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每年都会购买数百万本自助类书籍，但我们这些成长于（后）现代世界的孩子并非第一批喜欢这类书籍的人。自助类书籍在古代世界就已盛行。至少从公元前四世纪开始，自助学习军事相关的手册就已存在，随时为人们提供如何选择最好的战马、进行有效的围攻，或在围攻中生存的建议。古人还有其他类型的学习手册，从烹饪到解梦、耕作、演说、友情，甚至如何安度晚年，应有尽有。
但有一种主题异教徒没有写过：如何关心他人。我是在研究古代和今天的人们对女性（尤其是母亲）的态度时首次注意到这一缺失的。这项研究如今成为我正在进行的新书计画的一部分，这本书主要研究基督教出现前的异教徒对待生命议题的方式与后基督教时代人们方式的相似之处。
“如何关心他人”的主题在非基督徒的圈子的缺失具有重要意义，教会在最初几个世纪出现了关于教导人如何牧养和实践关怀他人等新的文体同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家研究文献里“存在什么样的内容”是正确的，但研究“缺少什么样的内容”也同样具有启发性，在这个案例中就是如此。在初代基督教领袖开始撰写关于如何关怀单身女性、穷人、病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等书信、论文和指南书籍之前，这类著作并不存在。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发现教牧关怀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今日最常见到的灵命关怀和关系上的关怀，也包括对实际需求的关注。因此，这些文献见证了关怀事工曾扮演的角色——见证了初代教会如何视这些事工为教会领袖健康地使用教牧权柄的基础。
关于关怀事工的正面评论能鼓励教会建立更稳健的关怀网路。在这个牧师因滥用教牧权柄引发轩然大波，破坏了许多基督徒对教会领袖的信任的时代，初代教会关怀人们的历史值得我们回顾。
在新约里，有不少强调要“反文化而行”，敦促基督徒关怀他人的教导，因此，随着教会的发展，民间出现相关的书籍指南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使徒行传2:44-46，我们见到基督徒在新成立的耶路撒冷教会里讨论解决贫穷的问题和人们的需求。
然而，从公元三世纪开始，关于教牧关怀更正式的论文的兴起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可以说是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生活最艰难的时期。公元235年，皇帝塞维鲁斯·亚历山大（Severus Alexander）遇刺身亡，开启了历史学家所称的“第三世纪危机”。从那时起直到戴克里先于公元284年掌权，皇帝们接二连三在军事中兴起，掌权，然后再被暗杀。
与此同时，200多年之久的货币贬值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失控。公元250年左右，一场神秘的大瘟疫袭来，流行了整整二十年，造成可怕的死亡人数。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 Harper）认为，虽然无法计算整个帝国的死亡人数，但估计这场瘟疫夺走亚历山大城62%的人口。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全帝国范围的迫害则始于公元251年。
在所有这些危机中，公元三世纪的牧师们服事着那些生活在一个与我们相似的动荡时代中的人们。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
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当时的讲道、论文和书信并没有显示出基督徒对积累权力的兴趣。他们没有思考基督徒该如何影响政治领域、政府或经济，也没有反击宗教迫害——毕竟普通老百姓本来就没什么机会改变宗教迫害的事实。相反的，这些初代教会的牧师强调基督徒有义务在言语、行为和金钱上爱我们的邻舍。
一个特别有据可查的例子是迦太基的居普良主教在公元248至258年殉教期间的事工纪录。在服事初期，居普良写了《论工作与施舍》，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在圣餐餐桌上把那些没有采取这种爱心行动的人隔离开来。他认为，这些人的心显然还没有归信于主。
在另一篇论文《论死亡》（原先可能是一篇讲道）中，居普良斥责那些在瘟疫期间拒绝照顾病人和垂死者的人。他对瘟疫症状的描述表明，他对瘟疫的理解来自于他对感染者第一手的观察。
居普良在这段时期的书信也充满了关于教牧关怀的劝诫。有一次，他回应了一位牧师关于如何处理一位新归信者的建议请求。这位新归信者的工作（演员和表演指导）被当地会众视为可耻的。 （这是罗马世界最不光彩的职业之一，由于与异教崇拜有关，对基督徒来说更为不光彩）。
