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音派的立场逐渐松动

美国福音派反对喝酒、纹身、拒绝天主教宗教仪式及习俗的严格标准正在松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5, 2024
Icee Dc / Unsplash / Edits by CT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的福音派发生了一些事——在我看来,是一次大规模的世代转变。我想描述一些我看到的变化,并请教大家是否也观察到同样的改变。

首先,让我形容一下我看到的场景。我所描述的对象是美国各派基督教里较不重视宗教仪式的新教教会:通常以圣经、传福音和个人对耶稣的信仰为中心;普遍(不全是)为不隶属任何教派的教会。对圣礼、仪式和教会权威的重视程度较为谨慎(或什至几乎不看重)。这些教会带有美国灵命大复兴时期的特色,在性、婚姻和其他社会议题的看法上持保守立场。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教会的成员主要以白人中产、中低产阶级为主,但教会整体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有高度的同质性。许多像这样的教会在过去三十年内成立,他们通常喜欢较长的讲道、较现代化的敬拜方式、每领月一次圣餐,教会内有很多灯

就是在这些教会之中,我观察到一种我形容为“逐渐松动”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觉察,或至少是非人为计划的。这种松动并没有一致性,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转变;因为它并非某种事工项目或政治宣言。它本身甚至与保守派或自由派无关。我这篇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这种变化作出全面性的正面或负面的评论。这种松动包括逐渐放下一些曾经的潜规则──至少不是明文规定的──教会内的社会规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喝酒的看法。众所周知,过去几个世代的福音派基督徒对喝酒持非常高的警戒心,有时甚至到了绝对禁止接触酒精的地步。在我青少年时期,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当我听说某陈弟兄或某林姊妹喜欢睡前小酌一杯时,通常只能是私下流传的八卦消息。陈弟兄或林姐妹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喝酒,更不会在自家车库酿啤酒,然后在小组聚会中让大家试喝。

二十年后的今天,据我所知,这种对喝酒的禁忌几乎已消失殆尽。在我任教的私立基督教大学里,校规包含教授不能跟学生一起喝酒,但仅仅12年前,教授甚至不被允许喝酒。像这样改变了校规的福音派学校非常多。

让我们再想想美国福音派中其他陈腐的禁忌──纹身、跳舞、赌博、抽烟,甚至是妻子在外工作。纹身不再是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福音派中“很酷的”知名牧师的专利。如果我问我那些敬虔的基督徒学生,他们是出于何种神学考量决定拥有多处纹身的,他们甚至不会以一堆足够反驳他们祖父母辈对利未记19:28过时解经的论述来回覆我。他们只会给我一个白眼:纹不纹身跟信上帝有什么关联性?

或者,观察一下基督徒们在休闲娱乐选择上的改变。教会和基督徒家长现在仍会监管孩子浏览内容的恰当界限,但容许的范围已大大地拓宽了。曾经,人们甚至会对迪士尼电影小心翼翼的,因为大家曾深信大银幕上的性、不当语言和暴力画面是导致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但现在,福音派基督徒在网飞(Netflix)或HBO的浏览清单与其他普通用户似乎没什么差异。有些人甚至把收看《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或《黑道家族》(Sopranos)当作参与在文化里的必要任务。他们会说:我只是在履行我的福音使命,如果血腥、残忍和裸露的画面冒犯了你的基要主义背景,我很遗憾,这个世界对你——信心软弱的弟兄——而言还有更多更可怕的东西。(林前9:22

相似的松动也正发生在教会内。我原先认识的美国福音派长期以来对天主教的一些作法嗤之以鼻,无论是正式的仪式、祭袍、圣礼、根据教会年历庆祝宗教节期,复诵使徒信经⋯⋯等。长期以来,这些天主教仪式被视为圣经教导外的习俗,有模糊福音焦点的危险,僭越基督的主权,或是会助长一种毫无生气、有名无实的信仰。

然而今天,我注意到各种福音派机构以令人惊讶的步伐朝着重新发掘这些以前由天主教制定的习俗的方向迈进。以前曾拒绝承认复活节有别于其他星期天的基督徒们,现在甚至会开始纪念四旬期/大斋期(Lent)。曾因信仰原则拒绝各种信经的教会,现在每个星期天都会背诵“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曾坚持相信圣餐只具备纪念意义的教会,现在在圣餐中会特别谈及基督的真实同在。 (在英文里,福音派教会开始以“Eucharist(圣餐)”一词来称呼圣餐,而不仅仅是“the Lord’s Supper(主的晚餐)”)。

这种松动甚至延伸到福音派神学院的课程和讲道研究中。神学院教授和牧师们开始参考福音派以外(甚至新教之外)的作家和思想家,更借鉴天主教神父、中世纪东正教修士以及教父时期的主教和大公会议的观点。与我前面举的其他例子一样,这样的转变并非屈服于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某些神学操练──尤其是诵读信经──是种保守的变化,以教义教导(catechesis)作为防止神学偏离的堡垒。

现在,我称这种松动为“世代转变”。某种意义上而言,确实如此。但据我观察,并非只有40岁以下的人参与在这样的转变里。如果仅仅只有年轻人的话,即使是个重要的变化,也可能只是孩子们反叛、摆脱父母辈的行事方式的正常反应而已。

相反的,我看到的是,这种松动不只发生在千禧世代和Z世代,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也正在转变。许多以前完全禁酒的人现在开始喝酒了,曾抵制迪士尼的人开始订阅网飞(Netflix),以前对任何有赌博疑虑的活动持警戒态度的人现在会邀朋友一同举办扑克之夜。

如果我的观察是正确的,那么,这其实是种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微小的变化。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让这么多福音派基督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脱离这么多对外在行为和宗教仪式设下的禁忌?

在我大胆地提出我的想法前,我必须说这只是我自己的推测。我没有图表来支持我的论点或有数据证实我的想法。但正如我在前面分享我所观察到的“松动变化”——我想知道其他基督徒是否也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现在,我想提出能解释这些变化的想法,也许也能引起其他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共鸣。

首先,这种松动对我来说意味着,美国福音派许多不成文的规范和标准并非全然由教义、教会的权威或圣经教导所支撑。反对“喝酒、纹身、正规的宗教仪式”等不成文的规范能有如此强大及一统性的力量,还需倚靠教会周遭环境的文化。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外部环境的支持包括国家的角色。在过去半个世纪,一些规范这些“世俗的行为”的法律——例如关于酒精、离婚、毒品和曾经非法的性行为的法律,已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纷纷倒下,而这些法律的改变与教会规范开始松动的现象同个时期发生并非巧合。有时候,法律是文化的下游产物,有时则是上游源头。但无论如何,教会都是这条社会河流的一部分。

其次,美国文化的基督教色彩越来越淡,世俗色彩越来越重,这为一般基督徒带来改变的动机和压力。如果非基督徒之中的多数的人都相信或参与某件事,那么继续拒绝做同样的事(绝不妥协)的基督徒的门徒身分就会更加醒目。这让许多基督徒,包括牧者们重新思考,喝酒真的是上帝所禁止的吗?这种规范是否真的白纸黑字、明白地写在经节里面?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要因禁酒遭受邻居或同事的嘲讽?再说,反正大家都知道某个弟兄或姊妹家里的藏酒十分丰富,让我们加入他们吧!

第三,当圣经在某些问题上确实无特定立场(教会内有各种不同立场),但教会身处的更广泛的外围文化有十分明确的立场时,一般来说,牧师或教会机构有责任领导会众拒绝(或接受)所处的文化的标准。但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美国牧者本身的权威性一落千丈、教派身份/忠诚度消亡、以及基督教组织的信任度危机不断上升。

以前常听人挂在嘴上的“长老们都这么这么说”或“某某牧师说的一定不会错”已经很难再拿来应对当前的环境了。今天的基督徒可以用脚投票,直接加入另一间牧师有不同看法的教会,毕竟,“某某牧师有什么资格决定这段经文的意义?他不是曾教导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能力自己解释圣经吗?以及,除了圣经,没有任何权柄有关于信仰和道德问题的终极权威?他自己也曾说,所有圣经未提及的议题都是‘非至关紧要(无关乎救恩)’的问题,取决于个人良知去跟随?”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在后基督教时代(post-Christian)的战场上,不再有教派之分。尽管这听起来违背常理,但那股引导福音派开始喝酒、刺青和收看HBO的力量,同时引导着他们背诵基督教信经、接受在额头上画圣灰(教会历史上的复活节传统之ㄧ)并阅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文章。当整个世界文化都不利于人们信实地跟随基督时,你需要所有能和你站在一起的朋友。 ㄧ些和当前的文化争战相比而言较轻微的教义上的分歧,例如关于婴儿洗礼的争议,并非福音派基督徒最重要、需要对付的议题,这些教义的分歧在紧要关头可以暂时放下,但当然,这种放下不包含关于性和性别议题于神学上的分歧。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我看到的松动现象并非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或背后有什么意识形态在推动的计划。这种松动自然地、有机地、同时在多处浮现,有时还以明显矛盾的方式发生。正因如此,要评价这种松动并不容易。我自己是在没有严谨的宗教仪式或喝酒的家庭文化下长大。但现在,我祷告前会在胸口划十字架,也会和父母一起喝酒。另一方面而言,我对大、小萤幕媒体(无论是串流影音或TikTok等app)对基督徒休闲时间的逐步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媒体内容的无所谓态度/识读能力感到悲伤、遗憾。

无论每个具体的松动现象是好是坏,或是尚待确定,我所知道的是,与这种逐步松动同时发生的,还有教会出席率的下降、伴随而来的孤单感,以及会众拒绝教会对其成员行使权威的情况的增加。对ㄧ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基督教信仰正在进步的迹象(也许教会权威的减少意味着属灵滥权/属灵虐待情况的减少),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基督信仰的损失(在迷途中的基督徒需要有人下猛药来帮助他们步入正轨)。

无论如何,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下,美国福音派正在发生变化。当这一转变结束时,美国福音派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只有上帝知道。

布拉德·伊斯特(Brad East)是艾柏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神学副教授。他撰写了四本书,包括《教会:上帝子民指南(The Church: A Guide to the People of God)》和《给未来圣徒的信:给精神饥渴者的信仰基础(Letters to a Future Saint: Foundations of Faith for the Spiritually Hungry)》。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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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地球创造论”让教会失去一些会众

