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中国的无神论学者都敬佩阿尔文·普兰丁格

美国著名分析哲学家普兰丁格的“归正宗认识论”对中国基督徒的护教和宣道大有裨益。

Alvin Plant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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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普兰丁格也许是西方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哲学家。他的成果令人震惊：他有力地反驳了恶的逻辑问题，复兴了基督教哲学，重振了护教学并深刻影响许多基督徒学者。西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普兰丁格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即一本维护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书），被一组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而该翻译组里面有些是无神论学者。该书的中译本的发布会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而这项活动的目的是祝贺普兰丁格的七十大寿。

中国学者们对普兰丁格的尊敬和钦佩令我感到很惊讶。在发行会之后举办的研讨会中，主办方安排一位无神论哲学教授回应普兰丁格的发表；这位教授开头便说：“主办方不用感谢我，因为普兰丁格是我的学术偶像。”普兰丁格的书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畅销的学术书籍之一；他后来告诉我们，他的著作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

归正宗认识论

普氏在书中指出，一切反驳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论证（即他所谓的规范性de jure反驳）本来与挑战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的论证（即实质性de facto反驳）无法分割。这表示对基督教的一切规范性反驳务必先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故事为假。但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无论是支持或反驳基督教的论证都基于明显不同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基督徒相信，宗教信仰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良善的创造者想让人类认识他，进而为人设计出一个能使他们直接认识他的认知机制。这样的认识论不仅能合理解释有神论信仰的存在，也没有违反任何合理性规范。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保证的”（warranted）——基督徒在被证明为有罪（违反理性）之前是清白的。

普兰丁格在约翰·加尔文和托马斯·里德的启发下提倡所谓的“归正宗认识论”，它是基督教认识论故事的哲学性阐发。改革宗认识论主张，对神和福音的信念是基本的（basic），所以其合理性不依靠任何论证或证据。普兰丁格并没有轻看有神论论证的使用，因他本身也赞同并发挥了一些那样的论证。但他认为，世上并没有无懈可击的论证，而信心的强度也不取决于论证的说服力，否则大部分不理解这类论证的信徒都可以被指责为在信仰上不合理了。归正宗认识论努力在理性主义与唯信主义（fideism）这两种极端之间保持中道，而这些极端会分别导致精英主义和封闭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普兰丁格认为，卡尔·马克思（这位也许是中国目前最有权威的哲学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理解上述道理。马克思相信，社会及经济因素能歪曲人的认知官能，使之无法达到其目标。从此可知，人信念的种类是由与之相关的认知官能产生出来的。因此，这官能的运作的好坏，而非这官能以外的证据或理由，才是决定一个信念的合理性的关键因素。此外，只要我们的信念是出于恰当地运作的官能，我们的信念就会得到保证（warrant），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官能的具体运作。根据基督教的认识论故事，有神论信仰的普遍性是源自一个在适当的环境中有恰当的运作的天生官能，即所谓“神圣感应”（sensus divinitatis），但人的原罪却破坏了神圣感应的功能。然而，神通过他的特殊启示和圣灵的工作解决了原罪的问题并产生了信心这新的官能，使人相信福音的伟大信息。这样的认识论对中国基督徒针对知识分子的护教很有帮助。

分析哲学

接下来，我想更多讨论普兰丁格所使用的分析哲学，因它对中国内外的华人神学教育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分析哲学赋予神学著作以论证的严谨性、概念的清晰、逻辑的精确性和对科学的开放性。分析哲学家的装备使他们善于发现有歧义或不足的定义、逻辑上有谬误的论证，及前后不一致的陈述。分析哲学的各样工具帮助信徒向教会内外的人有效地解释三一神论、道成肉身和救赎论等“难懂”的教义。

普兰丁格的著作的出版及传播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介绍给中国及其它国家的华人神学院。普氏所开始的基督教分析哲学的复兴已产生了诸如关启文（Kwan Kai Man）、骆德恩（Andrew Ter En Loke）等汉语文化圈里的基督徒分析哲学家；这些华人学者的著作已祝福全球华人教会和神学院。分析哲学的使用也能促进神学的护教功能，因为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学者（他们可能是华人知识分子群体的大多数）觉得分析哲学的方法更适合他们。其次，相对而言，中国内外的神学教育还处于发展阶段，而分析哲学的方法能帮助神学生培养出健全的批判性思维而消除狂热主义和反智倾向。令人感恩的是，华人神学院教师也逐渐意识到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在这充满假信息和两极分化的时代中的重要性。

东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历来深受欧陆哲学的影响，所以取经于其它哲学传统能充实神学家的研究成果，使之具备新颖的视角与洞察力。在这几年来向亚洲的神学生和牧者介绍分析哲学的时候，我们发现，分析哲学不仅有用于系统神学与护教学，且有益于释经学、讲道学和灵命操练等更实用的课程。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工具是概念分析，其目的在于发现我们所实用的词项的正确内涵。

普兰丁格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有关神、自由意志、知识、信心等概念的分析；这些分析不仅深刻，也显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与吸引力。对一个概念x进性分析基本上等于是发现x的基本成分。比如：根据普氏在其《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的分析，知识这概念是由真信念和保证（warrant）等概念组成的。因此，当且仅当一个人具有关于神的有保证的真信念的时候，他才可以说自己知道神（而对“保证”这个概念的分析大致如此：一个信念有保证，当且仅当这信念是出于一个在适当环境中有恰当的运作的认知官能）。

概念分析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倾向于对我们的宗教概念习以为常，但司空见惯的概念会逐渐吸收外来成分或沦为陈词滥调，因而容易为非宗教意图所利用。负责讲道和教导事工的信徒务必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概念的内涵未必与圣经的内涵相符，而即便相符，也未必与他们听众所假设的内涵相同。内涵上的差距将导致一开始是微妙，继而则逐渐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最终会歪曲基督教的实践。

因此，建基于扎实的逻辑的概念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有纪律的辨别实践。概念分析能处理那些令信徒困惑的难题，如：我们如何将信心与迷信、信实与教条主义、希望和幻想、爱和感情作用区别开来？

再者，概念分析帮助信徒发现神学概念的蕴含和意味，因而充实他们的神学。比如：按照普兰丁格有名的自由意志辩护，神不能创造一个自由却没有堕落的风险的亚当或夏娃，因自由意志逻辑上蕴含着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力。这表示神的全能不意味着神能做出违背逻辑的事情（例如使1+1=3）。神能创造一个能飞翔的人，但神不能自杀也不能犯罪，因这么做对身为完美存有的神是不可能的。神的逻辑固然比人的逻辑更丰富，但神若能违背逻辑，那么神就能违背自己，而这是逻辑上无法想象之事。

我们有时听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是直观性而非分析性的，故与西方人的思维不同。但这种叙述被这个事实挑战：中国本土哲学家，尤其墨家和名家，是全世界最早发展逻辑与语义学的思想家群体之一。此外，孔子这位最受中国人尊重的哲学家提倡“正名”或矫正名实，旨在使一个词项及其内涵相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宋代的王安石也写道：“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国哲学固然比西方哲学更强调实践，但墨家和儒家相信，正确的实践要建基于人对其所使用的概念的检验和矫正。正因此，普兰丁格的分析哲学非但与中华文化相容，也能促进中国与华人教会处境化神学的形成。

戴永富 (Leonard Sidharta) 是创欣神学院神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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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不是奢侈品

上帝并非只为经济稳定的人设计每周神圣的休息日，而是为所有人如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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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随处可见人们把自己——他们的身体、思想、心志及生产力——推向极限。某些方面而言，我们的社会鼓励这种“达到极限”的生活方式：若你想出人头地，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在其他方面而言，我们的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有这种生活方式。处于社会经济阶梯最底层的人对此感受最深，但没有人能幸免。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被生产力系统所困，我们尽可能地榨干自己的能力，像蜡烛一样两头烧。

如果你曾想过：“够了！真的够了！”无声地抗议着你无法达到的要求——你并不孤单。我经常与这种感觉搏斗，梳理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事项，怀疑自己是否正将美好且完整的生活愿景让位给无休止的消费主义社会的肤浅愿景。

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对安息日这份礼物充满感激。安息日是上帝说“够了”的方式。

安息日邀请我们以不同节奏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命，这种节奏承认我们的有限性，明白我们的身体和生命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以及我们能合理地从自己和他人身上榨取多少潜力。

华特·布吕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提醒我们，上帝透过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故事为我们立定安息日的框架。圣经首先将第七日设定为上帝结束创造工作后的休息日（创1）。这是因为上帝缺乏继续工作的能力吗？非也。上帝是在为所有受造物树立一个榜样，那就是生产力的要求有其道德限度。上帝邀请人们参与祂的安息，以此享受创造的乐趣。第七日规律地提醒我们上帝的丰饶，同时也是庆祝的邀请。

