、索马里亚、阿富汗以及其他国家长期存在的战争为背景下,今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占据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身为基督徒,我们认为这个世界该是和平的,或至少有一天,她将会是和平的。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并预言了上帝即将赐下的救恩:这段预言的高潮处为对未来世界的和平的描述(路加福音1:67-79)。撒迦利亚宣布:上帝“来到祂的子民中间”,把他们从“生活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赎出”。祂将“引导我们的脚踏上和平的道路”。

当牧羊人听到耶稣即将诞生的消息时,他们同时也听到对和平的呼唤:一群天使赞美着上帝,在基督道成肉身将为人类带来的所有祝福里,天使们提到“在地上有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2:14)。

正如使徒彼得后来总结的那样,上帝传递给犹太人的信息是“藉著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徒10:36)。身为基督徒,我们有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6:15)、有和平之子(以赛亚书9:6),祂既是上帝所赐的和平,也是和平的上帝(腓立比书4:7,9),并且我们有最终极的和平的盼望:在一个被更新了的世界里,将不再有死亡、哭泣或痛苦(启示录21:3-4)。

而这个盼望不仅仅只存在于未来。和平不仅仅只有在末世才能实践,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常常误解和平只会出现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对“渴望和平”的理解常常倾向于这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约翰·蓝侬(John Lennon)之类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是一种反战份子的软弱表现,认为这类人如果不是不了解困扰着人类的邪恶本质,就是没有与之对抗的道德勇气。我听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马太福音24:6)这节经文被引用来论证动荡不安是常态的次数,远比我听到基督徒充满自信的谈论上帝所带来的和平还来得多更多。

“当时机成熟时,耶稣确实会再次降临,结束所有的战争。”电视布道家老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在他2004年一篇挑衅性的文章“上帝支持战争(pro-war)”里宣传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他说,就目前而言,我们会“继续生活在暴力的时代”。法威尔认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再次到来之前,战争会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现实,而“担负彼此的重担”意味着选择战争而不是和平。

当福音派人士引用张伯伦那句不光彩的名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时,似乎更常是嘲讽的态度,而不是真诚的盼望。我们在圣诞节谈论和平,只因为和平充满在圣诞节的经文里,但我们并不真的指望能很快就见到和平的一天,即使我们见到了,我们也会充满怀疑。

张伯伦的这句话在现代人的记忆里如此牢固的原因之ㄧ,是因为它与英国教会在1662年的《公祷书》里使用的语言相呼应。在要诵念整整一年的《早祷文每朝用之》里,把和平与上帝的救恩计划联系在一起,和《路加福音》所呈现的ㄧ样密不可分。

“主啊,求祢拯救祢的子民,”主礼人说,“赐下和平给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回应道。“因为没有其他人会为我们而战,只有祢,上帝啊。”

经历了几乎一整年充满关于两个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头条新闻后,在今年的秋天和降临节期间,我时常思想这段祷文。(多数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 -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 都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很容易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感到悲观,或者把撒迦利亚和天使的对话抛诸脑后,认为这不过是对一个仍然遥远的希望的提前通知。

然而《早祷文》里则没有选择用如此简单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它承认我们活在如今这样一个非常需要和平的世界里,且我们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我们所追寻的和平。然而,尽管在如此这般的现实里,《早祷文》并没有将和平放置于遥不可及的明天,或漠然的接受今天所发生的战争和纷扰。而我们也应当如此。

上帝已来到祂的子民身边,救赎了他们。祂想要“引导我们的脚步进入和平的道路”,并且祂有能力在我们的时代赐下和平。

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的专栏作家及《周刊》的副编辑。她是《灵活的信仰:重新思考今天跟随耶稣的意义》(2018)和《不可靠:知识危机破坏我们的大脑,污染我们的政治,并腐蚀了基督教群体》(2022年)的作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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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弥赛亚的异端及东南亚其他异端邪说

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排他性的错谬普遍存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aron Burden / Unsplash

美国福音派在对神和圣经的正统认识上渐渐偏离。今年神学现状调研揭示了美国福音派所持的五大错谬:

  • 耶稣不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
  • 耶稣是上帝创造的。
  • 耶稣不是神。
  • 圣灵不是位格性的存在。
  • 人性不是有罪的