为何教导某类型的创造理论会让有科学背景的基督徒为难?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4, 2024
Joseph Corl / Unsplash / Edits by CT

《Speaking Out》系列的观点不一定代表本刊观点。

是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我让学生们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提出问题,我随后会在课堂上回答。不出所料,我收到像这样的问题:

“科学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冲突吗?生物学进化论的研究表明,人类的祖先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但相信上帝的人认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

过去10年,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科学与宗教课程时,已记不清遇过多少次这类问题。而且不只大学生会问我这些问题——亚洲各地的神学院和教会也常邀请我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讲,而关于上帝创世论和科学进化论之间的辩论是我最常收到的话题之一。

对许多非基督徒来说,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明显冲突是他们接受福音的主要障碍。这种冲突感在中国尤其普遍。中国是世界上无神论者最多的国家,多数的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无神论来诠释进化论。根据我的经验,一旦消除了这种障碍,就会有更多人愿意接受基督。

然而,许多华人教会仍然在教会内教授年轻地球创造论(Young Earth Creationism,以下简称YEC),即认为地球和宇宙的年龄只有数千年而不是数亿年这些教会有来自西方机构的支持,如“Answers in Genesis(《答案在创世纪》)”和“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国际创造论事工)”。这些机构的讲员经常被邀请至亚洲国家,他们的反进化论立场尤其受到那些将进化论等同于无神论牧者的欢迎。

我在新加坡长大的青少年时期,非常喜欢YEC讲员的演讲。我阅读并宣传他们的出版物,如《Creation》杂志。他们经常展示许多美丽的生物奇观图片,并宣导这些奇观一定是由上帝所造,而不是进化而来的。他们鼓励我对圣经持崇高的观点,并忠于上帝的话语。

进入医学院后,我曾多次与无神论者当面或在网络上交流,他们对基督教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些辩论让我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做更多研究,并区分基督教有神论里有哪些论点站得住脚,哪些则站不住脚。

我发现最有力的论点是宇宙论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说明宇宙的出现一定存在第一原因,而这个第一原因就是创造主)和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自然律的存在出自于一位设计者)。我还发现,关于基督复活和祂的神性的历史论证也很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我发现YEC反对生物进化的论点不再站得住脚,因为它们与遗传学化石证据以及天文学地质学的发现相矛盾,种种这些发现与YEC关于宇宙和地球实际年龄的计算完全冲突。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从YEC的立场转变过来。这种转变并不容易。我需要谦卑地以知识上的诚实和公正的态度来考虑那些不信奉YEC的基督徒的论点,而不是只听自己喜欢听的话,从而产生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从医学院毕业并当了七年医生后,我在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攻读宗教哲学硕士学位,并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神学博士学位。在学习期间,我认识到以正确的释经学原则来解释圣经的重要性,例如考量经文的文学体裁、上下文、原文的字义和文法,以及古代圣经作者的历史背景。

我发现,除了YEC提供的解释外,对与创造相关的经文还有其他合理且站得住脚的解(包括与进化论没有冲突的解释),而且我依然可以在对圣经持崇高的观点下接受这些解释,而不是只能接受YEC(编按:YEC常见的理论之一是,只有YEC才是“尊荣圣经的权威性”的解释)。博士毕业后,我又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最后也出版了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关于创造物的各种奇观,进化论并不能解释第一个生命是如何产生的,也不能解释自然律或宇宙从何而来。宇宙论论证和目的论论证表明,这些最终来自于一个无因、无始、非物质、超验、拥有自由、高智慧和巨大力量的第一因,即创世之神。换句话说,无论进化论是真是假,上帝都是存在的。我发现向中国大陆的朋友强调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错误地将进化论等同于无神论。

另一方面,进化论可以说为造物主的存在提供了更多证据,即使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等无神论者持相反的观点。查尔斯·金斯莱(Charles Kingsley)是一位牧师,也是达尔文的朋友,他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增进了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的理解;它表明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于祂能使万物继续自行创造。”

请听我这个比喻。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U盘和一台电脑,你会认为我很聪明。但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能进化成各种电脑的U盘,那就更能证明我的智慧了,因为这是更难完成的事。

这个类比表明,认为“发现演化的证据”等于否定“是上帝设计了他们”,或反之亦然,是一种谬误。关于创世论及演化论的争论常出现这种假两难谬误 (False Dilemma),这些论述没有考量到进化可能是上帝所设计的进化,也没有考量到人们可以同时发现两者的证据

进化论(连同前面提到的宇宙论和目的论论证)表明,第一因造物主上帝是如此有智慧,以至于祂可以制定自然法则,并引发一系列事件,形成最初的生命,进化成各种生物,最终形成大脑比电脑更复杂的人类。因此,我们越是研究生物的进化,就越应该敬拜上帝。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与他人分享以上的见解,我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或作为文章发表。我写书的初衷是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一路走来,其他人也发现这对回答他们的问题很有帮助。

除了帮助非基督徒认识主之外,我还见证了对地球起源的正确研究能如何帮助加强基督徒的信仰并装备他们从事各种事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曾经提倡的YEC有时会在基督教和主流科学间制造冲突,从而对东亚的福音和宣教事工产生负面影响。

这有时反过来会导致年轻人在离开舒适的家庭教会进入大学后,失去对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大学教授能轻易地戳破他们的YEC论点。

例如,我曾收到一封来自美国一间华人移民教会的成员的电子邮件,该教会坚持严格的YEC六天创世论。他提到教会内曾有个雄心勃勃的高中生“计划在大学主修生物学,然后向他的教授证明进化论是错的,YEC才是解释现有证据的唯一方法。”

然而上大学后,他的教授们逐一回答了他的论点,很快地,这位年轻人就成了那个最终失去信仰的人。教会成员写道:“他(年轻人)看到YEC完全站不住脚,而且因为我们教会将整个基督教信仰与YEC观点绑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需要拒绝基督教。”

这真的是个悲剧。虽然关于地球的年龄是任何真诚的基督徒可以持有不同想法的议题,但许多YEC支持者继续坚持YEC是人们对圣经唯一可接受的解释/理解,认为YEC必然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ㄧ。他们声称,“如果地球真的有几百万年的年纪,那圣经的内容就是假的,那么在任何问题上,甚至包括福音——圣经都不再/无法具有权威性。”(这段话来自《答案在创世纪》的网站

在学术界,YEC因与许多科学学科研究成果相矛盾而广泛地被反对。专业的学术出版商不愿出版YEC的材料,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教有偏见,而是因为这些内容对科学的扭曲。 (例如,YEC认为恐龙化石中保存的软组织表明化石只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论点是基于对科学的多种扭曲理解)。而其他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基督教观点仍能不断出版,包括关于上帝存在论证如宇宙论证和设计论证,以及耶稣复活的证据

为了帮助人们坚守信仰,我认为基督徒应该推广学术标准更高的护教学,才能在向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同时坚固并装备众圣徒。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帮助我理解科学与宗教如何不相互冲突,并因着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所敬拜的上帝确实是宇宙的第一因,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从而使我的信仰更加坚固。

Andrew Loke(骆德恩)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学会的当选院士,也是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的副教授。他在神学、宗教哲学、新约历史批判研究和科学与宗教等领域出版了七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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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没有讨论的“性别歧视”问题

对性别角色的争论往往掩盖了对人性更深层罪恶的审视。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bortescristian / Flickr

福音派圈子里似乎存在着两个敌对的帮派:互补论支持者(complementarian,认为男性在教会和家庭中负责领导责任,女性不可按牧)及平等论支持者(egalitarian,认为女性在家中和教会同样具有领导权,女性可当牧师)。各教派、类教会机构、神学院、倡议团体,甚至基督教网站都依照这些界线划分,甚至会用这些立场来判断彼此的信仰是否正统。

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对这类词汇感到烦躁(尤其是他们的定义非常模糊、毫无一统性),因为这些词汇掩盖住很多东西,同时也揭示了很多东西。我想从每个领域——家庭和教会——来看看这些词汇/术语如何让我们失望,并审视当这些性别角色的标签主导我们的对话时,我们会失去什么。

首先是婚姻。虽然在抽象的神学论证中,对女性角色的看法似乎很直截了当,但在亲密、平凡、日复一日的婚姻熔炉中,事情从来都不能那么简单粗暴地划分。我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可以说是“软性的互补主义”——我和我的丈夫对于男性“身为头”的概念很不清楚。随着时间推移,透过研读圣经和人类传统,我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我们开始认识到父权制度是人类堕落的结果,而恢复男女平等的关系则是福音里关于和解的教导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如果你逼问我们,我们会把我们的关系定义为“平等主义”。

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老实说,我每天的婚姻生活基本上没有任何不同。在我们“还是互补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已是试图相爱和彼此顺服的罪人,如今我们依然是试图相爱并彼此顺服的罪人。我们对性别角色的看法从来都没让我们实践耶稣对所有跟随祂的人发下的艰难而神圣的呼召——为爱他人而——变得更容易。如果基督徒婚姻的目标正如保罗所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这些术语、分类标签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是,教会。虽然互补论/平等论的标签在讨论女性按牧时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在事工的实际状况中,这些标签也并非极为清楚的界线。我是个女性牧师,所以我的教会可以正确地被人称为持“平等主义”立场。但是,对某些人而言——例如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则认为我的按牧“符合互补论”的观点,因为我是在男性主教的权柄下工作。某些互补论者认为女性牧师或任何形式的女性神职人员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一旦你问他们关于女性教导成人主日学、带敬拜、撰写基督教书籍、在基督徒特会/营队里讲道、在教会聚会中发言或领导类教会机构(如基督教NGO组织),那么互补论/平等论的分类又会变得更复杂和模糊。

这些术语本身掩盖了关于女性按立圣职的争论的核心。 “平等主义”在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所有人应享有平等权利的信念。然而,在讨论按立圣职时,关于权利的夸夸大论容易让我们走错方向。按立圣职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实践,并非由今日的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理解形塑而成,乃是由教会古老的智慧——为着上帝子民的益处和使命——形塑而成的。另一方面,“互补论”则是个令人遗憾的用词选择,因为多数被称为“平等主义”的福音派人士同样认同两性自创世之初便是相互补的。

让我澄清一下:对性别角色进行神学和释经学上的辩论很重要。但这些标签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变成一种烟雾弹,分散掉我们本应讨论真正重要的议题的注意力。

