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好的离婚”并不存在

虽然离婚有时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是件值得庆祝的事。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3, 2023
Jeffrey Hamilton / Getty / Edits by CT

拉蒙·普雷斯顿(Ramon Presson)一直以为父母的离异对他没太多影响,直到他二年级时不得不在假期圣经学校里扮演耶稣。以上这段回忆是他投稿给本月《基督教世纪》读者文章里的童年记忆。

普雷斯顿写道,在他父亲离开母亲后,任何旁观者都会觉得他是个坚韧的孩子。他写道,人们形容他富有爱心及幽默感,而不是个受伤或愤怒的孩子。

但他从未意识到自已可能只是在压抑这些情绪,直到他在教会戏剧里被分配去扮演清洗圣殿的耶稣。他对自己对这个角色投入的程度感到惊讶。

他写道:“我在极具威胁性的吼叫声和咆哮声中喊出我的台词,在我打翻椅子和踢翻堆满假钱的小桌子时,我用假鞭子抽打那个眼睛睁得大大的7岁商人… 但这不是我们在课堂上排练的方式。”

直到他看到主日学老师以及她身后的会众眼中的震惊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回想起来,普雷斯顿认为这个经历是一种宣泄,“暂时放下我的面具,释放我对家里的不公平的愤怒,是一种解脱。”当时的男孩不知道如何宣泄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但他扮演的版本的耶稣知道。

当我读到哲学家斯蒂芬·阿杜巴托(Stephen Adubato)在《犁头季刊》上对电影《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的分析时,男孩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早在地方图书馆或美国国会为变装皇后的议题进行辩论前,在这部90年代的电影里,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饰演一个离婚的父亲,伪装成一个善良的老妇人,成为自己孩子的保姆。

阿杜巴托写道,当年,他身为一个父母才刚离婚的孩子去看了这部电影。电影的主题是感性的“好的”离婚:父母没有吵架,并且是爱让他们“连结在一起”。

尽管这部电影在各方面都与2020年代的文化敏感性不相符,但《窈窕奶爸》是一种“文化产物”,让人联想到一种超越电影并渗透到自助书籍和治疗课程里的思维模式:一个“好的”离婚意味着父母双方都能在女儿的婚礼上手牵手走在一起——前任可以成为一个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双方能保持着友谊。

但是,阿杜巴托指出,现实是完全不同的。

他引用了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近期对于这些所谓的“适应良好”的离婚子女的内心世界的研究。他们长大后不会成为纵火犯或瘾君子或加密货币骗子,并且他们自己通常也没有离婚。她认为,会影响这些人成年的过程的,不是父母的争吵或非直接性的责怪他们等等的外部因素,而是“孩子的宇宙彻底的被重组”。

阿杜巴托和马夸特都承认,所谓的“好的离婚”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种离婚情况好得多,这一点我也同意。我曾听说一个妻子和前妻在他们已故的丈夫的葬礼大打一架(当时,我的祖母说:“他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也看过可怕的情况,孩子在法庭上经历了父母对他们无休止的监护权争夺。

《窈窕奶爸》所处的时代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必要的东西。例如,离婚的孩子往往会认为父母婚姻的失败是他们的错,他们需要得到明确的保证:事实并非如此。

但阿杜巴托正确地指出,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好的”跟“坏的”离婚,而是“坏的”及“更坏的”离婚。

我坚信,圣经为合理的切断婚姻盟约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在某些情况下,离婚及再婚在基督教道德上是合法的。我也认为,在ㄧ些情况下(如家暴的家庭),分居或离婚是正确的做法——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也就是说,虽然离婚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从来不是件“好事”。

毕竟,离婚不仅仅是重新安排生活环境或在户政事务所里改名(美国人婚后通常会改采夫姓)。离婚是ㄧ种解体。在婚姻的结合里,正如耶稣所教导的,丈夫和妻子是“一个肉体”。在本质上,配偶是彼此身体的一部分。

然而,有时这样的解体是必要的。

一个被捕兽夹夹住的人很可能会需要锯掉一条腿来逃脱和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肢解是必要的。因为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更糟糕。我们甚至会说:“感谢上帝,当时有一把锯子在手边!”但是,我们永远不该假装这个肢解的行为不会造成创伤,也不该假装缺少了肢体不是什么损失。

阿杜巴托指出,好消息是,那些遭受过父母离异之苦的子女们,往往会最致力于让自己的婚姻正常。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他们曾经历过的痛苦。我知道许多曾经历离婚创伤的人——无论是丈夫、妻子、儿子或女儿——如今也在关怀处于类似情况的其他人。有些人成为婚姻导师,而其他人则知道如何以及何时该紧紧的拥抱某人,并说“我爱你”。

我不知道亲身经历父母离婚的悲痛和混乱状态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我确实知道与人们一起走过这段日子是什么感觉。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的父母别无选择,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父母的离异对他们的生活毫无影响。

几年前,我记得一次讲完道后我站在教会讲台前——在“邀请赞美诗”的吟唱声中,人们可以上前公开表示接受基督信仰,或在台前请求代祷。

一个小男孩从走道另一端向我走来,我正想着,如果他想要受洗,他的年纪是否足够知道自己的决定。但当我蹲下来跟他说话时,他说:“请为我的爸爸妈妈祷告,我希望他们不要离婚”。顿时,我心中所有抽象的神学理念都消失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到我脸上的泪水,及见到他眼里的悲伤。

他的痛苦足以让他愿意走过走道——在所有人面前——请求别人为他的世界不会崩塌而祷告。我不知道他的悲伤或愤怒有多深,但我想像他可能会踢翻一些椅子,撕碎一些纸斑鸠,并像拉蒙·普雷斯顿那样掀翻几个小桌子。

我想,真正的耶稣会理解的。

罗素·摩尔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杂志的公共神学专栏。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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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愿为阿拉而死,如今我为耶稣而活

身为一位穆斯林极端主义信徒,我从没想过要与基督徒有任何来往,更别说跟他们作朋友了。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5, 2023
Matt Williams

我在沙乌地阿拉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里出生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我自认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致力在人生各个层面上实践我的信仰。我相信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宗教,那些不接受阿拉为其真主,也不愿承认穆罕默德是真主差派的使者的人,都是注定要下地狱的。

对于基督教,我除了蔑视,没有其他看法。我认为穆斯林比其他所有人更卓越,所有非穆斯林的人都是不信神的;耶稣是阿拉差来的先知,不是神的儿子,对我而言,祂从未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未复活。我相信祂已经升天了,但祂的死只是为了脱离迫害祂的人,祂会在末世回来,恢复伊斯兰教成为阿拉的真宗教。总而言之,我在对基督徒、犹太人,和所有拒绝伊斯兰教的人的强烈仇恨感之下长大。

在12岁以前,我已能默背一半的古兰经,我的目标是背下全部的经文,也就是全部114章(共6,236节)。 15岁那年,我跟许多年轻人一样,为了与奥萨玛·宾拉登(他当时是我们的英雄)一起对抗苏联而前往阿富汗。

若不是我的母亲恳求我留下来,我当时一定会去参加这场“圣战”。我认为以阿拉之名而死的穆斯林,得到的奖赏会比其他穆斯林能得的更大。我非常肯定若以这种方式牺牲生命,我一定能进入天堂,而且我所有的罪都会得到赦免。

与基督徒互动

然而,当我年纪渐增,我就有越多的疑虑。由于我对古兰经的内容更为熟悉了,我开始看到其中的仇恨信息。我无法理解,而且一点也不喜欢这些信息。我心里纳闷着,神怎么会因为自己的受造物不接受祂,就恨恶他们呢?某种程度而言,我认为神应该能超越这种小气的报复心态。但是,如果我跟其他人分享这种想法和质疑,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甚至可能危及我的安全,因为亵渎阿拉和背叛伊斯兰教的惩罚就是死亡。

在沙乌地阿拉伯完成大学学业后,我想要前往美国攻读工程研究所,但我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伊斯兰信仰教导我们不要跟基督徒当朋友,而在穆斯林世界里,人们确实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也就是说,每ㄧ个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基督徒。 (我从来没听过“重生的基督徒”才是检验真实信仰的方式。)

我于1989年夏天抵达美国,心里满满的忐忑不安。为了接受最好的教育,我知道我必须去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内心忧虑,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接触基督徒。

在宿舍大约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开始觉得有必要更熟悉美国文化,提高我的英文程度。当时,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国际友谊计划”的活动。这个计划会将我这样的学生与当地的志工配对,他们会帮助及招待我们。我当时注册参加了这个计划,却不知这是一个基督教事工。

大约两个礼拜后,一对参与此计划的年轻夫妇与我联系,表示他们是被指派与我合作的家庭。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个家庭向我展示了远远超出我预期的爱,这种爱是我在穆斯林同胞中从未体验过的。

那年的11月,这个家庭邀请我去他们家享用感恩节晚餐。那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因为他们问我,他们是否可以作谢饭祷告。我必须承认,我的心在那一刻沉了下去。我从未意识到,基督徒实际上是充满了爱,而不是充满仇恨的,这与穆斯林过去教我相信的完全不同。

这个家庭从未与我分享福音,但他们向我展示了福音是什么样子。那天,我走出他们家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对我的信仰及其教导的极大质疑。我发誓我要好好研究基督教,期望能更多地了解耶稣是如何对人的生命产生如此深厚的影响,并给人带来这种我从未经历过的平安及喜乐。

看见真光

几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后,我进入当地一家工程公司。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重生过的基督徒。他全身散发的喜乐、平安,以及他身上似乎散发着的光,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他邀请我去他家吃圣诞晚餐时,我注意到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着同样的特质,他们就和我大学时期遇到的那个家庭一样。

此时,我再也无法阻止我的好奇心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与周遭的人如此不同?他告诉我,他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并和我分享了他的见证。我再一次极其渴望地想要更多认识耶稣。

从那一刻起,神让我经历了生命中无数个试炼和逆境,而这所有一切只加深了我对基督教更强烈的兴趣。 2001年5月,我背叛了穆斯林信仰教导我的一切,第一次踏进一间基督教教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随着与教会一起研读约翰福音,我学习到基督真实的身份。

2001年11月,我毫不犹豫地接受基督为我的王和救主。但是,起初的路并不好走。在短短几个月内,我因配偶出轨而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工作。感觉就像撒旦积极地试图摧毁我的信仰。但这几个月教会了我宝贵的功课,让我知道如何与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并学会在所有情况下依赖祂。在这段时间里,神透过我无法否认或质疑的方式向我展现祂的荣耀。