圣经也将安息日定为上帝将人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直接回应（申命记 5）。在世世代代经济剥削的背景下，上帝的子民被视为建造法老财富仓库的生产单位，安息日同样是上帝邀请人们体验自由和恢复的生命，摆脱不道德的榨取及不公正的剥削。

安息日的意义源自上帝的生命力和解放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20:8命令以色列人要“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安息日将生命分别为圣的神圣性在于它不断重演上帝更宏大的叙事，并邀请我们加入其中。

实践安息日包括以上帝的丰盛为乐、将自己置于上帝的恢复之中的生活模式。在七天之内属灵操练一天的安息日，能很好地引导我们远离生产力的要求，帮助我们培养一个颂赞式及恢复的生命。

但安息日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安息日不只是为某个人而设，安息日是为所有人类而设。

安息日不是上帝为孤立的个人设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能重设而设计的。除了关于每周休息日的法律外，圣经中的安息日实践还包括全社会定期的纠正经济上不公义的模式。

每隔七年，上帝就要求人们免除债务——这是确保穷人不受剥削的一种方式。更有什者，上帝不仅要求将债务一笔勾销，而且由于这些债务往往来自个人的经济灾难，因此还要求债主赠送借债人厚礼。这些礼物是对丰饶的庆祝（富人们的财产绰绰有余），也是确保经济弱势者能重新全面参与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方式。

除了债务外，上帝还要求人们释放被奴役的人，限制主人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利润。最后，土地要休息一年：这是在提醒人们，上帝创造时给予人们足够的收获，这也是让土地从过去六年的不当使用和过度撷取中恢复过来的季节。考量到一个社会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利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经济形式，安息日是上帝优先照顾社会中每个人生命的自由和恢复的方式。

但我不禁想知道，安息日的公共性在我们今天的实践中有多少体现。当然，我们有领导我们学习安息日的本质并实践安息日的领袖，如沃尔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朵洛西·巴斯（Dorothy Bass）和其他许多人——他们热切的指出安息日的公共意义，以及安息日如何批判并呼吁修正我们社会（和教会）不公义的行事方式。

但是，除非我们对安息日的实践超越个人层面，富有想像力并敢于制定方法，将上帝的丰饶和恢复扩展至我们社区里经济上最脆弱、最容易被剥削的人群，否则，我担心我们会错过上帝对安息日的完整心意。

我们可以从这些属灵领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提高了我们的集体意识，使我们认识到穷人的经历以及我们所处的共同社会生活里的相互关联性。这正是马丁·路德·金恩说的“命运的衣裳”的概念，或梅尔巴·帕迪亚·麦盖盖（Melba Padilla Maggay）提出的“一个人的贫困展现的是所有人的罪恶和屈辱”。也正如先知耶利米告诉流亡至巴比伦的上帝子民那样，人类的繁荣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耶 29:7）。有些人的痛苦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尤其当这种痛苦是因为身处于一个榨取和剥削的社会时。

安息日是所有人享受神圣丰饶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对不公正、不健康的方式说“不”，而且是重新调整我们说“是”的方式和内容。

如果我们决心在世上开创一种生活方式，颂扬上帝的丰饶，并以那些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人们的经历为中心来体验上帝的恢复，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见证和实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安息日的操练如何促进一种神圣的不安息感——对人们或地区被剥削的各种方式、那些阻碍许多人在生活中体验到上帝的丰饶的障碍——感到的不安息感？

身为基督徒，认真看待安息日、充分思考其对我们生活和见证的影响，包含着理解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路加福音6:5）的真实含义。在这段经文里，耶稣似乎做着祂对其他旧约主题所做的事：祂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马太福音5:17），祂并非来停止这些古老的观念，相反的，耶稣以一种新的方式活出这些观念。耶稣不是简单地颁布一种新的实践法则，而是真实体现安息日的精神：建立一个以安息日的精神和目标为标志的新国度。

耶稣正在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安息日的目的——永远喜悦于上帝的丰饶、不断恢复被剥削者的生命、被边缘化的人能充分参与在共社区/同体（community）之中——能成为上帝子民在这世上生活的特征。

在新约《使徒行传》和其他地方，我们都能看到这种生活方式的积极体现。人们以实际行动实践安息日的伦理。他们建立共同的资源库，使所有人都能分享集体的富足（使徒行传2:42-47）。他们调整制度和结构以照顾穷人和经济弱势群体，并使其繁荣昌盛（使徒行传6:1-7）。在腓利门的案例中，他们考量基督创立的现实（reality）使得奴役阿尼西慕（腓利门书1:9）的行为与耶稣所建立的王国伦理相悖。

另一方面而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穷人和工人阶级被排除在共同体外，富人却在享受他们的富足（林前11:17-22）。哥林多教会奉行的安息日伦理破坏了耶稣所建立的新的全人类性的生活现实。

耶稣在世上建立的这个世界值得我们全心投入，而且回报丰厚。安息日的经济邀请我们帮助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社区（community），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人——尤其是最脆弱的人——都能品尝和见到这样的丰盛、都能经历到上帝的修复工作。

每周休息的邀请不仅仅是让我们停下来休息，而是让我们以安息日的视角、想像力来居住在这个世界里，敢于建立一个朵洛西·巴斯所形容的“‘不公义之事’不会发生于此的世界”。耶稣的心意是邀请我们活在安息日满溢而出的生命里，激发一种祂国度的道德视角，使我们能与上帝一起向这个世界说：“够了！”

亚当·古斯汀（Adam Gustine）是《成为公正的教会：培育上帝平安的共同体》以及《千禧年的生态系统：邻里经济伦理》一书的合著者。他在圣母大学高级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促进人类繁荣和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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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的传人到神的后嗣

对于中国传统的龙文化，基督徒如何从误解走向理解，进而达成以福音为中心的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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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乃甲辰龙年。每逢龙年，许多华人家庭都盼望生个“龙宝宝”。从古至今，中华文化都尊龙崇龙，华人更自称为“龙的传人”。然而，许多华人基督徒对于“龙”有诸多误解和恐惧。我们如何从“误解”走向“理解”，进而达成以福音为中心的“新解”？笔者相信，基督的福音根植、挑战并超越人类的文化，包括中华龙文化。对华人基督徒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更新与转化——从龙的传人到神的后嗣、从炎黄子孙到属神儿女。

误解：龙的传人与魔鬼之子

笔者姓“龙”。当笔者成为基督徒之后，常有基督徒劝我更名改姓。为何有些华人基督徒会谈“龙”色变，反对龙姓、龙年甚至一切龙文化呢？其动机是善意的，为了避免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其理由很简单：“中华龙=中文圣经译本中的龙=魔鬼/撒但”（启12:9）。然而，这是对圣经和文化过于简单粗暴的双重误解。

为了澄清误解，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及圣经中的“dragon”（希腊语：drakōn）之间的明显差异。首先，两者外形相差甚远。启示录中的“大红龙”有“七头十角”（启12:3），而中华龙只有“一头两角”。西方的dragon有翼能飞、口喷烈焰，而中华龙无翼腾云、兴风降雨。更重要的是，两者的象征意义截然相反。在古近东、古希腊乃至西方文化中，dragon象征着邪恶、暴戾、灾祸、咒诅等负面意义；而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龙象征着神圣、高贵、吉祥、施福等正面意义。

来华宣教士、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对比指出：“在中国，龙总是行善的，而西方的dragon几乎完全被视为作恶的，伤害人民，偷走公主，并唤起英雄们，比如圣乔治，去杀死它们。” 因此，他建议用Lung来音译中国的“龙”。从十三世纪至今，不同的中外学者建议把“龙”音译为loung或loong（以区别于英文的dragon）。而对启示录中的dragon更好的替代中译包括：“恶龙”、“毒龙”、“魔蛇”等。可见，我们不能把中华龙等同于圣经中的dragon及其象征的恶魔，进而在“龙的传人”与“魔鬼的后裔”之间划上等号。否则，这种误解会导致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不可调和却不必要的冲突。

理解：龙的传人与炎黄子孙

华人自称为“炎黄子孙”，又是“龙的传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张，距今约五六千年前，以玫瑰花纹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与以龙形鳞纹彩陶为特征的红山文化在中原地区相遇，产生了以“龙”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特征的新文化群体。“龙”与“花”（古语通“华”）在“中原”的结合就是“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和“华人”的历史根源。

“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四种角色：史前时期，龙是部落族群的象征，即“图腾龙”。秦汉之后，龙成为帝王皇权的象征，即“帝王龙”。到了近代，它转型为象征国家的“中国龙”。而到今天，它成为凝聚普世华人身份认同的“中华龙”。在第四种角色的形塑和普及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一首歌就是《龙的传人》。