无论我们的互补论/平等论标签为何,所有基督徒都需要诚实及坦率地解决教会里性别歧视的罪。性别歧视不是一种神学立场,它是一种心志模式和状态。它往往以一种微妙但根深蒂固的倾向忽视或诋毁女性的声音;它是一种坚持认为女性就是符合某种狭隘的个性特质或模式的倾向;它是一种(容易被人忽视的)对男性这个性别的偶像崇拜。性别歧视存在于教会内,在持互补论和平等论的教会内皆有踪迹。

我有个女性朋友受过神学装备,很有恩赐,很有爱,并在一个主流教派被按立为牧师。然而,在她服事的地方教会里,当她周围的男性皆被要求讲道、带领团队并受栽培成为牧师时,她感觉自己被冷冻了——她上头的牧师从不允许她参与教会的事工。当我向我的朋友和另一位(男性)领袖询问此事时,他们说了同样的话:虽然从类别上来看,那位牧师是个支持女性的“平等主义者”,但现实是,他惯于一种没有人对他问责的习惯,即剥夺身边女性的权力并将她们边缘化。他的平等主义标签其实是个用来袒护自己的遮羞布,让人不去检视他更深层的性别歧视。这种行径可能会被人视为单纯的个性不合,但到处都有这样的事——我知道全国各地不少女性服事人员经历过类似的事。

在另一个阵营中,互补论者可能会把精力花在“只有男性可按牧/作长老/领袖”的争论上,却忽略他们当中紧迫的性别歧视问题。一位牧师朋友最近告诉我,和一位女性平信徒一起服事的经历让他确信,他过去一直忽视会友之中女性的声音,而在他的教会里,所有牧师和长老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担任的。他现在正努力积极地悔改,与女性会友开会,了解她们在教会的经历,让女性参与教会的所有决策,并学习关于性别歧视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他正努力使女性的声音和恩赐成为优先事项,即使他仍持守女性不能按立作牧师的立场。

如果一个人宣称男性是一家之主,那么将这种观点与性别歧视和文化上的厌女症于实际的实践上做出“严格的差异性”则极为重要,否则,互补论就会成为将贬低女性的价值并强化男性优越性等思想洗白的手段。仅仅主张男性为首是不够的,应该要问的问题是:你们如何创造一个女性能在其中茁壮成长,以属灵恩赐服事基督的文化?所有教会和教会领袖——在按牧这个议题上的正反两方——都必须积极寻求女性会友为基督所用、生命兴旺成长的方式,并明确地谴责嘲笑、轻看或诋毁女性能力/价值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可以把关于性别角色的争论过度简化为两个对立的立场,但现实情况是,这两端皆存在持续性的问题,深深地违背圣经的教导:一端否认任何性别之间的差异和生理限制,另一端则忽视、苛待及物化女性。但是,在这两端之间广阔、宽敞、多变的中间地带,人们还是可以走在一起的。在教会和个人生活里——无论贴着什么样的标签——我们都应带着我们的资源、精力、祷告、智慧和事工策略,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相遇。

即使我们有平等主义/互补主义的标签,我们仍可以一同支持更健康、更圣洁、更美好的婚姻;一起努力使女性能用她们的恩赐服事教会;一起促进文化和法律规范的发展,使全球各处的女孩和女性过着更安全、更喜乐、更丰盛的生活;并一起努力在我们的两性关系中体现基督的爱和健康的心态。

我们的文化正在为“何谓男性”和“何谓女性”的问题上纠结,为婚姻的意义和目的纠结,并困惑于权力和相互关系间的平衡。观察着我们一言一行的世界不需要基督徒继续为抽象的“性别角色/责任”争论。更令人们信服的是当人们看见呈现在基督徒的婚姻和教会里的福音——看到丈夫和妻子以各种方式彼此顺服,在婚姻的黑暗痛苦中挣扎时,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罪和需求;或看到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彼此关爱、倾听并相互学习,共同努力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寻求悔改与和好。无论是平等主义或互补主义,这些术语只有在达到以上这些目的时,它们的存在才有益处。

我们在性别歧视、性侵/性骚扰、苛待及边缘化女性等行为里见到的破碎,与其说是来自我们对性别议题所持的立场,不如说是来自我们未能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未能认真对待上帝要求所有基督的肢体相互顺服的呼召,以及以上这些根深蒂固的罪在我们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模式中世代相传的事实。因此,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加入成为上帝救赎并恢复女性身为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所拥有的完整人格尊严的一份子。

蒂什·哈里森·沃伦(Tish Harrison Warren)是一位作家和北美圣公会牧师。她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际研究生和教师牧师部工作,有两个年幼的女儿。着有《Liturgy of the Ordinary: Sacred Practices in Everyday Lif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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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2》让焦虑回归本位

这部暑期热映的续集电影为担心着未来的年轻基督徒提供智慧的见解。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9, 2024
©Disney

《头脑特工队》香港译名为《玩转脑朋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了。我到底怎么了?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耶稣。我能知道我确实相信祂吗?”

“我就读的基督教高中从来没有教我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我该怎么看待我所接受的教育?我怎么能再回到那种基督教里?我该这样做吗?”

我有幸与基督徒年轻人坐在一起,聆听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关于身份认同及发展、变化及长大的问题。他们想知道:我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变化和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关联?

这类灵魂拷问正是今夏风靡全球的电影续集《头脑特工队2》的核心主题。皮克斯的粉丝们第一次见到11岁的莱莉是在2015年的《头脑特工队》,当时乐乐、惊惊、忧忧、怒怒和厌厌一起帮助她适应新的中学生活。

现在,莱莉即将开始高中生涯,她正试图加入曲棍球队,并度过复杂的青春期。她的青春期在五种原始情绪外加入新的混乱状态:阿羞、阿慕、阿废,以及最引人注意的阿焦。

焦虑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一方面是麻痹,一方面是谨慎。焦虑面向着未来,帮助我们辨识负面结果,并努力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焦虑让我们远离悬崖;焦虑避免我们跑去跟熊自拍。

在阿焦的带领下,我们看到莱莉成功地度过青春期生活的种种危机。她透过猜测高中女生们聊天的话题来结交新朋友,甚至冒险与曲棍球队长交谈,以弥补与其他队友ㄧ开始时的不愉快。

不过,《头脑特工队2》也清楚地表明,焦虑——即使是“成功”的焦虑——也是有代价的。莱莉疯狂地思考别人会怎么看她,在运动和社交上会出什么差错。她产生一种“对不确定性的零容忍度”;她在不存在危险的地方感到危险,因为她无法完全了解队友和教练对她的看法而备受煎熬。在一个特别焦虑的片段中,她想像自己会很糟糕,以至于被嘲笑到离开球队;一分钟后,她又担心自己实际上太优秀了,队友们会嫉妒她。为了客观地了解自己的处境,她偷偷翻看教练的私人笔记本,背叛了自己的价值观。

当阿焦越发疯狂地引导莱莉度过压力处境时,其他情绪意识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阿焦也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停止了赢家通吃的战场,转而帮助阿焦在莱莉复杂的情感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焦虑的情绪可以在提供正面贡献的同时不让强迫性的绝望占上风。

许多焦虑的年轻福音派基督徒,包括和我一起服事的一些学生,都很难成功地与焦虑的情绪共处。他们之中多数人都明白,焦虑并不是罪;他们知道,当焦虑失控时,心理治疗、圣经咨商和药物治疗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的焦虑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我们被鼓励“应当一无挂虑”(腓4:6),那么,我们的焦虑怎么可能不是个问题呢?

“应当一无挂虑”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但多数人不太熟悉的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8里使用的相同希腊文字merimna:保罗提及“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merimna)在我身上”。保罗将这种焦虑与他在使徒生涯中面临的许多其他困难——监禁、海难、饥饿、干渴、危险——视为同样等级的困难,他所有焦虑都是出于对他所建立的教会的怜悯和看到他们灵命兴旺的渴望。

Merimna有时也被译为“关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5 中用它来谈论教会成员在基督的肢体中应该彼此merimna——“相顾”或“关心”。当我们关心他人的生命时,我们会想起他们有多么脆弱且宝贵;有时,我们自然地会为他们感到焦虑。

我不希望与我一起服事的年经基督徒过度冷静至自满的地步。我希望他们关心(merimna事奉耶稣:我希望他们能对自己“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信仰提出艰难的问题。我希望他们明白,作为上帝按造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他们肩负着管理世界的重任。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能让他们邻舍的生活变得更好,或更糟。

但我也希望他们在福音的确定性中体验这种对呼召、使命和为主而活的“焦虑”之之中。我希望他们安息在上帝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爱之中。我希望他们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一无挂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最终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努力托付给那位最关心他们的神,透过谦卑的祷告生活将自己的忧虑卸给祂(彼前5:6-7)。

在《头脑特工队2》中,我们不仅看到莱莉焦虑的症状——彻夜难眠、心跳加速,还看到她的焦虑如何掩盖并扭曲她原本一些健康的渴望。莱莉渴望长大。她渴望得到爱和尊重。她渴望做出贡献,渴望成为团队的一员,渴望成为优秀的人,并被认可为优秀的人。

我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的焦虑往往会揭示他们的许多本质。对成绩的焦虑透露出他们对学习和成长的渴望。对父母的接纳感到焦虑说明他们顾念家人对他们的付出。对网路文化的焦虑是对社群媒体的力量和潜力的认可。在我们担心所有一切可能会崩塌的焦虑恐惧背后,是我们对万事能被更新的渴望。

在柯蒂斯·张(Curtis Chang)所著的《焦虑的机会》(The Anxiety Opportunity)一书中,他指出耶稣在福音书中经常遇到焦虑的人:祂倾听寡妇的心声,抚摸麻风病人,在人们最需要祂的地方陪伴他们,而不是鼓励他们回避自己的情绪或冷静下来。耶稣深爱这些焦虑的人,理解他们的焦虑——无论是否是洽当程度的焦虑——都是能促使人们在那些困境下寻找祂的正常感受。

当我们以耶稣看待我们的恩典视角来看待焦虑的自己时,焦虑就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占据其应有的、服事于我们的位置。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服事耶稣所深爱的这个世界了。

J.麦可·乔丹(J. Michael Jordan)是霍顿大学神学副教授,2013-2024年担任该校礼拜堂主任。他着有《焦虑时代的敬拜:教会如何创造疗愈空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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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真的喜悦我们的敬拜吗?

