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暴力的世界，基督要求我们带来和平

恐怖主义的暴力再次提醒我们，爱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困难的事。

图：艺术家班克斯（Banksy）在伯利恒的西岸隔离墙附近创作的“武装鸽子”街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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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类初次犯罪后，暴力的行为马上随之而来。亚当犯罪后不久，暴力就在世上出现了——先是剥下动物身上的皮（创3:21），然后是杀害自己的亲兄弟（创4:8），最后是整个地球（6:11）。暴力伴随着人类穿越洪水，进入大洪水后的世界，在以撒与以实玛利、雅各与以扫的世代争斗中扎根。这些拥有如此多共同点的民族，最终却因这段共同的历史而分裂：这是圣经的故事，也是这个世界的故事。

正是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而不是某个更轻松的平行宇宙里，基督教导祂的门徒们要将左脸转过来由人打、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给予那些向我们求取的人而不期望得到回报（马太福音5:38-48）。这些教导一直以来是充满争议的智慧，尤其当我们面对像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的恐怖攻击之类的恐怖行径时。在这样的世界里跟随耶稣感觉是不可能的任务。究竟谁能在这样的世界以这种方式生活？

但这正是耶稣所吩咐的，祂也正是为这个暴力的世界而死，并在其中复活。圣灵正是被派遣进入这个暴力的世界，结出和平、忍耐、温柔和良善的果子（加拉太书 5:22-23）。或许我们认为这些恩赐和教导不适合这个暴力的世界，但耶稣却不这么认为。

也许，以这种方式——将左脸转过来由人打，并为敌人谋取利益——来面对巨大的暴力是毫无道理的作法。确实，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人正是这样评价基督教和平主义（Christian Pacifism）的。

也许，正如一些反对的声音所说，这些教导描述的是一个超越人类历史的世界。也许我们只有在未来的时代（末日后的新耶路撒冷）才有办法跟随这些教导。但这与耶稣爱自己的敌人，包括我们所有人（罗马书5:10）的事实不符。

或者又如另一种反对意见所说，在面对极大的邪恶时，有限地使用武力是合理的，耶稣的意思是祂的命令只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与基督的例子相比，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当彼得在客西马尼园试图捍卫耶稣时，耶稣医治了祂的敌人，收起彼得的剑，前去赴死（约翰福音18:10；路加福音22:51）。

有限使地用暴力的理论看似非常合理，但是，暴力既是随着罪性而生，控制住暴力或使之维持在合理的范围并不是简单的事。暴力是具有欺骗性的，即使——或尤其是——当它是出于对恐怖主义等恶行“出于良好意图”的报复时。暴力，就其本质而言，能造成的破坏远比我们预期的要多。

而基督的教导是，暴力没有任何合理的可能。基督拒绝形容暴力为“可以理解的”或“合理的”。基督拒绝将罪最小化，也拒绝依循罪的逻辑来思考，无论是将恐怖主义合理化，或是为反击式的暴力辩护。

对正在为她孩子哭泣的拉结解释暴力是如何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发生的，并不能让她感到安慰。毕竟，你能如何解释音乐节里数百人的死亡？如何解释被火箭炮击中的普通平民的家？你又能如何解释，为了回应这些攻击，有更多的炸弹炸进平民公寓大楼，炸死躺在床上的孩子？什么样的理由能站得住脚？

需要澄清的是，并非所有暴力都是同一种形式：恐怖主义的暴力与报复的暴力不同，杀害平民也与杀害恐怖分子不同。但是，当我们试图为暴力划分可敬/可恶的等级时，我们冒着一种风险，让自己误认似乎有些暴力更接近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用一个更艰难、更美的教导来取代我们对暴力的“道德价值”的算计，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创造的，失去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死亡的胜利，而死亡是基督最终才会消灭的敌人（林前15:26）。

因此，基督教和平主义并不会试图解释这世上的暴力，而是为着那与暴力受害者站在一起的上帝作见证，并呼吁祂的门徒也这样做。与其承诺会“解决”暴力的问题，基督教和平主义提倡祂的门徒应效仿上帝在十字架上对待暴力的方式：用爱和怜悯战胜邪恶（罗马书12:21）。

在十字架上，上帝没有以更多的流血来回应人类的暴力。祂为杀死祂的人在餐桌上保留一席之地（使徒行传2:36-38）。如果暴力是这个世界因罪而生病的症状，那它也不可能是治愈罪的良药。

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在巨大的暴力面前是被动的？并不是。我们见到不少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在战区担任医护人员、翻译、谈判人员、牧师以及救援人员。我们甚至能见到和平主义者为了成为教育家并使人和睦而生活在中东。

在长达数十年的冲突中以这种方式见证上帝的平安，虽然似乎与解决冲突的需求相去甚远，但是，基督给我们的和平正是这种样貌。

请记住，正如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中所说，你们这些外邦人曾“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但如今，上帝亲自承受暴力，“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也与彼此和好（以弗所书2:11-22）。如果我们说这种和平既软弱且不实际，那我们也必须如此形容基督。

因此，让我们为在拿撒勒、伯利恒、耶路撒冷和加萨的教会祷告，让他们携手宣告，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不仅能使暴力停止，且能伸张公义，并在公义中带来真正的和平。让我们祷告，那些身处这场暴力之中的人们能继续宣扬基督已经降临，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的好消息。让我们祷告，我们不会忽视任何形式的暴力的真正本质：罪。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基督徒非暴力实地指南》（A Field Guide to Christian Nonviolence）一书的合著者。他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ㄧ，并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学任教。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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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立场并非基督的立场

J. D. Peabody

采取中立的立场也许在教会里行不通，但我们可以努力找回信仰的核心。

Illustration by Sergey Isakov

我是个“典型的老二”那种人。我一生练就安抚人的技能，喜欢选择安全的路线，在人际关系间穿针引线。多年来，身为牧师，我靠着这种外交本能牧养在政治上和神学上有着多元观点的会众。

在我们所处的两极化情况愈发严重的时代，要为想法严重分歧的人们开辟一个可以一起团契和敬拜的地方越来越艰难。然而，创造像这样的空间却会制造另一种空虚。让每个人待在同个房间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中立”的立场能压制煽动性的话题，并称之为和平。

多数持有某种坚定信念的人都不太信任所谓“持中间立场”的人，尤其当他们坚信自己的观点就是圣经真理，必须坚决捍卫它的时候。几十年前，参议员贝利·高华德（Barry Goldwater）注意到了这种倾向，并说：“坦白讲，这些（有坚定立场）的人让我害怕。执行政策及治理国家有时会需要有所妥协。但这些基督徒相信他们是奉上帝的名行事，所以他们不能也不会妥协。”

对纯粹主义者（purists）来说，中间地带是坚实的真理被灌水、淡化的地方，使真理更容易被接受，但其意义也变得更小。连上帝也对冷淡的中间派不屑一顾（启 3:16）。一个人可以冷或热，但不能既不冷又不热。

这也难怪许多教会持有单一的观点。 Lifeway调查公司发现，有半数美国新教徒表示，他们更愿意参加一间政治观点与自己相似的教会，而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教会的成员持有相似的政治观点。有时，这种“合一”是透过会友自然的来来去去实现的，因为持有不受欢迎观点的人会直接离开。

当然，并非所有的观点都有同样的价值。真理不是相对的，罪确实是严肃的议题。一旦涉及到最基础、最普世的基督教信念时，确实没有争论的余地。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仍然是正统。

但悖论就在此处：在许多让基督徒两极分化的议题上，我们认为自己（非常坚决地）持守的观点里至少有那么一丝丝是神学真理。我们不能放弃这个真理，否则就会影响我们的见证。

与其采取“老二”的做法，将非常真实的冲突最小化，或退缩到自己的小角落里，但若我们选择拥抱、正面应对这样的张力呢？我们能否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允许相互冲突的观点同时存在，以此来见证我们向人们分享的福音？

我认为，走上这条路的重点在于探寻我们的“核心（center）”是什么，而不是一昧的追求“中间立场”。虽然两者听起来相似，但这两个概念并非同义词。我们到达中间位置的方式是从两个极端位置出发，找到与两端相等距离的中间点，或是追踪多数人意见的落脚点，并紧跟在后。寻求中间立场就是寻求中位数或平均值。

相比之下，“核心”更像是重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意味着持守本质。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迫使我们深入最关键的核心。用布道家兼神学家福斯特（P. T. Forsyth）的话来说，“核心”不是我们计算何谓中间位置的地方，而是我们生活的地方。

对教会而言，我们的核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更不是一种教义。它是基督本身。我们在十字架上找到基督工作的核心。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泉源。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见到张力的化身——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难以理解。

尽管对赎罪这个教义的解释也许会引发冲突的讨论，但十字架的意义远深于我们人性理解力的局限性。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在悖论里做工，也看到这样做的代价。基督在祂完全自由的意志中选择全然顺服天父的权威，祂在“拒绝使用自己的能力”逃避上帝的呼召里证实了自己的能力。

行为艺术家斯科特·埃里克森（Scott Erickson）在Instagram上写道：“悖论的作用不在于解决对立，而是透过活在其中的奥秘，生命得以被改变。”

查尔斯·斯卡利斯（Charles Scalise）教授在富勒神学院的教会历史课上经常提到，上帝的属性包含圣洁和爱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支柱，但祂的儿女们却无法轻易做到这点。身为有限的人类，我们很难同时掌握这两种属性。圣洁在本质上是排他性的，爱却是包容性的。

圣洁将上帝与所有不纯洁或不完美的事物隔离开来，爱却邀请那不纯洁、不完美的受造物靠近祂并找到恩典。我们既需要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圣洁上帝，也需要充满爱的上帝对我们施以恩慈及怜悯。然而，在我们堕落、有限的状态中，我们每个人不是倾向于强调祂的圣洁，就是倾向于强调祂的爱，这使我们之间有了冲突。

这种冲突在教会建立之初就存在。请看使徒行传第15章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是否让马可参加第二次宣教旅行的问题上有了冲突。保罗倾向于圣洁，并根据马可过去的记录划定了严格的界限。马可曾抛弃过他们，为什么要让事件重蹈覆辙呢？巴拿巴则更倾向于爱，他相信人有第二次机会和恩典。他质疑，难道保罗自己不需要赎罪的机会吗？保罗如今的事工不正是恩典的结果吗？

他们两人的顾虑皆有合理之处，而他们难以克服这样的张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圣洁与爱陷入了僵局，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然而，在耶稣身上，我们常常见到祂拒绝为了安抚群众而去缓和紧张的关系——即使面对看似明显不道德的行为时。因通奸被抓的妇人的故事表明，耶稣坚定地同时持守圣洁和爱，祂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8:11）。

今天，有些人会坚持“教会需要坚守真理的立场”，有些人则提醒我们：“基督说过，世人要因着我们的爱而认识我们。”然而，如果圣洁和爱都同样展现了上帝的属性，如果基督在十字架上将这两者完好无损地坚持下来，那么过分强调其中一者并忽视另一个就是向人扭曲的呈现祂的样貌。

作家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有句名言：“单一的叙事会造成刻板印象。而刻板印象的问题不在于它们不真实，而在于它们的不完整性。”