1978年，台湾歌手侯德建创作了这首歌，以表达两岸同胞乃同根同文、同属炎黄子孙。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重新拥抱世界。1988年，侯德健在央视龙年春晚演唱了《龙的传人》，向世界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其中国族身份的意义远大于宗教迷信或偶像崇拜。从近代的屈辱回忆到当代的强势崛起，中国龙的形象经历了从“睡龙”到“醒龙”再到“狂龙”的剧变。然而，狂傲狭隘的国族主义不利于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及普世文明的良性互动。

新解：龙的传人与神的后嗣

“龙年说龙”，我们可以藉此反思福音与文化互动的三种模式：福音植根文化、福音挑战文化，以及福音超越文化。为了避免沿着前两种路径走向各自的极端，即混合主义与分离主义，我们应该努力寻求“合乎中道”的第三条道路。

福音植根文化。南怀瑾宣称：“中国文化是龙的文化……我们的龙是天人敬信，在宗教观念上代表了上帝。”虽然这种观点过度抬高了龙文化，但是我们应当承认中华龙所象征的神圣性和超越性。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华龙与圣经中的四活物（结1；启4）形成了有趣的类比。两者都由多种动物形象结合而成，故可代表并带领万物朝向更高的神圣者和超越者（上帝）。由此我们可以建立福音与文化的深层关联，创造对话与交流的潜在机会。

福音挑战文化。启示录中的“恶龙”源自旧约中的“利维坦”。“利维坦”这种海怪巨兽在旧约中常指涉外邦强权，比如：埃及法老（诗74:14）；亚述与巴比伦（赛27:1）。“恶龙”与“海兽”在启示录中则涉及罗马帝国的统治，及其对上帝子民的迫害（启12）。如前所述，中国龙同样与帝王皇权密切相关。因此，相比于福音对龙文化中宗教迷信元素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是针对凡与神为敌、抵挡基督、逼迫教会的偶像化政权。

福音超越文化。“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林前1:22）；美国人是要自由，中国人是求富强。关乎万民的福音既挑战又成全不同文化族群的追求。十字架看似“愚拙”的“绊脚石”，但却是真正的神迹、智慧、自由和刚强。类似于一世纪的犹太人梦想以色列的复兴，廿一世纪的中国梦则是中华民族犹如“巨龙腾飞”的伟大复兴。然而，真正的复兴源于信仰的复兴。否则，即使“飞龙在天”，终必“亢龙有悔”！圣经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神得名（弗3:15），当然也包括炎黄之家。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原本身为外邦人的华人可以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上帝的恩典，炎黄子孙可以被天父收养，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继承神家丰盛的属天产业。因此，最深的爱国爱民是像使徒保罗一样竭力把基督的福音带给自己的同胞。

2017按立牧师之后，笔者未改“龙”姓，但更名为“降恩”，意为“龙的传人降服于主的宏恩”。此外，笔者曾以“传人”为主题策划推动内地的青年宣教运动，并为其创作了主题歌《传人之歌》。如歌词所唱：“在神州，福音的传人前赴后继；向列邦，传福音的人为主兴起”，笔者对“传人”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我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当代文化的变革者，更是新兴文化的创造者。在反思福音与文化的复杂关系时，我们需要一个宏大而整全的基督教世界观，足以承载福音对文化的包容、挑战和更新。

侯德健在1988年龙年春晚演唱《龙的传人》之前说：“在十二生肖中，中国人特别喜爱龙。因为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创造的。” 然而，中国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因为祂爱世人包括中国人。中国人当然可以爱龙、爱我们创造的文化，但若因此而错失了上帝的爱，那就是舍本逐末了。将来在新天新地，龙不会出现，但是神在神州的“传人”会出现在那列邦万族的敬拜者之中（启7:9）。

龙降恩，中国大陆某家庭教会80后牧师，目前在美攻读神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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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红包迎春来

海外华人教会与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对春节期间派发“福音红包”的看法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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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快要到的时候，住在美国南加州的“华源协作“同工李晏戎姐妹都会帮忙教会准备“福音红包”。教会同工会设计、制作包含圣经经文的书签，然后特意到银行去领取一些一美元的新钞，再把书签和钞票放进红色的纸袋里，就做成了可以用来传福音的特殊红包，在教会举办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的时候，发给慕道朋友或弟兄姐妹。这两年，李姐妹制作福音红包还多了一个小帮手——教会一位青年牧师的年幼的女儿会非常兴奋地来帮忙。

过年发红包（又称“压岁钱”）的中国传统习俗在全世界的散居华人社区里都相当普遍。在中国文化里，红色代表喜庆，因此红包象征福气，特别是在金钱方面的好运，所以华人过春节会彼此对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半开玩笑地讨个吉利。就连微信软件里面，都有电子红包，给用户提供亲友之间互赠小额金钱的方便渠道，也导致每年春节期间在很多微信群里会出现“抢红包”的现象。

大多数时候，红包都是由长辈发给（单身的）晚辈，大人发给孩子，有工作的发给还在读书的。至于红包里实际放入的金钱数目，对于不是特别亲近的人，只是塞进很小的金额“意思意思”，只有在亲近的亲人之间，或者是公司借机向员工发放奖金等等场合，才会放进去数额较多的现钞。

虽然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很多年轻人对发红包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可能已经不感兴趣，但对于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来说，在“异国他乡”过一个有“年味”的春节，包括随从吃年夜饭和发红包等过年的传统习俗，已经成为纾解乡愁的一种方式。许多海外华人教会也会在春节期间以庆祝中国新年的名义举办福音外展或教会内部的联谊活动，很多时候这样的活动都包括派发福音红包的节目。

福音红包这一海外华人教会的“新习俗”也给基督徒提供了发挥艺术创意的机会。一些弟兄姐妹会自己绘画，或手写经文及祝福的话语，一些基督徒经营的商店也推出福音红包的创意设计。在新加坡，一间生产基督教艺术礼品的公司（ChezHemdi）跟当地教会合作，设计出“耶稣所行的37个神迹” 系列福音红包；另一个机构（Commandment）则以“上帝创造的大自然”作为红包系列的主题，用水彩画表现上帝“丰盛的祝福”。

华人基督徒如何看待教会在春节派发福音红包的做法？CT采访了数位华人牧长和同工，请他们分享了他们的看法。有意思的是，海外华人教会跟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在做法和看法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海外华人教会积极行动

所有接受CT采访的海外华人教会和机构的牧长和同工都说春节发福音红包是海外华人教会很普遍的做法，而且他们大多对这种做法持肯定的态度。

李晏戎对过往教会发福音红包的活动有很美好的回忆：“每次春节教会发红包，大人小孩同乐，满场跳舞，加上牧师应景的讲道，是个特别喜乐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表现，让异乡游子感到同乡人的温暖，而且教会老人都特别开心，孩子也特别喜欢。看到老中青三代欢乐的笑脸，加上牧师讲道的教导与勉励，会让觉得有家的感觉、有归属感。”

《举目》杂志主编谈妮说，派发福音红包“对传福音应该有帮助，会让人感到亲切。在里面放一枚25分的硬币，或一元美钞，或一枚巧克力‘金币’，基本上就是表示祝福，欢迎，友善。”

曾任美国太空总署（NASA）研发主管、远东广播公司中文部主任的黄雅格牧师说：“虽然红包里面只装了象征性的一元，收到的人还是高高兴兴的收起来，牧师还可以说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象征。再加上红包上印的‘八福’，在这种场合，已经有福音单张的意义了。“

现居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的《号角月报》澳洲版编辑南丘认为，如果基督徒可以在表达上帝的祝福的同时警惕和克服世俗文化中发红包的“拜金俗气”，派发福音红包可以“与民同乐，使福音信息更接地气，既迎合了传统习俗，又起到荣神益人的作用。”

在香港，红包被称为“利是”。住在香港的基督徒文字工作者Karen Wong提到，香港的教会未必会直接给予福音红包，但有鼓励信徒使用印有圣经章节或福音信息的利是封，在春节期间装钱在里面送赠自己的亲友。

在认同教会红包可能有助于传福音同时，几乎所有海外华人教会受访者都提醒基督徒需要注意这种做法可能的弊端。

Karen Wong说：“我也听过有非信徒朋友从亲友收过这种利是，有些内里还加上圣经金句纸条，让他们感觉十分硬销，不太喜欢。福音利是封的弊处之一就是别人未必会细阅金句，多半很快便把它扔掉。”

住在洛杉矶的美南浸信会牧师陈道德建议基督徒以“平常心”看待派发福音红包的果效：“红包和春节是华人的文化符号，基督徒在特定时间（春节）用特定物品（红包）表达对邻舍的爱，是一个关系建立的机会，就像圣诞节发圣诞卡片一样。因此我们不需要太过期待发红包过程的福音效果，发福音红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关系，传递好感。“

谈妮提醒基督徒”请人吃饭、送人红包的时候不要期望人家感恩戴德，不要抱怨对方只是来这里吃一顿，占教会的便宜，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以欢喜的心自愿去做服事别人的事。”