对阿摩司来说,这取决于我们的敬拜是否反映着一位公义的上帝。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8, 2024
illustration by Stephen Procopio

我的母亲是危地马拉人,她费尽心思确保我们全家都会说西班牙语,并庆祝具有危地马拉特色的节日。我小时候的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危地马拉,除了和家人相处,也更认识我所深爱的这个国家。

数年后,我回到危地马拉市,担任一所神学院的教授。当时,长达 36 年的内战正处于最严峻的时期。这场战争在我还是个男孩时就已经开始,但我从未真正思考过它。我习惯看到士兵在身边出没,也听说过一些故事,但战斗主要在山区进行,战争似乎离我很远。

身为一名旧约教授,我的学生来自拉丁美洲各地,他们面对的是极度的贫穷、普遍的政治腐败武装冲突;危地马拉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内战的国家。而《旧约》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能以什么有意义的方式将上帝的话语生动地呈现给他们吗?显然地,上帝很在乎他们正面对着的苦难。

罗马天主教的解放神学家们已付出不少努力,对在这复杂社会处境下的人们说话,提出他们的分析和神学上的解决方法。当时,拉丁美洲的福音派基督徒才刚开始涉足社会及政治议题的讨论。通常而言,福音派教会在聚会时会尽量回避这类话题,认为它们“过于世俗”,但这些话题正是普通人在咖啡时间会聊的事,是我在日常生活要面对的现实。

但在解放神学派之外,我们福音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扎根于《圣经》和我们的传统——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正是我和其他福音派学者开始提出的问题。解放神学经常提起先知书,既然我的研究领域正是旧约,我决定从那里开始寻找答案。最后我注意到《阿摩司书》。

《阿摩司书》里有许多经文谈及公义(justice),但也同样特别强调敬拜。与其他先知书一样,《阿摩司书》谴责与公义脱节的敬拜。为何先知们如此关注这个议题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上帝拒绝以色列人的敬拜?

我如今定居在美国,但我仍在思索这些问题。如果阿摩司、以赛亚或弥迦走进我的教会,他们会说些什么?

每个周日上午,我会先去一间福音派圣公会教会聚会,下午再去另一间无宗派(也更有生命力的)拉丁裔教会聚会。这两间教会都能滋养我的双重文化灵魂。但我扪心自问:上帝会喜悦这些仪式、证道和诗歌吗?先知们对公义的关注能否与圣公会庄严的仪式或拉丁裔教会热情的气氛交织在一起?如果可以的话,会以何种样貌发生?这意味着什么?

我不敢妄言我所分享的是这类议题的最终结论。无论是在大众层面还是在学术层面,敬拜都是今日多数文化重新关注的焦点。

促成这种关注的因素有很多——教会出席率的下降、教会试图去适应文化潮流,或恢复传统仪式的渴望等等。这个国家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拉丁裔神学家也在思考敬拜的本质,因为他们试图忠实于拉丁裔文化,同时也对我们群体的特殊需求做出回应。

阿摩司会想对我们的处境说些什么呢?

有一节经文跃上我的心头:阿摩司书5:24是探讨公义的典型经文,他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多数读者没有注意到的是,这节经文其实出现在一段纠结于敬拜的经文里。

阿摩司在北国以色列传讲这段信息,而以色列传统上的圣所位于伯特利和吉甲。令人惊讶的是,在《阿摩司书》第5章前半段,上帝的子民被告诫不要再去这两个地方,而要去寻求上帝(5:4-6节)。

在古代世界,人们去圣所参加集体的仪式,寻求并期盼与他们的神相遇,这也是阿摩司时代的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么,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去这些地方呢?他们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敬拜神吗?上帝为什么谴责他们的圣所和敬拜的方式?

阿摩司的听众实在无法理解不要去伯特利和吉甲敬拜的命令,因此这位先知解释了上帝究竟想看到什么。

在第5章的架构里,第4-6节(关于避开圣所)与第14-16节相呼应。这段经文定义了寻求上帝的真实意义。

寻求上帝就是求善、好善,恨恶邪恶,并在城门口施行公义。要求听众去“爱”和“恨”的命令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热诚地委身于公义。

这个信息的严肃性十分明确。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无可避免。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回头转向神圣的道路——将这种回转体现在他们的敬拜中——也许上帝会怜悯剩下的人,就是那些在主的日子到来之后仍活着的人。

这的确是个严肃的警告。

上帝对这段经文里的宗教活动深恶痛绝(司5: 21-23 )。祂以“我厌恶,也不喜悦”作开头。再用五个动词描述祂对以色列的敬拜的斥责。

英文及中文圣经的翻译把上帝言语的力道减弱了。上帝说,祂不会闻他们的集会(21节;有时译为“接受”或“喜悦”);不会悦纳他们的燔祭和素祭;不会(顾)他们的平安祭(22节)或他们的歌唱,因为对上帝来说,那只是噪音,他们应该把这些东西拿走(中文译为“远离”,23节)。

这种排斥十分强烈,因为它与上帝的感受、祂的存在有关。上帝不想与以色列人的敬拜有任何关联。在希伯来文里,这里有七个动词和七种被拒绝的活动:上帝完全地蔑视他们的敬拜。

就在这时,5章24节出现了,诉说上帝的子民应让公义像大水一样滚滚向前。让公义和上帝的义奔流不息,意味着这两者应该一直是以色列社会的实际情况,但这些话与上帝对以色列的敬拜的尖锐谴责摆在一起

这并不是说上帝不喜欢敬拜的仪式。事实上,上帝在律法中规定了这些仪式!这是祂为以色列设计的敬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仪式;毕竟那是人类敬拜的唯一方式。即使是现代所谓的不重视仪式的教会也有例行的仪式和活动。

阿摩司毫不含糊地指出,将敬拜和施行社会公义分开是上帝所厌恶的。这本预言书中的其他段落也证实这一真理,并揭示了更核心的问题。

讽刺的是,在第 4 章中,上帝任凭人们去这些圣所——伯特利和吉甲——让他们去那里犯罪(司4:4)!先知嘲笑他们的虔诚、他们的感谢祭和他们的欢庆。

然后是致命的一击:“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司4:5)。他们的敬拜活动最终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对自己的作为感觉良好,甚至赞美上帝的良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的敬拜是种罪。

怎么会这样呢?阿摩司书4:6-11接着解释道,上帝带来饥荒、干旱、虫害、战争和毁灭,没有什么值得感谢上帝的!这些打击本是为了让他们回到上帝身边,但他们拒绝了。上帝五次说道:“你们仍不归向我”。

由于他们的执迷不悟,上帝宣布:“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司4:12 )。百姓可能会这样回答:但我们在伯特利和吉甲迎见祢!我们在敬拜中遇见祢!

然而,先知明确地指出,他们所敬拜的是另一位神,他们可以称之为耶和华,但这是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假神,是个只会赐福的神,没有任何“令人不舒服的地方”的神。

因为他们的敬拜与真实情况及永生的上帝脱节。

他们的信仰是个妥协于民族意识型态的信仰。人们深信上帝站在他们那边,会在以色列跟敌人争战时为他们带来胜利(司5:18-20)。

这是多么愚昧的误判。先知说,耶和华的日子(The Day of the Lord)不会有胜利的光明,而是审判的黑暗,而他们无处逃避或躲藏。

阿摩司去到伯特利,这里是主要的圣所,也是国家宗教的核心。在那里,他与大祭司亚玛谢对质(司7:10-17)。大祭司意识到这位先知对现状构成威胁,挑战了王权和宗教的结合。

亚玛谢将阿摩司令人不安的信息汇报给耶罗波安二世国王,并要求阿摩司返回他的本国犹大(司7:10-12)。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有什么权利批评以色列的政府和宗教?难道他不知道伯特利有王的圣所和王的宫殿吗(7:13)?

因着他们的态度,亚玛谢和“以色列的信仰”被上帝谴责。那里的神职人员和圣殿所服事的是他们的政权,而非上帝。阿摩司宣布大祭司将死在流放之地(7:17),并宣布伯特利将被摧毁(司3:14;9:1)。

再一次地,那个他们“称之为耶和华”的偶像露出丑恶的真面目。这个假神将政府、统治阶层的精英和造成社会上普遍性压迫人民的结构合法化。大祭司不会质疑君王或事情的进展;他不为弱者说话,或谴责国家犯下的错误。

这正是以色列周边国家运作宗教的方式,而上帝的子民不应该做一模ㄧ样的事。上帝不会容忍对假的耶和华的敬拜——这种敬拜无视不公义的行径和社会政治上的妥协,在如此多他人的苦难中依然高声赞美“上帝”。对上帝的敬拜、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政治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敬拜的重点应该是上帝本身。上帝参与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在敬拜中呈现的上帝形象必须反映这一点,让人们看见上帝真实的样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敬拜中将我们的祷告、认罪、哀哭和赞美带给这位真神,并且我们的敬拜必须塑造我们这个“敬拜上帝的民族”,我们透过如此敬拜祂来向这个世界呈现祂是位什么样的神。

先知阿摩司在他的神谕中加入诗歌,颂扬以耶和华为名的全能上帝的大能(4:13;5:8-9;9:5-6)。以色列人需要重新认识祂。这就是为什么阿摩司的信息特别针对以色列当时的“圣地”和宗教领袖,因为在他们的圣所里,人们所呈现并敬拜的是个已然被扭曲的上帝的形象。

现在,我们更能理解《阿摩司书》5:24 所说的了。愿公平如大水滚滚而来意味着以色列人应该要谴责那些豪不关心不公义行径的宗教活动、那些无视他人需求的庆祝仪式,以及被出卖给政治意识形态的信仰。如果对上帝的敬拜——无论多用心——以错误的方式呈现上帝的形象,就会产生一群被误导的人民,并被上帝审判。

《阿摩司书》以耶和华从耶路撒冷——锡安的圣殿发出的怒吼(1:2)开头。换句话说,上帝甚至不在以色列当时举行崇拜的圣所里面!他们自以为是的神学和民族主义意识型态形态扭曲了他们的敬拜,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上帝并没有与他们同在。耶和华到来时,将不再有喜乐,只有因审判而哀哭之声。

《阿摩司书》里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接受祂的子民忽视他人实际生活的困境及社会里的罪,装作没事一样敬拜祂。我们需要明白,对公义的要求是上帝特质的核心之ㄧ。我们敬拜的是位仁慈及公义的上帝!