CT就这类问题采访了菲律宾、新加坡和柬埔寨的三位基督教领袖,以了解现代异端是否在他们所在的区域广泛传播,信徒如何处理异端,在他们的背景里还有哪些常见的异端。

蒂莫特奥·D·格纳(Timoteo D. Gener),菲律宾非比亚圣经学院院长(FEBIAS College of Bible),该学院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巴伦苏埃拉

天主教徒在菲律宾总人口中占比80%,包括福音派在内的新教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之前提到的五个异端思想在这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尤其是隶属于菲律宾福音派教会理事会(PCEC)的教会当中并不常见。

这些基督跟随者,视圣经为最高权威——相信三位一体的教义。但也有本土不信三位一体的异端团体,譬如 Iglesia Ni Cristo(“基督的教会”),Ang Dating Daan (“古道”),还有最近的“耶稣基督的国度”。该团体的创始牧师阿波罗·基波罗夷(Apollo Quiboloy)宣称自己就是“神膏立的儿子”。

许多年前,贝尼格诺·P·贝尔特兰就在他的书《不善言辞的基督论》(Christology of the Inarticulate (1987出版))中指出形态论的流行,一些天主教徒认信神只有一个位格,自我启示于三个形态中。与信仰和实践中的形态论对抗,对菲律宾以圣经为本的基督徒是持续的挑战。PCEC有一个神学委员会处理教会中的错误教导带来的挑战,这很有帮助。

对于不认真思考的信徒,形态论看上去是容易理解三一神奥秘的方法。也许我们需要新的视角,从亚洲思维的角度出发,通过家庭这副眼镜,重新思考三位一体的教义。但又谨慎小心,不要划入三神论的错谬里。

Soo-Inn Tan, 新加坡基督教出版培训事工恩典工作室(Graceworks)总监

新加坡大多数教会都是福音派或更正教的,在教义上是正统的。我怀疑没有任何教会会对这五大异端邪说明知故犯,除了第四点:“圣灵不是一个位格性存在。”尽管所有人都承认我们敬拜一位神,但在实践和言语上我们倾向把三个位格看为完全分离的,圣灵更像一种力量。

新加坡是个沉迷于生产效率的忙碌社会,这种观念也被带到了教会中。我们可能持守所有正确的教义,但我们不愿投资时间,藉着生活和门训将所信的活出来。耶稣的跟随者们忙于许多教会项目,却没有被鼓励花时间反思我们所信的以及应该如何活。

我想这不仅和我们教导什么有关,也和我们如何教相关。在恩典工作室,我们相信生活和思想是相互塑造的,因此恩典工作室致力于促进属灵的友谊和属灵门训。我们也出版书籍,将神的话与当下议题相联系,例如性别身份,精神疾病和种族主义。如果人们看到神的话语也对当下议题说话,他们就会对在神学上进深感兴趣。

拉达·玛尼卡拇(Radha Manickam)基督国际柬埔寨事工(Cambodian Ministries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主席,该机构位于西雅图

今天在柬埔寨,人们对任何宗教都抱开放态度,我们看见越来越多的邪教异端团体出现,在教会中播撒混乱。这包括来自韩国、中国和菲律宾的异教团体。他们中的有些创始人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说耶稣没有完成救赎工作。一个柬埔寨的教会领袖说神也是swayambhu,一种梵语,指代印度教中自存的神。他还宣称所有高棉基督徒都敬拜“最古老的天使,”因为柬埔寨人经常向魔鬼( devas)或天使祷告。但圣经说我们不能敬拜天使,天使也是神的仆役。

我在所教的几门课中讲到这些问题,我们回到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看圣经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我们强调一件事,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14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约翰福音19:30)。还有许多经文都指向一个事实,耶稣是神。没有人能宣称自己是神或救主,因为救恩通过基督,也唯独通过祂赐给我们。

翻译: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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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内地推进

无论戴德生是在与绝望争战之中,还是漂浮在欣快的信仰之上,他都一直努力推动自己,也推动福音,更深入地进入中国内地。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9,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戴雅各(James Taylor)对中国的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令他憧憬的是,那些曾经著名的帝国,如波斯、希腊和罗马都在兴盛之后衰亡,唯有中华帝国依然存在——中国是世界上追念古旧时代最伟大的纪念碑。1832年初,在他位于英格兰约克郡巴恩斯利城(Barnsley)繁忙的药店后面的客厅里,他与24岁的妻子贺美亚(Amelia)一起跪着祷告:“亲爱的上帝:如果你给我们一个儿子,请赐他在中国为你工作的机会。”