是采取极端立场最深的伤害了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见证，而不是核心立场。教会常常受到诱惑去划分界线。然而，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其他同样委身的基督徒有合理的神学和宣教理由站在我们划定的某些界线的对立面。当我们紧抓住控制权时，我们关闭了对话和成长的机会。

我们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激烈，往往源自于我们的恐惧。我们害怕教会放弃圣经只为了与世俗文化妥协。我们害怕排挤别人，害怕与教会有联系会让我们变得偏执和爱审判人。我们害怕冒犯别人或使别人跌倒。

但基督踏进这样的恐惧之中。在议题上采取简化的立场虽能使冲突最小化，却也把伤口包扎得好像不那么严重（耶6:14）。但建立一个以十字架为核心的教会意味着我们要透过各各他山（基督被钉死之地）的悖论来回应每一个棘手的议题。十字架上的耶稣有深厚的能力和创造力来解决每一个问题。

十字架是能调整我们所有片面的确信的矫正器。当我们对自己的正确性信心十足时，十字架让我们谦卑且知错；当我们承认自己的傲慢和错误时，十字架又充满恩典的饶恕我们。

我们渴望他人改变，并在关键议题上接受我们的立场，而这些立场确实可能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能立即改变或直接走向真理。容我再次引用福斯特的话：我们不能把十字架全部的亮光强迫性的照在那些才刚开始感受到它的曙光的人身上。

我内心里的老二总是喜欢维持和平；但成年人的我正在学习如何允许自己和张力共存。当内心里的老二仅仅满足于片刻的休战时，“核心”观点为我提供了只有基督才能赋予的合一。当这世上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让人们分裂时，十字架以我们彼此都需要救赎的共同需求抹去我们之间的差异（加拉太书3:28）。十字架坚定的诉说着，我们共同享有“一位上帝，就是众人的父”（以弗所书4:6）。

坚持核心的立场既不极端，也不会淡化真理，而是深深扎根，充满信念，甚愿每天追随那位邀请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祂的神。

J. 皮博迪（J. D. Peabody）是华盛顿州联邦路新日教会（New Day Church）的牧师，着有《Perfectly Suited: The Armor of God for the Anxious Mind》一书。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评论专栏。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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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爱我们邻舍的恐惧

Bronwyn Lea

学会倾听并爱我们的邻舍，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如何回应他们的恐惧有关。

Illustration by Klaus Kremmerz

从我家到教会办公室的10分钟通勤路程总是有些风险。开车本身就有危险。然后，我必须在暗中找到停车位（天色未亮，我经常是第一辆到达的车），解除安全警报器；如果有男同事来了，还要考量身身为女性独自一人和成年男性在一栋大楼里的风险。

二十年前，我觉得开车有点可怕，独自走过停车场则是非常可怕，但我一点也不会担心和一位基督徒弟兄单独待在办公室里。然而今天，虽然开车时我仍然小心翼翼，但停车后我不需多加思考就能下车，而我却对办公室里男女之间的互动更加留心了。是什么导致这样的转变？

是大约一万英哩的距离。

从很多方面来说，从南非搬到美国降低了我的恐惧程度，因为遇到危险的机率更低了。根据统计，在南非开车比在美国更危险。在北加州，女性独自走在路上的危险也较低（南非常被称为世界上强暴率最高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我的恐惧逐渐降低，重新适应新环境的风险机率。

但当我们搬到美国后，我对与男性同事单独相处的担忧增加了，尽管我没有理由认为不正当的互动风险实际上有所增加。但我发现美国地方教会文化对男女互动的焦虑程度比南非要高得多，因此我感觉自己需要相应地调整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识。

我们所处的环境既会影响我们害怕什么样的事物，也会影响我们害怕的程度。当然，我们恐惧的程度与风险的大小有关；例如，我们会更害怕被鲨鱼咬，而不是水母。但是，有时我们对风险大小的认知影响我们恐惧的程度则更大。电影《大白鲨》让整整一代人养成了在每个海滩都注意鲨鱼鳍的习惯，尽管每年平均只有71起鲨鱼袭击事件，但有1.5亿次水母蜇伤人的事件。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关于“适当的警觉程度”的争论里充满不同种的认知及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已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比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更担心感染这种疾病，尽管他们接种疫苗后实际受到严重影响的风险较低。事实证明，我们所处的环境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们“对危险的认知”。研究发现，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对病毒的恐惧程度也不同。

而我们在评估风险方面的差异会影响我们对待他人的方式。学会倾听并爱我们的邻舍，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如何回应他们的恐惧有关，无论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以自己个人恐惧的程度来衡量他人的恐惧，认为他们害怕的事物实在微不足道，或者认为他们的恐惧毫无根据时，该怎么办呢？又或者，如果我们觉得别人对我们认为很危险的事漠不关心时，该怎么办？

恐惧的地理分布

我们首先需要自问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以及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恐惧。我们都知道，我们个人的经历会对我们的恐惧产生好的跟坏的影响：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健康的和创伤的经历。负面的童年经历、心理健康问题和性格差异（例如特别神经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恐惧的事物。

但我们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丹尼尔·特雷斯曼（Daniel Treisman）在21世纪初的一项跨国调查中发现，无论恐惧的对象是全球性的，如核战，还是个人的，如对严重医疗事故的恐惧，葡萄牙的受访者表示恐惧的数量都是荷兰受访者的两到三倍。

超过80%的希腊人表示他们十分担心武器、基因改造食品和新型病毒，而只有不到 50%的芬兰人表达同样的担忧。特雷斯曼总结道：“当然，有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更危险。这些国家的居民害怕的事物更多，因为他们有更多需要害怕的事物。”

然而，他认为，这只能解释部分的差异。当然研究人员可以将人们对某些危险的恐惧程度与这些危险的客观风险进行比较，但结果显示“这些相关性往往非常薄弱、不存在，甚至是负面关联性。”换句话说，有些群体对某些事物的恐惧程度远高于这些事实际可能发生的机率。

另一个文化差异的例子：每年，《查普曼美国人恐惧调查》都会随机抽取美国各地的受访者，询问他们95种不同的恐惧项目，从环境和天灾到政府和COVID-19。最近一次查普曼调查显示，连续整整六年，80%的美国人的头号恐惧是腐败的政府官员。

当我读到这份报告时，我那来自南非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大学时期学习的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在我看来，具有制衡机制的美国民主制度最不该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的恐惧。我打电话给我的奈及利亚同事，问他对此有何看法。

他回答：“我震惊到无言以对。在我的祖国，政府的腐败在事实上已是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但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害怕这件事？”

被恐惧所形塑

当然，恐惧来自我们的内心，但它也从我们的周围渗入我们。我们所处的世界不仅教导我们特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也塑造了我们爱和恐惧的方式。

当我读着像这类的调查结果，我不禁想问：如果我住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方位或不同的州，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会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面对这世界的灾难、疾病和恐惧？反过来说，这又会如何改变我以同理心对待身边其他人的方式？

凯瑟琳·麦克尼尔（Catherine McNiel）在《勇敢地恐惧：为我们的邻舍、陌生人和敌人冒险去爱》一书中指出，我们低估了我们所处的文化——无论是我们生活的实体社区，还是我们在网路上的虚拟社群——对我们恐惧的方向有多大的影响。麦克尼尔说，我们已被训练得惯性害怕了。我们成了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门徒”，我们从周遭人的叙事和情绪中学到了很多。

但我们本应教导人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除非我们正视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断教导我们要惧怕“他者”这个事实，我们爱邻舍的努力就会受挫。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可塑性的灵魂。我们喜欢认为自己看新闻和各类叙事是为了收集信息、获取事实以进行公正的评估，然后选择接受或拒绝它们。但我们低估了这些讯息如何在同时间形塑我们：它们能点燃我们对某些事物的好感，激起我们对另一些事物的恐惧。这些“事实”往往伴随着对某种行动的号召和或感情上的诉求，并且富有地方特色。

正如詹姆斯·K.A.·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在一次《今日基督教》的访谈里所说，我们的习惯造就了我们，这包括我们的阅读习惯、惯性选择的媒体，以及我们固定与之闲聊日常议题的伙伴。

口耳相传往往是传播好消息最快的方式（想想上帝智慧地选择向世人传递救恩消息的方式），但它也是带来并加剧人们的忧虑最快的方式。例如，在学校等孩子放学的队伍中，在我听到其他家长的窃窃私语前，我未曾担心过学校新的课程计画。

几周以来，多次的聚餐和地方家长Facebook的群组皆围绕着这个话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和评论中，当我们不停交换新消息并分析它们时，我们的恐惧也逐渐发酵。

这种如野火般蔓延的恐惧现象有个名称：社会流瀑效应（Social cascades）。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家、《恐惧法则》一书的作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解释道：“透过社会流瀑效应，人们关注他人表达的恐惧的方式导致某种信念的迅速传播，这也包括错误的信念，即让人们相信某种风险非常严重。⋯⋯恐惧是有传染力的，社会流瀑效应有助于解释它发生的原因。”

桑斯坦提到，我们也容易受到群体极化现象的影响，以至于群体的恐惧往往比个人的恐惧更加强烈。我们自己可能会对某些事情有一点恐惧，或者并不恐惧，但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将恐惧倾倒成池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深陷在道德恐慌中。

然而，基督徒被呼召要在暗处与上帝说话，在祷告里告诉上帝我们的忧虑（马太福音6:5-8）。但是，我们无法向祂坦承我们自己尚且无法形容的事，对付我们的恐惧的困难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是潜意识的。我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即使我们知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申命记31:6；以赛亚书41:10；路加福音12:32）。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7 写道：“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卫在诗篇23:4写道：“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祢与我同在。”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信仰的人既受命，且也有能力根除恐惧。

但恐惧也有细微层面的差异。圣经并没有说所有的恐惧都是错的；相反，圣经告诫我们不要错误地恐惧。

有些恐惧是有罪的，但对耶和华的敬畏是值得称赞的智慧。《喜乐并颤栗》一书的作者迈克尔·里夫斯（Michael Reeves）说，“有罪的恐惧使我们唾弃上帝，将我们的情感、盼望和恐惧转移到别处。健康、财富、人际关系和声誉只是取代‘上帝的终极意义’的几个选项。”

耶稣也曾警告我们，我们可能会因为害怕错误的事物而错误地决定生活的优先次序（马太福音10:28）——祂邀请我们不再沉浸在恐惧中，因为我们的恐惧往往更多是来自周围的人，而不是来自真理。我们有害怕错误的事物的危险，或者我们可能害怕正确的事物，但害怕的程度是错的。

但任何曾与焦虑感搏斗的人都知道，就算有人跟我们说“别担心！”也无法魔法般地消除我们的恐惧。否认或斥责我们的恐惧不但无法消除它们，也无法使我们的灵命成长。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习不去害怕错误的事物呢？

德国牧师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任务是安慰在政治动荡中饱受惊吓的会众，他的答案是：“讲道！”或，至少去听一篇好的讲道。

潘霍华说：“恐惧在暗处啃噬并侵蚀着人与上帝和他人之间的所有联系”，直到“个人深陷其中，无助而绝望。”

但信实且不间断的教导着关于“上帝的属性、力量、战胜世界的耶稣的应许，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则会向人们发出强而有力的信息，当生活的风暴试图将我们抛来抛去时，上帝的信息能将我们的盼望牢牢地锚定在祂身上。