在《阿摩司书》成书几个世纪后,耶稣重拾这些主题,谴责宗教领袖和那些共谋参与上帝所拒绝的“犹太会堂和耶路撒冷圣殿内的宗教”。

所以,如果一位先知在周日来到我们的主日礼拜,他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不是敬拜领袖,也不是个牧师、音乐家,更不是仪式专家。我承认我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我只能说,要使我们的敬拜符合上帝的要求,没有任何公式可循。并且敬拜会因时代、文化、教派和信仰传统的不同而改变。

但旧约先知的话语也许会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所唱的诗歌,调整我们传讲的信息,甚至重新组织教会礼拜的结构。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敬拜的调性——让它更贴近上帝的要求。也许我们可以指导那些带领敬拜和礼拜的人学习关于公义的主题、经文和诗歌。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基督教信仰传统参与社会公义和实践的历史。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全球其他地方,教会历史上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对象。

敬拜的核心必须有灵魂的塑造力,敬拜的目的是塑造并培养公义之民:一群高举公义之神,在其生活中和社会里体现公义的意义的上帝国国民。这就是先知们渴望见到的敬拜。

M. Daniel Carroll R. (Rodas) 是惠顿神学院圣经出版社事工的圣经研究和教学法教授。他曾撰写《阿摩司书》的解经书,近期出版《The Lord Roars: Recovering the Prophetic Voice for Today》一书。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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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教父们与奴隶制的关系

我们是否继承了一些在圣经和伦理上有问题的文化?这些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福音派基督徒该如何看待奴隶制和曾经肯定奴隶制的几位福音派英雄?历史学家肖恩·麦克格弗(Sean McGever)的新书《所有权: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的福音派奴隶制遗产》帮助我们以历史的求真性和基督般的谦卑来面对这些问题。

对许多美国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而言,奴隶制问题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已宣布奴隶制为非法行为(至少在法律上)。我们也确实对人口贩卖和血汗工厂等让人联想到奴隶制等行径深恶痛绝。我们赞美过去的福音派领袖,如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们日以继夜地奔波于反奴隶制的运动。我们的教派如今也不再像美国内战前那样因奴隶制而分裂。我们庆幸地得出结论,奴隶制已成为历史的远影。

虽然这些主张中有部分是正确的,但这类说词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奴隶制仍然是极多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基督徒)关注的问题。就像犹太人和穆斯林对基督徒向自己祖先犯下的暴行(如集体迫害和十字军东征)带有一种历史感,ㄧ种“群体记忆”那样,许多美国黑人对其祖先遭受的奴隶制、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不公平待遇也怀有一种记忆。因此,他们将奴隶制及其后遗症视为痛苦的现实。

其次,许多白人福音派英雄与奴隶制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一事实可能会使我们在现代做见证变得更复杂。当我们尊崇这些历史人物为像基督般的高尚楷模,但将他们拥有奴隶这个事实(假设我们敢/愿意提及这件事)视为一种微小的人格瑕疵,只是那个年代“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时,我们向这个世界传递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信息?

在《所有权》一书中,作者透过研究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怀特腓德(George Whitefield,1714-1770)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的事迹,帮助读者正视这些问题。这三位18世纪的人物可以说是现代福音派的创立者,他们都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肯定过奴隶制,但只有一人(卫斯理)后来改变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在制度下行事

《所有权》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所出生的那个有着奴隶制的世界,以及奴隶制在那个时代的地位。第二部分探讨了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分别如何参与在奴隶制里。第三部分探讨了卫斯理如何开始反对奴隶制及随后的行动。第四部分则根据每位领袖与奴隶制的关系,探讨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

本书简短地介绍了每位领袖的人生故事,然后进入两个满载历史背景的章节:一个是奴隶制的历史,一个是英国和清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这一章中,作者描述了直到17世纪基督教内普遍存在的态度,如他形容的,“奴隶制存在于世上,是罪和邪恶的结果,⋯⋯最好的行动方式是在这个制度下行事”。

爱德华兹、卫斯理和怀特腓德自然而然地采纳了这个观点。在他们的牧师培训中,当他们研究英国和清教徒作家关于奴隶制的共识时,他们很可能接收以下这类教诲:白人基督徒必须避免不当获取奴隶(“偷人”是被禁止的,但战俘或奴隶的后代是允许的);奴隶主及奴隶的关系必须以基督徒的美德为指导(奴隶要顺从,主人要温和适当);应该向奴隶传福音,但皈依并不意味着解放。

在这个框架出现前,西方基督教传统已有类似的思想长达好几个世纪。因奴隶制悠久的历史,每个人从出生至与周围的社会经济世界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奴隶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爱德华兹在英国殖民时期的麻萨诸塞州传教,被誉为美国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他的几位弟子(包括他的一个儿子小乔纳森)因反对奴隶制的强烈立场而闻名,而他们的立场皆站立在爱德华兹的伦理著作上。然而,爱德华兹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作品/思想中蕴含的反奴隶制的精神。

爱德华兹和妻子莎拉曾拥有过许多非洲黑人,包括1731年买来的14岁女孩维纳斯和1756年买来的3岁男孩提多。虽然那个时代在处理遗产时可以选择废除自己名下拥有的奴隶的身份——例如,莎拉的母亲在1740年去世时,就安排释放她的奴隶,但爱德华兹夫妇并没有为小提多选择废除奴隶身份,在他们于1758年去世后,小提多被过继给他们的长子提摩太。

从本质上而言,爱德华兹与奴隶制的关系遵循了当时的文化规范/常态。虽然他的著作使许多人在他死后的几十年后开始反对奴隶制,但他的榜样并没有实践他的理想。

怀特腓德的例子更令人不安。这位著名的布道家在北美传教的早期,并没有完全支持乔治亚州将奴隶制合法化(乔治亚州自1733年殖民地成立以来,奴隶制就被宣布为非法)。

怀特腓德在萨凡纳市(Savannah)管理一间名为贝塞斯达(Bethesda,意思是“仁慈之家”)的孤儿院。贝塞斯达是怀特腓德一生的核心事工之一,但维持孤儿院的严峻经济现实使他重新考虑奴隶制,将其视为解决孤儿院经济困境的一种选择。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相信黑人奴隶比白人契约仆人更适合在乔治亚州炎热的夏天工作,而且白人契约仆人的雇用成本要高得多。

怀特腓德沿着一种与威廉·威伯福斯相反的轨迹,很快就成为乔治亚州和英国著名的“支持奴隶制”的游说者,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宣传活动,直到1751年殖民地将奴隶制合法化。到他1770年去世时,他拥有49名奴隶,都与他的孤儿院有关。虽然怀特腓德是位杰出的布道家,但作者揭示出,怀特腓德是位目光短浅的商人,由于资金处理不当,他不得不依靠奴隶劳动来维持他“心爱的贝塞斯达”的生存。

在这三人中,约翰·卫斯理与奴隶制的关系最为突出,作者用大量篇幅讲述他漫长而缓慢的觉醒过程。卫斯理在1730年代中期访问美国南方的英国殖民地之前,从未接触过奴隶制。在那里,他和他的兄弟查尔斯了解到一些奴隶主的残暴行为。

然而,卫斯理的反应并不是呼吁社会变革,而是加倍努力地向奴隶传福音。在他领导英国卫理公会运动的近40年时间里,他没有写过任何关于反对奴隶制主题的文章。如作者所言,这种沉默揭示了他社会良知中的一个重大盲点。

然而,卫斯理拥有爱德华兹和怀特腓德都没有的恩赐:长寿(前两人皆于50多岁过世)。当卫斯理年近七十时,他开始认真阅读反奴隶制的著作,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首先反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买卖,呼吁奴隶贩子立即辞职。80多岁时,他开始支持全面解放奴隶。

尽管我们应该感恩至少其中一位福音派元老走上反对奴隶制的道路,但他花了50 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过程,这令人震惊,并证明了一个事实,即罪恶的文化常态极难从社会里根除。

他们和我们的盲点

作者以亲切的口吻叙述爱德华兹、怀特腓德和卫斯理的历史。虽然他明确指出他们支持奴隶制的行为是可鄙的,但他没有对此做出激烈的谴责。相反的,我们谦卑地认识到,福音派教父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已经达到神学上敏锐、圣洁和福音宣讲的高度,但他们也是身为一个真实的人参与在一个充满道德难题和邪恶的体制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失败的英雄,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复杂性。

说到底,《所有权》为读者带来深刻的历史感,让我们认识到,即使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基督徒,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也能以后人可能会感到不安的方式塑造、影响他们。当历史被这样书写时,我们自然会扪心自问:“我的道德盲点是什么,我的教会和群体的盲点又是什么?”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以本书的四重框架为模式,引导读者自我反省:我们是否继承了一些在圣经和伦理上有问题的文化?我们是如何让这些文化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以更像基督的方式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为后代子孙留下什么样的文化/属灵遗产?