从那时起,我的生命永远的改变了,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今天,我带领一个名为CIRA International的全球事工,这是我在2010年借着神的恩典所创立的事工。我们的使命是为基督得着穆斯林、装备信徒实用的工具,以便能更有效地与穆斯林分享福音,并为新信徒提供门徒训练,尤其是来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此外,我在许多教会教授关于伊斯兰教的课程和研讨会,让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学习如何更好地向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作见证。在我家乡的教会里,我负责带领新的“国际友谊计划”——这个计划16年前在我的心里播下福音盼望的第一粒种子。

我因着单纯的爱的行动认识了我亲爱的耶稣。我祷告上帝也能使用我单纯的爱的行动吸引他人来到这个救人灵魂的信仰里,以此荣耀祂。

阿尔‧法迪(Al Fadi)在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Ar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授圣经神学、商业,及比较宗教学等课程。

翻译:荣怿真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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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point教会“全人式的门徒训练”造成了伤害

伴随着这个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教会事工扩展至几十个大学校园,教会前成员们站出来声称曾受到属灵上的伤害。

人们经过UC柏克莱大学的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

人们经过UC柏克莱大学的斯普劳尔广场(Sproul Plaza)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5,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Justin Sullivan / Getty

Gracepoint教会满足了所有能让大学校园事工成功的所有条件。

成立于1981年(当时的名称为柏克兰浸信会),Gracepoint教会以全人式的门徒训练(whole-life discipleship)为事工基础,成为了就读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C Berkeley)的亚裔美国学生的家。秉持着“在每个大学城建立一个如使徒行传第二章里的教会”的使命,Gracepoint在西海岸及其他地区的校园里,在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大学教会联络网中脱颖而出。

Gracepoint在超过60多个校园、全美国35个城市建立了教会(还有一个分堂在台湾),仅仅在2021年就建立了15间新教会。

在Klesis和Acts2Fellowship(直译为“使徒行传2团契”)这样的校园团契里,Gracepoint鼓励大学生们去思考棘手的信仰问题、在教会找到属灵导师。在毕业典礼上,他们鼓励年轻的基督徒过着宣教士的生活,加入他们其中一个校区的事工,或是帮忙拓展新的校区。留在Gracepoint教会对人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似乎在回应着一些青年电影里常见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式的生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我想你可以说,我们只是一群非常享受大学生活的人,以至于我们从未离开过大学生活,”Gracepoint教会在宣传影片里自我调侃道。

“我认为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属灵上的活力和潜力,以及与神之间温暖且有深度的关系,这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到的,”在Gracepoint长大的圣芭芭拉校区的成员迈克尔·金(Michael Kim)说,“对参与服事的同工而言,他们顶着很大的压力,付出大量劳力及苦力,但同时也有极大的满足感。”

但许多曾参与Gracepoint教会的人说,教会有着激进的信仰生活追求,加上事工的节奏,这一切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其成员。

Joshua Mun是Gracepoint教会的前成员,于柏克莱分堂长大,他20多岁的时光皆服事于Gracepoint教会,建立各个不同的分堂,他分享道:“他们做的是好事,但他们执行这些好事的过程是种属灵上的虐待。”

32名前Gracepoint教会成员在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描述了一种为了事工效率而“控制”和“强制”的文化。

成员们说,他们被操纵着去认罪,被领袖吼叫,被各种义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生病。为了让成员专注于宣教工作,Gracepoint有效地限制着大家约会、浏览网路媒体、消费和养宠物等行为。教会领袖引导同工们安排住的地区、在哪里买衣服,以及开什么车。

“我的小组长的话就像上帝的话。”Mun说,他去年离开教会的部分原因是因有了焦虑症状。 “我把上帝看作是个极其敏感、脾气暴躁、充满审判的存在。我只要有一项罪过,祂就会落下锤子抽打我,因为这就是我的小组长在我面前的形象。”

Gracepoint教会几十年来一直面临着离开其事工的成员的批评,但去年在Reddit论坛上为Gracepoint教会开设的控诉专栏引起与论新的关注。发帖人称,他们被教会领袖贬低,被鼓励背负信用卡卡债以资助事工的开支,并在他们选择离开教会后遭到诽谤

该教会的主任牧师和网络负责人爱德·康(Ed Kang)在回覆《今日基督教》的问题时写道:“我对那些觉得在我们的事工中受到伤害的人感到非常抱歉,”康牧师说,他 “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便我们能够寻求医治,并在必要时道歉、寻求和解。”

该教会的一位区域负责人丹尼尔·金(Daniel Kim)在论坛上分享了他的联系信息,邀请那些寻求“个人和解”的人来联络他。他告诉《今日基督教》,自从他在2021年4月首次发帖以来,已有8个人与他联系。

在《今日基督教》报导这篇文章的过程中,Gracepoint教会已开始重新思考其事工风格的各个层面,并实行改革。康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教会正专注于“降低对卓越的追求”,以回应来自内部的反思及公众的批评。

“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由于我们拓堂的努力,我们之间很多的人际关系都被打乱了,”康牧师说。 “我们过度以任务为导向,试图用更少的人做很多事,这让我们的关系变薄了。”

然而,即使承认对其前成员造成的伤害,教会领袖也认为,受害公开他们的不满,也对Gracepoint的事工造成损害

在教会上个月推出的播客中,康牧师的儿子以赛亚·康(Isaiah Kang)说,匿名发帖人“不是来自天堂的使者。”他补充道:“无论这之中有哪些事是真的——你可能被伤害了,或你真的被伤害了——也并不意味着你现在做的事是对的。”

大学生事工,如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sity)和亚美基督教团契(AACF)正兴起服事日益增长的亚洲移民和第二代亚裔美国人时,丽贝卡(Rebehak)和保罗·金(与其他金姓牧师无家属关系)于1981年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一间服事韩裔美国人的教会,位于柏克莱和奥克兰的交界处,该教会被命名为柏克兰浸信会(Berkland Baptist)。

柏克兰教会的成员既是基督徒也是韩裔美国人,他们经常用韩国人的尊称来称呼教会较年长的成员——hyung意指哥哥,noona意指姐姐。

“韩国文化的一个优点是,当有人希望你跟他们关系亲近时,他们会让你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份子,”一位曾长期在柏克兰教会聚会的前成员说(由于他与Gracepoint领袖关系密切,他要求不透露姓名)。 “你不仅仅是基督里的同胞兄弟,你真的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真正的家人。这类价值观被认为是教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家庭式的态度与教会的全人式门徒训练模式相联系。如许多大学生事工一样,年轻人承诺遵守教会规范的行为准则、属灵互相监督制及社区服务义务,柏克兰教会以其严格但关系紧密的事工理念吸引了亚裔美国学生。

他们加入教会,找到辅佐自己成长的属灵导师,热切地研读圣经,并在校园里传福音,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由于教会专注于大学生事工,领导人不鼓励成员邀请非大学生的同事或邻居加入。)

透过参与柏克兰教会,以及后来的Gracepoint教会,学生们根据教会的期许,放弃大学生活标配的各式各样的自由。教会的指导方针不仅仅是规则,而是教会的“立场”及“价值观”。

教会不鼓励大学生约会,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被迫分手(康牧师说,教会正在重新考虑其反对约会的立场)。当门徒训练导师批准交往的关系时,情侣双方仍被要求保持低调。 6位前成员回忆起,曾有直到收到婚礼邀请时才知道某对情侣们在一起的经验。

当他们成为事工团队的一员时,Gracepoint的成员被要求在他们的3C用品上安装如Covenant Eyes这样的网路过滤软体。教会领袖可以追踪他们使用萤幕的时间,不仅仅是为了检查是否有色情内容,也是为了阻止用户听K-pop或看太多ESPN。康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教会试图降低“媒体-娱乐产业和科技公司带来的影响”,并且教会自成立以来就不鼓励成员使用电视和社交媒体。

根据富勒神学院教会建堂企划(Church Planting Initiative)科主任Len Tang的说法,像Gracepoint这样高压的教会往往会在他们的事工中执行“方法上的纯洁(methodological purity)。

“方法上的纯洁意指,认定大学生的事工必须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认为自己必须以特定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或是需要隔离他们,或是需要把他们与某些影响源分开,”Tang说。

年轻成员在接受门徒训练时,不仅要遵循圣经教导,还要遵循教会的文化——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教会的领袖会称赞的、能被认定为足够委身敬虔的标记。当他们违反这些期望时(往往是在不知不觉的状态),可能会带来爆炸性的结果。

保罗·李(Paul Lee)说,他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的牧师曾打电话来骂他,因为他和一个女性同工朋友喝咖啡,他确实曾这样做,只是不知道这是会被人诟病的。李说:“他很快就跳出来骂我,就是要确保我处于这种羞耻的姿态。”

跟据前工作人员所说,2011年的文件教导教会领袖训斥成员,“以使此人对上帝产生适当的恐惧,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适当的震惊情绪”,培训者以大吼和拍打桌子为标准模式。康牧师说,这样的训斥方式并不常见,而且在今天这一代人“焦虑及情感脆弱 ”的情况下,不可能用这样的训练方式。

这些剧烈的训斥方式让成员感到羞愧,只因他们没有遵守教会的标准。这些在被训斥的当下感觉像来自上帝的定罪,在事后成员们的眼里,更像是教会领袖侵略式的行为。

某年的感恩节,奥斯汀·李(Austin Lee)在跨州搬家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帮助建立一间教会后,没有稳定的工作,被教会斥责没有缴交足够的什一奉献。 Richard Tjhen牧师告诉《今日基督教》,因为Austin在他们的谈话的时候持防御性的态度,自己因此变得“激动和恼火”。 Tjhen说自己当时的行为“完全的不合适,也并非我们教会的政策”。

受到纪律处分的教会成员可能会被要求停止服事,甚至是不能参加礼拜。但他们在事工位置上的复职取决于Gracepoint领袖的心情,这个过程有时会拖得很长,并且涉及书面悔过书等“反省任务”。康牧师说,从事工中“退出一段时间”有时是适当的,但写反思的做法近年来已逐渐减少。