他们的孩子于 1832 年 5 月 21 日出生。戴雅各和贺美亚夫妇给他起名为詹姆斯·哈德森·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哈德森是他母亲的娘家姓。后来孩子长大,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戴德生。年幼的哈德森在一个对中国着迷的卫理公会家庭中成长。有的时候,他会脱口而说出,“当我长大成人时,我要成为一名传教士,去中国”——尽管他的父母几年来都还没有将他们的祈祷的事告诉过他。

虽然如此,他其实对自己的信心与生命的呼召并不一直都是清楚的。到17岁时,他处于精神低迷状态,正如一位传记作者所说,他在缺乏耐心的父亲面前经历了“青少年不安和叛逆”的过程。他成为他的姐姐和母亲等人焦急的祷告关注的对象。这在后来的宣教历史上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根据戴德生自己的说法,1849 年 6 月,当他 17 岁时,他的母亲将自己锁在离家 50 英里的一个房间里。当时她正在探望她的妹妹,她受到感动,觉得不仅要为戴德生能成为真基督徒祷告,甚至要继续留在那房间里,直到她确定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戴德生后来回忆说,同一天下午,他拿起一本有关基督已成就的工作的福音单张,而因此接受了“这位救主和这救恩”。

在戴德生的余生(一个一心一意,甚至意志坚强的一生),这样的“巧合”将多次的伴随他。以致他一生完全致力于一件事:将福音带到中国内地。

中式衣着

在戴德生自称的这次“重生”经历后的几个月,他在一个迫切祈祷之夜得到了对中国宣召的印证。那晚,戴德生“带着难以言喻的敬畏并难以言喻的喜悦”俯伏在上帝面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疯狂地准备,他学习医学和语言,并更深入地沉浸在圣经和祷告中。

最后,在 185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戴德生登上了不到 500 吨吃水量的三桅小快船邓弗里斯( Dumfries)号,悄悄地溜出利物浦港,前往中国。年仅21岁的他,深情地和母亲告别。

对戴德生来说,生活变成了信仰的冒险,他学会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信靠上帝。而这旅程的第一段航程就增强了这样的信仰形态。

在威尔士海岸附近,这艘船遇到了一场持续数小时的严重风暴。船长将当时的海况描述为他“所见过的最狂野的大海”。戴德生在恐惧和信任上帝的眷顾之间交替辗转。船长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信徒,但那时的他确信他们最多再能撑半个小时。他转向戴德生问道:“你那要在中国为主工作的呼召有用吗?”

戴德生说,他不期望处于任何其他的情况,而且他仍然认为会到达中国。但如果到不了,“我的主会称赞我,说我是良善忠心,因为我努力地试图服从他的命令。”

事实上,他们确实在风暴中幸存下来,并于 1854 年 3 月抵达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上海。1842年的《南京条约》结束了英中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联系,条约赋予外国人在这通商的五个口岸城市生活的权利。戴德生很快安顿下来,开始了他作为中国福传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同工的工作,这是一个在先驱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的启发下成立的新兴独立宣教组织。一位当地教师教戴德生普通话,中国各地都使用普通话的变体(方言)。

同年,他做出了一个同时受到嘲笑和赞扬的激进决定:他决定穿上中国衣服,扎起辫子。

他的决定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深尊重和他对宣教士角色的看法。当那些都穿着西式服装的新教传教士批评他这种不合时宜的行为时,他指出,那些最了解中国人的人开始欣赏他们的习俗。他认为,许多中国人反对基督教,因为它似乎是一种外国宗教,倾向于以西方国家的方式塑造皈依者。戴德生,就像几十年前采用中国服装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一样,走在了他的时代前面。

中国内地的第一步

在中国的前几年带给年轻的戴德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奇。许多欧洲人在上海过著奢侈的生活,戴德生认为一些传教士是“世俗的”。然而,政府官员对他们作为口译员的需求量很大。热情的社交气氛对一个严谨的卫理公会信徒的孩子来说是一种震惊。

此外,金钱很快成为一个痛点。虽然教会宣教士协会的单身男子每年可获得相当于700美元的工资,不包括租金,但他的年薪仅为80美元,这还包括支付租金。

尽管如此,戴德生还是坚持要把福音传给在内地从未听过福音的中国人。中国有18个省份,其中只有七个省有宣教士,即便如此,他们也只在少数沿海城市工作。戴德生不满那些将自己限制在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中的宣教士。他为中国内陆无数未得之民感到忧心。他立即着手尝试接触他们。