我们，身为圣而公之教会，可以在祂的盼望中互相勉励（希伯来书10:23），这确实有助于我们面对恐惧。但我们也有更小范围的工作要做：认知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生命的形塑力有多大，可以帮助我们对人们进行门徒训练，带领他们远离恐惧，朝着爱走去。

实践及亲近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他的畅销书《逆思维》中提出，成长可以来自于学会对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感到好奇，并愿意去质疑自己这样的想法。学习对我们自身的恐惧感到好奇甚至质疑它，是我们能够应对恐惧的重要第一步。

但这并非我们的天性。我通常会认为我的恐惧是合理且理性的，否则我不会有恐惧。但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迁移和拜访不同的教会团体让我发现，我对某件事的恐惧往往比国外这些跟我一起敬拜的基督徒要多得多或少得多。这反过来让我谦卑地在祷告中评估我所爱和所惧怕的究竟是什么，以及我为什么爱和惧怕它们。

在上帝面前辨别我们所渴望的事物是种属灵操练，我们也能同时审思并质疑我们恐惧之事的本相。在耶稣会创会人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提出的每日省思（examen）属灵操练里，他邀请我们分辨我们在何处体验到被安慰的感觉，在何处体验到孤寂感。而恐惧常常是导致后者的主要因素。

作家布兰登·麦克马努斯（Brendan McManus）在一篇文章里解释，学会“意识到你的感受，然后使用你的头脑”能如何成为一种简单但有用灵命操练：第一步是反思你自己的经历或决定，问“我对此有什么感受？”第二步是展望未来，问“这种感受会把我带往什么方向？”以及“可能的结果或成果是什么？”当我们探索这些问题时，我们能更了解上帝想要什么，更愿成为上帝在这世上使用的器皿，并最终做出更好的决定。

当我承认我的恐惧是有文化背景的，是由我所居住的地方形塑的，并且承认这些恐惧已让我得出某些结论，如果不正视这些想法便会产生某种结果或后果时，我不得不放下自己原先紧抓住的想法，仔细审视它们，既为自己（真实感受到）的担忧提供恩典，也为自己提供空间学习从新的视角来看待同件事物。

当我审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地图时，我会扩展自己的视野，聆听来自更广泛大公教会里其他基督徒的叙事有助于我重新调整自己的担忧，使我更能够邀请上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139:23-24）。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能需要在物理上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如果地理位置（社区之间的物理距离）确实助长了我们的恐惧，那我们也应考虑如何缩小这种距离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我喝黑咖啡》一书的作者泰勒·梅里特（Tyler Merritt）认为，“靠近一点的距离”是解决种族间彼此疑惧的一种方式。 “距离（远）会产生猜疑之心。但距离（近）则能产生共鸣。”他将这个概念归功于牧师兼作家布莱恩·洛里特斯（Bryan Loritts）：“一旦有了同理心，人类就有了战胜人性的机会。”

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中，使徒保罗向这间焦虑、四分五裂的新兴教会谈论他们正面临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出现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新信徒来自异教背景，在哥林多，人们会在拜拜时献祭肉品给偶像。去非基督徒家里吃饭时，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担心自己吃到的东西可能是恶魔传统的一部分。

但哥林多教会有其他基督徒持更广泛的观点，认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林前10:26）”，因此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一同用餐。如果这些基督徒对菜单上的食物风险有如此不同的评估，他们怎能一起吃饭和敬拜呢？

保罗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以恩典和真理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恐惧的榜样。首先，保罗认知到他们所担心的现实：是的，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做法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为了参与在魔鬼的世界（10:20-22）。然后，保罗提供了圣经背景，帮助他们解决因他们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具体问题：因为地是属上帝的，所以肉市上卖的东西都可以吃，不会引起良心上的担忧（10:23 -26）。

但是，尽管保罗所来自的地方并没有和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有同样的担忧，他还是呼吁其他人以爱心来包容他们。他建议尊重他人的良心（10:27-33）。圣经要求我们在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以温柔和尊重对待他们，为他们的恐惧留有余地，即使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恐惧。

冒险去爱

社会科学家已经证明，负面的党派主义——也就是我们对“另一方”的敌意和恐惧——对我们政治行为的驱动力远远大于我们对“我方”政策和理念的实际信心。

以斯拉·特莱恩（Ezra Klein）在《我们为何两极分化》一书中指出：“我们的感受往往比我们的想法影响我们更多。我们主要是以感觉为基础的社会性生物，例如在选举中，最重要的感觉往往是我们对另一方的感觉。”

这意味着，想要在公共领域实践信仰的基督徒们，在做出任何选择前，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根据圣经教导来思考问题。在我们做选择前，我们需要能够承认并注意我们对这项事物的感受。我们害怕谁或什么事？我们爱哪些人及哪些事？

正如我们知道在思考前先确定我们事实的来源依据是明智的行为那样，智慧也邀请我们去辨认我们感受的来源和动机。

对祭拜偶像的食物根深蒂固的、来自环境的恐惧使一些哥林多人无法爱他们的邻舍，无法与他们分享餐桌上的团契时光。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根深蒂固的恐惧也持续阻止我们，使我们无法好好爱我们的邻舍。

我想像，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保罗写给我所住的社区的基督徒的话可能会跟哥林多前书十分相似。在我的社区里，人们极度恐惧COVID-19（戴口罩的现像很普遍），但当我们与距离我们仅150英里的一些基督徒交流时，他们对疫苗副作用不良反应的恐惧则远远超过对COVID-19的恐惧（戴口罩的现像也不普遍）。

上帝会如何教导我们认知到其他基督徒的担忧，而不是置之不理，并呼召我们在爱中为彼此留出空间，从而享受餐桌上的团契，并在祂的国度成为工作伙伴呢？即使我们不同意放下我们的口罩，至少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防备心。

正如我的美国兄弟姊妹帮助我说出来、理解我并处理我在南非惯性有的一些恐惧那样，也许我的奈及利亚同事和我可以帮助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面对一些当地人才有的恐惧。我们虽无法降低政府官员腐败的实际风险，但也许我们可以透过分享我们在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生活时如何学会信靠上帝的故事，来帮助减轻这80%的美国人心里的一些恐惧。

耶稣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爱我们的邻舍、照顾陌生人，并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正如凯瑟琳所写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并冒着去爱的风险，会需要我们在这旅途中克服我们的恐惧，先指认出我们恐惧的真实样貌，然后才有希望能驯服它们。但在我们指认恐惧的样貌之前，我们可能需要看一看我们生活范围的地图，谦卑地把图钉插在形塑我们恐惧的地方。

Bronwyn Lea是戴维斯第一浸信会的门徒训练及女性事工牧师，也是《Beyond Awkward Side Hugs: Living as Christian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a Sex-Crazed World.》一书的作者。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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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中，当地基督徒寻求公义的愤怒和福音的盼望

Jayson Casper

恐怖主义导致数千人死亡，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和弥赛亚派犹太人共同感到震惊、悲痛，为着和平及公义祷告。

左图：以色列军队在与伊斯兰教哈马斯武装分子作战时造成的伤亡。右图：以色列空袭加萨后的狼藉。

picture alliance / Ahmad Hasaballah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T

至少有1,200名以色列人和1,1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令全世界震惊的不仅是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里惊人的伤亡总数，还有哈马斯残暴的程度。

有200多名年轻人在音乐节上被杀害，附近的村庄和农场遭到袭击和恐吓，哈玛斯说，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沿海地区的空袭的话，将会杀害估计约150名人质。

由于以色列不可能停止空袭，伤亡人数肯定会继续增加。

向来以压倒性的武力回应恐怖主义，以色列召集了36万名预备役士兵，准备发起对加萨区域（Gaza Strip）的陆地进攻。过去在这个被围困的25英里区域发生的冲突已造成惊人的伤亡总数，包括2014年造成73名以色列人和2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冲突。

在此期间，许多以色列人一直活在恐惧中。自2005年9月以色列单方撤出加萨以来，犹太虚拟图书馆统计共有334起恐怖主义死亡事件，至少有20648枚火箭和迫击炮弹射入以色列领土。

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之间，当地两方基督徒之间却有着跨越种族鸿沟的和平共识。《今日基督教》访问了三位弥赛亚派犹太人、三位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和两位目前不在家乡的加萨基督徒。

（编按：“弥赛亚派犹太人”为归信基督教的犹太裔基督徒）

共同的震惊

特拉维夫市和耶路撒冷《犹太人支持耶稣会》组织分部主任伊莱·伯恩鲍姆（Eli Birnbaum）说：“这些行为所表现出的仇恨和邪恶程度确实令人震惊。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它深深震撼了人们的心。”

他说，他所在的社区受到的袭击非常激烈，人们都待在室内。他的社区与家人、朋友和50名全职员工正尽最大努力维持联系并彼此鼓励。

袭击开始的那个星期六，伯恩鲍姆（Birnbaum）的会众聚集在一起祷告。由于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他们分发了祷告清单，一起为人质祷告能安全返回。有些成员点起了蜡烛。

《犹太人支持耶稣会》为流离失所的家庭和边境士兵募集物资。

至少有一名弥赛亚派犹太人为国捐躯。大卫·拉特纳（David Ratner）的指挥官称他为战争英雄，在400名哈马斯战士冲进他们的哨所时，他拯救了五名战友的生命。他虽然颈部中弹，但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仍坚持战斗。

伯恩鲍姆告诫他的孩子们要抵抗仇恨的欲望。他要求以色列人寻求公义，而不是复仇。他要求每个人都真诚的关心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时为加萨能脱离哈玛斯的控制祷告。

“当我们的国家陷入危机时，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代表主呢？”他说：“请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明智地做选择，在这个非常黑暗的地方散发祂的光芒。”

巴勒斯坦神学教育家格雷丝·祖尔比（Grace Al-Zoughbi）也在寻找主的光。

她说：“教会试图抓住任何一丝盼望。目前的局势令人非常不安，暴行令人震惊。”

火箭弹从相反的方向落在她位于伯利恒的家附近，也让她感到惊怕。由于担心事态升级，家家户户涌入杂货店囤积货物。她说，旅游业的损失将进一步破坏经济，而教会正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教会的第一反应是热切祷告祈求冲突的结束。

“主啊，求祢把所有的邪恶都像玻璃那样砸碎，碾成灰烬，”祖尔比恳求道。 “我们的盼望是，相信不久的将来，祢的道路将被实现。”

她要求双方的基督徒都成为使人和平的人。她要求各国的基督徒避免对以巴冲突有“邪恶扭曲”的解读。就她自己而言，她专注在诗篇122篇：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愿所有爱你的人平安。

共同的距离

加萨浸信会的前牧师哈纳·马萨德（Hanna Massad）也将目光转向诗篇：耶和华啊，求祢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诗篇123:3）。

马萨德身为第一位在当地出生的巴勒斯坦裔牧师，在加萨牧会30年之久，他在2007年的暴力事件后离开了教会，那次暴力事件包括他的教会遭到袭击，以及附属基督教书店的一名年轻职员被绑架及杀害。他亲身经历过激进主义，并理解以色列人的恐惧。