中国家庭教会谨慎对待

接受CT采访的几位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牧师和同工都说他们的教会没有在春节派发福音红包的活动，而且他们也没听过过其它的中国家庭教会有。对于这样的做法，他们当中有一些持“不反对”（愿意尝试）的态度，另外一些则表示“不会支持”。

这些牧长、同工都认为海外华人基督徒跟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对派发福音红包的态度的不同，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同的环境造成的文化差异。

对于教会来说，对派发福音红包的看法涉及到如何处理信仰与文化的关系的更严肃的问题。上海某家庭教会的韩建设（因为安全原因使用化名）牧师说：

“我们的事工都是我们的神学在某些特定处境下的应用，海外教会（我自己的感觉）或许受福音运动的影响，对于传福音，发单张，‘信息到达’会比较看重，发红包的文化可以帮助达成这个目标（KPI）——至少拒绝率很低，因此自然会形成这样的一种事工模式。然而对国内的教会来说，发红包这个文化已经没落，在今天的城市文化中，从陌生人手中接受红包，通常带来的会是一种警惕，而不是友好和破冰。从我个人的教牧角度来看，我们有太多的方式给人传福音，无论从主日的讲台，日常的对话，还是通过慈惠怜悯，职场的见证。因此通过一种已经式微的文化现象来拓展福音，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且发红包的习俗有其民间宗教的背景，因此我们会更谨慎（基要派基督徒通常反对‘压岁钱’，是因为‘压岁钱’缘起对鬼神的贿赂）。“

龙降恩牧师是国内某家庭教会80后牧师，目前在美攻读神学博士。他认为中国大陆教会牧长、同工可能会有的顾虑，是发红包这个举动蕴含的文化意义，跟基督徒的价值观不符。基督徒有传福音的热心固然是好的，但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必须留意怎么样处理福音、信仰与文化的关系，而不是把两者简单粗暴地混合起来。派发福音红包一个可能的弊端是我们可能把上帝给人的祝福物质化。即使从中国文化来说，过年的美好意义主要是家人的团聚和亲情的表达，而不是打麻将赌博赢钱或得到红包。更不用说，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来看，物质上的祝福并不等于福音的‘福’，上帝所赐最大的福分，是在耶稣基督里。”

针对教会发红包可能的弊端，龙牧师提出了一个用红包做关怀事工的“建设性的创意“。他建议，教会发福音红包的时候，为了更多地体现“施比受更有福”的福音精神，可以用里面真的有放钱的红包来关怀、帮助有需要的人，例如难民和贫困、弱势群体。但不是教会直接放钱在红包里，教会只提供红包的外套和里面的福音单张或带经文的祝福卡片，然后教会把没有放钱的红包发给有感动的弟兄姐妹，由弟兄姐妹按照自己的感动放进一定数额的钱，然后拿去送给有需要的人，表达基督徒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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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华人文化偏爱男婴，移民教会如何辅导准爸妈？

Compiled by Angela Lu Fulton and Morgan Lee

基督徒应如何进行这些敏感的对话？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都存在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原因是文化上对男孩的偏好导致家庭选择抛弃或堕胎女婴。从2000至2020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就有115名男婴出生，而印度每出生100名女婴就出生110名男婴。这导致这两个国家禁止用超音波来确定婴儿的性别，尽管非法使用超音波的情况很普遍。

在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中，女儿被视为家庭的负担，因为女性一旦结婚，就会加入丈夫的家庭（在印度，妻子的家庭还需要附上昂贵的嫁妆）。另一方面，生男孩不仅意味着传宗接代，也意味获得女儿。

在中国，长达40年的一胎化政策加剧这一问题，该政策导致父母为获得儿子选择堕胎女婴。自2016年以来，由于担心人口结构剧变的炸弹出现，中国政府已放松此项政策。从去年开始，中国更取消与多生孩子相关的所有费用和罚款。虽然年轻人已摒弃一些关于性别的传统观念，但在2021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仍有112名男婴出生。

在印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由于针对胎儿性别进行的选择性堕胎，该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失踪”900万名女童。正如本刊去年所报导：

尽管目前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但研究人员发现，印度所有宗教团体对男孩的偏爱正在减弱，并表示每年失踪女童的数量已从2010年的约48万降至2019年的约41万人。虽然基督徒占印度人口的2.3%，“仅占”失踪人口的0.6%，但根据皮尤估计，基督徒占印度失踪女童人口中约5万3000人。

当华人和印度人移民到美国时，随着超音波检查的普及，不同移民教会和事工领袖讨论堕胎和性别偏好话题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荣辱文化（honor-shame culture）强烈地影响华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因此，性、意外怀孕和堕胎等议题并不常被提及。

本刊访问六位在美国的教会领袖，了解他们如何向会众谈论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性别平等相关话题，以及新移民应如何看待这些话题。以下访问排序以更愿意“公开谈论”至较倾向“私下谈论”此类议题。

Ruth Zhou，加州蒙特利公园华人事工主任

在我的教会，主日讲道会提及堕胎、生命的神圣性和性别平等相关议题。有时我们会举办关于拒绝堕胎的会议或讲座，有时会在团契小组中提及。多数会友都不支持堕胎或性别选择——他们接受上帝赋予的性别。

我曾辅导过一些女性，她们往往因为婚姻中的冲突而考虑堕胎。我倾听她们发自内心的分享——她们多数有很多的抱怨。有时她们希望我支持她们的决定，但我坚定地回答我不会支持她们堕胎。

我试着说服她们，告诉她们在妈妈子宫里的婴儿就是个生命，在妈妈子宫里的胎儿和出生后的胎儿没有差别。她们可能会说：“我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我会努力劝她们留下孩子，和她们说，说如果她不想抚养孩子，可以先把孩子生下来，让别人收养，这比堕胎好。然后我会为她祷告，让圣灵感动她的心。

James Hwang，前远东广播公司（FEBC）中文事工执行主任，休士顿Clear Lake华人教会前主任牧师

我会根据圣经的教导，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性别平等，并在讲台上就这些主题讲道。我通常每年至少在母亲节前后讲一次相关的内容，强调神对女性的计划和目的。例如，我曾就耶稣家谱中的四位外邦女性（马太福音第1 章）、上帝对相互顺服的呼召（以弗所书5:21）以及男性和女性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创1:27）进行过讲道。因此，“每个生命，无论男女，都是神圣的受造物”这ㄧ主题每年都有数次相关的讲道。

我自己家庭的亲身经历——我们有三个女儿——正反映这样的价值。尽管透过医疗过程知道她们的性别，我从未考虑堕胎。

多数华人家庭仍紧抓着传宗接代的传统，自然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在过去，这意味着家庭会不断尝试，直到生出儿子为止。但到了197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行一胎化政策后，这个传统才开始导致人们堕胎。

对我们华人移民教会来说，会众里许多人是来美国后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新造的人，并学习这个新的世界观。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会众因为孩子的性别而向我咨询是否该堕胎。有些人是在母亲的健康受到宝宝威胁才前来找我。

Larry Varghese，亚特兰大叙利亚玛尔·托马教会牧师

我经常在讲坛上阐述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题，但对于堕胎这一特殊议题，我通常会在范围更小、更个人化的场合发言，因为这样可以有机会做出更细致入微的回应。并不是每种情况都是一样的，在讲坛上，无意的概括性话语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不前来寻求澄清。

关于性别平等，我则会尽可能在各个场合就其中多个层面进行讨论。我引述创世记1-3（人类的创造、2章中创造的顶点行为以及3章中性别关系的影响）。我会提及圣经里的女性、她们的角色及其影响。我也会指出保罗在书信中对女性的想法的细微差别，因为书信的本质尤其与其文化上下文紧密相关。例如，长发在哥林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对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短发女性有多少了解？保罗的说法与当时的文化有关，还是保罗是为所有时代立下规定？

我所熟悉的南印度基督徒移民通常会做一次超音波检查，提早知道婴儿的性别。只有极少数人会出于个人原因选择不知道孩子的性别（通常是出于顾虑如果他们留在印度生活，生活会是如何的一种不言而喻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他们仍会做超音波检查，以了解孩子的健康和发育。

美国1965年的《移民及国籍法》颁布后，多数从南部喀拉拉邦来此定居的移民夫妇主要由职业女性（通常是护士）支撑家中的经济。我认为，选择移民至美国的人群组成反映了他们对女性的敬重，因此对女婴的看法已今非昔比。

Pastor Chen Daode，洛杉矶华语浸信会牧师

在我的教会，我们会讨论堕胎和性别平等的话题，但没有专门的讲道。但我们会在教导某些经文时暗示堕胎议题，例如诗篇139:13-14：“我在母腹中，祢已覆庇我。我要称谢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讲道末了，我们将经文应用于生命的神圣性上。创世记和加拉太书3:28皆涵括男女平等的信息。