1854 年 12 月,在他抵达后的九个月内,戴德生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伦敦宣道会的宣教士)扬帆起航,肩上扛着一袋袋中文圣经和福音单张,他们去了几个黄浦江沿岸的小村庄。在松江,这两个相貌特殊的洋人的出现吸引了人群,他们讥讽这两个人,嘲笑他们,并威胁要把他们拖到一条通往河边的街道上。戴德生和艾约瑟勉强逃脱这些人(跳上过往的船),继续他们200英里的往返旅程。戴德生很快又去了几次内地。最终他决定以宁波为基地,那里有许多宣教组织。

事实证明,中国福传会用心良苦,但越来越无能为力。它未能及时支付宣教士的工资,又经常在对他们的工作毫无准备的情形下,派遣宣教士。经过多次祈祷和挣扎,戴德生于1857年辞职。他不知道他接着的工作将如何获得金钱上的支援。他早已决定不去募集捐款,甚至不让朋友和亲戚知道他的需求。他只相信上帝会供应他。

戴德生也一直在寻找妻子。他在英国被两个女人拒绝过,一个在他去中国之前,一个在他去了中国之后。这让他非常孤独。但在1857年,他遇见并立即爱上了20岁的玛丽亚(Maria Dyer)。她是早期来华,已故的宣教士台约尔(Samuel Dyer)的女儿。尽管宁波宣教机构中的一些人因势利眼而强烈反对(戴德生的中国服装和缺乏精致使他们失望),这对年轻夫妇还是于 1858 年 1 月结婚。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幸福婚姻,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向中国传福音有着深厚的热情,他们定意,即使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也要向中国传福音。

戴德生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既治疗病人又传道,到 1860 年 3 月,戴德生在宁波桥街的教会已经发展到 21 名成员。但到了1861年夏天,他染上了某种疾病(可能是肝炎),完全削弱了他的体力。在中国服事七年后,他被迫返回英国进行长时间的康复。

寻求不可能

虽然他应该在英国休息,但他继续他疯狂的工作步伐,翻译圣经,招募传教士,并获得助产士资格。

戴德生在英国为了英国人对中国缺乏兴趣而感到困扰。1865年,当他在地板上来回踱步时,他向玛丽亚口述了《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书的内容。

他写道:“(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缺乏认知而正走向灭亡,而这个认知正是英国人所丰丰富富所拥有的。这丰富的知识,使英国成为英国,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英国所有的基督徒能袖手旁观,静坐不动吗?我们的主是怎么教我们的?难道不是说,如果一百只羊中有一只迷失了,我们就要离开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只羊吗?而现在这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我们呆在家里养一只羊,而不理会那九十九只将死的羊!”

戴德生确信,中国内地的福音需要一个特别的组织——去把福音突破到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当时,宣教士只能在通商的五口传福音。)他也决心不从原有的宣教机构脚下抽取财政基础,但这样的组织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

他开始计划招募24名宣教士:在中国十一个没有宣教士的内陆省份各招募两名,另外在蒙古招募两名。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计划,足以让任何经验丰富的宣教士感觉热血沸腾。当时,许多经验丰富的宣教组织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90名新教宣教士。戴德生一手就想把这个数位提高25%以上。

这将是一项巨大的财务承诺,因此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内地会)的名义开设了一个银行帐户。很快,甚至在他正式承诺领导这个新的宣教协会之前,就有了钱和五名宣教志愿者可以派往中国。

他犹豫要不要迈出承担领导的这一步,因为他发现自己被怀疑所困扰。在1865年的好几个月中,无数的担忧在他的脑海中环绕。他很少一次睡两个小时,有时根本不睡觉。一方面,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没有福音盼望中死去而痛苦,另一方面,他与他所谓的“不信”作斗争:他害怕承担将年轻男女送入中国内地的责任,在那里他们会受到拒绝、疾病和迫害——所有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戴德生认为他几乎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两三个月来,激烈的冲突……我以为我将要失去理智”。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戴德生迫切需要休息,于是邀请他到英格兰南海岸的布莱顿(Brighton)去度6月24日至26日的周末。

星期天早上,他在敬拜后溜了出去。他后来回忆说:“我无法忍受一千多个基督徒的会众为自己的安全而欢欣鼓舞,而数百万人因缺乏认知而走向灭亡。我独自在沙滩上,在巨大的属灵痛苦中徘徊。”