马萨德成为美国公民后，除了每周透过zoom为人进行心理创伤咨商，几乎每天都与教会成员交流，他每年也会回加萨三次，分发援助物资并鼓励教会。

他说，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于两周前结束，以色列对他的待遇比平常略好。以色列为了与美国建立在免签证入境方面的互惠，边境当局为美国和巴勒斯坦的双重国籍公民简化了手续。他这次从耶利哥（Jericho）入境，安检等待时间仅需一小时。

马萨德说，“我们并未受到同等尊严的对待，而是根据我们携带的文件受到不同的待遇。”

他继续说，对多数巴勒斯坦人而言，这是一种屈辱。自2007年被封锁以来，加萨有50%的人口失业，65%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230万人口中只有17,000人获准在以色列找工作。这个数字随着政策的变化而改变，他们在检查站受到的待遇也更为苛刻。其余的人则被困在加萨内。

马萨德说：“加萨是一座大监狱。正常情况下，我每次探访都会发现情况比之前更糟一些。”

现在，随着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宣布将切断加萨地区的电力和供水。挫折感不断累积；虽然他的父亲曾希望在此建立巴勒斯坦国，但马萨德表示他现在已经60岁，他怀疑这是否可能实现。而当地的基督徒不支持任何一方使用暴力。

“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尊严，”马萨德说。 “我们的榜样是耶稣。每当有人真正与上帝相遇时，祂会将他的心填满对全人类的爱。”

即使在他的家园被摧毁的时刻。

同胞哈利勒·萨耶（Khalil Sayegh）家人所住的公寓被以色列火箭击中。他们现在在加萨当地三间教会里的一间避难，和流落在学校或各种设施里的其他25万人一样。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此建立一条人道走廊。

萨耶说：“他们差点逃不出来，因为他们认为家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目前住在美国的萨耶是“阿戈拉倡议”（Agora Initiative）的成员，该倡议旨在与其他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共同努力，促进宪政民主的文化。他说，他很高兴看到美国人谴责哈马斯的攻击。同时，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的人民遭受的苦难被如此轻易地忽略了。

萨耶在诗篇73篇找到安慰，在这篇诗篇里，诗人几乎要屈服于对富裕的恶人的嫉妒：远离祢的必要死亡，凡离弃祢行邪淫的祢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在这样的平安心境下，萨耶的信息很明确。

萨耶说：“不要屈服于仇恨、部落主义或复仇。我们要努力结束这场血腥的暴力，也要消除以色列的占领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公正，这样我们才能活在和平中。”

共同的愤怒

弥赛亚派犹太律师贾米·考恩（Jaime Cowen）对战前威胁以色列的结构性变化感到愤怒。他说，自从纳坦雅胡率领包括前犹太恐怖分子在内的极右翼联盟重返总理岗位以来，纳坦雅胡一直试图颠倒以色列的司法体系，从而分裂国家。

纳坦雅胡一方面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与阿拉伯世界和平相处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却透过授权建立更多的非法定居点，进一步激怒以色列国内被边缘化的巴勒斯坦社区。

考恩在影片声明中说：“（纳坦雅胡的行径）让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而这次确实发生了。对这个国家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他祷告能尽快击败哈马斯，哈马斯可能是为了阻挠纳坦雅胡与沙乌地阿拉伯的结盟接触。但他说，真正的威胁在北面，真主党的数千枚精准飞弹随时可以打到以色列最远的城市。一旦战争结束，考恩希望政府辞职，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确定是什么导致本届政府在情报搜集和军事准备方面的“巨大”失误。

他说，“在此之前，人们对无辜的犹太家庭生命的损失深感悲痛和愤怒。”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自愿提供帮助。以色列福音派教会联盟宣布，任何被迫离开家园的弥赛亚派犹太人都可以在其会员家庭中寻找庇护。

“在这样的时刻，身为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巴勒斯坦基督徒公民，我们能为大家提供什么呢？”福音派教会联盟主席博特鲁斯·曼苏尔（Botrus Mansour）在他位于拿撒勒的教会里讲道时问道。他的答案是耶稣。

在他所住的目前相对安全的北部地区——他们只需要确认自己附近的避难所是否准备就绪——在战争转移他的注意力前，他原本在准备一篇关于教会管理的演讲。他们礼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祷告，曼苏尔引用圣方济各的话鼓励会友：让我成为你们和平的工具。尽管基督徒内心充满复杂难受的情绪，但他们必须成为使人和平的人。

即使他们在多个方面上感到愤怒，

曼苏尔说：“人们对哈马斯的野蛮攻击感到愤怒。但他们也感到，只要冲突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暴力就会持续下去。”

和考恩一样，他祷告上帝能替换掉现任总理。他分享了常使人得安慰的经文。耶利米哀歌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祂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祢的诚实极其广大。

共同的福音

伯利恒和平与正义研究所的弥赛亚犹太教成员丽莎·洛登（Lisa Loden）说：“在这种情况里，没有什么是对的，也没有什么是好的。但人们强烈希望看到上帝能使用这些事件吸引人们归向祂。”

洛登住在特拉维夫以北的沿海城市内坦亚（Netanya），她与别人共同领导一间教会，自战争开始以来，他们已组织多起祷告会。他们祈求上帝怜悯以色列和加萨的平民。他们为领袖、人质和失去亲人的人祷告。

他们祷告求尽快结束冲突、伸张正义，并且双方的基督徒不要因此决裂。她也向全世界关注此事的基督徒发出呼吁。

洛登要求说：“不要急于站队。但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寻求解决这场棘手冲突的办法。”

在拉马拉（Ramallah），圣地地方福音教会理事会主席穆尼尔·卡基（Munir Kakish）牧师也发表类似的演讲。

他说：“为我们双方的基督徒祷告。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目的，但祂是至高无上的。”

他的教会坐满了人，他在强调上帝平安的诗歌伴奏下，向紧张的会众传递祷告的信息。会众里面有些人刚从加萨移居以色列，他们非常担心留在那里的亲人。

同时，由于担心以色列入侵加萨会引发约旦河西岸的暴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城封锁，卡基也确保他们有储备食品货物，并与当地一间杂货店合作准备食物包。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伤亡。

但他说的最后一点与地理有关。为争夺领土斗争的人忽略了一点。

他说：“即使任何一方占领了从地中海一直到太平洋的土地，却没有耶稣，他仍然什么也不是。他们依然需要耶稣。”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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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应如何对话？

Sarah Eekhoff Zylstra

犹太裔基督徒和巴勒斯坦基督徒发表的联合声明是迈向和平的一小步，但充满着希望。

伯利恒附近的防卫墙

Michele Benericetti

历史上，住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基督徒并没有比他们各自的政府相处得好多少。

会引起他们辩论的议题有很多：安全、对西岸及加沙的占领、在以色列公民权的平等性、难民、致命的暴力行为，以及对正义与和平的寻求，这些是上个月30名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犹太裔基督徒开会时列出的例子。

然而，这次的会议并不是为了辩论而聚在一起。相反的，他们花了四天时间进行研究和一起祷告，然后发表了一份团结的声明。

“在紧张和暴力冲突的时期，人与人的关系受到影响，猜疑、指责和相互排斥极其盛行，”声明里表示，“在这样的时刻，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在弥赛亚里宣告我们的合一的人，必须维持配得上我们所受的呼召的伦理标准，在我们所有的态度、言辞和行为中。”

这个会议由洛桑以色列-巴勒斯坦和解倡议（Lausanne Initiative for Reconciliation in Israel-Palestine）于赛普勒斯（Cyprus）主办，盼望促进“基督的身体及我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更广泛的社区内的和解”。

与会者及此组织旨在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和解模版，能对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产生先知性的影响”。

StateofIsrael / Flickr

位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十字架。

由理查德·哈维（Richard Harvey）、蒙瑟·艾萨克（Munther Isaac）、丽莎·洛登（Lisa Loden）、萨利姆·穆纳耶（Salim Munayer）和博特鲁斯·曼苏尔（Botrus Mansour）所组织，此份声明承认“我们对这片土地持有非常不同的神学立场，且对会影响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原因也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

声明里表示，犹太裔基督徒将以色列国视为上帝信实的标志，而巴勒斯坦基督徒则视其为一场灾难。犹太裔基督徒认为以色列需要维持其国家对周边领土的控制以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巴勒斯坦人则认为这样的占领是“非法且不公正的”。

但这两个群体承诺不互相指责、不在公开场域里为此争吵，也不散布谣言。他们也承诺鼓励彼此的福音事工，发展友谊，并以尊重的方式，用爱、温柔及和平来挑战对方（的信仰）。

声明里说：“我们愿意更仔细地倾听彼此，以便在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也能深刻理解对方的想法。….即使我们对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并希望继续相互对话和挑战彼此的想法，我们也不会要求别人改变他们的立场、接受我们的立场，以作为我们能成为团契的先决条件。”

该小组设下了如何正确的持有不同立场的榜样：

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上帝与以色列之间尚未取消的盟约持续至包括对身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后裔的犹太人在土地上的承诺，及至犹太人回归此土地和以色列国的建立皆构成圣经预言的实现。然而，我们反对这类神学信念的解释：即否认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历史和民族性以及他们留在祖先土地上的权利。我们承认并与他们一起哀哭这种否认所造成的痛苦、死亡和不公正。

我们中的一些人相信，上帝所有盟约里的承诺，包括土地，都在弥赛亚耶稣身上全部实现，祂体现了以色列真正的儿子身份和继承权，包容了整个地球和所有国家。所有来自任何国家的人，只要因信与基督结合，就能分享属于祂的遗产，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许的继承人。然而，我们反对这类神学信念的解释：即否认犹太人拥有建立安全家园的权利，拒绝以色列国存在的事实和合法性。我们承认并与他们一起哀哭那些试图摧毁她的人的仇恨和暴力所造成的痛苦和死亡。

指导委员会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共同主席蒙瑟·艾萨克（Munther Isaac）说，“尽管我们在许多议题上有不同的信念，但我们能共同肯定和解的必要性，并在我们分裂的社区中寻求基督徒之间的合一。我们共同的信仰要求我们以基督的方式倾听、尊重甚至挑战对方。它也迫使我们成为和解、公正、及和平的倡导者。”

身为倡导者，他们签名承诺要相互支持，亲自关心彼此地缘政治冲突的情况，而不是依赖媒体的报导，并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保持敏感度。他们也承诺将合一的信息传递回自己国内。

委员会的弥赛亚犹太人联合主席理查德·哈维（Richard Harvey）说：“对于每个犹太裔基督徒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以及所有在以巴冲突中为和平祷告和努力的人，阅读及研究这份声明是很重要的事。只有当我们认真对待耶稣『爱我们的仇敌』的命令时，我们才能开始看到祂所带来的好消息里那股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社区的力量。”

尽管持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能有一丝机会治愈影响着以色列社会的深刻创伤，那应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弥赛亚肢体里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代表之间，”弥赛亚犹太教会联盟前主席杰米·考恩（Jamie Cowen）写道，“倾听对方的观点，向对方承诺自己会效仿耶稣在世上的所言所行，并致力为未来找到一条共同能走的道路——是值得我们努力的事。”