居普良的回答并非建议严加管教，而是建议照顾他：这位归信者是否有其他经济来源？他说，如果没有，教会就应该照顾他——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直接在经济上支持归信者本人。
居普良的话不仅信实于主，历史证据表明，这些话也很有吸引力。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人口比例从公元200年不到1%，在一个世纪内增长到近10%的人口。
这种增长速度不仅显著，坦白而言，有鉴于同时期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剧，这种速度简直惊人。为什么即使他们知道归信基督可能意味着死亡，仍有比以往更多的人加入教会？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认为，是教会的关怀工作（包括实际关怀和牧养关怀）吸引了归信者，并引领至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良好言行的见证结出丰硕的果实。
同样的事也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吗？如果我是一位生活在未来几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研究21世纪初美国教会的文献证据，我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这个时期的基督徒主要忙于两件事——忍受属灵领袖的滥权，以及处理这些滥权的后果。
毕竟，有许多书、文章和报导都在谈论这个主题。揭发属灵滥权的事迹并致力于防范它再次发生非常重要，不仅仅只因为公义的上帝在乎公义。然而，如果这些讨论淹没了其他许多对话，我们会错过什么？现代教会文献纪录里最显著缺失的话题是什么？我认为是缺乏关于健康地使用教牧权柄来关怀我们社区的对话。
初代教会的例子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谈论教会必须根除什么错误的事——我们身为基督徒不该成为怎样的人或不该做什么事——我们会错过关于我们被神呼召“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做什么样的事”的对话。这意味着我们会错过更好地改变教会文化的机会。
今天，健康的教牧权柄和牧养关怀应该成为我们对话里以及我们所努力的方向之ㄧ，就像基督教刚萌芽时那样。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话语的力量——牧师们和其他教会领袖所谈论及书写的内容能为地方教会及我们更广泛的社区带来改变的重要性。
因此，一方面而言，是的，我们应该谴责“属灵霸凌的讲台”，也应谴责在遇到文化危机时呼吁教会寻求政治权力的那类声音。但是，再多的揭露（属灵滥权）及再多与之对抗的努力都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基督教领袖们在讲台上和纸笔上的鼓励，鼓励我们在这残酷的世界里参与教会“反文化而行”的见证的一部分：在属灵需求及实际需求上照顾穷人、病人、寡妇、单身母亲、孤儿和移民（雅各书1:27）。
在我和先生跨国搬家之前，我们在一间美国长老教会聚会了七年，我亲眼目睹了这种鼓励的效果。在我们刚加入教会的那段时间，牧师决定在教会里强调收养和寄养家庭是我们教会的重要事工。当时，我们县内的寄养家庭寥寥无几，需求远大于供给。
牧师直言不讳地让我们知道，对地方社区的关怀是教会的首要任务，而这在会众之间产生了重大影响。教会里加入收养和寄养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个新的事工建立了全年性的“膳食列车”和其他支援结构，以共同帮助这些寄养家庭。教会也因此更多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区的其他需求，从而带来更多的事工机会。由于我们牧师重视牧养和实际的关怀，我们教会的整体文化特色发生了改变。
居普良主教的事工记录提醒了我们，充满关怀的言语和实际行动能为地方教会带来改变。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并没有比我们更不容易犯罪，也没有比我们更不容易有属灵软弱和疲乏。但是，他们的领袖透过讲道、写作和以身作则的关怀人们，把羊群引向耶稣，从而改变他们社区整体的文化。同样的事也能发生在今天。
纳迪亚·威廉斯（Nadya Williams）是《Cultural Christians in the Early Church》（即将于2023年11月出版）的作者。她的下一本书《Priceless》已与 IVP Academic签订合约。她是《Current》杂志的书评编辑，同时也负责《The Arena》部落格的编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