我发现，现代中国年轻人，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似乎也不在乎自己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比较前卫，也许是因为他们离家更远。在我担任牧师期间，从来没有一对年轻夫妇告诉我，他们因为孩子的性别而考虑堕胎。

我只知道有些夫妇若第一胎是儿子，他们会希望第二胎是女儿。因此，在美国，没有人太在意超音波的性别鉴定功能。

Joy Cheng，加州拉哈布拉FEBC华人家庭事工创办人兼执行长

在我的事工中，我们与华人教会同行，提供资源，帮助他们客制化事工计划、建立自己的家庭事工。我用创世记1-2、诗篇139和耶利米书1:5 来强调生命和两性的特殊设计和价值。我相信只有上帝永恒的真理才能帮助人们珍惜自己的性别和生命，并支持他们活出最大的潜能。当堕胎话题浮现时，我会向他们提供能做出其他选择的资源，努力帮助他们在做出决定前深思。

我服事的多数基督徒在来美国之前未曾听过福音。对许多人来说，即使在他们成为基督徒后，上帝对生命、婚姻和两性关系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仍是未知和模糊的。因此，我发展一些事工和课程，帮助他们在基督和神的真理中建立新的生命。

当我教导神对婚姻的设计时，我会强调每种性别的不同功能以及婚姻中合一和平等的重要性。在教导养育子女的知识时，我会解释生命的神圣性、父母的管理责任、以及子女属于上帝。

对准父母来说，超音波检查为他们提供看到尚未出生的孩子并与他建立连结的机会。我个人从未遇过发现胎儿性别后决定堕胎的人。

Anil Yesudas，在芝加哥服事于跨宗教融合事工

在我的事工中，我不会直接谈论堕胎问题。但一般来说，即使我们知道孩子可能有医疗上的问题，我们也会尽一切努力劝他们不要堕胎。这些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每个生命都是无价的。

近期没有人向我们提出性别偏好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的立场是，女孩和男孩是平等的。我们珍惜我们的女儿，也珍惜我们的儿子。

印度家庭倾向在这议题上保持沉默，很少人知道他们是否打算堕胎。如果他们告诉老一代基督徒，除非老一辈有非常强烈的圣经信念，否则他们不会反对。通常老一辈人不想在这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只是装出一副“我不太明白这类事”的样子。但他们明白这些事。他们试图保持中立或假装无知，这反而有点像在（支持）堕胎。

我父母在印度时是福音布道家，我们住在政府运营的医院隔壁。其中一名护士是天主教徒，不支持堕胎。时不时会有人来找她堕胎。于是她会通知我妈妈，让她去找某位坐在长椅的女士。

我妈妈会跟她们聊天，最后说：“我觉得你们应该离开。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离开。留着孩子比较好。”有些女性就会这样站起来并离开医院。我母亲默默的这样做了很多年，不大声宣扬，因为如果医院的工作人员知道了，他们不会让她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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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忙乱的中年生涯里站稳脚步

Dorothy Littell Greco

在父亲突然病倒之际，有三件事帮助我维持住我的信仰和婚姻。

Westend61 / Getty

在我正要向教会的妈妈小组分享的前一刻，我的手机响了。表妹告诉我，我父亲出事了，现在正在接受手术。我不太记得挂上电话后45分钟的事。结束分享后，我飞奔回家，收拾好行李，驱车五个小时直奔在纽泽西州的医院。

我父亲摔了一跤，导致胫骨粉碎性骨折。在康复期间，他又得了败血症。医生告诉我，考虑到他的高龄和本来就有的疾病，他可能无法度过这关。虽然最后他挺了过来，但再也无法完全康复。就这样，我开始了老人照护的工作。我和姐姐合力分担照顾他，帮他处理账单、维持住家基本状况，不断鼓励他、陪他完成物理治疗。因为他执意要在他住了50年的家里安度晚年，所以在经过四个月的医院治疗后，我载着他虚弱的身躯回到家，帮助他完成心愿。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父亲从原本能独立生活到事事需要依赖别人的突发转变，在各个方面都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我努力地平衡工作和养育子女的责任，还要定期去纽泽西探视父亲。与此同时，我的丈夫还在读研究所，周间在学校教书，周末还要带敬拜。我们见面的时间变少了，即使见面，也总是身心俱疲，一言不合就会大吵一架。我们急需良好的沟通，但却没有时间或精力有更深层的聊天，甚至亲密的接触。

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这种情况在“婴儿潮世代”（ 1945至1980年出生）的已婚夫妇之中越来越常见。由于平均结婚年龄一直缓慢上升（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7岁，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29岁），加上现代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到略低于80岁，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可以预见到在我们生命的某个时刻，我们需要同时照养两个世代的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在40-59岁的成年人中，68%的人至少有一位父母年龄65岁或以上，而在这个群体中，55%的人已经在某种形式上同时照顾父母及自己至少一位子女。

同时需要照顾上下两代（成长中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的家庭，即使有着最健全的婚姻也多少会受到影响。对许蜡烛两头烧的中年人来说，我们必须分辨如何在为家人奉献心力的同时，也保护和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婚姻。以下是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的一些功课：

优先照顾你的灵命状态和人际健康

50岁的人看待信仰的态度肯定与30岁时有所不同。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人对喧闹不断的活动感到厌倦，被静谧的状态所吸引，希望与耶稣建立深入的关系。但当我们晚上必须花时间帮助孩子申请大学，又要与父母讨论“在家养老”的好坏处的时，维持和耶稣的关系特别不容易。我们每一项决定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沟通与讨论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我们的大脑常常在午夜过后仍嗡嗡作响。因此，静下心来聆听上帝的声音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驱车数百英哩探望父亲的那几个月，汽车成了我的礼拜堂。与其听新闻或播客（Podcast），我常安静地独自开车或跟着敬拜的音乐唱诗歌。有像这样的空间独处祷告、深入反思——虽然次数不多——却能让我的灵魂得到愉悦的满足，并溢出至增进我和丈夫的关系。

除了健康的灵命，我们人际关系的健康也需要被呵护。首先，我们需要有明确的人际界限。直言不讳地说出我们能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有助于我们的父母、子女，尤其是配偶理解并学会尊重我们的能力限制，并相应地调整他们对我们的期望。设立人际界限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或轻松，而是让我们有空间自由地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拒绝一些好的机会，也会无可避免地会让一些人失望（他们终能理解释怀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直接的向配偶提出我们自己的需求，无论是简单的请求，如准备晚餐，或比较复杂的要求，如请求对方有同理心、理解自己。为了避免在婚姻中累积埋怨（这在角色转变时是很常见的），我们需要经常彼此服事、彼此牺牲，并且不计算自己的付出。

优先照顾我们自己个人的需求可能看起来很难。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在照顾多代人的起起伏伏间不仅能够生存，且能茁壮成长，那么，好好照顾自己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艾波·山崎（April Yamasaki）在她的《四种礼物》（Four Gifts）一书中所写，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能在我们服事上帝和他人的过程中支撑着我们的礼物。”

进入更深的宽恕和恩典

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复杂。我深爱他，感谢他对我和家人的供给与照顾。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与酒精奋战，他的酒瘾为我留下很深的伤疤，伴随着我进入成年。

把父亲从复健中心接回家不久后，我坐在厨房餐桌旁，看着他强忍着泪水，听临终关怀工作人员解释可能出现的生命终结情况。随着我愤怒、失落和怨恨的情绪浮现的，是我的心同时为他而痛。无论他是多么不合格的父亲，无论他是否承认他的失败，我知道上帝在邀请我去爱我的父亲，只是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对与父母之间破裂的关系而言，愈合的过程往往是缓慢的，需要的宽恕也是多个层次的。莱斯利·菲尔兹（Leslie Leyland Fields）在《宽恕我们的父母》一书中写道：“在父母亲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他们祝福，而不是咒诅⋯⋯无论这有多难做到，当恩慈与和解的富饶时刻到来时，它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并同时改变他们的人生结局。”

就像我需要给父亲恩典和怜悯才能更全心全意地服事他和爱他，同样的，我也需要在婚姻中接受恩典的礼物。为了照顾父亲，我在三个州之间奔波，以致忘记丈夫的生日，甚至从未登入儿子们的学习进度网站关心他们的学校生活，对家务也是丢三落四。这些失败重挫我对自己设下的标准——我总是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甚至超越）别人对我的期望。这些失败提醒了我，我何等深刻地需要恩典。感恩的是，这种恩典不仅透过耶稣浇灌在我身上，也透过我身边其他人的爱和良善浇灌着我，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丈夫。

基督里的肢体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需求时，我们才会去到我们最需要身处的地方——我们的群体/共同体（community）之中。只有在一群心志一样的同行者的支持下，我们才有办法履行对配偶和家人的义务。基督的肢体应在我们跌倒时扶我们起来，在我们流血时包扎我们的伤口，在我们疲惫时说鼓励的话。允许自己展露脆弱和需要帮助之处，我们就不会在以为能自给自足的迷思下艰难地独自度过这段时间。