在那次散步中,他突然得到了释放。“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为了这个事奉,把自己交给了上帝。我告诉他,对问题和后果的所有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作为他的仆人,我应该服从和跟随他——他来指导、照顾和引导我和那些可能与我一起工作的人。"

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前面停顿了脚步的异象得到了证实。他立即在圣经的空白处写道:“为24名愿意,熟练的工人祈祷。布莱顿,1865年6月25日”。

戴德生确定内地会将具有六个显著特征。首先,它的宣教士将从任何教派中抽调出来——只要他们可以签署一份简单的教义宣言。

第二,他们没有保证的薪水,只能信靠主供应他们的需要。收入将分享。不能产生任何债务。

第三,不向人筹款。

第四,国外的工作不是由国内委员会指导,而是由他自己和最终在中国工场的其他领导人指导。

第五,该组织将向中国内地(“基督的名没有被称呼过的地方”)进军。

第六,宣教士将穿中国衣服,在中式建筑里做礼拜。

对异象的挑战

不到一年,一艘两年新的快船兰茂密尔号(Lammermuir)驶出伦敦的东印度码头,驶向中国。与戴德生与妻子玛丽亚和他们的四个孩子一起,船上有16名年轻的传教士,六男十女,他们期待着加入在戴德生指导下已经在中国工作的四男一女,成为在中国的传教士。

在杭州和萧山等城镇,内地会开始工作,在中国喧嚣的生活中,将医疗保健和传福音工作相结合。来自都柏林的内地会宣教士麦克悌(John McCarthy)描述了他1867年抵达杭州时迎接他的场景。那天是农历新年假期,一群人徘徊在内地会诊所外。轿夫排成一排,接送病人。食品和饮料小贩已经搬来东西售卖,并且生意兴隆。

在看似混乱中,戴德生站在桌子上向人们讲道。当麦克悌和他的家人被带进内地会的房子时,戴德生挥了挥手,向他们致以简短的欢迎,然后继续讲道。

戴德生每天要看200多名病人。他切除白内障的手术对中国人来说就像奇迹一样。一位在戴德生的布道下皈依基督的宁波人崔先生也向在那儿等待治疗的人传道。

可以想象,富有远见和不知疲倦的戴德生对自己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他也对内地会宣教士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对此,其中一些人产生了迟疑。

他的一位宣教士倪来义(Lewis Nicol)拜访了教会宣教协会(CMS)的几位宣教士,并对一些发生在宁波新巷(内地会总部)的他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发牢骚。他很快就放弃穿中国服装的做法,并声称英国服装给了他更多的保护和尊重。他告诉戴德生:“我不会被任何人束手缚脚”。经过近两年的不愉快,最后戴德生将倪来义从内地会解职,其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他散布关于内地会的谎言。另外三名内地会宣教士因同情倪来义而辞职。

大约在同一时间,两名教会宣教协会的宣教士抱怨说,这么多未婚男女在新巷住在一起很危险,而且戴德生对年轻女士太亲热了(他和玛丽亚在他们上床睡觉前亲吻了其中一些人的额头)。女士们自己否认戴德生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投诉仍然传到了伦敦,并一度导致对内地会的支援率下降。为了在观瞻上避嫌,戴德生不在亲吻女宣教士,但他拒绝停止直接监督单身女性。

然后在1870年,一位能干的年轻威尔士浸信会信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抵达中国,开始拉走一些内地会的同工,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西地区的成员。李提摩太强调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保护穷人和有需要的人免受暴政。他还认为,上帝会通过其他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工作。他认为,如果能指出这些宗教与基督教的相似之处,那么追随者就可以被基督所吸引。因此,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最终将经历彻底转变为基督教生活。少数内地会宣教士因为受到李提摩太这类自由派观点的影响,而离开了内地会。

尽管存在争议,内地会宣教士的数量仍在增长。到1876年,有18名新的宣教士启航前往中国,使同工总数达到52人。内地会因此拥有在中国宣教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内地会宣教士越来越多地进入内陆省份:河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甚至至少有一位勇敢的人到达了西藏。

戴德生做出了另一个大胆的举动,招致其他宣教团体的批评:他开始将未婚女性送入内地——这是对这些女性的勇气的一个见证。

戴德生的大胆似乎无止境。1881年,他有胆量要求在1884年底再招收70名宣教士。结果他得到了76名。1886年末,戴德生又再祷告,求在1887年结束之前另外再增加一百名宣教士。一位资深宣教士告诉戴德生:“我很高兴听到你正在为大批增援祈祷。当然,在一年之内你是不会得到一百个,但你会得到的,一定比你没有要求的更多。”

“谢谢你的关注,” 戴德生回答。“我们很高兴知道我们的祈祷现在得到了回应。我确信,如果我们都还平安,你将能分享欢迎第一百位来到中国的喜悦!”到1887年11月初,戴德生宣布102名候选人已被录取来中国事奉,并且已经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们前往中国的路费!