柏克兰事工网于2006年解散,在柏克莱和戴维斯的分堂改名为Gracepoint,最终拓展至在加州以外的大学学区及城市里建立其他分堂。在康牧师的带领下,Gracepoint不同校区每周提供几乎一样的教会活动,甚至包括食谱的推荐。

对教会委身的承诺包涵了生活所有的层面:列表式的电子表格按小时安排同工的日程,并经常延伸至傍晚跟周末。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时间安排权不再属于自己了。前成员说,教会要求他们想休假或探亲时都得征求许可。

“我和我父母当时的关系很紧张,”马丁·洛基托(Martin Loekito)说,他在Gracepoint的戴维斯分堂当了14年的成员。 “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刻总感觉自己需要离开,需要赶快回到教会。”

另一位前成员黄伊莲(Elaine Huang)说,当她在2010年代初期,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毕业后的那个夏天选择回台湾探望父母时,教会领袖说她很“自私”。黄的领袖认为她的父母已经得救,因此不需要她的关注,说服她缩短长达数月的探视,改为参加教会的秋季外展事工。

对马丁和其他人而言,教会把“家庭被偶像化”的警告延续到婚姻生活里。马丁说,当他和妻子参加教会活动时,他的长女在教会的托婴部门度过了童年初期的大部分时间。

“当我们离开(这间教会)时,她已经一岁半了,我觉得那是一段失去了的时光,”马丁说,回忆起错过女儿的第一句话和第一步。 “只是全家一起吃顿饭,大家都在同一张桌子上——在那时是非常罕见的。”

多年的“全人式门徒训练”带来了不少伤害。前河滨教会成员李保罗(Paul Lee)经历了因“身体衰弱”的压力所导致的胃痛、头痛及频繁的惊恐发作。尽管他把症状告诉了他的小组长,他也不被允许从他负责的大部分事工中退下来。

李保罗说:“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教会不在乎我的健康。他们更在乎的是我留下来,做一个有效率的成员。”

在对《今日基督教》提问的答覆中,康牧师说教会已开始实施一些改变,包括每个月的“安息周”,要求成员从所有正式的事工中脱离。

在去年年底对1,004名Gracepoint教会成员的内部调查中,有37%的人认为教会在他们心里主要是如同一个家庭,34%的人认为是一支军队,29%的人认为是一个工厂。

Gracepoint教会的全人式门徒训练确实延伸至生活的每个领域里。根据来自某位前领袖的电子邮件,教会成员被要求改变他们的衣着(信件中写道:“我想我也需要从[这位成员]的衣柜里拿出一些奇怪的衣服,这样她就不会受继续穿着它们的诱惑。”)、饮食习惯(“我发现你经常很晚才吃饭。我认为你需要抑制这种行为。我注意到你最近看起来越来越不健康了。”),和生活空间(“我再次震惊地听到你的房子变得像个猪圈。……要么你的生活失去了控制,要么你极其懒惰,要么你就是极其自私。”)。

领袖们可能会推荐特定的家居装饰品(价格较低廉的IKEA家具)或衣服(端庄但有品味的Ann Taylor和Banana Republic)。成员们甚至购买了相似的车辆——Nissan Quest或Honda Odyssey,或经济实惠的小型货车(可以轻松载送学生和事工用品)。

虽然监管及给予生活上的建议是大学生门徒训练的一部分,但随著成员留在教会越久,Gracepoint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一位参与Gracepoint柏克莱教会22年的成员担心,她的教会参与程度阻碍了她的成熟度。

“我正在学习的一件事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了[教会],我实际上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不需要向别人交代、征求同意,害怕会惹上麻烦,”她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这通常是一个20岁的人会意识到的,但我到了40岁了才意识到这一点。”

福音派牧师渴望全人性的、24小时/整整7天的“涵盖人生所有面向”的门徒训练,但有时却越过人际关系的界限,变成属灵上的虐待,成员感觉自己被胁迫和操控,而不是被引导或得到指导。在2020年,《使徒行传29章教会》的首席执行长史蒂夫·蒂米斯(Steve Timmis)因在其职位上欺凌和控制他人的程度而被解除领导职位。于1970至1980年代兴起的魅力式牧养运动因其前领导人不承认自己侵略性的领导方式而走下历史舞台。 (前柏克兰教会成员说,创始人Rebekah Kim是由大学圣经团契培训而出的,该团契是这类型牧养运动的一个韩国分支)。

六位前Gracepoint同工说,精神上的崩溃是他们决定离开教会的原因,甚至,对一些人而言,也是离开信仰的原因。 Pete Nguyen在去年在参与教会生活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和自杀念头后离开了Gracepoint教会。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堂的黄姓学生说,一位教会领袖曾跟她说,她会有自杀念头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爱上帝”。她说,这样的回答促使她离开了基督教。该位领袖苏珊娜·苏表示,她不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并认为自己“不会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用这种方式谈话或说出这种话。”

一位前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堂的学生说,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忧郁症和饮食失调症复发——被视为她与男友越过身体界限后不悔改的证据。她被要求写悔过书,并被反覆提醒,她还没有看到她的罪性的全貌。

诺伊尔(Noelle)也是属灵虐待行为的幸存者,她说,“这些不断针对我没有悔改所做的评估——并没有反映出我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由于她的工作是一名老师,她要求《今日基督教》不要写出她的姓氏。 “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证明我真的有在认真看待我的罪。”

网上对Gracepoint教会高压环境的批评并非从Reddit论坛的讨论串开始的。包括Twisted Gracepoint和The Truth about Gracepoint Church在内的匿名部落格(Blog)已于2000年代就在网上有相关的讨论。

《今日基督教》获得的电子邮件显示,Gracepoint教会也有自己的部落格,对这些批评教会的部落格反击。多年来,教会成员被告知要避免为网上这些批评的声音带来流量,并且鼓励成员要保护教会“在网路上的声誉”。有时,Gracepoint的领导人会要求同工和成员每天至少三次搜索并点击教会网页或对教会有正面评论的部落格文章,以提高其在Google搜索页面上的排名。

教会也鼓励小组长们在Yelp上写下正面的评论——有时要求他们看到对教会的负面评论时要往上呈报。这两种做法至今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为秋季招生做准备的冲刺阶段。

Gracepoint教会的培训文件里教导同工如何去解释为什么教会的“等级领导制(hierarchical leadership)”方式“并非独裁制”,或者解释,这些对教会斥责文化的批评是出于现今“情感脆弱的一代”的“过度夸大”。由于对于内部文件跟计划被泄露的事感到疲倦,教会领袖要求成员定期删除与谈话或培训有关的“敏感”影像及电子邮件,或是要在监督之下才能观看。

在Gracepoint网站上的常见问题页里,对于“Gracepoint教会是一个邪教吗?”的回答为“不,不是的”,并驳斥“Reddit酸民”的指控,以其与美南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的关系作为背书。 (康牧师曾是美南浸信会之下的北美宣教委员会的建堂部门Send Network的顾问委员会成员,Send Network该部门的主席Vance Pitman曾称赞康牧师的“国度领导力”)。

一些批评者将他们的担忧带到了现实生活里。几位前任和现任成员的父母担心教会正在拉开他们与孩子的距离,并向加州大学几个不同分堂和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分堂的教会领袖提出对教会团契小组的担忧。

旧金山大学(USF)于2021年5月撤销了该校对隶属于Gracepoint教会的Klesis团契的官方认可地位,理由为在当年三月发布的临时终止令之后,此团契依然“不符合USF对事工的要求,虚报其与Gracepoint教会之间的关系,并持续与学生接触”。康牧师证实Gracepoint教会已不再在此校园内运作,尽管一些学生仍继续参与其教会的旧金山分堂。康牧师不确定他们的团契对USF而言是如何有不适当的行为表现。

对于那些已离开Gracepoint的人来说,与其他前成员在个人关系或网路上的联系有助于他们走出离开教会的过渡期。于2019年离开的洛基托说,网上的对话及讨论让他和他的妻子有机会审视他们的经历,但重新适应一间新的教会是很难的。

“我的遗憾主要在于,当我还无权被称为传道人时,我所服事过的那些人,”洛基托说。 “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离开了,我能够与他们重新联系上,并为我对他们做过的事道歉。但最糟糕的是那些还在教会里的人,那些被我告知要违抗他们的父母、抛弃他们的野心、抛弃他们的未来并加入[Gracepoint]事工的年轻人。”

一些前成员说,教会组织内的人错误且负面的形容他们离去的决定,如今依然在教会聚会的人说,那些离开的人是为了去“追求世界”——养宠物或买迪士尼乐园的年票。

“这种感觉就像桥梁的另一端被烧毁,”Mun说。 “我不会否定上帝透过Gracepoint教会接触到我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Gracepoint是上帝在人间的天堂。”

Gracepoint教会于去年的秋季学期继续其布道工作。他们重塑品牌,改名为“Gracepoint事工”,扩大了“地区青年事工”——这是一个类教会机构,旨在向初中和高中学生传福音,补足教会青年团契的不足。此机构在24个城市开展事工,根据康牧师所说,Gracepoint如今有服事大学生和非大学生的事工。

Nguyen在参与Gracepoint十年后于2021年离开,他与河滨和波莫纳堂区的前领导人及Daniel Kim详细阐述了他感到受屈的地方。

“如果他们真的有好好审视我所提及的事,他们可以有所改变,”他说,“但我觉得他们不会愿意放下很多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做法。”

在2021年4月关于天国八福的一次讲道中,康牧师告诉教会不要因他们在网上遭受的批评而气馁,因为耶稣曾警告说,诋毁者会“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马太福音5:11)。

康牧师说,“很明显的,发帖的人要么是真的很伤心并且受到伤害,不么就是严重自恋,认为一些小的邪恶或不公正或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错事是滔天离谱的事情,而他们无法放下并继续前进,”康牧师说。

“我们千万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有人批评我们的时候,就被说服,认为自己一定有问题。”

Curtis Yee是加州沙加缅度一名信仰及文化记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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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暴的配偶离婚并不是罪

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但有时耶稣也让我们学习到:人不应该把上帝拆散的强行放在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4, 2023
Image: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Summerphotos / Bartosz Michalski / EyeEm / Getty

过去的几周里,我收到了很多关于家暴案中离婚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起因于近期一则关于某间教会惩处一个与据称有家暴行为的丈夫离婚的妇女的新闻。如果你或你所爱的人正处于这种情况,让我先直接的告诉你我的结论:选择与施暴于你的配偶离婚,或者在离婚后再婚,这些都不是罪。