在美国婚礼仪式上，经常会问宾客们这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在场所有见证这个婚姻承诺的人，你们是否愿意尽你们所能来支持这两人的婚姻？” 然后宾客们会集体承诺：“我们愿意！”当我们挣扎着履行我们的婚约誓言时，主内共同体的承诺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的朋友和家人都是不完美的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坦然地、经常地向他们寻求一切我们需要的帮助——从祷告的支持到实际需求，如帮忙遛狗。请不要误会，确实，有时在我们最需要教会的时候，教会也会让我们感到失望，但教会能够，也应这么做——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支持并帮助我们。

而即使基督的跟随者也有让我们失望的时刻，耶稣永远也不会。当中年的压力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祂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5）。在《平安的追寻与维持》一书中，雅克·菲利普神父（Father Jacques Philippe ）再次强调这一点：“基督并没有说‘你们就不能多做些什么事’，而是，‘你们什么都做不了’。」

若只凭着我们肉身的力量，我们经常会失败。但是，倚靠着祂所赐的圣灵，在教会共同体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喜乐地、充满爱心地在服事我们家人的同时，坚固我们的婚姻。

多萝西·利特尔·格雷科（Dorothy Littell Greco）是《让婚姻美丽》（Making Marriage Beautiful）一书的作者。你可以在 DorothyGreco.com或她的Facebook找到她更多的作品。她和丈夫结婚 27 年，共同养育三个儿子。

翻译：Harry Chou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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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存在的时间比我们以为的久

我们往往看起来更像罗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Lightstock / Pexels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每个角落都有即将为主殉道的人。

无论是早晨、中午或晚上，基督徒火热迫切地祷告，并在罗马竞技场上大胆地宣告“基督是主”。

像上面这样的描述只出现在最初几个世纪教会里少数基督徒在少数时刻的情况。尽管像这样的描述很普遍，但这并不是当时每个冠以基督徒之名的人的常态。事实上，当时基督徒的普遍情况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英勇。

在《初代教会的文化基督徒》一书中，历史学家纳迪亚·威廉斯（Nadya Williams）提出，在最初五个世纪的教会内，许多基督徒的生命景况可能与周遭文化更接近，更胜于与基督相近的程度。这并不是要否认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只是基督徒确实总是活在与世俗文化融合的试探里。

这种更细致、更具历史一致性的描述减弱了所谓的“基督教的黄金时代”的概念。就像显微镜揭示癌细胞一样，威廉斯向读者展示基督徒是如何经常被周围文化影响，而不是被活在我们内心的基督所影响。从基督教民族主义到对财富的追求再到基督教的“名人文化”，正如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那样，基督徒与周遭的文化融合并不让人意外。

三心二意

从新约开始，威廉斯举例出部分基督徒看重世俗文化的标准胜过圣经的标准。使徒行传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故事，威廉斯昵称他们为“第一代的文化基督徒”（first cultural Christians）。

这对夫妇看到初代基督徒的慷慨奉献，试图表现类似的行动，尽管他们的动机与其他基督徒不同。其他基督徒因着福音的驱使而牺牲奉献，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追求的却是基于罗马文化恶名昭彰的“施舍观念”而奉献金钱——当时，富有的罗马人总期望透过赠与获得回报。

我们也经常抱着类似的心态行事。对这对文化基督徒夫妇而言，问题在于他们想透过“赠与”获得什么。将出售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捐赠教会是值得称赞的事；但试图将自己的地位提升至其他牺牲奉献的人的地位则不然。基督徒的奉献本是出于心甘情愿，从来不是假奉献之名行累积权力之实的手段。

威廉斯继续讲述历史上关于饮食的议题（第2章）及希腊罗马世界里性关系的实际情况及其对教会的影响（第3章）。第一批基督徒似乎背负着罗马文化的某些包袱，包括醉酒的习惯和异教徒的崇拜仪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其他地方对教会的训诫清楚地表明，基督徒在饮食方面心意不定，有时看起来更像罗马人，而不是更像基督。

当然，在性相关议题方面，没有什么比基督教的性伦理更反世俗文化了。基督徒应对配偶忠贞，或者保持独身。相较之下，罗马男性在性欲上几乎是可随心所欲而不受惩罚。在罗马、哥林多和以弗所等著名城市，庙妓的存在是司空见惯，更不用说奴隶被视为可以任意摆布的性工具。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今天也是生活在一个性泛滥的文化中（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许多方面而言，古罗马社会的状况能让现代西方社会看起来更像12岁辅导级的卡通。

威廉斯沿着历史的轨迹，继续探讨新约时代之后的基督徒和最初几个世纪文化里普遍有的罪。一个有趣的案例与一位罗马省长，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有关，他曾拷问基督徒，以便更了解他们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可能构成的威胁。在审问中，似乎有些基督徒为了博得普林尼的信任，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然而，也有其他人坚持下去，导致普林尼得向图拉真皇帝（Emperor Trajan）请示应如何处理。

普林尼和图拉真之间一来一往的信件成为极重要的“非基督徒视角”的资料来源，呈现第二世纪基督教群体的本质及样貌，也证实有部分基督徒后来放弃信仰、脱离教会的事实。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在基督教遭受迫害的不同时期，放弃信仰的事件不断发生。后来的教会领袖，如迦太基的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便曾谈及该如何让“背离的”基督徒重新融入教会。

这段历史的插曲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脱离福音派主义”（exvangelicalism）和相关的运动。现今的基督徒如何对待那些离开教会的人？问题出在信仰、神职人员还是其他方面？社交媒体等现代社群平台的发明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多大的影响？深入探讨近期一些对“无特定宗教信仰者（nones）和“离开信仰者”（nonverts）的研究，比较这些人与初代教会基督徒的经历也许对我们会很有帮助。

根据威廉斯的说法，君士坦丁时代和后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在文化罪恶方面也没有表现得更好。研究古代晚期的学者对基督教团体之间的暴行，以及透过权力和手段来左右教会决策的事迹并不感到惊讶。然而，现代基督徒应该对此感到震惊，并提醒自己，这种姿态与基督教的美德背道而行。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和实践上的分歧可能更多是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而不是出于神学。支持以暴力或权力操控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与基督教本质的实践是对立的——基督教从来都不应是这样的宗教。威廉斯指出，“有时，我们意见的分歧并不与正确的神学有关，更多是关于表象的事。这些分歧应让我们担忧及认罪。”我实在无法同意他更多了！

威廉斯将四、五世纪时的教会与当今活跃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崇拜名人的文化联系起来，这让我特别受到鼓励。许多人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为对罗马文化及其与现今社会的相似之处的批判，但威廉斯把奥古斯丁的思想当作手术刀，小心翼翼地用它切除教会里的癌性肿瘤。奥古斯丁对罗马的失败和罗马宗教的荒谬处直言不讳。简言之，将人类的终极盼望寄托在世俗的王国上，充其量是冲动鲁莽的。虽然天国子民关心地上国度的福祉，但他们对地上国度的远景及短暂性有着务实的态度。

这本书最令人惊讶之处是，威廉斯用早期修道院运动来推论高举基督教名人的危险性。在四世纪后期，许多人退隠到埃及的沙漠和周遭地区，他们灵性的名声和地位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但正如威廉斯所描述的，这些沙漠僧侣的灵性之旅与异教徒的朝圣之旅并没有什么不同。

沙漠僧侣也代表着我们现今要学的实际功课。有许多人批评教会聚会抑制了个人的属灵经历。但是，无论我们从早期的修士那里学习到什么样的属灵洞见，这些洞见都应该用来服事、造就神的子民。

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

《初代教会的文化基督徒》为读者提供很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应如何从基督教历史中这个关键时代汲取教训。这本书的目的并非为了详细介绍初代基督徒的样貌。然而，它强而有力的指出人性本质和每日跟随基督所面临的真实的长期性挑战。基督教教义总是指出我们文化里的问题，无论是在第一世纪还是21世纪。

这本书的观点不是悲观的，而是实际的。威廉斯提出她对上古晚期文化的见解、她身为基督门徒的执着，以及她对现代福音派的观察。在书中有些部分，我希望威廉斯能让读者自己作出结论，而不是用这些章节与现代福音派生活和思想的各种联系作为结尾。但总而言之，这本书为今日的基督徒铺陈一个公平比较的基础。威廉斯并没有为这些“文化之罪”辩解，而是透过仔细的历史研究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如何像我们的前人一样容易犯这些错误。

与其盲目地推崇初代教会，或许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清晰明确的教训，并将它们实践在我们今日的际遇中。威廉斯这本书绝非抽象的社会历史研究，而是一本极好的“实用的历史”书。

认识到我们文化上的罪，应将我们带回耶稣所教导的那个颠覆世俗社会的国度伦理。祂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历史长河里没有所谓的教会的黄金时代，唯有将来永恒中的荣耀时代。