巴勒斯坦人权律师乔纳森·库塔布（Jonathan Kuttab）回应：“双方的基督徒都应致力于『视他们身为基督徒的身份高于他们对自己国家和部落的忠诚，并追求将基督的命令实践于生活的各种层面里』。这意味着他们要尽最大可能的加入和解运动，并持开放的态度参与其中。”

洛桑大会的克里斯托弗·赖特（Christopher Wright）解释该声明背后的背景，可在此签名。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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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我的大祭司理解我的痛苦

Madison N. Pierce

耶稣的恩慈在于祂完全明白我们的伤痛，而不仅仅在于祂有能力解决我们的伤痛。

Illustration by Simon Fletcher

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中，他听到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林后12:9）。在我宣信基督的最初几年里，这句话为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安慰。起初，我是从自己的罪和缺点的角度来诠释这句话：当我对父母无礼或说朋友闲话时，祂的恩典够我用。

后来，我从艰难困境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例如膝盖受伤让我无法跑步、踢足球，以及做其他许多我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做的事情时。当我经历这些挑战和生活上的动荡时，上帝的恩典像条坚固有力的线，牵引着我。祂真的是我无所不在的帮助。

但有一天，我发现情况不同了。在长期被慢性病和疼痛缠身的日子里，这句曾经带给我安慰的经文变成一块压碎我的石头，一个令我窒息、无法摆脱或假装不存在的重大压力。在教会里，我所有的朋友都高举双手喜乐漫溢地站着，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高唱着一首流行敬拜歌曲的歌词:“你的恩典够我用。”我坐在椅子上，绝望和愤怒的感受几乎将我淹没。喜乐、健康的人们环绕着我唱着歌。在热情洋溢的人群中，我好孤单。

当我听到类似“祢的恩典够我用”的语句时，我总是在想，祢的恩典足够用？到底足够在哪方面？诸如此类的问题吞噬着我。

这并不是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救恩终将到来。也不是说我不再相信上帝会医治和帮助我身边的人。我真心相信上帝满有恩典地回应祷告。但在经历了十几年的痛苦、疲惫和疾病后，我感到绝望和深深的孤独，不再相信这个应许也适用于我。我放弃挣扎，接受所有的苦痛，苟活着。

这种绝望让我走入不少黑暗境地。当别人给我建议时，他们常常把耶稣当作在苦难中持有信心的榜样，虽然我很感激他们的关怀（也同意他们所说），但我会想到耶稣大部分的痛苦发生在一周之内。七天。我承认，在特别黑暗的时刻，有时我发现自己满羡慕耶稣这么快就离世（尽管曾先被可怕地凌迟过）。

2007年，我第一次被诊断患有慢性病，后来还确诊不只一种，且似乎每年都在恶化。 2015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疼痛中度过，总是在生病。那种感觉就像有人用胶带把哑铃绑在我的四肢上。我艰难的走着每一步，甚至有些时候，我不得不用“爬的姿势”爬上楼睡觉，一边爬，一边流泪。

我当时正在攻读新约博士，有大量的阅读作业、写作作业及报告，并且还要授课，同时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找不到工作。我一整天都强撑着，然而一跨进家门，我就会立刻崩溃。我感觉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事后，回想起当时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办到在工作上能有所进展——除了因为研究工作可以久坐不动，以及我有着充满恩典的丈夫。但当时的我脑海里的感受是，我做的一切事可能全是徒劳无功的。如果我仅能勉强完成我的研究，我又怎么可能实现我梦寐以求的全职教学工作呢？

我的博士研究重点是《希伯来书》里对旧约经文的引用。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描绘圣父、圣子和圣灵透过旧约经文来说话。我已经完成对1:5-13圣父所说的话的研究，接下来要研究的是2:12-13圣子所说的话。

这段经文的大背景深刻突显了耶稣的人性，在一边写作的同时，我开始深深思考耶稣“在各方面都有完全的人性（2:17）”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对耶稣人性的强调时，我看到像网子那样遍布每页的线索。耶稣的人性对整本希伯来书的论点至关重要。

（注：在和合本圣经里，希2:18的前半段翻译为“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相同”，而NIV英语译本将此句翻译为“he had to be made like them, fully human in every way”，即“祂就像他们一样，在各方面都有完全的人性”）

希伯来书4:14-16是我的研究经文之一。它也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

因此，我们既然有了穿越诸天的伟大大祭司耶稣，神的儿子，就让我们坚守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位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而是有一位在各方面都像我们一样经受考验，却没有犯罪的大祭司。所以，让我们放胆地来到恩典的宝座前，好叫我们在需要的时候蒙怜悯，得着恩典的帮助。（希4:14-16）

（作者使用的是NRSV版的英文译文，此段经文为NRSV经文的中译）

这段经文出现在希伯来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许多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有时包含至4:11-16）是作者从一个主要论述推展至下个论述的过度段落。这三节经文包含了后面论述里的几个重要主题（4:11-10:25）。例如，虽然作者已提到耶稣的祭司职分（1:3；2:17；3:1, 6），但他暗示着，他将在4:14-16解释为什么这对听众很重要。

这段经文及其上下文常被解释为突显耶稣比利未祭司更优越（这种解释建立在圣经作者围绕着耶稣身份所使用的修辞法，如8:6所说，耶稣立下的约是更美的约），以及对利未祭司的批判。许多解经家认为希伯来书5:1-10也是对利未人的批判。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段话其实是在说耶稣“身为大祭司的资格”。换句话说，作者并非仅仅只是在做对照，而是仔细比较耶稣跟利未祭司的细微差别。这段经文陈述“耶稣是人”这一事实有多重要，因为“每个大祭司都是从百姓中挑选出来的（5:1）”。

回到希伯来书4:14-16，我注意到的是，在关于耶稣（本身不是利未人）是否有资格担任祭司的争论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的是耶稣“理解祂所服事的人”的能力。祂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4:15）。这与作者先前描绘的耶稣是位“仁慈信实的大祭司”的形像不谋而合，祂之所以“能够帮助那些受试炼的人”，是因为“祂自己也曾因所受的苦难而受试炼」（2:17-18）

许多人忽略了耶稣在希伯来书里呈现的丰富的人性，因为这本书还描绘了一位大能的耶稣——祂被称为“神本体的真像（1:3）”，“立了地的根基（1:10）。”

我们往往会转向福音书去寻找对耶稣人性的描绘。而当耶稣的人性被强调时，有些人又什至会有点担心，仿佛祂的人性与祂的神性相违背。

在希伯来书4:14-16中，我们不可能错过作者对于耶稣是人这一点的强调。然而，作者将耶稣在各方面都经受试炼的形象与祂是升入高天的神子（第14节）这一事实相结合。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两者都反映在希伯来书的基督论里。

当把这些概念融会贯通后，我明白了受难周只是耶稣受难的缩影，虽然祂最艰难的挑战发生在那一周，但祂在地上的生活里经历着饥饿（马可福音11:12）和辛劳（约翰福音4:6）等形式的软弱，并可能一辈子都承受着痛苦的感受。

此外，耶稣身为知晓万事的神与祂的人性经验结合，也值得我们在神学上进一步反思。毕竟，还有什么样的痛苦是耶稣无法理解的呢？

当我拖着沉重的身子，用意志力驱使双腿一步一步地爬楼梯时，我定睛仰望着耶稣，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敦促的那样（12:2）。

但我如今看到，耶稣并没有舒舒服服地坐在楼梯口等我。耶稣也拖着身子爬着楼梯。祂很疲惫，也很痛苦。祂和我在一起。

这幅耶稣与我同在且共苦的画面改变了我。上帝并未要求我承受任何祂自己没有承受过的事物。当我定睛注视着祂时，我意识到我如今终能更清楚地看见祂，而我其实一直都在祂看顾的视线内。

我不确定对于“上帝的恩典到底足够在哪部分？”这个问题我己否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每当这些话刺痛我时，我如今能说:“祢的恩典对我来说是够用的，因为祢与我同在。”

对希伯来书4:14-16的全新理解也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耶稣能够对他人充满同理心和怜悯是因为祂与他们同在，这改变了我对身边正在经历痛苦的人说话的方式。有好一阵子，当我与那些痛苦或哀伤的人讲话时，我会拼命回避各种无益的陈腔滥调，因为我知道这些话对我的帮助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那时的我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语言。

当我对上帝与我共苦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后，我明白“同在”的重要性——我会说“我很难过你正在经历这一切”，并试图理解他们的痛苦。

如果我们决意效法基督──或按照希伯来书的说法去靠近祂──那么祂的同理心肯定是我们要去学习、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没有能力像耶稣披上肉身那样去背负他人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更深地进入他们的痛苦之中。希伯来书里的经文引导我祈求上帝让我能更深入地感受、理解身边人的经历，这样我才能更好地关心他们。

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此时此刻的我们带来安慰──上帝每一刻都赐予我们恩典。在我疼痛不已的那些日子里，人们常迫使我去盼望痊愈的可能性；他们热切地祷告，希望我的情况能有所改善。这些祷告虽没有弄错方向，也没有半点恶意，但它们并没有为我带来同样的安慰。

当我与其他经历慢性病和疼痛的人共情及共苦时，我听到他们分享类似的挫败感。我们知道祷告求医治是好的，这代表着对上帝能力的信任，但我们并不知道痊愈是否是上帝的心意。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处境下仍能持有的那种盼望及祷告。

对我来说，盼望最终不是以痊愈的形式出现。盼望透过一位同样在慢性病中挣扎的好友而来，盼望透过希伯来书里的神学而来。

在我完成希伯来书第4章的研究一、两年后，一位朋友希望我能就自己慢性病及疼痛的经历分享我的信仰。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上帝对我何等有恩典。我在念大学期间就爱上了希伯来书，因为我被作者对经文的使用及祭司的图像所吸引。我从那时起就那么喜欢这卷书，如今花时间读它竟是我的工作内容。在我工作的时候，正如上帝曾借着众先知说话那样（1:1-2），祂也透过祂的儿子对我说话。

麦迪逊·皮尔斯（Madison N. Pierce）是西部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约副教授，着有Divine Discourse in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一书。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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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康宁汉（Loren Cunningham）逝世：他曾发起数百万人的短期宣教运动

Daniel Silliman

YWAM创办人带领年轻人将福音“一波接着一波”地传到每个国家。

Image: Courtesy of Youth With a Mission / edits by Rick Szuecs

罗伦·康宁汉（Loren Cunningham），这位充满魅力、具有远见卓识、曾动员数百万个年轻人参加短宣队的青年使命团（YWAM）创办人周五过世，享年88岁。

在他年仅20岁时，康宁汉在祷告中见到一幅地图，但地图在移动。海浪冲击着各大洲的海岸，退去，然后再次冲击。他后来回忆道，那幅画面对他来说就像“一部心里电影”，当他走近一看，海浪是年轻人，“和我同龄的孩子，甚至更小的孩子”，他们在履行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

这个愿景成为青年使命团（以下简称YWAM）的核心理念。该机构称之为“上帝发起的、决定命运的、从上帝而来的奠基性盟约所诞生的新宣教运动。”

康宁汉说，他花了几年时间才理解他当时看到的画面。但这最终使他有能力“放松”对宣教团队的管制，能更快速地差派更多人到更多地方“宣扬上帝的真理，展现祂的爱。”