这类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基督徒的注意,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教导上帝憎恨离婚。在圣经里,婚姻是一种盟约——主要在体现基督和祂的教会之间的结合。耶稣非常强烈地反对离婚,甚至解释摩西法律中允许离婚的条例是对着硬心之人的暂时让步,而不是上帝对婚姻的心意(马太福音5:31-32;马可福音10:2-12;路加福音16:18)。

当牧师在传统的婚礼上宣布这对夫妇正式结为连理时会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牧师引用的就是耶稣说过的话。

即使是教会里一些喜欢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说法的议题上大力抨击世俗世界的人,对于离婚的话题都会选择缄默不语(讽刺的是圣经对离婚问题有明确的教导)。某种程度而言,这只是教会另一种为了自身存亡而有的政治性双重标准的表现:因为(美国福音派)教会内离婚并再婚的夫妻比纠结于其他种问题的人还多。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即便如此,我相信圣经在家暴所导致的离婚问题上,并没有将这类的离婚视为无辜配偶的罪。

有些人,例如在罗马天主教之中,认为离婚从来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正当理由。然而,即便如此,他们所争议的点也在于是否有任何机构有权力宣布婚姻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争议之处并不在于配偶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家暴的处境里。

我不知道有哪位对主信实的天主教神父或主教会说某个人应该继续留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里。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他们会建议把这个人(或他/她的孩子)带走,如果虐待的威胁持续存在,就会将他们远远的隔开,即使这意味着终生的分离。

正如你们多数人所知,我不认为离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罪。与多数福音派新教教徒一样,我相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配偶所犯的罪会造成婚姻盟约的解除。而在这些情况下的离婚是合理的。几乎所有持有这种神学观点的人,会把不愿悔改的通奸行为视为其中一种能打破盟约的情况。我们之中的多数人也会把被配偶遗弃视为另一种打破盟约的情况。

使徒保罗在第一世纪时劝告刚入教的基督徒,他们没有离开不信神的配偶的借口(林前7:10-16)。他们的婚姻不会因配偶崇拜其他神而成为不圣洁;反而是因着敬拜永生神的人而使婚姻变得圣洁。

虽然神呼召我们追求和平,与所有人和解,但保罗写道,在配偶离家出走,放弃婚姻的情况下,留下的配偶应“顺其自然”,不要认为自己被“束缚住” ,这里强烈的意味着他们有再婚的自由。

会家暴的配偶,事实上已自行抛弃了婚姻。家暴比抛弃更糟糕,它涉及利用神圣的关系(婚姻)来达到撒旦邪恶的目的。虐待配偶或孩子是上帝在圣经多处都谴责的——即利用自身权力来伤害弱势群体的行为(诗篇 9:18;以赛亚 3:14-15;以西结 18:12;阿摩司 2:7;马可 9:42等)。虐待比遗弃更糟糕,其伤害程度不亚于遗弃。

圣经表示,如果配偶一方抛弃了家庭,这不是无辜的那一方的错。如果配偶使家庭成为对其配偶(或他们的孩子)而言的危险场所,这也不是无辜受害者的错。

若认定“对婚姻的忠诚”意味着受害者必须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遭受虐待,等同于引用《罗马书13章》里关于顺服政府的经文教导,来控诉耶稣在大迫害时期敦促在犹太地区处于危险的人“逃到山上去”是不道德的(马太福音24:15-19)。你真的要这样控诉耶稣不道德吗?

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新教牧师都会说,在家暴的情况下离婚在道德上是合法的。然而,我更进一步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就像通奸或其他形式的遗弃一样,离婚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保护受虐者免受进一步伤害所必需采取的行动。

确保施暴者无法再欺负受害者,是教会和国家的责任。这往往这是透过剥夺施虐者的收入或住处来实现。离婚通常涉及整个社会宣判这段婚姻已经结束,并帮助划分资源、为受虐者提供持续性的保护(透过限制令或前科案底)。

如果你是一名传道人,你几乎可以确定在你的会众中或你所处的社区里有人正在经历家暴。有时,受害者会将施暴者的言语暴力内化,并责怪是自己给她/他的孩子带来这样的虐待。

有时,被虐待的一方会认为,除了继续留在这段婚姻里,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觉得自己被困在婚姻里。在家暴的情况下,教会不仅有责任通报相关的政府或民间部门,并应透过安排安全的避难所及关怀补足受害者的其他需求等等,来与受虐者一同面对所处的困境。

或者,我们对教会最低的期待是,至少是受害者不会因为逃离危险处境而被教会谴责为罪人。

我们也要认识到,家暴者经常以属灵话语作为武器来掩盖他们的家暴行为。他们可能会暗示受虐的配偶,如果他们离开自己,就是犯了“拒绝饶恕”的罪;或者如果他们决心离婚,就犯了违反耶稣教导的罪——这是在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经文。身为上帝话语的管家,教会有责任谴责这种滥用圣经的行为:指出这样的行为是一个人能妄称主名的最糟糕的方式。

因为家暴而离婚并不是一种罪。这当中的确有罪——施暴者的罪,而不是决定离婚的受虐者的罪。我们教会和社区里的受虐者需要看到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应用圣经,他们需要看到道成肉身体的耶稣体现在教会保护弱势群体的努力上。

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是的,阿门。但有时耶稣也让我们学习到:人不应该把上帝拆散的强行放在一起。

有时,通往离婚法庭的路,不是条通往毁灭的路,而是条通往耶利哥的路(路加福音10:25-37)。我们应该看看这条路上有谁被打得遍体鳞伤,并成为耶稣教导我们要成为的人。

翻译:Harry Chou /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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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只有神迹无法拯救灵魂

正如《The Chosen》影集所提醒我们的: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但仍然有人不相信祂。

Jesus and Simon the Zealot feed the hungry crowd.

Jesus and Simon the Zealot feed the hungry crowd.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3, 2023
Image: Angel Studios

近期,因着美剧《上帝所拣选的人》(The Chosen)第三季的播出,与神迹有关的话题再次吸引了许多基督徒。

在第六集的一个场景里,耶稣开始在一个公共广场上行神迹——治愈盲人、哑巴和瘸子。祂很快就遇到一个愤怒的法利赛人,他似乎把耶稣的行为看作是恶意的小把戏,而不是神的作为。这个宗教领袖差点阻止了耶稣去使睚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而即使在目睹了不可否认的神迹后,他仍然坚持对耶稣和耶稣所代表的一切表示厌恶。

我和妻子、儿子一直都一起看这个节目,每当思想着耶稣和祂的使徒们是为了全世界的人而行使神迹奇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亲眼目睹耶稣行神迹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呢?使徒们本身被授予同样的超自然权力,那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让我更惊奇的是,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带来“所有人都相信耶稣”这样的结果。罗马人和法利赛人看着耶稣医好几十个人——他们不但没有相信祂是神的儿子,反而从一个城市追捕着祂到另一个城市,批评祂、并最终把祂钉死在十字架上。

如果一样的事发生在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吗?

理论上而言,美国社会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奇迹的可能性。根据最近期的盖洛普调查,81%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尽管比几年前的87%有所下降),其中有42%的人(包括了多数的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听祷告并有所回应。

作家李·史特博(Lee Strobel,他写了一本与神迹有关的杰出书籍)在他的调查中发现,约有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圣经》中的神迹真实发生,三分之二的人相信神迹在今天依然发生(相较于之前皮尤调查显示多达80%的美国成年人相信奇迹,他的估计更为保守)。令人更印象深刻的是,根据史特博的调查,有38%的人说奇迹曾发生在他们个人身上。

从奇闻轶事角度来看,许多人或机构说话的方式或日常作为会让人感觉,在生活里遇到上帝亲自的介入似乎是真实的。天主教会会有条有理地调查超自然活动的证据,以此作为被封为圣人的资格。

五旬节教会和其他灵恩派教会经常声称在他们的会众里见证医治和其他上帝的神奇工作。甚至是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这位杰出的科学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院长——也说他相信奇迹的发生。

对神迹和奇事的信仰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普遍——然而对我们多数人而言,这种相信是有其限度的。

一般的基督徒似乎对某些类型的神迹较有信心(例如:为亲人治病,或恢复破碎的婚姻)。但若有人提及发生了戏剧性的、公开性的超自然事件——例如,揭示了未来的梦境、视力恢复,或麻风病痊愈,我们往往会不可置信。我们较为不愿接受这些既明显且无法否认的事件,即使它们在整个圣经里都有发生。

也许在现代,我们犹豫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像这样的神迹会留下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证据或遗迹。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理性的问道,为什么神迹奇事没有每天都在网上疯传——尤其在这个属于智慧型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想知道,如果这些事真的发生了,那证据不就会无处不在、所有人都会被迫相信不是吗?

然而,今天确实有压倒性的证据来证明奇迹的发生。

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也许是现代世界研究神迹的重要权威学者,他写了一套系列丛书,共1100多页,记录着神迹的历史证据,并在2021年补充了一本新(更容易理解的),名为《今日神迹》(Miracles Today.)。

基纳博士的作品之所以独特——除了他对所发生的神迹类型、神学原因,甚至与我们现代科学的理解相一致的精彩阐述之外,还有他记录这些事件既细致又广泛的方式。他将《新约》中目击者的描述与我们今日能如何记录类似的事件进行了比对。

这些并非幻想而来的或神秘不可告人的事件,而是根据于多个目击者的详细记录,基纳博士甚至说自己至少见证了两个他称之为“特殊的神圣行动”事件。他劝告我们对神迹的描述要有鉴别力,并告诫我们,即使有些所谓的神迹是假的,也不要以怀疑不信的态度对待所有神迹事件。

除了基纳的观点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纪录,包括医学杂志上有完整记录的案例——例如那个从失明中恢复的女性,或从胃肠道疾病中康复的男性,都是发生在祷告之后。 YouTube上也有许多所谓的神迹影片。

世界各地的人们透过影片和目击者的证词记录着让人惊奇的超自然事件。无数的教会都为无法解释的事情作证。其中一些故事甚至被李·史特博(Lee Strobel)埃里克·梅塔克萨斯(Eric Metaxas)等畅销书作者发扬光大。

然而有许多人,包括基督徒,继续忽视或不相信这些见证。确实也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宁愿选择怀疑和不相信所带来的(相较之下)舒服的感受。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 “后真相”的世界里,似乎一切事物都值得被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也许今天比两千年前更加如此。

当我开始写我的新小说《奇迹》时,我开始着迷于这个话题。我试图想像,如果一系列无法忽视的超自然事件在我们眼前发生,会发生什么事。而我的结论之一是,这种事件至少会激发出与崇拜之情同样多的愤怒情绪,以及与合一同样多的分裂。

正如那些在耶稣时代目睹神迹的人对它们抱持不同的意见,也正如法老忽视摩西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同样有可能对神的神奇工作不屑一顾,而不是拥抱它——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我们自己。

事实上,超自然的干预可以将我们指向神,但这些神迹无法使我们信任或接受祂。神迹能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在我们能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但神迹无法使我们信实地追求其背后的真理。

我儿子在看最新一季的《上帝所拣选的人》时,一直在问我,怎么会有人看着耶稣行神迹和奇事而仍然不相信祂。也许这个问题以及它所揭示的关于我们人类本性的事实,在如今与在第一世纪时一样重要。

我们真的相信神迹存在吗?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相信吗?