科尔曼·福特（Coleman Ford）是西南浸信会神学院的人文学助理教授。他是古代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办人，也是牧师神学家中心的研究员。他是《以祂的形象造成：基督徒塑造指南》（Formed in His Image : A Guide to Christian Formation）的作者。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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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健康及长寿福音

即使我们应是自己身体的好管家，也应同时抗拒健康及长寿福音。

Victor Freitas / Pexels

我敢说，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喜欢开成功神学（又称“昌盛福音”）的玩笑，尤其笑他们常说的老话——“主的祝褔是健康和财富（health and wealth）”— —很荒谬。但我们这批人却也同时信奉的类似的子信仰：我们是健康福音的虔诚信徒。好似把财富一词拿掉，我们即使是物质（身体）主义者也没问题。我说的正包括我自己。

周二的《华盛顿邮报》刊登ㄧ则新闻说，“每日食用红肉会增加早逝的机率”。这吸引我这位牛排爱好者的注意。原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联合进行了一项饮食与健康的研究。从 1995 年开始，他们跟踪调查 50 多万名50 至 71 岁人士（以白人占多数的）。不意外的，在之后的 10 年中，有近 4.8 万名男性和 2.3 万多名女性相继去世。

但让一些人惊讶的是，在考量到吸烟和运动习惯的情况下，那些吃最多红肉的人——每天食用约四分之一磅——更有可能在研究期间死亡，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死于心脏病和癌症。

即使是业余科学家，也会对这项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结论提出质疑（例如，人们也会揣测，饮食、习惯和遗传或许更能说明为什么吃红肉的人在晚年时容易得心脏病）。尽管我也持怀疑的态度，不过，我现在可能会比以前再少吃一些红肉（在此之前我已减少红肉的摄取量了！）。因为，现在每次坐下吃波兰香肠或汉堡时，我不再视它们为愉快的事。摆在我面前鲜嫩多汁的纽约牛排如今不再象征着上帝的恩赐，而是专门伤害健康的魔鬼和死神的诱惑。

这项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困扰我们的众多研究之一。因为各种食物，尤其是我们传统上最喜欢的食物，那些充满甜味和油脂的美味食物，如今都被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是对什么的威胁？

长寿。这些研究多数是为了探讨某种食物或营养素与死亡的关系。是的，对疾病和健康的关注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要延长我们的寿命。健康科学界的目标似乎是要标示出那些会导至寿命缩短的食物，毕竟，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尽可能地想活得越久越好。

现在，一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会开始怀疑这可能不是个非常高尚的想法。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会在新闻标题上看到食物与幸福感的关联性时，这种感觉就更深了。我们从未见到：“有研究指出，每天吃完红肉，然后再吃一盘冰淇淋的人，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往往会感到更轻松、愉快。”

这种对食物及死亡之间关系的执着，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对死亡深感恐惧的另一种展现。这些研究的潜在含意是：“若现在就开始像斯巴达人那样吃东西及运动，就能保持活力和清醒的脑袋直到90岁——再有伟哥的加持，万事皆可能！”

这种对长寿的著迷在医疗领域尤为明显－不仅没有信仰的人如此，最虔诚有信仰的人甚至更加追求长寿。

一周前，《洛杉矶时报》报导，一项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宗教信仰是癌症末期患者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考量，那他们使用呼吸机或接受其他侵入性治疗的可能性高出其他病患近三倍”。即使这些治疗无法提高患者长期生存（复原）的机率。

换句话说，无论机率如何，最坚持想活下去的人似乎是最虔诚的人。作家凯伦·卡普兰（Karen Kaplan）对此现象反讽道，“对某些人来说，延长几天甚至几小时的生命，似乎能争取更多『祷告被回应』的宝贵时间。”她随后引用中西部医疗中心教牧关怀暨社工主任珀西·麦克雷牧师（rev. Percy McCary Jr.）的话：“他们努力给上帝所有机会能照着祂的心意行事，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有能力而且会这样做，他们为奇迹的出现打开大门。”

真是辛苦啊！我们寻求侵入性、高风险的治疗方法的原因是为了要获得奇迹——让我们能多活几年。

一些敬虔的人认为，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没错。但门徒训练的最高境界难道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甚至置我们的肉身于风险中吗？如果保罗的首要任务是顾好自己的身体，我想他不会让自己处于沉船、被殴打及饥饿等的常态环境里。纵观教会历史，圣人（信仰的楷模）最终常是病恹恹、瘦巴巴、衣衫褴褛、精疲力竭、英年早逝，因为他们在侍奉上帝和他人时 “毫无保留”。

有时我在想，成为我们肉身的“好管家”——从保持健康到长寿——是否已成为除掉门训里艰辛困苦部分的另一种方式。那么，我今晚是去健身房消耗一些卡路里、纾解精神的压力，还是去街友庇护所当志工呢？鉴于我们每日繁忙的时间表，这往往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选择。可惜的是，如今有许多人认为这两者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实践的义务。

我们当中一些人改变饮食习惯、接受侵入式的手术，是因为家人恳求我们，说他们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世上待久一些。家人这样做，反而是强迫我们放弃那无与伦比的快乐，这种做法算得上爱吗？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使徒保罗如此说，但他的思路对我们而言却越来越陌生。

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他的经典著作《行传与见证》（Acts and Monuments）中说，当新教徒拉蒂默（Latimer）和瑞德利（Ridley）在玛丽女王（也就是“血腥玛丽”）的迫害下被押赴刑场时，拉蒂默鼓励他的殉教伙伴：“振作起来，瑞德利，勇敢的扮演好你的角色！”

今日，拉蒂默仍会说“勇敢的扮演好你的角色！”他会提醒瑞德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旅行的目的不在于长寿，而在于活得有意义。

马克·加利是《今日基督教》的高级执行主编。着有《伟大且可畏的爱：认识神属性的灵性旅程》（A Great and Terrible Love : A Spiritual Journey into the Attributes of God）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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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拯救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教会并非基督徒生活里的一个“选项”，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生命紧密相连的民族，而不是独自应对困难的民族。

图为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如今正面临着“脱离教会（Dechurching）”的风潮，宗教滥权、人心冷漠、数位媒体的操纵⋯⋯皆被指名为祸端。关于离教风潮的讨论里有许多假设，以及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方案。但是，多数对福音派离教风潮的分析都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教会所教导并以身示范给会众的，是种毫无生气的教会神学（church theology）。事实上，离教风潮的起始原因可能正来自教会内部。

丹尼尔·威廉斯（Daniel Williams）近期在《今日基督教》上写道，许多福音派知名人物自己本身也没有经常去教会，而这来自一种不健全的教会论。威廉斯说，今日离教风潮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福音派领袖树立了不良的先例。这个问题也来自福音派内一种基本假设：即基督徒的生活最终是个人的经历，基本上是上帝和个人灵魂之间的事。

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教会经常被视为只是基督徒生活里的一个选项，主要是帮助我们活出个人信仰的一种方式。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人灵命成长或有属灵上的经历。但这种理解并不正确，严重放错了重点——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正是基督信仰生活的本质。

因此，试图以教会能为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益处”来解决离教风潮的危机，就是试图让起初导致我们走到目前这个地步的问题死灰复燃。诉诸个人经验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罪从起初就在做使人分裂和彼此有距离的工作，将一群人分散至单独的个体，而上帝医治的方式不可能以疾病的形式出现。

正如格哈德·洛芬克（Gerhard Lohfink）所言，上帝创建的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聚在一起的个体。神的百姓透过ㄧ同祷告、一同有敬虔的生活方式、相同的目的，彼此不可分割的成为一个民族。圣经吩咐我们聚集在一起，因为神就是这样呼召我们，祂呼召我们成为这样的“新的民族”：在世界万族万民中成为新的族类，如同一块块活石连结建立而成的圣殿（希伯来书10:25；以弗所书2:21）。

那么，众教会应怎么做以重新获得同为神所建立的民族的身份呢？用威廉斯的话来说，我们应如何挽救福音派的教会论？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团契生活》是在教会面临一场危机时写的。当时，潘霍华正在帮助羽翼未丰的认信教会（Confession Church）建立一所新的神学院。认信教会是因不认同德国国家教会（German National Church）的信念而创立的，因为德国国家教会修改了自己的信条，加入一条新条款以表示效忠元首（希特勒）。

德国国家教会试图透过将自己与希特勒连结在一起来展现自己是个真正的“人民的教会”——这当然是种谋求长期生存的策略，但却付上成为异端的代价。尽管潘霍华处在与我们非常不同的时空背景，但今天的教会在今日文化中求生存所面临的挑战，趋使我们问与潘霍华同样的问题：我们试图拯救的“教会”究竟是什么？