YWAM目前在近200个国家共2000多个地点运作。该机构于2010年停止统计他们总共派遣多少年轻人进行短期宣教，当时的总人数约为450万人。

史蒂夫·道格拉斯（Steve Douglass）还是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的主席时，曾对《今日基督教》说：“我喜欢YWAM的精神，也就是愿意拿着水枪冲向地狱。 ”

克里斯·瓦洛顿（Kris Vallotton）是加州雷丁市著名的灵恩派教会，伯特利教会（Bethel Church）的主任，他于周五说，YWAM“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机构”。他称康宁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信仰英雄之一”。

布道家葛福林（Franklin Graham）也给了类似的评价。

撒马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主席在社群媒体上写道：“这个人的一生是如此不可思议。康宁汉允许上帝使用他，他这几十年来一直是福音的力量。”

康宁汉于1935年6月30日出生在加州的塔夫脱，但在他最初的记忆中，他住在亚利桑那州某处的帐篷里。他和父母及姐姐正在手工制作土砖，以建造一间五旬节派的小教堂。

聆听上帝的声音

汤姆和朱厄尔·康宁汉都是神召会的牧师，也都是五旬节教派的第二代传道人。朱厄尔从小就在俄克拉荷马州、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的灌木丛中学习如何布道。这对夫妇刚结婚时，他们住在车里，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的街头布道。

这对夫妇教导他们三个孩子为了福音牺牲个人的安逸，亲自聆听上帝的声音。康宁汉晚年回忆道，他当时学到了圣灵的引领可能攸关生死。有一次，他的父亲正在南加州一个小镇的街头布道，他的母亲突然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走。上帝说我们必须现在就走！”

就在他们一家人驱车离开时，一场地震摇动了整个小镇，一大堆砖块掉在他们刚才站立的人行道上。

“如果上帝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母亲朱厄尔说，“祂会直接对你说的。”

年幼的康宁汉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后来回忆道，在他九岁之前，他经常听到上帝的声音，有时甚至每天都能听到。 13岁时，他和几个表兄弟在阿肯色州的一个灌木丛中祷告时，收到了一个事奉的呼召。他们在一个周一的晚上祷告了几个小时，康宁汉感觉自己被神感动了。

他说：“上帝突破了我的理智，让我清楚地感受到呼召。我毫不怀疑自己蒙召去传道。”

为了庆祝，母亲带他去镇上为他买了双新鞋，并引用《罗马书》10:15，“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那个星期四，康宁汉在他叔叔的教会进行人生第一次讲道。

18岁时，康宁汉有了第一次的宣教经历。在复活节期间，他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前往墨西哥，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挨家挨户做见证，并在街头布道。康宁汉因痢疾住进了医院，但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短宣，因为有20人跪在街上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第二年，康宁汉进入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所神召会学校，中央圣经学院（Central Bible College）。他和其他三名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解放者（The Liberators）”的福音四重奏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唱和布道。1956年，在一次加勒比海旅行中，他在21岁生日的前几天看到了年轻人的异象。

“上帝会用你的语言跟你说话，”2022年，他开玩笑地对电视布道家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说，“我十几岁时在加州冲浪时，看到了这些‘海浪’。 ”

康宁汉最初认为，也许这个异象意味着他应该从事教学或教师培训工作。 1957年，他从中央圣经学院毕业，获得圣经和基督教教育学位，并前往南加州大学（USC）攻读教育硕士学位。

圣经学校的失败

然而，在康宁汉撰写关于圣经学校的论文时，他开始感到失望。他考察了世界各地共72所学校，发现对世界福音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校少之又少。多数的毕业生甚至没有进入事工，更别说成为那种能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传道人了。

与此同时，康宁汉开始在南加州的神召会做青年事工，他的父亲当时是神召会的副会长，主要负责建立教会和宣教工作。但康宁汉对此也感到失望。

1985年，他对《魅力》杂志说：“年轻人都很聪明，也很有热诚。但我必须承认，我为他们策划的活动多数都很空洞。它们没有抓住年轻人的心，因为它们没有挑战。我们都渴望挑战，尤其在我们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们喜欢巨大的挑战。”

康宁汉发现，他很善于激发年轻人的热情，说服他们为福音做些大胆的事，但他们却无事可做。神召会说，如果他们想成为宣教士，就必须去学校接受大约七年的教育和训练。

康宁汉抱怨说，“但到了那个时候，多数人都会忘记他们的火热激情。”

他开始尝试短期宣教，1960年春假期间带领约100名五旬节派的年轻人前往夏威夷。虽然挑战重重——许多年轻人把这趟旅行当成春假，但康宁汉坚信这是全球布道的新模式。年轻人热情高涨，进行短宣旅行，自费或自筹资金，向世上每一个人讲述耶稣。

那年夏天，康宁汉去考察年轻宣教士可以去的地方。他去了日本、香港、泰国、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埃及、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土耳其、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他开始为1961年制定宏伟的计划。

然而，神召会的领导阶层认为康宁汉的计画过于庞大。神召会提出给他工资，让他负责创建青年宣教计划，但他们希望以更温和的方式开始。

康宁汉后来回忆那段对话时说，他被告知：“你可以继续实践你的异象，罗伦，但你要拿出一个更容易管理的数字——例如每年10或20个年轻人。”

他抗议说，他的异象“比每年20人要大得多，比任何一个宗派都要大得多。”康宁汉牢记父母对他的教导，要亲自聆听上帝的声音，于是决定离开神召会，自立门户。 1961年2月，YWAM 在加州正式成立。

然而，在最初的几年里，YWAM无法做到每年派20名年轻人参加短期宣教，甚至连10人都没有。

达琳·康宁汉（Darlene Cunningham）实现异象

1962年，当康宁汉遇到一位名叫达琳·斯克拉琪（Darlene Scratch）的年轻女孩时，这个苦苦挣扎的宣教组织每年大约只派出5人。但达琳的叔叔因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从事宣教工作而入狱，达琳因此梦想从事跨文化宣教，她看到一些能实际实践YWAM异象的方法。第二年，康宁汉与达琳结婚，并宣布她从此成为共同创办人。

他说：“当时如果没有达琳，YWAM不可能持续下去。”

1964年，达琳在巴哈马和多明尼加共和国安排了一次“暑期服事”。有近150名年轻的美国基督徒报名参加。当他们赶在秋季开学前返回美国时，他们回报有几千人归信基督教，并且发生ㄧ些神迹医治的事件。

随后，YWAM组织了前往墨西哥、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的短宣队。 1966年，他们由 90人组成17个小队前往加勒比海地区，另有25人乘坐五辆大型邮政卡车穿越墨西哥、瓜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宏都拉斯。所有的宣教士都很年轻，他们自筹资金，并没有因着训练的要求而失去热情。

当然，他们在最初的几年里也遇到许多挑战并犯下再简单不过的错。在无法通行的路径上，他们让不只一辆车卡在泥泞里。早期的一张传单甚至拼错了“基督（Christ）”这个词——他们邀请年轻人在暑假期间向他人活出“基di（Chist）”的生命样式。在这跌撞成长的过程里，YWAM的成员学会了信靠上帝、祷告和努力想办法解决困境。

然而，关于这些挑战的报导实际上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

康宁汉告诉他们：“你们要睡在地板上，吃不同文化的食物，忍受炎热和黏稠的气候，被蚊子包围。你们会情绪低落，灵命受到打击。但这是让我们在主里成长的一部分。”

传福音的实验室

至1968年前，YWAM有30名全职员工和1200名短期宣教士。该机构认为进行一些培训会对他们有所帮助，于是在瑞士一间旅馆开设了一所学校。首批教师包括康宁汉的父母、福音派护教师法兰西斯·薛佛（Francis Schaeffer）、机械工程师兼非专业神学家哈里·康恩（Harry Conn）和苏格兰福音派布道家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 ）。

康宁汉解释说：“这不是一间圣经学校，而是一间传福音的实验室。”

YWAM之后开办了更多间学校，最后在600多个地方开设了万国大学（University of the Nations）。一位YWAM领导人说，这些学校就像“造浪机”，制造出康宁汉在异像中看到的年轻人浪潮。这些学校不仅提供传福音课程，也提供体育和健身、科学和科技、教育、传播及艺术方面的学位。

康宁汉说，他得到关于七个教室的启示，每个教室对应社会里的七个领域，基督徒需要影响这七个领域，从而带来改变。

1975年，他将这一启示告诉他的朋友，学园传道会创办人比尔·白立得（Bill Bright）。但还没等他开口，白立得就宣布他也得到了启示，并列出一份基本上相同的七个领域的清单。几周后，康宁汉听到薛佛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论点，为基督赢得这七个不同的领域：家庭、宗教、教育、媒体、艺术、经济和政府。

这一观点后来被伯特利教会牧师比尔·强生（Bill Johnson）等人推广为“七山策略”。它成为许多美国灵恩派信徒拥护唐纳德·特朗（Donald Trump）普的神学基础。

然而，康宁汉并没有参与政治。他视七个领域为传福音和“大使命策略”的框架。

直至1985年，康宁汉50岁前，YWAM每年派出15,000多名年轻人参与短期宣教旅行。该机构在170个国家共1100个地点进行事工。然而，这位富有远见的领袖坚信，正如他在自己第一本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些年轻人“只是所需要的人数里的一小部分，上帝的工人仍然很少，非常少。”

于是他继续专注于成长、扩展和事工中的创新。

属灵虐待的指控

YWAM曾因其对待“浪潮”中的年轻人的方式而受到批评。 1980年代，资深员工格雷戈里·罗伯森（Gregory Robertson）说，该机构存在虐待和操纵的行为。他声称，与领导层意见相左的人会被说是在反抗上帝，甚至被恶魔附身。

更近期的事件为，前YWAM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称自己受到属灵虐待。

一名女性表示：这类事情发生在每个YWAM基地。他们“‘听到上帝声音’的能力总是胜过你自身与圣灵的联系。”

YWAM没有对这些指控做出正式回应，但英国的一位YWAM领袖说，一些年轻领袖确实可能有不当行为。

这位领袖当时回应道：“当我们致力于动员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去的呼召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他们会犯一些我在18、19和20岁时犯的错误。”

他也指出，属灵滥权/虐待在许多事工中都会发生，并认为YWAM的记录比多数机构的情况要好。

YWAM的分权模式让监督权掌握在事工当地人的手中。没有人控诉康宁汉，因为他并不负责管理培训或各个基地的实地运作，而是专注于大局。康宁汉认为他的工作主要是敲开潜在的宣教士的家门。

1999年，康宁汉前往利比亚，成为第一位走遍世界各国以及150个岛屿和领土的宣教士。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COVID-19和癌症先后限制了他的旅行计画，康宁汉开始使用Zoom与各大洲的人们交谈。他经常谈到需要将圣经翻译至更多的语言，并敦促人们“为耶稣‘全心全意’地生活”。

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人生，”他说。 “我想对每一个人说⋯⋯要有目标的活着。有呼召的活着。确认你是为了上帝和祂的目的而做。祂就是爱，而你必须展现祂的爱。”

康宁汉的妻子达琳（Darlene）和他们的孩子凯伦（Karen）和大卫（David）仍然健在。他的追思礼拜将于11月4日在夏威夷举行。

翻译：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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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内向型的人如何参与福音？