约翰·科尔曼(John Coleman)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名作家。他最新的小说《奇迹》探讨了现代世界的奇迹等话题。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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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及温柔的力量

这位去到中国的宣教士是如何回应他所带领的宣教士被谋杀的事件。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2, 2023

在百年多前一个广大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一个4岁的男孩成为了皇帝。一开始,他的继母以太后身份听政。但当他18岁亲政后,他急于改变许多政务。他仿效其他国家,创办了一所大学。他精简了政府官员,裁减冗员。他希望成立议会,行君主立宪。他甚至颁布了一项保护基督徒公民的法令。

但皇帝并未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太后与其亲信不愿见到如此多的改变。他们策划了一场政变,重掌大权。

在那时,地方上发生了极大的旱灾。人民饥饿难以度日。太后将一切怪罪于那些辅佐年轻皇帝的外国人。太后下懿旨昭告天下,认定是诸神在阻止降雨,除非把所有外国人及信奉外国宗教的人都逐出中华境外,干旱才会好转。

一群受过功夫训练的农民也把他们的麻烦归咎于洋人。这些农民恳求神灵附体,使他们对洋人的枪炮可以刀枪不入。太后下诏,凡袭击杀害外国人的人,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他们起而摧毁了外国人建造的铁路和电报线,并极尽可能地杀害他们见到的所有外国人及基督徒。

这些外国人所来自的国家非常愤怒,派出军队来恢复秩序。他们要求赔偿损失的财产和人员。太后只好逃离京城避难。仇外主义(Xenophobia)——惧怕及对外国人的仇视——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策略。

在19世纪末,有八个国家在中国拥有大量的商人和外交官。他们的现代化铁路和电报线大大增进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部通讯。他们的宣教士、教育家及医疗人员服务了中国人民好几个世纪。许多中国人也成为基督徒。

义和团事件(1899-1901)是一次清除外国影响的尝试。义和团或拳匪的成员围攻北京的外国区域55天。一位总督以答应给予外国人安全作为诱饵,引诱44名新教宣教士——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来到北京,然后对他们进行屠杀。整个事件最终死亡人数为:136名新教宣教士和53名儿童, 2000名中国新教徒;还有超过200名俄罗斯东正教基督徒、三万名中国天主教徒。

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反击。大约两万名八国联军士兵入侵中国并镇压了义和团的动乱。许多外国人——主要为士兵和商人,但也有一些宣教士——趁动乱抢劫。八国联军的政府以及失去人员和财产的公司和宣教机构要求巨额的赔偿。他们的要求使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并引起更进一步的仇恨。

中国内地宣教团(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却与众不同。内地会损失的人数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多:58名成人和21名儿童。即便如此,戴德生拒绝为该组织的损失收取任何赔款。他要以此来显示“基督的柔和谦卑”。这举动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美国报纸作家关注的是贪婪的西方外国人。在大众的想像中,基督教宣教运动和西方帝国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

五十年后,中国基督教领袖仍然活在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和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共产主义革命后,许多人切断了与西方教会的联系,承诺中国教会将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不幸的是,这些承诺助长了其政治主人的仇外心理。

如今,中国领导人决心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官方承认的中国三自教会不再采取仇外心理。这些上个世纪中叶中国教会领袖的继承人感谢宣教士的贡献。他们认识到,教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在1900年代献出生命的人,及许多其他在之后加入服事中国人的人,包括《今日基督教》的联合创始人L. Nelson Bell。

然而,对外国人的仇恨心理正在全球各处重新回归。仇外心理在19世纪的中国是糟糕的政治决策,在如今同样也是糟糕的政治决策。报复心态在当年是个糟糕的信仰,如今依然是糟糕的信仰。如果当年所有基督教宣教士都如戴德生一样以柔克刚、以德报怨,中国的历史会如何改变?

大卫·内夫(David Neff)是《今日基督教》的前主编。

翻译:T.N. Ho/ 编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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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贾立克:服事藏族的医疗宣教士

Rupert Clarke在甘肃、青海一代为藏族人提供医疗服务,并呼吁汉族基督徒关爱藏族人的灵魂。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20, 2023
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二十世纪初,西藏的门仍然紧紧向基督教宣教士关闭。

散居青藏高原上的藏民笃信藏传佛教,每四个成年男性藏民就有一个是喇嘛。同时,他们中间传染病流行,梅毒、痲疯、天花、鼠疫与白喉等常为患,由于缺乏医疗服务,唯一的防治方法就是把病人隔离,甚至将他们终生摒弃于社群之外。

好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希望向藏民传福音,却无法踏足西藏,只能在邻近省份接触藏民。早在1918年,宣教士胡立礼(Harry French Ridley)与连福川(Frank D. Learner)就开始在青海传福音。到1940年代末,据估计青海东部约有200个信徒,但其中没有一个藏民。

1940年代,有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在甘肃和青海的藏民中从事医疗宣教。他就是英国宣教士贾立克(Rupert Clarke)。

贾立克少年时代,常常住在祖母家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中,一家人每日数次在一起祷告主日更少不了一起上教会。然而,年轻的贾立克虽然满脑子圣经知识,行事为人也循规蹈矩,内心却缺乏得救的确据。

这种情况直至他念大学时,参加基督徒团契,认识了学兄皮存德 (Robert A. Pearce)与林贝德(James Cecil Pedley ),才有改变。皮、林二人感觉到贾立克只有基督徒的外貌,却未尝救恩之乐,就常常为他祷告。贾立克读到学兄们借给他的一本书,终于明白,得救的确据是基于神的应许,而不是靠人的努力,他所要作的就是信靠耶稣。他跪在床边,以启示录3章20节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头

后来贾立克进入医学院学习,三年级暑假期间,他染上腮腺炎,卧病祖母家。这段时间他读到《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一书,书中详述宣教士盖落洼(A. E. Glover)一家如何在义和团事件中,由山西被押解往上海的惊险跋涉。贾立克深受感动,也开始关心中国的宣教需要。

兰州医院

皮存德和林贝德先后在1931年和1935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在甘肃省兰州医院和附属的痲疯病院事奉。痲疯病院里有不少藏民归信耶稣。他们一直写信鼓励贾立克,使得贾立克对藏民的负担日益加深,最后,贾立克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藏区医疗宣教,前往甘肃兰州服事。

1941年,贾立克在兰州医院的工作渐上轨道。同年,他应邀前往邻省宁夏,走五天路程到中卫参与医疗福音队的工作。贾立克抵达中卫后却病倒了,患上严重的肝炎,全身发黄。内地会总部立刻调派护士巴葆真 ( Jeannette Barbour)到中卫照顾贾立克。

巴葆真在罗德西亚(津巴布韦 )出生,曾在英国爱丁堡接受护理训练,那时刚加入内地会不久。贾立克经巴葆真悉心照料,病情迅速好转,但继续留在中卫养病,一个月后才骑自行车回兰州。当其时, 他已静悄悄地跟巴葆真订了婚,只待巴葆真按内地会规定,事奉满两年,通过语文考核才完婚。1943年一月14日,两人在兰州冰封的黄河边上举行了婚礼。

1944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内地会在兰州市内开设诊所,由贾立克主理。1946年底,贾立克夫妇回英国和南非述职,内地会调派海恒博前往兰州承担医疗工作。

许多藏民到兰州医院和痲疯病院求诊,其中不少要走上数周甚至数月的路程。汉人不大愿意与藏民住在同一个病房,所以医院专门设立了藏民病房。1947 年的记录显示,至少有80名藏人留医,一些需要接受长期治疗的病人,会入住普通病房,其中有些人要住上好几个月。被接纳、得医治的藏民都满怀感恩,可惜没有懂藏语的宣教士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化隆医疗站

多年来,内地会计划在青海省开设一间小型医院,让散居在青海一带的藏民得闻福音。1948年,贾立克向英国家乡的支持者发出呼吁:青海医院的计划因医疗人员短缺而被迫搁置,正努力祷告筹划,求神从东方和西方差派同工来服侍藏民。

1948年初,贾立克述职后回到中国,人手和物资依然缺乏,看来在青海建医院的计划仍无法落实。就在这时,圣光学校的监委会从“中华救援团”获得资助,把一大批美军留下的医疗物资赠送给兰州医院,其中三吨物资给分配到青海化隆。内地会重新调配人力,派一名本土医生和四名护士投入青海省 的医疗工作。贾立克建立化隆医疗站的多年夙愿终于实现。

化隆位于西宁南边,靠近青海和甘肃的交界,海拔一万呎,空气稀薄,一年里只有八月份不下雪,有四个月土地不被冰封,交通运输非常困难。贾立克豁达开朗、随机应变、处变不惊,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到他。有一回,车子的油泵坏了,贾立克从医药包中找出听诊器,扶着放在车顶上的汽油罐子,让汽油通过听诊器的管子流到发动机,车子得以继续前行。

1948年7月5日,化隆诊所正式开幕。在化隆镇上,住有显贵的喇嘛僧侣,也有在百姓中具影响力的穆斯林教长,贾立克和同工在城内派发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福音单张。

1949年,贾立克和正怀着第一胎的葆真迁到化隆定居。贾立克夫妇二人同心,不怕艰辛,只为服侍他们生命的主和祂所关爱的藏民。他们把诊所发展成为医院,取名“圣光医院”,设有二十张病床。同年,门诊人数高达3590人,进行了160个手术。葆真一手抱着初生的亨福( Humphrey),一手进行护理工作。