潘霍华写道，教会并非以个人的经历为中心，也不是以一位能描绘令人信服的愿景的强大领袖的能力为中心。这些或许可以维持住教会，但也只能短暂的维持住。相反地，教会在其所有运作实践中都意味着教会是个共同体/群体（community）——是个透过彼此的相交遇见基督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生活在附近的个体。

这样的共同体应以基督为中心——祂就在他们之中。基督呼召每个人超越自己，进一步成为这个集合体的一份子。只有基督才能使教会生存下去以及成功，只有基督才能召唤一群以“成为在这世上属神的民族”为中心信念的人同为一个身体。

如果我们追随潘霍华，以为把各个教会变成各样的群体，教会就会兴旺，我们误会了他的重点：是共同体/群体使教会之所以能是教会。

对潘霍华来说，个人独自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灵把我们连成一个身体，我们透过彼此对话、共享爱宴、一同读经、陪伴在彼此身边之中与基督相遇。潘霍华在《团契生活》中盛赞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为了使教会成功，不如说是为了使教会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

但是，成为一个民族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方式。它意味着把我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回我们所熟悉的基督徒生活的实践——聚会唱诗、读圣经、一同用餐——只是我们心里有个更远大的目标：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这样看来，尽管《团契生活》是本实用的著作，它也是一部深邃的神学著作。

例如，当我们一起读经时，潘霍华建议我们选择较长的经文，让经文提醒我们上帝正在祂的子民身上工作，也就是现代教会要承担的工作。这些经文著重于我们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共同拥有的数个世纪前的老故事，而不是著重于关乎个人的故事。潘霍华尤其推荐诗篇——以色列人的祈祷书——它引导我们关注教会与以色列持续的关联性，以及我们成为属神的民族的呼召。

同样的，当我们唱诗时，潘霍华建议大家一同开口歌唱，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而是集中在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民族的事实上。当我们一起祷告时，潘霍华要求我们首先为那些关乎我们共同生活的事祷告，而不是只为个人的事祷告。

当我们在周间分散各处时，基督有充足的时间透过经文向我们个人关心的事及个人的生命说话。潘霍华说，即便是这段时间，也是为着造就更大的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可以将基督在我们分开时赐给我们的带回教会。

类似的理念也适用于我们如何读经、一同用餐及思考事工使命。如果教会各类实践的目的是将我们聚集成为一个民族，不仅我们做什么很重要，我们如何做也很重要。

正如潘霍华提醒我们的，“基督教的手足情谊并非我们必须实践的一种观念，而是上帝在基督里创造的现实，使我们能参与在其中。”祷告、唱诗和服事并非灵丹妙药，而是上帝邀请我们进入的一个更深层、基督已然成就的现实。

我们邀请我们当中所有基督徒——不仅仅是那些特别会读书的菁英——成为读圣经的人。我们以一种所有人能聚在一起吃饭的方式吃饭。我们参与事工不是为了使人们成为附属于某种宗教的个体，而是为了使他成为一个共同体/群体的成员——在这个群体中，我们彼此发挥恩赐，并从彼此身上领受基督的话语。

在谈论祷告的互惠性时，潘霍华说，是“其他所有人在为某个人和他的祷告代求”使个人为群体祷告成为可能。他问道：“一个人怎么能在没有受到团契的温暖和支持的情况下为团契祷告呢？”

ㄧ个人会有什么样的属灵生命，首先倚靠的是神在基督里创造的共同体/群体。这里说的“教会”不是种事后诸葛，而是种预设条件。神正在创造一个因着生命连结于基督，每个个体能走进世界的民族。

圣灵把我们从各地吸引到一起，并与我们一同走进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我们聚集在同一处还是分散各处。但这种分离是为了再次相聚。我们注定要成为一个生命紧密相连的民族，而不是独自应对困难的民族。

若我们想应对这波“脱离教会”的风潮，我们的回应方式不能与导致我们走到这ㄧ步的方式一样。因为教会给予我们的东西无法被归类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里：教会带给我们耶稣，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身体里，我们成为跟随基督的人，并在这里经历到基督的同在、生命的改变。

正如门徒们一起学习聆听耶稣的声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仅仅修改我们错误的福音派教会论，视教会为我们信仰生活的额外辅助。事实上，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种想法。如果“脱离教会”风潮的结果是我们终能摒弃这种错误的教会观，那就更好了。

迈尔斯·沃恩兹（Myles Werntz）是《从孤立到群体：基督徒团契生活的新愿景》一书的作者。他为Christian Ethics in the Wild部落格的撰文作者之一，并在艾柏林基督教大学任教。

翻译：江山 / 校编：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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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恩（Wayne Grudem）改变他对家暴离婚的看法

Rebecca Randall

著名的互补派神学家表示，他不再认为《圣经》只提供两种结束婚姻的正当理由。

Courtesy of Wayne Grudem

（本文原发表于2019 年11 月26 日）

著名的加尔文派神学家及互补论学者古德恩（Wayne Grudem）宣布改变自己的立场，肯定在家暴的情况下离婚的圣经依据，并于上周举行的福音派学者的重要聚会上分享他的新立场。

古德恩说，在听闻真实夫妻的例子——信仰使他们必须承受暴力而不是分离——后，他更仔细地研究圣经相关经文，并得出结论，他如今认为，家暴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前提是牧师和长老在带领夫妇作出这个决定时寻求神所赐的洞察力。

这是对他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所做的修正，该观点于2018年他所著的教科书《基督教伦理学》中发表。历年来，多数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圣经里只有两种合理的离婚理由：通奸（太19:9）或被非基督徒的配偶遗弃（哥林多前书7:15）。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和我认识到一些令人心碎的例子，例如持续整整几十年的严重性侮辱和性贬低，以及另一起持续了几十年的肢体暴力婚姻，”他告诉《今日基督教》。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被暴力以待的配偶都保持沉默，认为基督徒的责任是维护婚姻，除非有通奸或遗弃的行为——然而这些未曾发生。”

古德恩是《圣经男性与女性委员会》（CBMW）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上周举行的福音派神学协会年会（简称ETS，为福音派神学研究领域著名学术交流会议）上发表题为“离婚的理由”的演讲，介绍他关于这一主题发表的文章：《为什么我如今相信离婚的理由不只两个？》

先前支持家暴为合理离婚理由的人指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5中使用了动词“分离”，认为这节经文适用于配偶为寻求保护而逃离家庭的情况。但古德恩原先并不信服于这个论述。

这节经文如下“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林前7:15）。

“多数解经书认为希腊文‘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遇着这样的事）’仅指不信者离弃配偶的情况，”古德恩说。但在进一步研读后，他发现这个片语并未在圣经中其他地方出现。古德恩研究古希腊文学中该短语的52种用法，发现“ἐν τοῖς τοιούτοις”通常不单指作者已提到的单一种情况（在林前7:15即不信主的伴侣），而是指类似的情况（复数）。

古德恩说：“这些例子让我得出结论，在林前7:15，‘遇着这样的事’应理解为包括任何类似破坏婚姻的情况。”因此，古德恩得出结论，家暴属于这样破坏婚姻的情况。

然而，他澄清道，当是否离婚的疑虑出现时，恢复关系仍然是首要目标。如果施暴的配偶是基督徒，就应该进行咨商和教会管教，但如果施暴行为没有停止，教会领袖就应慎思，这种情况可能意味受害者有寻求离婚的自由。

生命之道研究中心（LifeWay Reseach）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略高于一半的福音派牧师（55%）认为离婚可能是家暴案的最佳选择，只有4%的牧师认为即使存在暴力，夫妻也不该离婚。

古德恩说，ETS与会人员的反应“非常正面积极及赞赏”，他几乎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一位女士会后告诉我，她为遭受家暴的女性提供咨商，当她读到我的提纲时，她流下了眼泪。不止一个人对我说：‘我本来准备好驳斥你的观点，但你说服了我。’”

从事家庭暴力复原工作的临床心理咨商师阿里尔·博瓦特（Ariel Bovat）在推特上表示，古德恩的演讲是此次ETS的MVP。她写道：“这些资讯将使许多女性从施暴者手中获得自由！”

在#MeToo和#ChurchToo时代，在家暴处境下离婚一直是福音派人士热烈讨论的议题。

2018年围绕着美南浸信会领袖佩奇·帕特森（Paige Patterson）的争议始于他建议一名女性顺服暴力欧打她的丈夫的录音在网路上盛传开来。《今日基督教》当时报导，帕特森表示，他曾建议并帮助女性离开施暴的丈夫，但他坚持自己对婚姻的委身，他绝对不会建议人离婚：“身为一名福音传道人，我怎能这样做呢？《圣经》清楚地表明上帝看待离婚的方式。”

僅僅几年之前，古德恩曾和其他互补派神学家参与一场关于三位一体本质的神学辩论，这场辩论对他们关于性别角色和女性顺服的教义产生影响。女性互补论者尤其反对过度强调顺服，因为这会让妻子们认为她们必须顺服家暴她们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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