内地会的许多早期宣教士几乎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有些人是大学毕业生。有些人是理想主义和热情的,但在灵命及心智上并没有为在中国内地宣教工作的严格要求做好准备。有些人傲慢自大,对中国文化毫无了解。有些人发现,一旦进入工场,他们并不喜欢戴德生的领导或内地会的理想主义严格要求。有些人在维持生计和吸取新文化并同时试图传播福音的压力下萎靡不振。事实上,在身体健康方面很多人也受到巨大的损伤。但内地会仍然忠于其宗旨,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宣教组织。而对戴德生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所有18个省份都有了基督徒。

挫折和心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回到英国,戴德生都面临着周而复始、无休止的演讲、个人探访、通信交通,以及行政任务。尽管如此,他仍然用祈祷迎接每一天的日出。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当他的身体需要时,他日夜都能随时补睡眠。

一些当地历史中不可预见的事件往往会减缓工作进程。在1868 年的扬州教案中,一些反对洋教的群众袭击了内地会在扬州的房舍。包括戴德生家人在内的内地会成员在骚乱中受伤。当消息传到伦敦时,上议院开始辩论允许宣教士进入中国内地是否有利于英国的贸易。

戴德生为管理内地会事务而在伦敦与中国分别建立了委员会。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并导致近30名宣教士辞职。两者之间的问题是在于戴德生希望最接近工场的中国委员会拥有行政权力,但伦敦委员会不同意这个做法。

伦敦委员会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认为戴德生过于独裁,应该严格削减他的权力。他告诉戴德生:“当你的委员会与你观点不符合时,你试图迫使你的委员会接受你的观点。我希望你接受委员会的引导,让内地会自立,而你则应该专注于阐述圣经和鼓舞教会。”

戴德生可能对同工要求苛刻,看似专制,但在戴德生的心目中,他只是急于保护整个差会的完整性。在写给伦敦的关于新进宣教士的信中,他说:“我只希望得到那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中国内地工作、穿着本土服装,并尽可能以本土风格生活的人的帮助。我不打算在将来协助任何可能停止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人。中国向所有人开放,但我的时间和力量太短,工作太大,不允许我试图与任何不同意我行动计划的人合作。”

作为一个在中国真正将一切奉献给基督的人,他发现很难降低对别人承诺的指望:“安静、爱安逸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可能为基督赢得中国的……我们需要的男人和女人的印记,就是将耶稣、中国、灵魂放在首位,而在每件事上,在每一个时刻,甚至连他们的生命本身都必须是次要的。”

尽管他承认有过恼怒和不耐烦的时期,但他其实也显出宽容和弹性。他在经过两年的反抗之后,才不情愿地解雇了倪来义。有时,为了应对当地的情况,他甚至绕过了差会的一些规则(比如禁止单身女宣教士结婚)。

也许他的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尽管健康情况一直不佳,并且经常患有抑郁症,但他还是设法继续工作。1900年,戴德生在美国巡回演讲时,几乎身心彻底崩溃。正如他的妻子玛丽亚在几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我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他所经历的考验,他所受的诱惑,他遇到的冲突,他的失败与挫折,以及他克服的困难。”

戴德生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往往很高:玛丽亚在33岁时去世,玛丽亚的八个孩子中有四个在10岁之前就去世了。(戴德生后来娶了另一位内地会传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对内地会整体来说,更具毁坏性的事发生在1900年夏天。当戴德生在瑞士康复养病时,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全中国,杀害了58名内地会传教士和他们的21名孩子。

世界燃烧起来

到1880年代后期,戴德生的愿景开始点燃全世界的想像力。1888年,戴德生访问了加拿大,无论他在哪里讲道,都有年轻人愿意到中国作宣教士。戴德生曾一直反对在北美建立内地会分支的想法,但现在他越来越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到他访问结束时,已有40多名男女申请加入内地会。