虽然以这种方式审视历史并非没有缺陷,但作者认为,透过失败的英雄叙事来进行谦卑的自我审视,对基督徒个人和整体教会都是有益的。罪恶的心有无穷的资源及能量,罪恶的模式也非常难以改变。作者在书中的教导应有助于教会追求宗教改革所强调的semper reformanda——也就是根据神的话语“永不间断地改革”。

罗伯特·W·考德威尔三世(Robert W. Caldwell III)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会史教授。他也是《Theologies of the American Revivalists: From Whitefield to Finney.》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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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快地听,慢慢地使用“心理治疗术语”

我们的文化太快让我们把一些关系上的困境定义为创伤或有毒,然后把我们的邻舍从身边推开。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2, 2024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疫情过后,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当时我正经历一段分手。朋友告诉我,我需要努力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线。他们说,我可能正在经历一段“有毒的前任”带给我的创伤。更有可能的是,我一直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

我在第一次就诊前填写的初诊问卷上,把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形容词重复一遍。我寻求治疗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情感界限,因为前一段相互依赖的关系为我留下心理创伤”。

但在几次充满了我从朋友和网络上学来的术语的无效治疗后,我不再使用这些术语了——创伤、相互依赖、情感界限。我发现我使用的这些术语让我自己与现实的距离更远,我把“自我保护”误认为情感成熟。

我的意思不是这些专有名词完全不准确,而是它们已经变成被过度使用的陈腔滥调,成为过度简化的符号,让我无法理解自身经历中的细微差异。我所经历的并不是“创伤”,我只是太过害怕接下来的恋情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再次恋爱的结果会和之前一模一样。

我并非唯一一个习惯使用“心理治疗术语”的人。多亏社交媒体的影响,曾经只局限于临床心理治疗的术语如今在日常对话中无处不在。我们形容难相处的室友是“有毒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是种“虐待/苛待”;每个前男友都是“自恋狂”,我们人生的压力变成“创伤”。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是“煤气灯效应”中被操弄的对象。

当然,有时这些说法是很有用的。随着心理/精神疾病案例数量的增加,我们也应认真了解一些常见的概念。随着越来越多人愿意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治疗本身也逐渐去污名化。听到其他基督徒自由地谈论家暴/被伤害的经历,也许能鼓励受害者站出来,认识到自己痛苦的童年是“创伤性”的,也许能让人更愿意寻求专业的帮助。

但是,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应持谨慎的态度,小心我们是否过度依赖使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来描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滥用这类语言有其后果──不仅会影响我们真实地理解自己的生命经历,还可能会影响我们作为基督的肢体的共同生活。我们如何使用语言会影响我们如何行事为人,而滥用心理治疗的语言有时可能会限制我们爱邻舍的能力。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或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式的使用它们,会将原本类型不同的艰难经历混为一谈。这种语言意义上的混乱在最好的情况下会造成人们更难好好地理解彼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造成伤害。

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一段影片,影片中的一位女士形容略过一顿饭是“自残”的行为。当然,这确实有可能是饮食习惯失衡的征兆之ㄧ。但在许多情况下,不吃早餐虽然有点遗憾,但却是良性的。把少吃一顿饭定义为“自残”有损于理解自残这个词真正意义的严肃性。

然后是创伤(trauma这个词。我听过有人用它来形容“在学校修了一堂很难的课”的经验,或在我第一个租屋处看到蜈蚣的反应(这是真实故事!)。但是,当创伤变成对一般冲突事件或日常压力的合理形容词时,它的真正含义──“遭受真实的生死边缘处境/威胁、严重的身心伤害或性暴力”──就被弱化了。

有毒的煤气灯效应等词形容与父母、教授和朋友之间正常的人际冲突,即使没有恶意,也是不正直的行为。它淡化了那些真正经历过此种严重痛苦的人对这些严肃词汇的理解。

例如,当人们用“虐待/苛待(abuse)” 一词形容室友之间的争吵时,对那些经历过真实苛待伤害(包括在教会中)的人来说,它就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词了。对于正在处理性侵、情感虐待或滥权等实际事件的会众而言,语言的准确性尤为重要。过度使用一个词可能会抹杀它的严重性,使那些在黑暗山谷中行走的人轻看了自己的经历的沉重份量。

过度使用心理治疗语言让我们无法听到彼此的声音。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个完全停止相互倾听的借口。当一个朋友认定你们的关系是“有毒的”或“有问题的”的时候,你们很难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或和解。如果取消某个约定的理由是要进行“自我照护(self-care)”,大概也没有人能反对。而一旦拿出“情感界限”一词,就表示这条线是不可逾越的。

当我们使用心理治疗语言来停止与人的对话时,人际关系变成一种单向的独裁统治。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任意使用语言的力量。这种“我–对立于–他们”的氛围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人为中心。做的某些事情感到不安;因此,需要空间。我们试图减少接触,减少冲突,或任何不舒服及不方便的处境。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既不利于我们自我反省,甚至也不利于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在“爱邻舍”这一任务上的失败。为你的朋友贴上“自恋狂”的标签比觉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扮演的角色要容易得多;划定一个“情感界限”远比为别人自我牺牲要容易得多,尤其是当我们觉得别人很烦或无理取闹的时候。

当然,有时后人际关系的界限有其必要性,有时,我们必须勇敢地结束一段关系。但是,将他人从我们的生活中踢出去,永远是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采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可能会将原本应是“我们对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角色进行辨识和静心祷告的过程”简化为非黑即白一刀切的判断,不考量他人的复杂性、犯错的可能性和人性的不完美。我的母亲也许对某段谈话的内容的记忆与我不一样,这不等于她在“煤气灯操弄”我的记忆,我也不需因此再也不跟她说话。我那情绪不成熟的同事在会议中不尊重我发言的时间,不等同他是个“有毒的人”,不值得我费心思去了解及认识。

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惹恼我们、伤害我们、误解我们。有时后,我们需要私下的对话来澄清事情(太18:15),但在正常情况下,发生冲突不代表我们需要彼此疏远,或把心理治疗的词汇当作武器。

上帝未曾应许我们会有完美的人际关系,而我们应该求上帝查验我们的心,指出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马太福音7:5)。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任何“对别人的冒犯”,而不是总是预设自己为被害者(诗139:23-24)。

来自周围人的“无条件的肯定”短期内会让我们感觉很好。与冒犯了我们的人保持距离很容易,甚至能让我们相信自己是正当的要求别人负起责任,是“公义”的作为。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人际关系上的速效解方并无益处──尤其如果我们追求的是真实的基督徒群体关系。

对基督徒而言,基督徒共同体既是永恒的,同时也是乱糟糟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在《团契生活》一书中承认,透过艰难且磕磕碰碰的人际关系,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多需要上帝的恩典:

因此,我与我弟兄的关系失去起初的美好的时刻变得如此有益于我。因为这些时刻如此透彻地教导我,我们都不能靠着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而活,只能靠着那真正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位的话语和行为──在耶稣基督里的罪得饶恕——而活。

心理治疗的术语也许会让我们变得更没有耐心、更不仁慈、更不慷慨,更不容易原谅,更快进入愤怒。我们的文化太快让我们把一些关系上的困境定义为创伤或有毒,然后把我们的邻舍从身边推开。我们限制了共同生活所结出的果实的可能。我们把牺牲的爱变成情感上的负担。

对基督徒而言,这是我们“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机会──我们并非在提倡不健康的人际关系、停止关于心理健康的对话,也并非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提供的洞见,而是要更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更真诚地看待我们的邻舍,不受限于我们为他人贴上的标签。

在接受心理治疗后,我发现缓慢地(有时甚至是笨拙地)扩展自己的情绪是种富有成效的做法。我的治疗师帮助我把我说的话转化为合乎各种情况的词汇。老实说,有时我只是需要有人帮我找出解决冲突的方法。我的治疗师经常提醒我,“探戈需要两个人才跳得起来(一个巴掌拍不响)”,她会在深思熟虑后直截了当地挑战我,告诉我我是如何曲解他人的。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让我明白,拥有一个良好的支持系统有多么重要──这个支持系统能以耐心及恩典的态度 “彼此分担重担”(加拉太书6:2)。

米娅·斯陶布(Mia Staub)是《今日基督教》的编辑经理。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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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教会,你想不到的四个好处

你看到的是空荡荡的座位。我看到的是共同体。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我是一间小教会的会友。差不多七年前,我和妻子艾比开始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大约有150位成员,但现在我们的人数更接近70-90人。我们的礼拜堂可容纳200人左右,但在复活节以外的礼拜天,礼拜堂里常常有很多空位。我们的托儿所里堆积的玩具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大。我用一个巨大的咖啡壶为大家煮咖啡——当我改用好市多牌的咖啡豆时,人们认为这是种升级。我们仍唱着经典赞美诗,我们仍举办主日学(由我来教),我们教会装饰的色彩看起来一点也不现代。

总之,无论从人数、资源或心态方面而言,我们都不是间超大型教会。

然而多年来,我一直为我们这间小教会心怀感恩,它有很多人想不到好处和机会,而这一切都与它的⋯⋯有关。

1. 小教会迫使我融入共同体

当一个地方人数较少的时候,要躲起来就难得多了。我和艾比来这间教会的第一个礼拜天,就坐在最后几排。我们打算祝福祷告一结束就夺门而出,回到车里讨论这间教会是否值得我们再访。这是我们拜访不同教会时的一贯的做法,而且一直很管用。但在这间教会礼拜结束后,我们马上被人追着不放,没错,是真实意义上的追。

教会师母说:“哇,你们跑得真快!”当有人指出你逃跑时,再跑下去就很不礼貌了。我们还没逃到门口前,就被介绍给教会其余的人认识。再下一周,我们早早就来上主日学,聚会结束后留下参加唱诗班练习,直到很晚才离开教会。虽然我们当时特别想当无人知晓的透明人(就连现在,我偶尔也会故态复萌),但被人认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好的事。

2.小教会迫使我必须服事

我在念大学时期,参加学校附近一些大教会。那时候,听完一场讲道,拿到一套免费的大学生关怀礼包,然后带回宿舍,没有任何人际关系连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一个小环境中要这样做就难得多了。以赛亚在异像中看到上帝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天使,但以赛亚是唯一的人类目击者。当耶和华说:“我要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并没有其他选择。我想,以赛亚本可以拒绝这个呼召,但若他这样做,会把自己不情愿的借口暴露无遗——毕竟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躲在他们背后。同样的,在小教会的环境里,当教会需要人们完成某件事时,要找其他人来做这些事就难得多了。面对教会的需要,我的回应往往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这些事并不总是我的优先事项,但几乎总是能使我得益处。

3.小教会迫使我面对人们的多样性

我的教会是一间社区教会。虽然有些人开车来教会,但我们大多数成员都住在教会附近。虽然你可能会认为,如此狭小的地理范围会导致教会同质化(同温层太厚),但我们却有着令人惊奇的多样性。我们教会里有不同种族、不同社经地位的会友,以及对事情非常不同的看法。也许有人甚至会看着我们这个小小群体说:“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点?”而这正是教会该有的样子。我们之所以能同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元首基督。