医院和贾立克的名声愈传愈广,人们说“这个外国医生对待藏民很亲切,就像他对汉人一样。”藏民和喇嘛骑马、骑牦牛或徒步长途跋涉、成群结队地来求医。 他们走四个礼拜的路来医院就诊,在医院第一次听闻福音,经手术治疗和休养后,又带着新约圣经或福音书单行本,欢欢喜喜地回家。

床位常满,有时病人还未康复,就要出院,因有更多重症涌入。病床不敷,二、三十个病人挤在给亲属住的炕上。但贾立克觉得为藏民诊病很“上算”,因为他们生命力强,又心怀感恩。贾立克特别希望汉族基督徒也来参与。他在1950年的内地会《亿万华民》杂志中写道:

“不少汉人基督徒蒙主呼召,要向藏民传福音,可惜未肯下苦工学语言。在这一带有一些会说西藏语的汉人,若他们蒙主光照,必能为主作工。这里生活艰苦,但他们可以一边当医生糊口(藏民当中还没有医生),一边向藏民传福音。”

更让贾立克兴奋的,是在西藏崇山中的一个部族派人专程到访,邀请贾立克到他们中间开办医院,还承诺提供房子和一切所需。贾立克自然愿意立时上路,可惜时不与我。

撤离中国

1950年十二月,在形恪势禁之下,内地会领袖决定全面撤离中国。1952年一月,内地会620名宣教士之中,仍有33名滞留中国,其中就包括贾立克一家。

1951年六月,贾立克被带到化隆法院,控告他多项罪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为西方国家作间谍。贾立克当然矢口否认,结果,妻儿获准离境,而他自己却被收在监里,袋里的圣经被缴去,他却低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牢里有40多个囚犯,只能席地而坐,其中许多是回民。

后来贾立克获释,但被软禁在化隆医院里,与外界隔绝。他坚持每天在院子内步行三英里, 每周一次步行十英里,保持身心灵健壮,以备有一天获释时还有力气走路去西宁。其后,贾立克被转送到西宁,关在内地会设于西宁的宣教站里。

1953年七月20日下午,贾立克与马良箴(Robert Arthur Mathews,另一位在蒙古族当中服事的内地会宣教士 )乘火车抵达香港,他们是最后两位离开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内地会海外事工主任李亚农(Harold Arnold J. Lea)在1951年的《亿万华民》中写下结语:

“撤离的过程比我们预期的长得多,然而……主把同工们都带出来了。虽然历尽险阻,承受重压,同工们都丝毫无损,精神旺盛。经此炼历,我们在信心和忍耐上都成长了。”

1950年,化隆医院被政府关闭,标志着一个向甘肃和青海的藏族人传福音的宣教时代的结束。然而,在同一年,两对已婚的内地会宣教士夫妇(来自加拿大的George and Dorothy Bell以及来自新西兰的Norman and Amy McIntosh)为两名“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西藏妇女施洗,然后有住在印度的藏族人报告了一个喜讯:一些汉族基督徒在甘肃南部的拉卜楞跟藏族人分享了福音,“结果有20人归信”。

在今天的中国,向藏族人传福音仍然非常困难。但是有更多的汉族基督徒参与向散居在西藏以外的一些中国省份的藏族人传福音。我们祈祷,当年激励贾立克的灵加倍激励今天的中国汉族基督徒,接过宣教的接力棒,向藏族人分享基督的爱。

我们住在巴比伦,而非以色列

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务是把人们带进福音里,而不是把圣经原则及律法强加在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7, 2023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去年我在Twitter上问道:“我们是住在古代的以色列,还是现代的巴比伦之中?”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是:圣经对于在应许之地上生活的规范及指引,对我们这些身为宗教少数族群的基督徒——生活在非基督徒统治之下“不圣洁”的土地上——有着有哪些程度的应用(或关联性)?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古以色列国,在那里,生活的重点是维持圣洁,而不是宣教——上帝把以实玛利和以扫送至旷野、告诉约书亚要消灭迦南人,并且指示以斯拉要坚持让以色列人与外邦妻子分离。为了使应许之地圣洁,上帝下了一道零容忍政策:你们当中不可有耶和华所憎恶之事。

古以色列所住的应许之地,是人类最接近能生活在新伊甸园的一次机会,在这里,神拣选了一个独特的民族作为居民。祂给予指引,让他们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在应许之地生活(申命记28章),并应许他们,如果他们遵守诫命,一切都会顺利。

上帝建立古老的以色列国,以作为这个世界的模范国家——这是一场完美的试验,测试良好的典章是否能造就出良善的民族。

神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学此地其他民族去行“可憎恶的事”(申命记18:9)。但神的典章和律例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而立,而是同样应用在其他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外族人(利未记18:26, 28)。

这样看来,旧约圣经的要求高度取决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古代以色列人典章的律例旨在保护神赐给他们的土地的圣洁。他们的任务是洁净这块地,使其免于污秽的行为,维持着他的圣洁。

信仰的传播并非当时优先考虑的重点。当某些以色列男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领袖们并不会因新来者的归依使以色列人数增加而欢欣庆祝。相反的,他们对与外族通婚感到恐惧。

当以色列人离弃他们的半-伊甸园时,先知们相当的愤怒。先知耶利米基于敬虔的义怒让我们造出了悲叹(jeremiad)一词(衍生自耶利米的名字 Jeremiah)。耶利米写道:“耶和华如此说: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耶利米书2:5, 7)

然而,对于那些不但住在半-伊甸园之外,而且还是住在反对伊甸园的巴比伦城内的以色列人,耶利米说话的语气却非常不同:

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万主之主;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利米书29:4-5, 7)。”

旧约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表明,住在以色列境外的以色列人,应该有着与境内以色列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策略。例如,上帝禁止古代以色列境内的占卜术(申命记18:10-12),然而,但以理被任命掌管巴比伦内行法术的、占卜的及其他哲士(但以理书2:48)。

虽然但以理可以不受这些不敬虔的人们影响,独立思考及行事,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有任何计划或渴望想要剪除这些人。身为在外地寄居的人,他必须与他们共存——因此,但以理成为了我们可以借镜的楷模。从西元前605至539年,但以理在至少66年的时间里,在巴比伦的统治下生活及工作,他总是试着服事一群与他截然不同的外族人,同时仍忠于上帝。

在这个过程里,但以理及他的三个朋友曾面临过死亡威胁。当尼布甲尼撒王设立了一个90英尺高的金像,并命令所有官员拜金像时,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并没有对着这群异教徒发表慷慨激昂地演说。他们仅仅拒绝屈身下拜,便足以让他们被捕及被扔进火窑中。然而神在火窑中存留了他们的性命。

这几个以色列人在公开场合里虽然包容着与他们不同的族群,但在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家庭里却遵守神的命令。但以理在自己的家中祷告,但没有要求巴比伦的学校也公开地祷告或读经。我们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看到,其他犹太人是如何生活在波斯地——这个帝国境内有127个省,国内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和语言——以色列人在不同于自己民族的法律统治下与其他民族和平的生活在一起。

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国土上所有偶像都要被摧毁。然而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从未试图移除雅典城街道上的异教祭坛和偶像(使徒行传17:17-31)。他和其他福音书作者都强调,要使用任何能宣扬基督好消息的机会,却从未说基督徒应强制将圣经律法套用在异教徒身上。

再一次,圣经的应用取决于地点:在某个地方合适的应用,并不适合应用于另一个地方。

我们在耶稣的身上也能见到同样的作为。他把兑换货币的犹太人从圣殿——这个全世界最神圣地方——赶出,但耶稣却没有把罗马人从其他任何地方赶出。当罗马士兵于西元70年摧毁这座圣殿后,以色列已成为最不圣洁的土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块土地比其他土地更为圣洁。

古以色列最大的悲剧是,在全世界所有土地里最不会吸引罪恶的这块地上,神的百姓依然犯罪了。如果连生活在神的律法所孕育出的最良善的社会环境里,都无法让古以色列人忠诚于上帝,那么上帝圣洁良善的律法在其他更不利的环境里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旧约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千万不可骄傲的以为自己有能力在地上建立并维持住一个乌托邦国度。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是:罪来自我们自身,而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神教导人类:即使在最好的环境里——无论是在原始的伊甸园,还是在以色列的半-伊甸园里——罪仍潜伏在我们的门前。神让我们看到自己对基督的迫切需求,并且除祂以外,再无拯救。

当初代基督徒逐渐理解以色列历史的含意,他们也就理解在新约时代(及之后)传福音的重要之处。“我的邻舍是谁?” 犹太人對这个问题原本的回答是“我的犹大弟兄”,但耶稣说:任何有需求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包括所有妇女、撒玛利亚人,甚至是神百姓敌人的罗马士兵。

耶稣对他人的全然接纳,坚固了早期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根据上帝的指示,将福音带入万国,而不是专注于捍卫自己的国度。因此基督徒能自由地传福音,并接纳任何相信基督的人——不论其血统、过去犯过的罪、种族或文化为何——至教会的团契中。

虽然不再拥有一块专属于自己的“国土”去捍卫,却被赋予将“天国”分享至地极的使命,初代基督徒的首要任务是把人们带进福音里,而不是把圣经原则及律法强加到尚未信主之人的身上。

今日,虽然“基督教民族主义”已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遍地开花,我们仍可以跟初代基督徒前辈学习:我们不再需要保卫任何圣地或圣殿,但众教会应该学习成为神国度里的模范城市——在这个城里的每一个人,不但可以,而且也能,因着祂的奇异恩典,从内到外的被改变,成为新造的人。

作者奥拉斯基博士(Dr. Olasky)隶属于 Discovery 和 Acton 这两个机构。他是美洲长老会(PCA)的长老,是30多本书的作者及共同作者,其中包括《美国的堕胎故事》(The Story of Abortion in America)。

翻译:荣怿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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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奶茶散发出基督的香气

芝加哥的“活水茶堂”是华人教会利用奶茶店有创意地向年轻一代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传福音的一个例子。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5, 2023
Abigail Erickson