在他生命的尽头,那些嘲笑他的方法的宣教组织也开始采用他的许多方法。

戴德生去世后不久,一位年轻的中国传道人看着他的遗体,总结了戴德生最重要的遗产:“亲爱的、可敬的牧师,我们也是你的孩子。你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们不求上帝带你回来,但我们会跟随你的脚步。”

Roger Steer是一位居住在英国德文郡的自由撰稿人。他是《戴德生:一位在基督里的人》(J. Hudson Taylor: A Man in Christ, OMF,1990)的作者。

版权 © 1996 《今日基督教》历史栏目

翻译:T.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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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大鱼里找到共识

基督教学者透过约拿的故事与穆斯林对话。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8, 2023
Tim Peacock

贝鲁特(Beirut)以南20英里处有一片沙滩,叫做吉耶(Jiyeh)。这是黎巴嫩岩石遍布的海岸线上少见的景观,而如果你航行在地中海,遇到湍急水流、大浪漫过你的船,你会想恳求上帝差遣一条大鱼把你吐回干地上。

而事实上,这里就是传说中希伯来人先知约拿平安上岸的地点。

这个地方的居民一直很尊敬约拿。在一座约有1500年历史的拜占庭教堂的废墟里发现一幅马赛克图,画著关于一位试图逃避不去尼尼微的先知被一条大鱼送回来的故事。如今,这个镇上有座清真寺里还有着约拿的神龛。

这位心不甘情不愿的希伯来先知的故事不仅受到基督徒的喜爱,也受到那些认为古兰经是神终极启示的人的喜爱。神龛上刻着约拿在鱼肚里的祈祷,这也是穆罕默德敦促穆斯林信徒在困境时所背诵的经文。

“回教徒遇到危机时最常引用约拿的祷词来祷告,”贝鲁特阿拉伯浸信神学院(Arab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Beirut)的旧约教授埃玛德·布特罗斯(Emad Botros)告诉《今日基督教》。“我们和穆斯林有着共同的传统。还有什么比分享故事更好的事呢?”

布特罗斯是少数几个以约拿作为基督徒和穆斯林建立连结点的学者之ㄧ。他正在撰写《约拿:伊斯兰教观点下的解经》(Jonah:Bible Commentaries from Muslim Contexts),这是以伊斯兰教的文本背景来读圣经系列的第二本书。他认为先知的故事——以及其他与伊斯兰教共同的故事——有助于开启跨信仰的对话。

“古代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的英雄,”布特罗斯说。“了解穆罕默德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传讲圣经的故事。”

古兰经中对约拿的描述——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神透过天使长加百列赐下的启示——与希伯来圣经的版本不同。在伊斯兰教的版本中,约拿要去的城市不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而是一个人口仅有10万人的城市。古兰经也并没有提及先知在鱼肚子里待了多长的时间(不同于圣经清楚记载的三天),而是特别强调鱼肚里有多暗。这位逃避的先知也被比喻成逃跑的奴隶,是圣经里所没有的。

约拿在古兰经里也有个不同的名字。在阿拉伯语的圣经译本中,他被称为云南(Yunan),在古兰经里,他又被称做尤尼斯(Yunis)。

布特罗斯说,一些从事护教学的基督徒学者认为古兰经里的差异是错的。部份人甚至认为穆罕默德故意篡改了原文的细节,这表明他并没有真的尊重圣经。布特罗斯说,用这种方式看待圣经与古兰经之间的差异是错的。

他说,穆罕默德讲述约拿故事的方式类似于保罗在加拉太书中重述撒拉和夏甲的事迹一样,甚至也有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2:39-41中提到约拿那样。这些叙事的目的都是推论及应用,而不是要质疑原有的故事内容。

“古兰经有如一篇讲道,”布特罗斯说。“它把先知的故事当作例证来说明某件事,就像教会的牧师一样。……身为基督徒读者,它帮助我了解穆斯林是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并且引发他们思考什么样的问题。”

《伊斯兰教的耶稣》(The Islamic Jesus)一书的作者穆斯塔法·阿基尔(Mustafa Akyol)说,早期的穆斯林知道古兰经中对圣经先知的许多记载——包括约拿、约伯、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是删减过的版本。他们有疑问的时候,会有人建议他们“去问那些在你之前的人”,他们引用圣经和犹太人的传统,创造了一种被称为以斯拉伊亚特(Israiliyyat)的文学(即穆斯林对以色列历史做的神学译注)。