如果由我自己选择邀请什么样的人参加派对,我很容易会选择那些在外表、想法和兴趣方面跟我最相像的人。的确,规模小的教会不一定能防止同质化的发生──无论规模大小,教会都可能变得同质化。但在我们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当中,每当有新人加入我们的崇拜,尤其是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他们会将自己独特的视角带到我们之中。他们的到来为我们的教会调和出不同韵味。在我们教会的群体更大的时期,艾比和我可以和跟我们几乎完全一样的人待在一起。但随着我们教会规模的缩小,我们不得不与比我们年长、比我们保守(或比我们更自由派)、教育程度比我们低(及高)、与我们有不同难处的人来往——而这真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

G. 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用他典型的逆向思维方式讲到,在我们长大的那条街上,往往有着比整个城市更大的多样性,因为在城市里,你很容易找到和你一样的人。他解释说:“我们结交朋友,也树立敌人,但神亲自安排了我们隔壁的邻舍⋯⋯我们必须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他就在那里。”虽然这样描述一个由自愿到来的人组成的组织似乎有点奇怪,但是,当你委身于一个群体时,无论谁出现,你都会继续委身。而且,即使有人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你仍会委身其中。

4.小教会给了我原本可能得不到的机会

当你有更多人可以使用时,就可以根据他们已经磨练好的技能来决定把事情交给谁来做。请相信我,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有需要的环境里培养技能,这也是有道理的。几年前,教会邀请我担任执事服事。当时我才二十五、六岁,虽然我在教会长大,但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去做教会期望我做的事,但我也知道,没有太多其他人能在我们的执事委员会服事。发放慈善基金、计算奉献、制定预算、分配教会资源——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做这些事。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否准备好并不重要,是否愿意顺服才重要。如果是在一间更大型的教会,我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我很感激我的教会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个机会——这迫使我使用并培养我本不知道自己有的潜在恩赐。

同样的,我也得到了讲道的机会,并且培养了我的讲道能力。讲道并不是我觉得自己受到特别呼召或有恩赐去做的事,但我的牧师仍鼓励我尝试。他和我一起努力,让我培养出自己的风格,数算我讲道时讲了多少次口头禅,更重要的是,他不断要求我讲道,而我也讲得越来越好。切斯特顿曾说:“如果一件事值得你去做,即使做的不好也是值得的。”而在一间小型教会,做得不好的机会多得多。但是,一件事做得不好,正是把它做好的起始点。

当然,虽然我前面用了“迫使”这个词,但这些事都没有强制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教派、无教派和教会自由主义的时代。你不一定要委身于某个教会群体,甚至不必离开家才能“上”教会。如果你不喜欢某样东西,可以轻易地一走了之,去街上另一头的教会,也许那里不会对你有太多要求,或什至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与你更相像。

确实,身处一间小教会并不总是那么美好。例如,我必须处理教会内的冲突,因为这些人是我的家人,而我不能抛弃家人不管(虽然有时我真的很想这样做)。例如,我不得不在我已经重担满满的人生责任清单上再多加一份来自教会的责任。我们一家人不能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无法安静的参加完礼拜⋯⋯而教会的托婴事工基本上来自父母亲本人。在这些时刻,我向往那些有很棒的事工计画和大批志工的教会。但在我教授主日学的时候,有人愿意帮忙抱着我们的新生儿,让艾比可以照顾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而我知道,当这些人参加我孩子的婴孩奉献礼,承诺会尽他们所能帮助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是真心的。在种种这些时刻——当我面临人生困难挣扎的时候,能去找一个了解我、真的关心我,愿意帮助我的人;当主日学或敬拜因某人有紧急需求而中断或做出调整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彼此委身,并不是因为彼此相似,而是因为我们是个共同体的时候——我看到了天国的一(小)部分。

乔纳森·辛德勒(Jonathan Schindler)是丁道尔出版社(Tyndale House Publishers)的非小说编辑。他在伊利诺州卡罗尔溪市工作和敬拜。

翻译:改革宗经典出版社 / 校: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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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的新蓝图:不只四面围墙

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一些礼拜堂从圣经汲取灵感,同时重新思考当地的建筑传统。

巨龙教堂中庭

巨龙教堂中庭

Christianity Today July 1, 2024
Shikai / INUCE

卷轴式尖塔。巍峨的方舟形中庭。让人联想到19 世纪北美卫理公会教堂的管风琴。

这些都是巴西籍德国建筑师德克(Dirk U. Moench)为中国三自教会设计的教堂建筑里较引人注目的元素。这位路德宗建筑师于2011年成立INUCE设计公司,并在中国福州和瑞士明斯特林根(Münsterlingen)设有办公室。

德克在中国设计了四座教堂。福州罗源的两座教堂分别于2018年和2021年完工,巨龙的一座教堂也于今年完工。德克表示,另一个正在金山进行的计划引起全国的关注,在微博和小红书等社群媒体平台上获得数以万计的赞。

《今日基督教》就中国教堂设计如何与西方建筑原则相结合,以及教堂的实体建筑如何与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景观互动以及参与在城市里等问题采访德克。

当您受邀在福州金山区设计一座教堂时,中国的官员和政治家告诉您,他们想要一座“现代中国的现代教堂”时,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个政治语句。但身为建筑师和基督徒,你必须让这句话充满基督教的意义。

建筑师喜欢用拉丁语genius loci,即“地方精神”一词来表示“一个建筑物是其周边环境的映射”的概念,如历史建筑、特定道路方式、景观特征以及建筑传统——是建筑师对一个地方本质的过滤和感知的放大。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进行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中国城市已不再带有地方特定的传统。现代化的道路两旁有着现代化的建筑,有住宅区、办公大楼、工厂等等。你无法在新的建筑物上映射出当地的“地方精神”。

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地社区(人们)的精神,也就是这间地方教会的精神。我了解到,中国基督徒正在问自己一些重大的问题:这座新建筑将如何表达我们的身分?它将如何与这个地方连结并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这里,中国和西方的建筑传统经常在对话,我试图将它们进行艺术上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而是在更具体的方面,例如:这间教会将在什么样的物质环境中成长?这个群体所关注事是什么?他们对基督教中的欧洲和西方元素有哪些兴趣?

几年前,中国当局拆除了教堂建筑上的十字架。您设计的教堂是如何体现十字架的?

中国幅员辽阔。它是一个独立的大陆。很难说一个地区发生的事同样会发生在另一个地区。各地区的文化、宗教政策、教会及宗教管理局的关系可能都不一样。

我听说有些地区的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比较恶劣。但我从未因此需要考虑或妥协我对艺术和建筑的追求。

我设计的十字架都是出于美学和情境的考量。例如,金山教堂的十字架高达70公尺,看起来就像一个采用经典比例的简单十字架。它带给中国基督徒的惊喜在于它的颜色。

今日,几乎所有新教教堂的尖顶上都有个红色的十字架——胖胖的,且用塑胶制成,以便能在夜间照明。但这常让西方人想起红十字会或医院。因此,我决定不采用这种颜色和霓虹灯照明,而是建议用白色来衬托下面教堂建筑的纯洁。

德克·U·莫恩奇Shikai / INUCE
德克·U·莫恩奇

您设计的教堂受到了哪些东、西方建筑原则的影响?

我试图传达的一个重要理念取自欧洲人的概念,即认为教会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教会是城市的一部分,在视觉、空间和功能上为城市提供服务。尽管基督教在中国是少数宗教,但教堂建筑仍可以吸引更多民众。这个想法得到当地基督徒的正面回应。

在西方,我们认为漂亮的弧形屋顶是中国建筑的象征。但中国空间组织理念中最真实、最核心的元素是墙。

传统上,中国城市由四合院组成,而四合院被围墙完全封闭。通常在南墙的中央会有一个大门,大门上有装饰物和自己的小屋顶,它的作用是向外界代表这个单元、这个房子、这个家庭。这堵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设,而是有着千年的历史传统。

当西方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建造教堂时,他们通常会在中国城市的中央获得一块曾经是四合院的地皮。因此,在“西方”教堂周围建造墙壁或围墙的概念并不完全陌生,这一原则也被延续了下来。

因此,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最早的现代教堂都有围墙和大门。空间思维模式非常的中国化,而实际的教堂建筑本身则更受到西方的启发。

现在,我想对这ㄧ概念提出质疑,因为与我交谈过的中国基督徒群体不再希望把自己视为受保护的少数群体。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建立更美好的城市做出贡献和帮助,不仅仅只透过慈善事业,而是能成为公共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您是如何将这种对基督徒群体的全新理解转化为现实的?

福州的花巷教堂就是个例子。人们称它为“福州的粉红教堂”。它被高楼大厦和购物中心环绕,坐落在卫理公会宣教士于1930年代建造的一座老教堂旁。

花巷教堂正门Shikai / INUCE
花巷教堂正门

我并不是这个社区为此建案咨询的第一位建筑师。当时已经有了几种设计方案,一种是带有两个尖塔的哥德式教堂,另一种是罗马式大教堂。会众对这些设计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它们看起来“迷失了方向”,与城市的关系并不和谐。同时,他们也在思考自己的使命,新建筑应该迎合年长的成员,还是应该吸引年轻人?

我的回应是,答案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兼顾”。要吸引年轻人,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历史的深度。他们需要了解自己的根基,以及自己是站在什么样的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必须放弃受欧洲启发的理想教堂的概念,例如带有塔楼的十字形教堂,而是从这座城市的异质性和混乱的状况中汲取灵感。也许这座新教堂有助于为城市的天际线增添色彩,或延续中国建筑特有的斜坡屋顶。

我们没有像传统中国建筑那样设计高墙和正式的入口大门,而是在教堂入口处安装几乎看不见的可伸缩式屏障,一直开放教堂到深夜。教堂内外植物茂盛,提供遮荫,且设有丰富的户外座位供会友和游客使用。

您的其他教堂设计也从环境中汲取灵感。作为一名基督徒和建筑师,这对您来说为什么很重要?

在中国的城市里,你会看到商店搬进搬出,外墙被重新装修,看起来比邻居更豪华、更响亮、更吸引人。但教堂的设计更永恒且稳定。它是建筑物之中的调解者,可以帮助协调建筑环境中的不平衡,或使人们专注于地方的美。

因此,教堂建筑与周围环境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它既脱颖而出,又融入其中。

巨龙教会Shikai / INUCE
巨龙教会

例如,巨龙是福建省南部港口城市泉州郊区一个新开发的城镇。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将巨龙教堂打造成方舟或避风港,是受彼得作为耶稣将在其上建造教会的磐石(马太福音16:18)这一概念的启发,我想透过教会建筑物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传递稳定的信息。

这间教堂位于巨龙山脚下,人们在这不仅能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也能联想到《登山宝训》耶稣登上山顶布道的情景。

您认为美丽的教堂建筑有助于敬拜或祷告等灵修活动吗?还是会分散注意力?