每月一次,康科利(Nick Konkoli)会到位于芝加哥“小意大利”的“活水茶堂”去主持免费的中国茶品茗活动。在两个小时的“社区茶会” (Communitea)中,康科利和其他参与品茶的人会将不同的热茶倒入精致的茶杯中,然后解释每一种茶的起源和成分。

这家茶屋的创办人名叫姜少龙(很多认识他的人称他为“沙龙牧师”)。2020年茶屋开张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来举办这样的对外开放的活动。作为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沙龙希望提供一个社交空间,来接触芝加哥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活水茶堂最早是在2015年从沙龙服事的教会的一间改装的储藏室开始的。很快,这个茶屋就成为一个类似社区中心的地方,沙龙和他的同工们意识到茶屋需要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场所。

一年多前,沙龙认识了康科利,两人因着对茶、音乐和摄影的共同兴趣建立了友谊。康科利不是基督徒,但他并不介意在一个被教会用来做福音外展的地方举办社区品茶活动。

“当沙龙告诉我他是一名牧师时,我并不觉得震惊,”康科利说。“任何想成为牧师的人都理当希望创造一些社区空间。”

尽管康科利的品茶会是品鉴热茶,但活水茶屋的主打饮料是冰的珍珠奶茶。沙龙把这家店作为他的教会的一个延伸空间来经营(甚至是可以让使用Instagram的年轻人来打卡的地方)。这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属灵对话场所的奶茶店。沙龙设计的茶屋,跟其他近年逐渐在有较多亚裔人口的美国城市流行的奶茶店相似。茶屋内有温暖的灯光,简约的装饰,还有一面画廊墙,展示着精致的手工茶具。茶屋提供各种口味的奶茶和热茶,例如桂花乌龙奶茶和菊花普洱茶。

在美国和加拿大,利用奶茶店来传福音的并非只有沙龙他们这一间教会。从多伦多到芝加哥再到纽约,都有亚裔教会的牧长、领袖与年轻人坐在一起,喝着各色奶茶,聊着基督教信仰。

茶文化与基督福音

珍珠奶茶于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台湾,其名称来自于加到奶茶中的黑色粉圆。奶茶可能是果味的,例如芒果或桃子味的红茶,也可能是巧克力或榛子味道的。近年奶茶在世界各地迅速流行起来。据联合市场研究公司预测,到2027年,奶茶销售将成为一个40亿美元产值的庞大产业。

在北美讲英文的教会中,“喝杯咖啡”几乎是坐下来交谈属灵的事情的同义词,而亚裔教会的事工领袖说他们的社区需要的不是一杯咖啡,而是一杯茶——不同世代的亚裔人士可能有不同的喜好,传统的热茶可能对老一代人更有吸引力,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则更喜欢香甜的奶茶。

沙龙毕业于北园(North Park)神学院并在芝加哥桥港(Bridgeport)新生命社区教会(NLCC)带领华人会众。他本人更喜欢不加糖或牛奶的传统中国热茶。去年6月一个明媚的主日下午,新生命社区教会的英文和中文会众在一个公园里举行了联合崇拜。沙龙和教会的英文牧师杜登霍夫(Luke Dudenhofer)一起(对话式)讲道,他俩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摆着两杯清香扑鼻的中国热茶。 “茶能把人连结起来,”杜登霍夫牧师说。

而沙龙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为教会周围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服务。他对加入“第三波教会咖啡店运动”(即教会开设时髦的咖啡店作为分享福音的地方)不感兴趣。他想做的是奶茶。

学做奶茶对沙龙来说不是太难的事情。沙龙的母亲曾经在中国开过高档酒店,她遗传给沙龙烹调、茶文化和接待客人方面的天赋 。活水茶屋的每种饮品都是沙龙自己设计的。

沙龙也热衷于茶文化的历史。他喜欢跟人分享古代日本茶文化与天主教相遇的故事:16世纪日本最著名的茶道宗师千利休曾经受到耶稣会传教士引入日本的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他发展出来的日本茶道的美学和哲学都受到天主教圣礼的启发。千利休的七个弟子继续发扬光大了他开创的茶道,其中两位与千利休的妻子和女儿最后都信了天主教。

很多个世纪以来,茶一直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茶饮已被联合国指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海的咖啡店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多的今天,中国仍然把传统的茶饮作为民族主义的象征来推广。(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中诞生的一个在线民主运动则以“奶茶联盟”自称。)

“有些人可能认为喝茶是过时的老派做法,但在中国和海外,很多人仍然喜欢喝茶。”沙龙说。在中国,人们每天都在茶馆见面、谈天、交流信息。

作为老百姓居家必需品,茶是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遍布着老式茶馆,退休老人在这里摆龙门阵,听说书,打麻将,商人们在这里吃着点心、品着香茶谈生意。虽然珍珠奶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占主导地位,但一些老式茶馆也努力想让传统的茗茶重新成为时尚。

王怡牧师喝茶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对茶在中国人(包括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有更深的了解。二十年前,王还是一名法律学者和知名网络作家,他在网上结识了一位美国华人基督徒,那位弟兄回国出差时,他们在成都的一家茶馆一起喝茶、见面。王怡后来成为基督徒,再后来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牧师。王怡牧会以后,曾经邀请那位美国华人基督徒在成都做信仰讲座,演讲的地方也是在一家茶馆里。

王怡带领的秋雨圣约教会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国保经常请王怡“喝茶“——在中国这是被警察叫去问话(通常都会受到警察的恐吓和警告)的隐晦说法。2019年底,王怡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政府在前一年强制关闭了秋雨圣约教会。2022年8月14日,一些秋雨教会成员试图在成都一家茶馆聚会(主日崇拜),遭到警察冲击,茶馆也被骚扰。

生命活水的供应

除了“活水”的名字之外,沙龙设计的茶屋很少有明显的基督教元素。尽管如此,沙龙说“活水”的意涵“也是连接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一个桥梁”。

“活水”不仅是圣经中耶稣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时所用的比喻。宋代(12世纪)哲学家和诗人朱熹曾在一首诗中用“活水”来比喻艺术灵感与心灵的更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沙龙毫不避讳他开茶店就是为了传福音。他的目的是为那些可能不愿意去教堂的年轻中国学生和移民创造一个“中间地带”。这也是为什么他把茶堂的地址选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附近。(今年年初,因为要安装做奶茶的新设备,紧邻大学校区的这家店暂时关闭。)

活水茶堂经常举办适合Z世代的活动,如读书会和现场音乐表演。沙龙牧养的教会有一个每周YouTube直播的“凡事茶屋”节目,有时也会在奶茶店录制。在这个直播节目中,年轻的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会就很多时下热议的话题进行对话——从中国的妇女权利到华人教会中的大男子主义,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到美国的枪支暴力,凡事都可以在茶桌前畅所欲言。

来自北京、现在芝加哥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Lucy Liu是沙龙带领的新生命社区教会中文堂的成员。她说,与许多华人教会偏向守旧的文化相比,网络直播和读书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福音外展方式。虽然讨论诸如“妇女权利”的议题可能会被一些华人视为 “左派”的做法,但是Lucy发现这些活动中的对话对她思考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基督徒的身份问题特别有帮助。

“作为一名中国女性,华人(包括华人教会)的文化期望为我的家庭做出牺牲,把我的丈夫放在第一位,”她说。“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活出我的信仰,不要失去自己。我很快就要结婚了,但我不打算放弃自己的追求。我希望在看重家庭的同时也尊重上帝。”

“凡事茶屋”每次直播大约有200-300人收看,如果是热点话题,收视率可能超过1000人。但沙龙并不在乎观众的人数。“与其说我们想办一个成功的、广受好评的节目,不如说我们想为真实的生活打开一扇窗。我们不怕暴露我们的伤口和挑战,因为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并且记住上帝的恩典。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个直播成为一个在网上爆红的节目。我们的对话一直都是没有事先写好稿子的,也一直会聊一些敏感、艰难甚至尴尬的话题,但这就是生活,包括基督徒真实的信仰生活。”

新生命教会的杜登霍夫牧师说,沙龙采用的富于活力的网络宣教方法对来自中国的年轻的慕道友更具吸引力,是教会应该用更宽容的态度接纳的。他说:“大多数华人教会都很在乎等级和长辈的权威,因此不容易尝试新生事物。但是对沙龙来说,为了适应下一代,教会应该更加灵活。我欣赏他出于事奉热心的探索。”

“奶茶耶稣”与茶馆主日聚会

沙龙和杜登霍夫是宣教上的好伙伴。还有不少北美各地的其他事工领袖也在利用奶茶文化和中国茶文化来传福音。

校际基督教团契(InterVarsity)的校园牧师Stephan Teng在2019年创作了“奶茶耶稣”的卡通形象,为在校园里讨论信仰和生活提供空间。卡通图上画着留着胡子、穿着长袍、拿着一杯奶茶的的耶稣,其灵感来自康奈尔大学的一次T恤比赛。Teng牧师希望借此开发出一种福音外展的资源,向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亚裔学生传达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他在校园设立“奶茶耶稣”展台,免费赠送贴纸和珍珠奶茶,并问那些他接触到的人:“如果耶稣想和你喝杯奶茶,你会问他什么问题?”