Sara Kyoungah White

教会事工总看似需要社交外向型的人，但社交内向型的人有其好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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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社交内向型的基督徒（同时也是牧师的妻子）而言，最困难的领域也许是圣经里对好客/款待客人（hospitality）的呼召以及我们美国文化对这一呼召的理解方式。

常见的关于基督教“好客之道”的讨论往往以女性为中心，尤其是家庭主妇，包含着非常明显的外向社交型因素，如：积极邀请邻居和陌生来家里作客、为大家做饭、敞开家里的大门、包容哄闹声及事后的杂乱。

虽然我深深受益于圣经里关于好客的教导，但我也因此受到挑战，我常常觉得这是自己不可能达到的标准。

然而，我又想起，耶稣在这世上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家”让祂能邀请别人进入。当祂与井边的女子坐在一起，或渡过整片海仅为一个人赶鬼时，祂吸引众人的方式并非透过举办派对。有时，没有任何人能找到祂——祂会避开众人，有大量独处的时间。

然而，耶稣的生命正是圣经里关于“好客”的具体体现——在祂所做的每件事及祂所遇到的每个人身上。好客（φιλόξενος）希腊文的直接意思是对陌生人的爱。

卢云（Henri Nouwen）在《从幻想到祈祷-灵修生活的三个动向》中写道，“好客这个词不该被局限于在家里接待陌生人的表层意思（尽管这一点也十分重要，永不可忘记或忽视），而是作为我们对其他人类的一种基本态度，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展现。”

当我们回想耶稣的作为时，好客的概念便会超越充满局限的表层意义：好客的心使我们看见那些被边缘化的人和孤独的人、有心去拥抱那些痛苦的人，并有能力在这个步调匆忙的世界里为人提供一种不匆忙的爱的同在。身为基督徒，无论我们的个性或脾气如何，这都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培养的。

我不能因着身为一个社交内向型的人而不跟随基督去爱我的邻舍，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必须以社交外向型的人的方式去爱他人。福音不必总是附带着进到我们家里的钥匙，但一定要附带着通往我们真心的钥匙。

社交外向型的理想

苏珊·凯恩（Susan Cain）在她的《安静：内向者在一个无法停止说话的世界里的力量》一书中，追溯了社交外向型的理想概念是如何在历史及多种文化中崛起的。

在美国文化里，我们已认定“理想的自我状态”为：爱交际的、精力充沛的、以行动为导向的人，且在人群中感觉良好。凯恩写道：“内向——包括其表亲，如敏感、严肃和害羞——如今被视为一种次等的个性特征。”

而与基督徒的好客之道相关的讨论也通常倾向于同样的外向型理想。例如，克里斯汀·谢尔（Kristin Schell）的《绿松石餐桌》曾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潮流：人们在前院放置野餐桌来与邻居和陌生人建立关系。其他书籍和文章则建议人们经常举办晚餐会，经常邀请家里附近的孩子来做客。

其他较为内向的作家，如著有《福音带着钥匙来》的罗莎莉娅·巴特菲尔德（Rosaria Butterfield）则承认社交内向型的人可能需要“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预备[事工] ”，但仍倡导同样外向型的生活方式，即与社区邻居一起吃饭、举办街区派对，以及经常接待无家可归的家庭。

我并不是在说这种“普通人都能做的好客行为”并不值得称赞——以上这些行为非常值得称赞。但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信实地顺服上帝并展示好客心肠的唯一途径是将我们的家变成某种基督教公社，或至少成为积极支持这种做法的人。

身为一个每个家庭成员都属于社交内向型的家庭，每周邀请教会成员来我们家做客的短暂尝试极其失败。所以，一种又日常又能彻底展现好客心肠的生活对我们而言究竟应是什么样子？对像我这样在长时间社交活动中会出现身体不适症状的人而宜，难道唯一的答案就是补上更多的“自我疗愈”时间吗？

社交内向型好客的力量

在一次采访中，罗莎莉娅谈到她的邻居肯·史密斯和他太太（Ken and Floy Smith），他们在将她带进基督信仰并启发她自己的好客愿景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家的门是敞开的。人们总是进进出出——教会的人和非教会的人都有。”身为一名牧师，史密斯会温暖地欢迎所有人。

我必须说，这是社交外向型的好客之道所能呈现的最好、最美的方式了。但我还想说的是，这并不适合所有人，也不是唯一的方式。

与此对比，我想起我的朋友丽贝卡。在我读大学时，我曾休学一年，在韩国一间孤儿院服事及生活。最初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我在孤独和忧郁中挣扎。

我在首尔有一个叫丽贝卡的朋友，在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拜访她。在她的小公寓里，我坐在黄色的沙发上，看着窗外发呆，而她在隔壁房间里忙着她的事。有时她会播放一些轻音乐，我们会一起在美丽的韩国秋天里散步，在咖啡厅喝着茶深聊。我们会一起看书、看电影及吃饭。她安静的友谊对我的灵魂是一种抚慰。

丽贝卡和我都是社交内向型的人。如果她欢迎源源不绝的打扰，并在我每次来访时邀请她其他十几个朋友，她的好客很快便会失去深度、力量和亲密感。她的门设有护栏，而这大大增强了她能以我当时所需要的方式来对我展现好客的能力。她向我示范了如何从独处的节奏和护栏中流淌出爱的生活方式。

因着想起像丽贝卡这样的朋友，我丈夫和我学会允许并接纳自己用内向的方式好客及服事他人。我们不再强迫自己每周举办晚餐邀约，而是主要使用周间时间在家里之外的地方与人聊天。

每个月我们都会问上帝，祂想带领我们去找谁聊天，并且我们在森林步道、咖啡厅或教会安静的角落里建立属灵上的友谊。我们真的很享受这些与心爱的新朋友及老朋友相聚的时光。

当我们邀请人来家里的时候，我们会提前计划，以有目的的、轻松简单的方式，且通常是较为小型的聚会。我们平衡这些聚会、独处的时间和与家人相聚的时间，尽我们所能精心安排我们的日程，同时又留有灵活的空间。我们的大门并不总是敞开的，但我们的邻舍和朋友们知道，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

相对于我们文化倾向外向型的好客之道，我们内向型的好客方式并非一种有缺陷的好客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有其独特力量的好客方式。身为社交内向型的人，我们用深度来弥补广度上的不足。我们愿去到海的另一边见那一个人，停留并关心井边的女子，而不是与山坡上的数千人或掀开屋顶的人群见面。

我们留心注意上帝创造我们的方式，并安然接受我们对独处时间的需求。独处的时光对我们而言不仅赋予我们生命力，而且能使那样的生命溢出到外部世界。我们这种好客的方式对教会的健康同样至关重要。

共同的呼召及移动式的帐篷

我们常常视好客为一种高度独立性的呼召。但上帝呼召教会一起实践好客之道。我们需要外向型的人、内向型的人，以及所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也许你和我一样，并不是教会招待团队的最佳人选，并且对于是否邀请邻居来家里做客十分纠结。但是，也许你是个很好的策划者，能透过策划活动把其他人聚集在一起。也许你是位艺术家，创作出能凝聚人心的美丽作品。

也许你是个有恩赐的倾听者，愿意让同事随时打断你，和你分享心事，视这为同理及爱他的机会。也许你是位教授，愿意为你的学生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不仅能学习，而且能被聆听和被爱。也许你会经常留心，停下来与街友聊个天。

无论你的个性如何，无论你的职业和恩赐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一个超越自己家里大门的更宏大的好客愿景。我们需要一个更像耶稣的好客愿景。

当我们把自己从别人好客的方式中释放出来时，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探索自己祝福身边的人的独特方式。我们开始能随时随地有着一颗好客的心。

我永远不会忘记某次度假的早晨，当我们一家人坐在房间里，服务员进来打扫时发生的事。她在整理床铺时对我们的态度很恶劣，我感到自己心里的火气都上来了。我的婆婆是个内向的人，一直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

突然，婆婆站了起来，握住床单的另一边，笑着对服务员说：“让我帮你吧。”服务员愣住了，说不出话来。我也一样。这是一颗好客的心在行动，它的力量和美丽令人慑服。

耶稣承诺我们，当我们爱祂并顺服祂时，祂就会“住在我们心里的家”，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23）。当我们以慷慨、亲切及关怀人的心迎接他人时，我们邀请他们进入的是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家。耶稣在地上的家更像个移动式的帐篷，而不是固定位址的大宅。祂跟着我们去到任何我们所在之处，对所有进入的人而言，祂是那位温柔的主人。

感谢上帝的教会，感谢它以各种方式向这孤独且充满敌意的世界展现好客之心。感谢它盛宴上的长桌，让我们现在就能品尝祂的美善——无论这个长桌摆在一个热闹的家庭里，还是在首尔一间安静的小公寓里。

Sara Kyoungah White是洛桑运动(Lausanne Movement)的编辑。她拥有康奈尔大学的学士学位，曾担任过自由撰稿的编辑、记者和作者。她与丈夫布莱恩和两个孩子住在密歇根州的Grand Rapids。

翻译：湉淙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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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宇宙并非只是一部恐怖片

Russell Moore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但这世界也将我们引向超乎想像的荣耀。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我很少滑Twitter滑到生气，但上周我却被激怒了。

我一个朋友发布一则为她儿子祷告的请求，她儿子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儿子已与这个病奋斗许久。这则贴文下面多数的回应都是正常人会有的：表达爱和关心。

然而，留言里面其中一位基督徒告诉我朋友，如果她移走家里“世俗的”电视、音乐及电动，她就能轻易解决这个问题。像这样的回应已经够令人厌恶了，但我又去看了这个人的其他贴文。

在这个人过去的其中有一篇贴文里，他警告人们不要去想犹太大屠杀（Holocaust）之类的事。他引用一位著名的基督徒音乐家的例子，这位音乐家曾待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因此失去了对基督的信仰。他建议人们最好去思想那些“可爱和清洁”的事。

即使是约伯的朋友也能给出比这个人更好的建议。是的，许多人失去了信仰，或从未有过信仰，因为他们无法调和善良的上帝及他们在世上看到的暴行和苦难之间的张力。例如，想想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一书里描绘的恐怖世界。不过，刻意忽视这种严重的邪恶并非基督教回应此类事情的方式。

如果这种态度只是网路上某个人的胡言乱语，我也不会多想。但是，他那篇贴文所表达的情绪（尽管表达得粗鲁无礼）却是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采用的：只要我不做声响，不去想这些负面邪恶的事，它就会消失（也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几周前，我和几个朋友一起读完罗伯特·阿尔特（Robert Alter）教授所翻译的约伯记后，我们一起讨论彼此的心得。我向他们分享我在《今日基督教》通讯里曾提到的事：《约伯记》如何激发了年轻的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想像力。

史蒂芬·金（也许是自H·P·洛夫克拉夫特以来最著名的美国恐怖小说作家）在2020 年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他在卫理宗教会长大，他对约伯记里发生的许多事都以“第三成人称视角”的描绘方式非常着迷。身为读者，你我都能看到上帝与反派角色之间关于约伯生活的对话，但约伯却看不见。