这是个古老的新教困扰:形式上的美感会激发你的灵感,让你更接近上帝,还是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这个问题需要会众来回答。身为建筑师,你不能创造一个符合你个人倾向或信仰的礼拜场所。你必须倾听社区的需求。

花巷教堂的内部是个非常简单的白色空间,上层廊道缓缓起伏,天花板平整,灯具数量较少。这是对礼拜空间于外观上的一种非常古典的、近乎改革宗的理解。

不过,19世纪下半叶流行于北美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却成为这间教会讲台的主要特色。这是会众的愿望,他们希望延续卫理公会的传统。

管风琴会激发讲道或祷告的灵感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觉得,管风琴所创造的音乐确实重新建立一种很基督教的情感纽带氛围,即:我们是个共同体。这间教会的会众非常感激能透过管风琴感觉自己与基督教传统更加亲近。

您是否希望参观这些教堂的人能从中学到一些关于上帝和中国基督教的东西?

身为建筑师,我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人们身上。我不是前来守卫人们对上帝的特定或单一的理解。我所规划和设计的是实体的教堂,但真正的教堂是里面的人,是传讲并教导关于基督教的一切的牧师和弟兄姊妹们。

如果他们认为我的建筑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些,那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认为我应该想得比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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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的群体里拥抱真实的我,及我的性取向

我被同性所吸引,但律法主义的谴责和进步派的许可都让我陷入困境。

Christianity Today June 27, 2024
Anthony Harris / Lightstock

(本文英文原文原发表于2017 年)

周,最高法院就《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做出裁决已满两周年。在该案中,多数意见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同性伴侣的结婚权利应得到保障。皮尤调查中心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已从2004年的31%增加到2016年的55%。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宗教认同为基督教(无论是福音派、主流新教或天主教)的人群中,接受同性婚姻的比例也在增长,且增长速度几乎与其他人群相同。

当基督徒在我们当前的文化背景下辩论同性恋问题时,教会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正经历着越来越大的分裂,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15或20年前,教会几乎没有人讨论过这个问题。而辩论双方往往皆无法平衡“律法及恩典”这两个古老的矛盾张力。进步派基督徒必须达成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学辩证,才能绕过圣经禁止同性性行为的一致性教导,而极端保守派基督徒则尚且无法解释自己将同性恋孩子逐出家门,或将同性恋教友拒之门外的行为怎么可能符合耶稣“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教导。

所以,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律法和恩典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让我们既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又能向那些不持此信念的人表达爱呢?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从小就在同性吸引力中挣扎,却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倾诉和理清这些感受。从很早开始,我就被女生吸引,这种吸引与和其他女生当朋友的感觉完全不同。在中学时期,我展现出的任何“为某个男孩疯狂”的表象都只是为了融入朋友圈,但与另一个女生建立一种专属的“我了解妳,也被妳了解”的关系的渴望完全超越这种表象。但当时的我认为同性恋几乎是不可饶恕的罪,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不道德性行为都要糟糕,这种想法先发制人地粉碎了我想找人倾诉这些感受的需要。我从童年时期的教会里听到的信息很明确:“被同性吸引”的感受标志着我是“异类”,且意味着我永远无法取悦上帝,因为教会教导我们,上帝宣称这种渴望和困惑是对祂的亵渎。

(编按:在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圈,Same-Sex Attraction Christian (简称SSA) 意思为「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不完全等同于「gay (同性恋)」的概念,gay一词更常用于指「受同性吸引,且有实际同性恋(性)行为」的群体。)

当我在一间小型基督教学校念大学时,这一切都改变了。在那里,我接触到一个进步派基督教团体,他们不仅公开谈论并赞扬同性恋,还将其视为充满包容的上帝赐予我们的另一种爱的表达方式。身为一个越来越认同自己是名同性恋,并感觉自己被呼召去服事上帝的女生,这是个令人陶醉的组合。但从无声的谴责到另一个极端——积极鼓励我表达并拥抱“真实的自我”——让我对自己的身份、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与教会的关系更加困惑。

最后,无论是律法主义式的谴责还是进步派的许可,都只有让我渴望寻求更多的满足和完整性,而这两者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个群体没有承认我的感受是真实的、将它拒之门外;另一个群体则忽视了我对人类性伦理的真实信念,将其解释为我“童年时期遭受律法主义压迫后残留的罪恶感”。

在过去十多年里,随着保守派基督徒开始倾听山姆·阿尔贝里(Sam Allberry)、罗莎莉亚·巴特菲尔(Rosaria Butterfield)和卫斯理·希尔(Wesley Hill)等主内弟兄姊妹的声音,教会内的一些冲突开始有所缓和。他们的事工为我们这些在对性倾向“二元划分”理解中长大的人提供饶富生命的恩典。他们也帮助我透过具体的语言表达那些我所处的基督徒群体可以并且应该满足的需求。

在我逐步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的过程中,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的朋友和家人皆花了同样多的时间来鼓励我及让我感到沮丧。因此,这里有五个建议,希望能帮助读者们知道如何成为我们这些被同性吸引但持守圣经婚姻观的人的SSA基督徒的忠实朋友。

1. 你不必理解我们的挣扎也能支持我们

当我开始梳理自己的信仰和性取向时,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说的最有帮助的一句话是:“我并不完全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但我在这里,我爱你。 ”如果与人类性取向的讨论对你而言很陌生,没关系。不要试图成为总是提供建议的专家。有时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和信实的代祷勇士。你也要明白,性取向/性身份认同远超过我们的生理本质。巴特菲尔曾说:“性取向的重点不在于我们在床上做什么。性取向包含着一连串的需求、要求和渴望。‘性取向’与其说是种起因,不如说是我们生活状态的样貌;与其说是种起源,不如说是种结果。”

2. 另一方面,花时间去了解这种挣扎——以及在挣扎中的人

请愿意挑战自己并尽可能抛弃你对“同性吸引力”的偏见、论断和先入为主的观念。阅读对同性恋持不同看法的人的作品,解决在这类讨论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当然,熟悉各种对立观点并不等于对所有论点和解释持开放、接受的态度。珍·劳埃德(Jean C. Lloyd)说:“陪伴他人,倾听他们对基督教教导的挣扎,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可能的对话持开放接受的态度。劳埃德曾撰书引导基督徒如何为SSA弟兄姊妹提供能安全分享的地方,但她表示,“虽然这个世界也许会称我们为‘心思狭窄’的人,但对所有观念持接受的态度,实际上是种傲慢和愚昧。我们可以读诗篇第一篇,并自问:我在谁的忠告中行走?

3. 确保你对人的期望不会比耶稣更高(或更低)

当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30 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表达的是一个重要的悖论——律法能使人自由。当我的进步派朋友试图鼓励我“忠于自己”,以“上帝造我的方式”表达爱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将我从律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如果你在这个议题上倾向自由的左派,请明白你鼓励我们拥抱同性的吸引力的“祝福”,实际上为我们带来了比耶稣呼召我们委身于独身还更重的负担。祂要求我们爱祂、顺服祂,这既是亮光也是轻省的负担,我透过照着基督的教导及秩序经营我所有的关系而找到更多的平安、喜乐、爱和满足,远比我在与另一个女生的关系中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时更多。

相反的,如果你在信仰上比较保守,那么你要明白,在性认同上挣扎的季节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跌入罪中或缺乏信仰。就像其他基督徒一样,生命中的某些季节会比其他季节更艰难,当我们学习更深地向基督靠拢时,有时负担似乎感觉更重。在这些时刻,你可以信实地履行加拉太书6:2的呼召,“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4. 为被同性吸引的人代言、发声

是的,这ㄧ点适用于我们(甚至像我这样的SSA基督徒)这些坚定地认为同性性关系并不包含在上帝对亲密、忠诚、专属的性关系的美好祝福内的人。圣经中最好的例子是约翰福音8:2-11关于耶稣与犯奸淫的妇人的故事。当法利赛人想要辩论教义时,耶稣想要服事在祂面前以最脆弱的状态出现的那位“承载着上帝形象”的妇人。耶稣迅速地为她抵抗所有攻击她的人,并挑战这些人应首先关心自己的心和罪。

不过,一旦石头被扔掉,控告者离开了,耶稣也没有简单地让她离开。耶稣向她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因此,为人发声意味着保护他们免受外部和内部力量的攻击。虽然透过谴责“仇恨及恐同言论/行为”来为同性恋发声是很重要的事,但发声也包括成为导师、问责伙伴和祷告勇士。如果你认识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或青年人——在受同性吸引的问题上挣扎,你应该走向他,以心思陪伴,对他说造就生命的话,肯定神所赐予他的恩赐。花时间和他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也花时间为他祷告,将你的生命投入在他的生命里。

5. 请记住,婚姻之爱并不是爱的最高形式

那些替我哀叹我永远不会“找到爱”(如果我继续相信同性性关系是有罪的)的朋友们小看了所有单身基督徒能在教会群体里经历到的爱和满足。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婚姻关系,而我的性取向使我更加不可能有异性婚姻。然而,在圣经中,婚姻并非爱的最高展现形式,基督和教会的奥秘之爱才是。最高阶的爱是希腊文agape的爱,而不是eros的爱,所有人都可以经历到agape的爱,这意味着帝并没有向单身基督徒隐藏关于祂(和这世界)最美好的部分,祂将自己所有一切和祂的爱带给所有人。

此外,因着我对上帝的理解和圣灵的工作,我确实仍有可能有异性婚姻关系。选择信实地过单身基督徒的生活,并不等同于被判终身孤独。如果有个敬虔的男人在我的人生旅途与我并肩而行,看到我真实的样貌、我所有的长处和短处,并愿意与我一起服事主,我仍会全心全意地相信,那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诗37:4)的神能塑造我的心,让我拥抱这段关系。

而如果这没有发生呢?那么,基督的肢体就在这里,这个不断向我表达爱、支持和愿为我牺牲的群体。

说到底,上帝依然良善美好,依然足够我一切所需。

贝卡·梅森是Revoice机构的执行董事,也是鹈鹕计划的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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