阿基尔解释:“在许多情况下,古兰经仅大略提及圣经中的故事,因为已假设这些是众所皆知的故事。”穆罕默德的早期追随者也不介意探究与圣经有关的故事,因为他们“从不怀疑那是先前来自于神的启示”。

阿基尔说,随着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争论加剧,许多穆斯林学者对以斯拉伊亚特(Israiliyyat)的存在感到不自在。他们强调塔里夫(tahrif是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文)的概念——圣经才是被篡改或扭曲过的文本——并开始强烈反对任何关于“古兰经只是重复希伯来圣经”的说法。

“今天,就理论上而言,穆斯林也很尊重圣经⋯ 只是他们不会研读圣经”阿基尔说。然而,因为约拿的故事十分有意思,也许有些穆斯林会翻开圣经进一步了解。

另一方面,约拿书也为基督徒提供一个机会去接触另一种信仰传统的观点。

在吉耶(Jiyeh)约拿的神龛旁,逊尼派教长米拉德·哈提卜(Milad al-Khatib)分享,先知的故事适用于每个传统,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的人。

“你、我,以及每个人都被派去呼召别人来到神的面前,”他告诉来到黎巴嫩海滩边这间清真寺的访客。“如果你被上帝派去宣教,请不要逃避。”

一些基督教学者也敦促基督徒更多地倾听伊斯兰教的声音,包括他们对圣经人物的看法,例如约拿。位于牛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Muslim-Christian Studies)的联合创办人伊达·格拉塞(Ida Glaser)正与人合编名为《从伊斯兰教观点读圣经》(Reading the Bible in Islamic Context)的系列丛书。其中一本为穆斯林对加拉太书的解经,另一本正在撰写中的则是关于但以理书。

尽管格拉塞不相信古兰经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她认为基督徒还是可以从中有所学习。

她说:“对这世界上一大部分的人来说,古兰经是对圣经的权威注解。而基督教学者参考了很多书来理解圣经,却没有参考古兰经。”

了解穆斯林的观点也许有助于基督徒更好地向他人解释自己的信仰。甚至也有助于基督徒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当我们读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时,会注意到那些原先可能被我们忽视的细节。

例如,在古兰经约拿的故事里,约拿祷告:“愿荣耀归于你,因为我确实做了错事。”但在圣经里,约拿从未承认自己错了。上帝怜悯了他,但约拿从未怜悯(尼尼微人)。

约拿在4章2-3节埋怨说:“我知道祢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约拿不希望那些听到他宣告的人们接受神的恩典。这本书以一个约拿没有回答的问题作终结。

穆斯林−基督教关系(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研究教授约翰·卡特纳(John Kaltner)说,“读者应该对约拿书的结局感到惊讶⋯如果神的怜悯把他们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他们应该要反思自己会有什么回应。”卡特纳与尤努斯·米尔萨(Younus Mirza)合著了《圣经与古兰经》。

布特罗斯(Botros)是一位埃及的福音派信徒,他说,研究约拿的故事让他对自己没有去爱他的穆斯林邻居感到愧疚。

“和约拿一样,我心里也有愤怒,而且是针对穆斯林,”他说。“我没有把这样的愤怒交给神,而是试图逃避。”

布特罗斯目前任教于黎巴嫩的神学院,当他还是这所神学院的学生时,他拒绝分享自己的信仰。他说,许多中东基督徒认为穆斯林是他们问题的来源,他觉得和穆斯林谈论耶稣一定会被拒绝。

但后来他读到了约拿的故事。在古兰经中,对约拿故事的纪录还包括一个对宽容的呼召:“如果上帝要成就的话,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是信徒。这样你还算是强迫他们信上帝吗?”布特罗斯意识到,他并不需要去强迫任何人相信任何事情,他的责任只是去与人对话。

近年来,布特罗斯一直在思考《约拿书》是如何教导我们关于神对世人是多么地关爱,而这也是穆罕默德的教导。穆罕默德敦促穆斯林遇到麻烦时要想起约拿的故事。神告诉约拿,祂关心尼尼微的众多百姓、动物,也关心逃走的信徒——那些被大鱼吞下肚的人。

布特罗斯说:“约拿教导我们神的怜悯之心。在危机的时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可以向神呼求,神会听到他们的祷告。让我们和穆斯林一起祷告;因为这代表我们关心他们。”

杰森·卡斯珀(Jayson Casper)是《今日基督教》的中东特派员。

翻译:江山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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