这种叙事手法引发了史蒂芬·金的疑问：这世上是否真实存在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邪恶，并非因我们做了什么坏事而产生的邪恶？ “圣经试图包含这两种类型的邪恶，”他说。

身为基督徒，我不认为圣经“试图”包含这两种罪恶，而是事实就是有两种类型的邪恶。在我们之外存在着一种邪恶，有时我们会看到这种邪恶巨大到令人憎恶的程度。我们直觉上似乎知道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每个文化都会讲述恐怖故事，并试图想出各种方法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去看到这种恐怖。我们同时也知道自身内心存在着邪恶，这也是为什么每种文化都有内疚、羞耻、不公义或赎罪的成分。

但问题不止于此。圣经以看似矛盾的方式讲述了我们周围的宇宙。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另一方面，使徒约翰写道：“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 ）。

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拒绝超自然启示存在的人）不都直觉地知道这两个事实都是真的，如果我们否认其中任何一个，就是在欺骗自己吗？

有些基督徒喜欢透过强调上帝的旨意来否定“邪恶的问题（the Problem of Evil）”，如同我25年前听到的一位加尔文主义牧师所说，他们“最终把邪恶存在的事实推回到上帝的心意”，但这直接地违反了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是“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还有一些人为了保护上帝免受不公正的指控，试图用约伯朋友们的方式来解释邪恶，而这些人正是上帝亲自斥责的。

在我们小组对约伯记的讨论中，我们的一位成员——一位睿智的犹太思想家——回应了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认为约伯记对“邪恶的问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批评。他指出，约伯记的重点不在于回应邪恶的问题，而在于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对于约伯的抱怨，上帝并没有用逻辑推理来回应，而是用祂的同在来回应。

邪恶是真实的。苦难是真实的。我们无法理解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不义的奥秘”（帖后2:7）。问题是，邪恶是否是常态——或者说，我们的情感和想像是否正确地向我们发出信号，告诉我们事情不应该是如此。

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写道：“如果上帝不存在，这世界就是一部恐怖片。”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世界是一部恐怖片：“山崩、瘟疫、大屠杀、坠落的飞机和无止尽的肉欲”，更别说死亡的普遍性了。

但最终，厄普代克不仅相信这世界的恐怖，也相信上帝的存在：

然而，这所有坏消息都值得被报导，因为我们本性希望一切是好的；我们的恐怖故事里蕴含着对健康与和平的本能憧憬。存在本身并不可怕，相反，它给人一种狂喜的感觉，我们只要静下心来就能体验到。我们的嗜好和惯性在纯金表面涂上一层暗淡的颜料，然而，这层颜料可以被刮去，露出金亮的底色。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们的直觉证实了创世纪第一章里造物主对世界的评价。

厄普代克所言非虚。但反过来说，这世界和上帝的终极美好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邪恶。这个地球不仅是逝去的伊甸园和伯利恒的所在地，也是各各他的所在地。

使徒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意味着对这世界的残酷及恐怖无知。事实上，他告诉我们，受造物本身都痛苦的呻吟着，我们也因着圣灵“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罗8:23）。”有时这种叹息“深不可测（罗8:26）。”事实上，是圣灵引导我们这样深切的呼叫：“阿爸！父！”（罗8:15）。

耶稣未曾说我们不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也没有给我们苦难发生的详细路线图和时间表。祂只告诉我们，祂会与我们同在。

祂没有告诉我们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好怕的。相反的，祂说我们最终会发现，恩惠及慈爱追随着我们（诗篇23）。

但我们经常看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世界的确经常像一部恐怖片。但是，正如保罗所说，如果效法基督意味着像祂那样盼望，那“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恶、死亡和苦难困扰的世界。但我们所处的世界指向一个我们无法想像的伟大的荣耀。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忘了其中一者，我们就成了十字架之外的人，基督之外的人。

罗素·摩尔（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编，领导本刊的公共神学计画。

翻译：Yiting Tsai

单身姊妹的价值远不止于她们的子宫

初代教会对女性的重视是出于她们的信仰见证，而不是她们的生育能力。我们今日也应如此。

Maksim Goncharenok / Pexels

今日，单身女性的日子并不好过。越来越多人将“觉醒”政治的兴起、千禧世代的自私甚至incel文化归咎于单身女性的错。在一些基督教圈子里，即使未婚基督徒的男女比例失衡，并且教会不鼓励女性与不信主的人约会，单身女性在教会仍时常被“关心”应结婚生子（以防她们忘记）。

（注：incel文化是involuntary celibate，即“非自愿性单身者”的缩写，是追求女性无果，最终诉诸仇恨及网路暴力的男性群体的自我描述词汇。）

这种统计数字上的束缚为大家带来各式的焦虑。

与此同时，我所认识的单身姊妹正试图在复杂的现实中做出最好的选择。她们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事奉神，在友情和教会里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并追求各式创新的受教育机会。她们之中许多人也在努力结识主内弟兄，尝试使用约会app，也会为感情生活祷告。

她们的生活既丰富多彩也不完美。她们经历着充满希望与挫败的循环。对我所认识的多数单身女性而言，她们目前的处境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或她们不重视婚姻。正如社会学家莱曼·斯通（Lyman Stone）在《今日基督教》近期的一篇文中指出的，若你询问今日未婚的基督徒，他们之中多数的人都会说他们想结婚。

你不必是个加尔文主义者，也能确信上帝与每个挣扎于无法满足的渴望、未曾言说的忧伤的人同在。无论是在社会稳定时、动荡时、衰退时，还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上帝皆运行着祂的计划。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为基督教圈的未来——或西方文明及其不断下降的出生率担忧的人，应该谨记让教会存活数个世纪至今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简而言之：是透过洗礼，而不仅仅是透过生孩子。毕竟，耶稣教导我们，光是出生是不够的。我们都被呼召要重生。

历史依然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在初代教会时期，随着人们不断用言语见证复活的基督，人们纷纷相信并倚靠祂，教会人数不断成长。教会的成长靠的是五旬节时如火焰般降临的圣灵所点燃的福音宣告（使徒行传1:8），而不是耶稣初代的追随者中出现了婴儿潮。

初代教会里的女性因着她们的见证而被重视，而不是因着她们的子宫。与彼时的罗马和犹太文化不同，基督教邀请未婚女性（无论年轻或年长的女性）在教会里扮演重要的角色。她们带领家庭教会、在经济上资助宣教士、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她们的存在不是“教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值得挖掘的宝藏。

即使在新教改革家正确地将婚姻及家庭与修道院的独身主义放在同等地位后，未婚女性在教会仍持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编按：教会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重视独身主义胜过婚姻及家庭。）

如果中世纪教会的处女殉道者和神秘异象对你来说太怪异，那么不妨看看那些曾带领全球性宣教活动的未婚女性——包括哈丽雅特·贝克（Harriet Baker）、洛蒂·穆恩（Lottie Moon）和艾米·卡迈克尔（Amy Carmichael），或是那些领导黑人教会和民权运动的未婚女性，如南妮·海伦·巴勒斯（Nannie Burroughs）和马哈利亚·杰克逊（Mahalia Jackson）等人。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科莉腾布姆（Corrie ten Boom）和苏菲舒尔（Sophie Scholl）都曾为福音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改变了世界。

这些女性不仅是今日单身基督徒的榜样，对抗着物质主义和以成就自我为优先顺序的叙事，她们也提醒我们所有人，无论已婚或单身，我们将自己的盼望放在何处？

保罗心甘乐意的做出单身的选择不应被人草率地视为一个热切认为末日将至的男人的古怪执念。相反的，它提醒着每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确实始终生活在末世里——而婚姻虽是受祝福的，却是俗的存在，并不会持续到永恒里。正如神学家史丹利·高华斯（Stanley Hauerwas）30多年前所写：

单身是嵌在教会骨子里的操练，提醒着我们，身为上帝的百姓，我们是凭着盼望而活，不是凭着生物本能而活。简而言之，单身状态提醒了我们，教会的成长不是透过生理构造，而是透过我们对他人的见证和款待（只是有时，这些“他人”刚好是我们的骨肉罢了）。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每个世代里的每个基督徒都可能被上帝呼召过单身的生活，且上帝终必重建祂的教会。

在教会衰落的时期，基督徒可能会忘记这一真理，并退回到透过生育自然传播宗教的手段。如果教会里关于单身的讨论确实反映了什么问题，那便是讽刺的：传福音对教会而言还有任何重要性吗？教会是否认为生孩子比传福音更容易？

教会对单身女性的再次批判反映的是世俗社会式的焦虑，在这个时代，社会学家和牧师们不禁想知道，若教会的出席率和基督徒家庭的组成率能够合理地成为预测未来的指标，教会还能存活多久？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单身女性基督徒在压力下感觉自己似乎必须透过结婚生子来延续信仰、来成为“有价值的”母亲。毕竟，教会让生孩子看起来比传福音更可靠（即使有孩子的家长会告诉你，在基督教环境长大并不能保证孩子会成为基督徒，毕竟，每个孩子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人）。

但来自教会的压力里隐含着的讯息是：今日的单身女性应该淡化或忽视那些不会马上消失的真实问题——包括伴侣和自己个性适合的程度、相等的教育程度和属灵成熟度，以及在婚姻中能在生理及情感上感到安全的渴望——不要那么“挑”，赶紧找人结婚。

单身姊妹在压力下与不合适自己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结婚，只会徒增离婚的机率。我听过不少基督徒的故事，受到纯洁文化的影响和教会对家庭的坚持，她们很年轻就结婚了，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准备。

更糟的是，这些压力几乎将女性的价值贬低至仅止于她们的身体，将她们的身体视为一种宗教工具。粗暴且断章取义地解释创世纪1:28的原意，将其视为教条并拿去对人说教更与法利赛人如出一彻。更不用说，这并不像是能让我们的邻舍——单身女性们——愿意来教会的好方法。

教会领袖尊重婚姻和家庭是正确的。上帝赐福与婚姻及家庭。这两种人生选择都能促进信徒的成圣，并为我们之中的弱势邻舍（孩子）提供照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仅仅视婚姻和家庭为培育小基督徒的途径。

我们敢于相信，人们是透过听到并相信福音的好消息而信主的。我们知道，基督教是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成长至今日的样貌。并且我们深信，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1:16）。”

在与单身议题有关的对话里，关键不仅仅在于如何让单身人士参与在地方教会里（即使这一点也很重要）。今日，令人忧心的教会出席率和家庭结构数据应提醒所有基督徒，无论单身还是已婚，谨记住我们盼望的源泉：上帝的话语。是祂借着圣灵的大能更新人的心思意念。

孩子们的数量不仅仅只是个数据资料，未婚女性的价值也不仅仅止于她们的生育能力。上帝在历世历代中掌权，包括我们所处的这个奇怪的世代。这个真理应带给我们盼望，也应让我们视未婚女性为上帝在这世代正在进行的工作里的重要角色——如同初代教会所做的那样，而不是视单身率及她们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凯特琳·碧蒂（Katelyn Beaty）是贝克出版集团旗下布拉佐斯出版社（Brazos Press）的编辑总监，也是《耶稣的名人：人设、平台和收益正在如何伤害教会》（Celebrities for Jesus: How Personas, Platforms, and Profits Are Hurting the Church）一书的作者。

翻译：Jane Hao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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