Teng告诉CT,除了吸引亚裔学生,他的事工还藉着“奶茶耶稣”与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国际学生对话。

2022年,Teng搬家到印第安纳大学附近。他说其他学校的校园牧师也希望借用“奶茶耶稣”来开展福音事工。他还开了一家网店,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以喝着奶茶的(棕色皮肤的)耶稣为主题的T恤和连帽衫。

还有一个茶文化事工是加拿大多伦多的“红茶馆”(Crimson Teas)。这是位于多伦多繁华的唐人街区的一家茶馆。创始人Phillip Chan曾读到一些文章,说某些类型的茶,如普洱茶和红茶,有助于降低肾衰竭和其他疾病的风险。他在2016年开设了这家茶馆。为了养生的目的,他的茶馆不在热茶中放糖,也不卖奶茶。

但Chan开茶馆更重要的目的是将茶馆作为一种福音事工的形式来经营。从2016年到2020年,红茶馆每周都举办教会聚会(直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聚会不得不暂停)。每周日上午9点和11点,多伦多英国圣公会基督教会的成员会在红茶馆聚会,他们唱敬拜歌曲,领圣餐,从茶馆外走过的人们会好奇地透过茶馆的前窗窥探里面的聚会。

当时担任教会执事的柯玛丽(Marion Karasiuk)说:“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对我们的茶馆主日敬拜感兴趣。”据她估计,当时的会众中约有一半是亚裔,其中许多是附近多伦多大学的留学生。

在搬离多伦多之前曾在红茶馆参加教会活动的新加坡华人Kee Hua Soo说,茶是吸引其他亚裔人士到茶馆探访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他们来说,茶是一种家的味道。它提供了一种舒适感。它就像一个远离故乡的家一样。”

Soo将红茶馆这种吸引人的气氛归功于茶馆老板。“Philip没有隐藏他的信仰。他会说,'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我们每个礼拜天在这里都有教会的主日敬拜。这本身就是一种福音外展。”

Soo说,在茶馆见面谈论上帝,比起去教堂来,会显得不那么可怕。“Philip并不强行推销福音,但这是一个让人们感到可以自由询问有关福音的问题的空间。总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有足够开放的态度,他们会来参加一两次礼拜。”

奶茶飘出基督的香气

对于像沙龙这样的传道人来说,通过奶茶来传福音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在美国,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学生和专业人士的世界观与前几代华人移民有明显的不同。在沙龙看来,传福音的工作必须因应新一代的文化。

“我们如何向现代人介绍教会?”沙龙说。“上帝的道是一样的。但如何向年轻一代传讲这道,是我们应该弄清楚的事情。”

华人教会曾经摸索出一些方法,向“天安门一代”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那一代人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带着破碎的心和政治上的幻灭来到美国。他们大多是需要依靠研究生奖学金和在中国餐馆工作才能生存下来的穷学生。他们对华人教会的帮助(如在查经聚会前或主日崇拜后提供免费中国饭食)心存感激。他们大多曾经受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和科学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常常会就“进化论与创造论”之类的话题与基督徒辩论。

但是今天的年轻一代中国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不需要教会的基督徒用车载他们他们去买菜办事,或者为他们提供二手家具。他们不差钱,可以在中国餐馆、超市和卡拉OK酒吧里潇洒地消费,而且周五晚上他们多半会选择与朋友一起去唱K、喝酒,而不是到教会查经。他们很可能更加后现代,对“基督教是否与科学冲突”这类的争论不感兴趣。

沙龙说,今天许多在散布于北美各地的华人教会中做领袖的基督徒都是“天安门”那一代的人。他们能感受到与年轻人之间的代沟,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觉得不知道如何弥合这种代沟而把Z世代带到基督面前。

近年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也使向年轻一代中国人传福音变得更加困难。“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对年轻一代进行了民族主义灌输,让他们相信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入侵的工具,”沙龙说。“这也是为什么邀请这些年轻人去教会这么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沙龙同时也看到Z世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匮乏和对信仰的需求:“他们对物质主义、民族主义和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感到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遇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如抑郁症和双相情感障碍。他们的精神需求变得更加深刻和明显。“

活水茶堂希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需求。沙龙将奶茶店和教会的对话直播称为“多维度的福音事工”。他想让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通过对艺术、美和音乐的共同欣赏,以及通过在一个他们感到安全和温暖的空间里追求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来体验属灵的觉醒。

“在活水茶堂,人们可以找到可以交谈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会对基督徒不敬、不能问的问题,”杜登霍夫观察到。“他们可以坦白地说,‘我不相信上帝’。对年轻一代来说,建立关系是关键。他们不想成为你的传教事业的目标受众。他们不希望你让他们改变信仰。他们想要交一个朋友。”

Lucy Liu也同意。她说:“年轻人对收看直播对话的兴趣肯定比参加教会礼拜要大。我认识一个朋友,她对去教堂不感兴趣,但当她听说我们将在直播中讨论关于共产主义和妇女权利的话题时,她就很想参加。”

沙龙开奶茶店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基督徒分享信仰的环境。他希望有一天能将活水茶堂的事工模式带到其他美国的大学校园,也希望毕业后离开芝加哥的中国学生基督徒们把这种通过一起喝奶茶与非基督徒谈论信仰的做法带到其他城市。

沙龙说:“我们的茶堂就像一座圣殿。上帝的事工不是只能在教堂里做,基督徒可以把任何地方变成传福音的殿堂。我们只需要与上帝同工,走进社区经历圣灵的工作。”

对沙龙来说,事奉上帝也包括做好奶茶,成为一个熟练的茶艺师。他认为,基督徒应该追求专业性:如果上帝呼召他们创作歌曲(那是沙龙自己的另一个呼召),他们就应该尽力写出动人的歌曲;如果上帝呼召他们做奶茶,他们就应该尽力做出美味的奶茶。

“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好像是一盏灯,”他说。“让基督的香气在你的产品、服务和环境中散发出来,人们自然就会对耶稣产生兴趣。”

Isabel OngCT亚洲副编辑,Sean ChengCT亚洲编辑。

亚当的孤单并非因为他“单身”

圣经指出了更深层次的真理——我们与社区隔绝是不好的。

Christianity Today February 13,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我最近正在看历史频道的电视系列节目《孤独》

在这个节目里,有十个参赛者分别被带到非常偏远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只有有限的物资,然后他们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生存下去——整段过程必须独自一人。

那些地方没有部落、没有训练有素的主持人,也没有一直存在的摄影组。每个参赛者都是完全的、无限期的孤独。

如果在任何时间点他们无法承受了,可以自由退出,节目组不会问任何问题。有些人退出是因为环境或天敌太危险了。另一些人则是因为他们几乎快饿死了。还有一些是因为受伤或生病了。但也有许多人退出是因为他们无法再忍受这种令人心碎的孤独。

在早期赛季的一个特别凄惨的例子中,一位参赛者对在野外生存的部分有着万全的准备。他显然有能在荒野中生存下去的技能和知识。

但在几个星期后,他发现自己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挣扎。 “我知道孤独一人很不容易,”参赛者说,“但我不知道会有这么难。”

最后,这样的与世隔绝对他来说太艰难了,他因此被淘汰了。

当他独自站在那里,凝视着水面,等待制作组赶来救他他时,他简单的说:“我渴望人类的陪伴,如同渴望水那样。”

当我看着这一幕时,我不禁被亚当在伊甸园里独自一人的形象所震撼。创世纪2:18的话对我们今天而言是非常熟悉的。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或者至少,这节经文对我而言是非常熟悉的——我是一个未婚的女基督徒。在过去的七年里,我一直在研究和撰写关于基督徒生活和社群(教会)里的单身议题。当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浸泡在当代基督徒对单身议题的讨论里时,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节经文。

确实,这节经文是个很常见的说法,我们可能很容易把它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它的“正确解释”)视为理所当然。这节经文也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毕竟,这句简短的话改变了一切。

在前一章里,《创世纪》的作者已详细叙述了上帝的创造行为,每一步都非凡精心。但是,只有在祂创造了第一个人以后,上帝才看了看,发现祂的创造物里有些不对劲。

我们经常把这段文字解读为:这个人孤独是不好的,所以上帝为他造了一个妻子。哇,多么充满祝福的决定——我们可以继续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了。

但我想挑战你,不要急于对这句话的含义下结论,而是要反思一下,上帝究竟认为亚当的情况“不好”在哪里?

想像一下你自己是亚当,或《孤独》节目里的那个参赛者。你沉浸在一个宏伟的花园里,一个由郁郁葱葱的植物组成的华丽的创作——头顶是蓝天,脚旁是海洋,背后是山脉。你的周围有各式各样充满异国情调的鱼、鸟和动物。然而,就人类同伴而言,你是完全的、彻底的、充满渴望的孤独。

你感觉到了吗?这就是你的孤独的“不好”之处。

亚当是唯一一个按照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所造的生物。当时,在所有的被造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和亚当(人)长得一样;他是唯一一个在地球上行走的人类。这就是他是孤独的意思。这就是在上帝看来不好的地方。

上帝之所以知道“人独处不好”,是因为祂在创造亚当时,为他设计了对同伴的渴望。请想想这一点。一个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选择创造人类这个生物,使其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东西或任何人。但祂没有这样做。

相反,祂创造的亚当需要像自己一样的“其他人”。

因此,上帝创造了另一个按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与原本这个人类极其相似,但也在有意义的方面与他有着奇妙的区别。上帝创造了女人。

在创造同伴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一个将成为亚当妻子的人——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本身并不是这个创造行为的唯一目的。正如克里斯托弗·阿什(Christopher Ash)所,男人最主要的需求“不仅仅是一个伴侣或情人(尽管女人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而是一个‘帮手’,与他一起看守和耕种这个花园。”

然而,在创造了夏娃之后,上帝并没有对他们说:“去吧,伙计们。亚当,你有了妻子。夏娃,妳有了丈夫。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一切。现在继续工作吧。”同样,一个全能的、全知的上帝本可以这样做。但祂并没有。

相反的,祂祝福这对夫妇,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1:28)。你懂这里的意思吗?上帝对亚当的孤独的回应——祂对全人类的神圣供应——是丰富的社区。

你看,第一个人类不仅仅只是“需要配偶”。他需要“其他的人”。亚当一个人无法实现上帝创造他的目的。因此,对亚当的孤独感的答案不是单一婚姻关系这样微薄的供给,而是在多种人际关系里才能实践的整体解决方案。

造物者的解决方案是,使亚当不仅仅成为一个丈夫——而且还要成为一个父亲、祖父、家庭成员、邻居、工作伙伴和朋友。上帝使用一个真正孤独的人,透过他产生了整个人类社会。

是的,婚姻关系是人类社区的核心。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服务(透过生产)整个社区,且最终是为了神圣的人类社区(属灵社区)而服务,其自身并非终点。这一点可以从耶稣的教导中看出。虽然人类的婚姻不会延续到新天新地里(马太福音22:30),但人类社区会。

换句话说,上帝对人类孤独的“不好”的回答是(且如今依然是)——神称之为“非常好”的丰富的人际关系。上帝这样的创造是多么的美好!神承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将在终末到来的新世界里享受关系上的丰盛,又是何等的美丽。

当我们重新思考创世记2:18的含义时,我们对上帝是如何解决亚当的孤独问题能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上帝创造女性之所以美好,“与其说是为了婚姻,不如说是为了成就人类(对社区的需求)”。

丹妮尔·特雷维克(Danielle Treweek)是一位神学作家、讲师,也是“Single Minded”机构的创办人。她关于单身的博士论文研究将于2023年由InterVarsity出版社出版。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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